我和长生都吓坏了，我们坐在地上，张开嘴巴，却一句话也喊不出来。高大的黑影很高兴，他一摇晃，纷乱的头发就披散在了脑后，月光下的那张惨白的脸显得更为恐怖，他离开了白杨树，一步一步地走近我们。近处，白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响着，而远处，则是鬼过河的尖厉的啸声。

我们都极为后悔，后悔刚才离开了人字形瓜庵。

突然，我们看到从瓜地的方向跑来了高老伯，高老伯大声吆喝着：“你个挨的，在这里弄啥哩，还不回去！”

高大的黑影停住了脚步，他望着月光下满脸怒色的高老伯，像被蝎子突然蜇了一下一样，惊恐地转身逃走，留下一路磕磕绊绊的尖叫声。

高老伯跑到我们跟前，气喘吁吁地赔礼道歉：“是我儿子。那贼在瓜庵外一照面，我就知道没好事，真是的，回去我教训他。”

我们狼狈万分地从地上爬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尘土，我好奇地问：“他咋啦？”

高老伯神色凄然地说：“前年，娃给人挖煤哩，有一天夜晚过河，遇到鬼了，就把娃吓成这样了。”

我问：“这世界上真的有鬼？”

高老伯认真地说：“当然有的。”

我问：“把人吓成这了，你们当初没有去医院看看？”

高老伯说：“没钱，听说这病要花好几万呢。我找了一个煤老板，看人家能不能发点善心，结果人家不但不给钱，还抢白了一顿。”

我想，我们那里的煤老板基本上都为富不仁，宁肯在赌桌上一掷千金，也不会拿点钱做好事。

无意中问了一句高老伯：“哪个煤老板？”

高老伯说：“黑娃。”

“哪个黑娃？”

“就是抬着两麻袋零钱给人付饭钱的黑娃。”

“这事你也知道？”

“全县没有人不知道。”

我向高老伯打包票说：“这事包在我身上，我向黑娃要点费，给娃做点赔偿。”

高老伯好奇地看着我：“你能要下？”

我信心爆棚地说：“只要我开口，他多少总要给些。”

高老伯感动地说：“啊呀呀，那就不知道该说啥好了……”

“啥都不说了，我应该给你办这事。”我当时觉得十拿九稳，我觉得自己就好像已经办成了这事一样。

我和长生向村庄走去，走出了几十米，高老伯突然又赶上来了，他喘着粗气问我：“娃娃，你还没有对上象吧？”还没有对上象，就是还没有找到对象。

我点点头。

高老伯说：“我有一个侄女，人长得像画上的娃娃一样，觉得和你蛮般配的。你看咋样？就是吃农业粮，害怕你们吃商品粮的看不上。”画上的娃娃，就是年历上的电影明星。

我笑着说：“我先把事给您办成了再说。”

高老伯说：“我的事另论。我这侄女可真的好，就是吃农业粮，看你弹嫌不弹嫌？”

那时候的人们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阶层，一个是吃农业粮的，一个是吃商品粮的，两个阶层之间几乎水火不容，互不通婚。吃商品粮的国家供养，旱涝保收，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和逐年上涨的工资；吃农业粮的生活艰辛，不但领不到老公家的工资，还要无偿向老公家上缴一部分劳动成果，剩下的常常使自己食不果腹。这种恶劣的极不公平的社会制度解放后沿袭了几十年，直到近几年温总理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后，才有些变通。

那天晚上，我和长生睡在于老伯家。于老伯家的儿子儿媳去了南方，三年都没有回家，他们每隔几个月，才给家里打个电话。和几乎所有农村的青年一样，他们逃离了土地，因为土地只能带来繁重的劳作，却不能带来财富，他们怀揣着改变命运的发财梦想来到了城市，却发现自己同样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有些人打工几年，连一张回家的车票也买不起。

回到黑娃的煤矿后，我开始打听黑娃的发财之道，我始终想不明白，一个食不果腹的乞丐，在短短的时间里，怎么会成为亿万富翁，这是中国式的神话故事。因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一批人的财富迅速积累，又迅速暴富，放眼古今中外，这绝对是空前绝后的。

像现在的长生一样，黑娃当初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干上了挖煤的营生。不同的是，长生挖煤，是为了支付大学生妹妹高昂的学费，支付母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医药费；而黑娃挖煤，只是为了能够顿顿吃上大肉片。

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长期高强度的劳作，让骨瘦如柴的黑娃变得皮粗肉厚，结实耐磨。黑娃挖煤的第三个年头，有一次在矿区转悠，遇到了几个学生流氓在欺负一个少年，少年看到头发里落着一层煤灰的黑娃说：“你给我把他们打跑。”黑娃不想管闲事，可是那几个穿着喇叭裤的学生流氓纠缠上了黑娃，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把黑娃当成了活靶子，你一拳我一脚，嘻嘻哈哈地锻炼身体。被激怒了的黑娃怒吼一声，抡起每天摸八小时镐把的拳头，砸向他们摸钢笔圆珠笔的手掌，将这些华而不实的学生流氓打得鼻青脸肿，狼狈逃窜。而挨过无数拳脚的黑娃，也眼角出血了。

后来，黑娃才知道了，他帮忙打架的那个少年，是这家国营煤矿矿长的儿子。

黑娃时来运转了。

矿区学校里的学生历来都不注重学习，他们的崇高理想就是考上技校，进入矿区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子承父业是那时候的优良传统，工人的子女可以接班，农民的子女如果跳不出农门，也子承父业当农民。那时候，当农村学校里的每间教室灯火通明，农家子弟们刻苦攻读时，矿区学校里的学生在街道上徜徉，在树林里幽会。当农村的高中每年诞生大量的大学生时，矿区学校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考取。矿区的学生在中学毕业后，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矿区上班，每月拿着国家固定的工资，旱涝保收，所以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用来谈恋爱和泡女人。我清楚地记得，我刚刚考上初中专的那一年，我们那时候是学习成绩最好的进初中专，我在上千考生中考取了第一名，才进入了初中专。考上初中专的那一年我认识了一个矿区的高中学生，和我同龄，他说他睡过的女人都有一个加强排，他还详细地向我解说女人的生理构造，而我那时候还从来不知道女人的身体结构是什么样子。我对女人的了解，居然是从那个流氓开始的。

矿区学校里的学生分成了几派，每天争吵打闹，无止无休。打架是他们学生生活中最重要的生活内容之一，再一个内容就是“日逼”。矿长儿子一旦遇到打架，就会提前通知黑娃一声，青春年少热血沸腾的黑娃叫上一群挖煤的年轻人，手持镐把，威风凛凛地出现在打斗场合，每次都大胜而归。

因为打架，黑娃和矿长儿子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因为这份友谊，临时工的黑娃转正成了正式工人，他幸了狗屎运，他吃上了商品粮，他完成了鲤鱼跳农门的伟大转变。而那时候我们夜夜在煤油灯下刻苦攻读，也是为了能够吃上商品粮。那时候的农民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忍受着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和盘剥，每个被榨干了血汗，像老牛一样累得爬不起身的农民，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他们能够吃上老公家的商品粮。我现在还能记得当初初中毕业填报志愿时，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重点高中，但是父亲一定要我填报初中专，因为那时候家中已经穷得无法供养我上高中，而考上了初中专就不需要家中负担学费生活费了。三年初中专毕业后，我分配到了县城深山里的一家小工厂上班，而当初学习不如我的同学考上了北京、上海的大学。四年后，我边工作边自学考上了一个小城市里的三流大学，而他们分配到了大城市工作。又过了四年，他们成为了单位的骨干时，我遵照“哪里来哪里去”的分配原则，又回到了小县城……因为国家特殊的政策，因为农民家庭的极度贫穷，我与当初的初中同学，差距越来越大，此生，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赶上他们。

矿长的儿子中学毕业后，也象征性地参加了考试，进入了技校。在技校学习两年后，他不出意外地分配到了煤矿的行政科。行政科权限很大，它要管挖煤之外的所有事情。

矿长儿子毕业后的第二年，煤矿进行企业改制，所有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股份制改革，老家人的理解就是，把老公家的工厂卖给厂长。事实上，最后老家的国营工厂都变成了公司，公司的董事长也就是法人，还是厂长，“换汤不换药，等于是把猫叫了个咪。”老家人说：“不同的是，你以前是给国家工作，现在是给厂长打工。国家不想要你，还有个程序；厂长想不要你，就是一句话的事。”我不知道老家人理解得对不对，我到现在都弄不明白股份制改革是怎么一回事，当初为什么要进行股份制改革。

煤矿也在改制，改制前要进行资产评估。资产评估的事情都由行政科办理。精明的黑娃意识到这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他给厂长儿子说，自己想买一个小煤窑。那时候，国营煤矿的周边已经挖开了很多小煤窑，小煤窑里面蕴藏着多少煤炭，谁也不知道。

经过一番辛勤的运作，黑娃最后用8000元买下了一个小煤窑。

黑娃所购买的那座煤矿被当地的专家们预测为即将告罄的贫矿，专家们信誓旦旦地预言说，黑娃购买的这座煤矿总产量不到500吨，当时每吨煤的出矿价格是150元，这样，老板名为黑娃的那座煤矿只价值7.5万元，扣除机器磨损和人员工资，黑娃能够赚到的钱仅仅两三万元。

所有人都认为黑娃用买牛的价钱买了一头猪，而且是一头做了绝育手术的既不会生崽又不能吃肉的老母猪。

然而，黑娃的煤矿直至今天还在源源不断地出煤，已经出产了不知道多少个500吨。这些年，无数的事实证明了，专家们的预言都是无稽之谈，都是信口开河。在这样一个没有信仰的年代，你宁肯相信公鸡四条腿，也别相信专家那张嘴。

坊间流传的说法是，黑娃用1万元买通了专家。买通专家的钱居然多于购买煤矿的钱。被四个老人头击倒了的专家就昧着良心说假话，和那些贪官污吏们，将无穷无尽的国有财产拱手送给了黑娃。当黑金变成了黄金后，各方就坐地分赃。

黑娃以8000元的价格买到煤矿没有多久，冬天来临了，煤矿的冬天也来临了。

黑娃坐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过山车。那年冬季，尽管天寒地冻，可是煤炭价格低廉，堆积如山的块煤和末煤无人问津。黑娃的生意像一株刚刚开花的嫩黄瓜秧，还没有结出黄瓜，就遭到了一场严霜。黑娃的贷款还没有还完，就生意滑坡。

那时候，刚刚经历了企业改制的煤老板，生意都没有多大起色。那时候，煤老板还不是暴发户的代名词。在我们那里，说谁长得又粗又笨的时候，就说他像煤老板；说谁又穷又傻的时候，也说他像煤老板。这就像多年后的今天，夸奖一个人的时候，就说她是小姐，人靓有钱；贬低一个人的时候，就说他是诗人，迂腐穷酸。

黑娃又粗又笨，又穷又傻，他是当年煤老板的标准写照。

很多年后，我们家乡的人还能记得黑娃的草绿色军裤。那条掏了20元在街边服装店买来的仿制军裤，陪伴了黑娃的屁股好几年。后来，军裤的膝盖处磨破了，还打了两块补丁。黑娃经常穿着这条特色鲜明的伪劣军裤走进寂静的煤矿，看着越来越少的矿工和堆积如山的煤炭，愁容满面；或者走进街头的小吃店，两块钱买一碗汤面条，吃得满口生津。那个冬天，下身一条军裤，上身穿着旧棉袄的黑娃，袖着双手走过街巷，阳光打在他乱蓬蓬的头发上，头发上沾着稻草，他浑然不觉。人们指着佝偻腰身走过的黑娃说：“看，这就是想当老板的下场。”黑娃是那时候我们家乡生意人的反面教材。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老祖先的话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志短的黑娃听到人们议论他，总是装着没有听见，像被蜜蜂追赶的野牛一样仓皇离开。

后来，黑娃想把自己的煤矿转包出去，他说尽好话，从7000元降低到了3000元，但是没有人接手。那时候的煤矿就像一堆新鲜的狗屎，臭气熏天，谁见了都想躲得远远的。

听人说，那年春节是黑娃最难熬的一个春节，矿工们找上门来要工资，扬言说如果不给钱，就把黑娃大卸八块。黑娃袖着双手蹲在墙角，斜睨着矿工们说：“你们看我哪一块值钱，就把哪一块卸去。”矿工们面对一脸无赖状的黑娃，只好在地上吐两口浓痰，愤愤离去。银行找到黑娃催还贷款，黑娃的怒气比银行还大，他埋怨银行当初为什么要贷款给他，如果不贷款，他就不会买煤矿。银行的人无可奈何，只好骂一通臭狗屎就离开了。多年后，黑娃给我说：“人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要把自己变成一堆臭狗屎，这样就没有人敢踩在你的头上了。”

那时候的黑娃经常向人借钱，他的伪劣军裤裤袋里常常连一顿饭钱也没有。人们说那时候的黑娃见到熟人就说：“老伙计，借给我两块钱，这些日子手头有些紧，一有就立马还给你。”黑娃口中的老伙计都知道黑娃欠了人一屁股烂账，他们像专家一样预言到黑娃还不起两块钱，把这两块钱给了黑娃就等于把钱打了水漂，所以他们总是说：“啊呀呀，我这些日子手头也有些紧，一有就立马借给你。”黑娃看着老伙计离开的毅然决然的背影，总是骂道：“把他妈日的，啥社会嘛。”很长时间里，“把他妈日的”成了黑娃的口头禅，就像“操他姥姥的”是蔡亮子的口头禅一样。

想当老板的黑娃差点儿又当了乞丐，人生的终点又回到起点，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那些年里，黑娃将自己的脸锤炼成了铜墙铁壁，不论谁用怎么难听的话语讥讽他，不论谁用怎么恶劣的态度对待他，黑娃都不会动容。黑娃像很多年后的妖道李一和假中医张悟本一样，那张喜怒不形于色的脸就是他们的法宝，他们说谎话的时候脸不变色，遭遇尴尬的时候也脸不变色，甚至在遭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羞辱的时候，还是脸不变色。那时候黑娃有一句至理名言：“要脸的害怕不要脸的，要命的害怕不要命的，你不要脸还不要命，这世界上就谁都害怕你。”

黑娃欠债很多，但是黑娃从不在乎。黑娃把这叫作“虱多不咬，债多不压”。这年头，黄世仁害怕杨白劳，周扒皮害怕高玉宝。杨白劳欠债不还，黄世仁就没辙了，高玉宝死打硬缠，周扒皮只能退避三舍。

黑娃从来不害怕要账的，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要账的就在他家门口排成长队，现在人们还在津津乐道黑娃和要账的之间的精彩对白。

黑娃：“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要账的：“你那条贱命值不了几个钱，没有人要。”

黑娃：“你这是侮辱我的人格。”

要账的：“你这种人就没有人格。”

黑娃：“没有人格可就啥事都能做出来，你们以后出门小心点儿。”

当初借钱给黑娃，满心以为能够分来一杯羹，没想到成了欠账，还受到人身威胁，要账的最后只好铩羽而归。炒股票炒成股东，炒房子炒成房东，玩小姐玩成老公，打麻将打成相公。这世界总有一些倒霉人碰到一些倒霉事。要账的倒霉，黑娃也很倒霉。

黑娃的霉运还在继续。

在最落魄的时候，黑娃关掉了煤矿，跟着一名老矿工学制土炸药。那时候一直到现在，炸药都属于管制物品，而开煤矿又需要炸药，购买不到，民间的土炸药就有了市场。

黑娃曾经向我说起过土炸药的制作方法，硝铵、木屑、柴油，按照一定的比例，放在铁锅里熬制，就能造出炸药。那时候的治安抓得很紧，黑娃跟着老矿工天不亮就背着铁锅和坨坨馍来到秦岭山深处，他们在荒无人烟的深沟里点起火，支起铁锅，倒进硝铵。硝铵遇热就会发出刺鼻呛人的气味，刺得黑娃喷嚏连连，呛得黑娃泪流满面，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黑娃在上坟烧纸，祭奠祖先。硝铵遇热变成液体，黑娃再把木屑和柴油倒进去，小心翼翼地搅拌熬制，熬制成枣末糊的样子来。黑娃神情专注，满脸肃穆，像熬制镭的居里夫人一样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工作充满了极大的热情。

熬制土炸药最关键的是掌握火候，火太小无法熬制，火太大则引起爆炸，尽管黑娃小心翼翼，可好几次都把自己炸成了诺贝尔。最厉害的一次，黑娃被炸断了半根手指。黑娃右手的小拇指残余了两个指节，这两个指节一直以一种奇形怪状的姿态向里弯曲着，不仔细看是看不出的，因为他的残疾小拇指总是掩藏在无名指的后面。

熬到了一定火候后，将枣末糊晒干，这就是土炸药。那时候的煤矿几乎都处于停产状态，黑娃熬制土炸药是为了制造“炸弹”。这是一种现在已经绝迹了的喜庆用品，它被鞭炮所代替。炸弹的制作方法是：筷子头包着纸张，糊成一寸高的桶状，一头密封，一头敞开，给密封的那头装上一点土炸药，再用小米粒状的小石子填充，包严，密不透风，一颗炸弹就制作成功了。撂炸弹也有技巧，右手大拇指和中指夹住炸弹中间，食指放在炸弹的顶端，用力向干硬平坦的地面甩去，炸弹底端与地面剧烈相撞，就会撞出一声清脆，纸片炸开，石子纷飞。那时候，每逢过年前夕，集市上总能看到双手捧着棉帽子的黑娃们，帽坑里装着炸弹，一路吆喝着走过人群。县城是天天都有集市，乡镇是十天才有一次，那时候能够进县城看看是所有山里人的梦想。

黑娃曾经有过一个老婆，一个和他非常般配的老婆，看到他们两个就会让人产生“鱼配鱼，虾配虾，西葫芦配南瓜”的联想。这个老婆的身材和黑娃呈相似形，他们都同样矮如木桩，粗如水桶，没有怀孕也给人造成了怀孕的错觉。在我们老家，一个男人的婚姻是由房屋和猪决定的，媒人向女方介绍男方的时候，第一句话先是说他家有几间房屋有几头猪，至于男人的性格和长相，媒人只字不提。挖煤的黑娃没有房屋没有猪，能找到一个女人就是烧了高香，他哪里还顾得上挑剔女人的高低胖瘦。

黑娃挖煤的时候和女人结婚了，转正的时候生下了儿子，儿子上学后，就在黑娃准备再接再厉，再生个儿子的时候，他承包煤矿，遇到了严霜。

黑娃像当年游说六国失败后回到家乡的苏秦一样，满面羞愧，狼狈不堪。黑娃老婆也像当年的苏秦老婆一样给黑娃狠狠地甩脸子，那张本来就很难看的脸显得更难看了。黑娃老婆本来是准备跟着黑娃当老板娘的，没想到一厢情愿的梦想变成了肥皂泡，黑娃老婆就愤怒不已。这年头，家庭贫穷永远都是男人的过错，愚蠢的老婆从来不会从自身方面找原因。

有一次，黑娃背着铁锅和晒干了的土炸药从深沟里回到煤矿附近的家中，却发现老婆不见了。黑娃的家其实也不叫家，在可塑性很强的黄土崖上凿一个洞，就成了很多矿工的家。在秦岭山中，很多动物也是住在这样的洞穴里。

黑娃四处寻找老婆，找不到。儿子放学回家了，也不知道妈妈的下落。后来，黑娃听到有人说老婆坐在一个男人的自行车后面离开了，老婆的背上背着她出门才会带的花布包袱，黑娃一下子明白了怎么回事。

穷困潦倒失魂落魄的黑娃无力抚养儿子，就想将儿子寄养在岳母家。岳母是一个和自己的女儿同样不讲任何道理的女人，龙生一子定乾坤，猪生一窝拱墙根，插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一头老母猪永远生不出小马驹，一只臭蜘蛛永远酿不出一滴蜜。岳母将黑娃父子赶了出来。

黑娃后来说，他永远都忘不了那个寒风刺骨的午夜，儿子趴在他的背上哭着哭着就睡着了，他跌跌撞撞地回到小窑洞，在无边的寂静中坐等天亮，心中充满了仇恨和悲伤。天亮后，他将儿子寄养在一个远房亲戚家中，继续背着铁锅走进深山土法熬炸药。

黑娃幻想着能够依靠卖炸弹实现自己发家致富的梦想，没想到县城附近一座村庄后来被上面任命为“鞭炮之乡”，在当地政策的大力扶持下，那座村庄家家都在制作鞭炮，鞭炮替代了黑娃的炸弹，黑娃的发财梦又一次破灭了。

黑娃一直对女人心怀仇恨。

黑娃对女人的仇恨是从当初的初中同学叶倩开始的，在相似形老婆这里发扬光大，那时候的黑娃曾经发誓说，以后有钱了就要睡够一万名女人，睡女人成了黑娃报复女人的唯一方式。

听说黑娃以后发家了，他的相似形老婆曾经回来找过黑娃，她也像苏秦老婆一样恬不知耻，她说毕竟和黑娃睡过觉，有夫妻感情。黑娃只说了一句：“我睡过的女人成千上万，是不是这成千上万个女人都要做我老婆？”然后就转身离开了。相似形老婆站在寒冷的风中，目送黑娃钻进了悍马车里，一滴后悔不及的泪水流出眼眶。

黑娃的母亲也找过黑娃，黑娃毅然拒绝了赡养父母。

黑娃后来给了那名远房亲戚100万，因为那名远房亲戚代替黑娃照顾儿子整整五年。

我曾经给黑娃讲起过石达开，我说石达开把真男人概括为“八如”：心黑如漆，胆硬如刚，好色如命，酗酒如泥，挥金如土，厚义如天，杀人如麻，视死如归。

黑娃听完后哈哈大笑说：“把他妈日的，这说的不就是老子嘛！”

黑娃是真男人，但真男人不是好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