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乡的第二天，我和表哥来到了小学校。在这座只有几间旧瓦房的学校里，我和表哥一起度过了最初的求学时光。

房屋还是那些房屋，低矮而破败，窗户上糊着塑料纸，瓦楞间长满了萋萋荒草，荒草间潜伏着蚂蚱、蜈蚣等各种各样的昆虫。教室门窗油漆斑驳，门扇上还有粉笔书写的稚嫩的残迹。走进教室，看到麻雀穿梁而过，遗下几片飘飘荡荡的草屑。墙上还贴着老马和老恩的大胡子画像，还有一些“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豪言壮语，颜色斑白的黑板上还写着“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和“社会主义好”的歌词，可是，窗台上，讲台上，地面上，落了一层厚厚的尘土。这些教室显然已经废弃了很长时间。

我问表哥：“这些教室为什么不用了？是不是孩子们有了新的学校？”

表哥说：“国家号召了很多年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孩子越来越少，村子里已经没有多少孩子了，办不成学校了，孩子们就都去了十几里外的镇子上上学。现在的学生比我们当初少了一半还多。”

我和表哥沉默地走在荒废的校园里，心中充满了难言的复杂感情。望着教室旁边那棵大槐树，望着大槐树上悬挂的一节铁轨，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当当的上课钟声，又响起了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响起了孩子们放学后欢天喜地跑出校门的杂乱的脚步声。那时候上课放学的时候，老师拿着榔头敲击那节铁轨，铁轨与榔头撞击，就会发出当当的声音，上课的钟声缓慢悠长，当——当——当——我们在上学的路上听到这样的钟声，就向着校园的方向一路飞奔，迟到了是要被罚站的；放学的铃声急迫短促，当当当当——孩子们听到这样的声音，都会发一声喊，抢先从教室里挤出，跑得慢的同学，往往被挤掉了鞋子。

那棵大槐树下，经常会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有一次，大会的主题是“我和爷爷比童年”，老师照本宣科地说，我们生在阳光里，长在红旗下，生活比蜜甜，而爷爷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还要被地主打骂。那次大会请来了村中的贫农老大爷现身说法，老大爷站在台上说：“旧社会我顿顿吃的是白馍细长面，有时候还能吃上肉。现在新社会我连包谷馍都吃不上，过年都吃不上肉。”校长急急忙忙把贫农老大爷赶下讲台，台下的大小嘴巴一起大笑。还有一次，大会的主题是控诉旧社会的罪恶，村中一个孤寡老奶奶上去了，老奶奶一上台就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校长不失时机地说：“看看，旧社会把老奶奶折磨成了什么样子，我们一定不能忘记阶级仇恨。”老奶奶伸出五个手指，哭着说：“五口人啊，五口人，活活饿死了五口人。”校长又说：“看看，万恶的旧社会，罪孽深重啊。”老奶奶接着说：“不是旧社会，是低标准时候。”校长愕然了，台下也愕然了，老奶奶口中的低标准，就是1960、1961、1962年这三年，官方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校长说：“你一定要说实话，是旧社会啊。”老奶奶说：“咱不能昧着良心说假话，这真的是低标准时候，我记得清清的。”校长脸色煞白，赶忙给自己打圆场说：“老奶奶哭糊涂了，新社会怎么会饿死人，赶紧搀扶老奶奶下去吧。”

此刻，回忆起童年往事，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表哥突然问我：“你还记得那个老奶奶吗？”

我说：“当然记得。”

表哥说：“那个老奶奶还活着，她后来抱养了一个孩子，孩子长大了在煤矿工作，现在成了我们这里最有钱的，是个煤老板。”

我们又说起了煤老板。表哥说，在我们家乡，煤老板是最富裕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又普遍张扬，为富不仁。

我突然决定想暗访煤老板，我想把这些年来煤老板的传奇经历写成一本书。

我没有想到，我暗访煤老板，竟是从一个殓尸人开始的。这个殓尸人，和表哥同村。

殓尸人名叫红红，一个很喜庆的名字。可是她干的活却是和死尸打交道，一点也不喜庆。红红很少说话，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会开口；即使她开口说话，每句话都是一些最简单的词。她两鬓斑白，满面愁容，看起来至少有40岁，可是表哥说，她那年刚刚三十出头。

听表哥说，红红以前在镇上的卫生院做护理，是合同工，不属于正式职工，比正式工干的活多，却比正式工拿的钱少。在共和国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每个单位的职工都分为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三种，身份截然不同，待遇天差地别。三种身份的人，几乎不会来往，更不会有通婚的可能。他们之间隔着深深的鸿沟，就像城市人和农村人一样，就像官二代和穷二代一样。那时候，人人都被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分为若干个阶层，等级森严，雷池不可逾越。

红红的丈夫在煤矿当工人，下井挖煤，直到今天，这都是一个以命相搏的高风险的职业。他们曾经有过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子，当男孩子上学后，他们想再生一个，却被告知，如果再生，就会夫妻双开，都将失去工作，而且还要缴纳几万元的罚款，这些罚款足够他们不吃不喝积攒好几年。他们商量再商量，只好作罢。

男孩子上二年级的时候，在一次放学的路上，掉落在了那条臭气熏天的溪流中，溺水身亡。他们这时候可以生育第二胎了，可是因为丈夫在矿井里下身受伤，却再也无法生育了。他们商量着领养一个别人家的孩子，可是总也找不到合适的，就在这时候，丈夫死于一次倒塌事故。

红红悲痛欲绝，她抱着丈夫的尸体，三天三夜没有合眼，第四天，她将丈夫全身擦洗得干干净净，换上了新衣服，将丈夫送进了墓穴里后，她辞掉了镇卫生院的合同工，做了一名殓尸人。她的性格也彻底变了，变得沉默寡言，内向忧郁。

此后，每当有死亡的事故发生，死者家属就会派人找到红红，红红的任务就是将那些死者的尸体收拾干净，然后拉到火葬场。

我们那里煤矿众多，偶尔还会发生矿难。红红是每次矿难中，最早见到死者的人。矿难一旦发生，个别无良的煤老板就会千方百计封锁消息，如果死者有老乡在煤矿，煤老板知道无法隐瞒，就会通知死者家属，但是家属一来，就被安排在宾馆、招待所里。家属在这些地方忧心如焚的时候，煤老板已经派人将入殓好的死者推进了火葬场，然后会让家属见最后一面，甚至有的家属见不到死者最后一面，见到的只是一个冰冷的骨灰盒和数量不多的一沓人民币。那些年里，矿难中的死者赔偿金都是由煤老板说了算，煤老板良心发现了，就会多给点；煤老板狼心狗肺，就只赔偿一点点。这样的赔偿金从几千到几万元不等。

还有的死者，是独自来到煤矿找工作，尽管他有身份证，但是在他死后，个别无良的煤老板直接派人拉着他投进火葬场。一缕青烟袅袅升起，遇难矿工的一切被从人世间轻轻抹去，不留任何痕迹。

表哥和我走进红红家的时候，红红正在腌咸菜，她坐在房门口，一缕阳光照在她的肩头，又照在她瘦削的脸上，让她一半身子明亮，一半身子阴暗，一半脸明光可鉴，一半脸模糊不清，显得异常鬼魅。表哥绕过红红脚边一大堆白萝卜，站在红红跟前，笑着说：“嫂子，这是我表弟，是个搞社会调查的学者，想跟着你跑，看看你是咋工作的。”

我赶紧走上几步，讨好地伸出手来。可是，红红只抬头看了我一眼，她的眼光像石板一样冰冷，让人战栗。她不但没有伸出手来，反而将双手下意识地藏在了身后，好像害怕我抓到一样。那一刻，我猜测，这一定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

表哥拿出一包香烟，撕开，抽出一根，递给红红，红红很自然地接过了，放在嘴角，表哥替她点燃了，她吸了一口，眯缝着眼睛，脸上的每道皱纹都绽放着沉醉。表哥将那包香烟放在了她身边的矮凳上，她没有拒绝，面色沉静如水，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

以前在农村，我还没有见过抽烟的女人，而在城市里，抽烟的女人分两种，一种是内心空虚的女人，比如卖淫女；一种是精神压力巨大的女人，比如上夜班的公司白领。红红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抽烟的乡下女人。这个女人的身上一定有很多奇特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从红红家走出来，我问表哥：“她同意了？”表哥说：“没拒绝就是同意了。”我问：“这人咋连一句话都没有？”表哥说：“人苦了，话就少。”

当天晚上，表哥就接到了红红的电话，一名村民掉进了废弃的矿井里，被摔死了。现在家属正在闹事。

我问：“煤老板挖空了煤炭，咋不知道把井口封起来？煤老板在人家村子下面挖宝，难道就没有补偿？”

表哥说，煤老板其实是非常会收买人心的，煤老板每隔几天，就拉一卡车煤，倾倒在村口，谁家想烧煤，随便揽；煤矿上还喂养了两头大黄牛，拴在村口的槐树上，谁家耕地犁地，随便牵。村子里就有些老人说煤老板好。煤老板还参加很多公益活动，考上大学上不起学的，煤老板给学费；买不起化肥的，煤老板替你买。但是仔细想想，煤老板把人家土地下面储存了几万年的煤炭挖走了，只给人家那么一点钱，实在不厚道。

我纠正说：“土地属于国有，土地下的所有东西，包括文物矿产，都属于国有，不属于村民。”

表哥说：“是啊，土地是国有的，煤老板还咋能挖煤卖钱？”

我说：“煤老板之所以暴富，就是把人类几万年来积攒在地下的财富，据为己有，你想，他能不暴富吗？他侵占的是人类无数代的财产啊。”

然而，那天晚上我并没有跟着红红去入殓。就在我鼓足勇气准备出门的时候，红红又打来了电话，说是尸体已经被火化了，双方谈妥了。

这名死者此前在南方打工，妻子怀孕快要生产，才从南方赶了回来，没想到却掉进了废弃的矿坑里。

我一直不知道他怀孕的妻子最后是否生下了那个孩子，如果生下了孩子，孩子长大后能否知道他的父亲是怎么死亡的。

命运多蹇，我们每个人可都要好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