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报社进行了新一轮改革，那些年里，改革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词语，大凡手中有点权力的人，都言必称改革，手下有着几个厨师和服务员的饭店老板，将饭桌摆上街面，号称饮食改革；中小学各门功课的任课老师，自己走下讲台，让学生站在讲台上肆意发挥，号称教育改革……人人都在改革，而人人却都不知道该如何改革，都不知道改革会走向何方，不知道改革是走向通天大道还是走进死胡同，但是每个人都装出一种改革家大刀阔斧成竹在胸的姿态，好像只有整天把改革挂在嘴边，才配做一名领导。他们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就是“改革嘛，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人一直有一种跟风的热潮，早些年里，当下海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职工下班后蹲在街边卖两把韭菜，也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下海了；当CEO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杂货铺店的老板所有资产不到千元，也号称自己是CEO……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每一个人都被裹挟在其中，人们浑浑噩噩地随波逐流，不知道自己会漂到哪里，不明白自己追求的是什么，也不想明白。这个时代的人普遍心态浮躁，他们并不关心来世，“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他们只关注自己的今生，金钱和享乐成为了判断一个人幸福与否的唯一标尺。

那年夏天，我从遥远的北方回到南方的报社时，报社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先是几个分管老总的工作进行了调整，然后是所有部门主任进行大换岗。热线部主任做了经济部主任，娱乐部主任做了深度报道部主任。

我们深度报道部的主任叫吴文。时隔多年后，我还能记起他，他是一个十足的官僚，一个无才无德却又非常喜欢摆谱的蹩脚演员，一个身上洒着香水的花心男人，一个懵懂度日等待退休的老年男子，一个南方美食的爱好者，一个每一分钱都穿在肋骨上的吝啬鬼。

我见到吴文第一面的时候，吴文热情地抓着我的手，热情洋溢地说：“你有什么事情就告诉我，我让我表弟市长给你办。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我和市长的关系。”我望着他花白的胡子，看着他器宇轩昂的神情，听着他底气十足的声音，立刻对他肃然起敬。作为市长的表哥，他满足于做一名报社的主任，做人实在太低调了，而且又热衷于给人办事，这样的人，在当今社会上，实在是凤毛麟角。后来，我想当初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腹中草莽的人心存敬意，很大的原因是他长着一把花白胡子。其实，长着花白胡子的除了智者，还有山羊；闪闪发光的除了钻石，还有玻璃。

吴文喜欢在大庭广众下讲话，而且讲话的时候字正腔圆，掷地有声，他说的永远都是非常正确的话，你在他的话中永远找不到任何漏洞，也无法反驳他。他说报纸是党的喉舌，一定要替党说话；他说记者一定要采访，没有采访就写不出稿件；他说不能写负面报道，负面报道是新闻的一大公害，是给我们政府的工作添乱……他讲话的时候还喜欢将手叉在腰间，歪着脖子，就像那一幅著名的油画《杨家岭的早晨》。

吴文有两大喜好，一个是在人面前像市长一样高屋建瓴地讲话，一个是在人背后通过QQ泡妞。吴文的QQ名叫富豪，这是一个俗气得不能再俗气的名字，就像“操他姥姥的”煤老板一样。据说，QQ名为靓女的女子，一般长相都很恶俗；QQ名为富豪的吴文，每天骑着一辆咯吱作响的自行车上下班。有一次，我走过他身边，无意中看到吴文在和一个很漂亮的女孩聊天，那个女孩发来了一张照片，吴文说：“我的奔驰正在修理，我打的过去接你吧。”我不知道吴文最后是否泡上了这个无知的以名取人的靓女。

很长时间里，我都搞不懂吴文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又心术不正的老年男子，怎么会混到报社主任这样的职位，直到有一天见到站长的时候，站长才告诉了我这个报业集团的潜规则。吴文以前是党报的通讯员，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成为了党报的记者，党报的记者是最容易做的记者，一手拿红包，一手拿通稿，通稿捏巴捏巴就能见报。后来，党报进行机构改革，无才无德的吴文因为有正式编制，就被分派到了子报——就是我们这家都市报做了主任，因为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做不了，就让他做了娱乐部主任。娱乐部主任最好当了，每个演出团体，每位歌星影星来到这座城市，都要到每家报社拜码头，让报纸大力宣传，娱乐部主任只要坐在办公室里收请帖和红包就行了。

我问站长：“吴文的表弟真是市长？”

站长笑着说：“他也给你说了？”

我说：“是的啊，但是他不让我告诉别人。”

站长说：“他见到每个人都说市长是他表弟，都不让告诉别人。在报社里，连耗子都听过他说他是市长的表哥。”

我问：“是真的吗？”

站长说：“是什么？是个棒槌！这个老不死的到处招摇撞骗，打着市长的旗号，可是就有人相信了，通讯员变成了记者，记者又提升为主任。”

站长顿了顿又说：“市长司机是我的战友，市长是北方人，亲戚都在北方，怎么会有一个南方表哥？纯属扯淡。”

在以后的采访中，我接触到了很多像吴文这样的人，他们都号称是某位高官的亲戚，能够替人办事，然后大肆收取贿赂，坑蒙拐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到了另一个地方重操旧业，这样的人都活得非常滋润，就像吴文一样。现在，吴文顺利退休了，每月拿着七八千元的退休金。

白胡子的吴文很有女人缘，我曾很多次看到报社那些年轻漂亮的女记者在办公室把着吴文的脖子，嘴巴凑近吴文的耳朵呢喃私语，吴文像个传说中的仙翁一样乐呵呵地笑着，满脸的皱纹凑在一起，像一朵枯萎的菊花。年近花甲的吴文整天身上洒着香水，穿着牛仔裤，T恤外面系一条围巾，看起来很新潮很时尚。他走路的时候也轻微地跳跃着，竭力让自己的步子看起来很有弹性。

吴文对女记者像夏天般火热，而对男记者却像冬天般严酷。除过见到第一面的时候，他介绍自己的表弟是市长时满面春风，而此后对每一个男记者都冷若冰霜。记得有一天，我在外面采访，没有去办公室，忘记了向吴文请假，吴文拨通了我的电话，针对我没有向他请假而无限地上纲上线，他说我没有组织性原则性，目无领导，自由散漫，他对着电话足足讲了半小时，好几次我都想挂断电话，但是碍于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只好一忍再忍。后来他说到了先斩后奏：“你知道历史上那些先斩后奏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我一下子火冒三丈，这个驴日下的居然把自己当成了皇上，真他妈的不知道天高地厚饭香屁臭，我对着电话一言不发，吴文又喋喋不休了几分钟后，问我：“听见了吗？说说你的感想。”我还是一言不发，吴文听不到我的反应，他就好像对着墙头说了半天，连个回音也没有，他最后无聊地挂断了电话。

那天晚上，我非常郁闷，我清楚地知道遇到这个不学无术而又自以为是的顶头上司，我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吴文要求部门的每个人都要上班签到，没有采访任务的时候，就必须待在办公室学习上级文件，然后写出读后感。我的很多选题都被吴文否定了，而吴文交给我的又是一些鸡零狗碎根本就无法捏合成深度报道的消息类选题，甚至有的连消息都写不成，根本就没有任何新闻价值。吴文根本就不懂深度报道的采写，更不懂深度报道部门的管理。

我突然想到了辞职，这是我这些年来第一次想主动辞职。我拨打主任的电话时，他说他正在江边的大排档吃烧烤，下午他刚刚辞职了，“过来吧，见面详谈。”

我来到江边时，主任正举起啤酒瓶咕噜噜地往下灌，几个光着膀子的男人大呼小叫，猜拳行令，几个露着大半胸脯的女子面色红润，“媚”飞色舞。一名十岁左右的男孩子对着一桌人在声情并茂地唱：“小薇啊，你可知道我在爱你，我会带你飞到那天上去……”男孩子的庄严和肃穆逗得满桌人哈哈大笑。一名男子故意问男孩子：“你的小薇在哪里？”男孩子一本正经地说：“在我丈母娘家养着呢。”

主任也看到了这个场景，他说：“现在的孩子真早熟啊，这么小就知道了什么情呀爱呀，天真无邪和现在的孩子无缘了。”

我说：“这应该是社会的责任，整个社会风气变得非常奢靡和情色，孩子不能不受到感染。”

主任说：“真不敢想象，我们的孩子这么大的时候，如果成为这个样子，该怎么办……你怎么想辞职了？”

我说：“吴文是我们的灾星，报社怎么会让这样一个人做深度报道部主任？无才无德的人做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就没有活路了。因为我们性格都太直爽，不会，或者不屑于溜须拍马。”

主任说：“吴文一来，我就想辞职，外行领导内行，在当今社会上一点也不稀奇，因为这个社会崇尚的不是人才，而是听话的奴才，但是，外行也就罢了，只要你知道自己无能，广纳善言，也不是不可以，最害怕的是外行还要冒充内行，对你横加干涉，这样，你再有能力，也无法展示了。”

主任点燃了一支香烟，接着说：“我今天中午在办公室午休，办公室有很多隔挡，趴在桌子上睡觉，别人是看不到的。我正睡着，就听到一阵打情骂俏的声音，我知道是吴文和哪个女记者，懒得理他们，把报纸盖在头上继续睡觉，接着我又听到吭哧吭哧的声音，睁开眼睛一看，吴文正和一个女实习生在办公室干那种事情。我骂了一句‘人怎么能和畜生在一起厮混’，就出来了，然后就给办公室交了辞职书。”

我睁大眼睛，看着主任：“真的吗？吴文真的和女实习生在办公室干那种事情？吴文那么大的年龄，实习生都能做他的孙女了。”

主任认真地说：“千真万确，这是一条老公狗。你知道吗？吴文的公文包里从来都装着三样东西。”

我好奇地问：“哪三样？”

主任说：“小圆镜、安全套、伟哥。”

我骂道：“真他妈的是一条公狗。”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在这个社会上，那些寡廉鲜耻的浑蛋生活得左右逢源，而正直善良的人却总是郁郁不得志？是谁让吴文这样的浑蛋吃香的喝辣的如鱼得水，是谁为吴文这样的恶之花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后来我听说，吴文这一生睡过的女人足有上百名，而且全都是年轻貌美的。现在有很多女孩子的性取向很特别，她们喜欢爷爷那样的花白胡子的老男人，而花白胡子的吴文就成为了这些女孩的偶像，吴文不用花费一分钱就能和这些女孩子在床上深入交流。现在有一个特别的称呼专指这类女孩：重口味。

主任则把这些女孩称为：乱世妖孽。

第二天，我也辞职了。我辞职的原因是，当我在西北那座城市里暗访房地产的时候，报社有一位老总已经去了北方一座很大的城市里，考察报业环境，准备办一张新的报纸。我和主任都决定去投奔他。

然而，这张后来引起了很大反响的报纸，那时候还处于萌芽状态，距离我们聚集在一起上班，还有一段缓冲期。

我决定回家休整。

先是火车，接着是汽车，来到故乡的县城时，已经是黄昏。我想赶回家去，就站在了路边，对着每一辆路过的长途客车招手，然而，它们对我理也不理，拖着长长的黑烟尾巴，从我的面前很不满意地哼哼着离开了。

今晚看来要住在县城，无法赶回家了。

就在我转身走向县城的方向时，一辆长途客车在我的面前停下来了，我正感到蹊跷，车上走下了一名女子，对着我招手，我走近几步才看到那是表嫂。

我走上长途客车，表哥趴在方向盘上对着我笑：“你啥时候回来的？这会儿要到哪里去？”

我说：“我刚刚从南方回来，现在想回家。”

表哥说：“我也准备回家，咋就这么巧碰上了？”

我说：“我也没有想到啊。”

表哥问：“现在还做记者？”

我点点头。

表哥问：“做记者一月能有多少钱？”

我说：“不一定，好的话四五千，一般就是三四千。”

表哥不屑地说：“跑那么远，才挣这么一点钱。你干脆不干算了，跟着哥一搭做煤炭生意吧。”

表哥和我是一起在外婆家长大的，我们从小到大都像亲兄弟一样互相关心爱护，表哥比我只大一岁，可是那些刁钻古怪的主意比我多得多，他也有很多别出心裁的发明创造。那时候我们从外婆家偷来鸡蛋，埋在石灰里，表哥撒泡尿，石灰就会冒起蒸气，不一会儿鸡蛋就烤熟了，只是这样的鸡蛋吃起来有一股尿臊味。表哥学习成绩很差，每次考试都顽强地占据着全班最后一名的位置，面对老师无情的讽刺挖苦，那时候的老师都非常喜欢讽刺挖苦成绩差的学生，表哥的心态很好，他对老师那些极伤自尊心的话，左边耳朵进，右边耳朵出，他告诉我说：“哥以后准备当司机哩，司机只要认得方向盘就行了，认识那么多字干什么？”那时候，乡村里难得来一辆汽车，而每逢汽车开来的时候，孩子们就欢天喜地地围上去，司机像凯旋的英雄一样从驾驶室里钻出来，很领导地用手驱赶着围观的孩子：“去去去……”汽车司机是那时候很多乡村孩子的梦想。而我的梦想则是当一名邮递员，因为邮递员每天都能骑自行车，那时候能够拥有一辆自行车是我的梦想。

胸怀远大理想的表哥，并不在意眼前的落魄。我记得最惨的一次，表哥五门课只考了六分；而考得最好的一次，居然是全班第二名。那次考试的时候，天正在下雨，表哥坐在我的后面，每当我做完了试卷，表哥就用他穿着塑料凉鞋的泥脚踢一下我的屁股，我就把抄好的答案卷起来，夹在表哥的脚趾缝里，结果表哥平生第一次考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却惹来全班同学哈哈大笑。他抄写得太多了。

表哥初二没有读完，就不上学了。有一次，他和同班几个学习成绩都很差的同学旷课去县城玩，那时候，乡下的孩子对县城心驰神往，县城是一个遥远又神秘美丽的地方。三天后，表哥他们从县城回来了，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谈起他在县城的观后感，他说真想不到人家县城白天还能看电影，而乡下只有露天电影，都是在夜晚放映的。他还说在县城见到了火车，趴在地上跑，非常快，如果站起来跑，肯定更快，估计到没人的时候，就会站起来跑。表哥还说县城里有人穿着一种衣服，雪花都打不湿，花花绿绿的，很好看，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风雪衣，现在早就被淘汰了……那天，表哥正在对我大谈他的感想时，学校的高音喇叭响了，通知全体师生在操场开会，就是在那次会议上，表哥他们几个去了县城开了洋荤的学生，被勒令退学。

姨妈对表哥被学校清退非常气愤，叫来舅舅狠狠地揍了一顿表哥，然后就让15岁的表哥去县城火车站当装卸工，姨妈说：“既然你喜欢看火车，就让你天天看火车。”15岁的表哥拿起巨大的铁锨，夹在一群青壮年男子中间挥汗如雨。而每次工资发了后，表哥总会偷偷地买上两个肉夹馍，走上十几里山路送给我，他担心碰见同学，每次来的时候，都是从厕所土墙上的豁口翻进来，我香甜地吃着肉夹馍，而表哥已经躺在我的身边睡着了。第二天我还没有睡醒，而表哥已经悄悄地离开了，天亮后他还要给火车车皮上装煤。

我记得有一次表哥对我说：“哥现在是不能上学了，你就替哥好好念书。”我拉着表哥的手，表哥的手上有了老茧。每天超强负荷的劳动，让少年的表哥对校园生活无限怀念，但是他回不来了，表哥的眼中充满了忧伤。那天的那个场景，我到现在都能记得。

表哥是一个很聪明又很乖巧的人，只是不喜欢读书。他在火车站当装卸工的时候，和那些拉煤的卡车司机混得很熟，他对我说他始终没有忘记他的理想是做一名汽车司机。当我上了初三时，表哥做了跟车娃，就是给汽车司机做下手，什么活路都干，不拿工资，免费学开车。

后来，我考上了初中专，那时候中考结束后，最好的成绩上初中专，次之才上重点高中，而表哥开始开车；我从初中专毕业时，表哥已经开始驾驶长途客车了。表哥的驾驶技术非常娴熟，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出过一起事故。表哥曾经向我夸耀说：“把汽车拆成零件，哥都能给你装上。”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而学习成绩完全不是唯一衡量能力的指标，就像表哥一样，他在机械方面完全是一个天才，可惜那时候的老师完全看不到这一点。而这些年来，我们的教育制度一直在歧路上越走越远，应试教育成为唯一的指挥棒，多少像表哥这样的人才，遭到了戕害。更为可怕的是，这种现状，在目前，甚至以后很长时间里，也看不到改变。

表哥在见到我之后的不久，就把长途汽车卖了，转手做煤炭生意。表哥做煤炭生意的起因是表弟当了煤矿治安大队大队长。

表哥是大姨妈家的孩子，表弟是小姨家的孩子，表哥比我大一岁，表弟比我小五岁，当我和表哥都背起书包上学堂的时候，表弟才被小姨送到了外婆家。我们表兄弟都是由外婆带大的，也都是在外婆家长大的，所以一想起故乡，想起的就是外婆家那个炊烟袅袅的小山村，想起的是当过红军跟着刘子丹闹革命而一生凄苦度日的外公和慈祥善良从来不会发脾气的外婆。

表弟从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留在省城的机会，而进入老家的派出所做了一名警察。表弟曾向我说过，他小时候总是看到父亲被村干部欺负，他发誓以后一定要做一名警察，拿着枪指着村长的额头，让他给父亲跪下。表弟做了警察的当天晚上，村长就提着两斤点心上门了，他一再夸奖表弟，说自小就看出表弟有出息，他让表弟把家中的事情交给他，他会把表弟一家照顾得非常好，让表弟专心干好国家的事情，专心与坏人作斗争。那一刻表弟没有了用枪管指着村长额头的想法，他想：作为一个男人，一定要有权，有了权，别人就害怕你。

表弟与我和表哥都不相同，他对官场那一套几乎是无师自通，我记得有一年除夕，表弟提着用布包着的10条红塔山，送给了派出所所长，那时候的红塔山就是最好的香烟，一盒10元钱，只是后来才出现了专门用来送礼的各种天价香烟，这些香烟一盒高达五六十元甚至上百元，这种烟“买的不抽，抽的不买”。那次我问表弟：“你这要花多少钱啊？你一月工资才有多少？”表弟斩钉截铁地说：“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再说，人家都送了，你不送，领导就会对你有意见。要送，就要比别人送得还多。”

很多年后，我读过一篇《是谁坏了阜阳官场规则？》的文章，答案是王怀忠，这个官至安徽省副省长的人，从收毛毯烟酒开始，带坏了阜阳官场的规则。而我的家乡，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兴起了送礼的歪风。我们家乡地处大山深处，非常贫穷，然而，官员为了取得政绩，升官发财，虚报财政收入，让这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县城，变成了全国著名明星县。成为了明星县后，官员就打肿脸充胖子，每年都要把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上交，而留下来的还不够给吃财政饭的人发工资。每一届官员升职后，就把烂摊子撂给下一届，而下一届中饱私囊后，把更烂的摊子撂给下下一届……记得我在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有一天，已经到了月末，而上月的工资还没有踪影，县领导突然让我们打电话通知土地局、交通局、城建局、公安局的局长火速来开会。会议上，县领导声色俱厉地分配任务：要求每个局在24小时内给财政上缴100万元，用来发工资。有的局长嘟嘟囔囔，县委书记撂下一句“交票子，保帽子；不交票子，就交帽子”的话后，摔门而出。第二天，400万元准时打到了财政账户上。

在家乡工作的那几年，我最害怕的是给人送礼，我不会说那些违背良心的话，也不会说那些让人肉麻的溜须拍马的话，不是我清高，是我实在做不来。我一说这些违心的话，就会脸红，就会结巴。

在我的家乡，这些年来，送礼的数目节节攀升，而且求人办事，不送礼是绝对不能办成的，送礼达不到一定的数目也不能办成。20年前，求人办事，送一条榆林毛毯，已经是非常贵重的物品；10年前，烟酒成为官场的通用物品；而现在，听说送礼不拿上万元的人民币，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精于官场之道的表弟，依靠坚持不懈地送礼，终于敲开了进入官场的大门。表弟所在的公安局自然是油水部门，而聪明的局长将权力充分肢解，除了派出所之外，还有很多大队：公路治安大队、车站治安大队、乡村道路治安大队、公路巡逻大队、车站巡逻大队、乡村道路巡逻大队、企业治安大队、煤矿治安大队……不下十余种。表弟担任的是煤矿治安大队大队长。

那天晚上，表哥一再撺掇我和他一起做煤炭生意，而所谓的煤炭生意，就是通过表弟的关系，用较低的价格从煤矿买到煤炭，然后转运到发电厂，赚取中间的差价。因为中间的差价非常明显，所以这种生意只赚不赔。

然而，我没有答应表哥。几年后，当表哥坐拥千万的时候，我还是一名生命随时受到威胁的暗访记者，每月的工资买不到这座城市一平方米的房子，但是，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后悔，因为记者是我喜欢的职业，它可以比所有人更准确地了解社会真相，它是社会进程的记录者，是历史发展的书写者，这种工作，似乎比煤炭生意更有意义。

而且，成为了煤炭老板，我心中可能永远也没有了书写的念头，而书写，是我认为的通往快乐与幸福的途径。

我一直认为，金钱不是唯一的快乐源泉。

表哥家和我家是邻村，中间只隔着一条溪流。那时候，我每天都会跨越这条溪流，来到学校上学，学校设在表哥家的村庄里。那时候，这条溪流清澈见底，放学后，我们经常在这条溪水里抓螃蟹，有时候还能钓上来一条条小鱼，小鱼像指头那样大小，放在罐头瓶子里，捧回家养在鱼缸里。几乎每个小朋友家中都有一个这样的鱼缸，是用瓦罐或者腌菜坛子做成的。

然而，现在，小溪还在流淌着，而溪水浑黄，像尿水一样，还散发着刺鼻的臭味，表哥说，溪水的上游新建了一个化工厂，听说是县政府招商引资的杰作，县政府投资了很多钱，购买了设备，让这个来自南方的化工厂老板来经营。化工厂高高的烟囱每天浓烟滚滚，像蒸汽机时代的火车头一样喷吐着黑色的烟雾；化工厂的废水流进这条小溪里，水中的鱼虾全被毒死，溪水的两岸寸草不生，田地里土壤板结，即使种下包谷种子，也会沤得发臭。表哥说，曾有几十个村民向县政府反映化工厂破坏环境，县政府的领导说：“谁和招商引资过不去，就是和我过不去。”村民没有办法，就只能默默忍受。化工厂老板的儿子坏透了，无恶不作，简直就和高衙内一样，看上哪个女孩子，就要这个女孩子和他睡觉。曾有几个乡中少年与“高衙内”一伙打了一架，结果，“高衙内”啥事没有，而乡中少年被关了半个月，每个人都被打得遍体鳞伤。县领导说了，要为招商引资一路开绿灯，睡几个女人又算得了什么？

这些年，我听到很多关于招商引资的故事，而北方这些小县城，所谓的招商引资，其实很多都是招来南方舍弃了的高污染企业，引来的是精明南方人的空头支票。几年后，一个出生在湖北的名叫王细牛的木匠，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港商，在宁夏和内蒙古一路忽悠，骗得政府炸掉了公安局办公大楼，骗来政府几十个亿的财产，还骗来了六房老婆。小学文化的王细牛信奉的是“抱大领导，打大旗号，就发大财”的信条，所以才能几年来一路畅通，所向披靡，享尽了荣华富贵。尽管最终王细牛被判了无期徒刑，而这样的悲喜剧几乎每天都在这片土地上上演着，归根结底不是因为骗子的骗术多么高明，而是因为那些官员多么愚蠢。这些骗子尽管受到了惩罚，而那些渎职的官员们却毫发无损。

我的家乡现在变得很好。上个月回老家的时候，听说换了一届县领导，他们向全县人民承诺：绝不做让人戳脊梁骨的事情。那家高污染的化工厂已经停产了，全县的农业税也全都减免了。县政府开通了网站，老百姓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事情，就在网上向政府反映，政府都会在24小时内解决。

百姓们都说：这样的领导才是好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