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18日，香港很多公司员工下班，大家都比平时多了一句相互的叮咛：“记着，明天早上早点出门，巴士司机要罢工。”我先生傍晚回家，我正在做饭，他放下提包也冲着厨房对我大喊：“唉，听到了没有？明天有采访吗？要是有，记着早点出门，巴士司机要罢工，路上车少，就是有，没准儿也会开得像蜗牛！”

我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嘴上虽然答应着“听到了”，心里却在怀疑这次是不是又是“狼来了”？罢工，对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前一段日子，香港巴士司机抱怨工资太低，这种抗议也不是呼吁了一天两天，但是吵着吵着，怎么还真的就能动起“真格的”？真的要闹得全城交通大瘫痪？

然而事情由不得我不信，第二天上午10点到12点，香港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属下的四个巴士分会，6000多名巴士司机果然开始了他们的罢工，这种“罢工”用组织者的话来说不叫“罢工”，而是“按章工作”。“按章工作”什么意思？就是名副其实的“消极怠工”：所有公车并不停驶，只是故意缓行，采取的办法有三条：第一，“溜边儿”（全程靠左行）；第二，“入站先至上、落车”（真正到了站台才开始让乘客上、下车）；第三，“不爬头”（不超车）。由于方案在头一天就被香港“家喻户晓”，市民用了一夜的时间来消化，已经能够理解巴士司机的“按章工作”并不是诚心要和市民过不去，抗议中人家并没有忘了“仁义”，“慢驶缓行”为的就是不让老百姓没车坐。当然，如果这种温和的“斗争”形式换不来资方的加薪方案，巴士工会则另有预案，以后的行动就要升级，最后不排除有可能真的做到“全日大罢驶”。

6月19日，香港公共汽车在条条大马路上慢吞吞地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长龙，下一步事态将如何发展，我无从判断。工会提出：2006年香港经济已经明显好转，可是巴士司机的收入却没有得到改善，员工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正在下降；巴士公司也似有苦衷，声称：尽管2006年香港经济形势的确出现了“市面好景”，但是油价高升、隧道加费，这些都导致了公司的经营成本不降反升，给司机加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劳资双方针尖对麦芒儿，谁也不让谁，罢工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好几个回合的马拉松谈判。

不过，一场看上去已经剑拔弩张了的劳资大战，折腾了不到一天，突然偃旗息鼓，峰回路转，一触即发的巴士工潮，在政府的介入以及社会多方的斡旋下，不足十小时就迅速得到解决——四个巴士工会就加薪问题与资方达成了协议，近二万名员工最终都分别获得了加薪1.4%和1.8%的胜利，这点百分比虽然数目不大，但是资方毕竟已经开始低头，毕竟已经有了一个妥协的态度。这样，双方在初步结果诞生之后就都表现出暂时的不再较劲，都表明不希望给广大市民带来不便，更不愿意制造交通问题，让外界对香港产生动荡的感觉。

来到香港近三年，说老实话我还没有见过这个社会真正的集体大“罢工”，因此，此番香港虎头蛇尾，让人有些“失望”。不过，为了让我一个人“大饱眼福”，如果用香港全城交通大瘫痪的结果来交换，我也百分之百的于心不忍，只是通过这件事我悄悄地看到了一种力量，香港社会下层劳工的力量，这种力量很容易让人想到大众、群众、载舟之水与覆舟之水等等，接着一个问题慢慢地在脑海里浮现，这就是：香港这个社会到底由谁来“当家做主”？政府？市民？如果真正“当家做主”的是政府，那么三年来我在香港看到的普通老百姓颠覆政府行为的事例已可谓不少；但是如果是市民，那么香港的普罗大众究竟有多大的话语权？政府真的万事都会以市民的诉求为依归？香港的法律制衡以及民主的基本框架到底是怎样运作与体现的？

问题越往下延伸，滋味儿越浓，但结果也跟着越复杂、越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