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老实话，尽管生活在香港，我最先接受并喜爱的是“叮当车”，但是后来对这座城市慢慢熟悉了，巴士也常坐，只是这一坐不得了，醒了一个意识，再回北京，再看到北京近几年汽车把马路堵的，有时扔了钥匙，不开车，也学着香港人的样子坐起了公共汽车。这种变化在我身上发生，谁也想不到竟然是因为领略了香港，改变了观念。

2006年冬天我回北京去探亲，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发现北京的马路怎么那么堵啊？西二环不分钟点，也不分是不是上下班的高峰，什么时候都是一片巨大的“停车场”。一次有位路人在我身边突然大喊了一声，整句话都灌进了我的耳朵：“嘿我这爆脾气，咱这北京的马路，？菖？菖？菖还是马路吗？干脆改名得了——换北京小吃——爆肚儿（爆堵）。”惹得我为其言叫绝，同时也回头自然对比起香港——

北京和香港，假使按客观条件来说都是人口拥挤的大城市，都是车满为患，现代化的种种麻烦常常要惹得人肝火旺盛。但是在香港，如果和北京2006年年底我看到的情况相比，这里的马路就可以说不堵，堵也堵得合理，堵得让人能够接受。

2006年11月，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香港出席第十届京港经济合作洽谈会曾经首次向外界坦言，说北京现在的交通拥挤已经是“老大难”的问题了，有外国记者到北京，管中国的“首都”都不叫首都，干脆改口叫“首堵”。声称要在这方面好好地向香港学习，把香港成功的经验带回去加以借鉴。我偷忖：北京人能向香港学习什么呢？

香港的交通，即使是有吹捧之嫌，我也要说，建设与管理，那可不是一段诗歌，别人想学，背了去就完事。客观地讲，这里的马路大部分都没有北京的宽，一条大道，能容下双向8辆车并排行驶，这简直让香港人做梦都不敢想。然而香港的道路虽窄，车子却跑得不慢，至少是有序。据上网检索，北京城市面积到了2006年已经达到了14000平方公里，而香港算上87%没人居住、不可能开车上去的荒山，总面积也只有1103平方公里；那么人口呢？北京2006年人口已达2700万，香港人口也上升到了700万；北京现有机动车282万辆，香港的数字是50万辆左右（常年稳定）。那么单从人、车的比例上看，香港平均拥有汽车的人数还是要比北京高，但是北京拥有汽车的“有车族”一般都是些什么人呢？“富人”。北京人一富，哪怕是小富，必然买车；而香港的“富人”，家底虽厚，但这里未必家家都要养车。这种情况就拖带出另一个话题，“穷人乍富”。直到今天，北京人（当然也包括大部分的内地人）还把有车、开车看作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而香港没有或者说人们已经咂摸透了这份“虚荣”，大多数人开不开车首先是要看成本。为了鼓励“利用公交”这种思维，香港的道路建设成龙配套、设施完备、运转灵活，市民依靠公交，时间成本、金钱成本都绝对要低于养一部私家车。这样就赶得很多人都去利用公共交通，坐地铁、乘巴士，车也就慢慢还原到了它的“工具”身份。

整整十年前，我记得当时北京最早提出了“公交优先”的口号，长安街宽宽的大马路上立刻就辟出了一条专供“大公共”行驶的公交车道。香港这里也讲“公交优先”，但是形式不同。在香港，所有的马路公车、私车都在一块跑，但是即使是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马路上塞车，这个“塞”也不至于一动不动，用我们常说的话就是不至于“堵死”。这里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不是车少，也不是道路使用上的应该谁先谁后，而是大家都守规。香港没有司机一急了就乱来，这一点表面上看起来根本不可能缓解车、路紧张的根本矛盾，但是我在香港常坐车、常看景儿，次数多了就不能不认同：人人守规，这可是发挥了太大的作用。

还是2006年冬天我在北京，举一个例子：一个普通的日子，中午11点半，我去单位，坐47路公共汽车（从海淀开往西客站），车堵在“豁口”十字路口北侧，27分钟了竟然没有冲过一个红绿灯。当时我再次感叹北京的道路现在怎么堵得连让巴士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了？“豁口”立交桥南北两侧的行车道规划得不尽合理肯定是一个因素，但是即使是这样，红绿灯儿健在、交通警健在，怎么也不至于大中午地就把路堵得个水泄不通？然后仔细观察，明白另外一个原因更致命，这就是“司机急了谁也不让谁”！

我赶上的那位47路公车司机若论脑筋、手脚，都不算潮，他该直行，但是看到前面要左转的车辆一辆接一辆地见缝儿就钻，一有空儿就硬插到了他的前边，司机忍无可忍便开始大骂：“？菖你大爷的，这还有路吗？还他妈往里切呢！”不到十分钟，我听到他嘴里已经把所有的家庭成员几乎都？菖了个遍，但是车子还是不动。被逼无奈，这位司机大哥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这年头，谁管谁呀，能往前蹭一尺是一尺，一松油门先杀进了左转弯的导流区。结果到了红绿灯前他不能再左转了，必须得按公共汽车规定的线路来行驶了，可是此时再想回直行线，哪里回得去？后面左转的车辆好不容易盼到了绿灯，有他挡着，干着急也过不去，于是整个十字路就拧成了越来越大的一片疙瘩，汽车喇叭吼声四起，一群叫驴，看谁嗓门高、时间长。乘客呢？很多人挤在车上，坐也没处坐，站也站不舒服，当然觉得堵车备受煎熬。

内地人，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从小一直受苦，中年才开始享福，所有曾经拥有的梦想，诸如开车、买房，后半生都得以实现，人是好不容易才撇开了自行车，成了“有车一族”，但是我到了香港，以后再回北京，反倒坐起了公交巴士，这种“变化”观念的改变肯定是一个原因，当中还有一个原因不能不提，这就是香港的巴士和北京的巴士条件不同，因此坐公车的概念也就不一样——

在香港，人坐上巴士，一般车上都有座儿，不需要长时间地站立。车里车外到处都很干净。夏天、冬天也都有空调。这样尽管路面上不时塞车，反正大家各自有座儿，“小环境”起码还说得过去，烦恼也就消减了许多。然而2006年我在北京坐巴士，平心而论，尽管这几年我发现北京的巴士数量其实还是在不断地增加，700路、800路、900多路都仿佛一下子涌到了马路上，但是北京人坐公车还是要发愁，为什么？不舒服，难受。忽然有一天我被堵在路上想到了一个问题：“唉，北京的公共汽车为什么不能像香港那样，把巴士都建成双层的，这样不是就可以把运力轻松地提高上一倍？”不过正这么想着，眼前经过了一座桥，一座过街天桥，我一看，哦，傻眼了，桥不够高，司机开上“双巴”，一过桥，个个得砍脑壳。

北京市长王岐山要向香港道路交通该学习的地方，照我看可多了去了，20年能不能学得下来都难说——

首先香港的城市交通是立体的，高架桥、双层路，单行线、回转线，设计得尽可能科学合理，这是其一；其二，管理严格，有法必依；其三，香港的司机绝大部分都会照章行驶，没有司机一急眼了就乱来。这样“硬”和“软”的两种建设就共同梳理着香港本来要比北京狭窄、拥挤得多的条条路面。比如很多马路上不值得建置红绿灯的路口或机关、学校的门口，那里也有和北京一样，划出了很多带黄色？菖？菖的禁停区，每次车辆行驶到这样的地方，香港的司机绝不会因为前面的车子已经开不动了就呼啦一下子骑上去，“能往前蹭一尺是一尺”，但是这种情况如果换到了北京，哼，只要没有警察看着，“黄色的？菖？菖”有屁用？

好几次我在香港最“堵车”的时候坐出租都和司机聊天，有一天一位司机师傅说的好：“当然啦，都乱来，不该堵车的地方也要堵，车乱路才乱；但是大家如果都守规，车子再多也会流，只要流，马路上就不会被堵死，总要好过出事，追尾、刮蹭，是不是？”说完，瞥了我一眼，看出我是内地人，又甩出一句：“对不起，不是我讲你们内地的司机普遍素质太低，不过深圳、广州我都去过，我就是不明白他们怎么就不懂得这个道理？！”

他们？不，我们，怎么就“不懂得这个道理”？我哑口无言，司机师傅末了却“哎”了一声，一副无可奈何、替古人担忧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