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美国智库供职的中国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讲，某些危机不一定是坏事情，如果不是以对人的利益损失为代价的，这样的危机我觉得可以使社会重新认识自身。”

温州的问题，是特殊的，也是有典型意义的。对于他们而言，表面的光鲜之下，是难以言说的困境：众多的小企业没有钱、没有政策甚至没有关注，大部分时候，他们死掉也就死掉了，甚至不会有人为他们唱一曲挽歌。

温州地区的私营小企业数量多达40万，每年死掉几千个，在官方看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现在的困难与牺牲，真的能够唤醒一些东西，善莫大焉。只要能从历史的泥潭中走出来，这样的代价，真的算不了什么。就算这种牺牲，对于温州而言，是一种无法用数据统计的代价。

从建国开始，中国就一直在贫穷的没有自信的状态下生活。中苏关系良好的时候，中国用大量本国的农产品向苏联换取技术和设备，那时的中苏边境上，苏联人用一个直径7厘米的铁圈来验证中国人的苹果是不是符合他们的标准：如果苹果从铁圈中掉下去了，这个苹果就是不合格的。

如今的中国，已经度过了那段向别人乞求投资的年代，中国人有钱了，民间资本丰富了，我们可以依靠自己手中的钱去建设我们的国家了。资本市场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中国人手中的钱成为了投资的主体，但是这些主体却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

紧急救火

尽管早有消息传出，国家总理温家宝将前往温州，但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温州中小企业还是日夜期盼。

10月3日，接到正式的通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率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长谢旭人、银监会刘明康等财经高官专程来到温州。

这一晚，和我一样，肯定有无数温州企业主都夜不能寐。那些逃亡在外的企业主闻讯，相信更是百感交集。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温州市龙湾区的百先得服饰有限公司，瑞兴集团、百先得服饰、开元集团、哈杉鞋业、通用锁业、中诚集团、中益集团等企业的代表脸上有难以抑制的激动与期盼，这样的神情，显然已经久违了。

座谈会一开始，温总理快言快语：“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大家不要说套话、客气话，要直奔主题。提建议意见也行，探讨争论也行。总之，希望大家说实话。”

座谈会上，众人畅所欲言。当时，我向温总理提出五方面的建议：国家要直接为中小企业减税，“放水养鱼”；加快金融对内开放的步伐，允许民间资本筹建为小企业服务的小型银行，使民间借贷合法化；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步伐，完善债券、股权市场；宏观调控政策要适度放松，定向对中小型企业实施放松的帮扶政策。最后，我还建议国务院设立全国性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在国务院下面建立国家中小企业管理总局。

温总理认真倾听与会代表的发言后，为温州危机指出了四大解救方案：

要认真落实并完善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差异化金融监管政策。对符合有关条件的小企业贷款进行专项考核，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

要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支持专为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要督促各类银行切实落实国家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的信贷政策。完善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各类金融机构改进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强化银行特别是大中型银行的社会责任。按照新的企业划型标准，明确银行小微企业贷款比例和增速要求，并加强统计和最终用户监测，确保政策落实到位。清理银行不合理收费和保证金存款要求，查处违规行为，切实降低企业信贷资金成本。

要加大财税政策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延长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期限，研究进一步加大政策优惠力度。

要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要遵循市场原则，减少行政干预，降低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大力整顿金融秩序，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依法打击非法集资，妥善处理企业之间担保、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处置，防止风险扩散蔓延，防范区域性风险。对已经发生的风险事件，要妥善处置，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增强市场信心。

总理为温州危机开出的四大药方，无疑是令人深受鼓舞的。总理南下之后，浙江省以及温州市政府有关部门迅速着手贯彻实施总理讲话精神，一系列利好消息出台。

浙江省政府四级(省、市、县、乡)政府电视电话会议在10月7日召开，会议分析了温州企业遭遇生存困境的几个客观原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资金供给紧张、融资成本快速上涨，因此会议要求政府部门应主动上门为企业排忧解难。

10月10日，浙江银监局“一揽子”金融帮扶措施出台，要求全省银行业全面落实“三严五禁”，督促银行严格自律，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温州市委市政府同样作出《关于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对中小企业不抽贷、不压贷，并对出现危机的企业尽可能给予资金帮扶。

历来有“抱团精神”的温州本土企业也行动起来。温州龙湾区30多家企业携手形成了多个互保联盟、互保基金，保障相互之间的融资渠道畅通；温州瓯海控股集团由瓯海区37家企业组建，设立2亿元专项帮扶资金。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月1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九大措施。

2011年8月，浙江澳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项光春一筹莫展，2011年央行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3次加息，项光春明显感到融资的困难。

而这时企业生产的各项成本也大增：人力成本大增，员工工资每月多出7万多元；原材料价格也涨得离谱，2010年7000多元1吨的铸铁，到2011年上涨了2000元。这样一来，公司需要增加500万元的流动资金，才能维持正常的生产运作。

年中，澳太还接到了两个大订单，这让项光春又喜又急。公司流动资金不足，生产运转异常吃力。9月份，温州的民间借贷开始崩盘，利率已经高不可攀，项光春不敢伸手触碰，只有想方设法找银行贷款。

“跑到A银行，银行干脆拒贷，说额度用光了；去B银行，被告知说没有固定资产抵押不能贷款；去找C银行，以前3天就可以拿到贷款的，现在要排队，什么时候有额度说不准，利率还要上浮，高的竟要上浮100%”，大半月过去，项春光的腿都跑断了，终于找到了1家愿意贷款的银行。

像澳太这种企业，要从银行贷款可以选择的方式非常有限，要么抵押贷款，要么担保贷款。澳太20亩的厂房是租的，没有可抵押的资产，只能选择担保贷款。担保人也有两种选择，一是个人即民间信贷，另外就是企业担保。

9月下旬，温州城内信贷危机风雨如晦，身处龙湾区——这一“风暴眼”，没有哪一家民间借贷敢把钱往外借。而这时也出现了很多企业因为担保企业倒闭或破产深受牵连的情况，关系再好的企业也不敢为别的企业进行担保了。

更让项光春心急如焚的是，因为温州信贷危机的出现，原料供应商现在要求付全款才能提货，这又是一大笔资金缺口。2011年的9月，项光春没有睡过几个安稳觉。

国庆来临，温总理南下救急温州，项光春密切关注时政，期待着好消息的出台。果不其然，10月上旬，浙江省、温州市连续出台扶助中小企业的方针政策，开始有相关部门主动上门来为企业排忧解难。

龙湾区科技局的出现，让项光春感叹遇到了贵人。了解到澳太的融资困境后，科技局向项光春介绍了科技贴息贷款项目——“8月份与龙湾农村合作银行达成协议，每年从科技经费中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科技创新贷款项目的贴息，政银联手帮企业克难”。

很快，龙湾农业合作银行以两项专利技术为抵押，贷款200万元，一切程序简化，贷款利率也降低了不少，贷款很快就到了澳太公司的账户上。

之后不久，澳太又拿到了龙港农业合作银行180万元的贷款，为期半年。项光春购置了新机器，加班加点进行生产，“俄罗斯客商的100台坡口机还有国内西子奥的斯电梯的订单，都要确保在年底交货！”

转机与回归

回顾温州商人在最近上演的悲喜剧，一个最显著的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为代表的实业，正处于一个尴尬境地：不能不说中国制造非常强大，强大到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有近200个产品产量独占世界鳌头。但是，又不能说中国制造非常强大，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或者品牌籍籍无名，或者被贴上国际知名商标，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却搭不上品牌价格的顺风车，产品的含金量少得可怜。

品牌对于企业而言，具有多重性，其价值不在于创造品牌所付出的成本，也不在于有品牌后可以获得更高的溢价，而在于品牌可以使其所有者在未来获得较稳定的收益。

此外，作为企业的一张脸，品牌彰显的不仅是企业的文化与品质，还是维系市场与消费者的黏合剂。拥有品牌的企业，可以理直气壮地以原材料涨价为由提价，也可以在订单萧条时仍然拥有忠实的老客户。2001年美国经济低迷时，老百姓攥紧了钱袋，但在高档消费品之列的星巴克却生机勃勃，甚至创造了比昔日更好的业绩。由于对星巴克的品牌认同，即使星巴克提价，消费者仍然络绎不绝。

对中国而言，品牌是公众对企业或产品认知的一纸名片，也是一种无形财富，更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型的助推器，它让中国更受尊敬。

而技术创新是实现品牌创新的硬道理，只有拥有专利技术或者对手望洋兴叹的领先技术，才能建立起有效的技术壁垒，企业品牌的独特优势才能长久保持下去。

所以，无论是品牌还是创新，都是中国制造不得不走的“华山两条路”。但是，无论品牌还是创新，都不可能缺少资本的支撑。在中国，民间资本总量约有2万亿之多，一旦这些资本被激活，将会产生巨大的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效益，势必对中国制造的提升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现在，一部分专门以“炒”为主要工作的民间资本正在悄然转型，开始将实业作为下一个落脚点。

2010年初，全球经济呈现回暖之势，温州一家电器元件厂的赵老板，就将其投资房地产、股市的资金抽回，重新开始复工。2010年4月，政府打击房地产投机行为的房产新政出台时，赵老板的资金已经全部回到企业中。对于自己回归实业的举动，他感到十分庆幸和正确：“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产品订单数量增长了20%，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下一步，我会在福建开分厂，如果没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暂时不考虑向其他领域投资了。”

在温州，类似找老板这样的人并不少见，从股市、房地产回流的资金更是以数千亿计算，但是像他这种可以顺利回归实业者并不多见。为拉动民间资本回归实业，2010年6月，一家“为资本找项目，为项目找资本”的中介服务机构——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在温州成立。开业仪式吸引了众多温州中小企业负责人和手握大额资金的投资者，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服务中心找到优质的投资项目。

经过筛选，已经有200个项目进入中心项目库，454个项目正在等待审核，重点为温州本土的制造业、电子科技、生物医药等成长型高新技术产业，以帮助其实现转型和升级，而温州资本可以通过期权分红、年终收益等形式获得投资回报。

此次转型，温州民间资本不仅着眼于省内，还将眼光放在省外。2010年6月初，江西省某地级市领导率团来到温州，推销新城区的数百亩土地，现场受到热烈追捧。当场，这位领导就感叹：“原本以为温州人最喜欢投机，现在看来完全不是，我们的工业用地得到了温州资本的青睐，这并不是投机，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资。”

以强大的民间资本做后盾，让具有活力的民间资本成为提升中国制造的原动力，无论对于民间资本，还是对中国制造而言，都是一件利好的事情。而如何将储量丰富的民间资本，与亟待提升和“输血”的中国制造对接，将是利好能否出现的关键点之一。

2011年10月9日，北京时间19：30，温州信泰集团老板胡福林出现在上海虹桥机场。这位影响力最大的“跑路老板”回归了。

第二天，胡福林回到温州。“阔别”这里不到20日，胡福林已经感觉到气氛大不一样。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胡福林透露：“温州市政府、瓯海区委、工商联、眼镜协会也一直在跟我沟通，愿意抱团帮助。包括关联企业、债权人也一直在和我们沟通，让我回去通过重组等手段解决困难。前段时间温总理来温州以后，整个形势和我出去之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各方面来看，都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

10月10日，温州市洞头县政府相关部门证实，温州奥米流体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福财——这个借口请员工外出旅游，其实在实施跑路计划的老板——已悄然返回洞头。

据温州金融办相关人员透露，除了胡福林与孙福财的回归之后，跑路的企业老板中已有数名恢复了联系，人们都在期待温州老板“跑路潮”后续之“回归潮”的上演。

一切形势都在变好，尽管如此，依然有惶恐不安的老板不敢正视现实，直面压力。

10月14日晚，温州黄龙街道“漂亮脚丫鞋业”的员工接到通知：明天放假一天。

身处这个“多事之城”，闻此消息，员工们已经有所预感。果不其然，就在当晚，“漂亮脚丫”的饶老板开始连夜偷运工厂设备，并于第二天凌晨离开温州，逃往江西老家。

饶老板自以为是无人知晓，岂料消息却不胫而走。

非常凑巧的是，《温州市公安局维护经济金融秩序稳定十项措施》正是于10月14“新鲜出炉”，其中明文表示，严查“有债务危机的企业主和非法集资人员逃匿行为”，并全力追查已出逃的涉嫌犯罪的企业主。

于是，“漂亮脚丫”首当其冲。其所在的温州鹿城区公安分局立即行动，追逃专案组火速成立。10月17日，专案组成员在江西武宁县将饶某夫妇抓获归案。

后来，据媒体报道，与其他“跑路”大佬的高额负债相比，“漂亮脚丫鞋业”的债务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仅欠下卸料供应商30余万元。如此小型鞋厂的“消亡”，本早应淹没在温州中小企业乱局中，却因为被“抓捕归案”，成为了“跑路潮中”首个被抓回并刑拘的老板而见诸报端，成为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猛料。

在胡福林回到温州的第二天，信泰集团关联企业资金救助帮扶协商会议召开。温州市、瓯海区两级政府的金融维稳工作组、温州市工商联，还有各银行的债权人都出席会议。让胡福林松了一口气的是，与会的银行都一致明确表示“对信泰及其关联企业不抽贷”，中行浙江省分行——信泰的主要债权人，也同意延长原有贷款期限，并在利率上给予一定的优惠。

在停工整整一个月之后，10月20日，信泰集团生产车间恢复正常生产，有近500名员工回厂正常上班。

在温州奥米公司孙福财跑路之后，工厂45台高价设备也被债权人一抢而空，转移到了上海。孙福财回归之后，在相关部门的协助和保护之下，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奥米公司的设备从上海运回到了温州洞口。

与此同时，更多的帮扶措施又陆续出台。政企、银企、强弱、行业、内部，各种形式的“抱团”，帮助温州尽快“过冬”。

民间组织为温州走出危机竭心尽力：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设立2亿元“企业重组救市基金”，鹿城区工商联准备3亿～6亿元用于“中小企业转贷临时周转金”，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30多家成员企业各拿出300万元，成立了9亿元基金扶助促进会内部成员企业。

行业协会、商会也慷慨激昂，四处奔走：温州服装商会明确以行业报团的形式对接多家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融资铺路，温州家具商会9000万元打造行业关怀，相当于银行的利率来帮助会员企业资金救急和调剂，温州经信委与温州13家银行、15家融资性担保机构集体签约，并启动了15家民间资本服务的基金，总投资额是50亿元。

温州市相关政府部门也推出组合拳，加大财政的专项资金扶持的力度，对中小企业和符合转型升级要求的经营困难的企业，实行税收的减免，缓和社会保险五缓四减三补贴等优惠政策。

2010年5月，一则温州企业全国海选“红色CEO”的消息引起全国各大媒体的关注，这项特殊的“招贤令”当时被视为一场“作秀”。然而经历此次危机后，温州企业日渐意识到企业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2011年9月27日下午，温州跳楼老板正得利鞋厂老板沈奎正跳楼之后，其旗下左右鞋业人心惶惶。在鞋厂管理人员的维持和坚守下，员工情绪得到稳定，企业财产得到保护，损失降到了最低点，左右鞋业并没有陷入混乱与纠纷之中。

因此，在温州危机日趋平息后，温州开始了第二次“红色CEO”的招聘。其中，“正泰、奥康等31家民企推出33个党组织书记人选岗位和一个党建研究岗位，开出的最高年薪达到30万元。”

2011年9月，刚当选温州市工商联主席的王振滔认为，“部分经营不善的企业应建立或健全企业党组织，促进企业长期稳定发展。”同时，“高薪海选‘红色CEO’避免了期权套现等负面评价，从而激发生产力，这也是温州企业的现实需要。”

当一切在逐渐地归于平静后，人们才发现，在温州4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出现问题的只是少部分，而出现跑路、跳楼的企业所占比例更小。是恐慌，把危机放大，信心才是战胜一切的根本。

2012年2月1日，即将立春，“世界温商大会”召开。“立春一过，城市里面还没有一些春天的迹象，但风就不一样了。”

2011年的冬天终将过去，在这样一个“后危机时期”，原本的“世界温州人大会”直接将主角换成了“世界温商”。在大会上，《温商宣言》是温商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灾难之后的自我反思与自我勉励：“面对当前民间借贷信誉危机，全体温商立下誓言：不管眼前困境多么严重，不管重建信誉之路多么漫长，我们将卧薪尝胆，自重自律，以诚实守信为经商之道，以重义厚德为做人之本，忠诚社会，忠诚企业，忠诚员工，忠诚消费者，做个堂堂正正的温州商人。”

资本新流向

从2010年12月底，面对国内越来越紧张的房产调控，约有300亿的温州民间资本流向境外地产。最初，温州人的境外投资带有一丝“被动”的成分，比如：泰国的云南阿诗玛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要与温州人一起分享东盟19亿人口的大市场……据不完全统计，仅2010年一年，就有30多个境外地产到温州推荐。

但当温州人在国内遭遇房产、矿产投资危机时，就开始像一只张开触角的乌贼，把世界每一块有迹可循有利可图的土地都当做自己的地盘。经济危机余波未消，在全球经济萎靡之态中，温商开始以抄底的方式投资世界。

在国内地产投资、矿产投资限定日趋严格的情势下，2011年6月，数十亿元的温州民资集结起来，决定投资非洲，去建设工业园区和商贸城。有意投资的人数，已经多达三四百人，这是近年来温州民间资本赴非洲投资最集中的一次。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矿产与房产，始终是温商钟情的两大投资领域。

2011年4月，10多名温商组团考察韩国济州岛“济州岛乐园”房产项目，对韩国房产市场表现出了浓厚的投资兴趣。

在国内宏观调控严防死守之下，“温州炒房团”在国内一二线城市绝迹，反而频频出现在国外，“抄底国外房产市场”成为新风尚。

据一位专业从事海外房产经纪业务的国际机构经理介绍，2011年上半年，温州资本海外置业的重点城市为伦敦、温哥华、纽约，阿联酋、马来西亚也是浙江资金青睐的国家。

有相关统计报告指出：“内地投资者在加拿大温哥华的购房比例持续增加，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已达到29%，较去年25%的比例上升4个百分点。”

就在2012年春节期间，有温州商人组团前往加拿大温哥华买楼，据说他们一连考察了多个楼盘之后，选定了西温的高档豪宅，而这里居住的大多都是华人。媒体报道：在看过一幢位于西温哈尔斯顿街2400号路段一间5睡房5浴室，占地1.1万平方英尺，拥有海景，价值近500万元的独立屋豪宅后，一个钱姓温州商人大呼便宜。他说：“折合人民币才5000万，这种装潢材质的房子，在上海少说要价上亿，真是有够便宜。”

同样在2011年，中国投资者已经成为新加坡房产最大的海外投资群体，其中温州人是主力军。这一年8月，在新加坡房产交易中心，3位来自温州的年轻女子一口气买下3套房子，总价超过3000万元。对此，新加坡最大的房产机构——远东房产已见怪不怪，从2011年开始，他们经常接待来自中国温州的豪气商人。一位移民新加坡的温州瑞安人，也时不时接到温州的亲朋好友要来新加坡看房的电话。她甚至感叹：“这些亲朋好友在新加坡购房的景象，让我重新回忆起了2000年前后的上海购房热。”

在温州即将成为国内第一个允许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城市的欢呼声中，海外投资的试点方案的“昙花一现”尤其引人注目。

2011年1月7日，《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文件发布，意味着即将铺平温州居民手里的钱向境外投资的道路——温州年满18岁的居民，可以通过合法渠道将自己的资金“走出去”直接进行海外投资。

不过，这毕竟只是试点，再自由也总会受到限制，《试行方案》对个人投资有明确的额度限制：单项境外投资额不超过等值300万美元；多个投资者共同实施一项境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总额不超过等值1000万美元；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年度总额不超过2亿美元。

而且，试点初期，投资方式也不是没有条条框框，被限定为通过新设、并购、参股等方式，在境外设立非金融企业或取得非金融企业所有权、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等。

一句话，温州资本只能在境外投资实业，如设立工厂、贸易公司等，并不意味着可以在境外炒房、炒股等。

尽管如此，放眼整个中国，目前为止，温州是全国唯一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然而，好事多磨，正当人们为这次破冰之旅，感到欢欣鼓舞时，短短两个星期之后，意外事件发生：温州试点由于未经过国家外管局的批准而“暂缓”！甚至，已经有温州商人开始涉足华尔街金融市场。

2010年5月，温州市政府投资600万元成立了温州风险投资研究院，该院院长陈工孟在2008年提议：“温州的民间资本要进入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的投资运作渠道。”

温州某服装公司董事长秦某，参股了纽约一家本土的风险投资公司，成为主要发起股东之一。尽管和众多温州人一样，秦某对PE、VC并不熟悉，但“通过全程参与华尔街基金、风投机构的日常管理、运营和项目选择，借此获取国际一流的PE、VC管理经验”，对温州人而言何尝不是一种学习型的投资？

温州资本走向世界的步伐已经不可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