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东北我军攻克锦州，给长春国民党守军以很大震动。10月17日，长春守敌第一兵团副司令官兼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10月19日，长春守敌新七军军长李鸿率部投降。21日郑洞国率所属部队放下武器。长春遂告和平解放。

巧合：副帅对副帅，第一兵团对第一兵团，10万对10万

长春处于东北腹地，松辽平原东南部，南依石碑岭，东滨伊通河，解放战争时期，市区面积约700平方公里，居民约40万。中长路纵贯市区南北，长图路、长白路横穿市区东西，是东北境内重要的交通枢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北，将长春改称“新京”，作为伪满洲国的“都城”，即成为全东北的政治文化中心。解放战争时期，长春是国共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冲。

我对中长路上敌之死城长春密集布防，实行久困重围，使敌陷入绝境。这是1948年6月，我围困长春的部队渡过辽河，逼近长春

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遂决定以十二纵三十四、三十五师，六纵十八师以及独立六师、七、八、九、十师共5个独立师和1个炮团为围城部队，组建了以肖劲光为司令员、肖华为政委的围城指挥所。东北局和东北军区领导即发布命令：“为完成攻击长春的战略任务，决定对长春守敌进行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围困。总的任务是：断绝敌人粮柴，禁止行人进出，控制机场，不使敌人空运，扰乱敌机空投，并积极歼灭出扰敌人，寻找敌之弱点，逐步压缩敌人，完成攻城战场之各项准备。”（《肖劲光回忆录》，第384页）为指挥及时、方便，以长春东北的伊通河及长春西南的孟家屯火车站为分界线，将围城部队分为东西两个地区队，东地区队受围城指挥所直接指挥，西地区队受十二纵首长直接指挥。6月25日，我围城部队开始了对长春守敌实施“久困长围”的斗争过程。

历史常常有某种巧合，这种巧合更增添了历史的传奇色彩。肖劲光领导的长春围城指挥所于9月改称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这样，肖劲光的职务便是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而肖劲光率领部队所包围的长春守敌统帅郑洞国，则是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这就形成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对峙于长春城下的，分别是国共两党东北战场的副帅；各自所统帅的部队，都称为第一兵团；在兵力上，都号称10万。

解放战争时期的肖劲光

肖劲光（1903-1989），湖南长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再次赴苏，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中央军事学校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委。1933年曾被王明为首的“左”倾党中央的排挤打击，受到错误处理，遵义会议后纠正了对他的错误处理。抵达陕北后，任陕甘宁省军事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去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政委。东北解放后，率部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后南下参加渡江战役。解放武汉、长沙后，兼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命组建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关，任海军司令员兼第一海军学校校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87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郑洞国（1903-1991），湖南石门人，国民党陆军中将。1924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党军教导二团三营党代表；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八团第一营营长，参加北伐。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五十二军二师师长，参加着名的台儿庄战役；1939年，任国民党五军副军长兼一师师长，参加昆仑关战役，后升任第八军军长；1943年起，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新一军军长，后任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1946年，调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内战；1947年任国民党东北行营副主任；1948年任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1948年10月在长春战役中向人民解放军投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从肖劲光和郑洞国的简历看，两位都是湖南人，且同年同月生，肖劲光仅年长10天。两位都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参加过北伐，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才分道扬镳。21年后在长春城下各统兵10万，决一雌雄。

不过，此时肖劲光与郑洞国所处的战略地位不同。郑洞国是求生，力求固守或突围；而肖劲光则是“瓮中捉鳖”，不断紧缩包围圈，置郑洞国于死地而后快！双方围绕着军事、经济、政治，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从1948年6月25日起，解放军对长春正式实行长围久困，采取军事包围、政治攻势与经济封锁三结合的办法。10万大军在长春城外方圆25公里的地面上，形成一个封锁区。

在解放军强大政治攻势和优待政策的感召下，长春守军由土杂部队到正规军，由非嫡系到嫡系部队，由士兵到官佐，由徒手到携械，整班整排整连地出城投诚。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25日到9月底，围城部队共接收投诚官兵1.35万余人，约占长春守军总人数的七分之一。其中新七军3700余人，第六十军3800余人，土杂部队6200余人。

锦州丢失时，蒋介石空投给郑洞国一封信

蒋介石在葫芦岛痛骂了阙汉骞等将领一顿后，又匆匆忙忙于10月15日经沈阳飞临长春上空，准备通知困守在这座孤城中的郑洞国赶快率部突围。

飞机在长春上空缓缓盘旋着，蒋介石凭窗向下观看，只见解放军修筑的围城工事一圈又一圈，纵横交错，把长春城围得水泄不通；城内死气沉沉，犹如一座没有人烟的空城。蒋介石长长叹了口气，命人给长春城内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发去了一封代电手令，内云：

长春郑副总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酉灰（10月10日）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刻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莩，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般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正删（15）日已来沈阳指挥，希知照。中正手启10月15日巳时。

随手令一起投下的还有蒋介石给郑洞国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与电令大致相同，只不过语气要稍缓和一些。蒋介石在信中告诉郑洞国，他已命令整编第二○七师前往清原接应从长春突围出来的部队，他本人将在沈阳停留3天，等待郑洞国率部突围出来。

郑洞国看完电令和信件之后，仰天长叹一声，说道：“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当初，东北野战军攻占四平后，卫立煌为避免永吉等地的部队被解放军一小块一小块全部吃光，下令把驻守在永吉的第六十军撤退到长春。郑洞国对此曾提出过异议，他认为长春距离沈阳、锦州的主力部队太远，被吃掉的可能性极大。与其将来被解放军歼灭，还不如主动放弃长春，把长春的部队集中到沈阳和锦州之间，这样尚能战、能守、能退，还可以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

卫立煌也赞同郑洞国的意见，但他不敢自做主张放弃长春，便请示蒋介石。蒋介石一方面顾忌放弃长春将会在国际上造成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固守长春，还可以吸引解放军一部分兵力，以减轻对沈阳、锦州的压力。况且从长远看，今天放弃容易，将来要占领就困难了，所以他坚决反对放弃长春。

由于蒋介石拒不听从郑洞国等人的意见，长春的10万国民党军失去了最后一次安全撤退的机会。而且，阴错阳差，偏偏郑洞国又被委派为长春的最高指挥官，这确实出乎郑洞国的意料，也是他所不情愿的。郑洞国后来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在我来长春之前，许多朋友曾劝我不要接受这个危险的任务。还有人建议继续由梁华盛负责，或与锦州的范汉杰对调。我也曾把这些意见和卫立煌谈过。卫认为，梁华盛和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不睦，不适指挥作战，范汉杰情况不熟，只有我比较合适。后来我又想：长春固然危险，沈阳、锦州同样危险。实际上整个国民党政权都在危险之中。作为军人，还能怕危险么？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困难的时候，我不负责叫谁负责？一种“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支配着我。另一方面，我也有所打算，我认为有两个军（新编第七军、第六十军）为主力，加上地方部队，只要认真做好防御工事，利用时间整训部队，长春是可以守一个时期的。再就解放军方面看，用很大力量攻长春是不合算的，不如集中力量先打下沈阳、锦州，长春就成瓮中之鳖了。所以我判断，沈阳、锦州可能先长春而解放。到了那时，长春成了东北唯一孤点，我或者还有可能乘飞机离开，把善后问题交部下处理。这样，我不仅对蒋介石可以交代，就是对国内外的观感也比较好些，这是最好的前途。……我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是不满意的，但我却这样想：我既然跟国民党干了几十年，唯有尽自己力量，挣扎到它垮台为止，这样才能问心无愧。

对国民党政权的忠诚，使得这位以“敦实憨厚”着称的国民党军中将，别无选择地来到了注定要成为一座“死城”的长春。

其实，郑洞国收到蒋介石突围的信，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第一次是10月10日，蒋介石派飞机给郑洞国空投一纸命令，告诉他，已无法继续对长春空投粮食，命长春守军向东突围，然后转至抚顺以东的营盘，经营口退到沈阳。郑洞国接到命令后，马上找来新七军和第六十军的主要将领商量。这两个军的将领一致认为，长春被困了几个月，由于长期饥俄，营养不良，许多官兵腿脚浮肿得难以行走，不但突围突不出去，就是突出去了，到沈阳还有七八百里的路程，哪能走得到呢？突围明摆着是死路一条。最后，郑洞国复电蒋介石，陈述了众将领们的意见，主张暂不突围。

两天后，蒋介石再次发来电令，催促郑洞国赶快率部突围。郑洞国与大家商量之后，致电蒋介石强调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强行突围，长春的10万大军势必在中途被歼，仍不同意突围。

10月15日是郑洞国收到的蒋介石第三次命令他突围的电令。郑洞国手里拿着蒋介石发来的电令和亲笔信，如同捧着一块烧得通红的烙铁，表情痛苦，焦躁不安。

蒋介石的这几封电令，一封比一封语气严厉，第三封则干脆以“军法制裁”来威逼他执行突围的命令。郑洞国辗转反侧了一整夜，最终还是决定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率部突围。

郑洞国回忆被围长春情况

到1948年10月上旬，被围困在长春城的郑洞国所属10万部队，已有1.4万人向解放军投降。郑洞国后来回忆说：

在围城中最使我头痛的是粮食问题。因为解放军的封锁，四乡粮食来源断绝。唯靠飞机空投，不仅数量少，而且因为空军在长春驻防时，曾与新编第七军发生过摩擦，现在要他们来空投粮食，他们就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既飞得高，又不按规定办法投掷，把许多粮食误投到城外解放军的阵地上。官兵们看了非常恼火。

10月19日，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领一个军向我投诚，我遂兵不血刃解放长春。这是郑洞国（中）抵达哈尔滨时的情形市内存粮日益减少，加以市场投机倒把，粮价一日数涨，市场混乱，人心不安。甚至连新编第七军的军官也参加投机倒把。他们驻长春的时间比较久，平日就营私舞弊，屯有粮食。至于新由永吉转移过来的第六十军，粮食更加困难。……最初高粱米只几元一斤，后来竟涨到1亿元一斤。由飞机运来1万元一张的钞票（空投）已无用处。不得不由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本票，票面数字最初是几十万元一张，后来提高到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一张。市内税款收入还不够税务工作人员的伙食开支，徒然扰民而于财政无补，我干脆下今暂时撤销一切税收。我曾一度把市内人口向外疏散，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造成许多混乱和死亡。城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下去了。有些街道，死尸横陈，无人埋葬。甚至曾发生卖人肉的惨事，当时也追查不出是谁干的。此外因吃豆饼、树皮、草根等而生病的人就更多了。悲惨情景，目不忍赌，长春市变成了阴森森的世界。

曾任第六十军暂二十一师少将师长的陇耀是这样描述被围困中的长春城：

围困中的长春缺乏电力，工厂停工，电车停驶，照明无着，煤炭运不进来，烧不起暖气，连做饭用的燃料也只能靠挖柏油马路、拆高楼大厦来维持。尤其是粮食问题更为严重。10万守军的粮食依靠微弱的空投补给，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空投时常停顿。部队把军马都杀吃干净，士兵饿得头晕眼花，因饿而病而死的不计其数，战力大为减弱，士兵携械向解放军投诚的日有所闻。以兵团司令部副参谋长杨友梅为首的空运指挥部，对于空投粮食的分配，采取了厚彼薄此的办法。对蒋介石嫡系的新编第七军分得特别多，而对地方杂牌部队的第六十军则随便分给一点。各部队为了保命，把落在防区里粮食私自抢收藏匿，并派出搜购粮食的队伍，强行搜劫民间稀有的粮食。在抢掘俱穷的情况下，几十万长春市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树皮草根都被吃光，市区各公园里，尸积成堆，臭气熏天，甚至发生了卖人肉的惨事，真是惨绝人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曾泽生在解放军攻占锦州的第二天便率六十军起义了。

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经过

时任国民党军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后来撰文，详述了率部起义的全过程，以下是节录：

1948年9月，长春城内一片混乱。军队仅靠微少的空投粮食活命，士兵面黄饥瘦，士气低落。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老人饿死在道旁，小孩子成群地在垃圾堆里寻食，为了一片腐烂了的菜叶而相互拼命撕抢。长春已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当时，摆在六十军面前有三条路：一是死守长春，其结果必是城破被歼；二是向沈阳突围，其结果是必将被解放军歼灭在长沈途中；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向人民赎罪，只有这一条才是活路。走哪一条路呢？这是当时整天盘旋在我脑际的大事，也是盘旋在全军官兵心里的大事。

22日晚上，我在长春中长理事会大楼（当时的第六十军军部）的办公室，焦灼地踱来踱去，思索着部队的前途和出路。为了3万官兵和十多万老百姓的前途，我必须走反蒋起义，向人民赎罪的路！想到这里，我看看手表已是9点钟，便拿起电话话筒，对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说：“白师长吗？你马上到我这里来，10点钟一定到！”说完，又找暂编第二十一师陇耀师长。

10点钟，白、陇2位师长都乘车来到我这里。

两人都很奇怪：这样晚了，找他们来做什么？陇耀进屋就问我：“军长，有紧急情况？”我摇摇头，指着沙发请他们坐下。

白师长见我紧锁眉头，闷闷不乐，就又关心地问我：“跟新七军又有冲突？”我说：“什么也不是，就是找你们来随便谈谈！”随便谈谈，谈什么？一时弄得他俩摸不着头脑，各自取火抽烟沉默着，等我讲话。

看他俩的样子，我一下也不知怎样开口。

过了好一阵，白肇学忍不住问道：“军座，我们共患难多年，平日推心置腹，难道今天还有什么不好讲的？”我说：“不是有顾虑，而是我想得太多，不知从何谈起。”陇耀插嘴问道：“什么事情呢！”我说：“就是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我们过去已经谈得很多，今夜请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决定我们究竟如何办？”没等我说完，陇耀就说：“商议什么！军长怎样决定就怎样办嘛！”他的态度很诚恳，口气很坚决。

白师长低头不语，不知在想什么。本来我想马上提出自己的决定，但看白肇学的样子，就改变口气说：“这是关系全军前途的大事，还是大家商量决定才好。”

我又问：“肇学，你的意见如何？”他点头同意，说：“对，多研究，才能万全。”

而陇耀总是表现性急，说：“军座，你考虑的结果，意见如何？”我想，他俩都是我的老同事，平日披肝沥胆，无话不能谈，关于部队的前途，对时局的看法等等，我们都经常交换意见，纵使我提出反蒋起义，他们不同意，也无大碍，就直率地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率部反蒋起义！”陇耀一听，就激动起来，说：“我早就想着你会这样决定！我们六十军，这些年受国民党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然而，白肇学同意反蒋，但他提议把部队拉出去后，放下武器，解甲归田。他沉痛地说：“我年少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却是自相残杀……

我们反复地谈着蒋介石集团祸国殃民的罪恶，军队当前所处的艰难境况，各人内心的伤痛，一直谈到下半夜3点钟。陇、白各执己见，争辩不已。我怕两人这样争辩下去有伤和气，就阻止说：“大家再想一想，今天决定不下，明天再研究吧！”

他们走的时候，已经快5点钟了，我躺在床上，激动得不能入睡。早晨，很早我就乘车去一八二师，见白师长疲倦地斜倚在沙发上，满眼血丝，像害了一场大病。他看见我就想站起身来，我忙按他躺下。

他嘶哑地说：“从你那里回来，一直睁着眼，想到天亮。”我笑着问他：“想得如何？”他说：“没想好，我是决心不干军队了！”看着他苦恼的样子，我心里不禁一阵怜惜。

我说：“肇学，我们滇军有过护法、讨袁、拥护共和的光荣历史，那几次光荣的起义，一八二师的前身都曾参加，你知道吗？”部队光荣的历史，更触动他今天的痛苦，他悲愁地说：“怎么不知道，现在还提那些干什么！”

我说：“你看，今天的蒋介石比当年的袁世凯如何！”他气愤地回答，“更坏！”我趁势进一步问他：“那你为啥不同意起义呢？”

他默默地望着我很久，突然挣起身来抓着我的手说：“军座，我赞成你！”

我一阵激动，忙用手擦去兴奋的热泪，紧握他的手说：“好，我们就这样决定！”临走时，我又交代他说：“以后，你、陇耀和我，要经常保持接触，具体的拟定起义的行动步骤。开会的地点要多变换，临时听我通知。事情要绝对保守秘密。”

当时，同第六十军一起防守长春的，还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新编第七军。两军以中山路（今斯大林大街）为界，第六十军守东半部，新七军守西半部。第六十军起义，首先就要对付郑洞国和新七军的阻挠破坏。

10月3、4两日，新七军在长春西面的绿园一带出击，作困兽斗，伤亡惨重，毫无进展。14日下午，郑洞国打电话把我找到兵团部，提出要六十军派出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我想试探一下郑的态度，就说：“目前部队士气低落，城外共军围得又紧，根本突不出去。出击，只是增添伤亡。”

郑听了很不以为然，愤愤地问道：“难道我们就坐以待毙？”我仍然表示悲观地说：“反正我们六十军是没有希望的！”

我谈的都是实际情况，郑洞国也感到不能反驳，只好不关痛痒地说了几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之类的话，仍然坚持要我们派出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

我看他要出击的决心很坚决，就没有再说下去。此时我心里想：起义，他是不会赞成的，现在绝不能让他知道。

第二天，我派第一八二师第五四五团去敷衍，在八里铺一带出击，配合新七军。

在出击行动中，郑洞国和新七军军长李鸿常来我的指挥所（康德面粉厂）打听情况。

7日，郑洞国到我的指挥所来，我坚决地向他提出：“官兵没有粮吃，饿着肚子冲不上去。而且3天出击伤亡过大，部队已不能再打，今晚必须撤回！”郑洞国问李鸿，李鸿也说要撤。郑洞国只好同意说：“撤回来吧！”说完，就坐在沙发上叹气不止，事实已非常清楚：守，是等死；突围，根本无望；只有一条路——起义。

自从9月23日早上白肇学也表示拥护起义以后，我同陇、白二人就起义行动问题不断地秘密进行策划准备。

16日上午10时，我正在吃饭，副官报告：“郑司令官电话，请军长马上去。”我说：“告诉他，我在吃饭！”没过5分钟，电话铃又响，副官接电话，转身向我说：“郑司令官请军长讲话。”

我拿起听筒，郑洞国语调很急促地说：“曾军长，有要紧事，马上来一趟！”这时我心想：为什么这样急迫呢？

郑洞国从来不在上午通知开会的，莫不是走漏了消息？我故意拖延时间说：“我正在吃饭。”而郑还是坚持说：“情况很紧，你马上就来！”他愈催得急，我愈加疑惑。但眼前还得敷衍，不能不去，我只好回答说：“好嘛，我吃完这碗饭就走，可以吗？”他答应了。

等郑洞国放下电话，我立刻问白、陇师长郑洞国找过他们没有，他俩都吃了一惊，急忙问我是否联络的人出了事。

我告诉他们：“没出什么事，只是刚才郑洞国打电话要我去，催得急，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不能不防。”

他们说郑洞国没有要他们去，我才稍稍放一点心，便吩咐他俩：“我还是去兵团部。在我未回来以前，就是天塌下来，你俩都不许离开部队。郑洞国如果将我扣留，你们仍按原计划行动。”

我到兵团部刚一下车，郑洞国的副官就告诉我：“司令官在他的办公室等你。”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去，准备着迎接最坏的事情，而表面上依然装得镇定自若。

我看完“代电”后，郑洞国又拿出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叫我看，并且沉重地说：“今天锦州已经消息断绝，情况不明了。”说完又在叹气，在办公室里不安地走来走去。

原来如此，我来前的一切担心，此时已全然消除。我把“代电”和蒋介石的信放在一旁，问道：“司令官准备怎么办？”

他说：“只能按命令行事。我计划今晚就开始行动，明日四面出击，后天（18日）就突围。你的意见如何。”我说：“好吧。不过部队士气低落，突围，六十军是没有希望。”郑听后默默不语。

我又问他：“计划从哪条路走呢？”他说：“从伊通、双阳这条线走……突不出去，就拉上长白山。”

对于他这样天真的想法，我不禁哑然失笑，我说：“你还想在共产党的天下打游击啊！”郑洞国只是叹气，没有做什么表示。

深陷重围逃跑无望的长春守敌国民党第六十军，在我军迅速攻克锦州的威慑和政治争取之下，于10月17日由军长曾泽生率领宣告起义。这是我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中）、政治委员肖华（左）会见曾泽生将军（右）

我因为心里装着起义的事，无意在此滞留，默坐片刻，就起身告辞说：“下午开会讨论如何行动，我派徐参谋长来参加，他可以代表我决定一切，情况我已了解一切都听从司令官决定。”见他点了点头，我随即离开。

从郑洞国那里出来后，我就坐车到了新七军军长李鸿那里，想劝他起义。李鸿正害伤寒发高烧。我从他的卧室出来，到会客室，又从会客室走进他的卧室，几进几出，犹豫不定，是否把我们要起义的事告诉他？转念一想：不行！他们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且我们起义也没有联络妥当，不能轻率告诉他，自找麻烦。我头脑一清醒，就上车回军部了。

从李鸿处回来，已经是下午了，而张秉昌和李峥先还是没有回城，我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原定当天夜里就开始起义行动，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仍不见联络人回来。而郑洞国又布置当晚开始执行他的突围部署，怎么办？越想心里越急。

好不容易熬到天将黄昏，张秉昌和李峥先终于推门进来。我忙上前握着他们的手，急迫地问道：“联络上了吧？”我着着他俩满脸喜色，马上又高兴地说：“一定是联络上了！”张秉昌笑着点点头，告诉我：“解放军欢迎我们起义！”

解放军接受我们起义了，我立刻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白、陇师长。陇师长在电话上兴奋地冲我喊道：“军座，现在就动手干吧！”我也激动地告诉他：“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给营以上军官讲话。”

在去暂编第二十一师之前，我按解放军的意见，又派第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和暂编第二十一师副师长任孝宗，作为我们的正式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一步商谈有关起义行动诸事。

当我到了暂编第二十一师，营长以上军官都已到齐，挤满了一个小会议室。我由浅入深，以诱导的方式，从眼前的政治形势，讲到六十军与蒋介石嫡系的矛盾，然后说明了六十军的处境。最后我说：“弟兄们，长春的处境，大家都很请楚，今天召集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办法，我们该怎么办？”

我的讲话，使不少人（主要是营一级军官）感到意外。过了好一阵，没有人起来发言，大家都很拘束。我笑着问道：“你们发表意见，看该怎么办？”依然是沉默。

又过了一阵，有人大声说了一句：“军长怎么命令，就怎么办！”大家都随声附和：“对！军长下命令，我们就办！”我说：“不行，这不是下命令的事；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的大事情，应该大家考虑，以免将来有二话！”

大家坚持要我决定，我坚持要大家来商议决定。推来推去，延误了不少时间。

终于有人大胆地起来发言了。他主张“立即向沈阳突围”。

我当即否定了这个意见，说：“不行，我们走不到沈阳，就早被消灭了。”

有人打了头炮，发言渐渐活跃起来。有人主张：“尽忠报国，战至最后一人。”有人主张：“死守长春，等待援兵。”……就是没有人提议“起义”。

我环视满屋的人，大家都是云南袍泽，是被蒋介石强迫到东北来打内战的，离乡背井，抛妻弃子，受尽了蒋介石嫡系的白眼，几年来又都在战场上吃了许多苦头，眼前又都是无路可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我了解他们，他们不提“起义”，并不是不愿意起义。

于是，我又更明显地启发说：“死守待援，无异于等死；蒋介石祸国殃民，对我们六十军欺凌宰割，和我们只有怨仇，毫无恩德。我们何苦给他‘尽忠报国’！该怎么办？大家还应多加考虑：”大家又是一阵沉默。

突然，一个人站起来说：“我主张起义，反对蒋介石，跟共产党走！”

此时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到他身上，又转过来望望我的反应。

我马上肯定地说：“这是可以走的一条路，我赞成这个意见！”

会场的情绪一下子活跃起来。我问道：“你们同意起义吗？”都齐声回答：“同意！”陇、耀师长这时站起身来，面对我大声说：“报告军座，我们暂编第二十一师全师赞成起义，请你下命令。”

人们哗地站起来，我郑重地对大家说：“现在，我宣布：六十军起义！陇耀师长立即指挥暂编第二十一师向新七军布防。”

从暂编第二十一师出来，我直接去第一八二师师部。我向白、陇两师长说：“暂编第二十一师已经决定起义了，我赞成他们，你们怎么办？”他们也一致表示拥护起义。随即该师也向新七军布防。

我命令白、陇两师长：“如果新七军想剿灭我们，就坚决和他们打！我们有解放军做后盾，不怕他们！”

我从第一八二师回来，打电话给暂编第五十二师师长李嵩：“李师长吗？有件事通知你。今晚11时，你带着3个团长，到我这里来开军事会议。”我还着重嘱咐他：“一定要准时到达！”

我一直等到听见他和师部总机讲：“要三团部！”才放下电话，这时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我把副官长张维鹏找来，对他说：“起义行动，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就是暂编第五十二师还没有安排。”

这个师是杜聿明派来监视我们的。李嵩平日就拒绝我过问他们师的事。他不会同意起义，更不会听从我的命令。但是暂编第五十二师又正驻在我们两个师中间，是我们起义的障碍。

现在，要让你去解决这件事情。张维鹏问：“怎样解决？”

我说：“我已经通知李嵩带着他的3个团长，11点钟到这里来开会，到时你就将他们扣留。告诉他们：六十军起义了，要他们命令他们的副师长、副团长听从指挥，随我行动。不然，他们的生命掌握在我们手里！”张维鹏站起来说：“懂了，我一定办好！”

夜10时，我正在向军部和直属部队营以上军官动员起义，副官向我报告说：“李师长和3个团长来了”我说：“你请副官长陪他们一会儿。”我又继续动员。11点多钟，张维鹏高兴地跑来报告：“军座，一切都办妥帖了。”他笑着对我讲了经过。按计划顺利地扣押了第五十二师的师长、团长，他们的副师长、副团长也都规规矩矩地表示服从命令，随全军起义。

听完张维鹏的报告后，我立即抓起电话对第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午说：“做好行动准备，接到命令就开始行动！”他连声回答：“是！”而且把他对张维鹏表示的“服从指挥，拥护起义”的态度，又向我重复了一番。

随后，我又打电话问陇耀和白肇学，监视暂编第五十二师的兵力布置好了没有？他们说早已布置就绪。此时，对暂编第五十二师的控制有了一个眉目，我心里又多了一分轻松。

处理过暂编第五十二师的事，已经是后半夜的1点钟了。为能顺利地指挥全军起义行动，我把自己的指挥所移到了裕昌源面粉厂——第五四五团团部，这个团的团长朱光云，思想倾向进步，起义的态度很坚决。

在蜡烛光下我给郑洞国和李鸿各写了一信，总想劝他们与第六十军一致行动。给郑洞国的信原文是：

桂庭司令钧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

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谒诚奉达，敬候赐复，并祝

戎绥！

曾泽生敬启。

给李鸿的信，内容基本一样。

17日晨，天尚未明，即派政工处长姜弼武把信先送郑洞国，后送李鸿。姜弼武回来后报告说：“见到郑洞国本人了，他们正在开会，乱糟糟的。郑洞国看完信回答说：“曾军长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

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起义抵达哈尔滨车站时，受到群众的欢迎

上午，郑洞国派他的副参谋长杨友梅、长春市长尚传道、省府秘书长崔垂言来见我。为了不让他们知道我的指挥位置，就叫他们到第五四六团团部，我在那里接见他们。

杨友梅见到我就赔笑说：“郑司令官因职务累身，不便前来，派我们多多拜致副司令官，希望副司令官再从长计议。”我说：“我们什么都计议好了，就是反蒋起义！”尚传道忙接过去说：“郑司令官讲，过去哪些事情办得不好，请副司令官多提出来。今后的事情，请副司令官多做主张。总希望副司令官从长计议，顾全大局。”

我说：“六十军此举完全是为了拯救自身，拯救长春十几万老百姓，非与郑司令官有隙。假如郑司令官有这样看法，还请诸位回去多作解释。”

杨友梅又说：“副司令官，军人这样做，是不够恰当吧！”我立刻很生气地驳斥他说：“你们说我背叛，对吗？我们背叛无义，走向正义，难道不应该吗？”崔垂言见我变了脸，慌忙解围说：“杨参谋长的意思，是劝副司令官从长计议。”尚传道也在一旁帮腔：“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几个人把我纠缠得很不耐烦。正在这时，有人报告我：解放军代表己经来了。

我急于回指挥所，于是很干脆地对杨友梅他们说：“我们已经决心起义。请你们转告郑先生，假如他们愿和六十军一起行动，我完全负责代为联络；假如他要想先把六十军剿灭再突围，也只有听便！”

说完，我手向外一指说：“你们走吧！”临走时，杨友梅还讨好地说：“这些问题，我负责在下午答复副司令官。”

从第五四六团团部回到裕昌源，解放军代表刘浩正在等我。我们热情地紧握着手，刘浩说：“解放区军民，正忙着准备热烈欢迎你们呢！”

刘浩也是云南人，很直爽，很热情，谈了一阵我们就熟了。他笑着对我说：“曾军长，去年夏天六十军在吉林的时候，我就到过吉林，还和陇师长会面交谈过，那时我就劝你们起义。”我说：“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能不如是耳！”相对笑了一阵，他又告诉我：“杨滨，就是给你当过副官长的杨重，现在长春外围，他让我问候你。”

杨重，是我过去的副官长兼特务营营长，1947年秋天才离开第六十军的。到这时，我才确实知道。原来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从刘浩谈话里还知道：在六十军内，从1938年就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党员不少，做了许多工作，连我设临时指挥所这个团的副团长赵国璋，也是共产党员，无怪乎团长朱光云拥护起义积极。原来，这次起义的发动十分顺利，得地下党的暗中帮助不少。

10月17日下午，刘浩陪我出城到了解放军围城兵团政治部，唐天际将军对我表示热情的欢迎。我们抓紧时间，当面展开军用地图，把部队交防及撤向解放区后方的具体安排确定后，于黄昏时又赶回我的指挥所，立即布置当夜行动。入夜后，第六十军部队认真地将防地交给解放军入城接防部队，我和刘浩乘车到各团巡视后，即随部队撤出长春，沿公路开往九台地区集结休整。

天亮后，我们部队正走在路上，蒋介石就派飞机轰炸我们。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由于有所防备，部队既未惊慌混乱，也没有遭到什么损失，只是一些无辜的老百姓遭了殃。蒋介石的狠毒手段，更增添了官兵们的愤慨。我们进入解放区后，老百姓和解放军同志，早烧好了开水，做好了早饭，热情地迎接我们。

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及肖劲光、肖华等一兵团的首长，对我们这支起义部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官兵们都感到是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无不十分激动。

1949年元旦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命令，把我带的这支起义部队完整地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我仍任军长。

新七军放下武器实录

曾泽生率第六十军起义，大大出乎郑洞国的意料。10月16日晚，睡梦中的郑洞国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兵团司令部值班军官向他报告：六十军有异动。

郑洞国听到这一消息后，大吃一惊，急忙穿衣起床，打电话把这一情况通报给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令他设法弄清六十军的动向。

午夜时分，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新三十八师师长陈鸣等慌慌张张来到郑洞国的办公室报告说，六十军可能发生了突变，所有的电话联系都中断了。

郑洞国为证实这一情况，亲自给六十军打电话，电话铃声响了很久，就是没有人接。郑洞国预感六十军肯定是投向解放军去了，垂头丧气地对史说等人说：“算了吧，他们要怎么干，就由他们去吧！”

史说有些紧张地问：“那突围的事怎么办？我的部队已按计划开始调动了。”

郑洞国苦笑了一下说：“现在还谈什么突围？你赶快命令部队立刻撤回原防地，并迅速向六十军防区派出警戒。”

在史说等走后，多少还有些不死心的郑洞国，一次又一次地往六十军军部挂电话，希望能得到确切的消息。电话最后总算是挂通了，接电话的是六十军政工处长姜弼武。姜弼武对郑洞国说：“司令官，曾军长命我转告您，六十军已决定光荣起义。如果司令官赞成我们的主张，欢迎您和我们一同起义；如果您不赞成，我们也不勉强，就各行其是好了。”

郑洞国还想找曾泽生讲话，但被姜弼武给拒绝了。第二天，第六十军起义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长春市。杨友梅、史说、龙国钧、长春市长尚传道等都跑到郑洞国这里来打探消息。这时，姜弼武按照曾泽生的命令，给郑洞国送来了他的亲笔信。

郑洞国看完信后，心情复杂，明知大势已去，但仍一心想为蒋介石尽忠。他把信放到桌子上，冷冷地对姜弼武说：“信我留下了，恕不作复。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考虑，要我和他走一路，我不干！”

随后，郑洞国把这封信的内容电告了沈阳的卫立煌，并请示新七军该如何行动。10月17日下午，卫立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电令郑洞国于次日上午率部队从六十军防地向城外突围，届时将派飞机轰炸掩护。

郑洞国接到电令后，把新七军的主要将领和兵团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召集到一起，研究突围计划。郑洞国后来讲述当时开会的情景说：

……到会的人哭丧着脸，默默无言。我再三要他们发表意见，只有我的一个老部下，新编第七军暂编第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站起来说：“目前情况，突围已不可能，我建议暂时维持现状，以后再徐图别策吧。”我只好采纳他的意见。这一天，我感到很彷徨，非常苦闷。对当前局面如何维持，毫无办法，真是度日如年。

10月17日拂晓，我占领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后，市民主动向我军报告敌情

第六十军的起义，对新七军的官兵产生了强烈的震撼。10月18日晨，当新七军的官兵睁开眼睛后，惊讶地发现，长春市东半部市区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他们已处于解放军枪口和大炮的直接威胁之下。新七军官兵的士气更加低落，思想上已被解除武装。暂六十一师第二团团长姚风翔神情沮丧地对自己的亲信说：“反正大势已去，整个防御体系已一劈两半了，枪口朝着自己的屁股，既不能再守，也无法再逃，除了起义、投降，就是死路。”

新七军军长李鸿（1903-1988），湖南湘阴人，1927年7月毕业于黄埔军校。1928年任陆军教导师工兵连连长；1937年，淞沪会战中升任营长；1940年任税警总团干部教练所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1941年税警总团改编成新三十八师，李鸿任该师一一四团团长；1944年任新三十八师师长。李鸿的辉煌时期是在缅甸战场上，曾被誉为“东方蒙哥马利”、“常胜将军”。抗日战争胜利后，李鸿率新三十八师进入广州。1946年2月，李鸿奉命率新三十八师开赴东北，参加内战。1947年4月，李鸿任新一军副军长；同年8月，出任新七军军长，固守长春。1948年3月，六十军放弃吉林，移驻长春，形成新七军与六十军共同防守长春的局面。

在东北我军对长春实行长围久困的过程中，特别是9月中旬辽沈战役的炮声打响后，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已开始考虑起义的问题，并且迅速下定起义的决心后，便精心部署起义的问题。而新七军军长李鸿却病卧在床，不理军务，将军务交由副军长史说代理。

由于李鸿不理军务，所以当六十军起义后，新七军军部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时，其所属部队便各行其是了。

在解放军的包围进逼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新七军前沿阵地的官兵纷纷自动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面对部队的混乱状况，新七军副军长史说束手无策。正当他彷徨不定、一筹莫展之际，前来探望他的天津《民国日报》驻长春特派记者杨治兴趁机进言说：“目前突围和困守都没有前途，您是否有意声明率部退出内战，与解放军商议停战呢？”

史说和新七军的其他将领知道军心早已涣散，这个仗是没办法再打下去了，但他们又碍于郑洞国的面子，不敢自做主张放下武器。听杨治兴这么一说，史说不禁问道：“不知桂公意下如何？”

杨治兴因急于促进长春和平解放，根据郑洞国平日私下里对他说过的对国民党腐败不满的一些言论，以自己的判断佯称：“桂公也有此意，不过依他的身份怎么好出面讲这种话呢？”

史说误以为杨治兴是郑洞国派来传递信息的，当即高兴地说：“既然桂公同意了，那一切都好办了！”

在新七军中层以下官兵主动与东北我军联系时，新七军上层将领并不是无动于衷。“史说将一切情况告诉了正在卧病的李鸿，李鸿也很惊慌，要史说召集全军营级以上的部队长开会讨论，征求大家意见，再作决定。”李鸿在此并没有表明或起义，或投诚的态度，而是将这个权力交给了营长以上的军官讨论会，由军官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驻长春的国民党新七军的官兵纷纷向我投诚

据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回忆，会议于上午10时召开，由史说主持，进行了两个钟头，主张继续突围的人和反对突围的人各执己见，彼此争论，得不出一致的意见。最后考虑到突围后可能的后果，便放弃了突围打算，同意放下武器。

据时任新七军暂编第六十一师二团团长姚凤翔回忆，当晚新七军派代表与东北解放军进行了放下武器的商谈，所确定的内容大致是：新七军放下武器后，东北我军保证新七军官兵生命财产的安全；新七军官兵不参加群众斗争大会，东北我军保障新七军官兵不在群众大会上受斗争；保留新一军接收安插老弱和伤残官兵的农场，并允许自由耕种；新七军官兵愿意参加革命工作的，东北我军应给予工作，对不愿参加革命工作的，应遣送还乡；放下武器的部队，于19日上午在原地集结，听候接收；新七军各部队放下武器后，营以上军官在新七军军部大楼集合，连以下军官在新七军教导总队大楼集合，听候处理。

新七军代表彭克立、宁伟等人将商谈结果带回驻地后，已是19日清晨。

新七军立即向所属部队下达了放下武器的命令。“其实各单位已经早就做好了放下武器的准备，甚至连眷属的行李也都捆好了，还有希望共军早点派代表到他们的单位去提前接收（姚凤翔：《新编第七军放下武器前后》，见《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91页）。

郑洞国的“体面投降”

新七军与解放军接洽投诚的事，郑洞国事前毫无所知，完全被蒙在鼓里。被困在银行大楼里的郑洞国，此时已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他把长春的情况向东北“剿总”作了报告，不久，奉蒋介石之命来东北收拾残局的杜聿明给自己的老友打来电报，告诉郑洞国，他准备请蒋介石派直升飞机把他接出来，问他有无合适的降落地点。

郑洞国复电：“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亦不忍抛离部署而去，只有以死报命。”

但郑洞国的部下却不愿跟随他“以死报命”。

在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后，东北我军是希望郑洞国率部起义或投诚的。特别是中央军委还考虑到：“郑洞国是东北‘剿总’副司令，是黄埔一期生，所率是蒋军嫡系部队，又占据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大城市，争取其起义，对全国各大战场的蒋军官兵都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有很大的意义”（《肖劲光回忆录》，第402页）。

毛泽东在17日致林彪等的电报中还提到：“郑洞国如能率部起义，可给以宽大待遇。如能公开宣布反美反国民党反动统治，站在我方，则可照六十军办法对待，以影响卫立煌全军。”（《毛泽东军事年谱》，第679页）周恩来于10月18日亲自拟电报给郑洞国，力劝郑洞国起义，其原文如下：

洞国兄鉴：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1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20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先后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以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肖劲光、肖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周恩来

10月18日。

周恩来拟了给郑洞国的电报后，毛泽东还专门致电林彪等，要林彪等充分认识逼迫和争取郑洞国起义的重要性。“望令各部对长春取威迫政策，堵其一切可能逃路，暂时不攻击他，以促其变化。除派适当人员携恩来致郑洞国电，林彪及肖劲光亦可写信给他外，还应选派适当人员与郑进行谈判。”（《毛泽东军事年谱》，第679-680页）由此足见我党我军争取郑洞国起义的诚挚态度。

10月19日晚8时，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派代表悄悄与解放军代表进行谈判，以不破坏武器、仓库等作保证，得到了解放军对他们集体缴枪的同意。当杨友梅把这一消息告诉郑洞国时，无力回天的郑洞国深深地低下了头，默默地接受了这一事实。

为顾及自己的脸面，郑洞国要求把投诚的日期定在10月21日上午6时，并要求解放军在发表新闻时，不要说自己是投诚，而说是负伤被俘。

10月20日晚11时，“老实人”郑洞国编造了一份战报，给蒋介石拍去了最后一封诀别电，内云：

10月19日下午7时亲电计呈，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及司令部与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府秘书长崔垂言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10月19日竟日激战，毙伤匪300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前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今晨及午后5时，仅有零星战斗，薄暮以后，匪突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窜占我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恪尽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部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已，职当凛遵训诲，恪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惟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

职郑洞国，10月20日夜11时亲叩。

10月21日凌晨，解放军独立第九师第一团按时到达郑洞国的兵团司令部，准备接受他们投诚。杨友梅命令特务团对空鸣枪，以示作了“最后的抵抗”，但很快就被解放军制止。这就是国民党中央社后来所报道的所谓“发出最后一弹”。当解放军代表走进3楼会议室时，见有3个人坐在沙发上，便问道：“哪位是郑司令官？”

“我就是。”郑洞国缓缓地站起身来，神情有些紧张。

解放军代表客气地对他说：“我们的部队已经进来了，请郑司令官跟我走吧。”

蒋介石接到郑洞国的诀别电大受感动，命令全文在报纸上发表。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以一篇题为《郑洞国壮烈成仁，三百官兵全体殉职》的新闻稿，报道了长春失陷的消息，内称：

中央社沈阳23日电，据悉：孤守长春之东北剿匪总部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自市区战起，率部坚守核心据点中央银行大楼，与匪英勇搏斗，嗣以弹尽粮绝，终于21日上午发出最后之一弹，壮烈成仁，所属300官兵，亦全体殉职。郑氏18日电致其夫人陈泽莲女士称：“望保重，永别矣！”20日致杜聿明、赵家骧及诸友好电称：“现虽大势已去，当奋斗到底，以保吾党革命军人之忠贞气节，希释劳念！”

就在南京政府大肆吹嘘郑洞国“发出最后一弹”，蒋介石大张旗鼓地表彰为他“成仁”的郑洞国并要求众将领效仿时，放下武器的郑洞国却受到了肖劲光司令员和肖华政委的热情接见和款待。面对一桌丰盛的酒席，郑洞国的眼睛湿润了，喃喃自语：“好几个月来还是第一次吃这样好的饭菜。”

经过5个月的城内城外对峙，东北野战军兵不血刃，解放了具有坚固城防设施的长春。至此，辽沈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蒋介石共损失了第一、第六兵团和地方部队共计20余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