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937年1月，西安）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伟大的历史转折，是推动中国历史的车轮向前进的关键时刻。它使蒋介石的国民党人痛苦至今，从1936年起就将张学良将军囚禁，至今已经历了“三代总统”，也还未让已年届九十的张将军彻底获得自由。蒋介石至死也不忘叮嘱蒋经国囚禁好这只猛虎。痛定思痛，他们把西安事变看作共产党自上海四·一二失败后重新走向胜利的开端；看作是国民党自己真正失败的开始。

一位华裔历史学家说，不懂得西安事变的人，不配做炎黄子孙。

刘仲容先生真是有幸，在他33岁那年，作为李宗仁、白崇禧派往西安的代表，在这华夏古城亲历了中国现代史上这惊心动魄而又光辉灿烂的一章。1936年11月，李宗仁、白崇禧接到张学良密电，请广西派代表赴西安密商要事。李宗仁派刘仲容为代表于12月初踏上旅程，作第三次西安之行。

刘仲容第一次去西安是在1935年冬，李、白想联络张学良、杨虎城反蒋，派他去西安走一趟，了解西北情况以及张、杨的动向。他从南宁出发后，先到天津同中共地下党南汉宸、王世英、谢甫生等人接头，向地下党汇报了李、白最近的动态，然后乘火车到西安，会见了杨虎城将军，于1936年春回到南宁。刘仲容此行为李宗仁做了三件事：一是同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初步联系，共产党方面对李宗仁倾向于抗日，表示赞赏；二是了解到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官兵都不愿为蒋介石再打内战，尤其是东北军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张、杨的部队，实际上已停止了和红军的战斗，并和红军建立了来往关系；三是杨虎城认为红军北上抗日是不可阻挡的，目前他本人及他指挥的十七路军，虽然处境困难，但表示愿意同广西保持联系。

李宗仁请刘仲容二赴西安，是在两广事变发动前夕，目的是为取得张、杨在西北的呼应。刘仲容于5月底离开南宁，6月间转香港到达上海，正好张学良在上海。他找到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栗又文，向他转交了李宗仁致张学良的密信。几天后，栗又文告诉刘仲容说：张表示只要抗日，一定支持；在此时不便同他见面，催促他速去西安，等张学良回西安面谈。7月间，刘仲容到达西安。那时，两广局势已紧趋恶化，广东陈济棠垮台出走了，蒋军40万兵力围困广西。这时，杨虎城与已回到西安的张学良都对刘仲容避而不见，通知刘赶快回广西，今后有事再作联络。

笔者反复阅读刘仲容的遗作《西安事变的回忆》，琢磨良久。张学良当时在上海托人对刘说：只要抗日，一定支持，速去西安，等其回西安面谈。为什么张回到西安又变卦呢？我感觉其中必有文章。尽管刘仲容先生的遗孀张敏华女士为我提供了刘先生生前留下的所有文稿，我仍然找不到答案。后来查阅西安事变档案，才从杨虎城将军机要秘书王菊人的文章《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中找到了答案：两广事变发生了，杨虎城拿着两广的密电去见张学良，两人在西安金家巷张的住宅中，商定了如下办法——

（一）张、杨分别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要求和平解决两广事件，反对对两广用兵。要求和平统一，共商抗日大计。为了避免蒋对他二人有合谋的疑忌，张、杨致蒋的电报，在文句上有所不同。

（二）如蒋对两广罢兵，西安方面便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和召开救国会议解决国是的主张，通电全国各军事长官、各省府、各法团，征询意见。

（三）如蒋对两广继续用兵，西安方面即出兵援助两广。其军事部署的计划为：东北军编为第一集团军，以王以哲为军团长，下辖两个军，由郑州向汉口推进，担任主攻。东北军的五十一军留在甘肃，对青海马步青、宁夏马鸿逵方面严密警戒。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由商南出南阳经襄樊向汉口挺进。十七路军的第四十二师，向山西方面警戒。淳化至耀县、耀县以东至韩城以北，商请红军接防。

办法定了，杨虎城便暗中部署十七路军，准备行动。当时，蒋介石为了对付两广，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张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监委，接到蒋叫他参加会议的电报后，来找杨商量，说他想去看看形势，不等会完就回来。张说：“我自己驾飞机来往，毫不误事。”杨说：“军事变化大，你还是不去为好。”张又说：“我告诉王军长，我未回时，军队归你指挥。你们看时机，随时行动好了。”

不料两广的军事行动，开始便不利。两广屡电催西安方面应援。杨虎城因张学良在沪未回，恐怕西安一有军事行动张即被扣，就犹豫未决，迟迟未动。岂知两广局势急转直下，广东空军受蒋贿买，叛陈投蒋，余汉谋军亦于7月14日叛陈，广东大势已去，只剩下广西如何自保的问题。待张学良回到西安，两广事变已近尾声。张、杨想利用两广事变以达到停止内战的愿望，只好暂时放置，而再等待新的时机。因而当时刘仲容二到西安，张、杨只好避而不见。

在刘仲容第三次到达西安的前一天，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步行从城里前往蒋介石驻地临潼游行请愿，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蒋介石要张学良实行镇压，“格杀勿论”。张学良赶到十里铺，劝群众回西安。群众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绝不为亡国奴而生，前进！”万众悲忿号哭，声恸天地。张学良再三劝说：“你们先回去，我一定满足你们的心愿，用事实答复你们！”学生群众这才回西安。

西安事变

12月12日子夜，西安全城枪声四起。杨虎城当时的机要秘书王炳南匆匆来到刘仲容在城东门的住处，告诉刘，张、杨发动兵谏，把蒋介石抓起来了，并要他立刻去会见张、杨。刘仲容立刻去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那儿人来车往，在紧张匆促的气氛中，刘仲容会见了张学良。张学良身着军装，英俊威武的脸孔，冷峻之中透着激动：“听说你来了。我表示欢迎。我几天前，曾经向老蒋哭谏，要求他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岂料受到重责。前日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学良等，不忍坐视，因而今早已实行最后之诤谏。我的卫队营长孙铭九已经率领部队抓住了蒋介石，马上就要送来新城大楼，我保其安全，促其自省。等会我就要到西京招待所，召集住在那里的中央大员们，宣布通电全国。刚才已经电请毛泽东先生派出代表到西安来共商国事。请刘先生立即同李宗仁、白崇禧两将军电报联系，呼吁广西的支持。请你代我转达，尤其盼望白副总司令能乘飞机来西安，共同商讨救国大计。”

刘仲容来西安时，已经随身带有密码电本。刘仲容马上托东北军的电台代向李、白发出电报：“桂林李、白总副司令钧鉴：密。此间兵谏事，想已见诸张杨两公通电，今后实际救国大计，正待共商，尤盼副座（指白崇禧）能乘机来此，共商一切。盼复。仲容诞文印。”

很快就收到复电。复电中，李宗仁态度审慎，要刘仲容多方了解情况，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随时电告。

12月16日夜间，广西方面经再三研究考虑，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16人，联名通电全国，主张西安事变政治解决，反对内战，统一抗日战线，确实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实行对外等。

后来，杨虎城将军于次年6月出国考察。在意大利留学的程思远去巴黎看望杨虎城。杨虎城知道程思远是从广西来的，并且与李宗仁、白崇禧长期共事，因此一见面就十分亲切，不当外人看待。杨虎城对程说：在西安事变中，只有广西的李、白，四川的刘湘和云南的龙云表示支持，其余地方军政长官不是首鼠两端，态度暧昧，就是拥护南京政府下令讨伐。

夜已经很深了。在西安城东南的一个寂静而戒备森严的院落里，三幢小楼都有彻夜不熄的灯光。这就是有名的金家巷一号张公馆。张学良本人住在西楼。东楼第三层的一间卧室里，一个中等身材、清瘦精干的中年人正在红木书桌的台灯下伏案工作，时而沉思，时而疾书。他就是当时年仅38岁的周恩来。这是12月17日深夜，也可以说是18日清晨了。他刚刚跟张学良谈了好几个钟头的话，正在亲自执笔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拟写他率代表团来到西安后发出的第一封电报。活捉蒋介石后，情况极端复杂，局面十分紧张。三天前，他离开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时候，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15日清晨，他带领罗瑞卿、张子华、童小鹏等一行18人骑着骏马，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离开保安出发，行程两天，第二天傍晚赶到当时还是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即肤施）。17日在延安搭上张学良派来接他的专机。到西安已是17日晚上。从保安出来，尽管旅途上劳累了三天，他觉得毛主席和中央一定在焦急等待着西安的消息。全国人民也等待和盼望着共产党和红军的表态。他根本没想到休息，想到的是给中央发出第一封电报以后，要马上给代表团布置明天的工作，他自己准备到九府街杨公馆拜会杨虎城……

西安的政治局势，牵动着全国，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他已经置身于有关中华民族存亡的一场巨大历史风暴的中心。他瘦削的肩膀，挑着一副极为沉重的担子！

周恩来到西安，这是自从1927年四·一二上海大屠杀导致大革命失败以后，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首次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大城市的政治舞台上，自然引起了举国的瞩目。人们期待着通过周恩来的一举一动来观察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当时，日本当局要南京方面进攻西安，并提出由日方给予军事援助。南京政府已下令“讨伐”张学良，调大军沿陇海路西进，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是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对蒋是杀是放，意见分歧；西安城内，谣言四起，社会上思想混乱。周恩来带来的一批年轻工作人员，一到西安，就同当地群众一起，配合代表团的工作，穿街走巷，深入各个阶层，分头进行调查研究。他们一方面搜集群众的反映，一方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周恩来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即12月18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中共代表团及其工作人员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都给刘仲容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中共代表团的看法电告广西。不久李宗仁、白崇禧联名致电周恩来同志，赞同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西安报纸当时都以大字标题，对此作了报道。

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于12月24日赶到了西安。叶剑英以红军代表的身份，与桂系代表的刘仲容见了面。当时，经过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蒋介石刚作出承诺，答应张、杨、周提出的条件。此时，性格直爽而具有爱国热忱的张学良，由于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轻率地自己决定放蒋，并陪同蒋飞往南京。周恩来闻讯赶往机场，飞机已经起飞。蒋介石一离开西安，态度立刻起了很大变化，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因而，叶剑英见到刘仲容，首先问他对处理西安事变的看法。刘说：“你看，陡然间又起风波。依我个人之见，把蒋介石杀了，由共产党来领导抗日，中国局势不就解决了吗？”

叶剑英笑了笑，说：“事情不是这样简单。抗日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要全面抗日，目前还需要蒋介石出面。把蒋介石杀了，中国将出现分裂的局面，这就中了亲日派的诡计，日本帝国主义也会乘机吞并中国。”

刘仲容受到触动，说：“听叶参谋长一席话，确实得知共产党人以抗日大局为重，以民族存亡为重，使我十分感动。真想不到能在西安见到参谋长一面。”

叶剑英：“十多年前，我曾与李宗仁、白崇禧两将军共为北伐出力。请你将我们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向他俩转达。希望我们今后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能有新的合作。”

当时，在杨虎城身边工作的王炳南，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共产党员。王炳南从接触中了解到刘仲容的爱人赵祥定也曾在德国留学，也是共产党员，得知刘仲容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的学员，与我党的伍修权、左权、王稼祥、张闻天等都是同学。王炳南还通过当时正在西安的共产党员南汉宸了解到，刘仲容思想进步、爱国热情高，对蒋介石反共打内战的反动做法反感，留学归国后不愿到南京政府就职，还主动为我地下党做过联络工作，这两年与地下党北方局有过联系。王炳南曾经将刘仲容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通过王炳南请刘仲容去谈话。

周恩来说：“听说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个活跃人物，威信很高，当过学生会头头？”

刘仲容笑了，说：“所以我在共产党里面、国民党里面，都有朋友。”

周恩来也笑着说：“我们有点相像，我是在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工作过，在共产党有同学、同志，在国民党里也有不少朋友。”

刘仲容诚恳地说：“这次所见所闻，确使我十分佩服。共产党和蒋介石有血债深仇，却能以民族利益为重，不究旧仇宿恨，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事变刚开始时，还有人主张将蒋介石送到苏区，让共产党公审，我想，这回蒋介石罪有应得了——”

周恩来说：“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以导致西安事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至于现在放蒋走了，他是否会报复，这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西北各方力量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统一战线力量，蒋虽有报复之心，也是不怕的。我和李宗仁、白崇禧两先生在国共合作时都共过事。李先生和白先生一向主张抗日，我们钦佩。两广事变发生后，毛主席还给广西写过信，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坚信，一切抗日救国的力量团结起来，抗日一定会实现的，也一定会胜利的。”

刘仲容当时没有料到，和周恩来的这次见面会成为他今后一生的重要转折。

根据周恩来在西安与张学良商定的协议，东北军让出其所控制的延安、瓦窑堡、延川等城给红军进驻，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13日从保安迁至延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当时由于亲日派何应钦仍然陈兵潼关，交通阻断。刘仲容打算回广西向李宗仁汇报就走不成。周恩来获悉后，有一天向刘仲容提出：欢迎你到延安去，在延安住一个时期，听一听，看一看，然后可以绕道山西再回广西。

刘仲容将此事电告李宗仁，取得了李宗仁的同意。1937年1月底，他便从西安动身，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安排下，前往延安。

跟随周恩来亲历西安事变的王炳南，从此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了30年，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担负了在华沙代表中国主持中美大使级会谈九年的重任。1987年仲夏，我在北京东四他居住的宁静的院子里访问他，他一笑起来就眯缝着的眼睛仍然闪着光，苍然白发映衬着宽阔高耸的额头。王炳南说：“从此，我也跟刘仲容熟悉了。后来抗战爆发不久，他跟白崇禧来重庆工作，我跟周总理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周总理让我跟他保持秘密联系。解放后，来往更多一点。西安事变后期，也就是1937年1、2月间，是周恩来在西安最困难的日子，形势很险恶危急，而且还随时有生命危险。那几天，周恩来忙到不能再忙的程度，几天几夜睡不上几个钟头，明显地消瘦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要撤离，顾祝同率领中央军即将开入西安。随时都会发生险情。周恩来却将个人安危置于度外。中央关心他的安全，致电要他在紧急时立即撤出。他将大部分工作人员撤出了西安，让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转移到三原。他也让杨虎城离开了西安。他坚持留在西安，并在七贤庄一号公开建立红军办事处。顾祝同的中央军开进西安时，周恩来从容地留在西安。那段紧张而混乱的日子里，他连桂系代表刘仲容的安全都考虑到了，亲自吩咐安排刘仲容去延安。”

周恩来的这一安排，使刘仲容从此成为沟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桂系首脑人物之间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