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毛泽东终于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一号专列，敌特密谋下毒手，毛泽东此行冒着极大的危险和风险，斯大林推翻了过去的承诺，决定暂不改变旧的中苏条约，见过斯大林之后，毛泽东闷闷不乐

1949年12月6日—12月下旬，北京—莫斯科

毛泽东终于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一号专列

毛泽东终于开始了酝酿已久的访苏之行。

当毛泽东一行出发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不知道，在此行最重要即签订一个新中苏条约的问题上，斯大林已经改变了主意。这就是导致这次毛泽东离国时间很长，谈判很有艰辛、波折的缘故。

他乘坐的一号专列是于1949年12月6日从北京西直门车站出发的。他只带了陈伯达、师哲、叶子龙等不多的随行人员。送行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

本书前面曾经记述过，毛泽东近两年来多次希望访苏，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成行。现在刚宣布建国，在工作头绪极多、担子很重、百废待兴的时候，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就出国访问，可见这次访问的重要性。

按中共中央所讨论决定的毛泽东这次访问苏联，其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活动，就中苏两党、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条约、协定，并商议与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具体问题。但这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谈判与签订中苏条约，以取代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本来，在1949年初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迫的时候，苏方就已经主动提出过愿意废除与国民党政府签的那个旧约。在新中国成立前，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也当着刘少奇的面，又一次明确表示：原有的条约是不平等的，等新政府建立之后，毛泽东即可来苏联解决这个问题。真是夜长梦多，由于斯大林决定在修订条约问题上改变主意。因而，对毛泽东在建国后按过去约定的再次提出访问苏联，苏方回答得并不是很爽快。

11月5日，毛泽东就要求斯大林在北京的联络员柯瓦廖夫向斯大林转达他想要去莫斯科的愿望。12月下旬是斯大林的七十岁生日，与苏联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都将前往莫斯科，他希望12月份去访问，可使访问更具有公开性。斯大林没有很快答复。

由于过去几次都曾受到斯大林的婉拒，这次，毛泽东就从多种渠道将愿望表达得强烈一些。

三天之后，11月8日，毛泽东又亲自向莫斯科发出正式电报，表示希望访问苏联。11月9日，他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致电刚刚递交国书的中国首任

驻苏大使王稼祥，电文说：“我们已请柯瓦廖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十二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

11月10日，毛泽东又委托周恩来去拜会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再请罗申将毛泽东访苏的愿望转达给莫斯科。

经过这一连串催促之后，11月12日，苏联终于作出了正式的答复，同意毛泽东以新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于斯大林七十岁诞辰庆祝活动举行之前，赴莫斯科访问。同日，毛泽东就给斯大林电报，电报中说：“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十二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廖夫与我一道同去。”

毛泽东此行冒着极大的危险和风险

在开国之初，新秩序正在废墟与混乱之中整顿与建立。各个已经解放的城镇里有国民党潜伏的特务，乡村山野里有被击溃的国民党部队的残兵和土匪在横行，尤其是专列要经过的东北地区，治安还极不稳定，土匪特务很活跃。毛泽东之行冒着极大的危险。

他这次出访尽管是保密的，但潜伏的北平的特务还是刺探获得了情报，解放军的反特监听台截获了敌特从北平发往台北保密局的重要情报。敌人的阴谋阻挠不了毛泽东的这次访问。毛泽东看到关于这份情报的报告后，在上面批写了：“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访问按原计划进行。

李克农据情报分析，台湾已与大陆潜伏特务联系上了，有两种谋害毛泽东的可能，一个就是在东北地区、特别是哈尔滨一带伺机下手；另一个就是，台湾已派特务潜入苏联，在苏联境内寻找下手机会。为此，中央采取了安全措施，专列上带中央警卫团两个连的精干卫队和毛泽东警卫班的七名精干卫士，护送至满洲里边境。另外，中央动用了三个军的部队，从北京至满洲里的铁路沿线分兵站岗，尽管毛泽东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没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但中央决议，照样执行。进入苏联境内后，毛泽东的安全是苏联的克格勃、国家卫队负责，苏联的一切活动，应该是安全的。但代表团内部也制定了有关的安全纪律。到莫斯科后，陈伯达触犯安全纪律，独自一人离团出去了一天，也没有报告请假，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李克农在国内领导着安全部门破获了两路企图谋害毛主席的特务。其一，破获了发出毛泽东访苏情报的上校特务，缴获了隐藏在北京南池子的敌特秘密电台；其二，在哈尔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破获了潜伏在哈尔滨一带阴谋炸火车的特务组织。

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有人称为“一号专列”，实际的车号是“9004号”。这是一辆美国为蒋介石制造的专列，是渡江战役后在杭州一带缴获的战利品。专列车厢内部很漂亮，内设有办公室、卧室、客厅、卫生间，还有秘书室，工作人员室。客厅很宽敞，摆有大桌子、沙发，可以开会。但这部专列是为蒋介石在南方巡行的需要定造的，在东北冰天雪地的严寒天气里就经受不住检验，车里的暖气经不住酷冷，就给冻坏了，车厢外壳欠厚，保暖不佳。这样在疾驰中就显得特别冷，车厢内有时气温只有摄氏零下十五度。毛泽东在途中都感冒了。毛泽东忍不住就发了感慨，对随车的铁道部长滕代远说：

“你铁道部长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看来你们对美国货都还没有搞明白，还有点迷信洋货！我准备冻成冰棍了。”

至于说到他要冒的风险，他也是深知的。

从中苏两党的来往中，他对苏联存在着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是有体会的。抗战胜利，斯大林压他去重庆就是例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去苏联，既要去苏联去争取对新中国的支持和援助，又要从苏联那里收回因旧的中苏条约而失去的中国的主权和权益。这就有可能触犯斯大林，从而使中苏新关系受到冲击，甚至导致决裂。上次刘少奇访问苏联，斯大林尽管承认旧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但没有很明确表示修改的态度。有等毛泽东来再说的不明确的说法。可是，当时，斯大林对刘少奇访苏很是热情，并作了给新中国援助的承诺，这将增加了毛泽东去明确提出签新约的难度。

斯大林推翻了过去的承诺，决定暂不改变旧的中苏条约

他从来只是怕热，想不到莫斯科的冬天如此之冷，摄氏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加上呼啸的北风，要比陕北的冬天冷得多。即使主人是安排了他乘坐的专列在中午十二时整到达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车站，因为气候酷冷，也令人难以适应，车站上隆重的欢迎仪式很快结束了。斯大林也没有去车站迎接。

这天是12月16日，他在路上走了整整10天。

从毛泽东在车站所作的书面演讲中，他是预感到签约谈判是有难度的。他在简短的演讲中，就专门说到这样一段关于条约的话：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跟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里，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他在市郊的叫做“姐妹河别墅”的原战时斯大林别墅住下。下午六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小会客厅作了会见。这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斯大林羡慕毛泽东很年轻。两人开始会谈不久，话题就接触到了中苏条约的问题。

斯大林十分谨慎而话外有音地问及：“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也不肯挑明，语意朦胧地回答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嘛既应该好吃，也应该好看。”

师哲翻译出来后，斯大林与在场的苏联领导人都目瞪口呆。后来，才搞清楚是协商搞一个协议，毛泽东并提出让周恩来来莫斯科。斯大林只准备与毛泽东签一个一般的联合协议和声明之类的东西就可以了。毛泽东内心所指的是签一个正式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取代国民党时代的旧约。

据双方档案记录表明，在此次会见中，斯大林向毛泽东表示：1945年签的那个条约是根据苏、美、英三国缔结的雅尔塔协议签订的，而雅尔塔协议包括着有关苏联战后在远东得到的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和旅顺口等问题，要变动经过美、英两国同意的中苏条约，就有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法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而威胁到苏联的利益。斯大林就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考虑后，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

毛泽东听了很觉得吃惊和意外，就说：“照顾雅尔塔协定的合法性是必要的，唯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想法，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意义了。”

斯大林解释说：“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斯大林在当面提出苏联困难的情况下，表示愿意提出变通的办法：撤出在旅顺的驻军，以便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情，共产党人却做到了”，使民族资产阶级心服口服。

斯大林还说：“条约是要修改的，大约两年以后。”其意见是中苏双方先签一个声明，“周外长就不必飞来了。”

这就使毛泽东感到为难了。因为在出发前，中共中央商定的方案，一方面中苏之间签订一个新的平等互助条约，另一方面却并不急于要求苏军撤出旅顺，因为中国的海军尚在组建之中，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接防。现在，斯大林提出的两点意见，正好与中共中央的想法相反。

突然面对这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毛泽东斟酌片刻说：“考虑到苏联在签订条约上有困难，我们有必要采取最适合共同利益的做法。这个问题应该进一步考虑。但是，目前这个时候不应当修改条约，也不应当匆忙地从旅顺港撤退军队。”

大约斯大林看出了毛泽东的为难，就说：“如果中国同志不满意这样一种办法，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来。”

随后，两国首脑还讨论了有关苏联的贷款、援建空中运输线和海军建设的问题。在谈到海军的时候，考虑到上次刘少奇直接提出过援助解放台湾的问题，当时斯大林表示不愿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这次毛泽东想退而求其次，就间接而委婉地提出说：“国民党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空军和海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的将领提议，要求苏联援助，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和秘密军事特遣舰队，以便尽快夺取台湾。”

斯大林说：不排除这种形式援助的可能性，但最主要考虑的是不要给美国干预提供借口。如果是派参谋和教官，随时可以提供，至于其他形式，则要仔细考虑。斯大林还提出：中国可否考虑挑选一批伞兵把他们空投到台湾去，来组织岛上的起义。这样进攻起来理由更充足一些。

两天后，从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对第一次与斯大林的会谈并不十分满意。关于打算签约遇到的新情况，他建议中央政治局讨论一下，并就条约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意见。

据当时苏联的记载说，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后，毛泽东“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一直闷闷不乐”。

（29）谈签新条约受阻，毛泽东对苏联人拍桌子、大发脾气，英国一家通讯社说毛泽东已给软禁，事情却出现了转机，斯大林与毛泽东隔阂消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终于签订了，毛泽东后来说，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

1949年12月下旬—1950年2月14日，莫斯科

为什么毛泽东对苏联人大发脾气

在八年后，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跟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回忆起第一次去莫斯科时的情景，说起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后自己的心情。他说，你们觉得我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那么神气。“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在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谈后至1950年元旦的那些天，他对汪东兴说：“现在我在外国，外事不多，主要是在办国内的事。”

他还让王稼祥大使给他借来一套《三国演义》，说趁有空再看一遍。

那些天最能表明他思想活动的，就是在吃过晚饭的闲暇中，以提问的方式向跟随他的工作人员、卫士等考问国际形势了。据汪东兴的回忆，他问过这样一些问题——

他问：“德国法西斯何年何月何日向苏联发动进攻？”

陈秉承答：“1941年6月22日凌晨。”

他问：“德国无条件投降又是何年何月何日？”

叶子龙答：“1945年5月8日。”

他问：“二战期间，德黑兰会议什么时候开的？有哪些人参加？讨论了一些什么问题？”

汪东兴作了回答。他补充说：“基本答对了。斯大林在这次会议上争取尽快开辟第二战场，从东西两面夹击德国法西斯。事实上，第二战场比会议商定的时间推迟了八个月才打响。”

他又问：“二战期间，雅尔塔会议是什么时间召开的？哪些人参加的？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沉默片刻后，还是汪东兴答：“1945年2月4日开会。与会的有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和三大国外长。会议内容是讨论最后击败德军的军事计划，欧洲的战后安排和对日作战的问题。”

他说：“也是基本答对。”他补充说：“会议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内容是讲欧战结束后，苏联在两个月或者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问题。”

至于这些条件是什么？他没有对大家详加阐述。

这天晚上，他睡不着觉，连他最爱看的《三国演义》也没能看下去。他想的还是条约问题，是《雅尔塔协定》导致的旧中苏条约问题，是怎么用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代替旧约的问题。

当时，如果他的莫斯科之行不能顺利地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他所受到的压力将是很大的！

1945年苏联与蒋介石政府所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什么友好条约，在他来莫斯科之前，对这个旧条约仔细作了研究，这个旧的条约，完全可以说，名曰“友好同盟”，实为不平等条约！斯大林过去也承认过这是不平等条约。

会谈中，斯大林谈到了雅尔塔会议和所签订的《雅尔塔协定》。

雅尔塔会议，只有美苏英三大国的领袖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三个大人物参加，讨论的是对日作战的问题，涉及了中国的利益，特别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如苏联要求外蒙古维持现状、要求获得旅顺港及获得通往大连的中长铁路和南满铁路的经营权益，另外就是苏联同时也要获得南库页岛、千岛群岛等，作为出兵对日作战的代价。对于这样内容的重要会议，却将当时成为同盟国四强之一的中国排斥在外。《雅尔塔协定》是个秘密协定，斯大林和罗斯福达成口头协议，等苏联将二十五个师的兵力调至远东后，罗斯福才能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并同时开始中苏谈判，签订中苏条约。实际上，这是苏美之间的一场交易。在当时的中苏条约谈判期间，斯大林同意支持蒋介石为领袖的政府统一中国，这就是斯大林在抗战胜利后，对毛泽东施加压力让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原因。

但毛泽东也尚能辩证地看待当年签订旧中苏条约的问题，因为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并且苏联也借此能够迅速装备赶至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对于壮大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无论怎么说，不平等旧中苏条约是要废除的，他要克服困难，尽最大的努力签订一个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2月21日，在参加了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活动回到住处，他收到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发来的电报：政治局开会作了研究，大家赞成如果苏联不准备签订新条约，那么，只就旅顺驻兵问题及一般政治问题发一个声明就算了，恩来去莫斯科似无必要，政治局请你就此问题加以考虑，并给予指示。

但是，刚刚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却不能用签订新条约来代替国民党时代的旧条约来证明这种政策的正确性。无论对提出“一边倒”的他，或是中共中央，都将有很大的影响。

他还不放弃，他还要争取！

12月24日与斯大林的第二次会谈后，毛泽东再次感受到了失望。

他接到刘少奇21日的电复后，考虑到预定12月24日还要与斯大林再会谈一次，他于22日一早就把柯瓦廖夫找来，提出了两种方案，请柯瓦廖夫转告斯大林考虑。第一种方案，预定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条约、航空协定等问题，让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这些协定的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预定对第一种方案中的种种问题进行多方面的磋商，暂不签字，以后再履行签字的事。他对柯瓦廖夫强调说，这些问题均请斯大林定夺。

他在多年后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他说：“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中苏条约），把中共中央关于签订条约这一请求的电报给他（斯大林）看了。我建议把周恩来召到莫斯科来签订条约，因为周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则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说‘这样不合适，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到了莫斯科’。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

对此，周恩来后来也曾指出：毛主席访苏，是一个胜利了的国家领袖去访问，本来应该热情接待，但是还不如少奇同志访苏时热烈。把毛主席冷落起来，除了祝寿之外，无事可做。这是国际交往中的罕见现象，从中苏刚建交后世界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领袖进行历史性会晤这一角度来看，就更耐人寻味，不可思议了。

外电说毛泽东已给软禁，事情却出现了转机

事前的转机出现在新年元旦这天。

这天，毛泽东已经向来祝贺新年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表示，想准备提前回国了。据前苏联档案称，就在这天，斯大林派人给毛泽东送来一份材料。毛泽东启封一看，原来是斯大林起草的一份“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斯大林在这份毛泽东答记者问中明确地写道：毛泽东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就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而他“逗留莫斯科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斯大林采用这种方式来表明其已经准备与毛泽东讨论新条约的态度。

为什么斯大林会又改变了主意呐？

当时，其他国家的元首和党的领导人在参加了12月21日斯大林七十诞辰庆祝活动后，都发纷纷返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而毛泽东留在莫斯科又无任何消息，这种情况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12月底，先是英国的一家通讯社捕风捉影地说：什么坚持民族独立的毛泽东给斯大林软禁起来云云，其他的西方报刊也纷纷转载或报道。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

正好在这时，印度继缅甸之后，于12月30日宣布承认新中国，印、缅原属英国的势力范围，斯大林从中意识到英美之间的对华政策有差异，如果中苏签订新条约，在原签《雅尔塔协定》的美苏英三大国中，英美就不致于联合起来对付苏联了。

毛泽东坚持签订新中苏条约的态度和西方舆论的压力，以及苏方过去已作承诺现在又变卦等因素综合在一起，不能不使斯大林重作考虑，意识到不与毛泽东签这个新条约是不行了！

斯大林迅速作出新决定：同意毛泽东重新签订中苏条约的要求，还为周恩来来莫斯科作新条约谈判作了安排。

在看到斯大林起草的答记者问之后，毛泽东当即表示满意，并同意第二天以他的名义发表。这就是1月3日发表在《真理报》和《人民日报》上的“答塔斯社记者问”。

但也有中国研究者认为这份《答记者问》其中那些话语是毛泽东自已的。我国外交部的邱静就曾在其为《党的文献》杂志撰写的《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中说：

在这篇访问记中，毛泽东有意披露他这次访苏的目的和不派拖延、坚持重新订新约的决心。

当天晚上八时，米高扬和莫洛托夫奉斯大林之命来毛泽东住处，询问他关于对签订中苏条约等问题的意见。当场担任翻译的师哲在回忆录中作了记述：

主席讲了三个意见：（甲）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按乙、丙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

莫洛托夫马上说：“甲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

毛主席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说：“是的。”

毛主席当即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周恩来准备五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由于是否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而引起的隔阂与不愉快，就消除了。

当晚在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走后，毛泽东连夜往北京给中央发了两封电报，报告情况。他在当晚十一时发出的第一封电报中一开头就写道：

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从电报中透露出他欣喜的心情跃然纸上。

第二天，他又像往常一样，恢复直接向斯大林通报有关情况和提出援助要求了。他这天一连给斯大林写了两封信，并附上了前几天北京早就发来了的几份电报，除了通报有关印度政府承认新中国政府，以及美国人企图控制台湾军政大权的消息以外，还特别提出请求斯大林派水电专家前往遭到破坏的东北松花江小丰满水电站进行调查和处置。

接着1月6日和9日，他在会见苏方人员时，也多次向苏方人员解释他要签订新条约是不得已的考虑。他解释说：“我们之间签订一个新条约，反映了在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出现了完全新型的关系。对现行条约进行重新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条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和国民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已经不再是一种武装力量，而国民党已经跨台。此外，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所以，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而对于苏方对修约存在的顾虑，他也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他对苏方人员肯定地说：“对这种情况，无疑应当在确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时受到重视。”中国将会遵守苏联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所签署的那些协定，并且将以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来进行谈判。

在1月2日晚、3日晨毛泽东连发两封电报向中央通报了在签订中苏条约上的进展后，在中央的布署下，首先在北京布署了于1月6日开始的征用东交民巷原外国兵营的行动，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签订了中苏友合同盟条约，“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关于征用外国兵营的情形，我们将在下一卷中记述。

斯大林与毛泽东隔阂消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终于签订了

1月10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当时外电评论说，这是一个颇为壮观的政府代表团，它包括了新政府一些主要部门的要员。

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即1月23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举行了第三次会谈，主要就是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谈判之中，气氛友好、融洽，双方的配合很默契。至今可以从当时的会谈记录中体现出来。

我们不妨摘引一段会谈记录：

毛泽东：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现存于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在友好同盟条约中应当把保障我们两国繁荣的内容固定下来，还应规定必须防止日本重新侵略。既然希望两国繁荣，那么就不能排出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阻挠这件事。

斯大林：对的。日本保留了干部，特别是在美国继续奉行他们目前政策的条件下，日本必然会重新抬头。

毛泽东：我说的两点要把我们未来的条约同现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情况变了，也具备了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此外，如果过去说的是在进行对日战争时的合作的话，现在说的应是防止日本侵略。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

斯大林：要不要保留写入原友好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呢？即“在两个缔约大国要求联合国承担防止日本今后侵略的责任以前，本条约款继续有效”。

毛泽东：我想，这一条就不必保留了。

斯大林：我也认为不必了。在向条约中应该规定哪些条款呢？

毛泽东：我们认为，在新条约中必须规定在国际问题上协商的条文。把这一条列入条约将增强我们的地位，因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还存在着对在国际上向苏联靠拢的意见。

斯大林：好的。在缔结友好合作条约写上这一条是理所当然的。

这时，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以及后来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人的谈判中，就很少再发生相持不下、出现僵局的情况。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协商与交涉总的来说都比较顺利。比如旧条约中规定苏方租借旅顺港三十年的问题、大连的管理问题，苏方都相当痛快地表示愿意放弃。反而倒是毛泽东提出，如今新中国海军尚未建立，不如以旅顺口作为中苏军事合作的基地，以大连作为中苏经济合作的基地。至于在讨论到一些具体条款时，尚有一些谈不拢，据一些中苏关系史界的研究专家认为：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其一，是苏方过于纠缠于既得利益，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观念；其二，在建国初期，中国党的领导人对于国内舆论的反映极为敏感，不愿在与苏联的协议中存在丝毫给人以不平等印象的条文。但是，这些已经不碍大局了。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在今天以历史的眼光来回头审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文间，虽说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尽管现在来看少数条款还不尽如人意，但总体上是符合中国的愿望和利益的。不仅中国于1945年失去了主权和利益经条约的形式规定在不长的时间内完全收回，而且条约的平等性质极大的提高和巩固了新中国政府的地位和威望，也确证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的无可辩驳的能力。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新的中苏条约的缔结，对于保障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在当时复杂尖锐斗争激烈的历史环境中的国家安全，对于恢复和发展中国国民经济，对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都产生了重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

可以说，毛泽东在开国之初的马拉松式的莫斯科之行，总算达到了最佳的预期目标，收获是巨大的。他为国家与民族的最大利益，通过坚持正确的策略和坚韧不懈的努力，促使斯大林最终被迫同意在废旧约、订新约的主要问题上作了让步。毛泽东完成了所肩负的重要而艰难的使命。

毛泽东后来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中苏条约、中长路等，我们的态度是：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的利益。

另一次，毛泽东还说过，我们就和斯大林有不同意见，我们要签中苏条约，他不订，要中长路，他不给，但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