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早在与毛泽东一起指挥解放战争的马背上，周恩来就指示及早储备未来新中国外交人才，在战争环境下，周恩来向外事组提出了培养外事干部的“三三制”，周恩来主持召开外交部第一次会议

1949年11月3日，中南海西花厅

他想起了从军委外事组、中央外事组到共和国外交部……

吃罢午饭后，离开会不到十分钟了。他将头靠在沙发背上，稍稍闭了一下眼睛。他已经好些日子没怎么睡觉了。幸好他当时身体好。

那一年，他真是年富力强，精力特别旺盛，刚五十一岁。开国总理的担子就够重的了，还兼着另起炉灶的新中国外交部部长。昨天11月2日，中央政治局刚刚开过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政务院党组正副书记和政务院所属各部门分党组书记的名单，他担任政务院党组书记，也同时兼任外交部党组书记。

政府这一摊，是接过董必武为主席的华北人民政府的现有班子，再从东北及各地抽调人员加以充实。华北人民政府，从小到大，近两年已经管理着华北五省地区。政府的管理，已经从多年来的解放区人民政府中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也培养了一批政府工作干部。

相比较来说，外交工作，对新中国来说，几乎都是全新的从头开始。新中国宣告成立，在世界各国重新研究与调整其对华政策的时候，新中国也加紧进行与各种类型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不同于旧中国，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的束缚，新中国外交无先例可循。新中国准备正式登上国际外交舞台，我们要组建新中国的外交部，我们要创建一支新中国的外交人员队伍，我们要培养新中国新型的外交作风。

这是11月3日中午，等一会中午一点正，他召集了外交部的主要领导同志来他这里开会。这是外交部组织机构建立起来的第一次会议。

他虽说是闭上了眼睛想休息片刻，却并没有入睡，关于外交战线的思绪萦绕在他的脑海中，越想越是兴奋。

他想起了我们的外交工作是怎么开始的。

在二次大战后期，我国抗日战争打得正艰苦，日军正在国统区的华中、华南战场疯狂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却日益在抗日斗争中方展壮大，抗战的实力不断增强。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和蒙骗宣传，使发生在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和现状很难为国内外广大人们所了解。在德国法西斯即将被歼灭的时候，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美国英国政府，已经将注意力从欧洲战场转向太平洋战场，他们急需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根据地人民的抗战实力，他们想他延安建立直接的联系。中国共产党也急需打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取得国际上的了解和支持。他和南方局的同志们在重庆和国统区，克服重重困难，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和宣传活动，国民党的封锁被打破了，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先是1944年6月，一个由二十一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访问团”访问了延安，接着，8月间，美军观察组也到达延安。

他觉得，这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的一次重要胜利。

8月15日，经毛泽东修改的《解放日报》欢迎美军观察组的社论指出：由于记者团和观察组的到来，国民党当局再想一手遮天欺骗国内外舆论已经困难了。他在8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当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在这些初期的外交工作中，他已经迫切地感到人手不够，他更想到了未来，想到了抗战胜利后的新中国，他曾在延安，就曾往重庆给担任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的王炳南写信，信中强调：“现在延安也有同性质的工作，可是人手不够，尤其熟悉英语的人不多，望你们在外也要多多注意储备人才。”

1944年8月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前后，党中央在延安成立了中央军委外事组，由叶剑英任组长，杨尚昆协助。外事组人员有徐大年、柯柏年、黄华、陈家康、凌青等，主要负责同美军观察组的联络，还接待了美国特使马歇尔、赫尔利等，并参与了抗战胜利后军调执行部我方的外事工作，取得了与美国人打交道的重要经验。那时候，在军调部也锻炼了一批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干部，象李克农、伍修权、耿彪、黄镇、姚仲明、韩念龙、黄华、柯柏年等。

随着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党中央从延安撤出，中央许多单位东渡黄河转移至山西省，中共中央外事组就是在战争炮火中成立的，其中人员包括原从重庆迁至南京、后又撤回延安的南方局外事组全体人员，有王炳南、章文晋、吴青、陈浩等，还有从北平军调部中的我方外事工作人员黄华、刘华峰、王朴、王光美等。中共中央外事组就是由这些人员为主组成的。1947年间，他当时在山西临县三交镇双塔村亲自主持了中共中央外事组的成立活动，宣布了由叶剑英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统一负责管理党和解放区的外交工作。当时归中央外事组领导的机构，有由乔冠华、龚澎、张颖等组成的驻香港办事处，在哈尔滨也有外事机构，还有一个与联合国救济总署联络的由董必武牵头的解放区救济总署。

他将头靠在这沙发上，说是想睡一会觉，真是越想就越睡不着了……

实际上，中共中央外事组就是建国前主管外交工作的领导机构，是共和国外交部的前身。

1947年下半年起，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他随同毛泽东，在马背上转战陕北，在指挥着各战场战役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了全国胜利的曙光，一直关心着外交事业，已经在筹划未来共和国的外交兰图。他已经预见到即将诞生的共和国在外交上需要一批新型的干部，于是，他于1947年7月、11月，两次写信给具体领导外事组工作的王炳南，要求外事组抓紧培养外交干部，加强调研工作，加强政治和外文学习。为了在战争环境下培养这批干部，他向外事组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办法。

他在1947年7月12日写给王炳南的信中，就指示说：

你们应以三分之一的人数编译书籍，三分之一的人数轮流参加参加土地改革，三分之一的人数做一般工作。

这种“三三制”，是在培养和锻炼外事干部队伍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走自己的路。他要求外事干部参加土改，一方面是使干部锻炼其政治立场；另一方面，是让外事干部熟悉国情民情，因为不了解国情民情就根本无法向对方介绍自己，也无法正确地执行政策。同时，他要求外事干部了解和研究工作对象，他要求外事组尽量收集和整理出一些调研材料，他亲自出了些题目，要求外事组、香港及哈尔滨的同志分别承担一些调研任务，指示外事组要着重研究当时与我们关系重大的美国。因而，即使在西柏坡的山沟里，中央五大书记的手中，都备有外事组编写提供的《美国手册》。

他还特别想到及早培养年轻的外事干部，到了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他指示在张家口外语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吸收从平津和各解放区来的学员，在石家庄附近的南海山村成立了中央外事学校，由叶剑英同志直接领导。这批学员中的大多数人在建国后参加了外交部的工作，成了共和国外交战线首批年轻的基层干部……

屋外有了脚步声打断了他的回忆与思考。

他听得清那些脚步声忽然停住或变缓了，他还听清了李克农的安徽腔悄声地说：“等等再进，让总理多睡一会。”

他睁开了眼睛，抬起了头，还站了起来，朗声说：“同志们进来呀，我没有睡。等着你们呐。”

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外交部第一次会议

与会者进屋来了，都很高兴，很兴奋。要知道，11月3日正午一时正，在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召开的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外交部组织机构建立以来的第一次会议。

到会的是外交部的李克农、王炳南、董越千、柯柏年、乔冠华、龚澎、赖亚力、杨刚等。王炳南说：还有阎宝航、伍修权、章汉夫等同志在准备交接工作，或者正在来北平的路上。

周恩来很热情地逐一问起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情况。

会议讨论了外交部科长以上的干部配备，讨论确定了外交部各司的排列次序为东欧司、亚洲司、西欧非洲司、美洲澳洲司、国际司与情报司，另有条约委员会、外交政策委员会排列在后，还有办公厅。用王炳南的话说，最早的外交部就是“六司两委一厅”。

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办公室，部领导、办公厅和当时设立的各司、委员会等负责人联合办公。各司负责人将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会议正式通过任命。

会议讨论决定设顾问及专门委员，聘请有关专家何思敬、周鲠生、钱瑞升，及原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梅汝为专门委员。

会议决定了11月8日在外交部正式地址东单外交部街三十一号召开外交部成立大会。

东单外交部街三十一号挂起了新中国外交部的牌子

高大的西式门楼，方石砌基的砖墙，院中那气派的具有米色大柱子的欧式洋楼，在东单地区胡同里那些中式王爷府和四合院的群落中，是独具特色的。据说，这可算是北京城里第一幢欧洲式的建筑。是满清政府为了迎接德国皇室威廉二世来访，耗费了巨额的金银建造的，是美国人设计，英国人施工，好些材料是用船从欧洲运来的。这个欧式建筑经过岁月的风雨，已不复存在。现在东单外交部街三十一号的世界知识出版社门市部门堂的两根米色西洋大柱子，算是残留至今的遗迹了。

当时，同在这个大院里还有一幢三层红色木结构的中式建筑，还保留至今，如今是外交部所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这就是建国之初，周恩来出任第一任外交部长的共和国外交部办公楼。

当年这洋建筑建好不久，满清政府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从东堂子胡同，搬迁来这里。李鸿章、曾纪泽、郭崇焘、张荫桓等使外大臣，都在这里任职。1912年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成立时，其外交部就设在这里。这条比胡同稍宽一点的街，从此就叫外交部街。刚进北平时，华北人民政府向军管会要了这个地方作办公楼。

建国前，中央外事组进入北平时是接收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办事处，那是东交民巷中旧日本领事馆的几间房，还有日式横移门、榻榻米，当然不适合常驻。有一次，刚进城的北平市长叶剑英兴之所至地说：我看将来不妨选南河沿大街一号的翠明庄作外交部办公的地方。

叶剑英看中翠明庄也是有原因的，。这儿也是有瓦檐的高墙围着的院子，绿瓦尖顶飞檐的三层中式青砖楼房，是1946年间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驻地，中共代表团团长就是叶剑英，当时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包围与监视之下，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带领好些工作人员就驻在这里，机要科与电台就设在这里。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在北平人看来，这是一个神秘的院落。在那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中，翠明庄功不可没。北平解放时，它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接收作为中组部的招待所。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是以华北人民政府的班子为基础组建的，就刚刚需搬出外交部街三十一号，周恩来与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商量，觉得新中国的外交部不妨设在这里。

这此之前，为挑选外交部的地址，王炳南曾经陪着周恩来去看过备选的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原日本驻北平总领事馆等地方，都各有利弊，最后还是决定选在外交部街三十一号这个地方。

一次，在怀仁堂开会的间隙，毛泽东见到在重庆给自己作秘书的王炳南，就问王：“你知道顾维钧吗？”

王炳南说：“知道。我从德国留学回西安时，顾维钧正担任着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

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期间，在巴黎和会上，那些首席代表都临事推诿，一度失踪，不见了人影，年轻的顾维钧挺身而起，为山东国土，义正辞严，痛斥强权政治，一鸣惊人，其爱国热忱，很得五四青年们敬佩。当时，我在北平与热血青年们一同到过他当时所任职的北洋政府外交部，就在你现在办公的地方。”

（25）周恩来说：在我的任内外交部不得盖新的大楼，在几张拼起来的旧桌子作的主席台上，宣布了新中国外交部正式成立，周恩来首先拿着花名册依次点名，周恩来作了《新中国的外交》的重要讲话

1949年11月8日晚上，北京东单外交部街31号

周恩来说：在我任内不得建造新的外交大楼

11月8日入夜后，东单外交部街三十一号那座中式三层办公楼里灯光明亮。他乘坐的那辆老式雪佛莱驶入院子，在楼前停下。他走下车来，精采奕奕，仍然穿着开国大典时那身米黄卡几布中山装。

他在李克农、王炳南等的指引下，走进了二楼上他在外交部的办公室。房里铺着厚厚的地毯，西侧有门连着外间的大会客室，可用来接待外国使节和重要外宾。办公室靠南是一整排西式窗子，窗旁安放着一张红木雕花大办公桌，四张红木太师椅，一套沙发，贴墙是四个红木雕花书橱，熟悉周恩来工作、读书习惯爱好的王炳南已经挑选了有关的线装书、中外有关外交书、外交史与国际问题的著作放置在书橱里。

他打开了书橱门，看了一眼所准备的书籍，然后转过身来，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他问道：“没有我在西花厅的办公室大，却要比那边阔气。我说过要因陋就简的，为什么要搞得这么豪华？”

李克农笑了：“总理，这是旧物利用，我们无须添置新的。这些红木古董都是北洋政府外交部的。”

王炳南接着说：“你看，椅子刻的双龙戏珠的图案，手工精致。以前是官僚大臣们享用的，现在回到人民手中，为人民服务啦。”

周恩来看了看，说：“是呀，这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刻得很精细讲究，形象也栩栩如生。旧物利用，这就好。”

他再扫视了一下整个办公室，联想到最近一些政府部门大量购房，添置家当，有的甚至高价抢购，引起北京房价猛涨一事。他今天白天还在政务院的一个会议上，批评一些部门，刚刚进城，刚刚建国，百废待兴，还需要艰苦奋斗的时候，有人就扔了我们的老传统了。他在这会上特别强调了政务院近日刚发出的通令：凡需购房，均需向政务院呈报房屋情况和价目，经特定机关审批始得购买，否则以违法论。

他又望了望在座的新任命副部长李克农和办公室主任王炳南等，郑重而又严肃地说：“我今天告诉你们，在我当外交部长的任内不得建造新的外交部大楼，也不许增添更多的房子和办公用具，这些就很好嘛！一定要勤俭办外交。”

李克农、王炳南都一致表示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办理。

“你们将花名册给我看看。等一会大会上我还要点一点名。”周恩来说。王炳南把早已准备好的外交部花名册递上。周恩来细翻了一遍，“世界上有二百多个国家，我们外交部才二百出头的人员，是远不够用的。我们进一步充实外交部，必须挑选那些绝对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任何时候都能够站稳立场的人，绝不能有半点马虎。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要挑选最忠诚、最可靠、最有才干的分子来从事外交工作。”

周恩来明确地指出中央关于解决外交干部缺乏问题的有关途径。他说：“我们的外交干部无非几个来源：首先是从军队中选调，军队干部经过战争的考验，是最靠得住的；二是从地方干部中选调，他们有领导工作的经验，也是很靠得住的；三是从地下党中选调，他们的文化水平较高，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锻炼过来的，也是可靠的。”

周恩来在成立大会上逐个点名

晚上八时正，周恩来在李克农、王炳南陪同下走进二楼会议大厅时，外交部队全体同志起立，热烈地鼓掌。

周恩来很高兴挥手点头，看着这支刚刚组建而生气勃勃的新中国外交队伍，脸上洋溢着十分兴奋而喜悦的笑容。

在由几张旧桌子拼在一起组成的主席台坐下后，李克农说：“同志们，我们的成立大会，首先请周总理给大家讲话。”

周恩来站起来，先说：“首先我要纠正李克农副部长的一个错处。”

会场立即变得严肃而寂静起来，大家不清楚，李克农有什么错？李克农也有点茫然的尴尬。

他却说：“我是外交部长，今天到外交部任上来，你们是不是该称我为周外长？不要叫我周总理嘛。”

会场又变得轻松起来。

他坐了下来，打开了花名册，微笑着对大家说：“有的好久没见面了，有好些人是第一次见面，我来点点名，认识认识。”

周恩来顺着花名册的顺序，从前到后，依次点名，从司长到科员。

“头一个是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长，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稼祥同志已经到达莫斯科，已经举行了开馆升旗仪式了。”

他又点李克农。坐在他身旁嘴上留短须的李克农应了。

他说：“克农副部长现在主持外交部常务工作，老党员、老红军，长期做情报和统战工作。”他转身对李说：“三年前，你在北平军调部任我方秘书长，就在军统局特务的监视下作外事工作。”

点了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章汉夫正从上海赶来。他是二十年代的老党员了，早年留过美，后来又留苏，当过省委书记。抗战胜利后曾在香港作外事工作。天津解放，他主持了天津的外事工作，上海刚解放，中央又派他去主持上海的外侨工作。”

他又点到王炳南，说：“办公厅主任炳南留学德国，回国后先在杨虎城将军身边做统战工作，后来就到在重庆、南京的中共办事处做外事工作，中共中央外事组成立后，担任外事组副组长。”

“还有现任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将军，还没有到任。他在军调部跟美国人打过交道，去年解放沈阳也跟原美国领事馆打交道，查出了许多特务用的电台。早年进过莫斯科中山大学，现在由他来主持东欧司。”

他又翻了一页名册：“亚洲司司长沈瑞先，也就是有名的夏衍，我国有名的文学家、戏剧家、翻译家，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早年留学日本，精于日文，现在还在上海任宣传部长，目前暂由乔冠华代理司长。”

点到乔冠华。戴着眼镜、个子修长的乔冠华站起来了。

他招呼乔坐下。他问：“你家里，早几辈都是秀才吧？”

乔冠华答说：“祖父以上几代都是，只是父亲这代断了档。”

他笑说：“所以他就读书特别发奋，在清华大学苦读黑格尔的哲学，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又攻读康德的哲学，在德国杜宾根大学又以研究庄子哲学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我们这儿还有外国博士学位的吗？”

“有。”龚澎站起来说，“我们司副科长浦三同志，就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有人鼓掌）

他有点惊诧地说：“哦，我们外交部真有不少人才呀！浦三同志多大了？哪里人？”

浦三站起来说：“总理，我是江苏无锡人，一九二三年生。”

“江浙多才子，我就不行啦。”他说着，又问，“你英文一定很好啦？将来可以大显身手。”

浦三说：“英文马马虎虎能用吧。”

“你就不要谦虚了。我们不行了，岁数大了。做外交工作的，都要学习外语，已经会的要提高，不会的从头学。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他说到此，又想起继续点名，“你们认识龚澎同志吗？他是我们部里情报司司长，乔冠华同志的夫人。（有笑声）有的年轻同志听不惯，在过去在国统区、前不久在香港，都是称她为‘女士’、‘夫人’的，以后出国去人家还是这么叫。”

大家都齐声说：“她是我们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

他说：“不。还有一位。龚澎的姐姐，龚普生同志是我们国际司的副司长。”

“董越千同志，我们这幢楼前不久还是华北人民政府的办公楼，越千同志原是华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他在北京大学学的英语，抗战期间，接待过八路军的美国朋友卡尔逊，担任过白求恩大夫的翻译，军调部中共参谋长办公室主任，北平解放后，担任中央外事组新闻处长。他现在担任我们部办公厅副主任兼任国际司司长。”

“宦乡，这是笔名还是原名？”他问。

“是原名，也是笔名。”

“我们都读过宦乡同志好些有见地的文章。他长期以来在新闻战线工作，抗战后，在上海担任《文汇报》主笔，天津解放了又出任天津《进步日报》总编辑。在我国人民政协会议筹备期间，担任筹备组副秘书长，现在担任我们西欧非洲司司长。”

“柯柏年是美洲澳洲司司长。柏年同志是我党老党员了，参加过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北伐。抗战期间在延安参加了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参与接待了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的工作。中共中央外事组成立后，担任研究处长。”

“赖亚力同志是部里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处处长。抗战期间，他在冯玉祥将军身边任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五年考取资源委员会经济官员赴美国实习，后来参加纽约《华侨日报》工作，还担任去美国的冯将军的秘书，去年与冯将军一行离美国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上个月被选为中苏友协副总干事兼秘书主任。”

周恩来将到会的同志一个个都点到了。点名之间，可见周恩来作为外交部长，对于手下的干部情况极为熟悉，遇到不熟的情况，他还询问一下；点到熟人，还开一两句玩笑。会场常激起笑声，气氛显得轻松、活跃、热烈、团结。

点名过后，王炳南宣布外交部成立大会开始。

周恩来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后的第一次重要讲话

当本世纪末，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种种惊涛骇浪，真正作为东方的巨人而屹立于世界之林，五星红旗飘扬在五大洲二百多个驻在国使领馆上空的时候，我们来回顾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仍会感到热血沸腾、激情澎湃而特别亲切！

简朴的会场，庄严的时刻。

那个晚上，点名过后，王炳南先作开场白：

“今天到会的有一百七十多人，是外交部的全班人马。外交部的建部工作到现在为止，已经基本上顺利完成了任务。有了办公地点，有了组织条例，有了工作干部。这些条件与今天的其他单位比较起来，是很难得的。我们相信，今后在周部长、李副部长等的直接领导之下，我们一定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现在请周部长给我们讲话。”

热烈的掌声过后，周恩来开始讲话。他说：“每一个机关都要开一个成立大会，我们也不例外，这也算是形式主义吧。”

他的话一下又把大家逗笑了。

接着，他掏出一张写了提纲的纸条，放在桌面上，就侃侃说开来了：

开会表示成立，目的不是为了登一下报，而是为了彼此见见面。我们来谈一谈，我们在部里工作究竟有什么计划与打算。我们外行人办外交，对外交这一门学问是没有的；外语学校的同志主要的是学习外文，其他的少数干部虽说是办过一些外事工作，但是把这些工作经验加以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成为一门学问，还差得远……

外交部成立以后，我们代表国家处理外交事务，这是很重大的责任。在座的大半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刚从学校里出来，没有做过社会工作，只有若干学生斗争经验，现在来到国家机关做事，一方面感到光荣，另一方面也感到责任重大，战战兢兢。

会场上真是寂静无声，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的讲话，生怕漏掉一个字。有的人刷刷地作记录。

他继续说着：

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所以，凡是没有承认我们的国家，我们一概不承认它们的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官的地位，只把它们的外交官当作外侨来看待，享受法律的保护。他们犯了法，我们一样照法办事。

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当年义和团盲目排外的教训，另一个是最近前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武官包瑞德前来华北人民政府外事处办事，被我们的同志莽撞行动，强令写下对我反美宣传画的意见。

他谆谆不倦地教诲说：

我们对每一个战斗、每一件事情，都要重视，都要有信心，不要怕，也不要盲目冲动，否则会产生盲目排外的情绪。义和团的民族热情是可贵的，然而它的领导者造成了盲目排外的情绪则是错误的。我们要善于掌握这种情绪。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看是属于哪一类性质，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并且要多看书、多实践，才能善于斗争。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是困难的。做群众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家抓住弱点，便要被打回来。军队平时要演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尤其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往往最容易轻视敌人……

他还细细叮嘱在座的同志们说：

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我们今天这一百多人，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中锻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同时还要有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打“文仗”而已。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需要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点很重要。

周恩来讲话之后，李克农副部长也作了简短的讲话：我今天只讲三句话。一是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我们外交工作要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二是要积极学习，学好《共同纲领》上的外交政策；三是要有高度的警惕性，要区别好人民的颂扬和帝国主义的捧场。

最后，周恩来接过李克农的学习话题，向大家提出一个建议：

我有一个提议，就是学习方面的。我们的同志大部分是才工作不久，外交的知识和一般的社会知识都不够，因此要紧的是学习，每星期至少要有几个小时学习。我们在工作中固然是学习，但是在学习中也要学习。我们对于旧的外交人员给它一个整体的否定，但是在旧外交系统中个别有经验的外交人员，如刘泽荣先生，以及巴黎起义的外交人员如凌其翰先生，我们还是应当尊重他们的。具体的人物，具体的材料，我们还是要学习。因此我提议，在我们的外交机构中，要建立起新的学习制度。

王炳南宣布散会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

周恩来在会上的讲话，后来收进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周恩来外交文选》一书中，以“新中国的外交”为题，作为该书的第一篇。

这个成立大会，使与会者都感到很兴奋，新中国的外交队伍，从此迈开了自己的步伐。

（26）终于在武汉偏僻狭小的胡同里找到伍修权，在南京阅兵时，袁仲贤突然接到了调令，粟裕对姬鹏飞说：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你黄镇净碰上了新鲜事：设计军旗、拍摄电影、去当大使，耿飙驾着军用吉普来报到，邓小平对王幼平说：我们三个只去一个不行，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几乎都是将军

1949年秋冬—1950年初，全国各地—北京

周恩来打电报给伍修权：要不要派飞机来接？

那时候，从东北出关的部队都打到中越边境的镇南关了。祖国大陆基本解放了。已经担任东北军区参谋长的伍修权想到，自己从1925年离开家乡武汉就没有回过家，在完成了警戒和护卫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安全通过东北全境的任务后，经东北军区负责人高岗批准，他就乘火车回武汉探亲，走的时候，连警卫员都没带。那是1949年12月后半月的时候。

他家原来住的地方已经在战乱中连房子都没有了。他好不容易才在武昌一个偏僻狭小的叫做戈甲营的小巷里，找到了亲人，几间低矮破旧的小平房，住着他的全家人。当年亲自到汉口码头上送他投身革命的父亲已经去世，三个哥哥一个妹妹也战乱中先后去世，还留下老五、老六和最小的弟弟，他们都靠以自己的劳动汗水换取的一淀微薄的收入，维持着全家的生活。

他回忆说，母亲对于儿子出去二十四年没有回家，杳无音讯，现在一下子出现在自己面前，离别是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重逢时已经是四十开外的壮年人，她真是老泪纵横，惊喜万分！

在有些人看来，他当的官不小，这次回家，没有去住什么政府招待所，就在自己家里，陪着年近古稀的老母亲，同睡在一张破木床上，每天吃着母亲和亲人亲手做的粗茶淡饭，只觉得无比的香甜甘美。每日每夜同亲人们有说不尽的往事，诉不完的别情！

他才住了个把星期，一天，在武汉的中南军区司令部急匆匆派人寻至戈甲营，在小破平房里找到了他，送来了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报。通知他立即赶到北京去，执行新任务。总理在电报上还问：要不要派飞机来接？

他赶快通过中南军区电复周总理：我马上搭火车去北京，抓紧时间是来得及的。就这样，他席不暇暖，又一次告别了家乡和亲人。

到了北京，去中南海向周恩来总理报到。周总理才交待了任务：今后调外交部工作，过几天就随我到莫斯科去，会同正在苏联的毛主席进行中苏会谈，你俄文熟练，协助我作一些具体事情。立即准备，很快就出发。调动手续以后从苏联回来再办。他连在东北军区的工作都来不及交代。

在这期间，中央人民政府只政务院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任命他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消息在1949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上发布。

时间太紧迫了，他什么准备都来不及做。他就跑到前门外的估衣店里，临时买了几件现成的衣服。他这才脱下了穿了二十几年的军装，换上了西服和大衣，还买到了一顶高高的黑皮筒帽子。

伍修权将军就是这样走上了新中国的外交战线。1950年1月10日，他随周恩来总理率领的又一批访苏代表团，去莫斯科与毛泽东会合。

从苏联回来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他又受命作为团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初登国际舞台，控诉美国武装力量侵略我国领土台湾。

开国大典那天，在南京刚刚阅完兵，袁仲贤就接到了赴京调令

秋雨绵绵之中，美式十轮大卡车牵引的野战炮纵队驶过了，装甲车、坦克车组成的纵队开国来了。随后，是群众的游行庆祝队伍。广场上的群众欢呼着。人海旗浪在广场上激荡……

10月1日，开国大典这天，在南京的中心广场上，也在举行阅兵式。刚取得渡江战役胜利不久的人民解放军精锐之师，在前国民党政府首都的广场上雄纠纠地行进。南京市军民在欢呼喜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主持准备这次庆祝开国大典的阅兵活动的三野参谋长兼南京警备司令袁仲贤很是兴奋和激动。他与华东局第一书记、二野政委邓小平，二野司令员、南京市市长刘伯承等领导人一起，站在检阅台的的中心。邓小平兴致很高地对刘伯承等说：“今天真值得我们高兴啊！在过去蒋介石检阅蒋家军的地方，我们在检阅埋葬蒋家王朝的人民军队。”

在与邓小平、刘伯承一起在向游行的军民挥手的时候，他已经心驰神往，在幢憬新中国的未来。他并没有想过自已要从军队中改行，自从年轻时读广州黄埔军校、后来又参加南昌起义以来，他就与戎马生涯为伍，他现在在检阅台上向往着新中国要建立一支现代化的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他曾经想过将来老了，还可以到军事院校任教……

可是，就在这庆祝活动结束的时候，刘伯承司令员笑着向他走来。邓小平也笑着向他招了招手，就先离开了。

他俩笑什么？他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

果然，刘伯承将他拉至检阅台的一旁，并没有坐下，站着说话。

“仲贤，中央刚才来了调令，小平同志让我特地通知你，要你从速赶往北京接受新任务。”

“什么任务？”他着急地问。

“通知没有说。当然是革命的需要哟，新中国一成立，我们国家有许多事要做呵！”刘伯承望着他，取下眼镜擦了擦，又有点惋惜地补充说，“我们刚刚会合共事，可惜又要分道扬镳了。”

当晚，他在作紧急赴京的准备时，他心里有一个预感，他依稀感到这个调令似乎与大军渡江攻克南京时自己曾负责处理的英国“紫石英”号军舰闯入长江事件有关，但他没有想到今后有好几个国庆节要在海外渡过，也不知道将在新的“战场”上将如何战斗；但是，他感到踏实的是，他又将在敬爱的严师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使他对未来的所要担负的使命充满了信心。

整整一年后，1950年10月1日，袁仲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特命全权大使在新德里的大使馆里，主持举行了隆重的国庆招待会，印度总理尼赫鲁破例前来出席。

他回想起一年前的绵绵秋雨中，在南京阅兵的情景，觉得这一年他的人生道路的变化太大了……

粟裕对姬鹏飞说：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

在那个时候，人们就亲切地称他为“吉洛将军”。

他原来名叫姬鸿，又叫吉洛。他到外交部是周恩来点的将。后来，周恩来在西花厅单独接见他的时候，对他说：吉洛将军，声名遐迩，现在名字改过来了，很响亮，很好嘛。

他是不愿意来做外交工作的。

新中国成立这年他三十九岁了。他说青年人才改行，中年人就不兴改行了。他是山西临猗人，所干的最早的的“行”该算是“医”了。他很年轻时去西安当盐行学徒，没干多久就转了行，去一个陆军医院当看护，一干就是好些年，兴趣来了，还跟着学医。经过几年后，由看护升为军医。1931年参加了有名的宁都起义，成了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5月入党。在红军里也还是干“医”这一行，历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医处处长、红五军团卫生部部长、军委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红一军团卫生部部长，参加了长征。到陕北以后，还是任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抗战爆发后，前方需要干部，组织上要他转行了去做政治工作，长期医疗工作形成的做事谨慎、细致、绵密的风格，也适合做对象同样是人的政治工作。

1938年后，他历任新四军司令部后方政治处主任、新四军挺进纵队军政委员会委员、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抗战后期，任新四军第一师一旅政治部主任、代理政委，一师三旅兼苏中军区第四分区政委、中共苏中区第四地委书记，苏中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担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兼苏中军区政委、中共苏中区委书记。1947年起，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政委、苏北兵团副政委。在建国前后，担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渡江战役之中，第七兵团是最早的渡江的三野谭震林集团的两个主力兵团之一，第七兵团在姚家沟渡过长江后，奉命急速东进，切断宁杭公路，于5月3日解放风景名城杭州。

杭州解放后，姬鹏飞担任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与杭州警备区副政委。建国后，他是向往着为未来新中国的卫生医疗事业有所贡献。但，1949年11月间，突然接到了中央调令，让他立即赴京去外交部报到，使他大觉意外，这是一个多么陌生的部门。他说，要是叫我到卫生部报到，我绝不会感到吃惊。怎么能干外交呢？外国话都不懂。

他和夫人许寒冰去上海，找了老上级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希望能够不去。

粟裕对他说：“吉洛将军，你是军人啊，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呵。再说，这是国家外交工作的需要。”

他就决定服从组织需要了。离开上海之前，粟裕还请他夫妇俩吃了一顿饭，送给他一件大衣，给他夫人买了一身衣料。

他这就来了。当时路上还不安全，他和夫人许寒冰带领一个警卫排告别第七兵团立即动身。

原定他出任新中国首任驻英国大使，后因中英建交谈判久拖不决，他奉命改任驻民主德国（东德）大使衔使团长，于1950年10月12日递交了国书。当时民主德国的外交大权仍受控于苏联军事管制委员会，因而外国大使都使用外交使团团长称谓。1953年11月，苏联军管会撤消后，外交机构遂改称大使馆，使团长即改称特命全权大使。这样，姬鹏飞又作为新中国驻民主德国特命全权大使再次向威廉·皮克总统递交国书。他在一个任期内，向同一个总统递交两次国书，这在国际外交史上是特殊的、仅有的。

他从民主德国回国后，先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代部长、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港澳办主任等职。他过去从医形成的细致、绵密、谨慎的风格，对他掌握外交艺术，成为杰出的外交家不无益处。

晚年忆及往事，有朋友对他笑说：不愿干外交的最后还成了外交部长！

你黄镇净碰上了新鲜事：设计军旗、拍摄电影、去当大使

开国这一年，久经沙场征战的黄镇将军所作的事，与别的将军有所不同，另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年底知道他要调外交堡的时候，有人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今年老兄你干的净是“特殊”的新鲜事：设计军旗、拍摄电影、去当大使！

当时，他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属的第一研究室作主任，刘少奇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这一年开始的时候，他们随人民解放军总部驻在西柏坡附近的村子，因为他懂美术，受命主持了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设计，还列席了七届二中全会。他带领着一个班子，在选择和审定各种各样的军旗与军徽的设计方案。这些方案是从中原、华北、东北三大军区和中直、军直等单位与个人寄来的或是送来的，作者其中有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干部战士，也有部队高级指挥员。连威名赫赫的刘伯承司令员也设计了一幅军旗图案，派人给送来了。爱好绘画的黄镇自己也设计了一幅。

中央从西柏坡迁至香山时，他属于跟随解放军总部第一批进驻香山的。经过两次精选以后，最后挑出了十三幅军旗图案、四种军徽图案呈送中央五大书记审定。毛泽东看了后，指示说：军旗上要有“八一”两字。于是，黄镇按指示自己动手设计，还联系了东单的一家裁缝店加工制作，最后摆在香山的总政附近的一个广场里摆开，请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来审定。毛泽东等一边审看，一边听周恩来介绍设计、制作经过，就将样式定了下来，决定于1949年6月15日启用。黄镇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持起草了中央军委颁布解放军军旗军徽的《命令》，以“新华社北平6月15日电”的形式向全国公布。《命令》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

7月间，他又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9月间，斯大林派了电影摄制组来拍摄新中国成立的纪录片，拍摄开国大典，这些苏联拍摄人员保管胶片不善，不幸失火烧了底片，本书在前面已有记述。事后，中央决定与苏联合作拍摄这部纪录片，黄镇作为总政治部的代表，担任该片的顾问，刘少奇亲自为拍这部影片写了介绍信，介绍中苏两国人员组成的摄制组到上海、南京一带拍摄。黄镇也免不了跟大导演去为拍片奔波。

开国大典后，解放军总政治部要逐渐恢复原建制。1948年时总政还在山西时的机构很精简，下面没有其他部门，只有第一、第二两个研究室，黄镇领导的第一研究室管组织、人事，第二研究室管宣传教育。进北平后，这些战时作法已经不适应形势了，总政工作多了，面也广了，已经制订了政治工作条例、党委工作条例和干部管理制度瞪。这年冬天，黄镇受命带领了一批干部筹备组建总政下属的总干部部。

正在忙碌时，中央来了调令，要调黄镇朱霖夫妇去外交部报到。接到调令当天晚上，朱霖听了有意见：“你去国外作外交官吧，反正我要在国内干工作。”

黄镇说：“你不去怎么行？我岂不成光杆大使了？”

她仍然想不通：“我要去找领导谈。”

他说：“咱们都是共产党员，思想不通也得先去报到。”

好在都在北京城里，他们带着两个警卫员、两个大包袱、两箱子书，还有五个孩子从总政到外交部来报到了。先住在前门外的解放饭店，后又搬到新华饭店。全家人第一次用上了抽水马桶和席梦思。朱霖还是不通。

次日，调外交部的将军们都来了，袁仲贤、姬鹏飞、耿飙、翰念龙等，一见面都乐了，都是命运相同的战友。当时，还宣布了黄镇是调干班的支部书记。他笑着指指朱霖说：“我当支部书记也没办法，做不通‘人家’的思想工作。”

袁仲贤就对朱霖说：“你不要生气。我们办外交，依我看都是为了党的利益而演戏。党需要，我们就演。将来，我们男的穿上西装革履，是演戏；你们女的，穿上旗袍、高跟着鞋，拎着个小包包，也是演戏。”

朱霖被袁仲贤给说笑了。

半年多后，1950年7月，黄镇带着手下连朱霖在内的六个外交官，乘开往苏联的国际列车出发了。他们要在莫斯科转车，前往布达佩斯，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后来，又成了驻雅加达、驻巴黎、驻华盛顿的中国大使，成为中国杰出的外交家。

在北京，耿飙自已驾着军用吉普车找到了外交部

他在路口踩了刹车，让东单大街上的有轨电车“当当当”地响着驶过，他才驾着自已的美式吉普从协和医院往东，找到了外交部。

在这批将军当中，只有他是亲自驾着军用吉普来报到的。

新疆和平解放，大西北的革命战争基本结束了，1950年元旦也刚过，他就在十九兵团驻地接到中央的调令，令他即赴北京去外交部报到。他当时担任着十九兵团副司令员。他刚拿到李志民政委递给的调令时，感到十分意外。杨得志司令员与李志民政委就一个人一句地对他做思想工作：

“老耿，你以后还可以来兵团走娘家嘛！”

“枪杆子重要，搞外交也同样重要啊。”

“扳着指头数，我们兵团的干部，也只有你最合适搞外交了。”

“你在军调部跟美国人打交道很有一套，周总理记着你呐。”

杨得志知道他爱开着那辆缴获的美式吉普，平时，他就经常开着它到各军军部和部队基层去办事。为了表示兵团的盛意，杨司令员就提出说：“我和政委商量了，告诉后勤部让你将那辆吉普车带走，算是兵团的一点心意。”

他考虑到外交部刚建不久，车辆和司机都缺乏，自己带车去可以减轻机关的负担，所以就表示接受了。

刚报到不久，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对他说：“在这批首任驻外大使的将军中，中央准备任命你为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

“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他听了很是惊诧。

“怎么？有点出乎意料？”周恩来看他很惊讶，便问，“你知道联合国这个组织吗？”

那时，他确实知之不多，就据实答道：“我还不太了解。但我知道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还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听说，董必武同志曾在联合国宪章上签过字。”

周恩来对他的回答还算满意，就说：“董老是当时三名中国代表之一。”

不久，因新中国进入联大的问题当时还难于解决，耿飙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王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于1950年9月抵达瑞典首都斯德格尔摩就任。在任期内，他还与当时当选联合国秘书长的瑞典人达格·哈马舍尔德交上了朋友。后来，促成了哈马舍尔德1955年元月访问北京，与周恩来举行会晤，使其成为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位联合国秘书长。

王幼平最不想干，却成了新中国任职时间最长、出使国最多的大使

至今已进入建国的第五十个年头了，还没有人打破他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创造的“三十来年外交生涯、驻使七个国家、其中四次首任特命全权大使”的记录。

有人统计过，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任职时间最长、出使国家最多的驻外大使，就属王幼平将军了。在他三十余年的外交生涯中，先后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罗马尼亚、挪威、柬埔寨、古巴、越南、马来西亚和苏联等七国大使，其中驻罗马尼亚、挪威、柬埔寨与马来西亚四国为首任大使。

但是，在当时奉命调外交部的诸多将军中，王幼平却是最不愿意干外交，最不愿意当大使的。

新中国宣告成立时，他在二野第五兵团担任代理政治部主任，山东桓台县人，有山东汉子的倔劲。五兵团是二野刘、邓属下的主力兵团，当时正集结潜伏在湘西邵阳地区待命好一段时候了。10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四野进军广西，二野进军大西南。当时，中央还指示让第五兵团的第十八军作好进军西藏的准备。那时，他听说后还打了报告给刘、邓首长，要求与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一起进军西藏。这次，中央要求第五兵团指挥部从邵阳地区率所属第十六、十七与十八军三个军，加上第三兵团第十军，共四个主力军的兵力，在第五兵团杨勇司令员与苏振华政委的指挥下，以突然动作经芷江西进，进入湘黔边境，并要求11月15日攻占贵阳。

就在部队出发的时候，兵团收到中央“调王幼平星夜来京”的电报。

王幼平接令即动身，辞别了杨勇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乘坐吉普车与西进部队反方向奔驰。在路途中，随着吉普车颠波着，他心里在想，是不是上级同意他参加进军西藏，先到北京谈话？细细一琢磨，又不象要去西藏。他心里好不踏实。赶到长沙，听说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离京即将到此，他于是就住下等候。次日清晨，他赶早去见刘、邓首长，首长们正在吃早饭。

寒喧过后，他就问：“调我去北京干啥？”

邓小平与刘伯承交换了一下眼光，就回答：“搞外交。出国当大使。”

他就坦率地说：“我可干不了。”

邓小平说：“我看你干外交还可以嘛。”

他赶忙说：“我不愿出国当大使。请收回成命吧。我请求入藏的报告首长可看到了吗？恳请邓政委批准我和张国华军长一起率第十八军进藏。”

邓小平干脆说：“你要求入藏的报告已经看到了，晚啦！中央点名调我们三个兵团的政治部主任去当大使，三兵团阎洪彦、四兵团刘志坚和五兵团的你。阎要求不去，中央已同意。调三个人，只去一个，向中央交代不了。”

当时在座的宋任穷幽默地插话：“你搞外交还可以，就是邋遢点。”

他懂得，军人要服从命令。他只好告别首长，换乘火车赶赴北京报到。然而，他一向认为自己不适合驻外大使的职位，每次国国休假、述职，他都要去中组部请求调动工作。他每次表示不愿再干了，但每次接着又被派出去。这样一下来，他就反复去了七个国家当大使。最后，在他六十九岁那年，还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他晚年回忆说：“我至今为自己未能进军西藏而感到非常遗憾！”

那次告别部队赶到北京后，经过培训学习，他于1950年8月，率领一班人到达布加勒斯特，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中，将军占了绝大多数

算至1951年6月底为止，新中国所派出的首批驻外大使十五人中，绝大部分都是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或军区调来的兵团级、军级以上的干部，被人们泛称为将军大使。除了从地方干部中调来的姚仲明、吉雅泰、冯铉及著名作家巴人（王任叔）以外，其他的大使都是将军。

除了我们在上一节已经介绍了的多名将军以外，新中国首批派往国外的各种使节还有如下的人员：

倪志亮将军北京人，当年五十岁，黄埔军军学校五期步兵科肄业，历任红军团长、师长，抗战时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太行军区司令员。出任大使前，任人民解放军辽北军区、西满军区司令员，并任东北军政大学及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

1950年8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谭希林将军湖南省长沙市人，当年四十三岁，黄埔军校肄业，参加过秋收起义、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红军团长、师长、参谋长、代军长等。出任大使前在人民解放军中任三野的兵团副司令员、第三十二军军长、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

1950年9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彭明治将军湖南省常宁县人，当年四十三岁，黄埔军校一期学员，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历任红军团长、师参谋长，抗战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出任大使前担任人民解放军四野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兼北平警备副司令，后来还兼任南宁警备司令员。

1950年7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韩念龙将军贵州省仁怀县人，当年41岁，早年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先后在新四军任旅与纵队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任师政委、纵队政治部主任，1949年底调至外交部前，任三野第三十三军政委、上海警备区副政委。

1950年底奉命往朝鲜，领导志愿军的战俘管理工作。1951年9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曹祥仁将军湖北省大冶人，当年三十六岁，十五岁参加红军，早年在红军中从事电讯工作，参加了长征，抗战中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调入外交部前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兼二分局局长，中央军委工程学校校长兼政委。

1950年8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韦国清将军广西东兰县人，壮族，当年三十六岁，十五岁参加红七军，参加了长征，在红军中任团长，抗战中任新四军旅长、旅政政委、副师长、师长，解放战争中任纵队司令，1949年冬调外交部前，任华东野战军第十兵团政委。

原拟派往联合国任代表。中越建交后，1950年初赴越南任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

罗贵波将军江西南康县人，当年四十一岁，历任红军军长、师政委，参加了长征，抗战中任八路军第一二0师的三五八旅政委，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49年后任太原警备司令，接着调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1950年初赴越南任中共中央驻越南联络代表。1954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王任叔浙江省奉化人，当年四十九岁，著名作家巴人，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抗战爆发后，长期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从事反法西斯抗日活动，调至外交部前，在中央统战部任副处长。

1950年8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姚仲明山东省东阿人，当年三十五岁，抗战中领导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后在延安任中央党校文教主任兼秘书科长，抗战胜利后，任烟台市市长、潍坊市长，1950年初调外交部之前，任济南市市长兼市委第一副书记。

1950年8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吉雅泰内蒙古默特旗人，蒙古族，当年四十八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李大钊派遣从北京回绥远开辟工作，1929年到莫斯看东方大学学习，

1934年回国后在北平、天津、内蒙、东北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抗战期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开展华侨工作，1946年回国后，担任中共内蒙古呼纳盟盟委书记。1950年初调外交部。

1950年7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冯铉江苏省武进县人，当年三十五岁，青年时代从事工人运动，参加领导过哈尔滨电车工人罢工，1933年赴苏联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1940年到延安后，任中央社会部情报室主任，担任国际联络工作。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1950年初调外交部前，任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天津联络局局长。

1950年12月，中国瑞士两国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首任公使。

（27）培训大使就从住饭店开始了，“夫人”与“太太”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派邓颖超来看望，将军们从窗户洞眼后观摩毛泽东接受外国大使递交国书，毛泽东对将军大使们笑着说，你们出去都不会跑掉，我们放心

1949年冬—1950年春，北京

培训大使就从住饭店开始了……

将军们到外交部报到后，周恩来让外交部办公厅给物色了一个饭店，就是前门外煤市街的新华饭店，让大家连家眷一起集中住下，开始举办当大使的培训班。别看这些都是威名赫赫、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兵团级也好、军级也好，长期以来都是睡老乡见的门板上、炕上，地上、窑洞里，或者镇头村旁的庙宇中，有时甚至青纱帐里。因而，当时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就曾说，将军们首先适应住城里饭店也是一种培训。

在解放初的北平城里，除了北京饭店、六国饭店，排列下来就数得上新华饭店了。据耿飙在回忆录里说：房间里的卫生设备、弹簧床、地毯，使得我们这些刚从军营里出来的人感到不习惯，甚至不自在。特别是睡在弹簧床上，整个身体好象陷在“坑”里，翻个身要花很大的力气，还上下颤动，害得人睡也睡不着，坐也坐不稳。但是，我们知道，对这些自己必须习惯起来，自在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逐渐适应外国的生活习惯。

黄镇翻来复去睡不着，后来干脆将被褥铺到地板上睡，早上起来放回床上才开门。这个睡法延续了多年。

培训班在外交部街三十一号的老礼堂上课，请了国内的学者专家如何思敬、王铁崖等给大家讲国际法。

外交部举行了外交文书展览，为他们展出了照会、国书、会谈纪要、备忘录、双边协议……等等各式各样的外交文书格式样品。

还请了毛岸英给大家讲在苏联留学的所见所闻与各种体会。也请了苏联大使驻华罗申、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匈牙利大使驻华埃夫朗科等，给大家上课，由毛岸英担任翻译。那时候，实际上担任越南驻华使节的黄文欢也参加了这个学习班，化名姓蔡，会讲中国话。

培训班还组织了参观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大使馆。还集中学习穿西装打领带，学习跳舞。最有意思的是请胡济邦、阎宝航等老外交人员讲外交礼节了。

胡济邦是去过许多国家的女记者，曾在国民党驻苏使馆作三秘，是地下党。她回国后就参加了新中国外交部的筹建工作。阎宝航早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回国后原在张学良的东北军工作，抗战时加入了地下党，曾任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主席，是个“外事通”，长期从事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调来外交部之前，他在东北人民政府任秘书长。

胡济邦、阎宝航还领这一群大使夫妇去北京饭店学摆刀弄叉吃西餐，怎么摆台，安排主人客人的位置。

阎宝航抖着餐巾铺在胸前示范时，说：“平时参加招待会，不是吃喝玩乐，德国要进攻苏联的情报，就是在招待会上得到的。”

吃西餐时，大家手忙脚乱的，有的使出了汗，就慨叹说：“这小小刀叉，真比使用三八大盖还费劲。”

阎宝航又结合礼仪给大家说笑话：有一次，李鸿章在巴黎一家有名的饭店请客，吃完饭，就按旧中国官场的客气话，对客人们说：“饭菜不好，招待不周，请多多原谅。”

饭店老板听了，就对李鸿章提出了抗议，说：“我的饭菜做得这么好，你为什么说不好？今天来吃饭的都是巴黎有身份的人士，你这一说，以后我这家饭店怎么开呀？”

这天，大使们穿了新的中山装，夫人们穿的旗袍或者连衣裙。夫人们穿了这些，自以为很漂亮，但胡济邦过来检查，说这个人的内裤太长，露在旗袍外面不雅观，说那个汗背心露在胸前，不礼貌；还说，解放区的发型不符合外交场合的要求，要烫发、擦口红、抹一点粉。

朱霖听了生气了，说：“我不干了，最好选能干的去干吧！我不想做这样的工作。”

有的夫人也附和着，很有情绪。

邓颖超来培训班给女同志们讲做“夫人”与“太太”

有天晚上，住在饭店的培训班的女同志们，确实火了！

她们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这些天来压抑着的不满情绪爆发了。会上，大家慷慨激昂，满腹牢骚都抖了出来，坚决反对当夫人、太太！

原来，这天在培训班上，部里有个领导来讲话时提到，女同志到使馆后，就不要做什么工作了，学习外文，配合外交官做好外交工作，参加对外活动就可以了；在外交场合，称你们为夫人，华侨叫你们太太，你们也不要忌讳，这是革命的需要。这是国际的惯例，苏联也如此。

这天晚上，她们吵成一团，有的还为此吵着要离婚，有的要求返回部队。大家都说跟男同志到外交部是倒了大霉，坚决反对当夫人、太太！大家一致推选朱霖（黄镇的夫人）和王珍（韩念龙的夫人）作代表，向上反映情况。

她俩到外交部要求周外长接见，说得声泪俱下。部领导接见了她们，表示一定把她们的意见向周总理转达。

周恩来获悉后，很快就派邓颖超来看望培训班的女同志们。朱霖在其悼念邓大姐的回忆文章《一个女外交人员的良师益友》中，作了有关记述：

第三天，周总理就派邓大姐到学习班来看望我们。邓大姐说，恩来同志派她来告诉大家，外交是一条特殊的战线，大家都是外交战士。在外交战线上，男女同工同酬、同工同名。男同志能当外交官，女同志也能当外交官；男同志按职务级别拿工资，女同志也一样。你们是新中国的外交人员，和旧中国的外交人员不同。男女同志都应安心工作和学习，争取当优秀的外交战士。听到这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邓大姐特别讲到，在驻外使领馆，人手少，任务重，事情多，你们出去后一定不要闹名誉地位，要根据工作需要，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把工作做好。

那天，邓颖超来到培训班，还用现身说法，举例来教育她们。

她说，她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代办团工作时，也不习惯人家称她太太，还闹过笑话。有一次，电话铃响了，人家说要找周太太，她脑子还没有转过来，回答说，我们这儿没有周太太；但放下电话才想到，人家找的就是自己呀。后来，电话又来了，找的还是周太太，她就应了。

她还说，为了工作需要，人家叫你太太就太太吧，叫你夫人就夫人吧，不要忌讳。在外交场合，夫人、太太地位高，因为你是高级外交官的夫人、太太。人家一般不给外交官讲的话，却给夫人、太太讲，认为枕边话可以影响丈夫。她说，他过去在中共代表团，对外是代表，在内部也兼做其他工作，例如：打算盘做会计，刻蜡板作抄写；你们出去以后，环境特殊，使领馆工作人员少，什么工作都要做。

邓大姐还要求大家，出国后要保持党和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艰苦奋斗，勤俭为本，要想到出去以后就是新中国的代表。

邓大姐一番话，使大家思想一下子都通了。

通过窗纸的洞眼，观看外国大使向毛主席呈递国书

透过窗户纸的小窟隆，他们在观摩庄严肃穆的勤政殿里，外国大使向毛主席递交国书的礼仪。他们早就盼望着观看这个礼仪了，因为毛泽东一直在苏联访问和会谈，尽管有的外国大使已经到京了，也还安排不上呈递国书的正式仪式。

这天是1950年3月10日下午，那是毛泽东刚刚从苏联访问回到北京几天之后，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安排他们在勤政殿旁边的几个小房里，观看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提奥多拉·鲁登科递交国书的全过程。仪式开始前，周恩来前来检查，不让我们这些将军大使将纸窟窿捅的太大，说在外面殿堂里看见这儿有一排大窟窿，不雅观，只准每人使用铅笔戳个小洞洞。据耿飙回忆，周恩来还意味深长地说“以小见大”嘛。

黄镇将军等胆子大，就到小屋外去，藏身在红木屏风后去要看个清楚。

仪式结束后，这些即将出国当大使的将军们就热烈地议论起来。有的嘟囔：话那么多，咋记得住呀？

有的不以为然地说：反正事先写好，到时背下来就行了。

他们讨论得出了两点共识：其一、致辞应有充分准备，预先有个腹稿；二、我们首次递交之前，多预习几次走的步子、站立位置、呈递的姿势等。有人就建议何不趁热打铁，当场就来演习演习。于是，他们就在勤政殿里的小屋中，你当元首、我呈国书地轮流预演起来。

这时，周恩来走进来了，看见大家热情很高，一面点头表示赞许，一面又笑着说：“你们演习是必要的，但我要提醒你们：刚才仪式中的程序和动作，只能作为参考。因为每个国家呈递国书的礼仪规定，都各不相同。你们上任后，要向驻在国的礼宾部门虚心请教，取得他们的帮助和配合。”

周恩来停了片刻，笑着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听说你们在这里观礼，很高兴，要接见你们。”

将军们都喜出望外，格外兴高采烈。

毛泽东接见大使们说：你们出去不会跑掉，我们放心

周恩来领着大家走进来，在大厅里的毛泽东就很高兴地站了起来，跟大家逐一寒喧握手。跟认识的就说几句风趣的话，有几位他不熟，握手时就听周恩来在旁边介绍。

毛泽东先与走在前面的耿彪握手时说：“哦，老乡来了！长征过甘肃时，我在你那里吃过酸甜苦辣咸的五味西瓜，在延安还吃过你送来的老虎肉。可是，今天我这里没有五味西瓜和酒席招待你们，只有白水一杯。”

接着，他又问黄镇：“你原来那个黄士元的名字，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

黄镇说：“我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

他听了又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改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

周恩来介绍到袁仲贤时，说：“他是黄埔一期的，陈赓的同学呐。”

毛泽东端详着袁将军，连声说：“认得，认得，许久没见面了。袁伢子，原来是老乡呀！”原来，早年是毛泽东介绍袁仲贤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等大家都坐下来后，他先环视了一下，然后微笑着说：“听说你们不久就要出国赴任了，总理要我和你们谈一谈。”

耿飙在晚年写的《耿飙回忆录》里，对毛泽东接见十大使的讲话内容，作了如下的记述：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大使（当然这首批中应包括已去苏联的王稼祥同志），大都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现在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各部门、各行各业，都需要干部。我国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需要大批外交干部。我们新中国的外交是‘另起炉灶’，需要新的外交干部。解放军是我们历来培养干部的地方，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挑选一批干部。”

这时，有的同志提出，我们不懂外语，怕搞不好外交工作。

毛主席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中懂外语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吗？但他们出使西域，非但能够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

周总理点点头，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并说，当大使的能懂外语当然好，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个条件。你们在使馆，可以学习驻在国的语言，边干边学嘛。

我们都表示赞同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见。

毛主席幽默地说，我刚才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

周总理笑着插话：革命军人嘛，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纪律性强。

毛泽东说这“不会跑掉”的话，是当时新闻报道了某国驻外使节叛逃。

在接见中，毛泽东还很认真地说：“你们这些将军出国当大使，不算转业，可以保留军籍。恩来，你看怎么样？”

周恩来点头说：“同意。”

接见快结束时，周恩来补充说，外事工作授权有限，所以你们要经常向国内请示汇报，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