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毛泽东发布建国公告
（19）中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将毛泽东与中共提出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外交三大政策法律化了，毛泽东最后一个起立鼓掌，西方外交官与记者纷纷揣测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日期
1949年9月21日—30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
建国初外交三大政策通过《共同纲领》法律化
在二十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每当回顾起那个时刻的情景，每当回顾起毛泽东那个充满感情、激动人心而气势磅礴的讲话，都会禁不住热血沸腾、心潮激荡。
这是一个伟大庄严的历史时刻。
这天傍晚7时正，身穿灰布军装的毛泽东从主席台走到麦克风跟前时，怀仁堂里全体代表起立，雷鸣般的掌声响了好几分钟。
毛泽东挥动着手，示意大家坐下来。
毛泽东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
全体代表再次起立，极为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会场内，军乐对奏响了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怀仁堂外，礼炮鸣了54响。
毛泽东致开幕词：
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取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起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这是毛泽东在1949年9月2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它庄严地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在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之后，又经过了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现在正在着手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是在从6月15日开始，经过顺利完成三个多月的新政协的各项筹备工作的基础上召开的。毛泽东作为新政协筹备委员会主任，具体领导了全部六个筹备小组的工作，还参加了一系列的有关筹备活动。他于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而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全面阐述了新中国的政权性质、任务和作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与新中国的诞生作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在所成立的六个筹备小组中，周恩来担任组长的第三组担负着最重要的任务，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新政协筹备会议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这个纲领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奋斗的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准则，它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周恩来极为重视，亲自动手，其中有好几天，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里，专心致志，起草共同纲领。初稿写出来后，周恩来先后主持或指导了七次会议，其中三次共同纲领起草小组会议、两次政协代表会议和两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会议，集思广意，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使共同纲领日臻完善。
毛泽东与共同纲领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不仅表现在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是《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而且每一次稿子都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和精心修改过的，据现在从能够看到的有关材料来看，经过毛泽东亲笔审阅修改过的就有8月22日稿、9月5日稿、9月6日稿、9月11日稿与9月13日稿。《共同纲领》的这五稿，毛泽东都作了认真的修改。现存的档案材料中，有毛泽东为《共同纲领》的稿子写过几次便条给自己的政治秘书胡乔木。9月3日的一张便条写道：纲领共印三十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十点左右交来，题目应是共同纲领。他又在9月11日稿子上批写道：乔木，即刻印一百份，于下午八时左右送交周副主席。但不要拆版，候起草小组修改后，再印一千份。他还在一张便条上写着：乔木，今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从这些便条中看，毛泽东对《共同纲领》的数次稿子，亲自校对，亲自督印，确是操劳已甚。
在《共同纲领》的总共六十条内容中，第七章外交政策占了七条，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制定的在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场上的新中国外交政策三大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与“一边倒”都在这些条文中作了法律体现。这些内容是：
第七章外交政策
第五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第五十五条 对于国民党政府和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第五十六条 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和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第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第五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
第五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保护守法的外国侨民。
第六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外国人民用拥护人民利益参加和平民主斗争受其本国政府压迫而避难于中国境内者，应予以居留权。
通过《共同纲领》时，毛泽东最后一个起立鼓掌
全国政协一届会议的第七天，9月29日，会议要通过《共同纲领》。对这个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毛泽东慎之又慎，开会之前在菊香书屋里还再审看了两遍，细琢磨是否还有什么考虑欠妥之处。他仍象往常一样，手里拿着文件袋，提前数分钟到达会场。
他在怀仁堂门口碰到了刚到的张澜，一身麻布长袍、几缕银髯飘洒在胸前，清癯的脸上，饱经风霜的道道皱纹疑聚着超人的智慧。他立即与张澜招呼说话。
“张表老，秋凉了，你要添衣服呵。”张澜字表方，他在重庆谈判时就尊称其为张表老，“今天这共同纲领经多次讨论，你贡献了你的经验和智慧，字斟句酌，辛苦了！”
张澜高兴地说：“三年多前，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送你飞回延安的时候，我就没想到这么快就看到了今天的胜利……”
他看着张澜兴奋说话时银冉飘动的样子，心里是很有感触的。
张澜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主席，从满清至今，经历了三朝的政治风浪，爱国至诚，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民盟中央委员闻一多与李公朴在昆明给特务公开杀害后，张澜从成都主持了各界人士参加的追悼会刚结束，张澜还没走到会场门口，就遭特务袭击，伤了头部。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前不久，蒋介石准备杀害张澜，特务包围了张澜所住的疗养院。蒋介石要下令下手时，毛人凤阻止说：杀了民主人士反落口实，不如不杀。蒋介石想了想，点头表示同意。张澜才没有丧命。
但在酝酿成立新中国的之际，张澜在1948年10月，曾经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给过中共中央一份建议书，建议实行所谓“协和外交”，即苏美并重的外交方针；与此同时，在当年南斯拉夫与苏联公开决裂之后，张澜也在上海一家大报上发表讲话，希望中共毛泽东做“中国的铁托”。此论一出，舆论哗然，西方传媒竟相报导。他在西柏坡听了与看了之后，觉得张澜的建议，代表了中国社会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看法，是要认真对待与答复的。
这次六月份中旬开始的新政协筹备会议，张澜、史良、罗隆基等几位民盟领导人，从刚解放不久的上海赶来，晚到了几天，6月24日才到达北平。张澜到后，被待为上宾，先是住在北京饭店，次日他就从香山进城去看望，后又请他住进颐和园。刚住下，张澜也要到香山双清别墅来看他。他向来不管小事，但对张澜来访却专门嘱咐身边的人要特别迎候周全。
那天，在双清别墅的客厅里，他庆贺张澜脱险。寒喧说笑过后，他说道：“早就盼你到来，我们要一起共同商量，建设一个崭新的新中国。”
张澜很爽朗坦诚：“人老矣其言也真，如果你们愿意听，我一定直言直谏。”
他就看门见山地说：“张表老，对于新中国的对外方针，我记得民盟曾经提过有关建议，我们今天先从这个问题谈起好不好？”
张澜听了笑说道：“润之老弟，建议有是有过，但时过境迁，那是彼一时、此一时矣。”
他也感到有点意外，问：“那么，张表老的意见已经有所修正了？”
张澜甚有感慨地说：“看当今国际关系，尽管风云变幻，可是美国不可能放弃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这样，新中国同美国的关系不可能从根本得到改善。在此情况下，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如主席所说的，‘一边倒’。我理解，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他为张澜能自我修正观点而高兴，说：“表老所言甚是。我们这个国家很穷，要建设和发展困难很多，当然需要很多朋友帮助，多一个朋友当然要比少一个强。特别是有美国的这样的强国作朋友没有什么不好，但问题不在于我们这一方。美国只要一天不放弃扶蒋的政策，中美两国的关系就一天不能改善。我们曾经主张过政治、经济分开，并且曾向司徒雷登提出过这个想法，但是遭到了他的拒绝。”
张澜说：“上海解放后，司徒雷登曾经带着傅泾波来过上海一次。他约见了我们的罗隆基，要罗向中共转达，如果中国放弃‘一边倒’的方针，他可以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予中国几十亿美元的援助。”
他很不以为然地说：“司徒雷登也要陈铭枢将军给我转达了同样的意思。这说明了，美国人照旧以殖民者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人民。美国人以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以为我们象蒋介石国民党一样，只要他们给几个钱，我们就唯命是从，跟着他们屁股打转转。他们不知道，有骨气的中国人还是有的。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嗟来之食，吃下去要肚子痛的哟。”
张澜带有点自嘲地解释说：“民盟在被迫解散以前，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派，民盟成立时的宣言也是这么说的。但民盟被迫解散，合法的在野党的幻想破灭了，第三条道路走不通了。去年春，民盟一部分中委在香港召开了一届三中全会，公开提出了反蒋反美的政策。这在民盟历史上，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由一个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派转变为在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党派。我们现在就是以这种地位参加政协的。”
这个说法实际表明张澜回收了去年向中共的建议，他听了很高兴。他说：
“张表老的意见很对。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点，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而是在朝党，我们早就设想，未来的新政府将是联合政府。民主党派将在这个政府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们要联合执政，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一道斗争过来的，民主党派都是有功劳的。”
张澜说：“这几年来，我们对中共的领导，有了切身的体会，因而民盟是坚决拥护中共领导的。”
他又将话题回到对外方针上来，说：“美蒋都的做宣传，说我们是苏联的‘代理人’。国内也有一些朋友，担心我们‘一边倒’的外交，会使中国丧失独立。其实，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要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几十年，牺牲了无数生命，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人操纵我们的命运。这一点请朋友们放心。”
张澜听了，动情地点头：“不客气地讲，老朽以前是有过这种担心的。之所以对主席有过一些唐突的言论，实质上就是不放心而已。现在听主席这么一讲，我就放心了。”
后来在政协筹备会议讨论《共同纲领》的会上，原来力主外交上“苏美并重”的张澜，结合亲身体会发言拥护中共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方针，就很有说服力。
在这第七天的会议开始之前，毛泽东与张澜在怀仁堂门口交谈几句之后，两人高兴地携手走进了会场。
他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放下了文件袋，见会议还没开始，他就有目的地去找附近一两位解放军的代表说话。
当时，参加开会部分中共党员干部思想不通，有了意见。这次隆重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单就党派代表来说，经多方协商产生的正式代表142人，各来自14个党派单位，其中三个最大的党派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同盟，都是每个党派产生正式代表16人，其他的党派有10个代表左右的，也有几个代表的。在142个党派代表名额中，中共代表只占了16人；尽管在军队代表的60个名额中几乎全是中共党员，区域代表及团体代表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中共党员，合计起来，全体会议正式代表总共510人中，中共代表约占一半。因而，党内有人就发牢骚了，说江山该归打下江山的人坐，如今几乎分了一半席位给人家，有抵触情绪。
毛泽东知道后，很为关心。
这天开会之前，毛泽东亲自修改了以周恩来、林伯渠名义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协党组关于选举问题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我们全体中共党员代表应负责保证这次会议中的两次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选举）获得成功；我们要有精神准备，即使有几十票不选我们，也一点不要难过，不要表示不满，而要看出是全体代表中真实情况的反映。这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民主协商的浓厚气氛。当时政协党组的秘书处长是童小鹏，负责与党员代表联系，编组过组织生活。党组要强党员要拥护《共同纲领》，不要投反对票；有意见在党内提，不要在大会上提，党员要保证对非党员的投票选举。
这天，当由中共负责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读之后，提交给大会表决时，全体代表一致起立热烈鼓掌，表示通过。大家注意到，毛泽东是最后一个站起来鼓掌的，表现了不强加于人的谦虚态度。
在次日9月30日的选举中，毛泽东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张澜老人与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高岗等六人一道，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当年已七十七岁，是当时年事最高的副主席。
西方外交官与记者纷纷揣测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日期
择日举行开国大典，当时在外交上也是很震撼世界的。
当时西方通讯社对于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时间，在八、九月间已经有了种种揣测：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办事讲究选择吉日良辰，极有可能在占领华南、西南基本统一大陆后，于1950年元旦这天举行仪式，“元旦”是中国人认为一年中最好的喜庆开端日子。在9月27日政协会议宣布将北平改为北京，定为首都消息传开后，也有西方记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有好感，既然中华民族各方面的精英人物都已云集北平开会，或许他们会选择辛亥革命的“双十节”10月10日这天，举行大典的仪式。
北平解放初期，从青岛机场等地起飞的敌机曾经扰袭至北平附近。在解放军军胜利渡江占领南京、上海后，从舟山基地等地起飞的敌机，以及在北平潜伏的特务，都可能破坏开国大典。因而，在当时，举行开国大典的具体时间，哪一天？这天的什么时候？上午，中午或是下午，这些都需要保密，而不能在当时提前公诸于众的。
关于国名、国旗、国徽、国歌及采用的纪年等开国的诸多事宜，一些书籍和文章都已有详细生动的记述与描写，但关于“十月一日”开国大典日子的选定，至今尚未见到完整、专题及甚为具体的文字记载。笔者访问过参加过政协一届会议的老人，据说，当时在会议中交待过，开国大典将在全国政协一届会议的选举完成并宣布大会闭幕后举行，因考虑到空袭、敌特破坏等因素在内，到时具体由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再决定，但是有关阅兵部队训练、场地选择、确定、清理与布置等的各方筹备工作已经在七、八月间开始。当时老北平市委的同志得到的说法也是，筹备工作抓紧进行，具体时间待定，要做到说上就能上。就是现存档案中朱德总司令将在开国大典上宣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打印好后也是空着没有填写的“×月×日”。
在新政协筹备会议在6月15日开始开会以后，7月1日过后，中共中央就成立了由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筹委会主要由中央、华北军区与北平市委三方面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筹委会根据中央指示拟定的开国大典有三项内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阅兵仪式的任务由当时保卫北平的杨成武第二十兵团与华北军区承担。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央军委指导下起草的《阅兵典礼方案》的批示中，寻到一点关于确定开国大典时间的文字。
当时由杨成武与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延杰受命主持起草了一个《阅兵典礼方案》。方案拿出来后，当时中央五大书除了刘少奇出访在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任弼时都一起在中南海接见了负责阅兵事宜的有关人员，听取了聂荣臻关于阅兵仪式的基本设想，还有杨成武对阅兵方案主要内容的汇报。在座的中央领导人都作了指示，该方案顺利通过了，但当时却还没能确定开国阅兵的地点，这次接见，更没有说到开国阅兵的时间。
阅兵方案提供了两个地点供中央最后确定：一个是西苑机场，场地宽阔，展得开，无须阻断交通，但须另搭两三个看台，工程大，且赶不上天安门城楼宏伟状观；另一个就是天安门广场，须断绝交通四个钟头，当时的长安街较窄，不能按照正规阅兵的行进分列式，只能允许横排步兵十二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和装甲车两路纵队。
离全国政协一届会议的日期越来越近，主管这件事的周恩来经再三权衡比较之后，周恩来终于在阅兵方案的报告上写下了自己的意见，谈到了开国大典的日期和地点：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
日期在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同志担任。
周
九 二
文中的聂指聂荣臻。刘少奇在文中自己的名字下画了一个圈圈。毛泽东和朱德只是口头上听取了周恩来的说明。
清理与修饰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工作早在它们被确定为阅兵仪式地点之前，就已经在加紧进行了。8月中旬召开的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通过了修整天安门的决定。
9月29日人民政协的第七天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之后，当晚，一届政协主席团会议举行了晚间会议，决定：全国机关、学校、工厂、部队、除因执行不能休假的任务必须照常工作者外，一律于十月一日、二日、三日放假三天，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9月30日上午，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各方代表会议，研究游行队伍队形、出入场须知的具体问题。
10月1日凌晨，天蒙蒙亮，一夜未睡的周恩来上到天安门城楼上察看，然后又到天安门广场观察，检查各项准备工作的最后效果，并对国旗的安置、毛泽东的巨幅画象等作了某些修正。然后，他在天亮后，在早上六点正，打电话到丰泽园，接电话的是卫士长李银桥，得知毛泽东尚未睡觉，就催促李：“你们催他去休息睡觉，下午两点开会，三点上天安门。”
毛泽东受到催促，先是到院子里散步，活动了一下身子，然后才回来睡觉，并嘱咐李银桥说：“下午一点钟叫我起床。”
开国大典定在下午三时，主要考虑防止敌机长途奔袭，按照敌机远程飞行袭击的规律，一般都是上午起飞，下午基本不动。当时，在北京四周远近，华北军区已经布置了有序的高射炮群，严阵以待。年轻的人民空军也作好了一级战斗准备，并安排了届时在北京上空巡逻的战斗机。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给受阅部队下了一道死命令：万一发生空袭，一律不能动，下刀子也不能动！
万事具备。一直保密的开国大典的时间，直至10月1日上午十时左右，才由北京新华广播电台通过电波，向全世界发出预告。这时，离下午大典正式开始的时间，只剩五个小时了。
（20）开国大典上的外国人：当天才赶到的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聂荣臻请示毛泽东，让不让在美国总领馆的包上校拍摄我们的阅兵，苏联的记录片摄影师不幸失火烧了所拍胶卷
1949年10月1日下午，天安门广场
苏联来的代表团差点就赶不上开国大典了
赶来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的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是10月1日的上午才乘火车到达北京的。差一点就赶不上了。
周恩来总理和中苏友协会长宋庆龄、副会长刘少奇到前门车站欢迎。团长是大名鼎鼎的苏联著名作家、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代表团中还有著名作家西蒙诺夫与好些有名的艺术家及高级干部，全团约有四十多人。当时，因为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未能邀请外国的政府代表团或政党代表团参加。这个苏联的民间代表团，与已经在京朝鲜人民代表团，加上一个来解放区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算是有幸出席开国大典的仅有的外国人了。苏联的代表团刚给匆匆安顿下来，下午就很兴奋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据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开国大典后的10月2日或3日中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苏联文学艺术家代表团全体成员。这该算是毛泽东在建国后接见的第一个外国代表团。毛泽东和代表团寒喧，问好。毛泽东对法捷耶夫、西蒙诺夫说，我们解放区在很困难的条件下，也出过你们的作品；我们的干部和战士，从你们的作品中受到了鼓舞。我们建国后，再印你们的书，就将会印得好一些了。
毛泽东作了长篇的精彩讲话，会见延续了两个钟头。在师哲的回忆录里，对毛泽东的讲话作了这样的记述：
毛泽东说：人家一直叫我“土匪”，前一个时期才不这么叫了。人家一直叫“剿匪”，现在也不这么叫了。我这个“土匪”的名字丢得时间并不长。
他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中国人民劳动大众、中国革命在近百年来所走过的艰苦道路、所进行的轰轰烈烈、前赴后继、顽强不屈、坚持到底的革命精神。
他说，这是一条坎坷不平、曲曲折折的道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的彻底解放，走了一百多年。中国的劳动人民、革命的进步分子、先驱者，抛头颅、撒热血，终于找到了真正有力的战斗武器——马列主义，吸取了十月革命的 经验，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本家势力。中国人民在解放斗争中所遇到的既有外来侵略者，也有中国统治着。
他还说，二十世纪以来世界爆发的革命事件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说，中国革命胜利了，这只是中国人民在长征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和应做的事情还是很多很多的，只要不骄傲自满，坚定信心，团结一致，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将会是较快的。
他还说，中国所具有的优势之一，就是它有苏联这样一个好近邻，所以中国不是孤立无援的。
他的讲话生动活泼，有声有色，使代表团中许多人听到动情之处，激动地流了眼泪，师哲形容说是，“出现了罕见的动人的场面”。
毛泽东建议他们到前线去看看，也许能遇到一、两次象样的战役，但特大规模的战役不会有了。
法捷耶夫因工作的关系，要早日回国，未能到前线；西蒙诺夫留了下来，随四野南下到前线。毛泽东亲自作了安排，甚至到了歼灭白崇禧集团的衡宝战役、广西战役前线。
西蒙诺夫后来所完成的作品《战斗着的中国》，就是描述他随军南下的所见所闻和体会。
怎么突然冒出一个美国上校在拍摄开国大典？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麦克风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当开国大典的第一项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典礼正在进行之时，负责警戒和保卫开国大典安全的公安人员发现了异常情况：一个穿军装的美国军官正站在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的门口，频频地进行拍摄。这美国军官虽说离天安门城楼的主会场较远，但离受阅部队很近。受阅解放军部队的战车师，骑兵师，炮兵师，步兵师等都列着整齐的队形一字摆开，集结在天安门东面长安街上。正好离东交民巷的美国总领事馆比较接近。
公安人员认为这个美国军官不再享有外交官待遇，只是居住在东交民巷的侨民，并没有办理拍摄开国大典的申请，更谈不上得到批准。
对此异常情况怎么办？要不要对其采取行动？
公安人员立即将此情况向指挥部作了紧急报告。位于天安门城楼下黄房子里的指挥中心得到报告，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美国军人的身分：此人是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武官戴维·包瑞德上校，是个中国通。此人在抗战后期曾经作为组长率领美军观察组到过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都有过交往，对我党我军有过友好的态度，原来是主张美国政府也要援助中共的史迪威将军的部下。如今参加开国大典的好些高级干部彭真、陈毅等都曾在延安见过这个高个子美国上校军官。
怎么办？
考虑到这些复杂的情况，指挥中心不敢就决定对这个非法拍摄者采取安全行动。就立即用紧急电话报告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总指挥聂荣臻。
聂荣臻接了电话，觉得这涉及到外交事宜，需请示毛泽东。聂荣臻走到城楼前侧栏杆旁的毛泽东，简单明了而小声地报告了情况。
毛泽东听了说：“哦，是包上校呀，我认识他。”
聂荣臻小声地问：“阅兵农让他随便照吗？没收他的胶卷吧。”
毛泽东仍然望着广场上欢呼的人海，想了想，说：“这样不好吧。让他照，不管他。我们这是公开的嘛，让他给我们当个义务宣传员吧。”
聂荣臻这就嘱咐有关人员不予置理，但继续观察，看此人往后有没有违规的举动。后来据公安人员报告，包瑞德上校从容地继续拍照，比较守规距，没有远离美国总领事馆的门口附近。
其实，开国大典的前一天，9月30日，包瑞德已经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拍摄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从天安门正面拍摄的毛泽东巨幅画像。据说，这张照片后来在美国被报刊发表了，但细心的包瑞德发觉：这张照片与10月1日开国大典及以后的天安门正面的毛泽东画像怎么会有一点不同？
这当然是包瑞德所无法弄明白的。原来，10月1日凌晨，周恩来到天安门来作检查的时候，发现城楼正中高悬的毛泽东画像，是根据毛泽东自己选定的照片所放大而绘制的。这是解放区的老百姓很熟悉的一张照片。著名画家周令钊在绘制时，在画像时下方余有二尺余宽的一条白边，下面写了毛泽东的亲笔题词：“人民的胜利”。
周恩来验收时，觉得主席不会这么不谦虚，还自己为自己题词，就指示赶快将这几个字涂掉。
这时离开国大典只有不到半天了。画师们奉命赶到现场，拆画框已经来不及了，就临时决定用颜色刷子将下面二尺余宽的白边和题字都涂成中山装的颜色。涂好之后，看了又看，觉得有点欠协调，又在中山装上添画了一个扣子。
包瑞德在9月30日所拍那张照片，就成了很难得仅有的绝版。
苏联摄影师不慎将拍摄的开国大典纪录片失火烧了
这只是几个麻黄头发兰眼睛的苏联人。
他们可以随意地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所有的人。人们注意到，连毛泽东、朱德等中央最高领导人，都让他们随意拍摄，还随他们的指令作一些配合。在地面，还有一部小吉普协助他们。在天安门东侧视野最广的位置，还为他们搭了专用的高台。他们的拍摄条件，令在那高台后面颇远的美国总领事馆门前的包瑞德上校都羡慕不已。
指挥部得知他们拍的是彩色影片的电影。当时指挥部里几乎没有人看过什么彩色电影，都觉得很神秘。
这是斯大林派来的记录电影摄影师。那是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主动热情提出来的。这次他们拍摄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得到了主人破例提供的各种拍摄方便条件。
他们的干劲很大，跑上跑下，开国大典那一天，从头到尾一直开着摄影机拍摄，机器一直响着连续而均匀的嗒嗒声。他们从毛泽东讲话、升国旗，阅兵、游行，一直拍到晚上五颜六色的礼花的夜空中闪烁，然后他们才兴高彩烈地抱着几十本沉甸甸的胶片盒子，回到所下榻的东华门大街的翠明庄宾馆里。这个宾馆在北平解放初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他们的这些珍贵的底片都堆放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
胶片是易燃品，偏偏开国大典后没几天，这个堆放胶片的房间起了火灾！
几十本胶片几乎全烧光化成了烟。好不容易抢出来几本残片也残碎不堪，无法再用。这几个年轻人在宾馆前失声跺脚痛哭。
天呐！开国大典只能有一天呀……
据说，他们回国后受到了斯大林严厉的斥责与处分。
那个美国武官包瑞德听说他所羡慕的那些胶片全烧了，吃惊地耸了耸肩膀，极为惋惜地长长叹了一口气。
周恩来听说底片都给火烧了，在“呵”了一声之后，难受得有好几分钟都沉默着没有说话。
唯一感到幸运的是，我们自己的那从延安来的经历了战火考验的摄影师，拍摄了一部黑白记录片，里面保存了开国大典的珍贵场面。
接着，斯大林又派了一个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来重拍，周恩来有了教训，这回让中国电影工作者与苏联人合拍，由总政派出懂艺术的黄镇将军担任顾问，这就是中苏两国合拍的大型记录片《解放了的中国》。
这部影片获得了斯大林奖金。
（21）周恩来在国庆大典当晚在北京饭店签发外交部第一份对外文书，葛罗米柯副外长紧急召见国民党政府驻苏外交代表，10月2日，苏联政府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社会主义国家不需经过谈判，即可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11月，北京—莫斯科
周恩来签发外交部第一份对外文书
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就在向全世界的实况转播中，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互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把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毛泽东将建国公告宣读后，新华社也立即向全世界播发了公告全文。
与此同时，按照国际惯例，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的身份发出第一份公函，也就是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书。该文书要求各国原驻华外交代表，将毛泽东主席的公告迅速送达本国政府。
10月1日这天，原中共中央外事组已在王炳南的带领下，将这份重要的外交文书准备好了，就待周恩来亲笔签字了。文书中除了署名外的文字是：
迳启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这个晚上，开国大典最后的礼花放过之后，好些群众还沉浸在兴奋之中，有的还没有散去，当时不宽的街道交通还拥挤着。有的青年人还唱着歌，有的人群还举着红灯笼。
东交民巷十号的一栋洋楼里，中共中央外事组办公室灯火通明。王炳南已经显得很焦急了！
他和外事组的同志们已经准备好了毛主席的公告和周恩来的外交文书，总共有数十份，等着周恩来签字后，就分头发送出去。
这是一定要在今晚上送达的。
当时，外交部虽说已经宣布成立，但班子尚未组建，一些涉外方面的具体工作都由中央外事组承担。中共中央外事组，实际上就是新中国外交部的前身，是建国前主管外交工作的领导机构。外事组成立于1947年春末，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党中央从延安撤出之后。那是在战火纷飞中，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在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双塔村成立的。由叶剑英担任主任，王炳南作副主任。在此之前，在抗战胜利后王炳南一直跟随着周恩来在国统区作外事工作，与好些美、英人士打过交道。在重庆谈判中，他有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在马歇尔使华调停期间，他又跟随着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马歇尔调停失败，周恩来返回延安、叶剑英也率领军调部中的中共人员返回延安后，王炳南仍奉命在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工作，直至《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封闭后，他才最后撤回延安。
北平刚解放，王炳南就带领着外事组跟随兼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进了北平。为了外事工作方便，叶剑英就让外事组在外国领事馆云集的东交民巷接管了原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办事处，与北平市委组织部同在原日本总领事馆里办公，与北平市委接管的原德国领事馆是对门。
正在王炳南焦急的时候，外面传来小车驶来刹车的声音。他听了出才露出了笑容。他和同志们迎出去，果然是周恩来赶来了。
周恩来听了王炳南简单的汇报。对原外国使、馆比较集中的南京、上海，这天上午，已经预先将毛泽东主席的公告发给了南京、上海两市市委。在南京要送的的有印度、埃及、缅甸等十二个国家的前驻华使馆，在上海要送的有瑞典、巴西、希腊等十四个国家的前领事馆，今晚要送出的，就是留在北京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七国的领事馆了。
周恩来要王炳南马上携带着待签字的文书和公告，跟他去周恩来在北京饭店的临时办公室。
很快就到了就在附近的北京饭店。周恩来在办公桌后坐下，认真地审阅了所打印好的公告和文书，然后挥执毛笔在每份文书上签写了“周恩来”三个字。
在王炳南临离开时，周恩来又叮嘱说：“你们今晚分送完毕后，你再给我来一个电话。”
王炳南拿着周恩来签好名字的文书和公告，匆匆赶回东交民巷的办公室，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他把文书和公告分给外事组里懂外文的同志，交待了注意事项后，大家立即分头出发去送。
一个钟头之内，在北京仍留有原领事馆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七国的前领事就都收到了周恩来外交部长的文书与毛泽东主席的公告。
10月3日，南京外事处主任黄华召集了印度、埃及、缅甸、加拿大、葡萄牙等十二个国家的原驻华外交代表在外事处开会，宣布该日将把周恩来外交部长的文书和毛泽东主席的公告送达诸位。在正式文件未到之前，黄华说奉命先将此事转告诸位。黄华还得到周恩来的电示，允许这些人经国际电台向本国政府发密码电报报告此事。
与此同时，上海外事处主任章汉夫也同样向有关国家的驻沪前领事送达了周恩来外交部长的文书和毛泽东主席的公告。
葛罗米柯副外长紧急召见国民党政府驻苏外交代表
10月2日下午，在豪华典雅的苏联外交部大楼的一个小厅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走了系步，与刚走进门来的一个中国人礼节性地握了握手。
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此时正在纽约出席每年秋天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就由副外长葛罗米柯出面办理与新中国的建交事宜。由于苏联日前在西伯利亚的试验场成功地引爆了本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葛罗米柯更显得满面春风，异常高兴。与其相比，他接待的这个中国客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认真说是有点阴沉与悲哀的情绪。
这个中年的中国人姓陈，身穿西装，是前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的临时代办。陈代办走进这个小厅时，这是早已预料中的事。他接到葛罗米柯副外长召见的通知时，还算显得平静，他也早料到这一天或迟或早总会来到的。连傅秉常大使前两个月去了西欧，就不再回莫斯科来了。当他昨天晚上从收音机里获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隆重的大典时，他以为苏联起码也要三、五天后才会承认中共北平政权，使他稍为有点惊讶的，就是觉得苏联的反应来得太快了一点。
葛罗米柯副外长召见陈代办，是向其递交一份宣布苏联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的声明。苏联政府在声明中指出：
……由于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造成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深邃变化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组成，位于广州的阎锡山先生的政府已停止在中国行使权力，并已变成广州省政府而失去了代表中国与外国保持外交关系的可能性。这一情况造成了中国与外国间外交关系的断绝。莫斯科政府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认为与广州的外交关系已经断绝，并已决定自广州召回其外交代表。
苏联是在北洋政府时期与中国于1924年5月31日建交的，在蒋介石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事变后，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导致苏联于1929年7月17日宣布与中国断交。在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东北后，因国际局势的变化，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是1933年12月12日，又恢复了外交关系。在十六年以后，苏联宣布与已经被中国人民抛弃的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这就为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排除了障碍。
当天，在国民党政府的这个陈代办走后的晚些时候，葛罗米柯副外长给北京的周恩来外长发出了一封关于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电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业已收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本年十月一日之公告，其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在研究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之后，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特通知阁下：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周恩来是当日晚上九时许收到葛罗米柯的电报的。当时，周恩来正在与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研究并草拟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以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的负责人选问题。大家对苏联立即承认新中国都十分高兴。
10月3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了给苏联政府副外长葛罗米柯的复电：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很荣幸地收到阁下本年十月二日来电关于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深信苏联政府具有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今天又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无限的欢欣。我现在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与此同时，周恩来正式任命了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戈宝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兼临时代办，即刻前往接收原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并立即着手进行建馆工作。苏联方面则任命其原驻北平总领事馆总领事齐赫文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兼代办。
10月4日，国民党在广州的政府代理外长叶公超宣布了与苏联断交的声明：苏联承认近日在北平建立的中共政权，“是苏联长期以来违反一九四五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侵犯我国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之必然的极点”，构成了“对远东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至苏联宣布与国民党广州政权断交时，除了有莫斯科的使馆外，还有海参威、伯力、赤塔等地有十二个总领事馆或领事馆。
同社会主义国家不需经过谈判，即可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新中国刚诞生就获得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和热烈支持。10月2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来电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先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形成了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高潮。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外交部里一派繁忙景象。
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部长先后致电周恩来外交部长，代表各自的国家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断绝了同原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愿意立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这些国家的外交部长或副部长是：
10月3日，保加利亚外交部长波普托莫夫；
10月3日，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安娜·波克；
10月4日，匈牙利外交部长卡莱·古拉；
10月4日，朝鲜外务相朴宪永；
10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代理外交部长威廉·西罗基；
10月5日，波兰外交部副部长斯达尼斯拉夫·莱西斯基；
10月6日，蒙古总理兼外交部长觉尔巴桑；
10月2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窦丁格尔；
11月21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恩维尔·霍查。
根据社会主义国家外长的来电情况，经请示毛泽东主席同意后，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承认新中国并断绝跟国民党残余政权关系的，不需要进行建交谈判，即可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外长频频复电，表示中国政府愿意立即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使节。
（22）戈宝权代办拿着周恩来的令电去接收原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克鲁泡特金巷十三号，毛泽东在勤政殿接受新中国的第一份国书，在海外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王稼祥给国内写了一个极其详尽的呈递国书的报告
1949年10月4日—11月14日，北京—莫斯科
戈宝权代办接收原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克鲁泡特金巷十三号
莫斯科克鲁泡特金巷十三号，是一个单门独院的两层别墅式洋楼。是早年苏联政府赠送给孙中山先生的。它四周有铸铁栏杆，属于沙俄时代的建筑，有大小不同的宴会厅与客厅。国民党政府在1934年将其改作驻苏联大使馆。国民党的著名人士颜惠庆、邵力子、蒋廷黻、杨杰等都曾出任驻苏大使，在四十年代后期驻苏“大使”是国民党外交部里名气不是很大的外交官傅秉常。
傅秉常原是孙科的密友，三十年代曾在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任委员长，1941年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逢抗战后期外交部长宋子文长期在海外，于是由蒋介石自行兼代外长，平时有关重要的外事活动，特别是与美英大使见面，就要求傅秉常向蒋介石提供书面报告，蒋介石甚为满意，不久就让傅出任驻苏大使。
在抗战胜利前夕，傅秉常曾经先后陪同宋子文、蒋经国等要员，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谈判交涉九次，签订了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傅秉常已经在莫斯科连续任了多年大使了。1949年初，傅秉常得知国民政府南迁广州，西方各国大使滞留南京，而苏联使馆却随迁国民政府广州，在别人还对苏联政府与国民政府保持外交关系心存奢望时，他已经预感前景不妙。他判断说，别看美国、英国等驻华大使都留在南京了，但中共新政权成立后，首先给予承认的，绝不是美国、英国，而首先是苏联。
国民政府南迁至广州后不久，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3月中，何应钦电召傅秉常回广州谈话，打算任命其为外交部长，傅秉常内心觉得国民党政权日薄西山，因而坚辞不就，表面的推托的理由是自己对美英等国家不深熟悉，也无声望。何应钦也无可柰何。傅秉常对何应钦要求说，他出使苏联已满两届六年，而且长期担任莫斯科外交使团的领袖大使，一旦中共新政权诞生，苏联首先承认当是无用置疑，他想借此下台，回莫斯科辞行，“以保全颜面”。何应钦还是批准了他的要求。
傅秉常经巴黎回到莫斯科没几天，消息传来，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占领南京，傅秉常在莫斯科就更坐不住了。
5月中旬的一天，在一个外交场合，他听见几个东欧国家的驻苏使节在聊天，向往着最好下一个任期能到中国去当大使，可以领略一下东方古国的神秘文化。他听得心里忐忑不安，就端着酒杯去问美国驻苏大使：“共军过江占领了南京、上海，你说斯大林会不会承认毛共政权？”
美国大使很理解与同情这位国民党大使同行，但因为国务院已经打招呼，美国正在调整对华政策，等待“尘埃落定”，就对傅秉常安慰说：“傅大使，据我所知，目前中共只在东北、华北建有地方政府，中共连国家政权都还没有建立，现在要谈外国承认的问题，为时尚早。”
傅秉常又问：“我不明白，为什么贵国的司徒雷登大使为什么不随国府南迁广州，还留在中共占据的南京？”
美国大使先是有点尴尬，很快便狡辩搪塞说：“司徒老先生上了年纪，忍受不了广州漫长而炎热难耐的夏天；另外，他留在南京，无非是盼望国军早日打回南京来嘛。”
5月下旬初的一天，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听说傅秉常以“任期届满”欲辞行的理由要求见面，很快就安排了会见。两人本来在莫斯科就来往不少，彼此很熟悉，但对苏联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前景，各自都心照不宣。维辛斯基不提谁来继任，傅秉常也不谈后事，两人只是谈了一下在莫斯科所建立的私人友谊，维辛斯基送了自己刚出版的英文版外交著作给傅作纪念。傅秉常告诉维辛斯基，自己将告别政界，寓居巴黎，且将在美丽的巴黎市郊物色一个住处，想过一下安闲的日子，到时将好好读一读你送我的著作。
5月30日，在傅秉常离开苏联到达巴黎这天，苏联政府宣布从广州召回苏联驻华大使罗申。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这个馆内已经没有几个人员了。
10月4日，周恩来给在莫斯科担任新华社长驻记者的戈宝权电发指示，命他立即前往接收原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并向原国民党政府驻苏代办发布命令。
周恩来向原国民政府驻苏代办所发的电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取得苏联政府的承认，苏联与广州阎锡山政府已经断绝外交关系。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派遣大使来莫斯科，并将派领事至苏联各地，结管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你及原国民政府驻苏大使和驻苏各地领事馆的一切工作人员，必须负责保管中国大使馆与各领事馆的档案、文件和一切财产，安心听候接管。为了祖国的利益，我认为你应当这样做。如有破坏和迁移行为，中央人民政府应当追究责任，并予以法办。中央人民政府现已任命戈宝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馆的参赞，并兼临时代办，并责成戈宝权代办即日前往中国驻苏大使馆洽商保管和接收事宜。我希望你及原大使馆的人员，对此电令立即答复，并告如何执行此电令的意见。
戈宝权在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即于10月7日前往苏联外交部拜会了葛罗米柯副外长，向苏联方面通报了周恩来外长的指示内容。随后，戈宝权即前往克鲁泡特金巷十三号。
戈宝权到达后，即向原大使馆的有关人员宣读了周恩来外长的命令，将馆址接收过来，开始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馆的筹建工作。
戈宝权着手接收和清理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东西。傅秉常等人走时，没有留下什么文件，只留下了各种资料、书籍、用品等。戈宝权、徐介藩等对此进行了清理工作。有古色古香的沙俄时代的沙发，沙发扶手上雕着花，镶了金；也有中国古代的红木镶大理石坐椅和园桌，但里面的书房、卧室与卫生间却是最新潮、现代的。
10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王稼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大使；同时，苏联政府任命罗申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大使。
毛泽东在勤政殿接受新中国的第一份国书
毛泽东接受新中国第一份国书的仪式，安排于10月16日举行。
毛泽东对新中国与苏联宣布建交，互派大使，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到来及递交国书，都极为重视。当10月2日晚间九时周恩来收到葛罗米柯副外长发来的建交电报后，他亲自执笔，给新华社写了报道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这份稿子已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集中。
当时，苏联驻伦敦使馆获悉英国有可能很快承认新中国，及时报告国内。苏联想要在新中国获得第一个呈递国书的地位，因而在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赴莫斯科之前，就仓促决定要让罗申提前来北京就任。
罗申大使于10月10日抵达北京之前，10月9日的《人民日报》将报导中苏两国任命首任大使的新闻时，他审阅稿样，提出了稿子标题不鲜明的意见，经胡乔木改了一个他满意的标题。后来见报的头版头条标题十分醒目：
“中苏任命首任大使，苏联为罗申，我国为王稼祥。”
他后来在10月20日晚间宴请罗申时，说起这个罗申是“得过两次列宁勋章、曾经两度出任驻华大使的将军，我们的将军也可以当大使”。罗申全名为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罗申，也该算一个苏联的“中国通”了。罗申于十年前，即1939年秋以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助理的身份来中国。1942年被任命为代理驻华军事武官。1944年苏联卫国战争后期，罗申返回苏联，参加了东普鲁士白俄罗斯作战。卫国战争结束后，1945年7月，罗申以少将军衔再度来华，出任苏联驻国民政府使馆武官。1948年2月，升任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曾两度荣获列宁勋章，一次获库图佐夫勋章，两次获红旗勋章，很获得过“红军二十年”、“战胜德国”、“战胜日本”纪念章。
毛泽东这次接受国书的礼仪，是一次高规格的礼宾活动。在短促的时间内，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作了积极准备，调研了苏联及其他国家递交国书的程序及礼宾规则。参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外交部很快就制定了一份《苏联大使呈递国书仪式程序》，对仪式的每一个细节都做了认真的安排，他认真地审阅后，同意了这个程序。
接受国书的仪式定在这天下午五时在勤政殿举行。
按照既定的礼宾程序，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兼交际处长阎宝航率领礼车组成的车队，下午四点多钟抵达在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将罗申大使、齐赫文参赞及随行人员接上车。车队穿过天安门广场后，换缓驶入中南海。
勤政殿前整齐地排列着仪仗队和军乐队。
车队驶至勤政殿前停下，军乐队演奏欢迎曲，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上前与下车的罗申大使握手。仪仗队向罗申行注目礼。
王炳南引导罗申一行走至勤政殿外的会客室门前，同等候在那里的周恩来外长见面握手，由齐赫文斯基参赞介绍罗申的随行人员。
随后，宾主一同进入勤政殿。
中南海那西洋风格的勤政殿里，明亮的八角宫灯与晶莹透亮的壁灯的交相映照下，巨大的红木屏风上悬挂着一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鲜艳。屏风前摆着一排盛开的金黄色的万寿菊。殿里的气氛既庄重严肃，也显祥和大方。
罗申大使所穿的一套崭新的外交礼服也被灯光映照得晶亮闪闪，有些耀眼。原来大使这套礼服是藏青色呢子服，那些金饰的肩章、领章、袖花，胸前的金质或是镀金的九枚勋章奖章，再加上腰间插着的一把金饰佩剑，在灯光下给照的金光闪烁。不久，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有一次与驻苏大使王稼祥谈起苏联的外交礼服都是金饰，沙俄时代的痕迹太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及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等参加仪式的人员已经在五星红旗前就位。毛泽东身穿端庄典雅的中山装站大厅的中央，神情庄重。
罗申缓步走至毛泽东身前，毕恭毕敬地朝毛泽东行一鞠躬礼。
毛泽东给予答礼，接着，罗申双手将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签署的国书呈上。
大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望着罗申呈递给的这份国书，白色的封页上凸印着苏联的国徽。国书的俄文内容介绍了罗申作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当时，四周的摄影灯都打亮了。
这就是新中国接受的第一份国书。
毛泽东接过了这份国书。
在场的中外记者纷纷按动快门，拍摄下了这个庄严而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随后，罗申向毛泽东主席致颂词：
主席阁下：
鄙人奉了重大的使命，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的资格向贵主席呈递苏联政府所授予的国书，首先表示十分荣幸。在呈递国书的时候，鄙人请求贵主席相信鄙人一定要努力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十分幸福结成的友好关系。中苏友谊的巩固，不但有益于中苏两国人民，而且有益于全世界和平和国际上的安全。同时鄙人希望获得贵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全体官员对于完成鄙人所负使命的帮助。谨向贵主席并经贵主席向全中国人民庆祝这一历史上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次胜利为中国开辟了走向自由民主发展的广阔道路。
谨向贵主席祝贺荣任贵国元首。敬祝贵主席政躬康泰，并祝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运昌隆。
罗申用俄语致颂词完毕，毛泽东用带湘音的汉语致答词：
罗申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所呈递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国书，并衷心地感谢贵大使的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即承苏联政府首先响应愿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我相信，经过贵大使的努力，贵我两国的合作，将日趋密切，同时将有利于共同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在此，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毛泽东致词完毕，与罗申热烈握手。在场中苏两国人员都相互握手。
毛泽东并和大家在红木屏风前合影留念。之后，毛泽东并与罗申在会客室里进行了友好的短暂交谈。
当晚夜深，毛泽东披阅文件倦了，出来散步时，与一个小卫士说话。
小卫士问：“主席，中南海今天第一次用了仪仗队，好威风，好隆重。什么是‘国书’？”
他答说：“就是友邦国家元首写来的介绍信，介绍某人来我们这个国家担任大使，我代表新中国接受这份介绍信。是两国之间的一种仪式，所以使用了仪仗队。”接着，他问，“这些天，你在想什么？”
小卫士说：“这些天来，我们都很高兴。国家做的事都是第一次的。个人的事也是第一次的。”
他很感兴趣地问：“你个人什么事是第一次的？”
小卫士说：“老家来的人捎话来说，村子里分土地了，我家从此有了第一块自己的土地。我识的字可以写家信了，今日我写了第一封家信。今日还是我加入青年团的第一天……”
他意味深长地说：“走好第一步路，做好第一件事，对国家，对个人，都是分外重要的……”
毛泽东对王稼祥说，我准备了一份礼物送你上路
这又是一个庄严而激动人心的时刻！
新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是于10月31日清晨乘专车抵达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的。在隆重的欢迎仪式后，他乘坐的车队刚刚抵达克鲁泡特金巷十三号，他刚刚下车，也顾不上休息，与使馆所有工作人员在馆前列队，他立即主持了升国旗开馆仪式。
在清新而寒冷的晨风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大家注目礼中冉冉升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面在国外升起的五星红旗。这标志着新中国一建立，就迈步走上了国际外交舞台。街上行人见了，莫不昂首注目。
他作为首任大使，心情就更为激动了。
他是在罗申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数天后，10月20日晚十时，乘专车离京来苏联的。临上车之前，毛泽东主席宴请罗申大使，让他在座作陪。
宴席之间，毛泽东微笑着对他说：稼祥，我准备了一件礼物送你上路，人民日报明早要发表一篇社论，你在火车上看不到报纸可以从广播听到的。
毛泽东还将当日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他，将他介绍给斯大林。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东欧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给他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更多的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达敬意！
第二天清晨，专车刚刚进入东北境内，电台的新闻节目一开始就播送了“我国首任驻苏大使离京赴苏”的新闻，还播送了《人民日报》社论《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带到苏联去——欢送王稼祥大使赴苏》。
他倾听着，他注意到社论中连续使用了四个第一，还谈到了祖国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与期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苏大使王稼祥已于二十日离开北京，到苏联首都莫斯科就任了。”
“这是中国人民第一个能代表自己意志的外交使节出国，又是到新中国的第一个友邦苏联去。”
“中国人民第一次为自己的大使送行。我们完全信任王大使，相信他能够很好地完成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给他的巩固发展中苏友好关系的光荣使命。王大使曾留学苏联，对苏联是熟悉的；回国后，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江西，直到抗日根据地陕北，长时期和人民在一起艰苦斗争，现在并已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外交部副部长，因之我们相信他能最充分地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王大使出国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他带到苏联的，就是对苏联政府和人民的至诚的友谊，和对世界和平阵营的领导者斯大林元帅的崇高的敬意。”
他听了很感动，这篇社论该是毛主席授意写的或是经毛主席审阅的。
他感到了毛泽东、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信任，感到他肩上的担子虽说很重也很光荣……
列车在路上行驶了十天，10月31日才到达莫斯科，11月3日正午一时前往克里姆林宫递交了国书。
11月14日，他与使馆的公使衔参赞曾涌泉致电周恩来外长，详细报告了呈递国书的具体经过：
我与三十一日晨抵此，翌日下午即拜访苏外部副外长葛罗米柯，商谈关于呈递国书的事宜，并将国书副本、我的祝词以及参加呈递国书典礼人员名单当面交去。二日晚，苏外部交际司来电话通知，呈递国书典礼于三日正午一点举行。当即驱车去苏外部拜访交际司副司长布舒耶夫及该司参事马特维耶夫，询问递呈国书时各项礼节。三日午时十二时半，苏外部（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汽车前来接我，我与交际司副司长布舒耶夫同乘一车。曾（涌泉）、徐（介藩）、戈（宝权）三参赞，边武官，及张秘书同乘使馆之车前望克里姆林宫。当车抵克里姆林宫的鲍罗维兹基门时，克里姆林宫的卫戍司令官来行军礼迎接，然后再乘上自己之小汽车，引导前进，及抵苏政府大厦的门前时，政府大厦的卫戍司令官来车前迎接，与各人握手致敬后，我即与该卫戍司令官及交际司副司长布舒耶夫乘电梯至三楼，其他各人则循扶梯而上。此时，各人均在更衣室脱去大衣。由苏外部交际司帮办巴斯托耶夫及辙尔斯士柯夫迎接，引导至主席之办公室。
走入办公室，苏外部交际司副司长布舒耶夫先介绍我与办公室主任库斯尼卓夫相见，再介绍与苏外部远东司副司长库尔久柯夫及该司帮办谢斯杰尼柯夫等人相见。相互寒喧后，库斯尼卓夫即走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室，向什维尔尼克报告。瞬息，接见外国使节，厅房之门则开，什维尔尼克立于该厅房之另一端，其左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高尔金，其右为苏外部副部长拉甫杰伦耶夫及远东司一等秘书达克鲁杰柯夫。在达的护随下，向什维尔尼克所站的地位前进，至相距四步处停下。曾徐戈三参事、边武官、张秘书均按官衔高低，与苏外部人员交错立于我之后方。递呈国书的仪式即正式开始，交际司副司长布舒耶夫先将我介绍给什维尔尼克。我随即宣读祝词，由达读俄文译文。此后，随即将国书正式递上。什维尔尼克在接到国书后，即作答词，亦由达译为中文。
答词完毕后，什维尔尼克即介绍我与拉甫伦杰耶夫及高尔金相见。我则介绍曾徐戈三参事、边武官、张秘书与彼等相见。此后，什维尔尼克邀请我至其办公室作私人谈话，参加者为拉甫伦杰耶夫、曾参事及达等人。其他人均留在举行典礼的厅房中，与苏外部人员谈话，及照像。私人谈话完毕，即至厅房拍全体像。此后即相继告别退出。计自进去至典礼完毕，共历时三十五分钟。
为什么报告写得如此详细，对每一个外交礼节记述得如此具体？
因为当时建国之初，刚组建的新中国外交部办外交还缺乏经验，驻苏使馆作为新中国驻外的第一个大使馆，其工作经验，对新中国同其他一些国家建交后陆续建立起来的驻外使馆很有帮助，可以作为借鉴。这就是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王稼祥到苏履任后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毛泽东访问苏联作好各种准备工作。他动员使馆人员把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放在这件大事上。
（23）周恩来收到从布拉格传来的原巴黎使领馆起义电报·原驻巴黎使领馆的外交人员向往革命由来已久·“国府外交部”紧急行动瓦解两馆起义的阴谋破产了·发生在乔治五世大街十一号的惊心较量
1949年9月间—1950年5月5日，北京—广州—巴黎
从布拉格传来的原巴黎使领馆起义电报
10月9日，这封从遥远的布拉格发来的急电到达的时候，周恩来正在勤政殿开会，讨论通过确定每年十月一日为国庆节。
周恩来在勤政殿参加人民政协一届一次全体会议，他在会上作了报告。会上选了毛泽东为政协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在选举之后，会议一致通过了马叙伦提议的“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国庆纪念日”建议案，并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施行。
这封西欧巴黎的中国原外交官起义的电报，从东欧的布拉格转来是有缘故的。还在建国之前，中共中央与东欧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已有一些联系，新华社就派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派有常驻记者吴文焘，作为中共在东欧的联络渠道之一。这个渠道还介绍了意大利的议员参观东北解放区。
因起义人员想在正式宣告起义前向国内报告，取得国内的支持，而与中共驻巴黎总支部成员孟凌崖联系。支持起义的孟凌崖就通过布拉格的吴文焘向国内汇报。这样，周恩来就收到了这封发自布拉格的电报。
酝酿参加起义的有原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馆与驻巴黎总领事馆的外交官十余人，其中有驻法使馆的凌其翰、孟鞠如、谢东发、王思澄、钱能欣、唐祖培、龚秉成和耿嘉，驻巴黎总领事馆的胡有萼、萧君石、章祖贻等共十一人。他们之中，衔位最高的就是驻法国大使馆公使凌其翰，凌以前还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他们原来对国民党的腐败与投靠帝国主义已有了一定的觉悟，中国人民革命的节节胜利促进了他们的思想大转变，在九月间，因国民党政府欠发大家薪水数月，他们经过串联和密商，从索薪开始，发展成为革命行动。他们为此召开了联席会议，一致决定，即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催发欠薪，倘于10月10日全部欠薪尚未汇到，全体馆员决定停止服务。他们还函驻欧各使领馆，建议采取同样行动。结果复函赞成上述办法的，还有驻苏联、挪威、瑞士、土耳其大使馆，驻奥地利公使馆，驻马赛、昂维斯（即安特卫普）、汉堡、利物浦等领事馆全体馆员与驻伦敦总领事馆副领事。
9月30日国内传来了人民政协会议的消息，知道了新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即将宣布成立。他们这十余人听了很兴奋，在一起开了一个碰头密会，决定选择在10月10日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他们准备在“双十节”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日这天正式宣布，以利于造成更大的影响，产生更好的效果。
他们决定在各自岗位上保管公物文件，等候新政府接管，保管使馆政治档案卷的凌其翰，保管密码本的龚秉成，均已将案卷和密码本转移至馆外。他们在9月30日密会后，同时分发函致同他们索薪运动的其他九个使领馆，希望一致采取行动，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结果只有驻法使馆和驻巴黎总领事馆馆员们始终团结一致，公推凌其翰、孟鞠如和胡有萼组成三人小组，起草通电宣言稿。三人小组内部分工是孟鞠如起草初稿，胡有萼提出修改意见，凌其翰最后定稿。
10月9日，布拉格的吴文焘转发来他们的电报。电报写道：
新华社转北京外交部周兼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人民欢腾鼓舞之下正式成立。久已背叛了孙中山的卖国贼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所把持的政权在英勇的人民革命武装奋击追逐之下，已经失去了一切苟延残喘的条件，我们一向服务外交的人员，在极度兴奋的情绪之下，向新中国全国人民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表示热烈的贺忱和最崇高的敬意。
中国人民大革命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二十八年壮烈的斗争，快要取得完全胜利，军事阶段快要结束，建国工作已经开始。客观的事实要我们认识清楚，新民主主义是建设新中国的唯一途径，就是说，只有在广大国农阶级的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全国民主阶层，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够并且彻底完成中国的社会改革、经济建设和文化复兴。
为了建设新中国，中国人民不仅需要国内统一，并且需要世界和平。中国人民必需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奋斗，使制造战争者不敢动手。
我们要参加建国工作，我们先要痛下决心，把我们浑身封建官僚的积习、洋迷和个人主义的劣根性，彻底剔除净尽，然后才能够把自己改造成人民，向人民学习，如何替人民服务。
我们郑重宣布和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各仍站在原有工作岗位上，维护人民利益，保管公物文件，听候人民政府接管和指示。同时，我们热诚劝告全体使馆同人，快起来响应我们，打倒执迷不悟的死硬分子，制止他们盗用中国外交官的名义，在联合国和国际间散布谣言，侮辱中国人民，挑拨国际是非，危害世界和平。
周恩来收到了这封电报，十分高兴。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不断有国民党的陆军、海军、空军有关部队与人员的起义，也有国民党政府机构与人员向人民政府投诚，这一次是来自遥远的法国的原使领馆外交人员的义举，这说明新中国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
次日，10月10日，他立即给予复电：
巴黎前国民政府驻法大使馆暨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
钧鉴：
九日电悉，甚为欣慰。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宣言，亦已收到。我对于你们的这种爱国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驻在其他国家的前国民党政府的一切使领馆人员与其他工作人员，均应效法你们的榜样，脱离反动阵营，服从伟大人民祖国的中央人民政府，为祖国与人民立功。所有这种脱离反动阵营的有功人员，本部均将量才录用，使能对于祖国有所贡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坚守现在工作岗位，负责保管公物文件，以待中央人民政府接管。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于北京
周恩来往巴黎回电的第二天，他前往中国民建主席黄炎培家里去看望，目的是劝说七十余岁的黄老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坚辞不就，说这一辈子都保持不作官了，过去多次已推辞不做，现已年过七十，就更不适宜为官了。在谈话时，周恩来告诉黄炎培关于巴黎两馆起义的事情，并拿出起义宣言给黄老看。
黄炎培读毕大为高兴，说：“这说明我当年没有看错人。”
周恩来问：“说的是谁？”
黄炎培说：“牵头起义的驻巴黎公使凌其翰，他年轻时刚从比利时留学回来，难找工作，我推荐给上海《申报》史量才，小家伙写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国际时评。连蔡元培都很赏识，为他作了证婚人。”
周恩来说：“你的眼光不错，这也就说明我的眼光也不错。”
黄炎培问：“你也认识凌其翰吗？”
周恩来说：“说明我登门请你出山的眼光也不错呀！”
两人对望了片刻，然后不约而同哈哈大笑。
周恩来笑罢之后，说：“黄任老，前些天我们刚刚一起与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花心血制定了《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写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戏呢？”
黄炎培说：“恩来兄，容老朽考虑一日，好吗？”
翌日晚间，周恩来再次登门时，黄炎培同意担任公职。周恩来走后，黄炎培还想着巴黎两馆起义之事，当晚就执笔写了一封信给其翰的长兄其峻。
黄炎培的信曰：
其峻兄：手书未及。其翰兄率先反正，为之大慰！适恩来兄来，与之共读，亦为钦佩。特以奉闻。
原驻巴黎使领馆的外交人员向往革命由来已久
1949年9月间，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馆与驻巴黎总领事馆里就很不平静了。两个馆里的大部分旧中国外交官，以索薪为籍口进行了革命串联，向国民党外交部发出索薪通牒，准备在10月10日举事脱离反动阵营，起义服从人民新中国的时候，使领馆的情况对举事人员十分有利。由于当时驻法国大使钱泰因外出车祸身受重伤住院，正发电广州请求辞职，整个使馆基本上为准备举事的驻法国公使凌其翰与其他馆员控制。
这批要求进步、要求革命的旧外交人员受中共驻巴黎支部的影响，早就想弃暗投明，获得新生。他们早就盼望新中国建立的日子到来了。
在这些准备起义的人员当中，觉悟最早的要算孟鞠如了。孟鞠如要算国民党政府的老外交人员了，抗战期间在重庆的外交部管侨务科的工作。当时爱国侨领陈嘉庚汇出大量捐款，指定要用以接济八路军；于是，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就派出助手陈家康频频与孟鞠如打交道。当时，孟鞠如对八路军就有好感，在《大公报》主笔、参政员王芸生的支持下，想法设法，逃脱了国民党财政部的控制，把捐款直接汇给了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后来，抗战后期，孟鞠如调到了驻巴黎使馆。
1946年春，当时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和谈已经破裂，刘宁一同志经过巴黎，国民党已下达命令，令其驻外使领馆密切注意中共在国外的活动。刘宁一为了办理护照签证的事，还是找了驻法大使钱泰核办。钱泰就把此事交给思想进步的孟鞠如办理。孟鞠如邀了思想倾向相同的钱能欣一同前往旅馆访问刘宁一。他俩在把护照交给刘时，趁此机会向刘宁一表示愿意追随革命，为革命为人民做一点事。于是，刘宁一就应邀参加了两次与他俩的私下聚会，一次是在孟鞠如家里，另一次是在钱能欣家里。刘宁一向他俩详细介绍了国内的情况。刘宁一临走，还介绍了中共驻巴黎支部书记孟凌崖（孟雨）与他俩相见，这就接上了头。
不久，担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的进步人士朱学范因反对蒋介石独裁而将要被特务“制裁”时出走香港，又机警地在香港弥敦道从军统特务制造的车祸中逃脱。脱险后，持原有的官员护照绕道伦敦、巴黎，打算经苏联回国进入东北解放区。蒋介石对朱学范的逃脱极为恼怒，下令给海外使领馆要吊销朱持有的官员护照。在巴黎使馆经手办理朱学范护照的钱能欣，就帮朱学范准备了一张普通护照，但总领事馆的钢印掌握在驻巴黎总领事蒋恩铠手中，钱同蒋商量了两次，蒋某始终不肯让钱盖这个钢印。因而，钱能欣为朱学范办的普通护照未能用上。于是，就设法通过在布鲁塞尔的驻比利时代办瞿常商请办理经苏联回国的签证。瞿常原名瞿纯白，是瞿秋白的堂兄，给办妥了这个路经苏联的签证，朱学范终于安全地回到了东北解放区。
孟鞠如想动员更多的外交官为革命做事，就想起了其老友凌其翰。
当时凌其翰在南京外交部担任礼宾司司长，接到了孟鞠如从巴黎的来信，指出当前大局已到转折关头，敦劝他想方设法，摆脱一切，出国以自救。凌其翰因在比利时留过熟谙法语，也在驻比利时公使馆担任过二等秘书，经过努力，终于得以于1948年8月调任驻法国大使馆公使。到任之日，孟鞠如至凌的办公室密谈，劝他打破对蒋介石的迷信，并赠了一本斯大林的著作《论列宁主义的基础》一书的法文版给他。凌其翰因接触蒋介石、宋子文、何应钦、蒋廷黻等高层人物机会甚多，对内幕有一定的了解，经过学习与思考，渐渐识破了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本质，就象他自己说的，已经认识到蒋介石、宋子文等，“他们都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形式，丧尽廉耻，拆除了民族的界线，这就深深地教育了我，促进了我的思想大转变”。
凌其翰、孟鞠如、钱能欣等由于常在使馆谈论时局，难免暴露了一些激进观点，被坚持反动立场的使馆新闻处处长汪公纪等密告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称“凌其翰公使等密谋背叛党国”。中央党部于1949年4月26日与5月2日两次密电给大使钱泰，令其彻查。钱泰也对国民党政府前途抱悲观态度，因而不愿意得罪于凌其翰等人，就向凌其翰出示了密电，并对上级搪塞复电了之。
5月初，使馆新闻处适奉被裁减，汪公纪离法至港时，就在香港《星岛日报》、《工商日报》上散布了凌其翰等“背叛党国”的说法。不久，宋子文去美国路过巴黎，就当面问凌其翰，凌也只好搪塞应付过去了。
及至9月间驻法国使馆及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发出“索薪通牒”。此时，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这才觉察情况异常紧急，联系起前面的好几件事，也觉察到巴黎这两个使领馆可能真的要“背叛党国”了，广州方面判断凌其翰等将选择双十节为两馆起义的日子，就想方设法，要在双十节前搞分化瓦解，将在巴黎两馆孕育的起义烈火扑灭。由叶公超担任代理外交部长的“国府外交部”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其一、照准驻法大使钱泰的因伤辞职的请求；
其二、电调凌其翰、孟鞠如回部；
其三、调驻英使馆公使段茂澜任驻法使馆代办，10月6日至巴黎；
其四、派外交部新任常务次长董霖携带一笔款项于10月8日赶到巴黎；
其五、调驻英使馆随员赵金镛为驻法使馆三秘，原驻柏林代表团一秘赵俊欣、驻荷使馆一秘斯颂熙两人则以临时出差名义赶往巴黎；
其六、调部内陈雄飞为驻法使馆参事衔一等秘书。
这一旨在扑灭两馆双十节起义的一系列人事安排来势甚猛。凌其翰、孟鞠如、钱能欣等做好了针锋相对、面对面斗争的准备。
就在段茂澜等一伙人尚未赶到巴黎之前，10月5日，凌其翰抢先一步赶到法国政府外交部，对亚澳司司长贝扬斯作了口头声明：“我们驻法国使馆全体馆员已经决定脱离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关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接管。”
贝扬司听了大为吃惊，对于刚刚诞生数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外交部正与英国外交部进行协调，交换意见，法国在华南及印度支那有很大的既得利益，对承认新中国的问题正在郑重作考虑。贝扬斯觉得凌其翰公使的声明，事关重大，无法立即表态，需马上请示上级；于是，就对凌其翰说：“公使先生，我当将你的声明立即报告部长。我将尽快将答复告诉你。”
次日，贝扬司打来电话约见凌其翰。
贝扬斯陪同凌其翰会见了法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礼宾司司长郑重地对凌其翰说：“由于法国政府还没有承认中国新政府，法国政府决定把你们的外交待遇维持到1949年底，届时仍可接洽延期。”
凌其翰就说：“我们将继续到使馆坚持原工作岗位。”
礼宾司长说：“只要新任代办段茂澜方面没有反应，我们不会干预使馆内部事务。”
随着段茂澜、董霖等赶来巴黎，一场较量开始了！
“国府外交部”紧急行动瓦解两馆起义的阴谋破产了
巴黎市中心地区，乔治五世大街十一号的五层楼房上空飘扬着五星红旗，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馆馆址的办公楼，这已是六十年代的事情了。中法两国在1964年初实现正式建交后，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将军经过持续的努力，并经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亲自出面，终于在1967年春将原民党政府驻法国使馆馆址所在的乔治五世大街十一号，与原国民党政府驻巴黎总领事馆馆址佩尔戈勒兹街四十七号，这两处属中国人民的房产收回了。
但在此之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那段日子里，在这两个馆址的楼房里发生过惊心的较量。
10月10日之前，段茂澜、董霖等带着人赶到了巴黎。
他们先来软的一手，采取找人谈话，封官许愿，用钱收买等办法，企图分化瓦解准备起义的人员。凌其翰与同伴们也考虑讲究对策，由于段茂澜、董霖等都是老熟人、老同事，因而凌其翰等先尽可能在表面上维持私人关系，以便进行对话和面对面的斗争。
10月6日，段茂澜夫妇从伦敦乘船赶到巴黎。
凌其翰当日就与段见面。见面之前，凌其翰在考虑怎么对待段茂澜时，想起了二十年前，段约他在重庆去拜访周恩来的往事。
那是抗战初期，1939年间，段茂澜与凌其翰他同在重庆外交部工作时就很熟悉。有一次，担任交际科长的段茂澜对主动对凌说：“我在南开大学学习时，有一个同学名叫周恩来。他现在是共产党里位置仅次于毛泽东的领袖人物。我同他虽然政见不同，但我很佩服他为人品德高尚。现在周恩来夫妇都住在上清寺曾家岩五十号八路军办事处。我向你秘密建议，我先到曾家岩去见周恩来，并约时介绍你去访问。意下如何？”
凌其翰在外交部作礼宾工作，在好些招待外宾的公众场合都能见到周恩来，但他知道那些端菜斟酒上茶的服务人员，都是戴老板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工喽罗，他很想前去问候并与周恩来说几句话，但惧于特工打小报告，有时近在身边，都不敢张口。此时，他听了段茂澜的话，又惊又喜，就同意了他的建议。
果然隔了一天，段某说已经约好了日期。凌和段如期去访，是邓颖超出面接待，态度和蔼可亲，连声说：“恩来临时因事外出，实在抱歉！”
于是，这次在巴黎一见面，他就先发制人，说：“管海兄（段茂澜号），你还记得二十年前，你约我在重庆去见周恩来的事吗？现在新中国诞生了，我设想，你若是和我一起回国，仍旧由你介绍我谒见周总理，岂不很好吗？”
想不到段说：“笑话，笑话，现在情况不同，决不能这样干了。现在我目睹党国正在危急存亡之秋，我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我身在船上，明知船要沉下去，我只有与船俱沉了。”
凌其翰始觉得姓段的中毒已深，顽固至极，就不便在谈下去了。
10月8日，董霖抵达巴黎后，凌其翰在家设便宴招待。段茂澜、蒋恩铠、赵金镛、孟鞠如等都在座。席散后，孟鞠如先离开了，董霖就装着亲热地对凌其翰勾肩挽手的，说着热腔热调的话：“调你回部里，是要重用的。我陪你到台北，我的常次职位让给你。好在公超部长是个明白人，好商量。”
凌其翰立即严肃地回答说：“今天的事是革命，不是做官，决不能开玩笑！”
董霖等碰了钉子，只好悻悻然地走了。
10月9日晚间，孟鞠如和董霖两人到巴黎第九区一家夜总会会谈。董霖想以补发欠薪为手段，作为打消起义宣言的交换条件。孟鞠如说：“我们为使馆服务，理应领到薪水。这与我们要报效新中国，是两码事。报效新中国的事，我们决心已定，只是不可更改的。”
董霖又威胁说：“如果你们真要这么做，那我跟法国当局打一个招呼，你们就会失掉外交官的地位。”
孟鞠如一笑答之：“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在乔治五世路十一号这栋楼上，飘扬的会是新中国的五星红旗！”
同一天，段茂澜带着同来的三秘赵金镛找机要秘书龚秉成谈话，诱骗龚秉成退出起义，还许诺，只要龚交出其经管的使馆的密电码本，可以给他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这也被龚秉成一口拒绝。
在这临发起义宣言的最后一天，在原准备起义的十一人中，只有两人意志不坚，竟受诱骗，分别表示退出起义。
10月10日，驻法使馆的凌其翰、孟鞠如、钱能欣、龚秉成、王思澄、唐祖培六人，与驻巴黎总领事馆的胡有萼、肖君石、章祖贻三人，总共九人，团结一致，发表了起义宣言。他们很快就收到了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打来的回电，他们仍热泪盈眶地读了一遍又一遍，一致决定：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天天到馆，各据自己的办公室，坚守工作岗位。
董霖、段茂澜等反动派见了，也无可柰何。
于是，在使领馆里，起义人员与新调派来的反动派，形成了同一使馆里两军对峙、共同上班的局面。段茂澜对凌其翰等说：“你们已经领到了欠薪，就不应再来使馆了。”
凌其翰说：“我们天天到馆是执行周恩来总理指示，坚守工作岗位，要等候中央人民政府来接管使领馆。”
起义派与反动派就这么处于僵持的状态。
起义人员除了天天上班坚守各自岗位，还参加了法国有关群众团体的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活动，例如：法国总工会发起的规模不小的在互助大厅举行的新中国诞生庆祝大会，皮映古华工总会举行的新中国诞生庆祝会等等。
发生在乔治五世大街十一号的惊心较量
僵持的状态总是要打破的。
相持了一个多星期后，10月20日，已经从广州逃窜至重庆的“国民政府外交部”，给法国政府外交部发来一个正式照会，请求将凌其翰等起义人员驱逐出“大使馆”。
法国政府当然感到十分棘手，为了自已的在华利益正在考虑是否在最近承认新中国，表面上就作出极力避免直接干预的姿态。为了不致于引起新中国的反感与不满，法国政府特地指令尚留在北京的原法国驻北平领事伯亚乐，到新中国外交部拜会非洲西欧司司长宦乡。伯亚乐向宦乡转达了法国政府对巴黎两馆起义事件的三点立场：其一、极力避免介入中国大使馆的内部纠纷；其二、法国当局无法阻拦段茂澜雇佣私人警察；其三、维持起义人员的外交权力，给他们完全自由去做于北京政府有益的事。
伯亚乐对宦乡说：“对这件事，法国政府希望息事宁人，不愿意火上浇油。”但法国当局在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之下，暗地里派出了便衣警察到乔治五世路十一号来，充作“使馆雇佣的私人警察”，把守着大门，试图阻止凌其翰等起义人员进入院楼。
但凌其翰等都还具有外交官的身份，他们想拦也拦不住。
11月3日这天，段茂澜下令将大门紧闭。凌其翰等人就在门外守候着，等有人来送信，大家就乘虚而入，冲入馆内，并向段茂澜声明：你要保证不破坏我们坚守工作岗位的任务。这天，双方坚持到深夜。
半夜，段茂澜临时从驻荷兰使馆调来的CC特务斯颂熙忽然率领了三十多个国民党反动分子进来，气势汹汹，胁迫凌其翰等起义人员立即离馆，大家严辞拒绝，坚决不走！双方僵持，到了紧急关头，特务扬言要动武。忽然赶来了三个华侨代表，从中调停，决定次日（4日）下午两点在使馆内召开华侨大会，设法解决起义人员到馆坚守工作岗位的问题。当夜，孟鞠如、龚秉成离馆去串联爱国华侨，发动群众。
11月4日下午，一百多爱国侨胞和进步留学生结队进入馆内，为起义人员作声援。段茂澜见势不妙，推说其与法外交部有约会，就要溜走。但被华侨们拦住，直至他不得不同意刚从国内调来的陈雄飞代表其参加大会。群众要求必须保证起义人员每日照常到馆，执行周恩来总理关于坚守工作岗位的重要指示，并不得勾结法国警察予以阻拦，爱国侨胞当场拟定了保证书，由陈雄飞代表段茂澜当场签字承认照办不误，并由群众推选出工人代表王子卿、商界代表陈卓林、学界代表杨承宗监督执行。
当日下午六时许，爱国侨胞会议散会了。侨胞们刚刚离去，按段茂澜预谋布置，CC特务斯颂熙和青田帮特务陈楚本率领早就埋伏在附近的打手五六十人，呼啸而出，一拥而上，由斯颂熙、陈楚本等当场指挥，每五六个打手围打一个起义人员，拳打脚踢。凌其翰等猝不及防，无法抵抗。凌其翰脑袋挨打了好几拳，疼痛不堪。孟鞠如虽说体格强壮，也免不了挨打，连眼镜都给打落下地，被打手踏个粉碎。龚秉成被打得昏倒在地。王思澄受伤了……但凌其翰没想到，此次随段茂澜的三秘赵金镛，过去是凌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教授时的学生，跑来护着他，突出重围。
此时，凌其翰的法国司机丹尼尔看见凌被殴打，急忙去央求守大门的法国便衣警察进入馆内，把他抢救出来，由丹尼尔驾车送回住所。
这事件，在世界各大传媒引起很大反响。次日，不仅巴黎的各大报，连欧美各国的报纸纷纷将巴黎中国使馆行凶事件作为头号新闻来报道。法国爱国华侨与进步留学生纷纷开会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并向起义人员表示同情和声援。旅法参战华工总会、留法中国艺术学会、巴黎大学理科同学会、留法科学工作者协会、旅法华侨工商业联合会、留法勤工俭学同学友谊会、旅法中国公费生联合会、华侨时报社等八个爱国侨团，还发表了告国内外同胞书和告法国政府、人民与世界人民书。
巴黎两馆起义的行动震撼了国民党外交界，直接通电响应的还有原驻利物浦领事馆、原驻塔那那利佛领事馆等，原国民党驻缅甸大使馆也宣布起义，驻腊戍总领事、驻吉隆坡领事馆等都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有的使领馆即使不宣布起义，也趁此发难，向国民党当局索发薪水，连美国、加拿大等地的使领馆也闹得不可开交。
起义人员奉周恩来指示回国
12月间，英国酝酿承认新中国，法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亦开始讨论，起义人员的境遇又变好些，凌其翰还准备同段茂澜讨论接管使领馆问题。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新中国后，法国尚未作最后决定。
1月18日，中国与越南正式建交，使中法关系处于冻结状况。法国当局出于对中国这一举动的报复，开始公开刁难起义人员，派出大批警察到乔治五世路十一号，以维持秩序为名，阻止起义人员进入。同时，法国方面想利用此事做文章，提出所谓双方“互惠条件”，以保持起义人员外交待遇、延期签证作条件，要求新中国给予原驻北平的领事馆人员以外交待遇。
周恩来认真研究了有关情况，认为中法建交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事情，因此，全体起义人员长期留在巴黎意义不大。3月30日，周恩来指示：凌其翰、王思澄、龚秉成、唐祖培、胡有萼、肖君石、章祖贻等七人及眷属即调回国，孟鞠如、钱能欣两人继续留在法国，做国民党旧外交人员的工作。鉴于孟凌崖已经回国，刘宁一还具体指示，由中共旅法支部支委吴新谋同志，负责与孟鞠如、钱能欣两人联系，并照顾两人的家庭生活。
5月5日，凌其翰等六人（另有唐祖培暂留巴黎准备法学博士考试）和眷属约二十多人，在马赛乘搭“马赛曲”号邮轮经香港回国，中共驻港联络处张铁生在港主持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