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毛泽东说反其道而行之，让周恩来派黄华去南京跟“老校长”打交道，一队士兵清晨进入美国大使的住宅，一筹莫展的司徒雷登一听说黄华的名字，就高兴起来了

1949年4月25日以后，北平一天津一南京

毛泽东说，我们反其道而行之

伏案工作太久，砚台上的墨汁也干了，他感到有些累了。

在卫士给他研墨的时候，他放下毛笔，站起身。他想要出去散步，去看看香山上树枝头绽出的新绿。这时秘书送来了急件，他问是什么内容。秘书说，周恩来转来的司徒雷登授意其私人秘书傅泾波写来的信。

他说这不急，先放在桌面上吧。

这是4月中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走出了双清别墅的小院门，这趟走得稍远一点。昨天他曾看见山上只有几棵树绽出了新绿，今天已有好大一片树林的枝头都绽出了绿芽，显出勃勃生机。他看着眼前这些绿意，遥想南方。在长江岸边，树早就绿了，花也开了，我百万大军等候在江北岸，只等一声号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当他散步回到办公室，才拿起这位名气不小的美国驻华大使给周恩来捎来的信。这是香港的中共办事处用电报的形式转来的。信是写给周恩来、邓颖超的。在马歇尔在华调停期间，这位司徒雷登与马歇尔将军一起，跟周恩来、邓颖超打的交道较多，就老给他俩写信。这已经是第三封了，前两封是在西柏坡的时候收到的。说来说去，就是一个内容，想跟中共建立联系。

他想着他见过司徒雷登。那是在抗战刚胜利，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先是在蒋介石的宴会上，此公那时还不是大使，还只是大家所称道的燕京大学校长、著名的教育家。初次见面，他曾对司徒雷登寒暄说：“现在在延安有不少你的学生喽。”

司徒雷登不无得意地回答说：“我希望他们为他们学到的东西争光。”

来延安参加革命的燕京大学的学生们，对这个在中国辛勤办教育的美国老人都有所赞誉。说司徒雷登校长不仅传授知识，还跟学生一起上街进行抗日游行，也蹲过日本人的监狱。在重庆为他当英文翻译的龚澎也是司徒雷登的学生。于是，毛泽东同意在红岩村设午宴款待这个美国人。他觉得这位美国老人确实算是个中国通，吃饭的时候，不用龚澎做翻译，司徒雷登说的是杭州话，他说的是湘潭话，两人说的都是中国方言。司徒雷登说，在燕京大学有的师生也讲湖南话，他凑合着能听得懂。毛泽东说自己素来对教师很尊重，年轻求学时自己读的是师范学校，志愿也是当老师。他俩从教育谈到时局，都希望战后建立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让所有的中国青少年都有书读。没想到，在数月之后出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看中了司徒雷登，请这位老校长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他在陕北冷眼观看此事，很快就得出结论，这位校长出身的美国大使上任伊始就往庐山上跑，说明此公的屁股是整个地坐在蒋介石一边的。

1948年秋冬，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司徒雷登的态度起了“微妙”的变化，这位美国大使开始给周恩来写信。大使很会动脑筋，递信走的是一条特别的香港渠道，通过在美军延安观察组时与中共高层领导关系甚佳的谢伟思来传信。谢伟思曾经因所谓“通共”罪而被拘捕，在查无实据而释放出来后，安排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当副武官。司徒雷登给周恩来的信都通过谢伟思，在香港转交给中共驻港办事处的负责人乔冠华。

司徒雷登这些信，也是毛泽东观察美国对华政策微妙变化的重要依据之一。

来信总归是来信，表达的意思无非是美方想与不断取得胜利的中共建立联系。但是，当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美国使馆坚持留在南京不走，也带动除苏联外的各国使馆滞留南京时，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了。他当然了解这位大使先生的目的，是想通过与我们接触，影响新中国的政策，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但是，从援蒋反共，到拒绝国民党要其调停国共内战的要求，再到要与我们联系，也不能不说是一点有利于我们的变化。

这一天的深夜，周恩来从北平城里回到香山后，来双清别墅向他汇报工作，其中谈到渡江在即，南京很快就要解放，在国民党政府经营了多年的首都，有国民党的外交部要接管，有众多留了下来没有迁去广州的原外国使馆及外交官们，特别是这个美国大使已经数次发出了要与我们联系的信息，需要派一个合适的外事干部去主持南京市军管会的外事工作。

他问：“你考虑派谁去好？”

周恩来早已考虑过了：“我看黄华就合适。他在延安接待了中外记者团、美军观察组，后来又跟剑英到北平军调处跟美国人打交道，再说嘛……”

他插话问：“你看中了黄华与司徒校长的师生关系？”

周恩来说：“这个大使校长说过要通过师生关系来影响我们，我们当然可以通过师生关系去对他做工作。”

他笑了：“好嘛，我们反其道而行之。”

周恩来又说：“弼时同志也想调黄华到青年团中央工作。”

他想了想，说：“青年团需要干部，但外事干部更缺。接管南京，影响中外，特别是要跟云集南京的好些外国人打交道。你跟弼时同志打个招呼吧。另外，对南京解放后的外交工作，中央要考虑及时发一个文件，要注意保护各外国使馆的安全。”

这就决定了正在担任天津军管会外事处主任的黄华，立即准备去南京，天津的外事处工作改由章文晋负责。

4月23日傍晚，三野三十五军攻破南京城防，占领了南京。

4月23日，总前委、华东局开始从合肥向南京移动。南京市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刘伯承率领的接收机关也赶往南京。此时，中共中央给总前委、华东局致电，专门为南京解放后的外交工作作出了十分具体的八条指示——

总前委，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粟（裕）谭（震林）张（震）：

南京解放后，关于外交问题，特作如下指示：

（一）对驻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和公使的表示。但对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及其中人员的安全，则应负责保护不加侮辱，同时，亦不必登记。

（二）我方人员对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及其中外交人员仍采取冷淡态度，绝不要主动地去理睬他们。我军管会及市政府成立，只贴布告，登报纸，发广播，绝不要以公文通知他们。但他们如果经过中国有关朋友（如吴贻芳、陈裕光等人）向我们表示意见，我们可从旁听取，但不表示态度；如果他们找来我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接洽，我们可以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接待，听取他们的意见，转达上级，但须声明不以他们为外交人员来接待。

（三）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如要求发个人出城通行证及汽车通行证，在军事戒严解除后，可以告诉他们如果以私人名义请求，可发给特别通行证，个人出城限在南京四周一定区域，汽车通行须有一定范围，数量每个大公使馆容许使用一辆汽车。

（四）各国在南京的记者及通讯社暂时仍让他们发电发稿一个时候，不作任何表示，看其情况如何，再作处置。

（五）各国大使馆公使馆的无线电台亦暂时置之不理，听其与外间通报。

（六）各国大使馆公使馆的警卫人员及其武器装备，在其使馆范围内可暂不干涉，如出馆行动，则不容许其着军装外出。

（七）其他关于外国侨民等项仍执行今年一月十九日指示不变。

（八）派黄华为南京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处长，即随漱石刘晓南下。

中央

四月二十五日

在中央的上述文件中，委派黄华出任“南京市军管会外国侨民事务处处长”是八条中的重要一条。

正要调往团中央的黄华又被改派往南京

4月中旬的一天，北平前门车站月台上，欢送人群呼喊着、挥动着手臂，火车鸣响了一声长长的汽笛后缓缓地驶动了。有好几节车厢坐满了身穿灰布军装的南下工作队员。队员们主要是从各部队、各部门抽调的干部组成，有的刚刚参加了接管北平、天津的工作，也有一些大专院校的青年学生。他们将紧随着渡江前线的大军南下，参与接收南京、上海、杭州等中心城市的崭新、重要、复杂而艰巨的工作。

车厢中坐着一个30多岁的干部，他身上的军装更显洁净、齐整。他就是黄华。

车厢中其他南下同行在热烈的气氛中谈着话，讨论着即将面对的新生活或是回想着有意思的往事，他却在独自回想着最近以来人生命运的变化。

今年1月中旬，天津解放，他从中央外事小组奉调到天津市军管会担任外事处主任，这次4月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平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之前，他就被负责青年团工作的中央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看中了。他有从事青年工作运动的一段难得的经历：他在30年代中期在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读书时，就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主要骨干，1936年入党后，担任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党团成员。到了延安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做组织工作，从1938年起，历任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长江局青年委员会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1940年还担任过延安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1940年担任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后来又担任叶剑英的秘书。任弼时觉得他是块青年工作的好料子，可培养做团中央的主要负责干部。于是，就确定他作为代表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并提名他为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委员。开会期间，任弼时还专门找他谈了话，说现在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团结全国青年，把他们组织成一支生力军，迎接全国解放，建设新中国。任弼时说，组织要调他到团中央工作。他表示服从组织分配。使他焦虑的是，那天开幕式后，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时，因高血压复发，病倒在讲台上，后来由大会秘书长荣高棠代替读完报告。

青年团大会代表来自全国各地，有来自解放军和解放区的英雄和模范，也有来自敌后的党、团工作者和进步青年，还有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青年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4月中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还在香山接见了全体代表。

那天，周恩来对他说：“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中央要让你去南京组建军管会外事处，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他对周恩来说明了日前弼时同志要他到团中央工作的情况。周恩来说，好的，弼时那里，我会去跟他商量的。

就这样，他不是去北平，而是奉中央派遣跟南下工作队一起去南京了。

在南京，他将见到当年学生时代的老校长了。1946年初，他刚到北平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时，也曾和尚未出任大使的老校长见过面。但他考虑着这次“师生见面”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本质上的不同。老校长所代表的已经不是一所传授知识的大学，他也不仅是来自冀南靠近豫北那个叫做磁县的穷地方的学生，他代表着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他感觉到自己肩上的责任……

南下工作队所乘的火车要经停天津，在那个年代里，他的这种调动也是像军事行动一样。他在停车的短暂时间里，就以最快的速度去住处取来行李。

后来他在回忆录里用这样的文字作了记述——

……我在天津东站下车，利用停车时间，回外事处仓促取来行李，再由西站上火车南下。因火车不能直达南京，先赴合肥，再由合肥换汽车到达南京。

进城部队为找住处进入美国大使的住宅

4月25日，几乎就在中共中央给总前委与华东局发出关于南京解放后外交问题的“八条指示”电的同时，在南京发生了一件解放军战士进入美国大使馆的外交事件。

这天清晨，攻入南京城里的三十五军一〇三师三〇七团的一营营长谢宝云带着通信员等在为部队安排食宿的时候，进入西康路的美国大使馆。正在洗脸的司徒雷登看到两个解放军进来了，猛吃一惊，骤然色变，一改向来笑眯眯的形象，暴跳如雷地用中国话叫道：“你们到美国大使馆干什么？”

谢营长突然见这个洋人如此粗暴，胸中便涌现出帝国主义分子多次入侵中国、割地赔款、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他气得嘴唇颤抖，脸色发青，也就以牙还牙，愤怒斥责：“你凶什么！这所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人民的，终将要回到人民的手中。”

幸亏营教导员王怀晋及时赶来，缓和了事态。当天，司徒雷登即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了此事。他是这样记述的——

是日早晨6点40分，12名武装的共产党士兵冲击了大使馆，他们促使中国门卫打开使馆大院大门，直奔使馆官邸后门。在那里，他们向服务人员询问了使馆内有多少中外人士以及大使的住处，然后立即登梯上楼，逼近大使卧室。此时大使尚未完全睡醒，共产党武装士兵的突然出现，使大使有些吃惊。当时这些士兵没有威胁大使。率先闯进房间的人讲话嗓音高粗，怒气冲冲。随后进来的人显得较为有礼，说他们“上来看看”。他们在卧室里转了几圈，检查了房子里的物什，并表示这里的一切将物归原主，属于人民。他们盘问了傅泾波先生，不过没有搜他的房间。然后他们离开了住宅和院子，什么东西也没有动。他们告诉一位仆人，大使不能离开这个院子。

由于西方报纸电台的渲染，这件事在国际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那些滞留在南京的西方国家外交官们听闻后，变得提心吊胆，担心安全没有保障。可是过了数天，不但没有发生进入外国使馆之事，他们还看到街头解放军纪律严明，对人态度和蔼，不拿老百姓东西，还有为居民做好事的，这一风波才渐渐过去了。

经验丰富的司徒雷登明白，根据中共占据天津、北平的做法，在南京也不会承认美国驻华使馆与他这个驻华大使，只会将他作“普通侨民”看待。他当然不会甘心，他想借“入宅”之事顺藤摸瓜，同中共进行某种形式的官方联系。于是，他通过口头及书面形式向南京市军管会提出抗议。

当美国使馆的抗议照会送到南京市人民政府后，市政府以两国无外交关系为理由，把照会退了回去，并根据中央指示向其宣布：人民政府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对留在南京的外交人员均按一般外侨看待。人民政府保护外侨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但在军管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之中外人员住宅进行检查和盘问。

司徒雷登碰了一个钉子，但跟中共进行接触的心思仍很强烈，因而对“入宅”之事也不再纠缠。英、法等国的大使受到中方的冷落也很为焦急，每两三天都要找司徒雷登会晤一次。英国大使施蒂文要比司徒雷登更多了一层担心，他极为忧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会在解放上海后直取广州而威胁香港，因而也更想摸中共的底牌。

司徒雷登经过“入宅”事件后，表面上老老实实地呆在使馆里，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他觉得自己负有“特殊使命”，一方面密切关注着军管会接管南京以后的一举一动，另一方面四处联络想通过在华的老关系探听中共的外交底牌。

他急于寻找渠道同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接触。他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说：“既然共产党坚决不承认与国民党有着过于密切同盟关系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也就以一个普通美国公民的身份，听从事实的地方当局代表所作的安排和指点。”

尽管解放军曾在入城第二天进入他的住宅，但他经过几天观察，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对民众几乎秋毫无犯。虽然随处借东西，但总是如数归还或照价赔偿”。与国民党军队的腐败、贪婪相比，他不能不有所感慨，也对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顿生畏意。

在他感到一筹莫展、无可奈何时，事情突然有了转机。

一天下午，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从外面回来，给他带来一个使他兴奋的消息：中共方面已经派遣黄华来南京出任外侨事务处主任，说是专门为了与留在南京的外国外交使团及其他外国人打交道的。

他感到兴奋的是，黄华是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而且还和傅泾波是同班同学。他早就听去过延安的美国军官与记者说起，在延安受到了黄华的接待。他高兴地对傅泾波说：“你看，机会来了嘛！要是黄华的这层关系能有价值的话，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傅泾波说：“依我看，黄华也会像龚澎一样，能通到中共的最高层领导人那里去的。”

（8）掌毛泽东亲自握着在南京的中美接触（之一）：南京刚解放外交上连出乱子，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如果美国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就可以考虑和他们建交，毛泽东给黄华很具体的指示与司徒谈话，不要过分热情，少说自己意见，讲意见应根据李涛声明

1949年4月28日——5月10日，北平——南京

关于部队进入司徒雷登住宅，毛泽东说，不注意要出大乱子

他吃惊了。

在发出中央关于南京解放后外交工作八条指示的同时，三十五军部队为号房子竟号到司徒雷登的屋里去了！

他想起了接收北平的情景。入城部队的坦克、大炮等要特地穿过东交民巷的外国领事馆区，按部队的说法是要煞一煞帝国主义的威风，叶剑英市长专门给中央打了报告。入城部队还规定了不能进入民房的严格纪律。他来到北平后听到了北平老百姓很好的反映。我们的部队刚进城，正赶上数九寒天，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接防西直门、德胜门等城门楼的部队官兵，夜里都是盖着一床难御寒的棉被，挤睡在老百姓家屋檐下、门道里。老百姓知道了，很感动，打开门请进屋睡，他们都不肯。这就是打了很多胜仗的四十一军。

他还想起这支英雄部队要离京南下了，战士们提出好不容易打到京城，很想看一次京剧再离开。他听叶剑英说，对战士的要求，军党委反复讨论了好几次，觉得战士们打起仗来，出生入死，执行纪律，严格认真；提出看京剧的要求，是并不过分的。人民军队不能看霸王戏，何况城外还有几十万部队；这个军党委说，要看戏，得花钱买票啊！

他很感兴趣地问：“两万多人看戏，买票钱从哪里来？”

叶剑英告诉他：“人家军党委心一横，从历年积蓄下来的‘家底’中，拿出了好几根金条哪。”

他感动了，几乎掉了眼泪。

他曾擦着泪许愿说，他就是再忙也要抽时间进城去看望这支部队。

部队要奉调离京南下了，那两天他确实太忙了，抽不开身进城；部队集中在中山公园里等着与中央首长见面，他只得请朱老总代表他进城去问候部队。一想起此事他就心存遗憾……

按原来中央批准的计划，接管南京的任务是由陈赓四兵团担任的。由于敌人撤得比预料的要快得多，南京即将解放，而陈赓兵团尚在安徽望江至江西湖口地段，如向南京转进，至少需半个月。于是，总前委就确定由陈（士榘）袁（仲贤）八兵团派两个军担任。攻进南京的吴化文军长率领的三十五军，是去年秋天济南战役时起义的，老底子是冯玉祥旧部国民党九十六军。要建立起我军的革命传统，还需要时间。

4月25日当天晚上，“美国之音”在新闻报道中加以渲染地播出了“驻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搜查了美国驻华大使馆”，英国BBC电台与其他西方电台也广播了类似的报道。

4月26日深夜，他在等周恩来到双清别墅来。周恩来一进屋，他先问的是另一件事，说：“你后来告诉张文白了没有，我们半天就过江了。”

原来，4月20日黄昏国共和谈最后签字的期限到了，周恩来问张治中：“文白先生，渡江就要开始了，你看我们渡过去要多长时间？”

熟悉国民党部队江防内情的张治中，思索了片刻说：“宁、沪、杭地区国军有40多万军队。防线已有几个月的准备，工事坚固，又有海、空军的配合，依我看，你们没有五至七天的时间是过不了江的。”

周恩来微微一笑，就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与张治中握手告别了。渡江战役也就开始了。周恩来当晚通宵在中南海勤政殿办公，给毛泽东打电话时说了此事。

现在毛泽东还记着这事，周恩来说：“第二天早上7点钟，我要通了文白房间的电话，告诉他好消息：我们的部队已经于今天凌晨在你的老家安徽芜湖、铜陵、贵池一线渡江成功了。他吃惊地‘噢’了片刻后说：怪不得你不让我回南京了。我又对他说：占领浦口的我军要通了南京电信局的电话，接线生说，他们（指国民党政府）都跑光了，我们等着你们来接收。”

毛泽东笑了，接过话头说：“我看，接收的任务不比攻占的任务次要啊。我们要研究的就是接收的问题。”

当晚，他与周恩来等研究了在南京的外事工作，还研究了接收上海市的有关问题，并于当晚给上海发出了有关指示。他对总前委强调说：“何时进驻上海，须得我们批准。”

就在这个深夜，也就是4月27日凌晨4时，就三十五军进占南京后擅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三十五军到南京第二天（25日）擅自派兵进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必须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出大乱子。其经过情形速即查明电告，以凭核办。……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极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

两天以后，南京方面在外事上又冒出了一个问题。

“入宅”事件被西方媒体过分渲染，有人不请示中央就下令让南京电报局停止接受外国记者向海外发新闻电，但有的记者还是通过大使馆的电台，将所写的新闻发了出去。此事也在西方报刊电台中有了反映。此种做法也是违背了4月25日中央所发的关于南京解放后外交工作的八条指示的。八条指示中的第四条说：“各国在南京的记者及通讯社暂时仍让他们发电发稿一个时候，不作任何表示，看其情况如何，再作处置。”

南京方面，短短几天时间内在外交政策上又出乱子，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经过摸情况，很快就找到了原因：问题不是出在基层干部和战士身上，而是有的高级领导是靠“口头指示”来往下传达中央有关政策和指示的，这就挂一漏万了，没有来开会的就不知道，而只有到会的少数人知道。中央的重要政策和指示就不能贯彻到连队去了。

这种状况必须扭转！

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各局各委电，指出：

南京电报局不得中央同意，擅自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是何人处理的，望即查明电复。

我们认为南京、上海两处暂时均不要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南京方面应重新开放，让外国记者发电，并且不要检查。待他们发一个时期看其情况如何，再由中央决定或全部停止外国记者发电，或准许好记者发电，停止坏记者发电。关于政策及工作方法的指示，在你们高级领导机关方面来说，主要的是依靠写电报，发通令，而不是依靠开干部会，不是依靠口讲。一个负责人半小时可以写一个电报，一小时可以写一个通令，一天、两天、三天或四天工夫可以经过电台传达到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有文字为凭，有范围可守，又迅速，又使下级有所遵循。此种方法，毛主席已多次向饶漱石同志提议过。而在你们方面，则对于若干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方法问题，仍然不是靠文字，而是靠口头去向下面作指示。口头指示也是要的，也是有用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则无文字可凭；二则范围不见得很明确；三则到会的少数人听到了，没有到会的多数人没有听到，有挂一漏万的缺点（只是说的只有口头报告，没有文字决议的干部会）。此次外交政策几天时间内出了很多乱子，就是因为你们过去对于这个问题对下面没有任何文电指示。对有些问题有了指示，但如果没有让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的领导同志普遍看到，或者指示中对一项问题不强调，不突出，不鲜明，不确定范围，则各地仍然不明白，或者不甚明白。

在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委袁仲贤、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给中央发来三十五军未经请示擅自处理有关外交事件的报告收到后，毛泽东阅后即加了一段评语，又发电给总前委、华东局“请你们转发华野、中野，各军、师以资警惕”。毛泽东在这段电报评语中写道：

从三十五军在南京数天内所犯无政府无纪律错误行为看来，你们过去在准备渡江时期，对于外交政策及其他许多事项（例如军队在城市中看戏、看电影、洗澡、坐电车、坐公共汽车等事必须和各界人民同样买票，不许特殊，以及未得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慰劳等）似乎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没有规定，你们应速规定，通令各军一体遵行。如果过去已有规定，三十五军故意违反，则除检查该军工作作出结论通令各军外，应向各军重申前令，引起注意，不许再有违反。

如果各军对于像外交问题这样重大事件，可以不请示，不报告，由各军各地擅自随意处理，则影响所及，至为危险。

正在准备接收上海的陈毅，接到中央有关指示后，在制定《入城守则》时，陈毅严格地强调说：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准进入民宅。

对此，有些负责干部想不通，说遇到下雨、有病号怎么办？

陈毅坚持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总前委讨论了《入城守则》，一致肯定“不入民宅”的规定很有必要。

毛泽东听说后，高兴地连说了四个：“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三野九兵团的二十七军、二十三军及二军夜里攻入上海市区，上海居民晨起开门发现解放军官兵全部露宿街头，对中外舆论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震撼力。在上海的外交官与外国侨民甚为惊讶，连“美国之音”也不得不作了报道。

三野官兵露宿上海南京路人行道上的照片、纪录片，就成了极为珍贵的历史镜头。据说，英军的著名将领蒙哥马利元帅看了这样的镜头后，感慨地说：我这才明白了，有这样睡人行道精神的军队为什么能够打败经美国武装起来的蒋介石数百万大军！

黄华与傅泾波第一次见面后，就向毛泽东与党中央请示

黄华一路行色匆匆，随南下工作队乘火车赶到合肥。正赶上原来设在合肥的总前委和华东局搬家迁往南京，他立即搭上了汽车，赶到了南京。

当时南京刚刚解放，情况十分复杂。他到军管会报了到，刚放下行李，就没日没夜地忙了起来。先根据周恩来交代的任务，组建外事处，开始工作。外事处就设在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办公楼里。他一方面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处理遗留的档案；一方面做留在南京的外国使馆人员和侨民工作。

他一到南京，就听说了有关司徒雷登的事。

美方向市军管会申述滞留在南京的理由，说是司徒雷登的专机坏了，需要时间修理，飞机现停在明故宫机场。我方问要修多久，回答说需要修理约四个星期即一个月左右，我方同意了。

黄华一听就明白，这显然是一种借口而已。还有就是发生了几名解放军战士进入司徒雷登住处的事件，引起了一些原外国使节的不安。

此事发生的第二天，即4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及时给南京发来指示：

……凡对外国大使、公使、领事和一切外交机关人员及外国侨民施行室内检查，采取任何行动，必须事先报告上级，至少须得到中央局及野战军前委一级的批准，方得实施；凡上述行动未经中央规定者，更须电告中央批准。对待各国驻华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他外交机关，早经规定一律予以保护，非经特许不得施行室内检查。野战军以下，任何部队及其首长均无权未经中央或中央局野战军前委批准擅自采取对待外国侨民超过中央规定的行动。

他立即召集了南京军管会各单位的干部开了一次会，传达了中央的对外政策，宣布了若干几项外事纪律和注意事项。

这时，他已经获知司徒雷登急于与他见面。5月6日，老同学傅泾波就要求先与他见面，黄华以有事而推托了。经报告了南京市委领导同意之后，约定了第二天与傅泾波见面。

5月7日，在中山路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的会客室里，两个燕京大学的老同学见面了。黄华穿的仍然是灰布军装，傅泾波却是西装领带皮鞋。在刚解放的南京，这两人虽是过去同班的老同学，从不同的衣装上就可以看出各自代表的是不同的世界。

傅泾波一进屋里，就主动表现出非常热情的样子，先寒暄叙旧谈同窗苦读之谊，黄华显得不冷也不热，话也不多，尽量让对方多说。在与傅泾波接触之前，因为得到了中央的有关指示，他已经是胸有成竹了。

4月28日，南京军管会就收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与美国建交的原则问题的指示电。这份指示电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电总前委，粟裕、张震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的：

我方对英美侨民（及一切外国侨民）及各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够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

另一方，傅泾波早就与司徒雷登反复琢磨怎么与黄华对话。

司徒雷登知道，共产党对自己是很有意见的，毛泽东已经公开点过其名了。那是这年的2月15日，毛泽东揭露司徒雷登在贩卖国民党“和平”阴谋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形象而辛辣地写道：“……其实，和平攻势这个法宝出产于美国工厂，还在大半年以前就由美国人送给了国民党，司徒雷登本人曾经泄露了这个秘密。他在蒋介石发出所谓元旦文告以后，曾告中央社记者说，这是‘我过去一直亲自努力以求的东西’。据美国通讯社称，该记者因为发表了这段‘不得发表’的话而丢了饭碗。”毛泽东对于司徒雷登一手玩弄“和平”、一手欺骗中国人民的伎俩，甚为鄙视，称其是搬起“和平攻势”的石头，最后打在自己的脚上了。

这对老同学寒暄后言归正题时，傅泾波按司徒雷登面授的意思，一上来就在黄华面前先为司徒雷登申辩，将事先准备好的一番话倾倒出来：一年多来，司徒雷登渐渐了解了自己过去对国民党认识的错误，美国现在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了。司徒雷登是在国外被任命为大使的，对外交不内行，对国务院也不熟悉，又加上马歇尔备受国民党包围，乃铸成错误，致使调停国共冲突失败，马氏被调回国。

傅泾波说：“因此，我们是不能过分责备司徒雷登的。”

黄华只是听着，没有作出什么表示。

傅泾波又按司徒雷登的授意，主动谈起了《中美商约》。傅说：“司徒大使说，中美两国之间，过去所签订的《中美商约》可以加以修改。”

司徒雷登知道中共方面对于蒋介石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的《中美商约》极为愤怒，认为这是蒋介石的卖国条约。《中美商约》全称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那是蒋介石为了博得美国的大力支持和援助打败中共，在1946年11月4日签订的。按这个条约的内容，美国人可以完全自由地在中国居住、旅行、经商、购置土地及产业，美国商品与中国商品享有同等待遇，美国船舶、物资、人员可以自由通过中国领土、领水等等。此条约签订后，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社论，指出该条约是中国历史上最可耻的卖国条约之一，是中华民族的国耻。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曾发布命令，将签约的11月4日定为国耻日。

司徒雷登让傅泾波主动提出修改《中美商约》，一方面是做贼心虚，另一方面也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妄图诱使新生的人民政权与美国政府发生官方关系。

黄华也只是听着，没有就此表态。

傅泾波继续为司徒雷登说好语：“此次国民党撤退以前，何应钦希望司徒雷登迁往广州，他却决定留在南京不走，目的就是希望有机会同中共方面接触，建立联系，这点已经获得艾奇逊国务卿的同意。他得知你来到南京的消息非常高兴，很盼望与你见面，见面的时间、地点，都可由你定。”

黄华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神色，仍是一张平静的脸。

“现在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较换一个新人好一些。”傅泾波向黄华转达了司徒雷登想继续当大使，及与中共方面办交涉的愿望，并特别强调司徒雷登的诚意说：“司徒雷登为了促进中美外交关系，便按下贵军进入其私宅及其他的事，都不提了。”

黄华回答的声音虽平和，分量却不轻。他说：“美国援蒋政策造成中国人民损失重大，创痛极深。现在美国尚未放下屠刀，何能期望人民恢复好感？空言无补，需要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至于司徒雷登，他是美国派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外交使节，人民政府不承认他的‘大使’身份。会见的事嘛，考虑以后再说。”

谈话结束，傅泾波有点悻悻然地离开了。

黄华立即将这次谈话的情况以南京市委名义电告中央并报华东局，请示下一步的做法。

亲自掌握着这次南京中美接触的毛泽东，同意黄华与司徒雷登见面，目的是让黄华去摸一摸美国政府的底。并觉得5月6日黄华对傅泾波谈话中有的说法不妥当，需给予指正。

5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电。该电指出：

（一）黄华可以与司徒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

（二）见面时多听司徒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

（三）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

（四）与司徒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

（六）谈话时如果司徒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七）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根据中央的指示，黄华准备以私人身份到司徒雷登住处与其见面。

（9）毛泽东亲自掌握着在南京的中美接触（之二）：第一次见面，黄华以私人身份上门去看司徒雷登，第二次见面，“师生间”唇枪舌剑，气氛有点紧张，中央同意以民间渠道邀请司徒雷登来北平

1949年5月——6月间，北平——南京

黄华以私人身份上门去与司徒雷登作第一次见面

傅泾波去军管会与黄华见面回来，说黄华没有马上答应与司徒雷登见面，司徒雷登听了未免感到失望、茫然与纳闷。司徒雷登有好几天闷闷不乐。据说，他曾经常如此喃喃自语：“几年前，黄华到北平军调部任职，我们都还见了面。这次怎么就不提见面的事啦？”

正在这时，黄华登门来访，说是以私人身份见面。这又有点出乎他的意想之外。他是提出自己去军管会见黄的，现在黄主动上门来看他。他想：私人身份，或是官方身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见面接触，而且私人身份表明此人还承认是他的学生嘛，有何不好？

两人见面寒暄过后，因刚发生过解放军入宅事件，黄华就问起战士进屋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先问此事也符合黄华外侨处长的身份。

他说起此事，故意显得很有风度，很平静地说起那天一大早，有几个年轻的战士进屋来了，他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看一看，态度还算好等等。当然也没有说他自己当时暴跳如雷。

黄华当即告诉他，在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检查。在没有同新中国建交之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特权，但作为外国侨民，我们自将保护其安全，请他放心。

司徒雷登接着就说了一番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给美国的安全与世界和平带来威胁的冷战言论，然后就自诩自己是要为和平作努力的，他留在南京就是为了在美国政府与新中国之间建立新关系方面做一些事情，说他“乐意逗留一段时间，以表明美国人民对全中国人民幸福的关注”。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取民主人士参加。

黄华对司徒的共产主义威胁论给予了批驳，谈到美国承认新中国的问题时说，我们希望美国承认新中国，但是必须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

司徒雷登却提出了几个所谓的标准，作为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其一，中国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尊重国家间签订的条约；其二，新政权必须要得到人民的完全拥护。他弦外有音地说：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美国及其他国家只能等一等。其言外之意，就是要新中国承认西方帝国主义过去在华的既得殖民利益和种种特权。他还说，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他已经建议将上海经济合作署所存粮食、棉花等援助蒋介石的物资，待上海解放后即移交给人民政府。

当时，解放军攻占上海的战役已经打响，黄华就说：这些粮食、棉花物资我们当然要直接从国民党手中接收的，我们不接收美国的物资。

司徒雷登说起美国不愿参与中国内战，使黄华想起在山东青岛的美国驻军。美国在青岛的海军舰只及陆战队是日本投降后进驻的，国共内战爆发后，驻青岛美军帮助蒋军进攻山东解放区，并运送粮食、军火与蒋军部队至华北、东北，成为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帮凶。当时，解放军即将攻占上海，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以武力扬言说：假如必要的话，他将由青岛派遣海军陆战队到上海“保护侨民”。当时，毛泽东和中央都将美国可能的干涉视作一大危险！中央对于渡江南下及进占上海都是将美国出兵干涉考虑在内的。

于是，黄华向司徒雷登提出了这个敏感问题，说：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该将美国驻在青岛等地的海军陆战队和军舰撤走，以免发生冲突。

司徒雷登却强词夺理地辩护说：美国的驻军是“由于内乱和战争造成局势混乱期间，美国侨民的生命需要保护”云云，但答应将此意见转告有关方面。

黄华与司徒雷登见面之后，司徒雷登感觉到自己有了“面子”，立即利用会见的事做起文章来。此次的见面，尽管黄华声明了是私人性质的会面，但他还是通过种种渠道四处放风，夸耀他已经与中共方面建立了联系，为这次会面涂上了一层官方的色彩，以此提高他在外交界的身价。傅泾波也借此帮他的忙，竟在外面散布谣言说周恩来给司徒雷登带来了亲笔信等等。

司徒雷登也就乘机要挟英法等各国使馆，在同中共的交往上，一定要跟他采取一致的行动。他还心存幻想，如果美国承认新中国，他还可以稳坐在美国驻华大使的椅子上。

各国使节对司徒雷登放的风声不明底细，纷纷要求与黄华处长见面。

根据这个情况，南京市委决定，由黄华出面召集所有留在南京的外国使节开会，再次申明了中共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以及对待原各国使、领馆和外交人员的具体政策，并回答了各国使节及外交人员提出的问题。这次会议，黄华邀请了加拿大临时代办朗宁做英语翻译。朗宁出生于湖北襄樊的一个传教士家庭，中国话讲得很好。

黄华与司徒的第二次会面，气氛坦率而紧张

6月6日，黄华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到南京外事处进行第二次会面。

在黄华与司徒雷登第一次见面后没多久，司徒雷登曾通过傅泾波与黄华联系，表示他准备在7月初回美国，希望回国前能再与黄华见一次面。为司徒雷登返美问题，南京市委给中共中央及华东局写了报告。在此期间，解放军三野部队发动的上海战役，经过16个昼夜的战斗胜利结束，上海于5月27日解放。

6月2日，驻青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与军舰被迫撤离，青岛获得了解放。

在美军撤离青岛的第二天，即6月3日，毛泽东同意了黄华与司徒再次会面，并审阅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司徒雷登返美问题给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复电，还在复电中加上了这么一段话：

美国有利用国民党逃亡政府尚存时期提出对日和约之可能，黄华与司徒会面时可向司徒指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再与该逃亡政府发生关系，更不应和该逃亡政府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

接到中央指示后，黄华即安排了6月6日在外事处接待室的这次会面。据司徒雷登记载说：“黄华邀请我喝茶。在场的只有林克（黄华的助手，燕京大学校友）和傅泾波。”

谈话一开始，司徒雷登就首先提出其要去上海与回美国的问题。他说，他准备于6月中旬带傅泾波去上海一趟，目的是向在上海的美国商人和教会人士介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他又说，如果外交上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他打算7月初就返回美国。

黄华就告诉他：关于去上海与回美国的事，你可以以普通外国侨民的身份来外事处申请。

司徒雷登果然像中共中央判断的，谈到了对日和约及台湾问题。他说：开罗会议罗斯福曾允许台湾交中国托管，待对日和约签订后归还中国。但对日和会因种种原因，特别是美苏误解迟未召开，何时召开无法肯定。

黄华告诉他：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被日本侵占后，中国人民从未承认，也从未停止过斗争，而且台湾已经归还中国，决不容许国民党政府出卖或外国政府借口对日和约另生枝节。

然后，话题转到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上。黄华说：新中国希望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必须停止援助及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今天，美国的援助仍然在继续运往台湾。以美国同国民党流亡政府现在的关系，乃是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也表明美国缺少同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诚意。

司徒雷登申辩说：各国使节留驻南京，而仅仅派代表去广州这一举动本身，就表明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如果今后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别处，美国代表不会随往。但是，目前新的中央政府还没有成立，没有承认对象。且国共各占领一部分地区，按国际法，美国还不能断绝同旧政府的关系。如果过去对美国有所谓干涉内政的评论，今天美国更宜慎重从事，不能表明拥护或反对哪一方面，故采取被动态度，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而这个政府也证明了愿意并有力量担负其国际义务时，问题自然解决。至于美援问题，现在所运来的，为国会去年通过而未运来的，所余无几，今后再无援助。

黄华告诉他：据我个人看法，政治协商会议可能于打下广州后召开，联合政府将由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产生。李涛将军的声明已表明我反对任何美援，并说明了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故从责任上讲，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流亡政府的关系及停止援助蒋介石，用以表明美国放弃已经失败的干涉政策。现在美国仍支持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无从谈起。

司徒雷登仍继续为美国辩护，但其言论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致使他显得甚为窘迫尴尬。最后只好拿出燕京大学的校训“为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来收场。当时世界处于冷战时代，加上美国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十分猖獗，司徒雷登是极为害怕共产主义、害怕世界革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因而在谈话临结束时，司徒雷登表示说：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也是关系世界和平的问题。他希望努力使中美关系完善解决，对美苏关系及世界和平均是一大贡献。他还说，如中美关系有第三者出来协助亦有好处。

傅泾波补充说，中美关系获得解决，可以成为改善苏美关系的跳板。

这又引起会面结束前的唇枪舌剑。

黄华说，我认为无需第三者参加。

司徒雷登又说，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消极的，更积极的办法是运用美国自由贸易和经济援助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他并声明，他以个人身份，希望中共今后尽量吸取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新政府。

黄华当即驳斥说，本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政府人员问题纯系内政，不许外人干涉。

傅泾波又提出说，中国究竟是先工业化抑或先共产化？

黄华即告诉说，你提得不对，中国人民今天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而且这也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不容外人干涉。

第二次会面的气氛显得比上一次要紧张。事后，司徒雷登曾评述说：“会谈是坦率的，几乎不时越出中国人的一般礼节。但两人对我十分友好，并以各种不拘小节的方式表达了他们个人的友好态度。”但他又说，他感觉到，他的这位学生“已经完全赤化了”。

司徒雷登提出要去北平见周恩来

司徒雷登本人早就想来一次北平之行，若能在北平见到周恩来或者最高领导人，他回华盛顿进行活动就更有政治筹码。

6月初，他接到美国原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和国务院发来的绝密电报后，就更想去北平一次。过去他每年6月24日的生日都是在北平燕京大学度过的，于是，他想了一个“投石问路”的办法。他写了一封信给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表达了今年仍然像往常一样回燕大过生日的意向，但不知中共北平当局是否允许，要陆志韦设法与周恩来取得联系。过生日是借口，见周恩来才是目的。

为了北上之事，司徒雷登很快又派傅泾波去见黄华。

6月8日，傅泾波再来外事处找黄华。

两人见面后，傅泾波对黄华说，前天谈话回去后，司徒雷登与他研究认为，美国现在很难就与新中国的关系作出正式的表示，美国国内决策层在对华问题上意见不一致，需要司徒雷登返回美国后努力。司徒雷登将6月6日再次会面的情形向美国国务院作了报告，副国务卿魏伯复电，希望他返美之前最好能赴北平与周恩来见一次面，以获知中共最高层的意见。还说魏伯是艾奇逊国务卿最得力的副手，艾奇逊出访时，就由魏伯代理国务卿，其意见当然很重要。为此，司徒雷登希望首先知道中共中央更高级方面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意见和态度，这样他回美国之后讲话才会有分量。

傅泾波问黄华，同周恩来有无联络，能否转达意见？

他们当时还并不知道在南京进行的这种会面，就是毛泽东亲自掌握的。黄华告诉他说，什么话都可以谈，不必有顾虑。

傅泾波说，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同属一派，对周恩来先生了解很深。司徒雷登近日接副国务卿魏伯来电，希望他若能在返美前赴北平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顺便看看燕大，获知中共方面的意见，返美活动将更有力量，要我代为转达。傅泾波又说，今年华北遭受旱灾，粮食、棉花供应将有困难，司徒雷登希望经济合作总署的物资能运回中国，此外，如大批借款、贸易，对中国工业化想能有帮助。

黄华婉言给予拒绝说，美国对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至今并无正式表示，我个人认为司徒雷登去北平的要求不会得到回答，而且战役之后，交通尚未恢复，旅途也不方便。

黄华把傅泾波所谈的情况，就向中央作了汇报。

中央考虑到美国的对华政策目前正处在进行调整的左右矛盾之中，让司徒雷登到北平，使其了解我们的基本原则立场和对外方针政策也不无益处，因此就指示南京市委，同意其北上。但考虑到中央既定的原则，觉得通过非官方联系为好。因过去司徒雷登有每年6月24日回燕大过生日的习惯，便安排由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出面作民间邀请。

6月16日，陆志韦校长给司徒雷登发了一封英文邀请函请他访问燕京大学。信中说，陆志韦会见了周恩来先生，周恩来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并说司徒雷登如要求来北平，可望获得当局同意。

司徒雷登接到信后十分高兴。高兴了一会儿之后，他细一想，又感到这种私人式的间接答复不知可靠与否。他有点吃不准中共高层是否真的批准他的北行计划。

正在这时候，他又从另外一条渠道得到令他更为高兴的消息。北平朋友捎信告诉他，黄华就是因为他而被中共高层派到南京来的，还说毛泽东最近还表示，司徒雷登在北平会受到老朋友的欢迎……

由于两条都是非官方渠道的消息，他觉得极需从官方渠道得到证实。

他赶快又派傅泾波去找黄华。6月27日，傅泾波拿着陆志韦给司徒的那封英文信到了外事处。傅泾波将信给黄华看。傅对黄华说，司徒雷登看了此信，不知是何意，希望黄华能往北平去电问一问。

（10）毛泽东亲自掌握着在南京的中美接触（之三）：司徒雷登请陈铭枢将军做中间人，捎信给毛泽东，老谋深算的司徒雷登提出要乘美军飞机前往北平，中央指示，可挂一卧车，派兵护送前来，杜鲁门几经犹豫，否决了司徒雷登的北行报告

1949年6月间——7月1日，南京——北平——华盛顿

司徒雷登家里来了一位上海客人

西康路原美国大使馆的铜铸大门关闭着。院墙外，有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在守卫。

他来到了这里，经过与守卫的解放军战士交涉后，给使馆的门卫递交了名片，等候着通报。在发生解放军进入的事件后，加上美国驻华使馆不被人民政府所承认，这儿已是门虽设而常关，来往进出的人已经不多了。

他60岁了，动作敏捷，精神饱满，尽管戴了副黑框眼镜，穿的是西装，但外人一眼就可判断这是一位有将军气质、经历不凡的军人。在刚刚解放不久的南京街头，与他身后过往的行人相比，他的西装革履还是比较显眼的。

他就是具有原国民党部队上将军衔的陈铭枢先生。

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他可是一个有名的大人物。他曾经是蒋介石的红人，曾两次担任过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的要职，也代理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他是北伐名将，所率领的部队打过很有名的汀泗桥、贺胜桥等胜仗。他主持过著名的淞沪抗战，英勇浴血抗战的十九路军就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后因反蒋而被迫卸职出洋，回国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人民政府。福建事变失败后到了香港，与李济深一起，参与了组织暗杀蒋介石的活动，还给有名的暗杀大王王亚樵提供经费。后来他隐居山野，研究佛学。抗战后期又在抗日民主运动中奋起，在重庆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抗战胜利后，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一起组织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他是民革的创始人之一。民革成立后，他回到上海，在十分复杂、危险的环境中从事秘密策反的第二战线工作。这次解放南京的吴化文军长率领的三十五军，就是他参与策反的国民党九十六军起义过来的。1948年冬至1949年春，他还进行了策反浙江陈仪、湖南程潜的起义工作。

他与司徒雷登是老相识了。司徒当校长筹办燕京大学的时候，他担任炙手可热的京沪卫戍总司令，司徒也找过他，他给司徒推荐过有钱人。最近的来往是去年（1948年）的春天，蒋介石已经遭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厌恶，美国企图在中国扶植“第三势力”、推动“自由主义”运动时，司徒雷登就想起了反蒋的陈铭枢。司徒曾让傅泾波去上海找到他，希望他出面参加，但被他婉言拒绝。这年年底，国民党嫡系主力集团在徐州战场被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包围，靠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在战后中国组建民用航空公司发了财的陈纳德，准备重组飞虎队介入中国内战，企图为国民党部队解围。陈铭枢获知此事，立即找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商量对策，决定由陈出面找司徒雷登设法阻止此事。陈铭枢找到司徒雷登，对其说：“中国大陆的事情，美国就不必再插手了。何况蒋介石已是强弩之末，国民党大势已去，已是无可救药的了，陈纳德何必多此一举哪？再说，你司徒大使也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将来中美建交时，好做个搭桥人。我陈某人到时会出来为你说话的。”

当时陈纳德航空公司的总部就设在上海，曾为被困太原的阎锡山空投物资，已被中共警告，华盛顿当局也担心陈纳德再组织什么“志愿队”介入，导致苏联人也组织“志愿队”介入，这是美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陈铭枢这一说，司徒雷登当然也表示赞同。当时，陈铭枢慨然允诺可以在中共方面为他说话，在司徒雷登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上海解放前，陈铭枢秘密隐居在上海做极为危险的策反工作，难免走漏了风声，成为蒋介石下手令要逮捕的对象。虽然朋友们劝他避居到香港去，他仍然没有中止在上海的秘密工作。上海解放后，他才欣喜地抛头露面，还接到了通知，要他去北平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议的工作，与各方人士共商新中国成立的国家大计。他正在忙于结束手头工作、准备赴北平时，接到了司徒雷登传来的信息，邀他在赴北平之前去南京见面，托他在美国与中共之间传递信息。

新政协筹备会议预定于6月15日左右召开，他就在6月10日从上海乘火车赶到了南京。

司徒雷登听说陈铭枢到了很高兴，亲自到院门口来迎接。

两人一见面就寒暄起来。陈铭枢性格耿直，说话爽快：“听说当兵的都闯进你大使馆里来了？我可在上海亲眼看见他们官兵都睡在洋灰路面上，不入民宅，秋毫无犯。我带兵的时候就没能做到这一点。”

司徒雷登以为他不相信，就说：“他们确实是闯进我的卧室里来呀。”

陈铭枢说：“告诉你，攻南京的这个部队不久前还是国民党军呀，造反过来的，学解放军还没有学到家。”

司徒雷登点着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陈铭枢笑着又说：“现在不是秘密了。不瞒你说，当时我为策反就找过这个军的吴军长谈过几次话哪。”

司徒雷登高兴了：“怪不得可以去北平参加重要会议，可以帮我与中共传话了……”

司徒还向他问了上海的情况，说近日准备去一趟上海。

这天，司徒雷登与陈铭枢一直交谈了整整四个钟头。

在陈铭枢来南京之前，司徒雷登让大使馆工作人员准备了四份内容很长的文件。他在这些文件中回顾了中美关系的历史，谈到了中美贸易，并将国民政府时代的中美条约与中苏条约进行了对比，以此来表明中美关系对中国是非常有利和重要的。他嘱托陈铭枢将这些文件转交给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

除此之外，司徒雷登还请陈铭枢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以下五点意见：

（1）美国认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2）对于行将成立的中共控制的政府，美国所特别关心的是这样两个问题：A、它是确实维护联合国宣言所规定的人权呢，还是采取极权主义或者警察国家的通常做法？B、它是否根据马列主义理论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若是这样，这种立场应当被认为实际上是向世界其他国家宣战。

（3）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使希望保持中美关系的人士感到不安。

（4）在经济关系方面，中共的官方言论似乎妨碍同美国进行贸易。

（5）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但中共应当体会到他和外交使团中其他负责人仍然留在南京这一事实的意义。

这五条意见表明了司徒雷登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恐惧心理，流露出他对中共的蔑视和对中国的救世主观点。他自以为他的这五条意见提得很好，刚柔相济，甚为得体。

中央指示，司徒来北平非我方邀请，不许乘美机来

傅泾波在6月27日为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找了黄华后，第二天，黄华去司徒雷登住处，通知他说：已经得到北平复电，准许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当局领导人晤面事也有可能安排。

司徒雷登从官方渠道证实了中共当局对他北上之行的态度，又惊又喜。中共当局准许他到燕京大学一行，在他看来，是中共当局希望他北上，希望同美国发展关系；他还进一步想象，只要他坚持下去，也许中共会向美国妥协。他头脑有点发热，想借眼前这个机会摆摆

架子，抬高自己的身价。

于是，他又通过傅泾波传话过来，说自己获此消息，极为高兴。但美国国会于7月底即将休会，时间恐怕来不及了；同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很容易引起评论，增加不便。他已决定将此事报告艾奇逊国务卿，由艾奇逊国务卿来拍板定夺。

在谈话当中，傅泾波透露出司徒雷登想要中共方面主动向他发出邀请的企图，并说他担心在没有完全修复的铁路线上旅行，对“一个老弱的人”来说是个负担，想乘坐美军飞机飞往北平。傅说，大使馆武官还有一架双引擎的美军运输机停在南京，过去常用做司徒雷登的专机，等修好了就可以使用。黄华婉言说，飞机北去要穿过好些高射炮阵地，下达适当命令至少要花好几天时间，而且总要冒些风险。

黄华及时将司徒雷登的情况电告中央。

6月30日，经毛泽东审阅后，中共中央就司徒雷登来北平的事给南京市委发来电报，针对司徒雷登希望我方发邀请及欲乘美国军用飞机到北平之事，作出了具体指示：

望告黄华，谨守中央去电原则，即我们系准许司徒雷登去燕大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因此，两事均为司徒雷登所提出，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

司徒及傅如来北平只能挂一卧车，派人护送，不能许其乘美机来平。如司徒雷登借口不乘美机即无法赶回华盛顿，可置之不理。因美国国会闭幕与否，不应予以重视，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

就在这同一天，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长篇文章，明确地指出了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杜鲁门否决了司徒雷登北平之行

司徒雷登在真要实施去北平的计划时，又变得小心谨慎，甚至变得犹豫起来。

他在通过黄华的渠道得知北平当局准许他去之后，就给艾奇逊国务卿致电报告，把去北平之事提交给艾奇逊作最后决定。司徒雷登在报告中先撒了个谎，谎报说中共方面做了邀请，却隐瞒了自己主动与中共联络并私下做好了北上旅行准备的实情，诡称是傅泾波无意中向黄华提起，中共方面显然当回事了，巴不得请他到北平去。

在电报中，司徒雷登用很长的篇幅陈述了他这次北平之行的利弊。此行的积极意义，是使他有机会亲自向毛泽东、周恩来陈述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担忧，对中国前途的希望。通过和中共领导人交换意见，他就可以给华盛顿带回关于中共意图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

司徒雷登还认为，这种接触还可以增进中共党内自由主义分子和反苏分子的力量。简而言之，此行“将是富于想像力的，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表示美国对改变中国的政治趋势持坦率的态度，可能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

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还说，此行也有不利的一面，可能在美国国内引起批评而使国务院为难。而在南京的外交使团中的同行们也可能误解，认为美国使节出尔反尔：先是提出一致对付共产党，现在又率先与它接触，并有可能成为使团团长们以这样那样的借口纷纷前往北平的开端。此时，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而这恰恰又是司徒雷登极不愿看到的。为了抵消这种“消极后果”，司徒雷登还征询国务卿要不要同样做一次广州之行。但他又担心这样两面奔走，会显得美国在擅自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很可能激怒中共，这样又抵消了访问北平的任何成果。

司徒雷登对北平之行的利弊瞻前顾后的分析，使艾奇逊的助手们意见也不一致，弄得艾奇逊也没法最后决定，只好“提交最高一级”决定。杜鲁门总统几经犹豫，最终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司徒雷登在报告中所列举的不利后果，从而行使了否决权。

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宣布了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之后，华盛顿当局感到非常恼火。他们认为，此时如果派人去北平同中共领导人会晤，不仅不会给美国政府捞到什么好处，反而会给人以为美国有求于中共的印象，还会大大提高毛泽东和中共的声望。

7月1日，司徒雷登接到艾奇逊发来的电示：“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7月2日，傅泾波到南京外事处来找黄华说，艾奇逊国务卿来电称，司徒雷登须于7月25日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并决定司徒雷登现在不去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评论。傅泾波还说，司徒回国短暂停留后即返回中国，届时可去北平。

黄华听了，很平静地作了回答：去北平的事情是根据司徒雷登的请求而准许他去燕大访问的，至于去不去，由司徒雷登自己定。

傅泾波又问：司徒雷登返美后怎样保持与中共方面的联络？

黄华告诉说：没办法联络，而且现在考虑不到联络的需要。

司徒雷登得到黄华的回答后，感到灰溜溜的，越想越觉得懊恼，北平之行是去不成了，他自作主张费尽心思去张罗，却落得一个令他自己尴尬的结果。但他还有点不甘心，他还想等一等去北平的陈铭枢即将带回来的消息。

6月24日，一个叫周雨康（译音）的人从北平返回，从陈铭枢那儿带来消息，说黄华是因为他而被派到南京来的，说毛表示他可以作为许多中共党员的老朋友受到欢迎，还说没有瞒着美国人的东西等等。

为此，司徒雷登曾经发电向华盛顿报告说：

我已间接得到陈铭枢的消息，他已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过话，他认为谈话结果完全令人满意。他报告说，他很快会经南京回上海，希望我能推迟原定的返美时间。虽然进一步的分析尚待我直接从陈铭枢那里得到消息才能作出，但我认为，他能如此迅速地见到这两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并得到他们的同意提前返回南方，这本身已很有意义。

因而，7月6日，司徒雷登向艾奇逊报告，他将在7月12日至13日会见由北平返回上海的陈铭枢，并从那里得到毛、周的消息。在同陈会晤后，他将立即返回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