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派专机送章士钊去香港促进国共和谈，成为一个向台湾发出的强大和谈信号，轰动了香港。

（北京—香港，1973年5—7月）

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大陆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已经少得可怜。世界上人们对于中国关起门来搞“文化大革命”惶惑不解。人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席卷一切的红色暴力与无所不在的激烈斗争。“文化大革命”被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被当作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所有的国民党，无论是在大陆的“民革”或是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反动派，都被当作牛鬼蛇神，属于扫荡打倒之列。就是中共内部的几个领袖人物，也被当作国民党在中共党内的代表人物而被打倒。当时，已经很难听到关于国共两党和谈或是和平统一祖国的口号了。

那时候，港澳地区对于“文革”动乱的影响特别敏感。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中旬的一天，一架中国民航的专机从北京飞来，简直是破天荒似的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那时候，在香港有台湾的班机通航，而中国民航尚未开航。这架中国民航专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架在香港降落的中国大陆飞机。这架中国政府派来的专机搭乘的不是中共要员，而是前国共和谈中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的章士钊先生一家人。这件事本身，就成了一个向台湾发出的强大的和谈信号，轰动了香港！章士钊虽说是来“探亲”，探望他在港的第三夫人殷德贞，但在他到达香港的头几天，香港及澳门的中、英文报纸都以极大的篇幅报道了章士钊到港的消息，并且作了种种猜测，绝大部分报刊都评论说章行严（章士钊字行严）此行必带有同台湾和谈使命。

章士钊先生已达九十二岁高龄，他是在专门的医生护士及亲属陪同下，乘着轮椅被人抬下飞机舷梯的。中国古话说“九十不出门”，章老先生绝非权为探视小夫人而来，报界的猜度并没有错，他是肩负着促进国共和谈的使命而来的。

章士钊先生是中国近代、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活了九十二岁，一生经历极为丰富；他是一个跨越了满清、民国与新中国三个时代的历史人物，在思想、政治上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他在武昌求学时，与黄兴同住一室，成为莫逆之交。他在南京的学堂里成为反清学潮的“魁首”。他加入过蔡元培、章太炎的爱国学社，与邹容是同窗好友。他还策划过刺杀路经上海的广西巡抚王之春的暗杀行动，并为此坐过大牢。他曾经编译日本人宫崎寅藏所著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的书《三十三年之梦》。在编译这书时，因一时笔误，将孙先生的真名“孙文”与假名“中山樵”的两个字连缀成文，写做“孙中山”。后来该书出版，这个名字也随着传开，久而久之，竟成了孙先生的正式名字。孙中山的名字是章士钊起的，这真是一则有趣的革命轶事。

章士钊经杨度介绍，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常在一起共议天下大事，十分投机。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以为章士钊必是该会的积极成员，没料到他竟不愿入会。他提倡苦读救国，一生坚持做无党派人士。他的结义兄弟章太炎苦劝其入会，他也不为所动。章太炎知道章士钊对同盟会员吴弱男女士甚为倾慕，乃生出一计，请吴弱男出面动员章士钊入会。不料久久没有结果，吴弱男却通过此番接触成了章士钊的情侣，后来他俩在英国结了婚。据说，孙中山后来谈及此事时，开玩笑地说：“同盟会与章行严的关系，真乃‘赔了夫人又折兵’。”

章士钊赞成过资产阶级代议制，又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他接近过袁世凯，又参加了反袁、讨袁斗争。后来他投靠段祺瑞，推行复古倒退政策，但又设法营救过共产党领袖李大钊。他还曾经出庭为陈独秀辩护，其数千言辩护词，使举座为之震惊，并轰动一时，被上海的大学选为法学系教材。他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也当过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抗战期间，他坚持民族气节，日伪劝诱他加入汪伪政府，遭他严词拒绝。此后，日伪政权对他进行威胁，他乃秘密从上海出走，避难香港，而后来到重庆。他在重庆结识的抗战夫人殷德贞，就是他的第三夫人，亦是他在九十二岁高龄来香港探视的夫人。

章士钊作为学者在学术上的成就是举世共知的。他特别是对逻辑学和柳文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一生从事写作，年既老而不衰，著作极丰，据初步统计，专著二十余部，论文数百篇，诗词近五千首，可谓一大家，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他在北京大学讲授逻辑学，曾轰动一时；据参加旁听的高承元回忆说：“盖海内自有讲学以来，未有之盛也。翌日乃易大教室，可容四五百人，拥挤如故。”

他十三那年，买到湖南永州刻的《柳宗元文集》，从此开始攻读柳文，前后六七十年。一九五九年九月，他应中国人民大学之邀请，到校主讲《柳宗元文选》；这次所编之讲义，即为后来《柳文指要》一书的底稿。晚年，他几乎将自己全部精力投入修改这部《柳文指要》。上下两部将近一百万字的书，在也喜欢柳文的毛泽东关心下，终于在一九七一年出版。一九七二年春，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周恩来总理特别向尼克松介绍了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并赠送一套，作为纪念。

以章士钊如此独特与丰富的资历，作为促进国共两党和谈的代表，是最适合不过的。

章士钊在一九四九年的国共北平和谈中，已经当过代表。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中被迫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宗仁上任后想与中共和谈，找谁从中斡旋呢？想来想去，觉得章士钊是最佳人选。于是，李宗仁委派邵力子到上海请章士钊出面。当邵力子说明来意后，好管“闲事”的章士钊极力表示赞成，并愿为此效力。代表团原定二月八日飞北平，因中共通过新华社广播宣布，拒绝代表团中美国人的走卒甘介侯赴北平，致使代表团未能成行。消息传到南京，李宗仁十分紧张，深怕自己上台后与中共的和谈之门打不开；于是，李宗仁于二月八日亲自赶到上海找章士钊等人，商量解决办法。最后决定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为代表，邵力子以个人资格前往。在征得北平军管会同意后，二月十三日他们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名义飞赴北平。二十二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石家庄接见了他们。毛泽东接见章士钊时，章向毛泽东陈述了李宗仁的愿望。其他代表也分别受到接见。和平之门是打开了，他们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于二十四日离开北平。同年四月一日，解放军渡江前夕，章士钊又作为代表参加了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飞抵北平。经过多次谈判，双方代表在北平达成国内和平协议。后来因为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致使和谈破裂。章士钊至此，对国民党已完全失望，决定不回南京，先去香港。这年五月，他同邵力子联名写信给代总统李宗仁。信中说，中共让步不能算少，而国民党中两派不愿和平，八项诺言说过又不算数。他和邵力子以亲身经历说明中共对和谈是有诚意的。这封信由另一个和谈代表刘斐带到广州，亲手交给李宗仁，促使李宗仁、白崇禧认清人心所向，争取和平解放广西。无奈李宗仁受制于握兵权的白崇禧，未能幡然悔悟，接受劝告。这年六月，他还写信给湖南省主席程潜，劝他起义，和平解放家乡湖南。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继续做促进国共和谈的工作。一九五六年春，中共写了一封关于国共合作的信，由章士钊带去香港交有关人员转蒋介石，促成了蒋介石派宋宜山回大陆参观访问与谈判接触。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他又两次赴香港，拜访来港、在港故旧，为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可惜“文化大革命”把它中断了！

这次章士钊年过九十还不辞辛劳来港，是想在中断了八年之后，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又将架设起新的和平的桥梁。他女儿章含之女士在谈起父亲最后的香港之行时，曾说：“到了最终那几年，父亲常常谈到他见不到国共和谈、祖国统一是他一大遗憾。我感到他一生最后一个愿望是台湾的回归。”

章士钊愿做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因为历史原因，在国民党中有许多故旧，好些国民党头面人物如于右任等是他生前好友；此外，他和毛泽东都是湖南老乡，他和毛泽东在早年就认识，相互之间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关系。

他与毛泽东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初甚至更早。他和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先生是早年在长沙的至交。经杨怀中介绍，他在一九一九年就认识了毛泽东。一九二零年，毛泽东为筹备中共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送一部分同志到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不小的银款。毛泽东到上海找到他，当然没有说成立共产党要经费，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章帮忙。他立即答应，运用自己的影响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最后共筹得两万银元，悉数交给毛泽东。他当然不晓得这笔银款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一部分供一批同志去了欧洲，另一部分拿回湖南去造反闹革命了！当四十三年之后的一九六三年，章含之到中南海给毛泽东教英文，毛泽东想起了这件借款之事，并决定还债。毛泽东对章含之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章含之回家告诉父亲。他听了哈哈大笑：“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

几天之后，毛泽东果然派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此后每年春节都送上两千元。章士钊感到十分不安，要女儿章含之传话给毛泽东说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捐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毛泽东听了传话之后微笑着说：“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呵！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帐是无论如何要还的。”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从延安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毛泽东有一次找章士钊叙谈，问他对当时局势作何分析。他想了片刻，在纸上写下一个“走”字，并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诚恳地向毛泽东谈了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认为蒋介石对和谈并无诚意，正在背后准备内战。他认为，应趁蒋尚未准备就绪，毛泽东应速速离开重庆，防止突变。毛泽东很重视他的这一建议。毛泽东说，章行老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才能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中肯意见。

上海解放的时候，军管会派了四名解放军武装战士轮流二十四小时在章士钊在沪家宅门前守卫值班，以防国民党在上海的残余势力伤害章的家属。为首的那位军人说：“章士钊先生在北平一切都很好，他是毛泽东主席的朋友，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奉命保护章先生在上海的家属。”

章士钊定居北京后，先是住在朋友家里，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后还为他解决了住房问题，让他一家搬进了史家胡同那所带大院的宽敞明亮的住宅，使他有了良好的生活与写作环境。

他同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相交相知，成了共产党真正的挚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非常岁月中，他能够肝胆相照，不顾个人安危，斗胆向毛泽东直书自己的意见。在社会出现了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狂风巨浪时，他感到十分不安，认为运动再这样搞下去，国家要完蛋，民族要遭难，他直言不讳地上书毛泽东：不要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在三四天内就亲笔回了信。全文如下——

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毛泽东三月十日。

在“文化大革命”极为混乱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设法保护了章士钊，还帮助他将那部显然属于“四旧”范畴的《柳文指要》线装书奇迹般地在文革中的一九七一年公开出版。

《柳文指要》的出版，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和安慰。然而喜悦之后，他的生活更加空寂。“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也无事可做。在身边的奚夫人于一九七零年因肺炎去世后，他失去了相依相伴的老伴，内心异常孤独。他又是一个从不虚度年月的人。于是，从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开始，他向身边的人谈了去香港重新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他最后一份力的念头。另外，殷夫人在香港，已阔别九年之久，自然也希望一晤。他要女儿章含之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章含之报告了周总理。

周恩来说：“与台湾方面的对话，行老去是再适合不过了。过去一九六二、一九六四年行老两次赴港，做了大量工作。可惜后来中断了。但是，行老已九十二高龄，恐怕身体已不允许作此长途旅行了。”

当时他头脑虽然异常清晰，只是耳朵聋得厉害，同时因为几年前曾从病床上掉下来造成骨折，以后腿部肌肉萎缩因而行动不便，常要靠轮椅了。章含之也认为父亲虽有为祖国统一尽力的念头但已力不从心。此事一度作罢，他也只是作为遗憾而谈起，述说此生最大的心愿是想看到台湾回归祖国统一。

一九七三年春天，毛泽东在一次会见时突然提到了章行老希望去香港促成国共和谈的事，并问章含之：“行老还有没有这个念头？”

章含之说：“有是有，老人常念叨，不过总理和我都觉得他年龄太大了，恐怕去不了。”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还可以去呢？譬如说派个专机送去？”

章含之在所写《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详细述及了章士钊最后赴香港的情况——

我一时不知如何表态，我确实很怕父亲经不起旅途劳顿，但看来毛主席支持父亲的想法。最后主席请总理考虑个周到的计划，是否可在保证父亲健康的条件下送父亲去香港。此事实际上就按主席意思定下来了。我转告了父亲，他很高兴，说毛主席懂得他的想法。总理和我开始筹备父亲的香港之行。我们心里都很不踏实，毕竟父亲已是九十二岁高龄了，此行会顺利吗？然而，父亲很坚决，主席又支持，我们也只能照办了。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旬，父亲启程赴港。周总理安排了中国民航派一架专机送父亲，随机派了警卫并为父亲配备了北京医院内科张惠芬主任及护士小丁同去。除我和大哥章可外，父亲还带了一个秘书、一名家中女厨工及后来照顾他生活的一个女孩子。

我到达香港后的心情却是复杂的。父亲来港的报界舆论宣传的确证实毛主席和父亲对此次赴港影响的预测是正确的。在中断了八年之后，大陆与台湾之间又将架设新的和平桥梁。然而我对父亲的健康却忧心忡忡。香港五六月份的气候十分闷热，父亲的住所在闹市区一幢楼房的底层，并不太宽敞，也没有花园可以透点新鲜空气。特别是室内的冷气空调，我真怕老人受不了。

父亲到达香港的情绪并不热烈和兴奋。我觉得他出奇地冷静，甚至很严肃，话语都不多。他似乎意识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他是在一场最后的拼搏中使尽自己的最后一点余力。到香港的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殷夫人和我都劝他休息些日子，然而父亲却急不可待。

一周后，我带妞妞离港回京。离行前，父亲单独与我谈了一会儿。他要我转告毛主席和周总理，他很好，正在联系各方关系。此时他在台湾的一些老友和于右任老先生等都已经去世，他说他正在接触其他一些朋友。他要我告诉总理他在香港最多停留三个月就要回北京。他深情地对我说：“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事情办好我就回去，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人也许真有一种第六感觉，会对未来发生的事情有种预感。在我同父亲的三十年相处中，我很少见到他动感情。他是个感情极深邃的人。他的诗作洋溢着强烈的激情而在生活中却极少动情。我在香港寓所辞别父亲时，不知怎么我产生了一种悲哀，对老父亲依依不舍。父亲也是这样，他特别舍不得妞妞，临别前再三抚摸她的手和脸，要她“三个月后来接爷爷！”

冷酷的时间没有给父亲留下三个月的生命。一个半月后，我和妞妞去香港迎回的竟是他的骨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