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派密使宋宜山到大陆摸底，看了宋的报告大为恼火：刚半个月就被赤化了。

（台北—北京，1957年2月—5月）

一九五七年是蒋介石七十岁生日的年头。在一九五六年，经过好几个月的努力，他出版了《苏俄在中国——蒋中正七十概述》一书，连英文版也于一九五六年底在美国出版了。据担任该书英文版译者的沈剑虹说，这本书出的是晚了一些，如果是在一九四九年国民党丢失大陆之后问世，当时美国正在为“是谁丢失了中国”这一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辩，该书可能有多一点的读者。但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这段期间，西方读者对这个问题兴趣已经减退。沈剑虹还说，直到尼克松要秘密打开“中国之门”，西方人才对中国又发生了兴趣。

这本书出版，了却了蒋介石一桩心事。然后，他断断续续在台湾岛上作了一些巡视。经过这几年的艰辛，台湾的局势总算是稳住了，利用朝鲜战争带来的一段喘息期间，改组了国民党和行政机构，美国经济援助也恢复了，政府着力开发经济资源，更重要的是实施了土地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民族工业也得到了发展。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签订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已经生效近两年了，尽管为此与美国还有争执，但他感到已经给大家带来早先几年所缺少的安全感。已经不是“坐以待毙、风雨飘摇”的局面了。

大陆那边去年春天，托章士钊老人捎到香港转给他信件，不是叫他投降，也不像以前称他为“头号战争罪犯”，开展的是和平统一攻势。周恩来也不断在公开场合讲话，呼吁搞国共第三次合作。他从这些事感到，台湾的现实局面，已经不得不使毛泽东冷静的正视。

因而，对从大陆捎来给他的信，没有立即回绝，也没有马上答复，事关重大，他不能不反复考虑。

这封信是为解决台湾问题写来的。中共方面提出了台湾与大陆统一的具体办法：（1）除了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2）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3）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4）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的结尾还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信中用这样的字句，是想告诉他蒋家墓地和住宅均完整无损，并不是像港澳有的报纸说的“蒋氏墓庐已在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的运动中荡然无存”。

据说，蒋介石将这封信反复看了许多遍，每逢再看了，都要独自沉思，不许人打扰。

他终于决定派人到大陆去进行试探性接触。为了留有后路，将来进退自如，他考虑从海外选派人去。为此，他约了在香港负责国民党宣传工作的许孝炎来谈话。许孝炎在香港主持《香港时报》。

一九五七年初的一天，许孝炎如约来到台北市郊的阳明山总统官邸。

蒋介石先递给许孝炎看一本一九五七年一月号新出的香港刊物，上面所发表署名“衣爵”的一篇题为《解决中国问题之途径》的文章，已被用红铅笔划了粗杠杠和大问号。

许孝炎接了过来，迅速扫了一眼。文中直接提出请蒋介石退休，认为这是“解决中国问题之途径”。其实文中的“中国”是指“中华民国”，亦即台湾问题。

文章写道：只要胡适先生登高一呼，提出请蒋退休的要求，“海外华侨必定群起响应，台湾同盟及三军人员受外来的鼓励，必定有所表示，美国友人对于中国人民的一致要求蒋介石退休的运动，势必重视。”

该文还提出一种改革方案，把台湾军队交联合国组成国际警察部队，解散国民代表大会，彻底改组政府，由胡适任总统，蒋廷黻任行政院长，吴国桢任外交部长，孙立人任总参谋长，俞大维任国防部长。新政府的各级组织人选取三三制，即原有官员留用1/3，台湾民选1/3，海外华侨和社会贤达选出1/3。

许孝炎看了说：“太不像话！竟然如此放肆。香港那个地方就是太自由。我离开香港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份东西。”

蒋介石并不显得很激怒：“你回去查一查，是不是我们这里那伙《自由世界》杂志的人化名去香港造舆论。”

许孝炎说：“我一定照办，尽快搞清楚。”

事后很快就查了出来：署名“衣爵”的执笔者并不是台湾的，而是香港的自由主义者褚定民。此人当然是与台湾雷震那伙自由主义者串通一气的。

“今天我找你来还不是为这件事的。”蒋介石对许孝炎说了大陆来信的始末，“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去走一趟，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从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你考虑一下，提出两三个人选来，香港或是南洋的，都可以。”

许孝炎当时经过斟酌，提出了三个人选，请蒋介石圈定一人。这三人是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和立法委员宋宜山。许孝炎说：“这三个都是立法院的，是中央民意机构的代表，身分比较灵活。”

蒋介石听了说：“这三个人都可以，都还靠得住。宋宜山是宋希濂的兄弟，据说来希濂给共产党关在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可以说是去那里探亲，还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当然，童冠贤和陈克文亦可以。他们都在香港？”

许孝炎说：“他们都在香港，联系方便。”

蒋介石说：“首先要本人自愿，你回香港找他们三个都联系一下，我再最后决定派谁去。”

四月份天气是北京最糟糕的，冷风夹着砂子扑面吹来。出门一趟回来，脸面耳根发脚，到处都是沙末。可是，一九五七年的四月，风沙刮得早，也会得早，已经使人觉得暖融融了。

宋宜山从香港经广州乘火车来到北京，特地带了大衣、围巾，准备穿得严严实实的。他一下火车到站台上，晴天，无风，暖和；在站台上迎接他的唐生明，接过他手上的大衣，说：“宜山兄竟然全副武装，害怕给冻坏了！”

“北……”宋宜山尽管事先有所准备，还差一点将北京按国民党老习惯说成北平，“北京的气候想不到也有了变化。”

宋宜山和唐生明是比较熟的。大家都是湖南老乡，在国民党南京政权时代就认识。前几年，在香港也曾在湖南同乡会的活动中常见面，只是交往不深而已。宋宜山在接受任务时，已被告之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将从旁联络，协助对话。

当许孝炎来找他时，说是蒋介石给的任务，他就同意了。童冠贤拒绝接受这一使命；陈克文表示愿意接受。最后许孝炎将宋、陈两人报给蒋介石圈定。蒋介石选中了他。他感到这是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他是蒋介石的学生，自从南京中央党校毕业后，被蒋介石选派往英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中央党部工作，曾出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的关键职务，担任过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大陆撤退后，他留在香港，仍挂着台湾方面立法委员的头衔。他觉得自己是受过蒋介石栽培的人，现在是报效的时候。他自己也抱着回大陆看一看的好奇心理，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住在香港的这些年头，听闻不少有关大陆的消息。中共左派的报纸就说大陆这几年怎么怎么好。另外的报纸和消息又说民不聊生，食不果腹，地主资本家挨共产，国民党的人挨抓、挨关、挨镇压，还说老人、妇女、亲属都受牵连不放过。可是，从他进入深圳开始，看到的农民脸上红扑扑，有笑容，有衣穿，面无饥色。深圳到广州，一路看到田里正热气腾腾插秧；广州街头，商店摆满货，熙熙攘攘，甚是繁华，比大陆撤退前那几年广州街头的景象，真是有天壤之别。

唐生明陪他到新侨饭店，安顿住下后，告诉他说：“这两天，周恩来总理要请你吃一顿饭。至于具体的问题，则由统战部的部长李维汉先生出面跟你商谈。李部长亦是湖南老乡。”

宋宜山望着唐生明，欲言又止，终于开了口：“生明兄，我想问一句老乡的话，我难得来一次，我探望我胞弟希濂，不会有困难吧？”

唐生明说，“我看不成问题。”

宋宜山半信半疑：“是吗？”

唐生明说：“你不是说来探亲的吗，共产党让你来探亲，怎么会不给见面呢？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周总理提出来。”

宋宜山在饭店里休息了两天，不敢轻易出门，等着与周恩来见面。

第三天，唐生明陪同他来到北京有名的东兴楼饭庄用膳。周恩来见了他，说：“宋先生，欢迎你来北京，我特地让生明兄来接待，他和你是老乡，前几年在香港又见过面，他跟我们做朋友的历史已经不短了。”

宋宜山说：“抗战时期，生明兄忍受了误会与委屈，执行‘特殊任务’打到汪精卫汉奸政府里去，为国家与民族做了许多工作，不但蒋先生与国人赞赏，连我也十分敬仰。”

周恩来笑说：“我们共产党人也忘不了他。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受挫，我们党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生明兄的同情与支持。我们举行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得到了他给予枪支、弹药和物资的支援，一些伤员也得到他的营救和保护。”

宋宜山第一次听说唐生明的这些旧事，流露出一点惊奇，联系起一九四九年唐生明辅佐程潜在湖南投向毛泽东，就不觉得奇怪了。一九五零年，唐生明曾去香港做生意，一九五六年才又从香港回到北京，在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宋宜山说：“生明兄的经历真是丰富多采的。”

周恩来对宋宜山说：“宋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今年该是你希濂老弟过五十岁的生日。”

宋宜山手拍额头：“哟，周先生记忆力真好。你不提起，连我这个当兄长的都想不起。”

周恩来说：“希濂兄是黄埔一期嘛！他跟你们的湖南老乡陈赓一起在长沙应考合格后，绕了一大弯，经武汉、上海来到广州的。抗战时期，他在大别山和滇西通惠桥，重创日军，立下了卓著战功，人民都不会忘记的。”

宋宜山听了十分感动：“周先生，我想……”

周恩来接口说：“五十岁是人生的大日子，你来看他正是时候。”

宋宜山受了触动：“感谢周先生关心。”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总的来说，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抗战胜利在重庆谈判的时候，蒋先生说过，大革命的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我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的。具体的问题，李维汉先生跟你商谈。”

由于宋宜山只是奉命来了解共产党方面对于台湾问题及国共合作的意图，没有带来台湾当局的具体意见。中共方面由李维汉等向宋宜山提出下列几点：

1.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2.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

3.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

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不容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宋宜山在北京过得很愉快。他不仅与中共的代表进行了商谈，还去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访了胞弟宋希濂。宋希濂告诉他，有希望说他们不久就可以特赦出来了。

主人还让唐生明等陪同他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四季青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游览了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当时，反右斗争尚未展开，大陆正广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加上号召和平统一祖国，经济建设热气腾腾，整个政治气氛和社会面貌，显得很有生气和活力，给宋宜山以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印象。

宋宜山在北京停留了两个礼拜，于五月间回到香港。他根据此次大陆之行的印象，如实地写了一份约有一万五千多字的书面报告。根据他对蒋介石的了解，估计蒋看了报告不会有高兴的结果，但他觉得还是直言禀报为好，不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他将报告交许孝炎转呈蒋介石。这份报告，记述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详情，记录了中共的提议，还叙述了自己沿途及在北京的各种见闻，把共产党治理下的新中国写得很有一番新气象。他还在报告中说，我以为，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响应。大陆从工厂到农村，所到之处，但见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民众安居乐业，与中共鱼水相依。以前提的“反共复国”，似已无望。

报告送到台北，蒋介石一看叫自己成为地方自治区便火冒三丈，越看就越生气。据说不等看完，就把报告往桌上一摔，说：“他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好，半个月就被赤化了！”吩咐许孝炎：告诉宋宜山，不必回台湾了，就留在香港算了，以免影响他人。将立法委员的薪饷每月寄给他。

一九七二年，宋宜山与另外三个立法委员在香港参加了章士刽逝世的追悼会，国民党台湾当局便以“附共”的罪名，宣布撤消他的立法委员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