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北平之行夭折，毛泽东要一边倒，并考虑渡海作战解放台湾。

（北平，1949年7月）

一九四九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里程碑式的历史转折；对于毛泽东或是蒋介石，也是非同寻常的命运转折。蒋介石从南京政权的总统变成了解放军追剿的“战犯”与“蒋匪”，给赶到台湾岛上去了。毛泽东从被国民党称为西北荒原上的“匪酋”，堂堂皇皇地进入了明清皇帝定居的北平紫禁城。

毛泽东是穿着打补丁的棉布衣进城的，很清醒，能自律，喜欢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书，该书讲的是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如何骄傲又如何失败的。他号召全党都看这本书。那时，周恩来、叶剑英请他住进中南海或紫禁城。他不愿搬进去，他忌讳封建皇帝住过的地方。后来问题提到了政治局讨论，他终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意见搬进了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这一年七月，真可以说是难忘的一九四九的最关键的一个月。毛泽东是在这个月，从进北平后暂住的香山双清别墅，搬进中南海里去的。影响新中国命运的好几件大事，也是在这个时期最后决定的。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最后明确为“一边倒”三个字的。

还在这一年二月上旬，即将进京城的毛泽东曾在华北平原那个叫西柏坡的小村子里，对斯大林派来的米高扬，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当时担任翻译的师哲，曾作了真实的记录——

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统统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我想，打扫干净，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门，这，也是一种礼貌，不好么？！

我们的屋里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的屋子里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啦。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

在毛泽东对米高扬的谈话中，已经有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另起炉灶”两层意思，“一边倒”的问题尚未明确。

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西柏坡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时，就进一步指出，不急于解决帝国主义承认的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一直抱着敌视中国的态度，他们决不会很快改变立场。只要他们顽固一天，就一天不给他们合法地位。毛泽东还说，旧中国长期为帝国主义控制，应该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势力和影响以后，再与帝国主义建交，这样对防止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捣乱有好处。

在毛泽东不急子要帝国主义承认时，历史横生出一支颇有意思的插曲来。作为美国在华的代表人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主动要求与中共接触。

四月二十三日午夜，解放军攻下南京古城。二十四日天亮以后，南京市民拥上街头欢迎解放军进城。在市民迎接的车队里，有一辆由司徒雷登派出的吉普车，正在山西路等候。当第三野战军八兵团第三十五军一零三师侦察科长沈鸿毅带领的入城先头部队到达时，司机主动将吉普车开上前去招呼迎接。沈鸿毅不明究竟，在寒喧中匆忙地登上了吉普车。开车的美国人便以熟练的汉语对沈说：“我是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请阁下到大使馆谈一谈。”这位侦察科长面对美国人的突然邀请顿时感到紧张。由于他没有接到与任何外国人联络的使命，职业的敏感使他作了个外交词令般的答复：“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美国大使馆，我们只承认你们是居住在南京的侨民。”这个美国司机悻悻地碰了钉子，没有能完成司徒雷登交付的任务。沈鸿毅指定了一个地点要求停车，然后下车走了。

当时南京城里，出现了没有料到的现象，颇使当时南京军管会的负责人费解：苏联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但驻华大使罗申却追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了；与共产党为敌的美国驻华使馆却按司徒雷登大使的指示，继续留在南京没有动。英、法等西方国家的使馆见美国人不搬走，也留下来以观其变。

精通英语的燕京大学毕业生黄华很快被周恩来把他从天津调来南京担任军管会外事处主任。司徒雷登担任过多年燕京大学校长，黄华是他的学生。周恩来对黄华说，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据记载，当年五六月间，黄华与司徒雷登有过三次接触。俩人见面两次以后，六月八日，司徒通过其秘书傅泾波向黄华提出，按惯例他作为老校长想去北平参加这年燕京大学毕业典礼，并想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黄华乃将司徒雷登的要求向北平作了汇报。北平方面考虑还是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于是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奇韦往南京去信邀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据说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司徒雷登都要回燕大过生日。）六月二十八日，黄华第三次会见司徒雷登，面告他已获北平来电，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北平当局晤面之事亦有可能。在此之前，司徒已经收到了陆奇韦校长的英文信，信中说司徒先生如要求来北平、可望获得当局同意，并转达了周恩来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

事后发表的司徒雷登日记，披露了他已经为北平之行作了事先的准备。例如，他已经通知了在北平的友人他可能最近前往。

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未能实现。八月二日，他离南京飞回美国去了。

这件往事，近些年来颇引起人们的兴趣。若干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提出，倘若司徒雷登真能成行，中美当代关系史可能重写，两国之间于一九四九年后的交恶或可避免；因此，可徒大使那次未能会北平，造成美国另一次“在中国失掉机会”来建立两者关系，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鉴于一九四九年国际环境中两大阵营的对垒，以及无论美国与中国都受到国内政治的束缚，纵然司徒大使能够到北平会见中共领导人，也不会获得实质性的结果。

因此，“在中国失掉机会”之说乃无根据的臆测。

司徒雷登当时北平之行为什么没有成行。据后来解密的美国档案披露，在黄华六月二十八日通知以后两天，司徒报告美国国务院，报告他拟进行的北平之行，并分析了此行的利与弊。利的方面，可以藉会晤中共负责人获得有关中共意向的最权威消息，及有可能影响中共不要倾向苏联。司徒指出的有弊害的后果，是会使国务院在国内批评中处境尴尬，美国的西方盟国对此率先破坏反共联合阵线的做法不满；还考虑到此行可能提高中共与毛泽东在中国及国际间的声望。为了抵消这些后果，司徒提及也作一次相似的广州之行；但是，他担心这种双重努力看起来可能像是干涉中国内政，而会激怒中共。司徒请求美国务院早日给予指示。司徒的报告使美国国务院中主管远东事务的官员们意见冲突，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只好将矛盾上交。据国务卿艾奇逊的说法，将这个问题呈交“最高当局”，而最高当局决定不让司徒成行，主要由于怕招致国内的不良反应。七月一日，国务院当即将此决定电告司徒大使。

司徒雷登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称他要进行的北平之行“将富创新性，大胆显示美国对中国变换中的政治趋势，怀抱无偏见的态度，可能对将来中美关系具有利效果。”他是想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施加影响，促使中国与苏联分手，至少在苏美之间能像南斯拉夫一样中立。用黄华的话来说，他这是“一厢情愿”。

就在黄华通知他可以去北平的六月二十人日以前，有史料表明，毛泽东对于新中国外交“一边倒”的政策，已经形成。还在这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全部迁到北平，并进驻香山之后没几天，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中长铁路苏方负责人柯瓦廖夫奉斯大林之命，从东北来到北平，也搬进香山住。当时，柯瓦廖夫是在北平的苏联人中职务最高的政府官员。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已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去了，只在北平留下了领事齐赫文。当时还有一个苏军情报组在北平。柯瓦廖夫就是使用苏军情报组的电台向斯大林报告情况。在香山期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多次接见柯瓦廖夫。毛泽东与柯瓦廖夫谈话的次数最多。随着解放军渡江后形势的迅速发展，五月间，毛泽东决定派刘少奇带领一个代表团秘密访苏，去见斯大林。毛泽东本人早在一年前的四五月间考虑过亲自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当时还认真做了准备，制作新衣，还选好了路线：由阜平到绥远，转乘飞机去莫斯科。因为与蒋介右的大决战就要开始，加上赴苏路途遥远，困难重重；斯大林曾回了电报给毛泽东说：你是统帅，不便离开，我可以派政治局的人去。于是，毛泽东终于未能成行。

派刘少奇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取得当时还和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理解，以及所迫切需要的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毛泽东相信，斯大林虽然会是最后一个抛弃蒋介石的，但他将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从孙中山的遗嘱中领会了这位先驱者的痛苦：孙中山一生革命四十年，曾经无数次向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呼吁过援助，而只有苏联伸出了手来。就在七月一日刘少奇即将启程秘密访苏的前一天，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

在这个时候，就是司徒雷登能来北平，与周恩来甚至毛泽东见面，也是改变不了当时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的，当时历史的大背景就是这样制约着现实，也没有什么奇怪。再说，毛泽东与美国人打过交道，有过教训。

抗战后期，还是在延安窑洞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很积极地表示过愿意与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交朋友。据美国的史料说，毛泽东曾经从延安往华盛顿发过电报，表示愿意访问美国。毛泽东也曾经热诚地接待过罗斯福总统的代表赫尔利先生，并从和平解决国共问题的真诚心愿出发，基本同意了赫尔利先生提出的《五点协议草案》。但是，赫尔利飞回重庆之后，秉蒋介石吃掉中共的意旨，转了舵，改变了主意，背叛了他在延安所说的话。

这一年七月，毛泽东在宣布倒向苏联并派刘少奇去莫斯科的同时，已经将目光注视到了海峡对岸的台湾岛。从标志着解放军从此走向胜利的济南战役，到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这摧枯拉朽的胜利在军事上来说都是陆军的胜利。

在七月的一天，刚刚搬进菊香书屋时，毛泽东曾经突然考问身边一个工作人员：

“从台湾到大陆的海面，最近的距离是多少公里？”

这位同志当场未能立即回答，脸红了，当晚找查了准确资料，即告诉毛泽东：

“福建省离台湾最近的海面有整整一百三十公里。”

渡江战役结束后，鉴于蒋介石的大本营已迁到台湾，因而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与研究下一步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问题。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迅速建立一支近期可以使用的空军；二是扫清屏护台湾的外围，进军福建，占领攻台出发阵地。

从东南水乡的江河及沿海作战的需要考虑，自一九四九年五月大军刚刚渡过长江，中共中央军委即决定由第三野战军部队单独经营东南地区。渡江战役前夕，三野的司令陈毅曾向中央提出：二野部队自挺进大别山后搞得很苦，是否在渡江后由二野占领并经营富庶的江浙和整个东南地区，三野部队在完成渡江战役后再担负进军大西南的任务。毛泽东不但没有同意，还曾个别征求过陈毅的意见：你还要担任上海市市长，如何？

当时，考虑到第三野战军的前身大部分是由原红军江南游击队改编成的新四军，对在南方水乡地带作战比较熟悉。而第二野战军的前身则是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过去长期活动在川陕、晋冀鲁豫和中原地区，还是由三野经营东南比较有利。在当时解放军的四个野战军中，三野确实是实施江河作战经验最多的部队。可是，紧接着的渡海作战与渡江作战有着极大的区别，所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了军委首脑的预想。

七月间，毛泽东根据今后渡海作战的新考虑，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要特别强调突击建设空军。七月十日，毛泽东专为此事写信给周恩来，提出了渡海攻台湾和建立空军的设想：

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六个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支攻击部队……

当时，中共的中央军委在北平已有一个军委航空局，是在中共领导机关迁入北平后的第五天，也就是三月三十日成立的，航空局由常乾坤担任局长，王弼担任政治委员，在灯市口同福夹道七号办公。

七月十日毛泽东写情给当时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提出建立空军的问题以后，军委立即行动，当即在第二天（七月十一日）召见当时正在北平的刘亚楼，刘亚楼是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军委向刘亚楼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迅速建立空军的指示，说了组建空军的设想，并责成刘亚楼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名单及空军领导机关组成的建议。刘亚楼提议，空军领导机关由四野的十四兵团机关再加上原航空局所辖人员组成，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七月上旬，秘密去苏联访问的刘少奇在同斯大林见面时，也通报说，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须待明年占领，刘少奇在苏联一直逗留到当年八月下旬才回国。刘少奇在莫斯科一共同斯大林会面六次。在此期间，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致电在莫斯科的刘少奇，要他向斯大林提出中国空军建设问题，次日，刘少奇即向斯大林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提出希望购买二百架左右的作战飞机并请代训飞行员。斯大林表示完全同意，只是说航校不必设在苏联，可以由苏联派人到中国帮助开办。斯大林还说，中国现在建立空军已经晚了，如早一年，空军便可参加解放中国南部的战役。其实，早在日本投降后中共就在东北筹建空军，在通化办了航校。只因当时解放区条件极为困难，苏联又未提供航空技术和物质援助，连教官也不是苏联的，而是留用关东军的日伪人员，也有国民党起义人员。不过，斯大林的表态，毕竟使得解放军空军建设得到了基本的物质保证。

斯大林同意帮助中国建立空军的消息传来，北平的中央军委马上要求预定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迅速组织人员研究空军建设规模问题。军委航空局于六月三十一日至八月八日在北平召开第一次航空工作会议。开会前，经研究，提出了一个比毛泽东原设想更大的建设规划，准备通过向苏联购买作战飞机和突击培训飞行员，在一年内组建一支拥有300—350架作战飞机（其中战斗机与轰炸机的比例为2：1）的空军部队，要比国民党空军略占优势，以便在渡海作战时能夺取制空权。这一更大胆的方案当即于七月三十一日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并同意刘亚楼立即带随员于八月上旬赶赴苏联，同苏联方面商谈空军建设的具体事宜。

在加速建设空军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注意了海军的建设。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军将红旗插上南京国民党政府总统府门楼上的这一天，中共的第一支海军——华东军区海军宣告成立，由原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接收国民党起义、投诚舰艇的基础上着手组建工作。海军建设的周期比空军还要长，相比之下，更加困难。空军建设从一九四六年开办通化东北老航校时就已经起步，而海军建设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还完全是空白。自一九四九年春，蒋介石将大本营迁往台湾，最害怕的就是中共的军队拥有海上作战能力。所以，一旦出现蒋军舰艇起义投诚，蒋介石即下令出动空军对其轰炸。具有五千二百七十吨位的巡洋舰“重庆”号，是国民党海军最大的舰只；“重庆”号于一九四九年二月起义，马上遭到国民党空军不停的追踪轰炸，负伤后被迫在葫芦岛码头自沉以保全舰体。以后国民党海军有多艘舰艇起义，结果也多是被炸沉或是自沉。没有制空权，海军建设难以开展，保存下来的厩只也无法出海作战。空军建设确实成为进行渡海攻台作战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未有自己的空军海军配合的情况下，胜利渡过长江的第三野战军，已按中央军委的要求提前着手经营东南各省，解放上海的作战尚未结束，三野的部队遵照毛泽东“迅速准备提早入闽”的指示而进军福建，为渡海攻台作战扫清台湾外围屏障，占领渡海出发阵地。三野的陆军部队利用民船和步兵武器进行渡海登陆作战，不得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成为解放军战史上极为悲壮而惨痛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