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莫斯科，共产国际已被蒋介石的叛变，弄得有些慌乱失计了。

4月15日《真理报》上一篇题为《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的文章说：“当然，中国共产党并不希望加速事变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任务，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中尽可能地利用资产阶级。党的战略路线是，在聚集足够的力量以前，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组织获得巩固以前，避免同资产阶级开战。现在斗争来临了。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对革命发动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中国共产党将帮助国民党驱逐民族解放事业的反革命叛徒和内奸，并将继续进行改造国民党的工作，使之成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群众性组织。”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莫斯科共产党人还在坚持他们理论上和策略上的正确性；同时也显示出他们对国民党左派的革命性寄以轻率的信赖，而对自己影响国民党左派行为的能力作了纯属天真的估计。

5月中旬，莫斯科又召开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讨论中国问题。托洛茨基激烈地抨击斯大林中国政策的“不成功”，说斯大林“完全虚伪的论文，事实上被宣布为是不可侵犯的，但是中国革命毕竟不能被塞进瓶子，贴上封条。”

托洛茨基宣称：“共产党同真正革命的国民党之间的联盟不但必须保持，而且必须在群众性的苏维埃基础上加以扩大和加深。”

斯大林早已感觉到托洛茨基是个一不做二不休、善于耍手腕的斗士，他立即反唇相讥：“我将尽可能在论战中排除个人的成分。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对联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个别委员的个人攻击是不值一谈的。看来，托洛茨基同志想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把自己扮成一个英雄，使执委会把讨论战争危险、中国革命等等问题变成一个讨论托洛茨基的问题。”

斯大林接着又说，“我想，托洛茨基同志是不值得予以这样大的注意的（从座位上发出喊声：“对！”），况且，与其说他像个英雄，不如说像个演员，把演员和英雄混为一谈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这样一些被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揭穿了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人，痛骂布尔什维克，这对布哈林或斯大林并不是什么侮辱，这一点我就不讲了。相反地，要是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这种半孟什维克赞扬我而 不骂我，那对我倒是最大的侮辱。”

可以想见，在失去冷静的双方的对攻中， 如何能对中国问题做出精确的判断和对策。辩论者往往按照自己的语言逻辑，为了和对方针锋相对，而使自己偏激。

斯大林反问道：“现在的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呢？不是。但是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

托洛茨基看问题则完全不同。他认为武汉是“空架子”，而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对于左派国民党现在代表什么问题，托洛茨基回答说：“暂时还不代表什么，或几乎不代表什么。”

斯大林认为，只有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近完全胜利的时候，到了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显露出过渡到无产险级革命的道路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就必须成立当做两种政权的要素、当做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当做新 政权即苏维埃政权的机关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托洛茨基自然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他在第二次发言中反驳斯大林：“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政策承担责任，正如他多次要为蒋介石的前‘国民政府’的政策承担责任一样。反对派同这种政策没有共同点。我们不想为武汉政府 的政策及国民党的领导承担丝毫责任。”

他的设想是，只有通过农民和士兵的苏维埃才能把大部分蒋介石的士兵争取过来。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建立这种苏维埃，并杀掉那些决意反对苏维埃的将军、官僚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斯大林很少举起烟斗来帮助他的讲话，但此时他的烟斗在面前划了一个圆：“空谈，完全是空谈！”

就在这段时间，武汉的形势越来越险恶。

5月17日，驻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趁武汉主力军队第二次北伐河南之机叛变，进攻武汉抵达距武昌仅40里的纸坊，被叶挺部队击退。

5月21日，驻长沙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叛变，一夜间搜捕共产党工农群众 3000余人，杀百人。

中共湖南省委决定30日发动长沙附近10万农军， 围攻许克祥。

鲍罗廷本来脾气就大，遇上这样的事，便不住地拍桌子跺脚： “一切错误来源于工农运动过火，领导湖南农运的不是地痞就是哥老会！”

于是陈独秀下令取消了进攻长沙的计划。毛泽东也被调离湖南，到武汉任农民协会会长。

5月30日，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的浏阳农民军，孤军进攻长沙，失败了。

汪精卫见到陈独秀时，话里有话：“不是说有10万大军吗，怎么连许克祥一个团也打不赢？”

陈独秀气得直瞪眼，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