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游击木兰
廖荣坤施妙计;陈再道背光洋。
吴焕先冒充风水先生筹款,“何道士”烧房潜入“铲共团”。
吴光浩率部东进黄冈。袭击长岭,攻占罗家岗。敌十二军迅即调兵三千围攻木兰山。
失败算什么,我们骨头硬。周大娘献子救出王树声,王秀松率游击队消灭“老子”王建禄。
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吴光浩时刻都在警惕着茫茫夜色中的风吹草动。虽然这次行动可谓迅速,而且做了最大限度的保密工作,连家人都不得告知鄂东军的去向。可他还是放心不下,前面派了尖兵,甚至两翼都放了游动人员与队伍一并前行,即便这样,还是小心谨慎,高度警惕。稍有风吹草动,便停止前行。
按说72人的队伍目标并不是太大,且是深冬的风高夜黑时节。可是,每往前走一步,吴光浩就觉得自己的压力增加一分。这绝不只是一支72人的队伍,在它的背后,至少有48万黄麻人民的期盼和希望。多少次的浴血奋战,多少次的死里逃生,如今就剩下了这72个人马!
进七里坪,越黄安城,过桃花镇。而每经过一个“中心区域”,吴光浩的感情都是十分的复杂。这都是些闹得最红的地区,如今却都处于令人窒息的恐怖之中。“铲共团”,“清民团”,土豪劣绅的大小喽啰及其教导师的任何一个敌人,都有可能在意想不到的一刻,接近并发现他们的人马。可是,这些地方原本是他们自己的天下。“铜锣一响,四十八万”!进占七里坪,攻占黄安城。一次又一次的暴动,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打得魏益三的第三十军落花流水,进入黄麻如同进入泥潭;杀得土豪劣绅四处逃窜,见了农友都得躲着走。如今,却只剩下72号人马。还得躲躲闪闪,生怕狭路相逢!
不过,吴光浩的信心却是坚定的。之所以放弃北上大别山的想法,而一下就“钟情”于木兰山,他是有他的想法的。除了公开提出的那些理由之外,吴光浩心里其实还有个不想说出口的秘密,木兰山是个“养”兵的好地方。险恶的环境自不必说,每走一步路,都能锻炼战士的毅力和勇气。更重要的,还是便于出击,利于发展。做梦,他都想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就像叶挺的独立团那样。而之所以这样想,正是因为残酷的现实,使他越来越相信毛泽东的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者要成功,就必须有自己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队伍。别说魏益三的第三十军、任应歧的第十二军,就是各个军阀实力,乃至日益盛强起来的蒋介石,也都不在话下。只有这样,才能打倒、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否则,革命就只能是空想,甚至于做梦。
可是,我能做到吗?我能把这72人的鄂东军发展成一支“铁军”吗?
一定能!否则,我就不当这个副司令。而一想到副司令几个字,不由自主,吴光浩就又想起了潘忠汝。忠汝当是一员大将的,如今却只能由我和克敏带领大家把“长剑”舞上木兰山了。放心吧,忠汝,等到天地日月重开时,我会告慰您的在天之灵的!
“前边有敌人。”
“后面好像也有尾巴。”吴光浩稍一走神,前、后就都有了情况。
“停止前进。”吴光浩下了命令,接着便上前向尖兵了解情况:“大概有多少人马?”
“约有二百来人,各大路、小道,甚至山岔口都有人在把守,是不是……”
“不可能。不会这么快就把消息透出去。”尖兵刚想说是不是走漏了风声,吴光浩一下就否定了。
“不过,后面倒是有可能。”说着,他就问报告情况的战士:“后面有多少人马?”
“不太清楚,脚步倒是挺急。过桃花的时候还听不到动静,现在有了,越来越近。”
“怎么办?”戴克敏忙在一旁问。
“就地隐蔽看来不是办法,”汪奠川也在一旁说:“天都快亮了”
“是。”抬头看看天色,吴光浩就自言自语道:“现在是在高桥区,虽然快到木兰山了,可没两个小时上不了山。而两个小时一过,天就大亮了。荣坤——”想着想着,看了看四周离得最近的村寨,吴光浩却突然点了廖荣坤的名。
“有事吗?”廖荣坤一步上前。
“这样,现在前后都发现了敌人。是不是冲我们来的,不清楚。不过,我们得想办法躲一躲。这里肯定不行,天马上就要亮了。要躲,我们就得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明白。”
吴光浩一说,廖荣坤马上就明白过来了。还不等其它人明白是怎么回事,廖荣坤就地就抖开了他随身携带的一个包袱。打开一看,众人才明白了几分。包袱里裹的是一套国民党第十二军任应歧部的上尉军官的衣服。
“没办法,只能出如此下策。到土劣家里去躲一躲,你们说怎么样?”
廖荣坤穿上了国民党的上尉军装,吴光浩才向大家说明了他的想法。
“也只能如此了。算是老天长眼,好好的吃他一顿,然后再解决几个,也就是我们敬‘山神爷’的‘见面礼。’”
说着,曹学楷就冲着大家笑了笑:“对不对?”
“对,再沾一次腥气,光浩又可多活一个星期。”戴克敏又想起了王秀松的玩笑。
但不等大家都笑个够,吴光浩就急急地下了前进的命令:“立即出发!”一声命令,队伍改变了方向。不是向前而是随着廖荣坤,斜插进一片山坡下的稻田里。
不一会儿,队伍就接近了一家高门大户。这时天色尚未大亮,廖荣坤却向吴光浩眨了眨眼睛,又朝大队人马摆了摆手,示意部队停止前进,接着,便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高门大户门口,“哐哐哐”,举手就把门敲得山响。门这一响,村子里的狗便惊动了。东一声,西一声,三声两声就叫成了一片。
“哐哐哐,哐哐哐”,半天没有人应,廖荣坤就又不耐烦地敲了几下。
“妈的,死人啦?敲什么敲?”院子里这才有了拖拖啦啦的动静,传出叫骂声之后,又是虚张声势的拉枪栓声。
“哐哐哐”——“他妈的快开门。”廖荣坤连敲带喊,说的却是一口地道的河南话:“快开门,人死光了吗?”
“开门干什么?找死啊?”应声的也不示弱,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就“哗啦哗啦”地开了门。但等门一拉开,见是个仪表堂堂的上尉军官,手里提着杆长枪的家丁便惊呆了。半天才说:“啊——啊,长官驾到,有失远迎,有失……”
“少他妈啰嗦,快给老总们搞牛肉白面吃!”廖荣坤却一下打断了他的话,侉里侉气地给他下命令。
“好的好的……”那家伙一面点头哈腰,一面就把廖荣坤往院子里迎。刚一转过身,就冲着院子大喊:“老爷快起来,任老爷的河南军(任应歧的十二军)到了——”
“啊?”应着家丁的叫声,上房就很响地传来了一声高兴的惊呼。接着一阵响动,一个老爷模样的人物就扣着长袍的扣子跑了出来。一见廖荣坤,丢下没扣的扣子不管,双手就忙作揖道:“大军驾到,有失远迎。请,请,快请!”
廖荣坤也不客气,一步就跨进了他的上房。但却不坐,四下打量了一下之后,边脱手套边高声说:“别的都不要了,快弄些牛肉白面给老总们吃!”
“老总们人呢?快请到屋里,快。”说着,老爷模样的人就指使提枪的家丁:“快请老总们到屋里。”
“慢。”廖荣坤却把手一挥。
“怎么?”老爷一下莫名其妙。
“噢,是这样。”廖荣坤这才矜持地说:“老总们经此地是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今日打道贵府,牛肉白面其实是小事,主要呢,还是休息。啊,休息。也就是说,得保密,严格保密。”说着,廖荣坤还把脖子一伸,向急忙递过来的老爷的耳朵边一凑,神秘兮兮地压着嗓门说:“只许我们的人知道,千万别让那些穷光蛋们知道。”说到这儿,才又挺直身子说:“要是走漏半点风声,本官可就要得罪了。”
“哪里哪里。没问题,没得一点问题。老总们能光临寒舍,还不是敝人的荣幸。快坐,先用些茶水噢,快请老总去呀,快,老子以为你早就去了呢。”说着说着,老爷就指使家丁去叫“老总”。眼看家丁一颠一颠地出门了,这才又回过头来对廖荣坤说:“待会儿敝人马上就去通知自己人。今日我作东,酒水要是侍候不到,老总你就开罪我好了。”
这边说着话,那边吴光浩就带着队伍进门了。
这时,地主老爷家的男女老少也都起床了。一见院子里“呼啦啦”涌进来这么多兵,就又惊又喜地“喳喳”个不停。
“哟,瞧那军官,多神气!”
“什么呀,怎么都是破破烂烂的,这是哪门子队伍。不会是泥腿子的自卫队吧?”
“傻,你可真是傻。人家这是便衣队。你瞧,瞧那当官的要给他们训话了。”
顺着两个女人的眼光,廖荣坤果然大大咧咧地站在队伍面前,神灵活现地“训”着话:“弟兄们都给我听着,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休息。一不准乱跑,二不准吵闹,三不准随随便便和东家扯闲淡。另外,还得加强警戒,上门哨,只许进,不许出。谁要走漏风声,可别怪本官不留情面……”说着,他的眼神就不自觉地看着吴光浩,见吴光浩表示赞同地点了点头,他才大声地喊了一句:“解散”。
“贵军果然是纪律严明,了不得,了不得啊。有这样的队伍,还愁穷鬼们闹他娘的什么革命!”
眼见“解散”了的队伍悄无声息地进了已经准备停当的西厢房,地主老爷就又凑到廖荣坤跟前,好听的说了一大堆,末了又用讨好的口吻说:“现在要不要请些体面人物,待会儿也好陪老总们用膳?”
廖荣坤本来是不想招惹太多的人,人多嘴杂,说不准哪个“老爷”就会多嘴多舌。转眼又一想,何不就此将他们都招来,吃过饭后一并解决呢?这么一想,他就转身对地主老爷说:“本来是不想劳众人的大驾的,弟兄们星夜驰奔,也确实有些困乏。不过,既然您有这份心情,面子嘛,还是要给的。你说呢?”
“是,是!前些天有老总途经此地,众乡亲也都是款待热情。只因本家进了趟省城,回来后呢,就落了好些话柄。今日老总您肯开恩,我善……”
但见这家伙又是没完没了,廖荣坤就极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去吧,去吧!但有一点,军中无戏言,刚才你也听到了我宣布的纪律,只准进,不准出。呶,这门口也上了双岗,告诉他们,可不能和我的手下开玩笑!去吧。”说着,廖荣坤头也不回,就急急忙忙地进了西厢房。这西厢房原来也不知是派什么用场的,这会儿,五间大房却被鄂东军的72号人马挤得满满的。
“怎么样,能不能呆下去?”一进门,廖荣坤就冲吴光浩的里屋走了过去。
“还行。先就这么呆着,待会儿吃饭时,再一个一个收拾。”吴光浩赞许他说了两句,后又有些耽心:“待会儿他们要是听到我们的口音,你怎么说?”
“这还不简单,就地招兵买马,执行特殊任务。”廖荣坤毫不在乎地说。
“就随你说吧,不过,千万当心。能拖当然最好,万一露出什么破绽,一分钟都不能耽搁,立即解决。”
“好的。”
“你快去吧,呆久了那家伙会起疑的。”听了吴光浩的话,廖荣坤转身正要走人,门口却大呼小叫地拥进三四个当地的地主老爷:“大军驾到,未曾远迎,失敬,失敬!在下这里谢罪了!”
说着,三四个地主老爷就都忙不迭地双手作揖。
“哪里哪里。军务在身,也是身不由己哪。打搅各位,实在是不好意思!”那边一作揖,廖荣坤这边也是笑脸相迎,洋洋得意。不一会儿,院子里又走进来好几个,人还未到,声却欢天喜地地飘呼个不停。
“怎么,这么一大队人马,就长官您一人统领?”
廖荣坤知道这家伙说的是奉承话,但却灵机一动,何不来个顺水推舟,既说明队伍中有的是本地人,也趁机唬他一家伙:“哪里,承蒙师座关照,本官只好充作马前卒。一路招兵买马,也是尽力应付。不过,师座的大队人马已经启程,最多三两日,即可抵达本地。只要师座一到,本官可就轻松多了。”
廖荣坤这边说着话,围着他的地主老爷们就频频地交头接耳。这会儿他话音一落,随即就有一个家伙满脸媚笑地发了话:“老总,您说的师座可是闻老爷?”
“怎么,你认识我们师座?”
“我哪儿有那么大的面子。长官您能来,我等就都知足了!不过,在下多嘴问一声,老总您说招兵买马?”
“噢,是这么回事。”廖荣坤一边岔开这家伙的话,心里也一边犯嘀咕,这家伙问这个干什么?莫不是?不可能。不过,也得小心谨慎才好。这么一心思,出口就从容多了:“如今的战事想必各位部有所闻,具体情况本官也不便详细托出。只有一点,倒是可以考虑。待会儿大家就知道了,我这些人马,差不多都是本地人,也可说是专门挑选的本地人。如果在坐的手下尚有强兵强将,不妨让出几个,饭后交本官一并带走?”
“哦,原来是这样。只不过,我们这儿也闹的很猖狂,手下的人倒是有几个,只怕老总你要带走,我们可就……”
“不勉强,不勉强。”廖荣坤正后悔这话说得有些个不妥,要是这些家伙把他们手下的大小喽啰都弄来了,哪可怎么对付?但见这家伙又不肯放人,赶紧就接住他的话:“再说,来日方长嘛。各位如对本军有意,我想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不谈这个……”话虽这么说,口吻却是明显地不满。这却是廖荣坤早就想好的,一分一秒,时时刻刻,都得唬住这帮家伙,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果然,一见廖荣坤面呈不悦之色,刚才说话的那家伙就有点儿坐不住了:“长官您可千万别误会……”
“开饭了,开饭了,老总快,开饭了!”如此寒暄半天,接着又是天南地北的一顿穷聊。眼看天色已近中午,廖荣坤正想还要不要再拖下去?房东地主老爷却满脸堆笑地进了屋。随着他的喊声,一帮地主老爷也忙附和:“快请快请,老总先请……”
不一时,十桌酒席就在地主老爷的院子摆开了。多少天了,甚至是多少年来,鄂东军的战士们哪儿吃过这样的饭菜?别说是吃,就是闻一闻,饥肠也都咕咕作响。廖荣坤自然知道这些,他自己的肚子也都开始闹腾了。所以,在尚未动筷子之前,就故意大声地“训斥”了几句:“弟兄们听着——承蒙东家破费,今日款待众弟兄。这不,本官先把丑话说到前边。吃肉可以,喝酒可以。但得维护本军荣誉,断然不可酗酒滋事。若有违者,严惩不贷!现在,我提议,端起杯子,大家共同干一杯!”
“干杯!”
与其说是“训斥”,倒不如说,廖荣坤的几句“训斥”,实际上是告诉战士们别管那么多,只要不酗酒,只管放开肚皮,好好的吃,好好的“喝”。越是弄出狼吞虎咽的样子,越说明这支队伍是“自己人”——兵慌马乱的岁月,这些家伙什么样的兵没见过?要是太客气了,反而会被他们怀疑。所以,他的一声号令,满院子就都喊起了兴高彩烈的呼声——“干杯!干杯!干杯!”
这一喊,宴席的气氛一下就上来了。
见了“弟兄们”的吃相,围着廖荣坤的老爷们就都摇头晃脑地开始窃窃私语:“这年月真是没办法,天下的兵哪,好像都成了一个样子。”这个刚落话,那个马上就接着说:“不瞒你老兄,我刚才还以为……哈哈哈,一看这吃相,放心了。来,喝,咱俩干它一杯!”
酒过三巡之后,眼看天色不早了,廖荣坤便抽身来到吴光浩和戴克敏他们的桌子旁,手里举着酒杯,嘴里却问吴光浩:“什么时候动手?”
吴光浩也连忙站了起来:“不着急,酒足饭饱,再来收拾。”不料,见廖荣坤一走过来,几个满脸通红的家伙也端了酒杯跟了过来:“来,我们和弟兄们喝几杯!喝,喝——不成敬意,酒却多的是!”这下犯难了,喝还是不喝呢?喝吧,待会儿还有任务;不喝吧,这几个家伙的态度又是十分的“诚恳”。若是不喝,自然会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怀疑。吴光浩这边正在为难,廖荣坤那边却开始说话了:“好的好的,诸位的一片心意。弟兄们都领了。只是这酒,不能全喝。我命一人代酒,其余就免了。”
“不行,不行。今日有酒,何不痛快痛快?”
“各位的心真的领了,无奈军务在身,酒足饭饱,本官还得带弟兄们去执行任务。”说着,就挡了挡他们的酒杯子,回头猛然高叫一声:“汪奠川——”
“到!”想是没想到,但廖荣坤一声令下,鄂东军参谋长汪奠川却“乖乖”地站了起来。不过,他已经明白过来了,廖荣坤是要我来挡这个驾。果然,看都不看汪奠川一眼,廖荣坤便就盛气凌人地发号施令:“我命你端起酒杯,敬这几位老爷一人三杯。一起喝,共九杯!”说着,就又高叫一声:“拿酒来!”
酒递上来了,廖荣坤便毫不客气地给汪奠川倒满九杯——“喝!”
汪奠川面呈难色,心里也的确不知道廖荣坤卖的什么关子。他只当是意思一下,没想却是人人三杯,九杯酒。纵使再有量,这九杯连续下肚,也是不好消化的。
见廖荣坤给汪奠川倒了九杯酒,这边端杯子的几位也傻眼了。本来只想闹一闹,讨个巧也落个好,不料还得灌九杯。不过,事已至此,再要推脱,就没了面子。喝吧,管他呢,还是喝吧。
就在这三个家伙面呈畏难之色时,汪奠川就端起了第一杯:“来,先敬第一杯。先喝为敬!”说着一仰脖子“嗞”地一声,一杯下了肚。也只有一杯下肚之后,汪奠川才明白了,这哪里是什么酒。但他却奇怪,荣坤从哪儿搞的水?
但见汪奠川一杯一杯地下肚,这三个家伙也有点疑意。无奈酒瓶在廖荣坤手里,就只好一杯一杯地喝。等到九杯酒全都灌了下去,三人已是头昏脑胀。舌头都打梗了,却偏偏说个不停——“行,再来九盅!”、“还是老总厉害,要不怎么叫老总!”、“妈的,我可真是他妈的,怎么就不能喝!来,再喝!”
这时,天已临近傍晚。十张酒桌,一半以上的人都有了醉意。东倒西歪,有的爬在桌子上,有的伏在椅子上。有的呕吐不止,有的却还在叫着,喝酒,喝……本来还想再灌几杯,但见情形已经差不多,吴光浩便给廖荣坤递了一个眼色。之后,便突然将桌子掀翻,一脚踏上椅子,拔出盒子枪,冲着院子就是一声大喊:“不许动!老子是鄂东军副司令吴光浩!”
这一下把院子给镇住了。而随着吴光浩的喊声,绝大部分醉汉一下就“清醒”了,“轰”的一声,人员马上四散开来,将两桌地主老爷们围了个严严实实。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廖荣坤就提着一把麻绳上来了。直到这时,院子才整个儿乱套了,地主老爷家的人东奔西窜,大叫不止;那些看家的小喽啰们也骂骂咧咧地开始找枪。
可一切都为时已晚,还不等他们作出相应的反应,一个个就都束手被擒。一条绳子,蚂蚁样地捆了一大串。
这时,廖荣坤又“神气”了:“感谢诸位的款待。不过,既然我们鄂东军是人民群众的队伍,是为种田佬和泥腿子报仇雪恨的,那么,在我们离开之前,就得帮他们办点事。”说着,声音一下子就提高了八度:“说,你们中间谁的田最多?”
“是他!”
“是他!”
廖荣坤这一问,地主老爷们就都失了和气。你说是他,他说是你。互相指认,互相推脱,倒没了一点儿斯文,也没了一点儿酒气。但廖荣坤却根本不听他们的,等他们闹腾得差不多了,才朝着门口大叫了一声:“开门!”
随着他这一声喊,似乎是早就等着的人群,一下子就涌进了院子。这还是从来没经过的事。吃了一天,高兴了一天,到头来却是个上当受“骗”。真是老天长眼,活该这帮狗东西有这么个“好”下场。最后,应群众的要求,他们立即处决了两名罪大恶极的地主“老爷”。只留下了一个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的印象,就趁着开始阴暗的天色,利利索索地出发了。
像是做了一场梦,等群众们明白过来再追到村头时,鄂东军的人马却悄然而然地遁入了茫茫的夜色。
这一天是1927年12月的29日,也是鄂东军死里逃生,终于抵达木兰山的日子。但是,由于闹的动静太大,他们这次“赴宴”的行动最终还是惊动了敌人。等他们快要接近木兰山时,敌人的追兵就连打带喊叫地追了过来。
“快跑!”
吴光浩一声令下,率先撒腿就往山上跑。一鼓作气,等他们赶到半山腰时,山下的枪声才开始稀落,最终停止。吴光浩又一次集合队伍,点人头时却发现少了陈再道。
“陈再道!”吴光浩又喊了一声。
没人应。
再喊一声,还是没人应。吴光浩一下急了。命戴克敏带人快去寻找陈再道:“一定要找到他。否则,我们就没法生存。”
戴克敏知道,全部人马的“给养”,都在陈再道身上。要是找不到他,生存确实是个问题。
但是,还不等戴克敏他们分配好任务,山林里却跌跌撞撞地走近了一个人影。
“谁?”
“我,陈再道。”
“再道?快,快过去接住他!”吴光浩、戴克敏等人急忙跑了过去。但不等他们跑到陈再道跟前,“扑嗵”一声,陈再道就倒在了地上。随身“倒”下的,还有一个面带子。陈再道本能地伸手去抓面带子,吴光浩急忙拉住了他的手:“怎么回事?”再往上一摸,陈再道的浑身都是湿淋淋:“掉水塘里了?”
“不是”陈再道这才骄傲地说:“他们追的太急,我就把光洋沉进了一个鱼塘。等他们走远了,才又捞了回来。你数一数,500块,一块都没丢!”
“谢谢你,再道!”拉住陈再道的手,吴光浩半天才反应过来,忙不迭地说:“快架火,快架火……”
火架起来了,但吴焕先却丝毫不觉暖和。鄂东军终于上山的消息,使他振奋不已。但经费非常紧张,却使他终日不安。他知道,这是初创时期。队伍刚刚上山,对周围的情况还不熟悉,也不好冒然出动。可是,全队72号人马,不解决吃饭问题,那怎么能成呢?不成。这可怎么办?经过苦思冥想,他终于想出了一出“绝招”,穿上长袍马褂,戴上石头镜,口袋里再装上一个罗盘。摇身一变,吴焕先成了一个风水先生。爬山涉水,走村过户,开始四处奔走,为山上的同志筹集资金。
但是,今天走了一天,还没筹到一块光洋。好不容易来到一村庄,天却黑下来了。
“算了,到城外再熬一夜吧。”在村口徘徊了半天,吴焕先还是蜇了回来。风水先生,也就是阴阳先生,一般人家都不是太欢迎的。尤其是晚上。他也不好意思在生人家里过夜。忌讳不说,三说两不说,万一被人怀疑,就连路都走不成了。
还好,出村不远,他就在一架山的背阴面找到了一个山洞。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就又生火,火生看了,他却不觉得暖和。两手虽然在火上烤着,心里却想起了高桥区的“何道士”——
也是这个冬天的一天深夜,高桥区河巴子畈村早已闩门闭户。乌云一层加一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只有“铲共团”烧过的房子,不时地冒着火星。
突然,“咣—咣—咣”三声急促的铜锣声响过,就有人不顾命地大喊:“救火,快救火呀,共产党把何道士的房子烧着了!”
救火的人刚刚跑了过来,对面山上就传来一阵喊声:“巴子畈的人听着,何道士反对共产党,今天我们给他点颜色看看。留他一条狗命,如果不改,再和他算帐。”
人们一下都愣了,这个何道士怎么会反共产党?队伍没上山之前,他不是和共先生们打得挺火热?不过,也很难说。要不,共先生怎么会烧他的房子,还要警告他?
“算啦,我们不救了。烧了他的房,我看活该!”
一人带头,刚刚跑来的人就都折了回去。只有深冬的寒风,一跳一跃地怂恿着火势,四处蔓延。
“怎么不见何道士呢?”回去的路口,人们还在奇怪地议论:“是不是跑了?跑到詹司令那里去了?”确实,何道士是跑到“铲共团”詹司令的司令部去了。人还未到,何道士便大喊大叫:“詹司令——不好了!不好了,詹司令——”
“詹司令——共产党来了!共产党烧了我的房子!”
“谁在乱叫?死了人啦?啊?!”詹司令这时却还没睡,正和他的一伙心腹在搓麻将。这会儿输得连北都找不到了,猛然间一听何道士的大喊大叫,正好,他把桌子一推,装模作样地就跑出了屋子。
“是我,詹司令。”见了詹司令,何道士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开始诉苦:“詹司令,你可得给我作主。共产党派人烧了我的房子,我无家可归啊,詹司令……”
“行啦行啦”詹司令抬头一看,果然火光冲天,但他却极不耐烦:“说说怎么回事?共产党为什么要烧你的房子?”
“因为我不听他们的。”何道士故意压低声音说。
“妈的,这就是共产党,你现在明白了?”说着,詹司令却停顿了一下,随后,好像是故意说:“你不是挺喜欢他妈的共先生吗?嗯?”
“没有呀,詹司令。那都是逼得没办法,不干他们就要杀我。你看,我不听他们的,他们就烧我的房。我愿意跟你干,詹司令。虽然我不懂打枪放炮,腿脚却还灵便,可以给你跑跑腿、送送信什么的……”
“好,算你有眼,还知道我詹司令是个菩萨心肠。不过,你会写字吗?”詹司令一介武夫,斗大的字都不识三个,却十分喜欢能写字的人。
“会,会,会。”一听詹司令问这个,何道士心里一喜,但说话时的神情却还是一副巴结人的样子。
“好,现在就写几个,我看看。”说着,就命手下人拿了笔和墨。见了笔墨,何道士也不客气。稍作思索,出手就写了几个龙飞凤舞的草体字。詹司令一看,蛮喜欢,但却认不出:“好是好,本司令怎的不认识?”何道士也不言语,就又在几个龙飞凤舞的字下面,写了几个楷体字:“司令高升。”
“这我认识,司令高……高什么来着,好的,这字怎么这么眼熟呢?”但想来想去就是不认识。
何道士一看他那抓耳挠腮的样子,心里不觉有些好笑。可他却没笑,不但不笑,嘴里还十分殷勤地说出了那几个字:“詹司令你忘了,这就是‘司令高升’啊!”
“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司令高升’,好!从现在起,你就跟我干。先干个秘书什么的,好不好?”
“哪还用说,感谢都来不及。”直到这时,何道士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原来,何道士是高桥区党的领导人李先念专门派来给詹司令当“秘书”的。黄安失利之后,高桥区的人民实在忍受不了“铲共团”“清乡团”及国民党教导师一个营的兵力的血腥镇压,在鄂东军上木兰山前后,党组织曾积极地组织过几次活动,但都被他们镇压了。李先念纳闷了,会不会是出了奸细?搬着指头算了算,李先念又觉得不可能,自从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之后,坚持斗争的同志都是没说的。那么,是敌人安排了坐探?很有可能。
所以,为了了解敌人内部的情况,查出混在群众当中的坐探,李先念同、詹献庭等同志一商量,就决定派何德润打入敌人内部。何德润是个老党员,平时以道士作掩护,从事党的工作。这次接受任务后,二话没说,他就一把火烧了自己仅有的两间房。
一天早晨,何道士正在詹司令的司令部替詹司令抄公文,司令部的伙伕给他送茶来了。伙伕什么都没说,一只小小的茶盅,却倒了三次才倒满。
何道士明白了,这是他和李先念事先约定的暗号。肯定是有什么急事?要不,不会用暗号的。
果然,等伙伕从他身边擦身而过时,他的左边口袋里就多了一张小纸条。四下无人,他赶紧掏出来一看,李先念那熟悉的字迹立刻就映入眼帘:“迅速摸清附近铲共团的情报坐探,有行动。”
也巧了,何道士这边刚一得令,人还没站起来,勤务兵就送来三个送情报的坐探。他一看,原来都是熟人:黄家岗的“鬼大相”、聂家垸的吴小山,还有一个外号“白胡子”的家伙。
“什么事?”何道士心里虽高兴,脸却故意拉得好长。
“何道士你可别误会……”。
“还叫我道士?”
“啊——何秘书别误会,我们是来送情况的。”
“白胡子”急急忙忙就要报告。
“你们能有什么好情报?”何道士装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有,有好情况。”
“什么好情报,快说。詹司令还等着要公文呢。”
“这就说,这就说——”还是“白胡子”开口先说:“昨晚李木匠(李先念原来做过木匠)在我们湾头破庙召集穷鬼们开会到深夜,不知又造什么事。”
吴小山接着说:“前天晚上李木匠和几个长工在我们村叽叽咕咕,一直到天亮。肯定和‘白胡子’说的一样,又要造什么事。”
“你呢?”见“鬼大相”半天不说话,何道士就不耐烦地问了一句。
“我知道李木匠的藏身之处。”
“什么?”何道士心里不由一怔,但嘴上却还是不屑地说:“你知道李木匠的藏身之处?”
“是,一点儿都没错。”说着,“鬼大相”就神神兮兮地把嘴凑到何道士的耳朵上,说出了李先念的藏身之处。
这家伙真的知道!一听这家伙果然说出了李先念具体的藏身之处,何道士心里又是一激凌。盯着“鬼大相”看了半天,才又盛气凌人地冲着他们三个说:“你们送的情报都很重要,我这就向詹司令报告。希望诸位继续监视李木匠。但是,为了严防泄密,刚才说的这些,再不得与第二个人讲。谁要是说出去了,可别怪詹司令不客气。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三人异口同声。过后,“鬼大相”却又问:“什么时候去抓李木匠?”
“这就不是你管的事了。”说着,何道士就觉得口气太冲,所以,又补了一句:“当然,我也管不着。各位还是先回去吧,有什么好情报,快快的送来。”等到“鬼大相”三人走远之后,何道士才提起茶壶,借故跑到伙房里。
连暗号都来不及对,冲着伙伕就说:“‘鬼大相’、‘白胡子’、吴小山。越快越好,他们连木匠住的地方都摸到了。”
也不知伙伕是什么时候递出去的情报,第二天一大早,高桥河附近的群众就议论纷纷。
“知道吗?‘鬼大相’见鬼去了”。
“共产党还是有狠啰!”
“听说吴小山的大门上还贴了一张大字报。”而“铲共团”一失去耳目,立刻就成了盲人瞎马。
詹司令暴跳如雷:“妈的,肯定是我的司令部出了奸细!是不是你,嗯?”一气之下,他就揪住了勤务兵的衣领。
“不是,我不是。”勤务兵的魂早就吓飞了,衣领一被詹司令抓住,两腿就小鸡抽筋似的,不住地发抖。
“我看就是你!”说着,“砰——”地一声枪响,勤务兵的脑袋就开了花。接着,扔下勤务兵的尸体,詹司令就把头又冲着众人喊叫:“谁敢与我詹某人过不去,这就是下场!”
黑夜,何道士正准备脱衣就寝。“铲共团”却突然紧急集合、出发。一开始何道士还以为是詹司令又在发疯,他常常半夜三更拉队伍出去,要么跑几圈,要么胡作非为一阵子。但等队伍朝着新田铺方向出动时,他的心一下子就吊到喉咙眼了。他知道,李先念他们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开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可他无法脱身,他正紧跟着詹司令。若是他一离开。首先发现的肯定是詹司令。再说,离开队伍之后,也很难把消息提前送过去。还不如一块儿过去,见机行事。
可是,何道士又百思不得其解,是谁泄露了秘密呢?等“铲共团”的人马快到新田铺时,路边才闪出一个人影。
“詹司令!”那人叫了一声。
“还在吗?”詹司令问。
“在,在。人才刚刚到齐。”那人走近了一步。
何道士这才看明白,原来是原自卫队的一个小队长。他恨不得上前一枪就把这可恶的叛徒消灭掉,但却忍住了。就叫他高兴几天吧。这会儿我还得应付其它同志的生命问题。
不觉多时,“铲共团”就将新田铺围了个严严实实。
“怎么办?”眼看敌人就要下屠手了,詹司令已在咬牙切齿地布置任务:“一定要捉活的,捉一个赏大洋一千。捉住李木匠,赏大洋五千”。
何道士突然灵机一动,掏出手枪,“叭叭叭”连发三枪。接着又大喊:“弟兄们冲啊,捉一个赏大洋一千,捉住李木匠,赏大洋五千。冲啊——”
喊着,何道士就带领弟兄们,径直朝有亮光的草屋冲了过去。等詹司令想要拦止时,已经来不及了。当然,他也明白了,何道士就是共产党。
“妈的,敢和老子开玩笑!”叫骂的同时,詹司令就“砰”地一声,朝何道士那边开了一枪,接着,大队人马也就随他追了上去。结果不言而喻,李先念跑了。何道士也跑了,同时还带了“铲共团”的十来名弟兄,说是上木兰山去找吴副司令去了。想到这里,吴焕先的嘴角就浮出了一丝难得的微笑。无论白色恐怖多么厉害,革命斗争却是一刻也没有停止。不过,不知道“何道士”他们上山了没有?而如果上了山的话,经费又该紧张了。也不知光浩他们有没有发展。
其实,这时吴焕先是不知道,就在他扮作风水先生四处筹集资金时,奉中共湖北省委命令,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已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汪奠川任参谋长。同时,由吴光浩、戴克敏、汪奠川、曹学楷、戴季英等五人组成党的委员会,作为这支革命军队的领导核心。全军共分为三个大队,每队20余人,经过了短暂时间的休整,他们已经在木兰山周围开始活动了。
这一切,吴焕先都还不知道。他只知道,山上的同志需要资金。可他看了一天的“风水”,却没有筹到一块光洋。这时候火已经快要灭了,可他却不想再拢了。就这样吧,凑合到天明。
但不等到天明,他就被冻醒了。肚子又饥又饿,却找不到一点吃的。看天灰朦朦的,像要下雪的样子。稍稍活动了一下身体,他就出洞了。到洞口搬了一块冻凌,含在嘴里,就又一摇一晃地向山下走去。
不等走到山下,天空果然飘起了雪花。
“今天肯定好运气。”吴焕先心里一高兴,就踏着渐渐明亮的天色,又接近了昨晚没敢进去的村子——罗山叶家湾。站在村子附近的一座小山包上,他便看见村里有一幢新盖的瓦房。上有上房,下有下房。东西厢房开阔,脊兽屋檐亮堂。“妈的,一定是个土豪劣绅。”心里恨恨地骂了一句,接着就朝村子走了进去:今天说什么也得敲他一家伙。
走着,想着,迎面就来了个放牛娃。吴焕先更高兴了。忙上前搭讪道:“天都下雪了,怎么还去放牛?就是不下雪,这天也太早了。”
猛见一个陌生的人跟他说话,放牛娃还十分的警觉,把牛吆喝得远远的。但听陌生人说话上人心,就朝吴焕先看了看,说:“都是苦命人,你不也起得早吗?”
“是呀,是呀。这牛是你家的?”
“不是。”
“我明白了,是财东老爷家的。”
“是。要不我才不起这么早。”
“是不是那家的?”一边问着,吴焕先就一边用手指了指那家有新房的院子。
“不是。那也是个财东家,可今年的运气不好。牛死了一大堆,又把儿媳妇给死了。”
“噢,噢,知道了,知道了。”吴焕一边答应着放牛娃的话,一边就在肚子里编起了词。等放牛娃走远了,他也就大模大样地来到了地主家的大门口。
一听见屋里有开门的动静,他的手铃也就“叮铃铃”地摇开了。随着手铃的“铃铃”声,现编的词便连说带唱地脱口而出——
新盖的高楼逆水流,栽秧的时候死了牛。
小儿媳妇难产死,看家的黄狗肿了头。
屋里的地主正要开门,忽然却听到了手铃声。先以为是江湖卖艺的又要蹭饭吃,就快快地停止了动静。但听摇铃的人说的全是自己家的事,就好生奇怪。爬在门缝里一看,原来是个风水先生。“怪不得,看来我的运气又来了,要不,这一大清早的,天上怎么掉下来个阴阳先生?快开门,请他来看看。”
这么想着时,大门“哗啦”一下就拉开了:“先生请留步,请留步!”
“什么事?”原来,吴焕先一听到动静快快的又没了,就知道这家伙是犯了疑心,所以故意就朝前走了几步。这时见他追了出来,就懒洋洋地问了一句。
“屋里请,屋里请。屋里说话方便一些。”
“哦,找我有什么话说?”地主越急,吴焕先就越拿把。他知道这帮家伙,你越拿把,他就越以为你有能耐。
“老朽我有眼不知乾坤,刚才差一点把先生当成江湖艺人。”
“哦,哦,哦——有什么事咱们这里说。”见这家伙说了实话,吴焕先就开始慢慢地进入角色。
“使不得,使不得。快请屋里坐。”说着,这家伙连拉带拽,就把吴焕先拉进了院子。一进院子,看都不看(刚才在山包上已经看过了),吴焕先又是四句连说带唱的词——
上房坐北面朝南,下房正中起白砖。
东西厢房连轴起,前后山墙错了线。
“不忙不忙,先坐先坐。”吴焕先一进门,当下地主心里就十分欢喜。见他一进门又说出了下房地基上的白砖,东西厢房也是一起盖的,而且两房的山墙错了线等外人不知的内情,愁闷了多时的心就越发高兴。这边招呼了吴焕先,那边就忙忙地喊起了家人:“快起来看看,家里来了稀客了。噢,不,快起来做饭,侍候这位难得的先生。”
这下吴焕先高兴了。看来这家伙确实是运气不佳,要不怎么能相信他的胡謅呢?谁家的下房地基不在中线上埋块白砖?谁家东西厢房的山墙不错个一砖半砖?不过,既然已经进了门,他的决心也就下定了,不弄50,也得个30、20。
这么想着,他便装模作样地在地主的院子里转来转去。东瞅瞅,西看看,嘴里还煞有介事地念念有词。地主也跟前跟后,一边不停他说着奉承的话,一边还指指点点,说着一些不如意的话。
眼看时辰差不多了,准备好了的酒饭正香气扑鼻,吴焕先便不慌不忙地收了罗盘,冲着地主说:“老爷你的风水其实不错,东南西北,方位也没得错。只是……”他故意吱晤着,却不往下说。
“只是什么?”地主这边却等不得:“先生您就照直说。咱家的事您都知道了,也没什么好瞒的。说吧,说破了也好有个补救的法。”
“那我直说了?”
“说吧。”
“只是当初破土动工时,伤了些太岁爷的天气和地气。天气不多,地气却不可不补。”说着,吴焕先就摊开双手看着地主老爷。至于为什么要这说,他心里也是有数的。“太岁爷”他是听说没见过的东西,风水先生差不多都会这么说。所以他便摇头晃脑,口吻听起来也挺玄秘。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地主本人显然是松了一口长气:“快请,咱们先吃饭,有话饭间也好说。”
吴焕先也不客气,太师椅上一坐,一路径自吃下去。任凭地主怎么个套法,他却不吐一个如何补“地气”的事。
等到吃饱喝足,这才一边擦嘴一边说:“老爷不是我不说,说了你也别难过。关键是‘地气’伤损太大,非我等人物所能弥补得了的……”
“那怎么办呢?”地主又急了。
“也好办。只要能把我们老师请来,相信他自有办法。”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着,我说什么也得走人了。
“那……”
“你也不必着急,”见地主一副为难的样子,吴焕先开口就安慰他:“我这就到后山走一趟,把老师请来。也好快快地去了你的心病。”
“那可是太感谢了!”地主忙拱手作揖。但见吴焕先只说不走,忽然间像是想起了什么,就忙忙地回到房子,出来时手里便捧着一个红布包:“先生可别嫌少,这是50块银元,只当是先生您的辛苦钱……”
吴焕先却有些“不悦”了:“这是干什么?就是有心,也得老师来领才是。”
“哪里,哪里,这只当先生您的辛苦费,”地主却怕吴焕先不接,“待到老先生出马,本家另有待承!”
“那我就不客气了。”
“快别客气,都是自家人啦!”
说着,吴焕先拿着银元就出了门。头也不回,急急忙忙地奔后山而去。
转眼到了腊月底。北风怒号,冰雪连天。方圆五、六十里的木兰山,在肆虐风雪的裹挟之间,更是一片迷茫景色。望着窗外那纷乱的天空,站在一座破庙里的吴光浩也是心绪难宁——
打,还是不打?他一时竟拿不定主意。
自从鄂东军上了木兰山,改编为工农革命第七军之后,虽然他们到处宣传发动群众,出布告明确宣布第七军的革命主张,扬言他们是“打前站的,大队数万人马还在黄麻”,并在木兰山附近的桥头李,连夜袭击了恶霸地主李波成的家——李波成及其大儿子依仗国民党反动派势力,残酷杀害了中共黄陂县委书记吴光荣。打死了李波成的儿子,为吴光荣烈士报了仇,也为劳苦大众出了气。紧接着,又四处出动,坚决地打击木兰山周围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收拾了一部分“清乡团”民团之类的地主武装,无论是在舆论上,还是实际行动中,都在木兰山周围的群众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就连国民党的宣传工具,也连连发出惊呼:“黄麻共祸大股肃清,残余窜黄陂木兰山观音沟,号称工农第七军,谣言惑众”
可是,像这样正儿八经的战斗任务,还是第一次接受。
原来,在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1927年11月)之后,中共湖北省委又拟定了全省暴动计划,并要求第七军“在腊月二十五日夜里,攻横店车站,切断京汉铁路,配合该日汉口暴动。”
按理,本来是应该接受任务去执行这一命令的,可经过了解、侦察,他们便发现,横店车站驻有敌人一个团、至少一个营的兵力,戴克敏、汪奠川他们都认为不可能,不能去冒这个险,应该改变计划。
“到底该怎么办?”虽然吴光浩也同意戴克敏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可作为一个军长,一个72人的决策者,他的心情又是十分的矛盾。打吧,没有可能攻占,当然也就无法完成省委的配合任务。同时,要付出多少牺牲,也是无法预料的。只有仅仅的72个人,再要有牺牲的话,木兰山不就成了一座秃山?可要是不打,又怎么给省委解释?
这时,戴克敏、汪奠川、曹学楷、戴季英等,也都在庙里坐着。见吴光浩长时间站立不语,也都不好说什么。不时地往他们围着的火堆里扔些柴禾,便有偶而的“噼啪”声作响。
过了一会儿,吴光浩便神情严肃地转回来,也围坐在火堆旁。把手伸在火堆上烤了烤,才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能打。至于怎样改变计划,我是这样想的。既然不能破坏敌人的铁路交通,那我们就去破坏敌人的电话交通。在长轩岭附近,大肆破坏他们的电话线路;同时,做好攻打罗家岗的一切准备。拿下罗家岗,号召黄陂人民暴动。对于汉口暴动,也就是个策应。你们看呢?”
吴光浩一说毕,戴克敏马上接过话,他说:“我看我们的意见是对的。对于我们目前的处境来说,生存,就是最大的胜利。我同意光浩的意见。25日砸他们的电话线,接着去打罗家岗。”
“25日破坏电话我同意,打罗家岗的具体时间,我看放到大年三十比较合适,或者初一。”
“我同意奠川的意见,就放到初一打。”拨弄了一下火堆,曹学楷也发了言:“他们要过年,我们也要过年。”
“好。就此形成决议。”最后,吴光浩神色坚决地说:“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个样子来!”
当然,虽说他们修改了计划,但吴光浩他们的心里却始终惦记着汉口暴动的事。25日的夜,破坏电话交通归来,战士们都已休息,吴光浩及戴克敏、汪奠川等人却一个一个地爬上木兰山顶的祈嗣顶,久久凝立在寒风中,远望灯火如烟的汉口方向。
不自觉地,在收回目光的同时,又开始讨论起处于木兰山东南面的罗家岗。
罗家岗是木兰山周围最大的一个封建堡垒,岗上的大土豪罗保元等一贯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对第七军在木兰山活动恨之入骨,处处设置障碍、陷阱,阻挠第七军活动,坑害革命战士,经常威胁周围群众:“谁要私通山上匪贼,留他们住宿,给他们吃喝,没什么好说的,只有死路一条!”
吴光浩早就想收拾罗保元,“踢开这块绊脚石”,无奈队伍刚上山,各方条件都还不允许他来打这个硬仗——除大批民团匪徒看家护院之外,罗保元还勾结敌教导师的队伍不时地到岗上走动,闯过了初期的艰难时日,随着活动的频频得胜,吴光浩便暗暗地下了决心。汉口暴动的实施、阴历春节的到来,更使他的最后决心变成了大胆而周密的攻打计划。
大年初一这一天,天空虽有不时的爆竹声在木兰山周围响起,可罗家岗的清晨,却迟迟地等不来火爆的热烈气氛。
“这可怎么办呢?”眼看东方渐渐地露出了曙色,潜伏在冰窟山林之中的吴光浩不免有些着急。按照他的部署,第七军三路人马在他自己及戴克敏、汪奠川的率领下,对罗家岗已形成东、南、西三面包围之势。原计划是趁着火爆气氛的到来,借机发起凌厉的攻势。由他和曹学楷率领大队人马在西北方向主攻罗保元在村后筑起的“第一道防线。”为了防止山上第七军的进攻,凭借陡峭的山势,罗保元等人便筑起了由民团匪徒昼夜把守的所谓“第一道防线”。同时,戴克敏、汪奠川各率一路人马,分别从东、南面向罗家大院发动攻击。网开一面,即便不能全歼,也要把敌人逼上木兰山。
可是,太阳一点一点地升起,罗家岗始终还是一片沉静。戴克敏着急了,不时地抬头看太阳。汪奠川莫明其妙,罗家岗的人怎么不过年?原来,狡猾的罗保元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不但下令岗上的人家不得燃放炮竹,民团的所有兵丁也不得回家过年。除了教导师的人马不听他的指挥,开出了罗家岗之外。其它各部位的防守,几乎比平时还要紧密。吴光浩当然不知其中详情,但他的决心却已下定。不能再等了!
和同样是爬在雪地里的曹学楷稍稍嘀咕几句,吴光浩便雪豹似地一跃而起。
“叭叭叭——”三声枪响,罗家岗周围便涌起了急不可待的枪声和呐喊声。几乎是同时,村子里的爆竹也此起彼伏。
虽有罗保元的再三命令,“第一道防线”的枪声却迟迟不响。等吴光浩他们快要接近防线时,枪声才哗然大作。由开始的稀稀啦啦骤然变得密集起来。
吴光浩始料不及,急令部队就地隐蔽。
“好像敌人有准备?”曹学楷感到奇怪。
“是的……”吴光浩紧紧地盯着前方,脑子里飞速地想方设法,“看来是我们的预料有误有了!”他忽然对曹学楷说:“你看到没有,他们的枪口,都只打一个地方。”
“你是说?”不等回答曹学楷的话,吴光浩已跳出掩体,大胆而小心地,在左右两处弹着点之间,跳跃着向前试探。
曹学楷明白了。便命令部队尽量选择射击死角,大胆向前攻击。这却是吴光浩没想到的。等他快要接近“防线”时,才发现他们的“掩体”上,差不多都搭了蓬子。有的蓬子上已经落满积雪,伸出蓬外的,仅仅只有一根枪管。看来他们是怕冷,只管躲在蓬子里听枪响,打得着打不着倒在其次。
“怪不得。”吴光浩心里一阵高兴:“想不到吧?罗保元!”接着抬手出枪,“砰”的一声,一根枪管就抖抖索索地耷拉下来了。如法炮制三两枪,竟出乎意料地打出了一片开阔地。“冲啊——”吴光浩一跃而起,大队人马便子弹一样,“嗖嗖”地射向防线。
这时,戴克敏和汪奠川已经汇合在罗家大院门口的平坝上,正与罗保元亲自督阵的“前卫部队”激烈地对峙。
眼看第七军的人马一步也不得前行,罗保元便洋洋得意地和他的“师爷”吹牛皮:“怎么样,老子估算不差吧?”
“那里,那里,老爷一向料事如神。”
“哈哈哈,这些穷鬼,到年关就急疯了!还想过年。他奶奶的,不死个七十、八十,这年就不算完!”说着,罗保元就把他的枣木镶银饰的旱烟锅往嘴上一搁,“吧嗒吧嗒”吸了两口:“打!打他个热火朝天,不比放爆竹强?啊?哈哈……”
可不等他笑得伸直腰杆,一匪徒却连滚带爬地闯进了他的屋子:“老爷,老爷,后院,后院‘防线’……”
“啊?”罗保元实在惊得不轻,一把拿了旱烟锅,手却烫得直往绸马褂上搓:“怎么可能呢?不说铜墙铁壁,也是固若金汤的‘防线’,怎么就不管用了?他奶奶的,那帮穷鬼长了翅膀?”
正这么没头没脑地思忖着,前院、后院的枪声即如临盆的雨点,敲得罗保元就乱了阵脚,只一个劲地喊:“顶住!顶住……”
但却无济于事!
“轰隆”一声巨响,他的大门被炸开了。接着,后院的后墙上也“蹭蹭蹭”地往下飞人。
逃是逃不掉了,眨眼间的功夫,罗保元的枣木镶银饰的烟锅就找不到了。绸马褂也被麻绳五花大绑地捆绑起来了。
“打开粮仓!通知周围四方,号召群众来罗家岗分粮!”
“打开当铺,通知四方百姓,有当无当,都来无偿取当!”
第七军党代表戴克敏一项一项地“奉送”新年礼品,附近数十里前来分粮、取当的群众成千上万。从大年初一到初三,一连三天,人们络驿不绝。罗家岗爆竹声声,更是通霄达旦。
像是冰河解冻时的激烈,大革命失败后的沉寂局面,终于被第七军在木兰山打开了。
但由于一时疏乎,来不及处理的罗保元却逃跑了!
大年初四,罗保元即请来了魏益三的一团人马,杀气腾腾地杀回了“老家”。
“上山!”由于早有思想准备,所以吴光浩的命令便显得从容不迫,将敌人全部引上木兰山,然后突出包围,分散活动,侍机消灭敌人。敌人上山了,突围亦如愿以偿。但冰雪严寒的冬天和敌人的重兵“清剿”却给突围出来的第七军造成了诸多不便。山上有魏益三部四处搜寻、进攻,山下有罗保元等土豪劣绅的民团兵丁昼夜监视、报告。尽管地形熟悉,又有群众拥挤,但在三上三下之后,整个形势便直接威胁到第七军的生存和出路。
于是,他们想方设法与中共湖北省委取得了联系,而省委的指示却是极其灵活而又原则的——“如能返回黄麻活动即返回去,如不能即由你们看情形决定,不要被敌人消灭。”
怎么办?
有人主张埋枪走人,躲过这一时期再说;有人主张分散活动,即便是牺牲,也是一小部分一时众说纷云,莫衷一是。
直到此时此刻,吴光浩才感觉到了骨子里的寒冷!革命,以前也曾经遇到过无数个“怎么办?”,最终却都闯过来了。可是,这一次的“怎么办?”,在这严寒的冬天却是这样的沉重。黄麻肯定回不去,敌人的屠杀正在遍及黄麻地区的每一个角落!鲜血尚未消解,尸骨相枕无数,麻城县委委员王幼安又在宋埠干沙河遭枪杀。
得知鄂东军顺利上山的消息,王幼安便自觉地在宋埠一带开展工作。为了从宋埠驻军手中为农民武装及山上的同志搞到枪支弹药,不顾生命危险,他将枪支弹药装进一口棺材当中。正在搬运之时,却被叛徒告发,迅即被捕入狱。
严刑拷打,轮流劝降。王幼安却从从容容地接过供他“自首”的笔和纸,赋诗言志百余首,最终挑选出其中一首,作为他上“断头台”前的最终留言——
马列思潮沁脑骸,军阀凶残攫我来,
世界工农全秉正,心甘直上断头台。
王幼安去了,这个麻城县最早的共产党员,为了他的革命事业,终于在这个严寒的冬天,走完了他32岁的人生历程!之后,同是县委委员的刘象明,亦在血腥风雪的龙家巷被捕,以他24岁的满腔热血而舍生取义。
而一想起刘象明,吴光浩的脑子随即就浮出他曾在《湖北农民》第14期上看到的那首“怪”诗——
结紧了团结好打倒那土豪劣绅!哼,
农民,好伤心,苦把田耕,养活世间人,
看世上的人们,谁比我们更辛勤。
热天里晒得黑汗淋,冷天里冷得战战兢兢,
反转来要受人家的欺凌,请想想这该是怎样的不平。
农友们赶紧起来把团体结紧,结紧了团结好打那土豪劣绅。
诗的通俗与体格的新奇,当时就引起了他的好奇。后来才得知,刘象明其实是个不乏追随者的大诗人!为了革命,才丢了诗:为了革命,又拣起了诗。
可惜,再也读不到他这“奇形怪状”的诗了。这还不到两月时间,麻城邱家畈举义时的7名县委委员,就有5人相继喋血刑场!黄麻的情形可见一斑。黄麻不能回,山上不能呆,队伍里的失望和悲观时有显现。比如比较普遍的两种说法,其实就是典型的悲观失望情绪。
工农革命军的第七军,在风雪交加的木兰山,终于在暗无天日的白色恐怖之中,陷入了令人疼彻心肺的彷徨动摇的低谷。顶着寒风,铺着草铺,栖身破庙、山洞的吴光浩,看着呆滞的太阳,数着天上的寒星,反来复去都是一句话:“我们的枪丢不得,有了枪才能打倒地主阶级,才有我们的出路。丢了枪就不能生存,不能胜利!”
当然,“分散活动”在打罗家岗后,也是他提出来的,可他提出“分散活动”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敌人尚未消灭,出路却无法选择。即使是冰天雪地的破庙、山洞,也不能做长久的栖身之地。深深地,他陷入了极度苦闷的思考当中。
还有戴克敏、汪奠川、曹学楷、戴季英、徐其虚、廖荣坤等许多中坚分子,也提出了不少建议,然都经不住推敲和论证。时间又是这么紧迫,多犹豫1分钟,就会多出1分钟的流血和牺牲。
一天深夜,吴光浩与戴克敏、曹学楷等人正在商讨“方向”问题,破庙周围突然枪声大作。他们纷纷跳起,准备应付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就在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还不如到黄冈去。”
一句话,“嗞嗞”作响的火花一样,一下子就燃烧了吴光浩的思想,“怎么就想不到黄冈呢?”他边跑边想,“黄冈的回龙山、大崎山不都有党在组织农民起义吗?听说还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六军!黄冈,就是黄冈!”至于如何说服同志们,在一跑一颠的奔命时节,连“讲话”的腹稿,他都异常清晰地打出来了:
同志们,目前,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势力正处于低谷,而革命条件却不可能消灭,并在增加。反动派愈压迫,群众愈要革命。共产党杀不完,地方大,而敌人空子多,巴掌打跳蚤是容易落空的。我们照党的主张,自己多想办法,坚持斗争下去,总有一天会搞出名堂来。现在,木兰山不能立足,黄麻又不能回去,那我们就到黄冈打游击。到了后半夜,虽然他的“讲话”没有一字不漏地合盘托出,除留曹学楷、徐朋人等人坚持就地斗争之外,第七军的大队人马,在吴光浩、戴克敏和汪奠川的统领下,却踏着冰雪,连夜向黄冈转移。
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第七军终于27日到达黄冈县北部的大崎山。同木兰山一样,此时的大崎山也是一片冰凉的银装素裹。寒风潇潇,群山肃立。
急驰一天一夜,第七军在到达大崎山的那一刻,确是一支连背上都冒着汗的“疲惫之旅”。不等安营扎寨,细心的吴光浩一面令大部分同志在山上隐蔽休息,一面将第三队队长廖荣坤叫到他跟前:“部队初来乍到,疲惫自不必说,同志们的肚皮也得填一填。现在,我给你10名战士,第一,到山下镇子里侦察侦察,看有没有国民党的大股武装;第二,也可说是主要任务,弄些吃的回来,权充部队的晚饭。怎么样?老总。”
“没问题。”吴光浩一提他化装国民党上尉军官的事,廖荣坤不由自主地就笑了。经过侦察,他们没有发现国民党的大股人马,只在乡公所背后的小山上,看见几个穿长袍马褂的家伙,正陪着八九个国民党兵在大吃大喝。
“妈的,他们倒会享福!”不等廖荣坤发话,他身边一战士就愤愤不平地发了言:“看到没有,队长?那几个家伙一人一只驳壳枪。”
“看到了。”廖荣坤当然知道这个战士的意思。除了那几个家伙每人一只驳壳枪之外,他还看到了,其它人都是两手空空;除了筷子不时被拿起,然后就是几只小小的酒杯子。所以,他决定消灭这几个家伙,拿下驳壳枪,再筹备一顿像模像样的晚饭回去。
“作好战斗准备。”说着,他就将战士们分成三个小组,然后说:“一定要隐蔽,快快地靠近。看我的手势,一起扑进去,堵住大门和两边的窗户。若遇反抗,立即枪毙。”
说完,他和战士们就分头朝乡公所摸了过去。快接近乡公所大门口时,廖荣坤一个手势,便率先踢开了大门:“不许动,缴枪不杀!”
同时,11支盒子枪,立时对准了这些大吃大喝的家伙。谁也不敢动弹,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傻了眼。
这时,一个匪兵头子模样的家伙正要伸手摸枪,被眼尖手快的廖荣坤一枪打倒。其余见势不妙,只好乖乖交了枪。经审问,这些家伙原来是黄冈侦缉队的。
侦察小组缴获了9支崭新的驳壳枪,战士们马上高兴得连疲劳都忘记了。一面派人去接大部队,一面热热闹闹地准备做晚饭。
黄昏时分,部队正准备开饭,乡公所外面却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枪声。原来,当部队进入村镇时,镇上的豪绅地主就给驻在附近的保安团和民团报了信。等吴光浩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镇子已经被敌人包围了。
“饭都来不及吃,这下又送来了‘见面礼’!”考虑到部队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对方的情况也摸不准,放下饭碗,吴光浩遂命部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的袭击。
天黑之后,趁着夜色的掩护,便机智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是,第七军的行踪因此却被敌人发现了。于是,便调大量反动武装来“围剿”第七军。就连麻城县的反动民团郑其玉部,也赶到了黄冈。在第七军与第六军会师不久,即遭到郑其玉的突然袭击。
此时,朱德、陈毅在长江以南正红红火火地领导湘南暴动,贺龙、周逸群溯江而上所领导的湘鄂西暴动亦惊天动地,但近在汉口以北50公里之大崎山活动的第七军却与湖北省委失去了联系。吴光浩三番五次前派人去找省委,结果都是杳无音信。第七军又被敌人重重围困在大崎山上,活动越来越困难。为了摆脱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吴光浩便率第七军突出大崎山,东进罗田县。
在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吴光浩带战士们顺着葛藤,一个一个地滑下了后山几丈高的一处悬崖,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抵达罗田县的三里畈。并在到达当天,打开了三里畈一家大地主的粮仓,分粮给当地的贫苦农民。
“克敏!”
“树声!”戴克敏正在忙着分粮,人群中突然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抬头一看,手里的簸箕就落地了。三步两步奔过去,叫了一声,两人就抱在了一起。
再抬起头来时,王树声已是泪眼汪汪,嘴里喃喃地说:“终于找到了,找到了……”
等再见到吴光浩、汪奠川、廖荣坤等人时,又是激动不已。拍拍打打,高兴的样子就没法提。
但等到吴光浩问他是怎样找到部队时,王树声的神色却一下子暗淡下来了,过了一会儿,才沉重地讲起了他脱险的故事:
鄂东军上山之后,迫于白色恐怖的血腥,王树声便埋起了烈士们留下来的12支长枪,怀揣满腔仇恨,与他的十几名自卫队队员、鄂东军战士,化装分散,寻找主力部队,遍寻黄安、麻城、黄陂、黄冈四县的山凹峰峦,却总是不能如愿。
一天夜晚,走到一个小镇。刚打问了几句,别人就“热情”地将他留下了,答应告诉他第七军的详细情况。由于求知心切,便疏乎了警惕。等他发现暗中有人已认出他时,为时已晚。虽然多方努力,巧作周旋。但还是被敌人“咬”住了。无法,他只好跳出窗子,准备向山里跑去。
但是,枪响了,狗叫了。不等他穿出小镇,四面八方的敌人已围了过来。他急忙穿进一条小街,小街四周就都有了脚步声和叫喊声:“抓住他!”
“活捉王树声,赏大洋一千!”眼看王树声走头无路了,街边上的一扇门却拉开了,接着探出了一个老人的身影。不等王树声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老人连忙把他就拽进屋里。一声“大娘”还没叫出口,大娘就又把他推进了一道墙的夹墙中。
敌人追过来了,突然发现王树声人无影,去无踪,气急败坏地把小街的老老少少都赶到了街头。
一个长官模样的家伙站在一坐高台上,“啪、啪”先朝天开了两枪。然后呜哩哇啦讲了一大通,最后才说:“要是不交出共产党的头目王树声,整个小镇,别想留一只活的鸡犬!”
他一连叫了几遍,沉默的人群依然沉默,根本没人吱声。这下恼羞便成怒,长官模样的家伙又开始吼叫了:“要是不交出人来,我要这小镇变成无人街,变成火海!”说着就命令:“机枪准备!”机枪手一听命令,“啪”地一下趴在了地上。人们看不清他的面目。只见机枪枪口在来回摇摆,好像要选择一个最佳位置。人群开始有些骚动,那家伙就得意了:“快说!说了赏大洋一千!”但人群复又悄然无声,这家伙便受了愚弄似的,开始暴跳着大喊:“准备——”
“不准乱杀人!”一声高喊却兀自脱口而出。那家伙向着喊声望去,只见一位50多岁的妇女从容地走出人群,便狞笑着对她说:“那你交出王树声!”
“我不认识什么王树声、李树声。不过,我看到一个剃光头、瘦高个的人。”
“在哪里?”
“在我们家。”人群又开始骚动,敌人却不管那么多,只管随大娘走过去,“呼啦啦”就包围了大娘的家。但大娘却不让他们讲屋:“老总,王树声可能带着枪。你们在这等会儿,我去把他哄出来,好不好?”
“那有什么不好,反正他已经跑不了了。好吧。”大娘一进屋就点亮了梓油灯,走进一间放些柴禾杂物的房间,移开破拒,打开一扇小窗,便露出一道夹墙。
“大娘,他们走了吗?”王树声见是大娘,忙探头问道。
“走了,但街头还有人转悠。依我看,您就再躲一会儿,先让政道探探虚实再说。”说着,大娘便从夹墙里拉出自己的儿子政道。
“大娘,还是我去。”王树声说着便要挤出去。却被大娘一把拉住:“谁不知道你王树声?如今成了这样子,穷人们还盼什么呢?就盼你们能闹腾起来,给穷人过一些好日子!”
说着,周大娘随手就关了夹墙的门,然后把儿子带到她屋里,放下手中的梓油灯,上上下下地开始端详自己和王树声一般高低、一样光着头的儿子。看着看着,已是满眼泪花。
这时门外已响起了不耐烦的吆喝声,大娘忙推一把儿子。边走边说:“什么都别管、出了门就你往山上跑……”
政道明白了,二话不说,一下就爬在娘的怀里,叫了一声“娘”,转身就向门外跑去。
“不许动!”大娘听到了这一声吆喝,便一下昏倒了。
说到这里时,王树声已经是唏嘘不止。“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等我挣扎着捣烂那扇小窗,推倒柜子才钻出夹墙时,街上已经没了动静。当我抱了大娘回屋时,我已无法控制自己。到了第二天,我才知道政道姓周,是周大娘的独苗子,可一切都晚了。虽然敌人也知道他不是我,还是把他杀了,将头挂在河堤边的一棵大柳树上……”
过了半天,王树声才接着说:“等到了黄冈,我才知道你们又‘溜’了。才一路追赶,尾随而来还好,总算是找到了。”
说毕,王树声便呆呆地望着地主老财家的天花板,茫然的神色中,只有两行泪水在河一样地流!
没人不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却都无话可说。吴光浩张了几次嘴,话还是让戴克敏先说了:“树声,别太难过!我们都理解你的心情……”
话刚说了一半,就有人急急忙忙地进来报告,敌人又追过来了!
“多少?”吴光浩马上警觉地问道。
“至少两个团,沿山间大道齐头追来。”
“克敏,你的粮分的怎么样?”吴光浩忽然又问了戴克敏一句。
“早就分完了。”回答的却是来报告敌情的战士。
“撤!”下过命令之后,吴光浩才回过身来,拉住王树声的手,一字一顿地说:“树声,现在不是伤感的时候。快走。好像是克敏说过,生存,就是最大的胜利。先把帐记上,以后新帐、老帐一起算!”
于是,在敌人的“围追”下,第七军只好掉头折回西南,转移到黄冈的回龙山地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但由于回龙山地区的革命力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第七军行军作战均得不到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活动异常困难。“艰忍难走的崎岖道路,从未受过的饥饿疲劳,70余人共吃一升米两个南瓜的稀饭,聊以充饥。”人人眼睛凹陷,个个颧骨突出,饿得发亮的皮肉,几乎能透出其中的骨头。
游击,在黄冈、罗田地区,对于第七军来说,显然只是“疲于奔命”的一个代名词。喝完了清澈见底的南瓜汤,吴光浩、戴克敏、汪奠川、王树声、廖荣坤等人自觉地围拢在一起。
“黄冈、罗田容不得我们游击,黄、麻又不可返回。”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征求意见,吴光浩神色严峻地接着说:“我看还是在黄陂、孝感与接连黄安的这几个县活动,可能好一些。时间上,也可想方设法拖得久一些。所以,我的意思是,重上木兰山。”
接过吴光浩的话,戴克敏亦若有所思地说:“光浩的意见值得考虑。”只说了一句,就把手里的破碗往地上一放,摸了半天,才从口袋里摸出一片树叶大小的绉巴巴的纸,随手从火堆旁拣了几片干树叶,揉了揉,放在纸上卷成一个喇叭筒,点着,吸了一口,又慢慢地说:“连月来,我们70多人在敌人的控制区域往返行军、游击千百里,战士风餐露宿,历尽艰难。有时仅以南瓜充饥,这我们正在体味着;有时盖稻草,在古刹破庙、山崖底下度过风雪之夜可说是有史以来不曾有过的。就这样,还得对付敌人的穷追猛打。不过,我以为,正是这样恶劣的环境,才锻炼、提高了我们的意志和战斗力。与出木兰山时相比,各方面都有提高。每到一地,都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打击土豪劣绅,开仓分粮,寻机歼敌。并在艰苦的斗争中,在日夜的游击战争和各地的转辗途中,学会了会跑(跑路与跑脱敌人)、会打(不打无益之仗)、会散(散开)、会集(集合)、会进(进攻)、会退(退走)、会知(知敌)、会疑(疑惑敌人反动派)等有形无形的生存精神。实际上,这实在是一种不得了的大好事。这么艰苦的条件,人人都握紧手中枪,没有发生以前还有一些的动摇悲观,始终对前途抱有坚定的希望。”
说着,戴克敏就把手里快要散开的喇叭筒扔进了火堆,这才神色开朗且坚决地说:“不说是炼狱,可有了这一段经历,任何艰难困苦,都不可能阻止我们发展、壮大、胜利的步伐。所以,我同意光浩同志的意见,返回木兰山。坚决地,彻底地,把我们的斗争坚持下去!”
由于戴克敏最后的几句话,在坐各位的情绪无形中就发生了变化。戴克敏一说毕,王树声率先发言:“我同意打回木兰山。虽然那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可如果打好了,那里就是一块地盘,是我们的立足之地。有了立足之地,也好四面出击,也好四面开花!”
“再说都春天了,有了树木遮挡,我们的活动就会方便许多。”顺了王树声的话,廖荣坤也快快地说了一句。
汪奠川一直不言语,吴光浩就故意激他:“参谋长怎么不参谋?”
“哪里还轮得上我参谋,”汪奠川却笑着说:“军长一发话,党代表就是一大套。又有‘哼哈’二将的呐喊助威,差点把我都抬起来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回也得回,不回也得回。有什么好说的呢?没有啦。”汪奠川的话一下把大家都逗笑了。笑过之后,他又拾起话题,认真地说:“刚才我可不是开玩笑。‘回也得回,不回也得回’,这是由我们目前的处境所决定的。另外,我还同意克敏的说法,也可以说把它明确一下,这应当是我们第七军建军史上的一个时期,再回木兰山,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时期的开始。”说到这儿,他自己却忍不住地笑了:“刚才光浩激我,参谋长怎么不参谋了,其实啊,在你们说话的时候,我已经回了木兰山。站在山上,正想下一步该如何动作的事呢。”
“好啊。喝着南瓜汤,还能筹划未来的事,这才是‘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的不足之处矣!”没想一向严肃的吴光浩,这会儿却南腔北调地用了刘邦赞张良的一句话,惹得人人前仰后合地笑。也就在这笑声中,他便快快地站了起来,兴奋而坚决地下达了返回木兰山的命令:“出发!”
于是,冒着乍暖还寒的冽冽北风,第七军便脱离回龙山,出三店,渡紫潭河,绕太平桥,长龙游动一般,穿过黄安南境,于3月初重返木兰山。见到“久”别的战友,坚持就地斗争的曹学楷、徐朋人等人自是感慨万千,相互拉住战友的手,谁也不想再分开。
黑夜,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汪奠川、徐朋人等人竞夜长谈。一边询问出境游击的艰难困苦,一边操心黄麻人民的遭际和现状。说着说着,曹学楷就把话题提到了吴焕先身上。说到吴焕先冒充风水先生筹款的事,一边笑着的吴光浩却又笑出了眼泪,惹得人心都酸酸的。曹学楷也不便多说什么,复又问起游击的事。只等吴光浩又问起王秀松怎么样时,他的话才又多了起来。
“听说秀松搞了个‘印刷厂’?”自从上了木兰山之后,王秀松的事情吴光浩并不是一无所知。可不知为什么,他心里又总是惦记着他。
“何止一个‘印刷厂’。”曹学楷的情绪明显高涨:“以前我不太了解,这次你们走后,我才半信半疑地被秀松给开了眼界,别看鄂东军上木兰山时王秀松孩子一样地哭闹过,鄂东军改编成第七军之后,就地坚持地下斗争的王秀松却换了一个人似的。面对‘铲共团’伙同闻清霖的教导师,疯狂屠杀群众,血腥洗劫村庄,王秀松却变得不可思议地坚强起来了。他首先利用吴泰山家的秘密地洞,作为地下斗争者的联络点,印刷革命传革、秘密散发,借以扩大革命影响,鼓励群众战胜困难。同时还与吴焕先一起率领由原鄂东军战士、农民自卫队等人员组成的游击队,住山洞,吃野菜,神出鬼没,昼伏夜袭,在吴云店、六家边、曹门、栗林咀、沙河一带与敌人斗智斗勇,巧妙周旋。编写了大量生动、形象的革命歌谣。其中广为流传的一首是——
柴山野洼是我房,青苔石板是我床,红薯蕨根是我粮,任何困难——吓不倒共产党!
随着这首歌谣的广为流传,王秀松闹革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人们的传说就越来越神。
但是,王秀松的革命行动,却越来越使他的老子——大地主王建禄——感到不满。
虽然王秀松早在去广州参加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与王建禄闹翻了,但始终都希望王建禄能改邪归工,重新作人。
自广州返回武汉后,曾托本族的哥哥王佔圆带口信回家,规劝王建禄不要欺压穷苦农民。王建禄不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王秀松没收王氏祖谷办学,王建禄又跳又骂王秀松是“大逆不孝,冒犯祖宗。”而王秀松的回答更是寸步不让:“你管不着我,革命是要革的!”
吴光浩他们上山之后,王秀松和吴焕先的游击队就成了反动派的心腹之患。沙河大地主王彤宾早就尝过王秀松的“斗争”之苦,黄安失利之后,便与国民党第十二军军长任应歧相勾结,当上了沙河“民团团总”。本来王建禄与王彤宾都是王氏家族的大地主,是一丘之貉。但为了捉拿王秀松,王彤宾对王建禄却是软硬兼施,又打又拉。
一天,王建禄正在他的同义兴杂货店盘点算帐,王彤宾便带了一帮民团的兵丁,大模大样地堵在了店门口,沙着公鸡嗓子说:“老弟又赚了不少钱,是吧?”
“啊?是彤宾兄来啦。”王建禄自知王彤宾居心不良,却还是厚着脸皮上前搭讪:“快请坐,请坐。需要什么,只管拿就是喽。”
“可惜啊!这些东西都不是你那儿子的。”说着,王彤宾就进了店,这里抠抠,那里摸摸,边抠边摸边说:“要是你那孝顺儿子的,我就不客气了。”
“彤宾兄,你……是不是……”王彤宾的意思王建禄非常清楚,要他交出王秀松,否则就要封他的店。可他哪儿逮得住王秀松呢?而这店又是他的命根子。所以,见王彤宾明显地不满,便就死皮赖脸地乞求道:“再,再宽限些日子?”
“你倒说得好听。我宽限你几天日子,谁来宽限我?”王彤宾丝毫都不让步:“要是再宽限些日子,恐怕就没有你我的活路了。”这倒说的是真的。
自从王秀松斗过他之后,他便有一种不离身的感觉:这王八蛋迟早都得置我于死地!所以,一日抓不到王秀松,一日他就不得安宁。
听了王彤宾的话,王建禄恨得要死。既恨王彤宾,更恨王秀松:我怎么养了这么个忤逆的东西!却又说不出口,只能长嘘短吁地干瞪眼。
见玉建禄只叹气不说话,王彤宾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仿佛那无可奈何的人不是王建禄,倒是王秀松了。一高兴,就说出了他多时都想说而又没有说出的话:“封了!”接着一摆手,一伙兵丁不由分说,就冲进了王建禄的同义兴杂货店。打了王建禄,封了杂货店,末了还替王彤宾说了几句要命的话:“要想开店,就交出儿子。否则,拿你的狗脑袋去见任老爷!”
王建禄的老腿一下软瘫了,兀自坐在了杂货店门口的雪地上。王彤宾这时却过来了。一边扶王建禄站了起来,一边操着他的公鸡嗓子说:“建禄哇,你也别生气。你我心里都明白,这绝不是冲你老弟来的,要是那样的话,我还有脸见祖宗吗?没有。事情明摆着,都是那王八蛋的事。要我说呀,你也是太仁慈了。他拿你这个老子都不当回事,你还认他这个鸟儿子干什么呢?唉,孔圣人都把话说了‘夫为妇纲,父为子纲’,可这个八王蛋,他认你这个‘纲’了吗?没有,不但不认,还要革你的命。所以啊,我也是看在祖宗的份上,你还是慎重地考虑一下,好好的想一想我的建议……”
“不想了。你也别说了,我现在就接受你的意见。”早在王秀松编出那首歌谣时,王彤宾就要王建禄出任沙河民团第一支队的队长,要是捉到王秀松,还会给以重赏。不但同义兴杂货店会办下去,说不定还会给他盘几家小店过来。当时,王建禄以为王秀松会听他的“规劝”,可没想,王秀松却是“越闹越野了”竟然把他逼到了这种地步。“妈的,老子没你这个儿子了!你闹你的革命,我当我的队长。咱们就明火执仗地对着干逮不住你这个小王八羔子,我王建禄就不是你老子!”
“你可想好啊,我的委任状一发,那可就是‘军中无戏言’了。”明知火候已到,但王彤宾还是添枝加叶地加了一句。
“想好了!”王建禄想都不想,就把胸脯一挺说:“逮不住他个小王八羔子,我王建禄就是个老王八蛋!”
王建禄当了民团的队长了!一时间,沙河周围到处都在传说这种事。倒不是对王建禄当队长感到奇怪,主要的兴趣在于,王建禄是王秀松的父亲。“亲人”之间反目成仇的故事在历史上也许并不鲜见,但在1928年初的黄安县,王建禄与王秀松父子之间的水火不容,却实在是令人瞩目的一件事。王彤宾等人当然高兴,巴不得王建禄一下就能抓到王秀松,快快地消除这块心头之患;更多的劳苦大众却为王秀松感到耽心,如果他被王建禄给逮住了,到底该怎么办呢?切肤的忧愁之中,似乎还有许多不言自明,但却是难以理喻的犹疑——为了革命,王秀松真的就要背叛自己的老子?
说实话,王秀松得知王建禄公然扯起反革命旗帜,当上民团的队长之后,心情也是十分复杂而且痛苦的。虽在两年前他与王建禄已彻底的划清了界线,并因此而落了个四乡闻名的“叛逆”之名,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殷切地希望王建禄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站到革命者的队伍里面,顺其历史潮流,为革命的成功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就像戴克敏的父亲一样,充分地理解、支持并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之中。可是,他不但不接受他的忠言相告,而且经不住王彤宾的威逼和诱惑,竟敢公然扯起反革命大旗,率领反动民团来残害革命同志。这说什么都是不能容忍,也无法容忍的!
“秀松!”听到王建禄要亲自来捉王秀松的消息,吴焕先就想和王秀松谈一谈。不管怎么说,秀松的心情都不是好受的。可到了王秀松面前,只叫了一声名字,其它话就都说不出来了。
王秀松当然知道吴焕先想说什么,见他又是一副不知说什么好的样子,就故作轻松地一笑:“焕先,还记得王鉴兄吗?”
“怎么不记得……”虽然很久没有王鉴的消息,但吴焕先始终不能忘记,他和王鉴一起收拾吴惠存的事。不过,这与秀松又有何关系呢?
王秀松似乎看出了吴焕先的心思,却不忙解释,只是平静地说:“王鉴兄已经过世了。”
“什么?谁说的?”吴焕先有点不相信。
“真的,国民党的报纸上登了,唐王镇的同志也说了。参加南昌起义之后,他就去了洪湖和沔阳,后来病了,就到了唐王镇。”这些情况王秀松也是才知道的。他知道他们两人的情谊,所以没有对他说。这会儿见吴焕先低头不语,王秀松便继续说:“前年我去广州农运所学习时,王鉴兄曾耽心我和父亲的关系。那时我就对他说过‘只要不背叛革命,热血尽染层林,青春化作红泥,都不会说二话,何况一个家乎?’当时不知是因为什么事,王鉴兄曾怀疑过我们这些人革命的彻底性。听了我这话,他就觉得有点儿对不住我。不过,说实话,这话没错,代表了我的心情。可过后我回来也没放弃过争取他的工作,谁知他不但不听,反而走到了这一步”
“秀松!”
“听我说,焕先。我并不在乎他是我的父亲,我只是难过,这么多年的工作,竟然做成了父亲要来杀儿子的结果!仔细一想,他要杀的也未必就是我这个儿了,他要杀的实际上是革命运动。所以,一不做,二不休,我先捉了他再说!”
“秀松!”
“听着,焕先。谁也别来阻挠我!”王秀松显然非常激动。吴焕先几次想插话,都被他挡了回去。虽然吴焕先并不是要阻拦他,可他还是容不得他说话。过了一会儿,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蔡)济璜生前曾写过这么两句话,‘满天风雪满天愁(仇),革命何须怕断头’。今天我再来两句,替他写完这首诗。”接着,看都不看吴焕先一眼,径自站起,稍稍朝前走一步,便从容不迫地朗诵起他的“续诗”:
满天风雪满天愁(仇),革命何须怕断头,寒冬将尽沉疴起,天崩地裂作春秋。
事已至此,吴焕先知道王秀松的决心已定,便不好再说什么。只是暗中保护,怕他一时冲动而做出得不偿失的事。
对于吴焕先的用心,王秀松深深感激。可是,一日不了结此事,一日他就难以安宁。
终于,到了三月的一个深夜,王秀松悄悄地潜回家中。先见了母亲,母子相见,自是一番不胜唏嘘的感慨。妻子梅伴松也怯怯地看着心爱的夫君,嘴里不说什么,眼里却是泪水长流。她深深地理解他,却实在为他目前的处境而担忧。王建禄早就说了,只要他敢进这个家的门,他就什么都做得出来。
正说着,王建禄酒气熏天地回来了。见了王秀松,自然是破口大骂一番。王秀松不言语。等他骂完了,才一字一顿地对他说:“作为你的儿子,今天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劝告……”
王建禄哪里听得进去,不等王秀松说毕,就暴跳如雷地跳骂:“我苦心花钱供你读书,本指望你个王八蛋功成名就光耀祖宗,可你,可你不务正业、不走正道、不识好歹,竟然翻了这么大个花,去当他妈的什么鸟共匪!”
“住嘴!”王秀松一听他大骂共产党,拔出手枪,“啪”地一声就摔在桌子上,怒不可竭地说:“骂我可以,你没有资格来骂共产党!告诉你,这个花还要翻天那么大,任何人都不能阻挡我们革命的道!”
“要翻你就滚远些,莫把一家人都革绝了种!”王建禄这时酒也醒了,眼睛瞪得牛铃那么大。
“我偏要从家里革起。”王秀松又一次警告他:“你不要看国民党反动派一时的势力大,可他们终久是要失败的。你最好放弃一切幻想,老老实实作人。否则,谁也不客气!”
王建禄一时恐慌,害怕王秀松是带着人回来捉他。所以,不等王秀松再说什么,就悄悄地溜出家门,躲了起来。
王秀松不知王建禄是躲了起来,见他一走,就急切地催梅伴松:“百事不要,快跟我走。”
梅伴松却在犹豫:“我不拖累你吗?”
“不,伴松。我知道你的心,也离不开你的人,可这个家,你我都没法呆下去了!至于那个老顽固,我料他也不敢把人带到家里来”
“他是出去躲了,害怕你抓他走。”王秀松正说着,他母亲却插了一句。
王秀松一听,忙问了一句:“他到哪儿躲了?”
“唉,他不让我告诉你,你真的没带人来吗?”他母亲却忧心忡忡地问。
“没有呀。我就是想劝他最后一次。谁知道……”
“没带人就好。我管不了你们父子俩的事,可我巴望你们不要成仇人,更不要兵刃相见!唉,我是作了什么孽了,逢了你们王家这么大的两个冤家!”
说着,母亲就捶胸顿足地哭开了。王秀松忙跑过去扶住母亲,心里虽后悔今晚没带人来,嘴上却一个劲地说:“母亲你放心。儿生是革命人,长是革命心。迟早有一天,你会为儿感到骄傲的。今天我安顿一下伴松他们,明天就来接你!”
最后,等他带着伴松和两个孩子离开家门时,已经从母亲嘴里探出了王建禄躲藏的地方。连夜安顿了梅伴松母子三人,拂晓前便带着游击队队员,包围了标岗山,于搜寻中逮捕了父亲王建禄。
王建禄又喊又叫,企图让周围的民团得信。他实在是后悔,昨晚上没带人回去。虽然他当时也害怕,害怕不等双方接火王秀松就收拾了他。可这会儿却是后悔万分,跳叫着要王秀松来毙了他。
王秀松听着他的叫喊,握住枪的手却似蒸笼似的浸汗。他有决心来捉他,自有勇气举起枪来结束他的生命。可他没有那样做。他想起了母亲,甚至想起了少不懂事时的许多往事……无论如何,这是他的父亲,是这个世上唯一给了他生命的父亲啊!可他绝不犹豫,革命至此,已是离弦之箭:“拖过去——就地镇压恶霸地主王建禄!”
队员们将王建禄拖进了董家岭子的一片树林,“呼——”的一声,“山崩地裂”的枪声,在黎明前的黄麻大地终于“作”出了到1931年12月即出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的王秀松的“春秋”之章。
然就是这样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1932年夏天却死在了张国焘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魔掌之中。当时,红军在一片树林里宿营,王秀松把脚泡在水桶里正在伏案工作。通信员突然通知他去开秘密会议。一夜过去了,他却再也没有回来——在“左”倾机会主义肃反扩大化中倒下了。年仅31岁!
而给他扣上“改组派”的帽子,并最终惨遭杀害的唯一理由就是他的剥削家庭出身。
但是,王秀松大义灭亲的壮举至今都被人歌颂——
共产党员王秀松,一颗红心似火红。
率队革除恶霸父,为的人民不受穷。
听罢曹学楷的“故事”,吴光浩等人不得不为“故事”的曲折、生动、甚至于残酷而深深地感动。
吴光浩说:“看来,不只是我们游击的同志经受了一次炼狱般的磨难。就地坚持的同志,更是艰苦卓绝。不过,诚如克敏所言,有了这样的经历,任何艰难困苦,都不可能阻止我们发展、壮大,以至于走向胜利的步伐!”
但是,敌人和反革命分子却不以为他们的进攻和打击,仅仅只是为了锻炼革命者的决心和意志。第七军一回到木兰山,便又遭到敌人的不断进攻。而黄麻地区又成了敌人进攻木兰山的“大本营”,且木兰山靠近武汉,部队集中活动甚为困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吴光浩派出的交通员才得知,湖北省委已遭到严重破坏,大部分同志已经壮烈牺牲。攻占黄安时的“留守司令”刘镇一也同时遇难。因此,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逐步走向成熟的第七军领导人便在洪界山召开会议,决定改变斗争策略。除曹学楷、戴季英、徐朋人等坚持就地斗争之外,将部队编为四个短枪队,分散游击,隐蔽活动,准备在适当时机打回黄麻老区。
会后,汪奠川即率一队人马南下黄陂;戴克敏、徐其虚率一队人马北出黄安;王树声、廖荣坤则率队东进麻城,沿途联系群众,侦察敌情,打击反动势力,以备接应部队全部返回黄麻地区。而吴光浩的一队人马,则直接进至河口以北,逼近黄安县城,为部队全部返回黄麻占据有利地形。
同时,这四支短枪队的活动,都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用‘昼伏夜出、远袭近止、声东击西、绕南北进’的游击原则,时聚时散,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争取红枪会、仁义会群众,加强地方工作,联络当地以及从暴动区跑出来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依靠他们的支持和配合,组织公开和秘密的斗争。”
从3月中旬到4月初,短短的20几天中,这四支短小精悍的短枪队,即先后在通往武汉的大道上,镇压了麻城福田河民团团总彭汝霖;打死了被黄安县人民称为“曹屠夫”的黄安县公安局局长。不仅为“二次暴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加上曹学楷、王秀松、吴焕先、戴季英等新老坚持就地斗争者的“里应外合”,更闹得黄麻敌人的“大本营”里啸声四声,劫难不断。革命影响不断扩大,劳苦大众闹红的情绪日益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