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2月18日，陈明对笔者回忆说：那时我们都住在颐和园里，我和丁玲分工，她写辩正词，我写对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看法，当时的想法是，一方面要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一方面要揭露周扬的宗派主义。那年夏天颐和园很热，他们在酷暑和蝉鸣中奋笔疾书，很快就写完了。材料写好以后，逯斐到颐和园去看他们，陈明拍拍纸口袋说：打官司的材料都在这里面了。

短短一句话，带着一种轻松、必胜的心态，还有一点诙谐。2002年8月陈明回忆说，当时我们很自信，认为稳操胜券，因为第一，作协党组的报告站不住脚；第二，结论一直不和本人见面，这种作法不合法！另外我们感觉整个形势很有利，中央提倡看《十五贯》，我们看了，觉得这个戏很好，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主人公况钟，是澄清冤案错案的。

丁玲加快了写作进度。八月九日，她向中宣部党委会交上《重大事实的辩正》及《辩正材料的补充》这两份重要材料，同时，还给中宣部党委会写了一封信：

“去年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不少同志发言，提出了有关我的一些事实，其中有些事实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不合乎真实情况的。过去不容我就这部分事实做任何更正，有的即使及时更正了，还不为当时会议的领导人所理睬。现在，我必须珍惜党给我的机会，实事求是的根据实际情况，就某些重大事实做必要的辩正，请组织审查对证，同时我声明：

“一、至今我只能根据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正式记录，就重要事实进行辩正。令人遗憾的是最后一次，即第十五次会议上，党组正副书记，周扬同志、刘白羽同志的总结发言，是很重要的，可是发言记录据说在送请他们校正时都被他们遗失了。因此对于他们发言中有不合乎事实的地方，我保留声辩的权利。

“二、去年刘白羽同志曾通知我说关于我的事，作协党组有报告给中央，中央同意他们的看法，并即将召开传达会议。这个报告和传达，至今我都没有看到，听到。现在，我尊重中宣部党委会的意见，不急于要知道它们的内容，但是，如果作协党组的负责同志继续认为这个向中央的报告，以及向下边的传达，内容事实是有科学根据，合乎实际情况的话，那我就要求看到它们，并且要求党委会继续给我辩诉的机会和条件。

“三、关于我与周扬同志的关系，除检讨外，我准备写一份材料，包括过去我对他工作上的意见（在党的会议上，两人见面，都谈过）和我对他个人的看法（没有向组织上谈过的）。本来在党组扩大会上，我想谈的。周扬同志不同意。所以不能以此为例，说我是两面派，有意见不谈。

“我这样做，唯一的目的，只为帮助党在某些重要方面，实事求是的弄清是非，使大家和我自己都能更好的为党工作，我丝毫没有追究责任的意思。我还需要党和同志们的帮助，我自己也还在检讨。”

《重大事实的辩正》一万三千多字，丁玲依据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记录，逐条加以说明和驳斥。写完后，她感到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于是又写了一份五千字的《辩正材料的补充》，对“与陈企霞的关系”、“涉及周扬的两件事”等三个问题做了说明。

8月16日，写完辩正书后正好一周，丁玲再次致信中宣部党委会。

这封信很长，有六千多字，核心意思有两个，第一，否定了去年10月丁玲在检讨书中承认她和陈企霞是反党联盟的说法，说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并且说明了“产生这个错误的原因”；第二，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去年党组扩大会“会议的主持人和领导人早在8月间党组会议之前”，就“先已肯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整个会议只是要为这一说法提供证据，“顺着这个结论的，就得到会议主席的支持、鼓励，稍有疑惧的，则严厉批评，略作申辩，则不加理睬，或竟斥为向党进攻，使整个会议的发展，成为一边倒的情况。”

这封信的言外之意是：“反党集团”不是在会上揭发出来的，而是预先策划好的，整个会议是一个预谋。这封信的份量比辩正书厉害得多，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一周前的辩正书写的比较零散，这一封信经过了较多的理性思考；一周前的辩正书，针对的是会议上个别发言个别说法，这一封信是对会议的总体印象总体评价；一周前的辩正书讲的是“目”，这一封信讲的是“纲”。按陈明“我和丁玲分工，她写辩正词，我写对党组扩大会议的看法”这个说法，这一封信应该是陈明操刀。

这封信在8月17日寄给李之琏，同时还附有写给李之琏的一封信。

“随信附上材料两份，一份是我对周扬同志的意见，并附外传我对《桑干河上》出版问题的意见说明。另一份是写给中宣部党委会的信。内容主要是说明去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给我的某些印象和作用。这封信我要求党委会暂时不给作协党组负责同志（包括周扬同志）传阅。理由是：一、我是从一个被斗争者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可能很片面；二、说明不是对当时会议主持人的批评，并不要求他们答复；三、党委会审查全部情况后，认为我的说明有部分真实性的话，提醒当时会议的主持人进行一个必要的检讨或说明就是了。如果我说明的内容和理解有错误，请党委会给我批评、教育。”

实际上这封信只有一个意思，“要求党委会暂时不给作协党组负责同志（包括周扬同志）传阅”。说“包括周扬同志”，实际主要是周扬同志。此时的丁玲，对于周扬真是十分警惕，她尝到了厉害，而周扬是得到“上头”信任与支持的，根子很硬。

李之琏回忆：丁玲写了一批申辩材料，还写了对周扬的意见，“这些材料同其他调查材料一样，印发给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机关党委委员、作协党组成员和专门小组成员。周扬对于把丁玲写的材料里有对他的意见印发给有关人员看，十分恼火。他找部长出来制止此事。有一次在部长家中谈话时，他当着部长和张际春的面质问我：‘你们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这是什么意思？！’对周扬这种指责，部长并不表示异议，我作为下级，只能看作是领导的决定来执行。后来，丁玲又写了有关周扬的信和材料，就只好不再印发有关同志了。”（《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

郭小川1968年写的一份材料中说：1957年初丁玲写的材料中，就用“检查”的形式，揭露了周扬在解放初期的男女关系的问题。当时我作为给丁陈写结论的负责人，就把丁玲这个材料印发给少数负责人（我记得，只发给旧中宣部党委和旧作协党组的负责人和陆定一、张际春、周扬、林默涵们），因为，当时丁玲的所有材料都要印发的，目的是让有关负责人了解她的动态。但是，周扬看了，大为恼火，他给我说：“为什么要印发那样的东西呢？我现在还是中宣部副部长，还让不让我工作嘛！要看政治问题，要看一个人同党的关系嘛！”这以后他又经常讲到丁玲对党的不忠，暗示他自己的“对党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