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查对，查什么？从哪里查起？

对丁玲，是先查历史问题，后查“反党小集团”问题。

1957年6月6日，在中国作协重新讨论处理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上，刘白羽发言说：查实处理丁、陈问题的做法是：先审查历史，后理清思想问题。时间安排是，1955年8月至1956年10月，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1956年11月中旬以后，查对“反党小集团”的事实，1957年1月整理出事实。审查丁玲历史花了14个月，结论反复修改了五次。

李之琏说：“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总理曾有过指示，他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在审查过程中，张际春组长是认真执行这个指示的。专门小组同丁玲本人谈话时都没有让周扬参加。”（《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

2001年5月9日，笔者曾经就周恩来的“指示”一事专访李之琏同志，询问这一指示是在什么情形下做出的。李之琏说，一次，他单独向周总理汇报审查丁玲的工作，周总理说：你们处理丁玲的会议，不要让周扬参加，以免他们一见面就争论。李之琏还说：这给了我很大提醒，回来后未向陆定一说，陆部长在有些问题上听不进别人意见。

1955年12月3日，周恩来就曾在陆定一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信上批示说：“审查丁玲的专案小组和谈话，提议周扬不要参加，改由定一直接掌握。”二者可以互相印证。

李之琏继续写道：“审查小组在同丁玲谈话前后，作了大量的调查，也查阅了国民党遗留下的档案。无论从档案中或证人的证词中，都没有发现丁玲被捕后或者说被绑架后，有叛变或自首、变节、投敌、反共的证据。调查材料和丁玲自己的交代是一致的：1933年5月，她在上海被捕后被送往南京。敌人没有把她关进监狱，有意安排她同先已被捕、叛变的丈夫冯达继续同居，借以争取她为敌人办刊物。丁玲表示，以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愿回家养母，拒绝为敌人服务。后来敌人看到她的消极态度，逐渐放松对她的监视。她利用各种线索，先到北平找李达，未能解决，又经曹靖华写信到上海……同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后，在冯雪峰等同志的安排下，于1936年9月派人把她从南京接出，转送到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专门小组根据当时党关于处理党员被捕、自首等类错误问题的文件精神，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对丁玲被捕的问题认为：有变节性行为，定为‘政治错误’。对她从南京回到陕北根据地，结论为：是在党的帮助下实现的。”这就排除了丁玲是受国民党派遣来陕北的疑问。后来在1978年秋天，蒋祖慧和罗兰为丁玲平反问题去找周扬，周说，丁玲四十年的表现，可除掉疑点，但不能排除污点，即是此意。

张际春对丁玲本来并不了解，在审查中，听她讲述了被捕后的情况。丁玲讲起那段悲愤痛苦的日子，常常语音哽咽，泪流不止，讲不下去。谈话结束后，张际春感慨地对李之琏等人说：“看来确实不容易呀！一个女人，那时还不到三十岁！”丁玲的际遇得到了张际春的理解，这直接影响了此后张际春在处理这一事件上的态度。

1956年7月，中宣部做出《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说丁玲逃脱敌人掌握回到革命队伍，是“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实现了这个愿望”；她被捕后与已经叛变投敌的丈夫冯达同居和向敌人写了声明书，“实际上是一种变节性行为”；丁玲“的错误性质，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上的错误的行为”。7月20日，中宣部开会进行了讨论修改。此后又修改过多次，但是一直到第六稿，这个定性意见都没有改变。

李之琏说，“这个结论是专门小组内部妥协的产物。因为在审查过程中，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人坚持定为‘自首、叛变’，张际春和我、张海等则认为这没有根据，不能成立。争论不休，后即改为‘犯有政治错误’。这样修改，才得以最后通过。结论文件共讨论修改了七稿，是逐字逐句修改通过的。”

李之琏说小组内部“意见很不一致”，“争论不休”。那么，是谁和谁不一致？小组成员共有五人，周扬和刘白羽意见肯定是一致的，张际春、李之琏与他们意见相左，关键在第五人。这第五个人是谁？李之琏显然记不大清楚了，他先列出的小组成员名单是“张际春、周扬、刘白羽、我，还有一位作协党总支的同志”，即是说，第五个人是“一位作协党总支的同志”，后面又说“张际春和我、张海等则认为……”，即是说，第五个人是张海，他是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兼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如果第五人是“作协党总支的同志”，肯定站在周、刘一边，那样周、刘就占了上风，所以此种可能性应排除。这样，张际春、李之琏、张海就以3：2在小组里面占了微弱的多数。

小组内部的分歧意见之一，是有人提出，要扣除丁玲被捕后那三年的党龄。李之琏不同意，解释说，中央曾经规定，不采取扣除党龄的办法，而是或者全部恢复，或者不恢复过去党籍而重新入党。他的这个解释，符合中央1949年11月《关于脱党分子的党籍、工作与党龄问题的指示》精神。后来在1958年整风反右补课中把李之琏定为极右分子，这也成了他包庇丁玲的罪状之一。

对于丁玲历史的这一审查结论，最终在1956年10月，经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党组讨论通过，12月同本人见面，丁玲表示“基本同意”，并提出几点意见。年底，中宣部把这个结论和丁玲的意见，一起报送中央组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