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夏赵邱村住了大约三周。

2月20日给陈明的信里她还问了一句：“理事会开了没有？”指的是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这次会议2月27日开幕，规模很大，党中央也很重视，茅盾致开幕词，周扬作了长篇报告，巴金、艾青、曹禺等老作家和谷峪、李准等刚刚冒尖的新人，都在大会上发言。3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如此高规格，在作协理事会是唯一的一次。

丁玲是理事，她也很想到会上去，见见老朋友，更重要的是希望能见到毛主席、周总理，诉说自己的冤情，周总理是了解她的，在西柏坡时曾经和她竟夜长谈。但是思来想去，她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一是她不愿意戴着“反党分子”帽子，以有罪之身去见老朋友；二是她觉得在这个时候去找中央领导申诉有些不妥，他们能怎么说呢？现在不同于进城前了，不同于战争时期了，一切都有规矩和程序，还是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解决吧！

丁玲听说，周扬在报告里批评了“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而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谷峪”，“从他去年发表的几个短篇《爱情篇》、《草料账》、《傻子》，可以看出这个作家是走在危险的路上了。

谷峪，是文学研究所里丁玲喜欢的学员之一，他朴实，勤奋，也能写，敢于探索尝试新的表现手法。周扬在讲话中提到的三篇小说，正是他在文学研究所学习期间，阅读了大量作品之后的一种探索。丁玲担心，周扬这样讲，会不会把谷峪的锐气打掉，伤害了一个有才华的青年。她跟陈明说：“谷峪不过是学了一下契诃夫的手法！”但是这些意见她不敢随便去讲，她深知周扬的厉害了。

此时周扬正在走红，他不仅在中国作协理事会上作了报告，还在随后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上作报告，他的报告登在报纸上，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里。周扬作为党在文学界最高领导的地位牢牢地确立了，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但是在三月里，还是有一件能够让丁玲高兴一下的事情：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一本小书《一个小红军的故事》，这是丁玲唯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根据1937年的一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改写而成。

春季的一天，“组织上”终于通知她，中国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已经中央批发，向全国文艺界传达了，《报告》中对于她的处理意见是：“责成丁玲同志向党做出深刻的书面检讨，并根据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的程度，考虑对她的处分问题。同时对她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进行审查并做出结论。”

距中央批发这份报告，已经过去了两三个月，几乎全党都知道的事情，当事人却刚刚知晓。而“组织上”之所以通知她这个消息，只是为了要她按《报告》的要求继续检讨，至于这份《报告》，仍旧不给她看。真是怪事！按照党的惯例，给一个同志作结论，要经过本人过目签字方才生效，更何况是堂堂正正的中央文件。毛泽东讲过：哪有共产党害怕老百姓的道理？同理，哪有共产党的文件害怕共产党员阅读的道理，而且是文件所针对的共产党员！

丁玲十分气恼。但气恼是没有用的，只能面对现实。她一面考虑写检讨，一面开始考虑写申诉，同时向“组织上”提出，尽快对她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进行审查并做出结论。她的头疼病又厉害了，医生诊断为脑神经痛，服用了很多药物也不见好转，丁玲搬进颐和园内的云松巢，在那里写她的检讨书和申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