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中宣部长陆定一就丁玲的历史问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揭发和批评了以丁玲为首的小集团活动后，丁在书面检讨中，重新交代了她过去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一段的历史材料，有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与国民党中统的关系问题：丁于1933年5月14日在上海被捕，次日即解往南京，直至1936年6月始离开南京。在整整三年中，除开始很短一个时间外，一直受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优待。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张道藩，叛徒顾顺章都与她经常来往，对她表示十分器重。据说陈立夫也和她见过面。据说当时国民党特务中曾流行“谒陵”（看丁玲）“谒蒋”（丁原名蒋冰之）这样的话。中统每月津贴她一百元，并曾一次送她二百元做大衣。国民党并把丁的母亲从湖南接到南京来住了一个时候。她在南京一直与她的丈夫叛徒冯达同居，并和他生了一个小孩。1934年4月起丁和冯又与叛徒姚蓬子（他在报上公开发表了自首反共宣言）住在一起，而姚一直和徐恩曾等中统特务头子保持联系，直到上海解放前夕为止。在这段历史中，丁与国民党的关系究竟如何，值得研究。

第二个是自首问题：据丁交代，她于1933年7月，即被捕后的一个多月，她曾一度企图自杀未遂，不久她就经由冯达向国民党写了自首书，内容是表示以后回家养母，不问政治。三天后又经由冯达给顾顺章抄写过顾所写的东西（内容未交代清楚，据我们所获材料，顾在南京曾为国民党写了一本情报业务，不知是否此书？）丁到陕北后隐瞒了自首这件事，她说怕党知道了要不信任她，因而得到恢复党籍。（她是在1932年在上海入党的）。1943年在延安审干时曾交代了自首问题，但她说是冯达模仿她的笔迹代她写的，这次交代则说是她模仿冯达的笔迹写的，为的是将来如果国民党公布，她可以否认。丁向国民党自首是可以肯定的，但自首的内容是否就是这些，以及是否还作了其他不利于革命的事，尚需进一步调查。

第三个是离开南京的问题：丁玲1936年5月到北京一次，6月又去了一次上海，见到了冯雪峰、潘汉年。秋天第二次去上海，即由聂绀弩护送到西安，11月到达陕北保安。据丁说她离开南京是秘密走的，连冯达、姚蓬子也没有告诉，但实际上她到北京、上海，报上都有消息披露，同时据姚蓬子交代，她走前是告诉了他的。她走后，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来问过姚两次。她的出走，是否国民党有意放她走的，以及有否给她任务，均可怀疑。

信中认为，应在此次党内思想批判的基础上，结合整个审干工作，提前审查丁玲的历史，丁玲本人也有此要求。并决定：由周扬、林默涵、刘白羽、阮章竞、陈钟（公安部六局局长，主要帮助研究有关材料，不出面参加对丁的审查）五同志组成一个专案小组，担任审查工作；专案小组继续进行调查材料的工作，同时采取党内审查方式和丁玲本人进行谈话，要她作进一步的交代。交代问题经研究查对基本弄清后即做出结论，弄不清楚的问题予以保留。

11月24日，陆定一在文件上批示：“际春、磐石同志阅后送中央。”

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都圈阅了这份文件。周恩来则写了批示：“审查丁玲的专案小组和谈话，提议周扬不要参加，改由定一直接掌握。”日期是12月3日。

这封信煞是厉害！“丁向国民党自首是可以肯定的”；她与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张道藩曾有密切来往，“丁与国民党的关系究竟如何，值得研究”；她离开南京来到陕北，“是否国民党有意放她走的，以及有否给她任务，均可怀疑”。

这封信的厉害，还在于它那好几个“据说”：“据说陈立夫和她见过面”；“据说当时国民党特务中曾流行‘谒陵’（看丁玲）‘谒蒋’（丁原名蒋冰之）这样的话”……全都是要命的问题，全都未经核实，但全都可能是事实。

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主持人心里明白，光凭会上揭发出来的那些问题（而且是未经核实的问题），丁玲是打不倒的，《报告》在中央那里也未必通得过。李之琏在最初听了这个报告后的印象就是：报告题目是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活动及处理意见，内容却很抽象很笼统，主要是属于思想作风、工作态度等方面的表现。黎辛也认为：会上揭发的事实，跟“反党”挂边的，只有1954年检查《文艺报》与中央有关系，而那时《文艺报》的主编已经改为冯雪峰了。如果这个报告在中央那里批不下来，中国作协党组将非常被动甚至非常狼狈，整个党组扩大会将被全部推翻。但是，抓历史问题就不同了，潘汉年曾经是毛泽东那么信任器重的人，不就是因为向党隐瞒了12年前被挟持去见过一次汪精卫，就招致了囹圄之祸吗？历史问题，通敌问题，是要命的问题啊！

这封信绝对比作协党组的那一份长篇报告厉害，这样一个丁玲，谁还敢沾她？谁还敢保她？谁还敢出来替她说话？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封信，讨论作协党组的《报告》时，保不准就会有某位中央领导出来说一句公平话；但此信一出，就封了同情者的嘴，潘汉年案，余悸未消啊！

陆定一并没有参加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也没有听丁玲讲述她的历史，他信中的材料和观点，是听汇报听来的。历史问题加上现行问题，这一回，丁玲真的在劫难逃了！

陆定一信中提出的成立以周扬为首的审查专案小组，并未能实现。2000年8月3日，在一次由丁玲研究会召开的丁玲历史问题结论座谈会上，未能到会的刘白羽，特意委托到会的丁宁，向与会者说明了1955年的情况：“具体情况是这样，作协不能专设丁玲历史专案组，而是周扬与罗瑞卿提出，经陆定一同意，派人去南京调查，公安部决定派六局局长陈钟，中宣部决定派刘白羽一同赴宁进行工作。刘、陈各带了一名助手，担任具体事务。但调查的结果，没有查到丁玲的任何问题，只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弄的一份名单中，找到了冯达的名字。关于冯达及丁玲与他的关系，丁玲已向党作过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