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写了《关于丁玲同志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上报中宣部并转中央。

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指出，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反党活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报告还说：“会议上还揭发出其他一些党员作家，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或对党不满等思想情绪，在某些时候也同丁玲的反党集团结成一气；各种各式反党的小暗流，几乎条条都通向丁玲，在她那里汇合为一股反党的巨流。多福巷十六号（丁玲的住处）成了一个超乎作协党的组织之上的特别的指挥机关，一种特殊势力，吸引了一些党性不纯、对党不满的分子奔走于其门下。

《报告》最后提出对丁玲的处理意见说：“责成丁玲同志向党做出深刻的书面检讨，并根据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的程度，考虑对她的处分问题。同时对她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进行审查并做出结论。”

10月底，丁玲写出书面检讨，承认了和陈企霞是反党联盟的关系。后来她在1956年8月16日写给中宣部党委会的信中说，当时之所以承认了“反党联盟”，是出于两种考虑：一个是有理也讲不清，不想再无休止地纠缠拖延下去，“觉得以当时的情况，自己的精力，都难于长期纠缠，实在不知要怎么说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不如承认了，可以脱身完事，好早早从事工作”；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怕被开除党籍，失去政治生命。在当时情况下，坚持真理和坚持错误只一纸之隔，我觉得，我坚持了，是有被开除党籍的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