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党组领导对丁玲下手，究竟始于何时？原中宣部的黎之在《回忆与思考——一九五七年纪事》一文中写道：“1955年6月底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公布不久，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问题，并附了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这个‘揭发’报告和附件，又提出关于1954年批判《文艺报》的事。”这里说的“党组副书记”是刘白羽，“党总支书记”是阮章竞。

2002年2月14日，笔者在北京协和医院看望正在那里住院的原中国作协老秘书长张僖时，他谈到这样一件事：几年前的一个夏天，刘白羽约他到黄寺总政大院里的住所，同他谈起1955年的一些情况，刘白羽说，当时康濯给作协党组写了一份材料，反映丁玲在文学研究所的一些问题，刘随即根据康濯材料中反映的问题，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宣部长陆定一，报告写好后，他找党总支书记阮章竞一起签名后上报。陆定一看到这个报告后，又上报给中央。这次谈话后，张僖又找了阮章竞核对，阮章竞说，当时刘白羽只说要给陆定一报一份材料，必须要有党总支书记的签字，阮章竞连材料上边写的什么内容都没看，就签了名。后来，张僖又把阮章竞讲的这个意思告诉给刘白羽，刘未置可否。

按组织原则，给上级写报告，反映党组成员、中国作协副主席、一位老资格革命者的问题，刘白羽一个人决作不了这个主，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何况丁玲也不好惹，她是“实力派”，是“凤姐”，连胡风都要惧怕三分。黎辛说：“那时在文艺界的党员专职干部，如果说周扬是一把手，丁玲可以说是二把手了，丁玲的行政级别是七级，与周扬一样是副部长级干部，要批判这位在延安被毛泽东极为重视的作家是不容易的。”当时无论从行政系统还是党的系统，周扬都是刘白羽的直接领导顶头上司。如果没有党组书记的同意和支持，刘白羽恐怕不敢有此举措，这是常规常理。但是党组书记为什么要有意回避，还要拉来个党总支书记壮声势？

康濯后来说，他写那个材料的目的，是为了搞好团结，他决不会想“整”丁玲，他更没有想到他反映的意见，后来会惹起那么大一场风波。所以康濯感到委屈。“他后来说，当时那些人对他的揭发有所歪曲，并解释说：我是在跟党组谈话时，一是说丁玲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二是说你们作家协会领导同志之间不够团结。建议你们开个会，把30年代的问题也一块谈。我怎么知道，我的意见变成了丁玲个人和党的关系的问题。你们把我摆在起义的位置上让我下不了台。”（邢小群《丁玲受害之谜考辨》）

不管怎么说，问题是反映到了中宣部长陆定一那里。他该如何处理？找丁玲谈话，指出问题，劝其改正，这是“与人为善”，不失为一种既稳妥又简便的处理方式，都是延安时期的老同志嘛，又先后都在《解放日报》工作过。但陆定一走了一步狠棋。

大约在七月下旬，由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报告中说：“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暴露出文艺界的党员干部以至一些负责干部中严重的存在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影响了文艺界的团结，给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造成了便利条件，使党的文艺受到损害。作家协会刘白羽、阮章竞两同志给中宣部的报告中，反映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他们根据一些同志所揭发的事实和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口供中发现的一部分材料，认为丁玲同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是极严重的。”“去年检查《文艺报》的错误时，虽然对她进行了批评，但很不彻底，而丁玲同志实际上并不接受批评，相反的，却表示极大不满，认为检查《文艺报》就是整她。”报告中提出了几点具体工作办法，请中央审阅批准。报告后面还附有刘白羽、阮章竞给中宣部的报告及有关丁玲等人的材料。

丁玲的“罪名”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极为严重，影响了文艺界的团结，对检查《文艺报》错误极为不满；材料的来源有二：一是一些同志揭发，一是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口供中发现的材料。报告提出，要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

请注意陆定一报告的标题：《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中国作协党组已经对“批判”“丁玲等人”作好了“准备”！周扬是作协党组书记，又是中宣部副部长，他在这个决策中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陆定一怎么处理丁玲的问题，也不可能不和周扬商量。一位原中宣部的老同志说，陆定一“就听周扬的，对他言听计从。”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揪出丁玲、陈企霞不是肃反的直接结果（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反革命”），但却是肃反的意外收获。

紧接着，根据中宣部的指示，按照陆定一报告的基调，中国作协停止了正在开展的肃反运动，从8月3日起，连续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地点在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协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