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周扬把丁玲留在北京的，她却不想照周扬的路子走；周扬一再把她往前推，她却拼命往后退，她与周扬的想法不同，选择的道路不同。她要写出一本好书来，这本书的分量应该超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因为她已经站在了很高的台阶之上。题材对于一本书的成功至关重要，写什么呢？丁玲在考虑。来北京之前，她曾经打算深入工厂，去写工业，但工业对于她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而且包含着较多的科学技术因素，要真正深入进去是很困难的。恰在此时，一团火花一闪，就像冥冥之中灵光一现，让丁玲一下子就捕捉到了灵感。

她收到一本1953年10月号《人民画报》，上面刊登了记者宋学广拍摄的反映温泉屯变化的一组照片，那些照片一下子就激发起她对当年土改工作的回忆，对一些乡亲和战友的回忆，温泉屯的变化使她异常兴奋、惊喜！她立刻和宋学广联系，约他到家里来吃晚饭，并拿起笔，给温泉屯的屯主任、当年土改时的积极分子曹裕明写了一封信。她在信里说：“我把许多照片看了又看，那不是七年前我走过的一些地方——桑干河边温泉屯一带的风景、生活、人物吗？这些照片引起我许多说也说不清的感情。……多么依旧的景物呵！那河流急湍地流着，那胶皮毂辘车，那河滩地，那高粱地，那羊群，那果树园，那丰收的葫芦冰和葡萄呵……而且，还有了熟人哪！我一看照片，我就笑了起来。那不就是曹裕明？他还没有变样子，还是那个样，更使人快乐的是，他竟有了那么大的孩子了！你记得么，我们曾经向你说着玩，希望你请我们吃了结婚酒才走。后来到底也没有吃上。”

丁玲心中怦然一动：何不就续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写护地队的故事！这也是她心中的一个夙愿，一笔旧账，是一本早就列在计划之中的小说。

1946年底她开始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时候，最初的计划是分三个阶段写，第一段是斗争，第二段是分土地，第三段是参军。但最后的成书，她只写了第一阶段，即闹斗争这一部分。她在1948年6月为此书写的前言中说：“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一些沦陷后桑干河一带护地队斗争的材料，是很生动的材料。……我幻想再回到那里去，接着写小说的第二部，因此在写的当中，常常便想留些伏笔。”

丁玲手头积累了许多护地队斗争的生动材料，一直觉得如果弃置不用实在可惜，所以一直想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续篇。

从宋学广拍摄的一组照片，从写给曹裕明的一封信，丁玲回忆起温泉屯那一段难忘的生活，回忆起当年让她牵肠挂肚的护地队，她决定了：就写一部反映护地队斗争的小说，小说的名字叫做《在严寒的日子里》。她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生活，寻访更多的素材，于是，她重回温泉屯，重访桑干河，看望当年结下深厚情谊的乡亲们。此外，她还到热火朝天的京郊官厅水库工地上去体验生活，那里正是去涿鹿县的必经之地，而且水库的重要水源之一便是桑干河。

1953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的第三版上，登载了丁玲的新作《粮秣主任——官厅水库散记之一》，作品后来又发表于12月7日出版的《人民文学》12月号上。这篇不到九千字的小文，对于丁玲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是解放以后丁玲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在此之前，丁玲虽然也不断有新作面世，但那些文章要么是序跋，要么是报告或讲话，要么是应景之作，也有一些访苏散文，但那只是公务活动的副产品，而非深入生活的结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因此可以说，《粮秣主任》是官员丁玲回归到作家丁玲的第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