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之初的那几年，是丁玲一生中“官运亨通”的几年，如果把职务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称为“事业”的话，那么，那几年是她一生中事业的巅峰。

她是1949年6月初，从居住地沈阳来到北平的。

1936年初夏，她从南京独自悄悄来到北平，寻找党的关系，从那时算起，阔别这座城市已有十多年了。旧地重游，引起她许多遥远的回忆。她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那是一座精致的四合院，她的邻居有萧三甘露夫妇、柯仲平、沙可夫等，都是老朋友，长久不见，十分亲热，彼此述说些这几年的情况，他们都问到陈明，沙可夫是文代大会筹委会的秘书长，他说，陈明可以作为特邀代表来参加文代大会！林伯渠也来看丁玲，他们有一点远房的亲戚关系，丁玲十分喜爱这位老人，多次在书信和日记里称他“可爱”。她也抽空去看了老友沈从文，二十年代在北平时，沈从文是她和胡也频非常亲近的朋友，那时他们三人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前途无着，生活窘迫，一起共过患难的，一篇小稿，两块钱稿费，都能带来极大的惊喜。她还去香山见了毛主席，毛主席依然是渊博睿智，疲倦的眼睛里虽然充满血丝，但踌躇满志之心溢于言表。他忙得很，马上就要领导整个国家了，没有时间长谈，他劝丁玲去读书学习，可是丁玲实在不想进学校了。走出双清别墅，从香山下来，丁玲看到一道道严密的安全警卫，不由惆怅地想：百废待兴，政务繁忙，以后再想见他，怕是越来越难了！但是毛主席没有忘记她，两年后的夏天，在游览颐和园时，又专门顺道去看望她。

丁玲喜欢北平，但她并没有打算在此久居。来之前她就和东北局宣传部的李卓然部长、刘芝明副部长说好了，开完文代会就回东北去，到鞍钢深入生活，搜集素材，准备创作，因此这次来北平，连党的组织关系都没有带。她已经有了一部农村题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还要再写一部工业题材的大作品，因为党的工作重心正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战争转向建设。一年前在西柏坡毛主席就对她说过：你在农村有了十二年，再拿八年去城市，了解工业。她一直牢记着这些话。

1949年7月2日，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开幕，9日，丁玲作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书面发言。大会闭幕时，她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文联常委。7月23日，在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简称“全国文协”）成立大会上，她又和柯仲平一起，当选为文协的副主席。主席是茅盾。

当时，新中国成立在即，崭新的国家政权，迫切需要一大批精兵强将，各个部门都在物色人才挑选干部，筹组机构搭建班子。文学战线同样如此。丁玲进了京城便身不由己，她是来得去不得了。

党选择了丁玲。于是，一心想要回东北去搞创作的丁玲，就变成了留居京城管行政的丁玲，文学作家丁玲就变成了文化官员丁玲。陈明随后也来到北平，他们的家就安在了东总布胡同22号文协机关院内，1951年春天又搬至多福巷16号的四合院。党中央委以重任，两三年间，丁玲可谓“官运亨通”，头衔一增再增，而且全都分量十足：1949年9月，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出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1950年春，任全国文协常务副主席，主持文协日常工作；7月，被中央任命为中国文协党组组长，相当于后来的作协党组书记。1951年1月，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春天，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11月，参加领导全国文艺界整风学习。1952年4月，接替艾青任《人民文学》副主编。那时，《文艺报》是全国最权威的文学批评刊物，《人民文学》是最权威的文学创作刊物，文学研究所是多少青年引颈向往的“作家摇篮”，中宣部文艺处则相当于现在的文艺局。诸多要职集于一身，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丁玲可以称得上文学界最红的人，是极少有人可以相比的高级别领导人。

她的影响和声望，甚至超过了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