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民间就有两句传说，叫做：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会出现温州人。

温州人很有个性，他们有知命而认命，信命而不受命的特征，他们总能从没有市场处找出市场，从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市场混乱中寻找商机，从鲜为人知的边缘经济的夹缝中杀出一条血路，从而创造了人人皆知的现代版的经商神话。

温州人还有一个特点，他们除了要比自己的邻居富有之外，没有别的使命。赚钱和比邻居更富有的欲望，控制了他们的全部思想和行为。

而以上的性格决定了温州人抢占邻居的“便宜”及喜欢张扬的个性。温州人从来都喜欢标榜自己，他们即便干着最低贱的活儿，受着最不能忍受的痛苦之时，也从不放弃向外宣传自己是温州人，这一点让人格外敬佩。

近邻的台州人则不一样。台州人因为过去没有多少人知道“台州”这个地名外，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原因是，历史上的台州是“贬谪之地”，故而这里的人不愿声称自己是台州人。笔者本人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十几年前，我正在编著一套《中国英才》丛书，那时我知道北京的红桥市场已经有了一个很具规模的浙江人开的珍珠市场，因为那时经常在报端看到外国政要到中国访问，会到红桥市场买中国珍珠，比如英国女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克林顿等。

有一天，我在编辑部见到一位长者前来拜访，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浙江话，他说他是在红桥卖珍珠的温州人，他掏出一张名片给我，从此我知道了这位叫陈宜根的长者，他就是在北京红桥市场名气很大的“珍珠大王”。

因为陈宜根一直称自己是温州人——很惭愧，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中国有个台州。老陈后来入了我编的《中国英才》丛书。他的事迹很不简单，即使是现在，不用看介绍他事迹的文章，我也会说出个大概：

他老家盛产珍珠，1987年时，年已花甲的陈宜根带着儿子独闯北京，父子俩先在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3楼租了一个柜台，做起了珍珠生意。之后又搬到红桥农贸市场，摆下了浙江人在北京开设的第一个珍珠项链摊位。不料陈老先生的珍珠生意越做越红火，并成为京城一景。那时即便是首都北京的老百姓生活也很一般，开始爱美的女同志们能有一条价格在100元左右的珍珠项链是件十分惬意的事。陈宜根的生意就这么火了起来。后来他带着老伴、女儿、女婿和外孙女一起都进了北京，之后又把村里的人、邻村的人都带到了北京，“温州人”在京城卖珍珠卖出了名。

1992年，陈宜根把珍珠弄进了人民大会堂展出，中央领导和夫人，对陈宜根他们的珍珠大加赞赏，有中央领导还为陈宜根亲笔题写了“珍珠大王”四个字。陈老先生很会做生意，他把与领导人的合影和人家给他的题词往小摊上一放，于是那些逛红桥商场的国内国外的游客纷纷慕名而来。后来他的珍珠摊位，成了外国总统参观红桥市场的必到之处，尤其是随访的总统夫人们对又便宜又光艳的中国珍珠更是爱不释手，更使陈宜根这个“珍珠大王”的名声威震四海。他带的一批浙江徒弟有的成为国内外名门望族的常客，如白茹芳、童建红、茹培培等“珍珠女”现今都成了跨国公司的大老板。

因为写此文，我到了陈宜根老家温岭采访，才知我十几年前就认识的这位“温州人”，原来竟是台州人！

“过去在外经商的温州人中至少有一半是我们台州人。那时台州没名气，我们说了自己是台州人，别人会再问台州在哪儿，有的甚至以为台州是不是在台湾。所以久而久之，在别人问我们是哪里人时，就不说台州人了，干脆说自己是温州人。台州人吃亏就在这里，在前二三十年里一直是这个样……”台州人谈起这事，至今仍有些苦涩。

“可我们台州人比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务实肯干，性格里有股硬劲，从不好高骜远，也不好大喜功。追求富有，改变贫穷命运，是支撑我们自身的一种精神力量，也是我们日益进取不竭的动力源泉。一般的台州人都会有一股雄心——因为过去我们都很穷。”有位台州经济学家这样说。

他的话使我联想到一则法国故事：传说有位法国年轻人，他从小很穷。后来他以推销装饰肖像画起家，在不到十年时间里跻身于法国50大富翁之列，成为一位年轻的媒体大亨。不幸的是他因患绝症于1998年去世。在他去世后，法国一份报纸刊登了他的遗嘱。

在这份遗嘱里他说：“我曾经是一位穷人，在以一个富人身份跨入天国的门槛之前，我把自己成为富人的秘诀留下，谁若能通过回答‘穷人最缺少的是什么’，而猜中我成为富人的秘诀，他将能得到我的祝贺，我留下银行私人保险箱内的100万法郎，将作为睿智地揭开贫穷之谜的人的奖金，也是我在天堂给予他的欢呼和掌声。”这家报社后来收到18000多个人寄来的答案，这些五花八门的答案中大概有三类：一类认为穷人最缺少的当然是钱，有了钱穷人便不再穷了；另一类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没有机会，有了机会就可能不再穷了；再一类认为穷人缺少一技之长，有了一技之长就可以改变贫穷；也有人说穷人最缺少的是帮助和关爱。在这位富翁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律师和代理人打开了这位年轻富翁的私人银行保险箱，公开了他的致富秘密。他认为：穷人最缺少的是成为富人的雄心。有一个年仅9岁的女孩猜对了，因此获得了100万法郎。这个女孩在领奖时说：每次我姐姐把她11岁的男朋友带回家时，总警告我说，你还小，不要有什么雄心！于是我想，也许雄心可以让人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我想穷人最缺少的可能是成为富人的雄心吧！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也有不少这样的女孩子。她们无论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在寒风刺骨的冬季，三三两两地散落在城市的每一个马路边，或者在商场的路口和学校的门前。

她们的身边，是一台手摇的补鞋机，几乎席地而坐的她们以最低微的姿态、以最热切的期待，招揽着每一个需要补鞋或者捎带擦鞋的人。这种情形在北方居多，在寒冷的冬季居多。在那个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做生意，甚至把生意当做“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些“补鞋匠”，他们遍布了全国各地的每一个城市的每一条街……这样的“补鞋匠”，有姑娘，也有小伙子，有三四十岁的小媳妇，也有四五十岁的庄稼汉。

他们总是在我们的视野中，并且深深地烙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因为没有哪类人能像他们那样不惧风寒、不分时光。当第一辆公共汽车驶过行人稀少的马路时，路边的补鞋机和补鞋人已经静静地守候在那里；当风雨交加、寒气逼人的夜晚驱赶着街头的最后一位行人时，你只要想补鞋，就可以找到马路边或公共汽车站边的补鞋匠，他们正在那儿等待你……在那个年代里，我在北京多少次看到冬天的寒风里或者是沙尘天的黄昏下，那些在街头补鞋的“补鞋匠”，哆嗦着一双冻得皮开肉绽的手，一手捏着鞋，一手握着针地在为别人掌鞋。他们只收一块钱，有人看着他们可怜，想多给一块钱，可“补鞋匠”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多收的钱还你。对这样的情形我几次觉得不可理解，于是有意前去问“补鞋匠”，他们的回答让我更加吃惊：“这回多收了你的钱，下次让我怎么再跟人做生意呀？”浙江人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尚不知做生意为何物的年代，就已经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开始了为赚一分钱而不顾艰辛、不知疲倦的人生轨迹。浙江人做生意不怕吃苦，勤奋精明，当然后来也出现了“浙江人做假货”的一阵风潮——必须说明，是极少数的浙江生意人败坏了声誉。

从风靡全国的“补鞋匠”到震撼中国民营经济并形成举世瞩目的“浙江精神”，温州人扮演了前台的主要角色。然而中国人至今仍然并不清楚在这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浙江精神”中，其实最重要的角色应该是台州人，因为在当年的众多“温州补鞋匠”中，至少有近一半人是台州人而非温州人；而更加重要的是，那台引领浙江人走遍全国并致富浙江及影响十亿中国人共同致富的补鞋机，其发明人是地地道道的台州人！制造第一台补鞋机的人叫管康仁。

我见到管康仁时，这位曾经引领浙江人走向富裕的“浙江制造”之父，现在住在他的老家台州市中心椒江区下陈镇的一个叫水仓头村的地方。椒江区原属黄岩市，这里有着传统的经商风气，民间经商之风在数百年前就很有影响，与下陈镇近在咫尺的路桥，是浙东有名的商贾重镇，历史上就很有名。

那天我去见管康仁时，对一个现象很吃惊：

在弹丸之地的下陈镇水头仓村，竟然看到中国驰名、打下世界缝纫机七分天下的“飞跃”“杰克”等几十家著名缝纫机厂！现在的管康仁管着一家很小的缝纫机企业，每年生产约2万台缝纫机。与如今年生产已达百万台、销售额超100亿元的“飞跃“等企业相比，管康仁的“求精针车有限公司”，既显得落后又显得很不起眼。但在台州、在有“世界缝纫机之王”美称的水仓头和台州下陈镇，谁也不敢轻视了管康仁。

1941年出生的管康仁，对我的来访感到有些突然，他在那间窄小脏乱的办公室外接待我时，第一句话便问：“你大作家怎么不到‘飞跃’那儿去？却来我这儿干吗？我这里没啥可采访的……”

当我告诉他“到台州，不采访你这位‘浙江制造之父’就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时，他老人家显得很激动，忙说：“我有啥值得你劳神的？实在没有啥说的。”

“就说说你当年怎样搞出第一台补鞋机的？”我直奔主题。

管康仁显然动心了，这可能正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事之一。“这个可以讲讲。”管康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看得出他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满意，对自己的历史倒是另一番态度，并且一说起来便滔滔不绝：

“我高中毕业后到了浙江水泵厂工作，可是不到一年就碰上了国家精减国营和集体企业职工的政策。我父亲解放前到了台湾，又是国民党员，还当过校长和保长。所以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就成了第一批精减的对象。1965年我回到了家乡下陈水仓头村，在我们这个地方的农村。

过去就有‘扁担两头尖，出门针线鞋’的传统，就是在农闲时，许多人挑着担子外出当手工补鞋匠，赚些钱补偿生活不足。还有一种生意就是挑担卖豆腐，可卖豆腐受天气和时间等条件的影响，相比之下，补鞋生意更适合走得远些。但因为是手工补鞋，又慢又粗糙，尤其是天寒地冻季节，外出补鞋格外辛苦，钱也赚得少。我在水泵厂时就爱捣鼓，特别是对缝纫机械的修理蛮热心钻研，拆拆卸卸，掌握了一些缝纫机的构造知识和修理技术。当时还不敢说自己制造缝纫机，可看到乡里乡亲们外出手工给人补鞋很辛苦，赚钱又不多，就想能不能搞个机器，代替手工补鞋？如果成了，不可以减少乡亲们一针一线缝补的辛苦？于是我就先从路桥市场上买回些旧钢板、铁皮和螺丝什么的，开始利用劳动之余，一个人躲在家里、关上门，敲敲打打，捣鼓起来，没多长时间补鞋机就出来了。

不是我聪明，因为补鞋机的基本原理就是缝纫，靠机械操作代替人的手工缝补，所以我把自己掌握的那点缝纫机构造知识搬到了相对简单些的补鞋机上。成功后，我很惊喜，先是把自己家的一双双破旧的鞋子拿来缝补，后来又试着把邻居的鞋也补了，而且针脚比手工缝补的要好，快更不用说了。机器补鞋至少比手工缝补快几倍，用这样的补鞋机外出做生意，一是省去很多手工缝补的辛苦，二是任意到哪里都可以去，这样不可以赚更多钱吗？第一台补鞋机搞出来后，我兴奋得很，心想如果多做几台卖给那些经常外出补鞋的人，他们一定非常欢迎。这样，我就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就偷偷在家里关起门敲敲打打起来，制造第二、第三台补鞋机……”

“你有制作车间和模具什么的吗？”

“没有。完全靠手工敲打出来的。”

“手工能敲打出来吗？”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那种与缝纫机差不多的补鞋机，觉得它还是蛮复杂的一种机械，于是便问管康仁老先生。

“能。没听说最早的汽车也是手工敲打出来的吗？补鞋机还是相对简单些。”管康仁很得意自己的技术，说，“我喜欢捣鼓机械，特别是缝纫机制造，再复杂也难不倒我。可惜我对现在的电脑缝纫机不感兴趣，他们搞的那一套我不喜欢……”管康仁指指窗外，我知道他说的是同在水仓头村的“飞跃”等现代化缝纫机企业。看得出，管康仁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

“你后来是不是就开始将做的补鞋机卖出去了？”

“是。那个时候，一方面我们农民穷得很，我家里也需要钱，另一方面我为了制造这补鞋机要时不时地到路桥旧货市场上去买破铜烂铁等材料什么的，得花钱。另外我也确实想，如果能把自己制造的补鞋机卖出手，赚点钱，好养家糊口。前后我卖了三四台，一台卖了本地的一位补鞋匠，两台卖到了温岭。”

“每台能卖多少钱？”

“三四百块吧！”

“赚点吗？”

“赚，赚二三百块一台呢！那时二三百块等于两三个壮劳力干一年农活的收入，蛮可观了！”管康仁又一次露出了笑容。

“后来呢？”

“后来就惨了……”老人的脸阴沉下来，“后来就有人知道了，告发到大队、公社领导那儿去，说我是破坏农业学大寨。”

“这哪儿跟哪儿的事嘛！”我觉得很荒唐，但荒唐年代就有荒唐的事。

管康仁自己说，有人认为你管康仁自己偷偷做补鞋机不说你搞资本主义已经够宽大的，你还将机械卖出去，你这一卖就是鼓励那些不安心农业生产的人出去搞副业，你这不是破坏农业学大寨是什么？于是干部就把管康仁叫去办了四个月“学习班”，最后让他把所赚的1200元全部罚了出来。这怨，换了别人早甩手不干了，可管康仁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搞出了补鞋机，而且要货的人也很多，自己赚钱不赚钱是一回事，能够让自己的那些走南闯北的乡亲用补鞋机代替手工补鞋总归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吧！他管康仁是个认死理的人，心想你们不让我在水仓头卖，不让我在陈下和黄岩卖，我就卖到温岭那边去……

“温岭那边的人活泛，用现在的话说，那边的人思想解放，敢干冒险的事。所以后来我把做出来的机器卖到了温岭的牧屿。”管康仁说。

“没有再被人发现？”

“我换了制造的方式。在自己家里做肯定不行的，就是关起门再敲敲打打也会被人盯住不放的。我不在自己家里做。而是跟牧屿那边的合作伙伴联手干，我把图纸给他们，他们就在牧屿那边制造，再由他们卖出去。他们每台给我150元。做完一台，我再教他技术，就这样一直做了好几年，他们那边也就慢慢做了起来。牧屿现在是有名的制鞋业基地，就是那会儿我们打下的基础。浙江各地后来出了几千、几万的补鞋匠，布满了全国各地，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了补鞋机。别小看这补鞋机，这是我们浙江人致富的第一桶金。它的意义可不一般。

你们都说浙江人或者说温州人是中国民营经济做得早、做得好，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浙江人靠一台补鞋机比别人先一步走遍了全国各地，先一步有了一些原始积累，先一步比别人知道啥叫市场。啥叫市场？就是我们这些补鞋匠到哪儿补鞋时，知道那个地方缺啥日用品，知道了那里缺啥东西，就多了一个心眼想法去搞那些东西。因为我们出去补鞋的人到处都有，而且相互之间有联系，一封信、一个电话，就相互之间把商业网络给建立起来了。在补鞋的同时把一些北方缺的商品从南方调配到了北方，又把南方缺的货物从北方发到了南方，这样慢慢地形成了一种赚钱机会，慢慢地从补鞋变成了做贸易、搞企业的风潮。我们台州人和温州人是同步走向全国的，而最早的一批人应该说是我们台州人，因为浙江人的经商之风是从补鞋匠们开始的。补鞋能够形成风潮，就是因为有了补鞋机这个关键性的环节。补鞋机是我们搞出来的嘛！”管康仁对自己的历史性贡献很是自豪。

我之所以特别敬佩这位时下在台州并没有多少光环的老人，就是因为他制造出第一台补鞋机的这份历史性贡献，对后来浙江民营经济和“浙江精神”的形成所起的奠基性作用。绝不要小视了管康仁当年的那台粗糙的补鞋机，在我看来，它的成功制造和之后在民间广泛的运用，直至造就了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浙江帮补鞋匠，其意义并不比当年英国的瓦特发明蒸汽机小多少。瓦特发明蒸汽机，使落后的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从落后的农业社会开始走向工业社会，人类的文明史从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快几倍、几十倍的速度向前发展。浙江补鞋匠遍布全国各个角落，他们以最原始的方式建立起的商业网络和商品意识，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中国民营经济模式，不仅影响了整个中国的今天，并且延伸到影响整个世界的今天。今天我们不是常听到世界上有人一直在叫嚷“中国威胁论”吗？西方人所害怕的“中国威胁”，实际上更多的是他们认为的“中国制造”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与政治，甚至是文化和军事的格局。

诸君想一想：这“中国制造”首先是从什么开始的？

毫无疑问，“中国制造”应该可以说是从“浙江制造”开始的，而“浙江制造”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同样毫无疑问，是从“温州制造”开始的。

可“温州制造”又是从什么开始的呢？

温州人自己也毫无疑义地认为，是从“补鞋机”开始的。

那么补鞋机是谁先制造出来的呢？

是台州人，是台州的牧屿人最早向温州和其他地方疯卖补鞋机的。

台州牧屿之所以能制造补鞋机，其首功当推管康仁，因为管康仁是第一位制造出补鞋机的人，并且把这种技术直接引入了牧屿，使牧屿后来成了制造和销售补鞋机的基地，再后来牧屿成了中外闻名的制鞋基地。台州温岭的牧屿这个地方很值得社会学家们去作更深入的研究，本文的前章已提及中国有据可查的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是牧屿人干出来的。这第一个股份制业主陈华根从一万元起家，通过20多年的艰苦创业，已经发展到现在拥有占地108亩的标准厂房和6000多名员工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之一。说来有趣的是，陈华根当年也是一位走南闯北的。补鞋匠”。他与同村村民王华森等四个农民一起创办的牧屿牧南工艺美术厂成为中国第一个领到正式“户口”的股份制企业，该企业干了没多久就改成了生产鞋子的厂子。

原因是，牧屿这个出补鞋机和补鞋匠的地方的百姓通过补鞋赚得“第一桶金”后，开始由补鞋和卖补鞋机发展到制鞋业了。而陈华根是牧屿制鞋业的“领头羊”，他把企业的名字后来改成了“宝利特”。这“宝利特”从制作低档鞋到现在生产各种高档仿皮鞋等数十种产品，成为日产10万双鞋的“中国鞋王”。牧屿这个地方除了陈华根的“宝利特”外，还有“雅迪”“远霸”“海王星”“天马行”“奥利莱”等众多著名制鞋企业，小小牧屿一年生产的鞋，可以让每个中国人都能穿上一双。不仅如此，牧屿的鞋业还辐射到了周边的横峰、泽国和潘郎等镇，形成中国制鞋业的主要出口基地。

牧屿从制造补鞋机和销售补鞋机到最终成为中外闻名的“中国鞋业制造地”并非特例和唯一。在台州，像牧屿这样的“浙江制造”和“中国制造”可谓遍地皆是。

管康仁所在的水仓头仅是一个小小的自然村落，也许正是第一台补鞋机是从这里诞生的，所以注定了水仓头的不平凡。

那一天采访管康仁出来，走在水仓头的那条狭窄的乡间简陋公路上，我不免有些感慨：

世界上那些曾经辉煌了近一个世纪的缝纫机霸主，怎么也不会想到，仅仅一二十年时间，他们就彻底地败在了一群中国农民手里。这群中国农民便是来自台州的邱继宝的“飞跃牌”缝纫机、来自台州的阮小明的“宝石牌”缝纫机和阮积祥的“杰克牌”缝纫机等。

你自然不会相信，在全世界每年近千亿销售额的缝纫机产业中，这个中国浙江台州的小小水仓头村就占了三分之二的份额！就说被朱镕基总理多次称赞为“国宝”的“飞跃”老总邱继宝，现在他的“飞跃”缝纫机，一年销售量达上百亿元，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都有他的“飞跃”。邱继宝在许多国家，享受的是国家元首级的待遇，一些国家的总统都认识他。朱镕基和温家宝两届国家总理都夸邱继宝是“真正的世界名牌”。邱继宝告诉我，他也曾是补鞋匠出身。如今身价百亿元的邱继宝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正在中国北方的那个天寒地冻的街头，靠着一台补鞋机为过往的行人补鞋。正是这半年积攒下的几百元钱，使他回乡后动了自己办厂的念头。而正是这一念头促使他第二年便开始做起了缝纫机零件的小生意，之后又办自己的缝纫机厂，一直办到现在。如今邱继宝家产过了百亿元，5000余人为他企业做事，100多个国家销他的“飞跃”牌缝纫机，那缝纫机大的能做像球场一样的巨幕，小到国家主席、总理出国手提着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元首们。

我还认识另一位奇人，他如今也是几十亿身价的台州人，他在1983年还是个补鞋匠。因为他年纪小，别的补鞋匠都赚到钱回家办厂了，可他才刚刚迈出赚钱养活家人的第一步。为了多补鞋，他只身到林海雪原的兴安岭，因为他听说那里的伐木工人的靴子是皮的，伐木工人很少出山，靴子坏了没人补。于是他扛着补鞋机进山，白天走雪地，晚上住在人家的狗棚里，几次半夜里被野狗叼出来差点丧了命。后来他学精了，逢到雪夜没地方住，就帮人家补鞋，补鞋换得一宿。就这样，他只身在大兴安岭挣得了“第一桶金”——是用自己的性命挣来的那桶金。回家后他也办起了缝纫机厂，现在他的“杰克牌”缝纫机同样是世界著名的品牌，他便是水仓头村又一位名人，叫阮积祥。小伙子看上去仍然像个二三十岁的青年，整天一脸可爱的笑容。

台州还有一位传奇的人物，叫李书福，有名的“汽车狂人”，中国民营汽车“吉利”的老板，五六所民办大学的老总。这位模样憨厚的农民，小时候就是挑着补鞋机满世界走的台州人。

他现在搞的“中国制造”，把外国汽车霸主们搅得常常夜里做噩梦……

台州更有几位现在拥有几十亿资产的民间金融家，他们的发家初始，依然同样没有离开补鞋机。

台州人为浙江人制造了补鞋机，成全了浙江人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浙江人通过补鞋换来的“第一桶金”，办起了自己的家庭小厂，又把家庭小厂慢慢扩建成拥有一定规模的私有企业，有了企业就有了工业产品，有了工业产品就出来摆地摊交换成现钱，于是一个个像义乌那样的自由市场便出现了。市场渐渐变大了，全国的商人和全世界的商人都来做买卖，于是浙江人又开始从仿制到自制的阶段……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了，他们就开始独立研制自己的产品，“浙江制造”从此一发而不止，并且把中国民营经济风暴带动了起来，直到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动得如此波澜壮阔……

这就是台州人——确切地说，是台州农民们在30年前所掀起的那一波又一波惊天动地的春雷。

这春雷如今仍在中国大地上回响着、回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