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有经济活动以来，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一致认为，社会的经济形式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而股份制形式则是现代社会的经济中最活跃和具有社会推动力的先进经济形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几乎只有一种经济形式——国营集体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股份制经济形式开始被人们渐渐认识和接受。最早出现于中共中央文件上的“股份”二字是1985年的中央1号文件，这对当时的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是一次令人震惊的事件。因为在许多年里，“股份”和“股份制”在中国这个红色政权的国度里，它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剥削阶级的产物”。现在，既然被中共中央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力提倡”，这不能不说是对实行了几十年一贯制的国有集体经济的一场革命。

“股份制”在今天的中国人眼里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可在二三十前年的中国，它与当时农村所开展的“分田到户”搞包干一样，是实实在在让一些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与“复辟”和“政变”没多大差别的惊天动地的事。

中国的股份制谁最先搞？忙碌的经济学家们似乎还没有时间来总结，当今的历史学家们又因为缺少实地考察与调查的能力而在书斋上添不出新的真实的东西，这样的责任让我们这些文学家来完成实在有些可悲。

不过到台州采访，让我再一次感到发现的惊喜。原来，中国的股份制发源于台州，产生于台州的田埂上，植根于台州的农民中间……

现在有据可查的几个史实是：

——1986年10月，原台州地区黄岩县委下发的《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的69号文件，是中国地方党委、政府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

——1982年12月，由台州地区的温岭县社队企业局(那时还没有工商部门)正式发给“牧屿工艺品厂”等四家为“社员联营”的企业营业执照。

“股份制企业”是1985年中央1号文件出来之后才正式可以冠于的企业性质，台州的乡镇企业局当时给牧屿工艺品厂等四家由社员合股出资办的企业起的名字为“社员联营”，用后来的名称就是股份制企业。这也是新中国工商企业史上第一个颁发的标明由几个法人“联营”的股份制性质的企业营业执照。

目前有据可查的上面两份史料，足可证明台州是中国股份制的发源地，这已被现在研究经济工作的专家所认可。其实，谈到台州的股份制，其开始和发源的时间远比这两个事件要早得多和广泛得多。

在我来台州采访之前，浙江有关媒体就已经发表了一则令人鼓舞的文章，题为《寻找玉环股份制经济起源》，其中介绍了记者追寻到的台州最早搞股份制的那个“芦浦工艺厂”和那几个敢于最先吃螃蟹的农民。他们创办的这个股份制企业是在1967年，比温岭的那个有“正式户口”的“中国第一家股份企业——牧屿工艺厂”早出了整整15年，而且这时间正是中国“横扫资本主义”最激烈和严重的“文革”初期。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台州人竟如此胆大妄为。

2006年4月24日，我在台州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引见下，来到玉环的芦浦乡那个原“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的旧址现场，并与几位当年办股份制企业的当事人见了面……

玉环是台州的一个县，面积很小，老玉环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屿，后来又将温岭的楚门半岛划归了玉环，但陆地面积仅有378平方公里的玉环仍然是台州面积最小的县。可别看这弹丸之地的“海中玉环”，它现在的人均收入不仅在台州各区县中名列第一，2007年，在全国的百强县中也名列第29位。玉环有数个“全国第一”的产业与产品，这与玉环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有直接关系。浙江籍著名作家叶文玲老师曾经对我说，写台州，绕不开玉环。叶文玲是玉环人，她最了解家乡的历史和现状。

那天我是怀着一番好奇而又有些激动的心情，跟着几个农民来到玉环芦浦分水村一块田埂上。一位本地农民老汉叫林友泮，指指一座水闸上破旧的却依然挺立在那里的三间半砖瓦房，告诉我：“这就是我们当年办的最早的一个股份厂，当时叫红卫仪表厂……”

“就这个样啊？”我对影响当代中国经济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浙江台州股份制发源地竟然产生在这么一个极不起眼、极不壮观的地方，内心多少有些失望。不过心想：毛泽东当年打天下时，不也就是几根破枪、几把红缨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是。别小看这几间房子，当时我们还当宝贝呢！”林友泮老汉说，“这个地方办厂，一是不占集体房子，二是关键这里能上电线，好发动机器做工。”末后，他补充道，“我们办的是仪表厂，需要电动力。”原来如此。

可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个农民能有这样几间房子办工厂、能在田埂上响起机器的轰鸣声，这在当时肯定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那时在农村，能响机器声的，只有集体农田的抽水灌溉，和很少地方才有的脱谷场上的拖拉机声，除此再不可能有什么机器声响了。林友泮他们能在如此无遮无掩的广袤田野上开动机器搞“资本主义”，不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起码是吃了熊胆！在芦浦镇的镇委会议室里，几位当事人的讲述证实了我的看法——

玉环农民在田埂上创办的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果真历经了太多沧桑：

“我们那时办厂，完全是被逼出来的。”林友泮是当年办厂的“头头”，也是当时分水村的党支书，他给我解释当年为什么办这个厂的第一句话这样说。随后他指指坐在他对面的另一位60来岁的老汉说：“最早是他颜祜庆出的主意。”

被林友泮点名叫颜祜庆的另一位老农笑了，冲林友泮说：“你是支部书记，我不向你说向谁说嘛！”

林友泮显然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被老伙计颜祜庆这么一激，一边抽着闷烟，一边低头瓮声瓮气地说了句：“你主意倒好，可把我拖进海里差点淹死……”屋里的人顿时哈哈大笑。

“老支书你做人正直，再大的海水也淹不死你的。”颜祜庆这话让林友泮爱听，老人一个人“嘿嘿”地笑了起来。

“最早动因确实是我。”看得出，颜祜庆是个见过世面的农民。果然，他说他是个复员军人，当过几年兵。“我在部队时当过团部通信员。复员后，回到老家，看到自己的家乡那么穷，流血流汗干一年，连口饭都吃不饱。于是我就和也是从部队回来的本村社员蔡志昌，还有回乡知青、懂点机械知识的梁华星商量，说能不能几个人凑点钱办个厂，赚点钱。他们都觉得是好事。不过那时在集体之外办厂是件冒政治风险的事，所以只好找在芦浦一带有影响的支部书记林友泮商量。老林是个好人，用现在的话说，在当时也属于脑子比较开放的人。我们一说办厂的事，他开始有些犹豫，后来听我们发誓保证：本金我们几个人自己凑，赔了算我们自己的，赚了也给集体分一点。这样他就表示同意，并且愿意同我们一起合股干。有支部书记跟我们一起合股干，这对我们来说等于借到了天大的胆子，所以后来就偷偷干起来了……”

“其实到底办啥厂，他们几个心里根本没有底。几个人想了几个月也没有拿出个主意来。我就找了一位朋友，他叫林维庆，是坎门前台的支部书记。林维庆就建议我们办个仪表厂吧，他说他跟上海仪表厂有熟人，好有销路。这样我们才定下来办仪表厂的。”林友泮插话。

“干什么定下来后，就马上涉及怎么个干法的问题。集体的钱肯定不能用，再说生产大队也没有什么钱，即使生产队有钱，我们也不想借，因为一借集体的钱，今后赚了赔了不好说，所以我们商量大伙儿凑钱合股办厂。”颜祜庆说：“我们六个人，每人出一股，最早每股是150元，后来因为买机器设备，钱不够用，每股增加到500元，记得我们六人中有一个人出不起500元，就又找了一个人合了一股。所以整个厂共有6股，股东是七个人，其中有两人是合了一股。除了我和林友泮外，其他四股的名义是梁华星、蔡志昌、林友富、江新德。”颜祜庆的记忆显然比较好，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

“有了合股的钱，可办厂仍然困难重重。先是我们想到楚门木器社学习，看看能不能也干木器活。可一到那里，人家听说我们也想搞木器，根本不让我们看。后又找到林友泮的朋友坎门前台大队的林维庆书记，他那儿用现在的话讲是思想解放一点，所以我们就准备把厂办在他那儿，谁知才办了四个月，造反派武斗，我们去上班，半途上能遇到炮火，吓得谁也不敢去了。最后想来想去，只能搬回来自己办吧。这么着，我们又偷偷到温州瑞安去买了4台仪表机床，就租用了你所看到的环岛上作放水用的斗闸上的三间房子，算是我们的正式厂子……”

“那会儿，我们运回4台仪表车床跟打仗一样，很惊险哟！”颜祜庆绘声绘色道：“那个年代，如果有人把我们的设备查出来，肯定是要没收的，而且我们还要倒大霉，吃官司。林友泮他是支书，认得的人多。也没人相信他支部书记干违法的事，所以我们从温州买回仪表车床后，将设备拆卸成零件，装进麻袋里，然后走的是不被人查获的水路。开始也没有把设备运回到自己的地盘上，而是放在林友泮的好友、坎门的林维庆那儿。我们几个人先在那里偷偷把操作的技术学到了，然后再把设备运回自己的家乡。”

“当时的形势下，我们想办合股的私人企业，只能‘戴红帽子’，否则根本不可能响起机器声。”林友泮瓮声瓮气地又插话道。

“什么叫‘戴红帽子’？”我还头一回听这样的词，便问。

“就是打着集体的名义，办私人的企业。”颜祜庆嘴快说道，然后又指着另一位没有发过言的叫娄昌福的人：“你问他，他最清楚……”

娄昌福原是芦浦公社的工业办公室主任，对那段历史了如指掌，而且心细地保存了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芦浦公社(后改为芦浦镇)的全部工业资料。只见他一边翻阅着一沓发黄的档案，一边向我介绍：“林友泮他们办的玉环县红卫仪表厂，是1967年在公社登记的。当时林友泮他们的分水大队叫红卫大队。所以他们是以红卫仪表厂名义在我们公社工业办登的记。”

“那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这个厂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呢？”这是个实质性的问题，我问。

“知道是林友泮他们几个人合股办的私人企业。”娄昌福肯定地回答。

“知道了你们还敢批准他们办哪？”我知道那个时候“文革”已开始，批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农村的最主要任务。

娄昌福笑了，说：“一会儿我再给你讲我们玉环为什么成为中国农村的股份制发源地。我先说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为什么说它是戴红帽子，就是因为这个厂的名义是当时红卫大队办的，社办工业在当时并没有说不让办，虽然也有人说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一些加工小企业还是有的，公社的工业办就是管这些事。林友泮他们就是打着这样的幌子，办了玉环全县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我算弄明白了。“仪表厂具体生产什么产品呢？”我问。

“很简单的螺丝。现在看来根本不算啥产品，纯粹为别人加工的一种用在装订账册的螺丝。”林友泮说。

“可干了几个月后，还没有分一次红，玉环这地方的武斗就闹起来了，两派打得不可开交。而且这个时候上面刮起了‘打扫地下厂’的运动，我们的厂自然跑不了，只好关门。几个月后，‘打扫地下厂’的运动风吹过了，公社干部看到农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苦，所以就主动找到林友泮，劝说他们重新办厂，并且公开同意原来集体所有的、位于芦浦尖山三眼陡门的半门房无偿地借给我们当厂房……”

“就是刚才我们在水闸上看到的那几间房子？”我打断颜祜庆的话，问。

“是。就是它。”颜祜庆继续说，“作家同志你可以想想，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的公社领导能出面支持我们办厂，太不容易了，所以大伙儿的积极性挺高的，厂子很快重新动起来了。公社这时也要求我们安排了一些退伍军人和困难家庭的人进厂，算是交换条件吧。之后一段时间我们厂干得很不错，股东们劲头很高，再次出资扩股，增加了流动资金。时候一长，我们觉得有些亏了，长此下去也不是事，就托林维庆帮助聘请了一位上海小青年当我们的业务员，让他专门负责跑业务。产品也由单一的账册螺丝，到加工些其他产品。那阵子我们几个股东热情可高呢，看着产品一批批出厂，就等着汇款早点进账，可就在这个时候，两个晴天霹雳砸在我们头上：一是有人又指责我们是‘地下工厂’，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黑厂’，要坚决铲除。汇来的货款因为厂里没有账号，只能到公社，一到公社就被扣住了。二是给我们跑业务的那个上海小伙子被公社基干民兵半夜抓走了。这样，厂子也很快被封了，不让再开了。”

“我们不仅没拿到汇款，连手头买货的发票都没法报销，我损失最多……”林友泮又一次瓮声瓮气地插话道。

“林友泮他损失最多，没有一万，也有五六千块。我们几个股东的损失也大呀！那时大家都穷，谁有几千块钱是了不得的事。本来我们几个凑的钱办厂，现在一下被查封了，损失惨透了。可没法找人说理。你找公社的人去说，人家说没把你们抓起来送进监狱里算是对得住你们了，你们还嚷嚷什么？我们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没处说。”颜祜庆回想当年事，依然愤愤不平。

“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的事当时在我们这儿闹得很大，就是因为他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个敢在‘文革’的风头上办股份制私有企业。”娄昌福接过颜祜庆的话说：“过了大约两年的1969年，公社要建农机厂，没有钱买设备，就想起了林友泮他们办过红卫仪表厂，所以就将他们的那些闲置设备全部充公到了公社农机厂。颜祜庆他们就闹，说那些机床是他们几个人出钱买的。公社干部一商量，说安排你们几个进厂，抵作你们先前的那些损失吧。老颜他们也没辙，就这么着平息了这事。林友泮是大队书记，后来被安排在公社养殖场工作。”

“这个股份制企业就这样彻底散了？”

“散啦！当时只能是这种命运。”娄昌福苦笑着看着我。

我再看看林友泮他们几个其貌不扬、却是中国股份制的第一批吃螃蟹的农民，不由得赞叹道：“你们都非常不简单，虽然损失了自己的许多，而且今天你们中间也没有人成为富人，可你们的历史功绩应当被载入史册。”

“有你作家这话我们就满足了！满足了！”能说会道的颜祜庆喜笑颜开。而不太说话的林友泮，我则看到他的那双眼里闪着泪花……这位老人让我顿时想起了曾经同样当过生产大队支书的我自己的父亲。他们是同代人，我父亲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也是为了农民兄弟们能过上些好日子，在苏州地区成为乡镇企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们都是失败者，而且因为办了所谓的“黑厂”而下台、受批判，甚至影响到下一代的我们……

想到这儿，我不由得绕过桌子，双手握住林友泮老人的手，对他说：“老支书，我会在书里写到你的……”

老人有些激动地：“是吗？我们有啥写的？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点头向他保证，心里说：是啊，都是过去的事，可这些过去的事，现在许多人并不了解，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前辈为了求生存而作出的探索精神是何等的可贵！别小看了区区一个由七位农民合作起来的六个股份组成的“红卫仪表厂”，在那疯狂的年代，如此举动，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它弄不好是要被杀头，并且株连九族的！然而敢为的台州人就这么做了，并且做得曾经轰轰烈烈。

那天送走林友泮几位创办股份制的老人后，娄昌福要我“多留几分钟”，他说他要向我介绍玉环县真正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芦浦工艺厂。

“这个厂是原玉环县科协主席毛庆贵为主要股东办起来的。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娄昌福说。

“为什么你这么认为？”我问。

“因为这些年来到我们台州来考察调查股份制发源问题的专家们认为，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之所以没有被当作‘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有两个原因：一是认为林友泮他们的厂办厂时间短，只有两年左右。二是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该企业从创办到最后倒闭，没有分过红，销售也没有在账目上反映出来，与严格的股份制企业有些差异。而毛庆贵他们办的芦浦工艺厂则完全符合股份制企业的一些基本规范特征。比如，股东，他们当时共十几个人，10元一股，股东中有干部，有教师，厂里会计和厂长都具备，虽然股东多为兼职，但职责明确。而且企业也有县工交局的正式批文。时间是1973年。”娄昌福从一堆档案中翻出保存的“芦浦工艺厂”批复材料给我看。

“毛庆贵他们的厂当时非常正规，就是从现在来看，也很规范。厂子办在当时的井头大队，厂里雇了业务员王孝增跑外勤，业务主要是做扇子，就是过去我们出差或旅行用的那种扇子，很有些销路。芦浦工艺厂由于产品对头，第一年下来，股东们所有人都拿到了千把元的分红，而且在工厂的工人拿的分红与股东们一样多，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的事。如此连续运转了四年多，后来他们开始做宫灯，业务更加红火，产品销到广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业务量大了，需要扩建厂房，股东们又每天晚上开股东会，研究商量扩大生产规模。据毛庆贵讲，当时股东意见并不统一，有人担心借钱投资风险大，但在丰厚的利润面前，大家最后毕竟还是统一了认识，所以企业越干越好。到后来做宫灯的业务，厂里来不及做，职工们每天都要加班加点，收入就更好。厂子收入高了，厂外的人也眼红了，跟着干了起来，像楚门、清港、城关等许多人开始做起扇子和宫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这个厂年收入达到上千万元，成为台州乃至浙江省第一家年收入上千万元的乡镇企业。”

“除了芦浦工艺厂外，当时还有类似这样比较成功的股份制企业吗？”

“有啊！到1978年底，仅芦浦公社一个地方，就有股份制企业34家，企业人数达1500多人，实现工业总产值193.9万元，销售收入191.3万元，占全公社农副总收入的64.6％。”娄昌福一边翻着资料，一边指着账本有凭有据地告诉我。

“我现在相信为什么台州这个地方的民营经济一统天下了！30年前，你们这里的民营企业其实已经占据统治地位了！”

娄昌福笑道：“可以这么说吧。”

“30年前，就有芦浦这样的民营经济现象，真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你认为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在台州或者说会在你们玉环这种地方出现呢？”这是我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娄昌福脱开他的那些“宝贝资料”，与我侃侃而谈：我们台州这个地方，尤其是像玉环，我们的农民过去生活很苦，基本上是靠海吃海，耕地少，农民只能靠出海打鱼为生。可是出海打鱼是要有渔船的，小船打不了鱼，造大船又没钱，怎么办？于是我们的先人就发明了一种叫“打硬股”的传统，这种“打硬股”就是几个人、几家子凑钱来办一件事。比如造一艘大船，几家、几户一起凑钱，然后有了收入就按出资多少分红，这就是台州人的“打硬股”传统，流传下来已经至少有百年历史了。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有几个阶段农民们的日子难过时，就有人联合起来用“打硬股”的方式办些小企业，这种经济形式在解放初期就有。后来在60年代后被当做“资本主义”的东西封杀了。可老百姓要过日子，就得想办法。“打硬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们台州沿海一带老百姓发明的一种非常有生命力的经济形式，只要一旦有适合它的空气和条件，它就像水岸边上的芦苇疯长，你想割掉它也不易。台州能成为中国股份制的发源地，是有地域原因和历史条件的。

娄昌福的话令我茅塞顿开。

“再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这儿有一批干部来自百姓，心里装着百姓，而且自己也敢作敢为。如果没有他们，台州的股份制，或者说民营经济就不会发展得这么好。”娄昌福感慨道：

“比如说芦浦工艺厂，毛庆贵他能办这个厂，如果不是因为当时任芦浦公社书记的他父亲毛崇友的支持，他毛庆贵根本不可能把工艺厂办下去。芦浦公社的股份制能够在‘文革’期间得以生存和发展到‘半壁江山’，没有像毛崇友这样敢作敢为的领导在背地里支持，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如果不是因为有林友泮他这个当支部书记的带头干，这个合股企业也绝对不可能在‘文革’最疯狂的1966年、1967年中诞生和成活。”

是的，我相信娄昌福的这番结论。台州的民营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如此生机勃勃，统领天下，没有台州历届的干部们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当地实际为本的思想和勇气，那绝对只能是一枕黄粱美梦。我想老百姓最清楚这个事实。

在台州，企业股份制形式的形成之早、之广泛，随着采访调查的不断深入，令我越发震惊和惊叹。在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那场在高层以批判“修正主义”、下层以横扫“资本主义”的疯狂式的浩劫，曾经使无数说了几句真话、做了一两件有违极左路线的事，甚至连卖一个鸡蛋、少种一亩“口粮田”，都有可能被人“踏上一只脚”而永世不得翻身的年代，浙江台州农民竟然能如此广阔、如此深入地悄然进行一场以求生存的新型体制下的经济革命，而这，也只有在台州才能出现。

台州地理位置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之处，群峦叠阻，交通不便，人的生存需要攀岩走陡，意志和磨难必不可少；海之域，风浪险多，需有闯荡冒险之气，所以台州人素有“处危争死”“轻死易发”的强悍、雄豪之气，又有自强不息、敢于进取的精神。台州人硬气，在浙人中早有传闻。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就曾夸奖自己的学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革命作家柔石这位台州人具有“台州式的硬气”。

股份合作制所以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完全疯狂的岁月里成为台州人民求取生存的一种重要经济形式，及其后来成为全民性的经济形式，原因有二：

一是台州人的性格和骨气所致，二是山与海的自然环境养育了台州人别于他人的灵性与求索精神所致。在传统的渔业和经济落后的年代里，群众自发采取的以资金和劳动力折股联合的经营生产方式——“打硬股”，则为台州人创办股份制企业提供了经验与实践基础。

如今我们能搜寻到的并被一些权威部门当做“改革开放后的‘革命性’事件”之一的股份制先行者史料中，“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是台州温岭县于1982年12月18日以县社队企业局〔1982〕74号文件名义批准的牧屿公社牧南工艺美术厂。那份写着“社员联营集体”性质的企业执照，据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可以查阅到的属于官方机构出具确认“股份制性质”企业的第一份文件。“社员联营集体”这样的企业所有制名称在中国没有过，那天到现在的温岭市工商局采访，当年的当事人告诉我：当时“社员联营集体”这名称完全是他们社队企业局给由社员联合出股的股份合作企业“戴”的一只“不红不黑的帽子”。“为什么叫它不红不黑呢？是因为当时的形势还没有文件明确社员合股能办企业。1982年，安徽的分田到户经验，刚刚在全国铺开，但争议和阻力正大的时候，不用说，社员合股办企业这种长期以来被看做资本主义的东西，肯定不能被工商管理部门认可。但在我们台州，这种合股联合办企业的情况已经很多了，我们的领导很了解这样的情况，他们思想真的很解放，所以当牧屿公社的农民王华林和陈华根等人持着公社介绍信来社队企业局登记他们办工艺美术厂时，我们一问他们是几个社员合股办厂，想来想去，干脆给他们登记成‘社员联营集体’这样一个名称。”工商局的同志这样解释当时他们为“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所出具的经营执照。

现在的温岭市档案馆和工商局资料室，都备有牧南工艺美术厂的那份“社员联营集体”企业执照档案材料，并且成为有关部门视作考查中国股份制企业发展史的珍贵史料。我在采访中也有幸见到了当年为这个企业开具执照的当事人陈心鹤先生。是他当年在请示局长后亲手为王华林、陈华根开具的那份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股份制企业”的第一份执照。

当年在县社队企业局登记“温岭牧南工艺美术厂”的厂长陈华根，现在是当地大名鼎鼎的企业家了，不过他的企业已经不叫“牧南工艺美术厂”了，而是名扬海内外的“宝利特”鞋业集团。陈华根是标准的农民，只是他有些文化，高中毕业后不甘心整年过“背朝太阳面朝黄土”的日子，所以脑子灵动些，于是想做些生意过好日子。那年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安徽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的鼓舞下，与村民王华林一起想办合股企业，谁知到县里登记时碰上了“好人”陈心鹤等人，所以他的“社员联营”企业竟然被批了下来。“后来县上的工商管理部门吩咐我们，说你们这是股份企业，上面没有精神说可以办，我们是冒了胆发你们执照的，你们千万不能声张，悄悄干就是了。我们一听当然就不敢声张了，干了两年后，发现全县大部分企业都公开成了股份制企业，于是我们在1984年后也正式更名为股份制企业。后来我专心搞鞋业，就把企业更名为达力宝鞋业公司。1996年又改名为宝利特鞋业……”陈华根说。“宝利特”现在是中国鞋业界的龙头企业，一年所生产的鞋子能够让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每人穿上一双。

但是，当我第二次到台州的临海白水洋采访时，碰到当年分田到户的积极拥护者、原临海双港区副区长王植树老先生时，他一口嚷嚷起来，说：“温岭陈华根的牧南工艺美术厂绝对不能算‘中国股份制企业’第一家，第一家应该是我们双港区办的双港金属薄膜厂和香料厂。不信，你可以去查1980年8月5日的《浙江日报》。那天报纸的第2版上就有一则400字的报道，报道了我和区委书记卢凯参股支持办企业的事。这事后来弄得好大好大，《浙江日报》专门开辟了‘经济政策讨论会’专栏，闹了两个多月，谁都知道，不信你问《浙江日报》的人！”

王植江没有瞎说，《浙江日报》确实在1980年8月5日这一天的第二版报道了当时的台州临海县双港区委书记卢凯和副区长王植江为解决社员联办企业——金属薄膜厂资金不足的困难，带头把平时积蓄的钱投资入股的事。干部带头入股，这在1980年被省级党报公开报道，不炸开锅才怪！

“其实，我们台州办股份制企业的事，比任何地方都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非常普遍了，最早捅到外面去的要算我们双港区的做法。《浙江日报》的那回大讨论也是被捅出来后的一个焦点问题。”王植江一谈起自己的“光荣历史”时，总是慷慨激昂，指手画脚，一脸童真。

据王植江介绍，当时他所在的双港区与台州其他地方的社办、村办企业一样，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产权不明晰，导致管理水平和效益低下，加上资金投入无通道，当时全区的86家企业，有60家处在奄奄一息的地步。而另一方面，农民们分田至户后的热情空前高涨。在这种情形下，推出股份制经济形式来促进原有的企业发展已成一种必然趋势。

“政府没有资金投入，吸纳社会资金，使企业恢复元气，提高效益，然后有利共享，这是我们当时客观条件下认为可以使乡村的那些处于半死不活的企业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所以才有了搞股份制的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被逼出来的事。”王植江说，他们区第一个进行股份制的企业是区原所属的金属薄膜厂。在论证金属薄膜厂时，都认为企业产品在当时用途会很广，效益肯定不错。办厂的资金经核算，需要投入18000元。区委、区政府很明确这回金属薄膜厂以股份制形式来办，于是张榜公布，每股500元，一年后工厂拿出20％的利润按股分红，并鼓励机关干部和社会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股东。当时第一个投股人叫何虎保，他是一位校工，但在何虎保之后就没有人再投了，原因是社会上议论很大，有人说这样投股是搞“资本主义”，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上面没收了。大家很害怕，没人敢再投了。一直拖到八月份，分管企业工作的王植江便向区委书记卢凯汇报，说群众顾虑大，要不我们干部带头入股。卢凯是个思想非常解放的书记，当年皂树村分田到户就是他在后面当后台。现在听王植江一说金属薄膜厂的事后，立即表态：我支持你，而且也要入半股，你也入半股。王植江听后无比兴奋，说：好，我也凑250元。于是双港区就有了书记区长带头入股办企业的事，而且在卢凯和王植江带头入股后的一个星期内，股票很快就卖光了，共有200多人参股，共计40个股东。

双港区金属薄膜厂于1979年正式开办，当时厂里添置的一台设备还算比较先进。双港金属薄膜厂其实是个很小的企业，但由于区委书记与区长的入股，使得它名噪一时，整个浙江省都知道了这件事。当时争论的倾向，有赞成的，而批评和反对的则占了上风，相当多数的人则在中间观望。持反对和批评的人认为，国家干部的工资是国家发给你用于生活消费的，现在你们卢凯和王植江却拿去投资入股，而且还要分红，这不是把国家给的工资变成了资本吗？这符合马列主义吗？这不是剥削是什么？

《浙江日报》的大讨论也由此展开。在长达两个多月的争执中，参加的基层干部、学界专家都有，大家众说纷纭，反对的和支持的态度都很鲜明，而在10月8日发表的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方民生的一篇题为《不可滥用资本主义和剥削的概念——谈谈我对双港区委书记投资办厂问题的看法》文章，在这次轰动一时的大讨论中格外引人注目。方民生的文章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双港区委的同志投资办厂符合党的政策，应当热情支持他们”。

《浙江日报》的大讨论，从整体势态看，反对的和赞成的，各占一半，最后报社也非常宽容地没有肯定谁对谁错。聪明地将结论留给了未来和实践。

“我们基层干部和群众相信实践是检捡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上面大讨论，我们下面是大干。到1981年时，仅我们双港区就相继办起了26家以股份制形式的联户企业，整个临海县的股份制企业则达到518家。真有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王植江老人谈到这儿，眼睛里放着光。

采访中我发现，台州的股份制到底谁是第一家，其实很难确定。但有一点则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台州农民以股份形式开办企业，“文革”前有之，“文革”中有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更有之。到1985年中央文件上第一次出现“股份合作”字样时，整个台州的多数企业，其实基本上都是实行的股份合作形式。十几年后世纪交替之时，有专家带着股份制经济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而走进台州考察时发现，这里除了一些如电力等极少的企业是国有外，已经几乎看不到国有经济，惊恐不已，悄声议论：这台州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天下？

台州人感到十分好笑，并且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我们台州怎么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台州的所有企业和台州人对国家的贡献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难道我们还有错吗？

实践证明台州人没有走错路，而且他们的经验影响了今天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台州人的股份制探索与实践，虽然从开始是由老百姓为求生存而萌生起因，到通过传统的“打硬股”形式进行原始的实践，到后来不断完善和成熟，成为具有中国式的股份制经济模式，但它的核心和本质与西方世界所创造的现代企业的股份制经济形式，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有一点点区别，那就是台州式的股份制，它源于民众，动力于百姓，生存于自然，得益于政府和党组织的支持与扶植，因此它更具生命力。因而它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股份制的最初形式。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重点提一下原中共台州地区黄岩县委下发的那份题为《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的〔1986〕69号文件，这是中国地方党委、政府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

黄岩因蜜橘和模具而闻名中外，这也让黄岩的名声远远超过台州。黄岩现在是台州的一个区属单位，正是因为黄岩在外界的名气大，而当十多年前台州市由地区改为市时，黄岩县不得不改成黄岩区。黄岩人为此曾经抗争了近两年时间，甚至采取非常极端的行动企图阻止黄岩被“矮化”的进程。黄岩人为自己曾经辉煌的黄岩历史和黄岩品牌，经历了痛苦的“改名期”。这是另外的话题。说到台州的股份制经济，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说黄岩这块土地，因为台州的股份制经济，其声势和规模在黄岩是最广泛和最深入的。这与黄岩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育比别人早和成熟有关。黄岩南邻温州，东有临海的台州港湾和海中宝地大陈岛，腹地有永宁江与椒江两大流域，特别是历史上有名的路桥，是浙东最著名的商品集散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浙江义乌市场，其“祖师爷”就是路桥市场。百年前，路桥市场就在浙东名气很大，上世纪80年代时的路桥市场已在全国通商时，义乌市场仅有几条街的路边摊位！原中共黄岩县委下发的那份《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1986〕69号“红头文件”之前，黄岩的股份制经济形式早已遍地开花。那天我到黄岩区委，原农工部的几位老前辈早早地等在会议室接受我的采访，他们现在都是退休的老同志了，但一谈起当年的股份制，兴致依然高昂。

“我敢说，真正推广和实践股份制的要算我们黄岩最早，最广！”一位老“农工委”领导抢先说。

“为什么？”我善意地笑着问他。

“因为像玉环、临海等地方搞股份制是群众自发性的居多，而我们黄岩从一开始就是在政府和县委的支持下推广实施的。”

“此话怎讲？”

“因为黄岩历史上有路桥市场，这里的人商业意识强，商业活动的能力更强于别人，从古至今很会做生意。即使在计划经济年代，黄岩因为有名扬天下的蜜橘和模具，做生意的人就有不少。我们的乡镇企业在七八十年代，就与绍兴的水平不相上下。可由于我们处在台州这个地方，交通比较封闭，外来的资金很少，而当地企业又要迅速发展，资金怎么解决？国家和政府没有钱，所以集资和私人拼凑合作便成了一条必由之路。”这位老同志随手拿出一沓复印的材料给我看：“这是一个香料厂当时的群众入股收据凭证，你可以看看……”

我接过复印件，在一张张“收款单”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某某人、某某人“交入香料厂投资款”，或100元，或50元。交款的时间是1972年8月和1972年9月……

1972年是什么年代？是中国绝大多数地方还在高举“语录”，“大批特批”的“文革”岁月，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中国人还在起劲地批封资修、批摔死在沙漠里的“林副统帅”的疯狂年代，那是多数人连乡镇企业为何物还不是很清楚的年代。台州的黄岩人竟然已经在明目张胆地干起了投资办厂的事！

“我们能这么干，主要原因是，当时乡办企业出现了问题，普遍存在产权不清，职责不明，大呼隆劳动，分配上的大锅饭，群众意见很大。比如有的集体企业名义上是集体的，可厂长一人说了算。集体企业的厂长或者供销人员，掌握着厂里的购进原料、销售产品的大权，他们熟悉购销渠道，明着干集体的，偷偷又办起自己的个体厂，而把一些私人企业的原料费、出差费弄到集体企业来报销。搞来搞去，集体企业亏损，个人腰包鼓了。这种‘富了和尚穷了庙’的情况在乡办、村办的集体企业中非常普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想不出其他办法，认为只有从产权所有制和职责上分清，才能使企业集体有活力，否则乡办、村办企业只有死路一条。之后，我们在办新的企业时，采取集体投资与个人投资的合股形式便由此推开。这样办的好处是，共同投资，共同占有，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后来发现，凡是这样的企业，效益都很好，集体、企业经营者和投资人三方皆大欢喜。我们的领导同志很讲实事求是，很开明，说啥革命不革命，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能让集体富强起来，能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我们就支持干！台州能在六七十年代，到80年代能有如此普遍的股份制经济形式，就是因为我们的领导思想开明，不唯上。”

在黄岩采访时，区委的同志给我找到了一份所谓“中国第一号”官方“红头文件”，此文件是时任黄岩县委书记孙万鹏主持起草的。他在文中说：“在黄岩进行的几个月调查中，令我陶醉的是一种新的极富生命力的经济模式——股份合作制在黄岩萌芽。但当时我深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时，发现这个问题远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些好心的同志劝我说，‘它是一条高压线，别碰它，风险太大了！’原因在于，它涉及到‘姓社姓资’的敏感问题，至今还未见到全国有一个地方党委正式发文表态支持的；从理论界的同志那里了解到的信息是，北京一些大学的权威经济学教授明确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制’。而黄岩县委农工部所进行的系统调查与我个人的调查都表明：股份合作制几乎是解决当时企业资金困难的最有效途径，对促进黄岩城乡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老百姓几乎没有不欢迎的。这样一件大好事，为什么我们不支持呢？于是我和当时的县长王德虎商量，决定从实际出发，制定一个系统的政策文件，满腔热情又脚踏实地地推进股份制与股份合作制的发展，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做百姓的靠背。为了承担这种政治责任，我还和王德虎击掌而盟：出了问题，我俩承担！但我们坚定地相信，霜雪之后，必有阳春。后在县委农工部同志的参与努力下，1986年10月23日，我们黄岩县委、县政府正式发出了现在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地方党委、政府颁布的关于股份合作制的系统政策文件，即《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从此黄岩的股份制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蔚然成风……”

如孙万鹏所言，有党委和政府的“红头文件”支持，黄岩的百姓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于是股份合作制企业如四月里的雨后春笋……

与此同时，随着股份合作企业的生机勃勃，原有的那些集体企业也被推到了前台。由于计划经济留下的种种体制上的弊端，纯粹的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该向何方发展，成了又一个突出问题。这样的企业，如果再投入，有没有发展前景，是个问题。让其自生自灭，损失的是国家和集体，似乎让哪个领导出面承担这样的责任也不太客观。怎么办？党委和政府又面临一个新课题。

黄岩的金清区是该县乡镇企业最多的地方，遇到的这类问题也最突出，急需一种办法解决。

在台州地委和黄岩县委支持下，金清区大胆提出对那些政府没能力再投入，又缺乏管理人才使之起死回生的企业，实行“拍卖”。

这可是在20多年前的20世纪80年代啊！“拍卖”二字，等于是彻头彻尾的“国家和集体财产变相到私人手里”，这是社会主义吗？这样一来红色江山还算是共产党的吗？金清区的“拍卖”消息一传出，震动黄岩和台州的每一个角落，也波及到邻近的温州和宁波。好在浙江人此时都钻在“钱眼里”，看热闹的务实的人，比疯狂的失去理智的那种“左”派人士多得多，所以金清区的“拍卖”，引来更多的是热切的关注和兴趣。

1988年4月18日，这个日子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还没有记载，但现在看来应该补上它，因为这一天在中国台州的黄岩县金清区举行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一个国有集体企业放到了“拍卖”场。

这一天，金清区公所的拍卖现场，能容纳200人的会场，挤满了参加竞拍和看热闹的人，连走廊里都是人头攒动。上午9时30分，拍卖开始，三位买方代表随即展开了紧张激烈的轮番叫价，一直较量到23回，最后由徐正坤所代表的6位股东以169.1万元的价格，购得黄岩县轮窑厂。

轮窑厂当时是金清区最大的社办企业，也可以说是金清最大的“国有”企业，连“最大”的国有企业都敢“卖掉”，这金清、黄岩乃至台州还有啥“国有”不能“卖”的？啥不能“股份制”的？老百姓在喜笑颜开地议论着，在欣喜若狂地询问着自己的干部和领导……干部和领导们你看我，我看你，最后眼睛一起看市领导……

“有什么看的？只要符合邓小平同志讲的‘三个有利于’，我看‘改制’和‘卖掉’都可以嘛！”时任台州市的主要领导在干部大会上，回答得清清楚楚，而且底气很足。说这话的人叫黄兴国，时任台州市市长、后任市委书记，现在是天津市市长。他敢于改革，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台州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对台州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过历史性贡献的人。

台州人的股份制经济浪潮如滚滚东流的长江之水，奔腾不息，一发而不可收，远远走在其他地区的前面。

1993年，日益崛起的台州人需要一条高速公路通向他们期盼的致富前方！自行建高速，钱从何处来？政府有些为难了。百姓说：政府修高速，为的是咱台州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富裕生活，政府没钱，我们合股出钱！好啊！既然办企业可以搞股份制，为什么修高速路就不能试一试用股份制形式呢？市委、市政府领导一合计：干！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后人就该蹚一蹚嘛！“修高速、搞股份”的消息一出，台州各界大亨们纷纷响应。于是数亿元资金不日聚集到位。原本计划三年修完的全长82公里的台州境内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仅用半年时间完工，它的建成通车，如给勇于创富的台州人的双脚添置了飞轮，台州经济和台州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

之后的台州股份制，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入所有的经济领域，甚至向教育和卫生部门……

2000年1月1日零时零分，地球外的第一缕曙光最先照射到中国陆地的地方是台州的温岭市石塘镇。“千年第一曙光”落脚台州石塘的新闻，通过央视现场直播，传遍五湖四海。那时，来台州的人越来越多，认识台州的人也越来越多。所有来到台州的人，被生机勃勃的当地民营经济所震惊和振奋，他们通常会时不时地问当地人一个敏感的问题：你们这儿还有没有国有企业了？

台州人会十分自豪地告诉客人：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就基本上没有国有企业了。台州的百姓这么说，台州的干部和市领导也这么说，没有一丝的顾虑。因为他们不需要顾虑，他们知道，虽然这里基本没有了国有经济，但这里的天下仍是共产党的，仍是社会主义的，这里为国家所作的贡献是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几倍！

30年所走过的历史告诉世人：中国的第一批“股民”，源于台州，源于田埂上那些想发家致富的台州农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