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的农民并不多，但他们走过的路就是所有中国农民都将要走的路。现在的华西村农民解决了今后几十年里中国九亿农民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因此有理由这样称道吴仁宝：他同样是位了不起的伟人！

你信与不信无关紧要，假如你有机会到华西走一走，再跟华西的农民们畅谈畅谈，或者有机会在那儿生活一段时间，那时你再重新检验一下我的话或许会觉得并非言过其实。

华西人形成的一整套幸福概念和富裕理念，是建立在吴仁宝几十年始终如一地坚持对农民们进行务实的不懈的思想教育之中。

比如他首创的“华西村精神文明开发公司”，专司全村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职责，将教育农民的“精神活动”与抓经济中心工作齐头并进，在村委工作中建立和形成了“两个拳头”都硬的长效机制；

比如他亲自担任艺术指导的“华西村艺术团”，几十名队员全是专业演员，每年在华西村演出场次达300场以上。党的方针政策和村里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这里就是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弹拉形式和生动活泼的表演，被灌输到了百姓脑海里和日常的生活中……

曾经有位研究中国农民历史的学者说过：中国的农民可以创造历史的辉煌，但中国的农民却很难创造长时间的辉煌历史；中国农民可以依靠智慧和勤奋获得财富，却难于让财富变成永远的幸福与富裕。吴仁宝也许没有读过这位历史学家的著作，但吴仁宝却同样懂得中国农民的优点和弱点。因此他认为：要让富裕了的农民能够保持长久的幸福、富裕和安定的生活，最关键的是让他们不仅“口袋富”，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脑袋富”。

“口袋富”和“脑袋富”，是吴仁宝创造的中国农民“两富理论”，也是他在华西村成为“天下第一村”后始终高举的执政航标。

“口袋不富”，就别谈“脑袋富。”“口袋富”才有“脑袋富”的基础。而“脑袋富”了，“口袋”才能永远的富。“口袋”和“脑袋”一齐富，中国农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才能不断朝着“小康”、“中康”和“大康”的目标步步登高。听吴仁宝的“两富论”，就像听一位大师的哲学课。

“脑袋富”，构建的其实就是精神世界。吴仁宝构建的华西农民的精神世界，是以“六爱”为准绳。这“六爱”是：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这“六爱”看则平常，但细细品味，内涵深刻而精粹，它包含了吴仁宝这位老共产党人多少思想与智慧的冶炼过程！

“华西村的农民不是天生比别的农民崇高，他们也有农民头脑中传统的陈习旧陋。当经过艰苦创业后华西村富裕起来时，村里就有人曾经公开称我是‘华西的太阳’、‘华西的救星’。我发现后立即严肃地批评和告诫大家：我吴仁宝算什么？我吴仁宝仅仅是干了党教育我应该做的那一点贡献而已！华西的一切，包括我吴仁宝的一切，都是靠的中国共产党。而且我反复告诉村民们，没有共产党，我吴仁宝这几十年只会改一个字，那就是当年我是放牛娃，现在我是放牛翁。我之所以这样告诉村民，就是让大家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华西村所取得的任何一点进步、积累的任何一点财富，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和成功的。新中国的农民要实现真正的永远的幸福和富裕，就必须把爱党放在首位，它也是我们所倡导的‘六爱’的灵魂与核心。”吴仁宝坚定而有力地挥动着拳头，我看到在他身后是一面闪闪发光的红色党旗……那党旗，在这位老共产党人心目中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仰；这信仰，在日久天长的一次次雨露滋润下成为每一个华西村民心目中的信仰！于是，爱国，也就变得自然了。任何一个民族的百姓如果不爱国，就不可能获得应有的幸福和富裕。因为华西人最明白：他们创造的所有财富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始终关联在一起的。没有“大家”的安宁与美好，何来“小家”的欢笑与歌声？

不用说，“爱华西”是华西人自己的本分，一个不爱华西的人怎能成为华西人？华西村从吴仁宝这一代起，爱华西成为每一个村民们凝聚团结战斗的力量源泉和同心同德奔富裕生活的精神支撑。吴仁宝告诉我，他如今快八十岁了，他现在越发最满意的一件事是：村上走出去上大学、出国留学的年轻人，无一例外的全都回到了华西。“我们华西村赚得最大的‘买卖’——是我们培养了自己的一代大学生、留学生，结果他们现在学业完成后不仅自己回到了村里，而且大多数还带回了一个……”吴仁宝说的是这些华西村年轻人，他们在回到村子时，也将同样高学历的未婚妻、未婚夫或者已经是爱人的“另一半”也一起带了回来。

“你说是不是我们赚大了？”吴仁宝对此实在喜形于色。

正是这种充满感情和希望的“爱华西”教育的深入人心和广为传播，如今从全国各地飞往华西村的“金凤凰”（大学生）达2000余人，而且每天每月仍有数不清的“金凤凰”飞向这里……华西正是依靠这些本地长大的和外面飞来的“金凤凰”，在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快速道上朝着多元的、现代的、健康的、科学的发展方向越走越快，实力提升得越来越快……“外国人弄不懂我们华西村的农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高水平、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经营管理本领的人才？他们哪里知道，我们今天的华西村民早已不是那些只会挑担锄草、只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他们有北大清华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有留学日本、德国回来的硕士专家……拿我们的外贸公司来说，百分之九十的工作人员都是大学以上的水准，别看他们人在我们田野里的村庄，可他们每天的工作是通过网络和电讯与世界各地联在一起呢！”在去新建的一排“总统别墅”的路上，吴仁宝指着从他身边走过的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对我说。

就在这时，我遇见了“华西村的郭凤莲”——赵毛妹。这位曾经与吴仁宝并肩战斗叱咤风云的铁姑娘队队长，现在已经到了华西村民退休的年龄（女50岁），可赵毛妹说她身体好，所以还在村里的旅游公司“帮忙”。“老书记对我们这些参加创业的老一代村民特别照顾，退休发一份全工资，你如果身体好，还可以反聘到村集团公司某个单位做点事。我在任时抓过旅游公司，所以现在还在那儿干点事。你是北京来的，听听我的外语怎么样……”快言快语的赵毛妹叽里咕噜立即从口中吐出一串旅游英语。

“比起村上的人，我算差的呢！”赵毛妹说。

我相信她的话，因为吴仁宝对村民的文化教育和素质提高，从六十年代他刚当村支书那会儿就已经十分重视。而当华西村富裕后，他把抓村民知识教育的提高纳入到了“爱华西”的重要内容。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实行的是全免费教育，村民和老人可以参加各种培训班和业余学校。所以现在的华西村民能说外语、冷不丁拿出个留学毕业证书给你看看，是太自然的事。

我还知道，吴仁宝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当第一位“外来工”进入华西村后，他就把“爱华西”的教育，扩展到凡是在华西村工作的所有人。“我们华西村没有‘打工仔’、‘打工妹’一说，我们有句话很流行：到了华西村，就是华西人。”当年怀揣300元盘缠来华西打工的小青年，如今已经是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年薪和奖金能拿150多万元的孙海燕谈起这方面的事，格外激动：“在我们华西的外地务工者，可能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因为老书记从来不把他们看做是外人，他也要求华西村所有的村民都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这些外来务工者。每年在我们华西最热闹的一次活动是由老书记主持的‘千张桌、万人宴’。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要摆上一千张桌、由一万人参加的大宴会。那场面确实气派，确实热闹，也确实感人。一千多张桌子啊，一两万在我们这儿的务工者参加的宴会！想想看，国家总理所主持的国宴才有多少人嘛！”孙海燕说你何作家要是有机会参加一下华西村的“万人宴”，一定会产生不同凡响的灵感。后来我看到了纪录“万人宴”的照片，其场面确实壮观。

有个数据告诉我，现在华西村工作的外地人达两万多，他们同样以“爱华西”的精神为华西创造更加富裕的新华西，同时也每年从华西村赚回三个多亿的工钱。

在吴仁宝口中，经常能听到他讲的一则非常有趣的“华西村买官”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叫杨永昌的人，此人原来不是华西村人，干个体户，脑子灵活，经营能力和经营效益都不错。到华西村前，已经自己能每年盈利100多万元了，在当地也算个有点名气的小老板。1997年杨永昌到华西投资办个体企业，三四年后他的年收益已达到四五百万元。可是钱越赚得多，杨永昌想当“华西人”的念头越强烈。2002年他以参股的形式，把自己几百万元的资产全部奉献给了华西村，终于实现了当华西人的夙愿。杨永昌成为华西人后，由于他勤奋工作，又在经营上有一套，很快被吴仁宝和华西村党委看中，让他担起了目前占华西工业集团三分之一总资产的华钢厂总经理。杨永昌不负众望，使这个钢厂的效益直线上升，每月都能为华西村实现可用利润3000多万元。杨永昌从一名“外来个体户”，到如今成为名副其实的华西人，而且成为执掌“天下第一村”最大企业的华钢“一把手”，还身兼华西村党委副书记等要职，吴仁宝因此笑言杨永昌的“官”是买来的，“他用自己几百万的个人企业资产和每年对华西创造几个亿利润的贡献‘买’来的村官！”采访杨永昌时，我才发现这位“买官”者确实非常有才气和悟性，更令我意外的是农民出身、干过十几年个体户的杨永昌还有很让人敬佩的思想境界，他说：“我当时花10万元买个华西户口，绝对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就是觉得当华西人自豪、提气。后来我把个人企业转制给了村里时，又有亲戚说我傻，说人家公的都转私了，你倒好，将私的转公了！但我觉得过去干个体户就像划着一只在风浪里漂流不停的小船，华西村则好比是只大船，它在吴仁宝老书记的掌舵下，行驶得稳当又快速。我个人的价值要想更好的体现，就必须跟着这只大船走。特别是到华西几年里，我亲眼耳闻目睹老书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无私行为，所以我想自己是个年轻人，要向老书记学习，也应该像他那样多为社会担点责任。”

像杨永昌这样的能人，后来成了华西的主人为数并不少，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因为被“华西”和老书记吴仁宝的魅力所吸引。

曾有人对吴仁宝说：有了爱党爱国爱华西就可以保证华西长富了，又何必再要添“爱亲爱友爱自己”呢？吴仁宝对此恰恰认为，如果光讲爱党爱国爱华西的“大道理”，不讲“爱亲爱友爱自己”的“小道理”，那华西的农民就无法实现和保证“共同富、健康富、长久富”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最终目的。“我们华西村不培养那种不讲良心、没有亲情的人。对普通农民、平常百姓来说，树立他们的自尊自立自强自爱意识有时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华西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周围都是农村。我们华西村的农民能不能保证富了以后不去触犯法律、不被社会上的那些歪风邪气和社会陋习沾染，这是谁也说不准的事。而农民一旦沾上那种毛病，再富又能富得了几天？所以‘爱亲爱友爱自己’，尤其是‘爱自己’这一条特别的重要，它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健康富裕、长久富裕的基础，像金塔的塔基，一定要夯实！”吴仁宝给我讲起了村上一笔一直没有发出去的“特别奖励金”的故事——

八十年代始，销声匿迹的赌风又开始到处横行。华西村民中也有人“小弄弄”（搓麻将搞小赌），还出现过一位创业功臣孙某某到外村赌博的事。吴仁宝最担心富裕起来的村民沾染黄毒赌，一旦沾染上了就等于患了瘟疫，再富的天堂也会被穷光。为此，吴仁宝挥泪斩马谡，重罚了与自己并肩创业的孙某人4个月退休金。同时多次登门做思想教育工作，帮助认识赌博的危害，直到孙某自己彻底省悟为止。

可没过些日子，在华西村邻乡又传出“华西村不赌是假的，吴仁宝也在赌”的话。“说我赌你们信吗？”吴仁宝在村民大会上反问大家。后来调查证实，有人为了自己想赌，就放言“吴仁宝也在赌”的话，目的是想在公众中造成“吴仁宝能赌，我们也能赌”，从而以假乱真。

这天，吴仁宝悄悄找来副村长，对其如此这般一番耳语。“好嘞！”副村长欣然受命。于是第二天早晨，在华西村邻近的几个村子和市镇上贴着一张张醒目的《通告》，落款是“中共华西村委员会、华西村民委员会”。

《通告》内容这样写着：

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经村党委和村民委员会研究决定，请兄弟单位对华西人监督，凡发现华西人在本村或外村赌博者，均要举报。举报准确者，一人一次奖励一千元，当场兑现，并给举报者保密。凡发现华西人搞迷信活动者，也适用于上述规定，举报一人次，奖励500元。

此通告自公布之日生效。

“嘿，华西村就是不一样！悬赏捉拿自己村的丑事，这吴仁宝抓经济有套套，你瞧他抓精神文明更有新招数！”《通告》激起周围乡村对华西村和吴仁宝的一片赞赏和议论。

一星期、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一个举报人出现。一年后，人们发现又一份出自华西村的《通告》贴在外面，上面这样写：

关于检举华西人参赌得奖的补充通告

过去，华西为禁止赌博，曾在四周村镇贴过通告：凡发现华西人参与赌博，一经核实，奖励举报人1000元，至今未有人领过这份奖金。为防止今后可能有个别华西人参与赌博（男60岁、女55岁以上的退休老人娱乐性活动除外），自即日起，凡检举揭发华西人参与赌博，一经查实，奖励举报者人民币10000元，并为举报人保密。

特此通告。

华西精神文明开发公司

1994年7月17日

“这份《通告》后来还堂而皇之地登在了《江阴日报》的报眼上呢！”孙海燕告诉我。

“后来有人领过这10000元的奖励吗？”我问。

“没有。老书记提议专设的这个奖已经十余年了，一直没发出一分钱。”孙海燕似乎有些“遗憾”地笑着冲我说。“10000元奖金当时真吸引了不少外村人，据说有人专门整天在四处寻找看看到底有没有我们华西人参加赌博的，结果他们很失望……”

“我想肯定又是吴仁宝书记的一个招数：他让外人给华西人当义务监督员！”

“对对！”孙海燕和我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吴仁宝就是用“口袋富、脑袋更要富”的“两富论”，成功地教育华西人避免了农民们易犯的“小富即安、不思进取、财大气粗、目无法纪”等陋习和毛病，家家户户都成为“口袋越鼓、脑袋越求进取”的新型农民家庭。这也正是吴仁宝能使华西村几十年红旗不倒的最大贡献点。

但吴仁宝心里明白，农民的素质和农民教育问题能否得到提高，关键是领导和影响这些农民的村干部。几乎可以这样定论：自中国有农民史以后，无不因为农民领导者的自身素质问题决定其成败得失。吴仁宝因此在狠抓村民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始终把强化村干部的教育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且他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也颇为特殊。比如在华西村我看到两件事印象特别深：

一是现行的华西村党委组织结构。通常一个党委会，书记和副书记，下面就由几个委员组成。书记作为一个班子的“班长”负有全责，权力自然也很大。然而在华西村情况不是如此。村党委书记、副书记之上，还有一个“常委会”。

“我们在书记、副书记同级还设立了一个21人的常委会，目的就是为了支持和监督正副书记工作。在农村基层组织，一些地方容易出现什么事都是书记、副书记说了算，有的更是书记一人说了算。在我们华西不行，重大问题，必须由党委或党委常委集体研究决定。这样可以避免那些在群众中威望越来越高的主要领导人居功自傲、专横跋扈，最后把好端端的旗帜给掀倒了……”吴仁宝对这一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做法颇为满意：“华西村几十年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主要领导也没有出现‘禹作敏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与这样的组织机制有关。”

第二件事是在“富得流油”的华西村，有一个旧窑洞。这个窑洞与华西村同龄，也许是今天唯一还能见得着的老华西村的一个旧物，华西人称它为“创业窑”，干部们还喜欢将它誉为“华西工业的发源地”和“华西精神的铸造地”。那天我特意走进这个每年能吸引百万外地游客的“华西革命圣地”，看到狭窄的窑洞内有十几张木凳，窑壁四周挂着《延安窑洞放光芒》、《吕蒙正破窑攻读》、《薛平贵破窑接宝钏》、《包龙图破窑迎国太》等六幅与窑洞典故相关的“农民图”。村干部告诉我，华西发展几十年来，许多重要的决策、规划几乎都是吴仁宝带领干部们在这里作出的。

“老书记十分敬佩延安窑洞精神，他把华西的这一创业窑洞当作教育干部时刻牢记艰苦奋斗、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场所。从某种意义讲，华西村之所以能越来越富甲天下而干部和群众依然保持旺盛的向上精神，与这窑洞精神有着密切关系。每当村里需要作出重大决策时，老书记就会带我们走进窑洞。而每当我们一走进这里，再静静坐下来想一想、议一议，心态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就很不一样了，就会有种饮水不忘掘井人和不断奋发进取、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的精神与心态……”一位村干部这样说。

片刻的窑洞感受，使我也相信了这位干部说的话。

那一刻，我的耳边突然回响起吴仁宝常说的一句话：“华西村坚定不移地发展集体经济，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共同富裕起来，让已经富裕起来的人能够长久地、健康地、越来越好地富裕下去。这就是我吴仁宝一生的追求和愿望。”

有道是，一个人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真正的好事；做一次先进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是真正的先进。当代共产党人的先进之处就在于始终能够走在时代前列，心里装着群众，胜不骄，败不馁，带领人民群众走上富裕，让已经富裕的人们不忘本，朝着更高的标准去实现更美好的幸福生活，同时力所能及地为实现“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是富”的社会主义大目标贡献力量。吴仁宝表里如一，以自己的模范言行很好地诠释了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仰，同时带领华西人民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努力无私地奉献并实现着自己的美好人生。

原始的华西村只有0.9平方公里面积，如今华西村的版图已经达到30多平方公里。人口也由过去的1600来人，发展到现在的30000多人。“建设大华西，发展富华西”，这是吴仁宝“创富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提升和发展，也是他毕生追求“共同富裕”的理想在实践中的可贵探索。

一位长期在华西村进行社会调查的学者有过一段很精彩的概括：

共同富裕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美好理想。可沧桑变，乾坤转，一次次社会形态嬗变，一次次生产关系变革，都未能使这一美好的理想变为现实。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欧文的“新协和公社”和“皇后林新村”，无论理论的还是实践的，都在无可奈何中坍塌了！于是恩格斯大声疾呼：“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历史将实现共同富裕的大任降在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身上！吴仁宝高擎共同富裕的旗帜，从华西走向邻村，从东部走向西部。他用行动在这面旗帜上写下了共同富先要集体富，共同富必须家家富，共同富更需精神富，共同富要先富帮后富等鲜明的观点并将其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早在八十年代，当华西村已经开始富裕起来时，吴仁宝就教育自己的干部和村民时刻不要忘记把幸福的阳光与温暖播撒到周边的左邻右舍，而这也是他在近十年间忠实履行“执政为民”和追求“共同富裕”的一种新境界、新视野的实践过程。

吴蕴芳，现今的大华西村民，以前她是紧挨华西的前进村村民。她说，“我们村上的人有句流行语，叫做‘儿好女好，不如华西好’。前进村在50年代时与华西村同属一个大队，那时吴仁宝也是我们的书记，后来行政分家，我们就成为独立的前进村。可前进村不‘前进’，1988年时华西已成‘亿元村’了，我们村却到年底连村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还倒欠村民6万元。记得那天外面下着雨雪，刮着寒风，我们村上的干部愁得在村委办公室里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华西村的吴仁宝书记来了，他带着10万元现金对我们说：先把欠村民的债还了，再把年过了。当时我们前进村的干部们真的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是好。更让我们感到意想不到的是，老书记吴仁宝当场拍板，说要帮我们建厂。‘我们华西出500万元投资款，赔了是我们华西的，赚了是你们前进村的！怎么样？干不干？’老书记拍着我们村的支书这样说。这么好的事不等于天上掉馅饼嘛！再不干、再不好好干，我们还有什么脸面挨着华西村？就这样，我们前进村在吴仁宝老书记和华西村的无私支持下，化工厂于翌年元月正式投产，当年就净赚50多万元，三四年后利税已能达到四五百万元，也开始渐渐走向富裕……”

与前进村情况相近，华明、三余巷村也在那些年里，得到吴仁宝和华西村的全力支持，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摆脱贫困，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老书记吴仁宝对我们周边村的帮助是无私的。那年他主动找我商量说要帮我们村办一个珐琅厂和一个化工厂。工厂建起后，我们村的农民收入一下得到改善，大家喜洋洋的。可天有不测风云，1994年5月份，一场火灾把我们村的‘摇钱树’——化工厂全烧了。就在我们全村痛苦不堪的时候，吴仁宝老书记带来280多万元重建资金说要在原址上再帮我们建起一个规模更大的化工厂。当时我们村的村民和干部全都掉下了眼泪，大伙儿说：啥叫社会主义好？啥叫共产党好？华西人的风格和吴仁宝书记的为人，让我们一下全明白了！”原三余巷村支部书记孙大龙感触万分地说。

然而，让前进、华明和三余巷、泾浜等周边村发生根本变化的，还是2001年在吴仁宝创造性地提出“一分五统”的大华西概念之后。

何谓“一分五统”？“一分五统”是吴仁宝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践中的一大发明，它曾被中央领导和学界称为“吴仁宝新模式”。提出这一构建模式的初始，是吴仁宝在期望以“富华西带周边穷兄弟”时碰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