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教授村民”程先敏走过的人生经历，无疑是这些精彩乐章中那颗闪耀得格外夺目的“音符”。

那年程先敏39岁。这位因不甘“囊中窘色”而独自辞别西安交通大学的年轻教授，有一天怀着好奇心走进华西村……

“你是大学教授？”

“是。我家在陕西商洛地区，农民出身。因为家里穷，所以上学后特别用功，从小学到大学读书一直是跳级的。十几年寒窗苦读就是为了跳出‘农门’，可真当了大学教授后又发现自己还是没有能力改变家族的穷困，所以只身来到苏南想寻求生路……”

“你学的什么专业？”

“机械制造专业。”

“听说你在我们华西村附近的另一个地方有过三年的办厂经历？现在为什么又要走了？”

“是，那个厂我去后效益翻了好几倍。但最终因为我是个外地人，他们在许多关键决策时不听我的，眼下工厂每况愈下，我也不得不走了……”

“那——你愿意上我们华西村吗？”

“如果我来了，你们能发挥我的专业特长并按照我的建议办企业，并且不把我当成外人吗？”

“完全可以——只要你是对的，只要你真心把自己当作华西村的人，华西村会真心诚意对待你的。”

“那我愿意留在华西。”

“好！”一双长满老茧的手热情地伸向年轻的教授。程先敏认出了站在他面前一直笑眯眯的老人就是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

“说说，你这位教授留在华西村有什么条件？”吴仁宝喜欢直截了当。

“没什么条件。”程先敏回答的也很直截了当。

“真没？”

“真没。”程先敏肯定地摇摇头。见老书记的眼睛盯住自己不放，于是只好说：“工资可以低一点，三百来块就行……”

吴仁宝再一次伸出双手，握住年轻教授的手，十分欣慰地笑道：“你是个跟我合得来的人！好好干吧，华西村有你的用武之地！”

程先敏就这样成了第一个到华西村工作的教授。他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令人敬佩的工作干劲，在华西村“造厂”创业中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才智和本领。年末，程先敏要回陕西探亲，吴仁宝给他3000元钱，并说：“你一个月拿300块工资是亏的。”老书记的一句话，让年轻教授十分感动，程先敏其实知道，那时华西村一般的干部和企业管理者也就一个月拿100多元工资。

……又到第二年回家探亲时，程先敏正在收拾行李时，村上的会计扛着一只鼓鼓囊囊的麻袋进门对他说：“老书记让我把这些给你。”

程先敏打开麻袋一看，惊得嘴巴半天没合拢：妈呀，麻袋里装满一捆捆崭新的十元钞票！不多不少，50000元整！八十年代的50000元，对多数中国人来说，绝对是个天文数字。程先敏面对老书记吴仁宝和华西人的一片灼热心意，他哭了……从老家再回华西村时，程先敏把放在自己口袋里五年的全家户口簿，交给了吴仁宝：“老书记，如果你同意收留我们，从今起我们就是华西村的村民了……”

吴仁宝听完此话，转身朝正在“造厂”工地上热火朝天干活的村民们大声嚷道：“有教授来华西当村民，相信我们的明天一定更美好！”

“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这时，环绕全村四周的高音喇叭齐声响起农民们熟悉而高亢的那首《华西村歌》……

三年，一千多天，转眼间的事，吴仁宝却像变戏法似的让华西村的田野里矗立起一座座既绿化、又环保的大型工厂，并且成为气势雄伟的苏南农村土地上的第一个工业园区。时至1988年，华西村的经济呈现出以第二产业为主体、一、三产业为两翼的多元化格局，年产值超过预期，达10106万元。

“亿元村”的目标实现，华西再度成为全国农业战线最光彩夺目的旗帜！

这年吴仁宝60岁。可他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谁也无法将“老人”的标签贴在他身上。吴仁宝笑言自己正当年，“因为我的党龄才34岁。34岁的人干什么活？当然是干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事嘛！”一个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共产党人的胸襟和情操就是这样崇高！

吴仁宝有句口头禅：“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党员代表着党的形象。一个党员干了好事，老百姓就会念共产党好。”而且他这样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的职责。要为人民服务好，最根本的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就得发展经济。”

吴仁宝正是靠这种理念，并以其不甘平庸、抢立潮头和求新务实、一心扑在发展经济上的雄心与干劲，带领华西村农民以“十年跨越一个时代”的速度，创造了“天下第一村”的一个又一个神话。

“不土不洋，亦城亦乡，把华西建成富足的社会主义农民乐园。”这是吴仁宝在完成对华西村“造田”、“造厂”之后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的基础上，开始引领农民们走向全面小康和向“中康水平”迈进的又一次历史性登高。

这期间，在吴仁宝“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指导思想中，又加进了“科学发展、超前规划”的内容。

吴仁宝构筑的“不土”，并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华西村那一幢幢、一排排在大都市里才能找到的那些五光十色的中式、欧式农民别墅，或是象征华西形象的金塔建筑那种外观形态上的浅层感知。他的“不土”，其实是当代中国农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其励精图治的创业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英雄才智，在完成从拿锄头，到拿榔头；从与庄稼土地打交道，到与机器与市场拥抱；从种田汉，到厂长经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自我革命”，开始全面进入脱胎换骨的“基因革命”过程。这既是终结传统农业文明、挥手告别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辞旧意义，更是开创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农业城市化的新探索。“土”是农民的本质，吴仁宝在领导建设富足的华西村时，之所以被世人所称道和不失为中国农民的榜样，就是他始终没有脱离农民“土”的本质。九十年代以后，华西在取得农村工业化巨大物质积累后，开始了惊世骇俗的“造城”——即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在传统意义上，“造城”总会破坏原有的农村自然格局。可华西村在吴仁宝的精心规划下，没有将城市的概念简单地搬到村子里，他们追求的是那种外建筑和内装置上“一百年不落后”的超前设计与投入。在规划与选址上则坚持现代化的都市建筑与农村古朴的自然风景和谐地融为一体，因而这样的“华西城”让人百看不厌，百住不旧，且独具魅力。

“规划和质量上的一百年不落后，实际上本身就包含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过去农民日子一好过，就是翻盖房屋，再多的财富积累也因一次次的建房而所剩无几。华西村在发展初期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现在我们改变了思路，在再规划和盖房时，尽可能地超前，这样做从长远看，既达到了一百年‘不土’的目的，又因优美的硬件建设，为吸引投资和聚集人才起了很好作用。”吴仁宝指着那些让美国、欧洲人都羡慕的造价在几百万元的农民别墅，如此为我解读其中的奥秘。

与那些豪华的欧式别墅相毗邻，我信步参观了代表华西村文化概念的“农民公园”，“不洋”在这里很有代表性。走进公园，绿荫和花丛间是小桥流水、扁舟穿梭与鸟语啼鸣，一派杨柳吹拂和阵阵欢歌……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中国人熟识的“桃园结义亭”、“三顾茅庐”和“二十四孝”长亭等等景致。许多到华西参观的人，总会在此对吴仁宝这位“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老书记为什么要搞这些名堂提出疑问。

“这正是我们老书记从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一向坚持倡导的一种管用的传统文化教育形式。”村“精神文明办”的小赵介绍说：老书记认为，教育富裕了的农民，既要向他们不断灌输现代文明思想，同时也不能放弃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教育。老书记常说，我们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也得讲求“仁义忠孝”，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农民要教育他们对老人和父母必须忠孝。为此，老书记还在村里倡导设立了一项特别奖：凡哪家有90岁高寿的老人，直系亲属每人每年可获得“忠孝奖”1000元。凡哪家有老人活到100岁高龄的，直系亲属每人每年可获10000元“忠孝奖”。陈珍妹老人百岁时，她全家五代同堂37人就每人获得10000元大奖，共计37万元！有人问老书记，是不是奖金太多了？老书记说：“一点不多。华西村的老人假如都能活到百岁，那就证明我们华西人民不仅生活富足、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而且后代孝敬老人做得出色，这样的奖励物有所值。”吴仁宝就是比人高一筹！这样的“不洋”里包含着深刻的中国特色和农民特色。

走出“农民公园”，我被一座绵延起伏的山峦所吸引。此山虽说不上高，但它因矗立于一片平坦的田野上，故而显出特殊的气势，形状极如一条活脱的巨龙，这使我心头顿生一缕联想：华西村好风水，原来此处真有“龙”也！

说话间，我的双脚跨进了一座飞檐斗拱、气势恢宏的牌坊，上面有四个金灿灿的大字——华西公园。嘿！在这峰回路转、依山傍水的公园里，我终于领略到了华西村的“洋”景：美国的“白宫”、英国的“古城堡”、巴黎的“凯旋门”、德国的“天文台”、捷克的“乡村别墅”……这里真的“洋”透了！“农民们出国，过去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可在华西，我们的村民可以天天‘出国’，而且免去任何手续，早饭可在‘印度’吃，晚上住宿在‘日本’，一天可以走十几个‘国家’，保证享受的是一流服务……”搞宣传的小赵绘声绘色地介绍，并不时领我身临“出国”之境。真的哎，在华西“万国园”内，可有多种外语服务，可有各种饮食的享用，更有各种文化的观赏。总之，这里是十足的“洋”。

“不土不洋”，又“土”又“洋”，在华西村你无时不在这种传统与现代、历史和现实的中西文化的大交融中感受着、激动着、陶醉着、回味着……

是的，所有这些，都渗透了吴仁宝这位农民思想家的精心创意和独特理念。

读懂它，既要穿透辩证法的哲学境界，又要领悟实事求是的现实根基。我这样理解吴仁宝的“不土不洋”——在这里的“不土”中，“不”，其实是一种追求，一种理想，一种创新，一种与时俱进；而“土”则正是实事求是、中国特色或者说是具有中国农村与农民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不”与“土”在这里是一对互为依存、互相促进的充满活力的革命的辩证关系。同样，在这里的“不洋”中，“不”，其实是一种摒弃早被毛泽东同志批判的那些盲目崇洋思想和教条主义。而这里所追求的“洋”，却代表着吴仁宝和华西人善于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乐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先进意识。

吴仁宝的另一个建设新华西的“亦城亦乡”理念，则是与“不土不洋”同样寓意。它让我们有梳理不完的哲学境界和可借鉴的实质内容。

这，再次让我惊叹吴仁宝为什么不能是个我们可以称道的带着浓重泥土味的伟人呢？

面对我内心的这种发问，吴仁宝谦和地说，我只是一个农民，一个讲求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如果问华西这面旗帜为什么几十年不倒的话，我的体会是：因为我们始终做到了‘三不倒’，即‘难不倒’、‘吓不倒’和‘夸不倒’。”老书记这样解释：“难不倒”，通常是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的决心和办法；“吓不倒”，通常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形势下，我们在基层干实际工作的同志有没有较强的政治识别力和政治谋略能力。吴仁宝进而举例说，华西村和他本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风风雨雨中曾经遇到一次又一次的“黑典型”和“红典型”之争。比如在“文革”中，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抬高他们树起的那些极左假典型，曾多次对华西村打压、污蔑，甚至采取极端的手段，企图毁掉华西村这面坚持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旗帜。在那些岁月里，华西人民始终不移地坚定搞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的信仰，他们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和为国家多做贡献为两大己任而使华西村的旗帜永远迎风飘扬。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已在全国全面铺开，而且当时只有同一声调：“包”字万能、一包就灵。似乎谁不“包”，谁就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一时间，这样的帽子从四面八方打向一直坚持“不分不包”的华西村，当然主要打在了领头雁吴仁宝的头上。面对全国风云变幻的形势和重重压力，吴仁宝镇静自若，他对村里的干部群众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是我们党总结了历史上犯“左”的错误教训后，根据我国农村实际情况所做出的政策调整，它的中心意思是允许一切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做法和责任制都应予以支持，中央并没有说要搞一刀切、搞一种模式，而搞一刀切、搞单一的模式，正是中央并不提倡的。针对外面有人说“我们那儿分田到户后农民如久旱逢甘霖，你们华西不分田不怕上压下反吗？”吴仁宝坦然处之，说：“三中全会精神讲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各自的情况不同，你们分，是实事求是，是三中全会精神；我们不分也是实事求是，虽然我们搞的与你们是不同的责任制，可我们奔的都是三中全会指引的富民路。”吴仁宝还将华西村“产业结构有生命力、集体经济有吸引力”等诸项优势介绍给那些真心爱护华西的领导和友人。尤其当吴仁宝介绍到华西村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开始把那些便于个人操作的农活包户、包人，以及企业实行厂长责任制的做法时，那些怀疑华西村、劝说吴仁宝的人都十分惊诧地说：搞了半天，你们华西村在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方面又走在了前头！

谈起华西村和本人曾经亲历的一幕幕跌宕起伏的往事，吴仁宝坦言：共产党人的一大本事，就是在各种考验面前不被人吓倒。而要做到不被人吓倒，你心里就得有本执政为民、造福为民的账。有了这本账，你做事就不会迷失方向，不会被任何力量所动摇，更不用说被什么政治形势吓倒了。

在华西村，无论是当年与吴仁宝一起艰苦创业的老一代，还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或者是今年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儿的年轻一代，他们在谈起老书记的政策水平和处变不惊的能力时，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甚至到了某种崇拜的地步：“老书记说对的就肯定没错，因为他对政策的理解能力都比我们高，都比我们准确。”这是实话。

党的“十五”大后，中央根据当时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情况，作出了“抓大放小”的战略调整。一时间，上上下下、各条战线立马“呼悠”起一阵对那些丧失活力、效益乏力的小单位、小企业进行“转制风”，在苏南地区更是刮起了一阵欲将“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全盘转制”的狂澜。当时华西也有一些效益并不太好的企业，有人便进言吴仁宝：干脆借机把这些企业“放”了算啦！吴仁宝摇头，说：华西村的每一个企业、每一块砖瓦，都是全村村民的，我们没有这种权利“放”。我们能有的只是责任，是把这些效益差的企业扶植好的责任。在吴仁宝的这一思想指导下，华西村借“十五大”东风，在村企业集团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旨在调整产业结构、狠抓企业效益为目标的“抓大扶小”举措，很快使得全村工业效益呈现“大向强走、小向优走”的全面健康发展态势。至2000年，华西人在吴仁宝的领导下，在仅有0.96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创造了50亿的工业销售额和5亿元的利税效益。党的“十六”大后，吴仁宝又对华西提出“科学发展、有效发展、创新发展、统筹发展”的新目标。具体落实在全村工业生产指标上，他和干部们制定的目标是：2002年完成60亿，2003年完成80亿，2004年完成100亿。结果由于大抓了“科学、有效、创新和统筹”发展的四大措施，生产效益不仅全面完成，而且出现了连续两年100亿元的年递增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