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的百姓也经常在一起议论：而今的老书记年近八旬，可思想为啥总比别人前一步？

省、地、市、乡的干部更会在平时如此议论：吴仁宝这个人了不得，几十年总是先进，别的典型一个个倒下了、消失了，惟独他长盛不衰、旗帜高扬！

那年江泽民同志视察华西问到这个问题。吴仁宝回答：我注意“两头”。一头与中央保持一致，也就是同各级组织保持一致；一头是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

嗯嗯，细细说来。党的总书记颇有兴趣地请他解释。

“我认为，做一名干部，只要跟‘两头’保持一致，既同上面保持一致，又跟下面保持一致，就是一个不太差的干部。在下面做干部的，不要说做最好的干部，能做不太差的就不错了。如果专门想做最好的干部，就会容易只看自己好的一面，看不到自身存在的不足一面，最后这样的干部就要变成坏干部。”听吴仁宝这话，一下容易让人想到另一位曾经风云一时的农村干部典型。

他就是天津大邱庄“庄主”禹作敏。

吴仁宝曾经与禹作敏交往和交情很深，但由于各自的精神境界不同，两位农民领袖最终成了不同道的人。吴仁宝出名远在禹作敏之前，可到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始，随着陈永贵的大寨大队失去光彩后，天津的大邱庄异军崛起，一夜间成了“华夏第一村”。早有“南大寨”之称的吴仁宝听自己的助手赵毛妹、吴协德从南昌的“中国农村‘群雄会’会议”回来介绍大邱庄后，心潮极不平静。在此次会上，禹作敏的代表向外界亮出他们“华夏第一村”的实底：1983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3002万元，人均过万元。其实当时吴仁宝他们的华西村人均产值比大邱庄高出2012元，为12012元。

“可我们与大邱庄比有差距，他们的村级经济总量比我们强！我们得迎头赶上！夺回‘天下第一村’！”已坐镇全国农村“经济老大”多年的吴仁宝不甘心，在秋收秋种尚未完时，他便带着20多名村干部急匆匆地直奔天津大邱庄。

吴仁宝见禹作敏后，一副江南农民的谦和与诚恳之情，远远伸出双手握住对方：“早就耳闻大邱庄的事迹，我这次和村上的干部专门来取你们的真经，你可不能保密啊！”

禹作敏则一副新霸主的气度，当着吴仁宝的面直拍胸脯：“北方我老大，南方数华西。我大邱庄哪里都可以不帮，你华西我要帮！”

握手那一瞬，吴仁宝已知这位新对手的三分深浅。可那一次吴仁宝不露声色地沉下心来学习对方在开发市场、体制管理和用人等方面的道道。回华西后，吴仁宝一连开了几次干部、骨干会，把大邱庄如何壮大集体经济的经验反反复复琢磨了个透底，随后又派几位精明之人再度北上到大邱庄进行了半个月的调查摸底。之后，吴仁宝与禹作敏也有数度交往。日子一长，吴仁宝对小他两岁的“禹庄主”有了入骨三分的了解，以自己用血和泪水换来的挫折教训，对日益惟我独尊的禹作敏语重心长道：“禹老弟啊，你这一辈子小事是出不了的，因为小事谁也不想动你，可你将来就可能会出大事。”吴仁宝久经政治风云，他又告诫禹作敏：“我们靠改革开放政策，做出了一点成绩，党和人民给了我们荣誉和地位够多、够高的了，所以我们更要头脑清醒，更要有自知之明，摆正自己的位置。”他以一位老练的农民政治家的涵养，特意加了一句：“我说这些话，也是和你共勉的。”

不出所料，弹指一挥仅仅十年，曾经耀眼无比、不可一世的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因触犯法律而锒铛入囚，“天下第一村”的光荣头衔仍然稳稳当当地回到了吴仁宝的华西村。

禹作敏的下场，对重新认识当代中国农民领袖在社会上引发不小的震荡。因为在这之前，新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农民领袖陈永贵的政治末途和他“说没就没”（郭凤莲语）的去世，及其他几位农业标杆的纷纷落马，使得人们对“农民革命”的成功者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他们能不能代表真正的农民利益？能不能成为永不倒的共产党旗帜？

这时期，在农业战线依然站立着的似乎只有吴仁宝一杆旗帜了！吴仁宝此刻在做什么？想什么呢？

吴仁宝此刻做了三件很经典的事：

一是他不顾重重阻力，带着华西村的主要干部和村民代表，不远千里，到了山西的大寨大队。在虎头山上，他率领华西干部和村民代表向陈永贵墓庄严地鞠了三个躬，同时向郭凤莲送去了华西村与大寨大队的几个合作支援项目。吴仁宝曾多次对人说：在当代中国农民中，他最佩服陈永贵，并称陈有思想、有观点、有本事，是硬干出来的。

第二件事是他亲自为华西村编了一首“村歌”。歌词这样写：“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华西人民艰苦奋斗，团结奋进，锦绣三化三园社会主义的新华西；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华西人民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实践检验华西，社会主义定能富华西……”这是一首套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歌词的村歌，朴实无华，光“社会主义”一词就用了好几回。当这首由吴仁宝亲笔填词、华西村村民们齐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唱的村歌播出后，令无数老共产党人、新共产党员激动得流泪。他们说：“这样振奋人心、催人奋进的歌已经好几年没听到了！”那时，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换朝易旗，中国国内外嘲讽和怀疑社会主义的阴风也吹得玄乎。吴仁宝带领华西人高吟这样一首“社会主义”赞歌，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而当时还有一个特殊背景：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风起云涌，曾经缔造了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神话的苏南乡镇企业在此时又面临彻底解体的末途，似乎谁言“集体经济”谁就是“改革倒退派”。吴仁宝才没管这一套，他对共产主义和建设有华西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信仰坚贞不渝。而正是他的这份不可动摇的信仰，才敢理直气壮高吟“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这等豪迈诗篇。

吴仁宝做的第三件事——也是最漂亮的一件事：他在报端见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后，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迅速做出了一个后来使华西村突飞猛进、走在中国农村乃至其他各行各业前头的决策——集中和动员华西村所有血本，以其雷鸣电闪之势，奋力抢占市场的举措。

这件事值得细述——

“喂，总机吗？请通知村党委委员和正副村长，还有各厂厂长，凌晨三点让他们上南院宾馆403会议室参加紧急会议……”墙上的闹钟时针已指向午夜两点多了，吴仁宝正一手拿着《深圳特区报》和《人民日报》，一手操起电话哇哇直喊。

“老书记，半夜三更开会是啥急事呀？”不到三点，该来的村干部们全部到齐。他们弄不明白吴仁宝要干什么。

“急事急事！天大的急事！”吴仁宝连扫一眼会场的工夫都没顾上，便直奔主题：“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出来说话了！我看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发展马上就要到来！我们华西村如果不抓住这一次机遇，就会痛失一百次的腾飞机会！为此，我提出当前我们华西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四个字……”

“啥四个字？”会场上的几十双眼睛全聚集在65岁的华西村领航人身上。

“借——钱——吃——足！”一向说话绵软吴语的吴仁宝此刻运足底气，高声喊出这四个惊天动地的字。

“借钱吃足？”片刻寂静，会场上立即爆出此起彼伏的询问和议论。

“对，我们华西村过去当了几十年先进，一向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自豪。这回我们要打破老思路，来个借别人钱、生自己的财了！你们听我说……”吴仁宝站起身，示意与会者朝他靠拢，随后他以特有的笑眯眯姿态向村干部们如此这般一通言说……

“太好了！老书记，就照你说的，我们干！甩开胳膊干！”村干部们的脸上兴奋激动起来。

“好，那我们就拼出血本大干它一场！”吴仁宝拳头重重地落在桌上。转身间，他健步顶着晨曦向东方走去……

“老吴，你这么早找我有啥事啊？”无锡市市长走出办公室的第一眼就十分意外地看到了默默等候在一旁的吴仁宝。

“我来向市长你借钱的。2000万，我要2000万元！”吴仁宝向市长开虎口。

“嘿，怪了啊——你华西村吴书记借钱，可是头回听说！说，什么用？”市长意外又兴奋地询问。

“商业机密，不可泄露。”

“好你个老吴同志呀！连我都不透露一点？”

“不透露！”吴仁宝一双眯成细缝的笑眼里透着几分狡黠。市长先是一愣，继而会心一笑，他已明白吴仁宝要干什么了，便说：“好，你不说我也不问了！你吴仁宝和华西村借钱，我一万个放心！2000万就2000万！”

“谢谢市长！华西村百姓会永远记着你的恩。”

吴仁宝这回张大嘴乐了：他用借得的贷款和村上的自有资金及村民集资的几千万元，一下“吃”进后来翻了数倍价格的万余吨钢坯和千吨铝锭及数百吨电解铜，又将这些原材料投入到随后上马的村办新企业生产中，而等别人还在细学慢嚼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时候，他吴仁宝和华西村早已甩开四蹄扬鞭在经济大发展的快速道上——10亿村、20亿村……50亿村、60亿村……华西村直奔天下第一，无人匹敌！

此后的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不再仅仅是全国产粮标杆、农民艰苦奋斗建设新农村的形象了，她已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奋勇前进的巨轮——跃居全国百强企业行列；她已成为农工商全面现代化的旗舰——称雄华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战场；她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先导和成功实践的经验产地——闪耀在中国共产党时代丰碑上一颗贴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农村具体实际相结合标签的五彩金星！

说吴仁宝是个奇人的已经很多了。但仅仅靠积累的经验和天性的聪慧而制造出的一点奇迹，并不能保证他会成为一名永不倒地的英雄和奇才。吴仁宝的一生闪耀的光芒，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所追求的信仰的坚定性，这绝非所谓的奇人所能够拥有的。

足够让世人刮目相看的华西村现在的实力和发展速度仅凭想象是很难形容得出的。“三年。再过三年你来华西村看看就更不一样了！”吴仁宝见我后的第一句话说得很自信也很有底气。

“三年后的华西会是什么样呢？”我在眼花缭乱的“人间天堂”中参观时尽力去想象明年的华西与现在的华西之间的差异，但我自感想象力的匮乏。明天的华西村有更多的“金塔”（华西村现在有三座十五层的金塔）？明天的华西能实现千亿元的年产？明天的华西是一个田野上的现代化都市？

吴仁宝笑了，细言细语地告诉我：这些都不难。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华西村能有幸福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就是我们掌握了实事求是这个法宝。

这是一句与炫耀丝毫无关的朴实之语，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并不多，即便是“实事求是”的发明者和倡导者。它考验着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同时也标立出了普通人与伟人之间的一道分水岭……吴仁宝的华西村并非生来就是天堂福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吴仁宝出任华西村前身的23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当时正值“大跃进”年代，一些头脑发胀的人都在放卫星。先进分子吴仁宝自然逃不出上面的点名：“吴仁宝同志，你们大队的稻子长势比别人家的好，你能报报多少亩产？”

“那——人家报了多少？”吴仁宝问。

“最少的也有一万斤了。”

“一万？”吴仁宝两眼发直，心里打算了半天怎么也高不上去。最后他狠狠心，鼓足气报了3700斤。

“保守，太保守了！仁宝同志你应该认识到，产量报的高低是个政治问题，也是党性问题，你要好好考虑考虑。”吴仁宝打小在田野里打滚，他清楚每一块田里到底能打多少粮出来。面对无数双咄咄逼人的眼睛，这回他不想再说违心话了：“这样吧，等收割时，公社派人到我们大队监收，如果地里能多收一斤稻谷，我们全大队宁愿挨饿也要倒贴十斤指标卖给国家；可如果亩产每少收一斤，你们也得给我们如数补上啊！”

这个吴仁宝！他的话一出，从此再没人朝他要亩产数字了。

“那时我不满人家报万斤粮的，其实我报3700斤也说了假……从那以后，我再不相信玩虚的了。玩虚的假的，沾光的可能是一些当官的，但吃亏的肯定是老百姓。我是从田埂上走出来的共产党员，一辈子脱不了双腿上的泥土，所以我于心不忍做假……”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吴仁宝如此深情、执著地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