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是天堂，三亚是人间天堂，三亚是自然界天堂，三亚是灵魂与心灵的天堂……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凡是去过三亚的人在观赏和体验那些阳光、沙滩和海浪之后，都会由衷地发出这种感叹。

其实，三亚何止是一般意义上的天堂，她的美超越了人类对天堂的理解和享受的能力与空间。我们只是还没有更多的能力去感受与理解而已。

从一个普通的、名不见经传的自然风景地到真正意义上的天堂之间，三亚走过了整整20年。20年的努力，三亚才真正实现了成为人间天堂的梦想。

这天堂之路并非说来就来，说是就是的，它同样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岁月磨砺——

由于三亚的特殊性，这个曾经不被人注意的往日小渔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经受了多次风起云涌的历史洗刷。

1984年，三亚第一次从崖县更名为三亚市（县级市）。这对日后的三亚发展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可那时的三亚也许是因为太穷，也许是因为三亚人急于想让小渔港迅速成为像模像样的“市”，所以这一年三亚人被卷入了同样的“汽车事件”之中。1985年的整顿之风，强劲地吹拂在海南岛的每一个角落。三亚也不例外。但三亚同时还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21号台风，袭击了刚刚正名为“三亚市”的小渔港，造成50人伤亡和两万多亩水稻绝收。

而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三亚依然不平静：撤州改市的更大一波风浪正在海南——北京之间悄然进行。笔者在采访原海南省人大副主任、自嘲是“末代黎族州长”的王学萍先生时，他讲述了当时撤州建三亚市（地级市）的前后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完成深圳、珠海特区建设的构架后，就在考虑哪个地方适合建立更大的“经济特区”，而当时中国的开放模式朝何方发展、谁是中国的发展榜样，邓小平说得最多、最欣赏的是新加坡模式，于是在海南岛建大特区的构思开始在邓小平的脑海里形成……

“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1984年春天，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南巡”后，回到北京，找来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在中南海与他们进行了一次内容非常重要的谈话。据说那次谈话，平时不易表露情绪的邓小平，这一天特别兴奋，脸上时而泛闪着激动的光芒，烟也抽得特别多。上面的那段话就是他当时讲的，时间是1984年2月24日。

几十天后的5月19日，国务院就批准了撤崖县、建三亚市的决定。这一撤一建，三亚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三亚从此在行政版图上有了自己的地盘，预示着未来的一轮旭日在中国的南海正冉冉升起……

历史总是非常偶然的。历史又总是在巨人深思熟虑后的某个谋略之中得以发展与推进。三亚建市，渗透了邓小平对中国走向强大所思考的深远谋略。

1986年，三亚进入了高热度的年份。中央领导对她的关注程度让三亚人有些招架不住——先是乔石同志带了26人来到三亚；几天后又是主抓经济的副总理谷牧同志带了19人来到三亚。时隔不到一个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带了更大的一队人马——50名高官来到三亚，并且一住就是六天！可以说，国家政府首脑部门对三亚进行了一次“集体现场办公”，这在中国县级行政单位的历史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两个月后，国务委员王震将军率37人的庞大考察团再次光临三亚，考察工作。年底，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同志又率30人的视察团来到三亚……

三亚人哪里知道，此时的三亚所面对的每一件大事，已经不再是三亚人自己的事了，它是海南省、更是国家的事了！

过去的三亚由于一直是国家安全的最前线阵地——南大门，这里有著名的海军榆林军港。开放三亚带来的结果，是可能让这个知名度很高却又十分秘密的军事港口暴露在游人的眼皮底下。怎么办？三亚人有些不知所措。著名的鹿回头，是三亚的象征，美丽凄婉的爱情传说，是令三亚人骄傲的一则故事，政府请来专家雕塑了一尊巨大的石雕，希望放置在鹿回头的山顶。可军事部门立即向三亚政府方面提出：这得经中央军委批准。

好家伙！三亚人突然感到这美丽绝伦的三亚原来并不只属于自己，更不是自己想怎么建设就可以怎么建设的。三亚的一草一木，牵动的是中央和中央军委啊！

1987年的三亚阳光格外充足。新年刚过，三亚历史上第一个海关码头兴建。4月，本地籍干部陈人忠同志回到三亚担任三亚市（县级）委书记。

“升格前的三亚市，我任市委书记。地级市筹备组成立时，我是三人筹备组成员之一，另一人是李国荣，他是原自治州州委书记。还有王学萍，他是原自治州州长。升格20年来，三亚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正是三亚巨变的亲身经历者、见证人。”陈人忠老书记在接受采访时，感慨万千。他说，三亚以她的魅力赢得世界垂青，其原动力得益于当年的一次“鹿回头特殊会议”精神。

陈人忠老书记说的“鹿回头会议”，指的是1987年国庆期间，时任海南省筹备组成员的许士杰、梁湘和王越丰三位主要负责人带领省筹备组工作人员到三亚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这是三亚升格前，海南省领导集体为三亚未来建设“摸脉”、“定向”，其意义非同一般。

1987年9月26日，一份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下发的“中发〔1987〕23号”文件，通过特快机要，送达海口市所在的海南省筹备小组。这份文件共三页纸，文件的第一条是这样写的：“（一）海南建省后，其他地方行政体制的设置，要从海南的实际情况出发，符合改革的要求。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作为省县间的中间层，应予撤销。同时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成立民族自治县或者民族乡，把位于自治州管辖范围内的三亚市，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正式出现三亚升格的文字。

次日，许士杰给梁湘打电话：“国庆我们几个到三亚走一趟，海南省要成立，三亚市的升级工作是重要的先行步骤，我们必须重视。”

梁湘说得更直接：“三亚县改市，直接关系到整个海南省未来的重大战略。许多事情应当走在前面，请王越丰同志一起去，三亚由县升地区级市，少不了他这位黎族自治州州长出身的老领导。”

1987年国庆节，秋高气爽。海南的天气依然热度不减。许士杰和梁湘，还有王越丰同志，带着十几名省筹备组的主要负责同志，一起从海口到达三亚，在鹿回头市委招待所住下。随即召来三亚市党政军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听取汇报。

陈人忠书记首先作了汇报，主要内容是汇报《三亚市总体规划》，这个规划其实已经不是局限于县级三亚市范围了，但当时的陈人忠只能把话“点到为止”，因为他还没有权力去把三亚延伸到地区级市的权限范围内。

许士杰和梁湘等人则不一样，他们的心目中，此刻已经把三亚定位为未来海南省的三大经济板块之一了，其余两处是海口和东海岸的洋浦港经济开发区。

“海南省马上要正式对外公布了。建省的历史性任务将落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你们说说，三亚的未来将如何定位？”学者风度的许士杰，一上来就把话题交给三亚的同志。

“正如我在汇报中向省领导同志报告的，我们认为，三亚的优势，就是自然风景美，得天独厚，特别是热带自然风光，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认为，发展旅游，把三亚建设成为热带滨海旅游城市是未来的三亚定位。”陈人忠见三亚的同志的目光都聚到了他这儿来，于是又将方才汇报的提纲中所言及的一个突出问题重复了一遍。

“还是请梁湘同志发表高见吧！他在深圳特区干过，思路开宽，眼界高嘛！”王越丰同志说。

梁湘直了直身子，说：“好，我谈一下看法。建省后的海南，其重点有三：一是海口，它是省委所在地，又是海南重要的港口城市与工业所在地。二就是三亚了。再者是洋浦港。三个地方各有分工，海口已经说了，是省会城市，洋浦港是工业经济区，将来海南的主要工业应该集中在那里。那么三亚如何发展呢？我原则上同意陈人忠同志代表三亚市委、市政府所给予三亚的定位，热带滨海旅游城市，这三个关键词是：热带、滨海、旅游，基本上概括了三亚的地理与资源优势。三亚不能有大的工业，更不能有污染。但是，三亚除了这三个特点和优势外，我们的目光应该把三亚放在更宽泛的高度去认识它。三亚这么好的自然风光和热带资源，它应当成为国际性的旅游城市。”

“对啊，三亚应当成为国际旅游胜地！”

“我们三亚就不比人家差嘛！”

众人情绪振奋。这一天，鹿回头宾馆内洋溢着一片热烈的气氛。

11月20日，国务院关于海南建省筹备组《撤销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设立民族自治县和三亚市升格为地区级市》的批复文件正式下达。这消息，让三亚人彻夜难眠。

12月31日，三亚市在市委大楼前，举行了历史上最隆重的庆贺仪式。有5000多人参加的“热烈庆祝三亚市升格地级市大会”在此召开，这一天，标志着三亚历史将揭开新的一页。

刘名启，三亚升格地级市后的第二任市委书记兼市长，也是三亚建市20年中唯一一位集两个职务于一身的领导。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是由一名正处级干部，在省委书记、省长陪同下来到三亚市一下子升任为厅级领导的人，有点儿像当年的三亚县级市一下子升格为地级市一样。适应不适应，只有自己知道，只有人民知道，只有历史知道。

1987年12月31日，三亚市开过升格庆祝大会后，随即就是百业待兴的工作。

当时的三亚虽然也称“市”，其实还只能算个小渔港而已。除了一条日本人在时就修的“解放路”外，整个城内再也找不到第二条500米以上的道路了。游客同样非常少，那时到三亚旅游，既无飞机可乘，在海口摆渡过琼州海峡也不是每天能抵达岛上。

建市难，创业初期更难。许多干部不难克服不能与家人团聚——据说，一到周末，就有几十部汽车浩浩荡荡地从三亚往北开，原因是多数从州府到三亚工作的同志的家还都在老地方。“与家人不能团聚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当时三亚的工作条件太困难，没有电，没有水，没有地方办公，没有地方住。这才是最要命的。”如今四五十岁的“老机关”们谈起往事感受最深。

没有电，是因为三亚历来缺电。没有水，也是老问题。三亚有个水库，是日本人在的时候修的。三亚建市初期曾经出现过满城打井的“群众运动”。其情景壮观而热闹，又非常可笑。设想一下：一个城市如果需要依靠打井来维持吃水和生活的话，该是何等的艰苦。

程浩同志是梁湘亲自调来的一位具有特区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作风大胆而泼辣，事业心也很强。他到任后就想改变一下三亚落后的城市面貌，换了谁当市长看到同志们满街打井过日子的景况都会揪心的，都会痛下决心改变旧貌的。程浩请命主抓城市改造工程建设。酷暑下的7月10日，解放一、二路改造工程拉开战幕，数百名建筑工人和几十台挖土机械组成的建设大军，将整个三亚仅有的两条主干道挖得天翻地覆，面目全非……市民们惊疑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一半是欢喜，一半是担忧。欢喜的是总算盼来了马路拓宽的日子，担忧的是咋弄成东一个坑、西一段洼？啥时候能出现平平展展、光光亮亮的大马路呀？

百姓担忧得不无道理。但干部之间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统一、不协调才是要命的。城市建设如何搞，是大上快上，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因地制宜地上，各说各的理，到底谁的正确，似乎一时分不出胜负。于是挖马路成了程浩断送在三亚工作前程的一次“命运悲怆曲”。

1988年11月，三亚市升格后的首届领导班子大调整。市委书记李国荣和二把手程浩同时被免职，李国荣到了海口，程浩回到了广东。新来的人就是刘名启，这回他是市委书记、市长一肩挑。

刘名启被任命之时，正值王震同志到三亚视察。三天后，老将军走了，刘名启走出办公室，下乡去了。市委办公室负责人急忙说：刘书记，您下乡得派个秘书，您看谁合适？刘名启一愣：秘书？我从来没有过秘书呀！办公室负责人笑了，说你过去是县委书记，现在你是市委书记兼市长，官大了，工作忙了，得有个秘书跟着。刘名启淡然一笑，说：算了，我还是老习惯，不用配秘书。

市委书记不配秘书，成为刘名启时代的三亚的一种作风，所以其他市领导也都没有秘书。“任职时，省委领导陪着我从海口出发，摇摇晃晃走了近一天时间，一路上我感觉越走越远，怎么三亚那么偏呀？再看看当时的三亚，确实很落后，街不像街，城更不像城了，当时的三亚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如广东中山、东莞的一个乡镇的水平。我任职后马上下乡，一方面我过去是当县委书记出身的，抓农业和农村工作比较在行，另一方面当时三亚的羊栏镇刚出了件事，是民族纠纷的事。我头天到了崖城，这个文化古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当即与镇政府领导和市政府有关同志商议了如何保护古城的思路。但是头天又碰到一件事，我看到当地干部在一条河上筑坝。这河是灌溉河，筑坝是为了发电。发电固然是需要的，可筑坝后影响了灌溉可是件大事。听崖城的同志讲，这里是三亚主要的粮食和蔬菜基地，农民们种粮种菜如果缺了灌溉，不等于断了生路嘛！我一看觉得这筑坝有问题，就对当地的那个书记说，你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他问我啥事，我说我要问问你这筑坝搞小水电站经过专家论证没有。那个书记有些不高兴了，说：我们啥都准备好了，你刘书记只要来给我们剪彩就行了。我缓和地对他说，没关系，剪彩晚几天没事，我们还是听听专家的意见再说。第二天我把懂行的几个搞水利的技术人员请到办公室，也把负责筑坝的那个书记请来了，结果大家一议这筑坝搞小水电站的事，技术人员们一片反对声。这件事证明了我的判断没有错。三亚在当时还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地方，对待农业万万不可违反科学规律。”刘名启对出任三亚领导初期的每一件事记忆犹新。

“另一件事就是羊栏镇的治安。这里的闹事，是海南建省后第一件直捅到中央的大事，发生在我们三亚，我们自然很没有面子，必须着手狠抓。三亚地理特殊，历史上就是经常有敌特活动的地方，社会背景复杂，加上一些民族矛盾，社会治安是件大事，搞得好不好，直接影响三亚的发展。我调查的结果发现：主要还是经济不发达造成的，村与村之间出现纠纷，最后把事态扩大化，造成恶劣影响，归根到底，查其事发的原因时，发现都是因为一些经济利益，老百姓被个别坏人挑拨，所以出现了聚众滋事。这也是三亚历史上的老问题。由此我更感到肩上的责任。同时，还发现一个实际问题，就是这里的警力不足。几万人的一个辖区，只有5名警察，其中3人还住在城里，加上平时有个把人生病什么的，真正值班的经常只有一个警察，这对社会治安比较复杂的地方显然是个问题。我调研后，即向公安局负责人提出，是否应该增加警力，包括对重点地区的派出所提升级别，扩大编制？我的意见及时得到了公安部门的认可，很快这里的派出所扩大了编制，达到了15个警力。同时对警察加强了责任制，又通过党员干部深入群众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防患于未然。结果我在三亚任职的5年间，羊栏镇就再没有发生过大的治安问题。”

不知是因为时间久远了还是刘名启同志有意不想提1998年9月，在他亲自布置和带领下曾经在羊栏镇地区开展的一场大快人心的“扫黑”活动。然而我在“三亚历史大事记”里仍看到了这样一项记录：“1998年9月25日，中共三亚市委、市政府组织公安干警和党政干部394人，到羊栏镇地区开展打击贩卖和私藏枪支弹药的行动，缴获各种枪支508支、子弹633发、组装火炮3门、军用手榴弹19枚。”

这是1998年啊，一个小小的三亚羊栏小镇，竟然一下子缴获这么多枪支弹药和军用武器，可想而知三亚除黑之前的复杂形势与社会治安。

三亚当时各个方面的情况除了一些历史原因外，还增添了许多新的矛盾，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形势并不乐观。首先是治安，除了本地的一些历史原因外，海南省刚成立，凡当时去过海南的人都见过那股“海南淘金风”，着实吓人。那时仿佛谁只要到海南，就能发大财，结果数十万人一下子拥到了海口和三亚等城市，尤其是海口。想发大财、想干大事的人哪里知道，刚刚建省的海南，一方面确实需要大量人才，可另一方面海南是个孤岛，不像深圳那样在初期就有那么多外商外资企业和各种资本涌入，可以消化人才，有财可发。海南当时还是个农业社会，没有工业和商业，那些辞职和离家远赴海南的淘金者，来到海南后不久就发现：除了花自己身上的钱外，再也难找赚钱的机会，甚至连起码的工作都难找到，碍于面子，他们既不愿从琼州海峡上往回走，又不想丢弃海南可能的发财机会，于是只得就地“战斗”。一时间，大学生变成了乞丐、博士变成了算命先生，女孩子沦落成卖身卖情的烟花女，充斥海南各个角落。三亚是海南第二大市，又是著名的风景旅游区，这样的风潮自然而然波及并猖獗泛滥，藏污纳垢的地方也不少。于是社会治安也成了一个大问题。这事情一多，加上有几个记者特地跑到三亚经过明察暗访后那么一报道，好家伙，三亚似乎一下子就成了嫖娼卖身的大营地。如此名声，传到中南海，领导们一层层指示下来，海南和三亚的领导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于是刘名启同班子成员不得不腾出精力整治社会治安，将那些有碍三亚形象的藏污纳垢的地方进行清理、扫除。

其实，三亚改观的不仅仅是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三亚市委、市政府上上下下的干部思想和心态发生了变化。他们认准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团结一心，同心同德，努力把新三亚建设好！

1989年的中国，经历了极其艰难而痛苦的历史性的风波。新生的三亚市在这场历史性的大风波中艰难地挺了过来。在刘名启、陈人忠、徐彩凤、叶斌、王明刚、刘明哲、曾广河、符桂花、刘承宝等中共三亚市委常委同志的带领下，坚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坚定不移地围绕经济工作和改革开放为中心，使百业待兴的三亚沿着正确的道路，乘风破浪地前进。

当年的8月和9月，三亚相继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党代会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党员和人民宣布了近期与远期的三亚发展蓝图。全市上下的干劲被鼓得足足的。

上苍仿佛有意要考验新三亚。党代会和人代会刚刚闭幕，一场持续登陆24小时的台风和暴风雨袭击了三亚，给人民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损害。羊栏等地的灾情异常严重。刘名启、陈人忠、徐彩凤等市委领导带领干部冲锋在前，与广大群众一起奋战在抢险救灾第一线。事后，田纪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看了刘名启等市领导带头在水中参与抢险救灾战斗的影像资料片后，深为感动，说三亚的干部和群众是经得起考验的，新三亚建设大有希望。

是的，三亚的希望在于有一群敢于面对困难、勇于开拓进取和下决心干好工作的干部以及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坚信自己的力量，坚信只有把三亚建设得更加美丽，才能对得起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对三亚的期待。

作为那个时期三亚领航人的刘名启，他比谁都深切地感受到心中的压力和责任。“江泽民同志1990年5月和1993年4月两次到三亚视察，我都是主要陪同者，而且每次江泽民同志都单独接见我和三亚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他对三亚每次都有重要和具体的指示，这些指示归结起来，就是要求我们好好保护这块地方，要把三亚建设成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游客喜爱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江泽民同志自己对三亚的那份特殊感情，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我感到压力是自然的事，因为党和人民把如此重要的担子交给了我和三亚的同志。我们只有把它建设好的理由，而无别的其他选择。”二十年后的刘名启，对当年江泽民等中央领导的嘱托，记忆犹新。

建设好三亚，是几代中国领袖的情结，三亚人没有理由在这种崇高的责任面前不思进取、不思作为、不思创新与辉煌！

条件落后，基础差，是三亚建市初期的基本市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有所作为。

衣食住行是基础之基础，现代化的三亚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那些日子里，外界也许并没有感觉到三亚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但三亚人的感受却是实实在在的——

先是有水喝了。刘名启有一段时间被派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可是个好机会！我利用学习期间，几次跑到水利部，去找那些领导，请求他们支持我们搞水库。三亚过去有些水库，但坝基太低，设施差，老化了，所以蓄水能力差。三亚建市后，城市用水和农村灌溉发生矛盾。我们又穷，没钱修整旧水库，更没能力兴修新水库，只能求助于国家。水利部的领导非常关心我们三亚的具体情况，省里也很关心，所以很短时间内，我们就筹集了上亿资金，不仅在东边搞了个赤田水库，又在西端建了梅山水库，既满足了城市供水，又解决了农业灌溉。”刘名启和陈人忠都记得这两个水库对当时稳定三亚人心和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

“在城建方面，刘名启同志还没来之前，我们搞了个‘420’工程，就是对420米的三亚市内的主干道进行改造，后来又按照新规划搞了个‘1350’工程，即改建扩建从潮见桥至大东海的路面。同时又将作为东线高速公路独段的路面加宽至40米。1990年，又进行了西河西路建设工程。这些道路和城市工程，对当时三亚改变城市形象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使三亚百姓对树立建设现代化国际旅游城市的信心不断增强。”

“这建设，说起来似乎很容易，可建市初期，我们手里没钱呀！不像现在一年的财政十亿八亿的，那时全市的财政才几千万，够什么用？连修一条路的钱都不够！怎么办？我们也有办法，是穷办法！”二十年后的刘名启很为自己当年的“招数”骄傲：“我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商量后，作出一个决定：将市政府原先管辖的几个招待所和酒店卖出去！按照市场运作办法将它们卖掉了！结果我们收回了几千万元钱。现在大东海你们看到的‘南中国大酒店’，原来就是我们旅游公司下属的一家小酒店，卖给香港人后，人家投资进行了翻建，变成了三亚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中央领导后来就开始住‘南中国’了，不住鹿回头招待所了。这样的买卖，虽然也是逼出来的，可在当时也算是思想解放的大举措了。用现在的话说，是盘活了国有资产。”

刘名启认为，自己在担任三亚市委书记这几年中，值得写进三亚历史的，当算他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坚持走了要把三亚建设成“东方夏威夷”，而不是河北的北戴河的路子。“这个意义太重要了，现在看来更是意义非凡。建市初期，正值全国性的‘海南投资热’。我们三亚是国家唯一的热带滨海城市。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了海南投资热，到我们三亚来投资的单位尤其是那些国家单位和各省市的单位，简直多得应接不暇！我这个市委书记天天会碰到有人说要给我们三亚送钱来，说要高价买我们的地、买我们的海滩。你说这不是大好事吗？是好事！过去我们没有钱，现在有人大把大把地恨不得将银行都要搬到我们三亚来换我们的地呀！可我们一块地都没卖给这些单位，原因是他们都想在这里建招待所和疗养院！我们当时顶了不小压力啊！我们没有把亚龙湾和其他几块好地方卖出去，不卖出去是因为我们记着江泽民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叮嘱我们的，要把那里建成中国的夏威夷！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我们把亚龙湾卖出去了，海滩都变成了国家机关的招待所和疗养院了，那是对三亚和国家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的巨大破坏，是一种犯罪！”

今天的亚龙湾真是太美了，它已经成为三亚最美的地方，并且跻身国际著名旅游风景胜地的行列。三亚人和所有来到三亚去感受亚龙湾之美的人们，都应当感谢刘名启及其之后的几届领导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地将领袖们的谆谆教导铭记心头，并付诸行动，是他们守住了这块天赐宝地，使它有了今天光芒四射的魅力！

现在该说到钟文当书记的时代了。用时代来叙述三亚发展某个阶段的风风雨雨并不为过。虽然这个年轻的美丽城市才只有20多岁，但就其走过的艰难历程来说，它够得上中国当代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来认真地考察它，因为三亚可以说代表着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的快速发展模式。

1992年，刘名启还没有离开三亚的时候，中国从南到北就开始了一场自改革开放以后的又一次大的进步浪潮。这股浪潮的掀起者就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便是这一浪潮掀起的动力和起因。

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中国像一艘行驶在大海中的巨轮一样，前面的航程如何走，如何迅速把握方向，那个时候离开了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似乎仍然不行，而且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巨轮前进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极“左”思潮的惯性和对“资”与“社”的认识仍然不统一。

因为经受了“汽车事件”以及随后的“梁湘事件”的影响，海南的大特区建设前景和形势，在当时很不明朗。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海南的发展形势比起内地的其他省区来更是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之中……一直跃跃欲试、想昂首前进的三亚市，自然也不免受到波及。

邓小平看出了全国的形势，当然包括海南和三亚的情况，于是他向自己的人民和党大声疾呼：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事业！

三亚升格地级市后，以“南巡讲话”为指导，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用三亚人自己的话说：刘名启把三亚稳定了，而钟文则把三亚做大了。

钟文于1993年4月25日接任三亚市市委书记，这位务实的干部来到三亚后立即投入三亚的城市建设大潮中。

在5月20日召开的三亚建市后的第二次党代会上，钟文书记作了题为《抓住中心，牢固根本，兼硬两手，把握关键，为完成新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的报告。钟文所说的“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经济实力的成倍增长。“根本”是指三亚是个驻军多、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要搞好团结这个根本，才能发展好地方经济。“两手”指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刘名启在任的五年，实现了三亚经济指标较升格地级市时翻一番。钟文在党代会所作的报告中确定了自己这一届的经济目标是：到1997年，三亚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22.75亿元，年平均增长23.3％；国民收入20.5亿元，平均增长26.8％；工农业总产值20.2亿元，年平均增长20.8％；财政收入1.73亿元，年平均增长11.2％。除了财政，各项指标的增长率都在20％以上，这显然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指标。

高速发展的指标，就该有相应的高速发展的措施。

钟文担任三亚市市委书记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跟上全国迅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大潮？海南大发展，三亚理当紧紧跟上。就改革开放的形势而言，三亚和海南都是后起的发展地区，当深圳特区风起云涌、成为世界瞩目的发展模式时，三亚和海南尚处于现代化发展的胚胎阶段。十年二十年的晚起步，在今天全球化的形势下，不能不说是一个严肃而严重的问题。时间就是生命，晚起步了一二十年的三亚，必须迎头赶上。从现在的历史眼光来重新审视当年钟文他们一届领导人为什么千方百计想在三亚寻找能够迅速提升三亚经济效益的工业增长点，就会明白他们的苦衷了！

旅游的增长和一个城市旅游的支柱产业，这是毫无疑问的。可要让旅游经济产值承担起一个城市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对一个刚刚起步的三亚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三亚要起飞，就必须有一个起飞的地方。机场便是三亚人首先要完成的一件大事。没有机场的三亚将是一个死岛，一个不能面世的埋在地下的玉石。

三亚人选择了凤凰机场。

“凤凰”的名字很好听，但凤凰涅槃时是痛苦的。机场建设需要一块巨大的土地。要土地、要建设，就得让一部分生活在这里的百姓搬迁和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

“那些日子里，钟文书记和王市长他们磨破了嘴皮子，带领下面的工作人员去老百姓家一户一户做工作，没日没夜的……”一位当年参与机场建设土地搬迁工作组的同志这样对我说。

建机场是钟文从刘名启手上接过来的一副重担。然而，1993年6月，中央宏观调控的文件将许多地方的超常建设风潮狠狠地吹了12级飓风——大特区建设中的海南首当其冲。“三亚是个小地方，1992、1993年初形成的房地产热，这时一下出现严重泡沫，整个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内地资金猛地抽走5个多亿。资金出现倒流的现象，即原来三亚的资金都是从内地流到我们这儿的，现在突然从我们这儿回流到内地。三亚这么小的地方，几个亿资金一抽走，等于整个身体被抽干了血，还能干啥？”有干部这样告诉我当时三亚所处的危情。

几乎一夜之间，三亚所有的建设大项目都被停顿下来。可是机场建设不能停，而且必须尽快完成。

1994年钟文主持完成新一届党代会组织工作后，紧接着接待了来检查亚龙湾建设项目的美国北美洲国际海南投资集团的董事长澳门的马万祺先生，还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萨维尼亚克，及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同时还接受了法兰西委员会授予大东海湾旅游中心的“国际旅游金杯奖”荣誉。所有这一切，都是国际组织和人士对三亚旅游的期待……内部遭遇资金紧缩和政策性调整、外部面临催促压力，这就是三亚当时所处的境况。

钟文和市长王永春等市委、市政府领导每天都处在高强度的重压之下。退路没有，前进又困难重重，不进则退，退则无生存空间。

硬着头皮、顶破头皮向前，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苦战九个月，拿下凤凰机场！”钟文向全市党政机关干部和全市人民发出战斗动员令。

“机场建设大战，是检验三亚人民和上上下下战斗力的一次历史性事件，因为当时围绕机场建设，需要牵动全市性的多项建设。除了机场本身外，还有通向机场的大道，几十里的大道，就有桥梁和其他支路的建设，因此当时我们分了九个块块，有道路的、有水电的、有机场航运所用的等等。同时又设计和进行了24条沿线道路、7座桥梁，及三亚二环路建设……那九个月啊，我们全市上下，拧成一股劲，整个三亚像个大工地，到处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不分白天黑夜地战斗着。很壮观、很带劲，当然也特别地累。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在钟文书记为首的市委领导下成功地完成了机场建设和其他辅助建设，当1995年7月1日三亚凤凰机场正式通航的那一天，我们再乘车走一走机场和机场到三亚的路段时，我们猛然发现三亚变大了！”当年参加凤凰机场建设的同志如此激动地回忆道。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建成通航，对进一步改善海南和三亚的经济投资环境，密切海南、三亚与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海南开发，尤其是加快三亚国际滨海旅游城市的建设步伐都将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省委书记阮崇武面对海内外来宾这样高度评价三亚凤凰机场。

三亚因为有了凤凰机场，从此就像阿里巴巴叫开了芝麻开门的致富金宝窟。

2006年，三亚机场接待旅客300多万人次，今年将超过450万人次。现在机场正在扩建。2010年，三亚机场预计接待旅客800万人次，2015年将达1500万人次！一个50万人的小城，一年仅机场就要接待旅客1500万人次，这是何等的热闹和沸腾的世界啊！

其实，现在我们来到凤凰机场，已经能深深地感受到这里忙碌异常的气氛和景象了。这里，每天迎来送往着国内外游客，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三亚凤凰机场这只美丽的“凤凰”现在越飞越远、越飞越带劲，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日本到韩国、到欧洲、到美洲，凡是世界有游客到三亚来的地方，他们都将飞行抵达，成为一只真正的中国“凤凰”——

三亚因为有了这只“凤凰”，开始变得更加浪漫、更加美丽……

我们再回到1994年前后的三亚。

1994年的三亚凤凰机场虽然通航了，可三亚经济并不像一架架“北航”客机一样腾空而起，正好相反，三亚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此刻已逐渐显露出来，而且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的进一步加强，以房地产为标志的三亚经济全面陷入困境。

“1993年下半年开始，在三亚投资的房地产公司开始大批撤资，直到1994年底仍然在不停地撤，等到1995年时，整个三亚与海口的情况一样，满目都是烂尾楼，我当时在房地产交易所当主任，所里的其他人都走了，就留下我一个人。原先一亩地拍卖价可以达到380多万元，到那个时候只剩了50万30万还没人要！”三亚市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蔡兴业先生说。蔡先生是1992年从东北的一所高校辞职到三亚来淘金的。这位怀揣硕士文凭的高校教师本想在三亚大干一番事业，哪知在他把家搬到这里的第二年，他所期待的理想行业——三亚房地产业就陷入了困境，“三亚经济在当时让人看不到希望。人们寄希望于旅游产业的带动，所以那时大家把亚龙湾开发看得特别重，企盼它能给三亚带来新的生命和希望”。

三亚海岸之美丽，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而在三亚诸多的海湾中，最早开发的是近市区的大东海湾。三亚建市后，人们的目光开始转向一个更美的海湾，即现在所有到三亚的游客都必须去看一看、最好住上几天的亚龙湾。

亚龙湾之美，据说可以同世界上所有最著名的热带滨海景区媲美，比如印尼的巴厘岛、泰国的普吉岛等，被誉为“天下第一湾”。

亚龙湾的开发建设遇上了好时光。1992年，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不久，国务院在年底批准了亚龙湾作为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这就给了亚龙湾一个“皇家贵族”的出生证。

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十几年中，关于亚龙湾的开发设想，一直受到中央最高层的关注。1992年，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专程来到亚龙湾考察，1993年3月底，国家旅游局等12个单位评审通过《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刚结束，4月，江泽民总书记又来到亚龙湾，面对如此美丽的海湾，感慨万千，他深情地对三亚和海南的领导说：一定要保护好它、开发好它！

也就在江泽民考察亚龙湾当天，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除中国的中粮集团公司外，还有美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香港和澳门及台湾的大财团做股东。

历史性的责任落在了钟文书记、王永春市长这一届领导的身上。

1994年的三亚，是极其忙碌的一个年份。仅6、7月份，市领导出席的大活动就接二连三。梅山电厂的签约仪式刚刚结束，机场上“北航”首架飞机首航仪式还在期待着书记、市长的光临。钟文书记在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会议上，刚刚发表完“大三亚”建设的新构想和建设三亚“四大区块”的组团式新思路，南山那边的崖13-1天然气建设工程的海底管道干线工程铺设全线完毕的捷报又传来。

“去吧！20多个国家300多名技术人员苦战了21天，该向他们祝贺和慰问了！”钟文书记和王市长一边擦汗一边直奔目的地。庆功仪式上的彩球还在空中飘扬时，亚龙湾大道竣工通车和滨海大道开工的仪式又在等着领导们到来……这就是大建设时期的三亚和三亚的领导干部们。

省委书记阮崇武于6月22日、7月1日两次来三亚视察工作，9月10日，阮崇武书记又来三亚，这回省委书记来此传达的精神更重要、更紧迫：1996年1月1日，“中国度假休闲重点在海南”的大型活动要在三亚召开，阮书记盯着钟文、王永春等三亚干部说：此次度假休闲会议是中国首次召开，意义非凡，是打开我们海南和三亚国际国内休闲度假旅游的总号召令，我们不仅要把这次会议开好，而且要借这么一次机会向国外旅游界人士充分展示我们海南和三亚的形象！务必要搞成功！给来宾留个好印象！

一个以开发亚龙湾、改进三亚城市基础设施、迎接中国首届度假休闲会议为主题的战斗拉开序幕……

从阮崇武书记来三亚传达首届中国度假休闲会议的议题到正式召开这次会议之间的时间，总共不到16个月，而标志中国度假休闲胜地的亚龙湾必须有个让人看了舒服的模样。或者说，亚龙湾这位“绝代佳人”的亮相，必须做好，做漂亮，否则将对三亚旅游更上一层楼、对海南和中国旅游业所提出的“度假休闲”概念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和影响。

三亚此时的责任重大。

首先是通往亚龙湾的道路必须建设好，这已经不成问题。

其次是整个亚龙湾18平方公里开发区内的搬迁与土地整合，同时必须有标志意义的大酒店的诞生。有意向的国际、国内投资公司很多，但能够在短时间内第一个在海滩上建起最现代的豪华酒店，最为重要。

第三是亚龙湾的标志性建筑——亚龙湾必须有个门面，作为展示“绝代佳人”的地方，在来访者初至此地时，应该给予我们的美女一个“屏风”是非常必要的。

亚龙湾中心广场便是三亚人设计的给所有来访者在此与“绝代佳人”约会的一个“屏风”式的栖息地。当年主政者是如何畅想这个“屏风”的图案构思我不得而知，但现在我们来到亚龙湾首先看到的正是这个美丽壮观的“屏风”——中心广场。

中心广场位于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中心，占地面积逾7000平方米，远远就能见到那根高27米的图腾柱。走上台阶，靠近广场中心，再环视这儿的一景一物，充满了东方远古的神秘文化。那围聚在图腾柱四周的是中国农历24节气的雕塑，气势宏大，用材质朴，形象独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原始自然崇拜和对吉祥太平、丰收富足的美好追求。广场外围所设计的五组造型优美的白色帐篷以及大型彩色喷泉，更衬托出滨海广场的那种独特风情和美感。

今天的亚龙湾已经是个非常成熟和被建设得美丽绝伦的世界级度假休闲地了。可三亚人最清楚，十年前为了让这位“美女”盛装出嫁，他们是何等的费心费力！

中心广场仅用七个月建成。“那七个月里，我们车不熄火，机不停转，昼夜奋战，终于高标准、高质量地建成了以东方远古神秘文化为主题的这个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集观光、集会、娱乐、餐饮、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旅游广场。我们的工程后来还获得了1998年度中国建筑工程最高质量奖——鲁班奖呢！”建设者自豪地对我说。

而此时的亚龙湾，还有另一个异常受人关注的大项目——由世界著名的美国维伯特·斯公司按美国职业高尔夫协会颁布的标准设计、建造和监理，风格呈现浓郁的欧美古老“Links”球场韵味的亚龙湾高尔夫球场，也赶在1995年基本完工。

高尔夫球场的建成，一下使亚龙湾这位“美女”仿佛满身绫罗绸缎，珠光宝气……

现在，亚龙湾就缺可以留住宾客的大酒店、大宾馆了！

很显然，亚龙湾这样的美景，没有五星级或超五星级的豪华大酒店、大宾馆是不相配的。

谁来建？谁来第一个建？美丽的亚龙湾更在期待自己出嫁前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嫁妆。

“我来！”在众多世界名流巨商的观望中，中粮公司率先投资来做亚龙湾的第一台“嫁妆”。后来这个“嫁妆”取名叫三亚凯莱国际大酒店。

“过去，我们拥有我们的颜色：梦想蓝、喜悦橙、青春绿。现在与亚龙湾结缘，我们将拥有蓝天、白云、沙滩和碧绿的海水及清新的空气，于是我们拥有了地球上的所有……”亚龙湾第一家五星级度假酒店就这样在三亚人和中粮人的共同努力下，开始在“天下第一湾”垒起第一块基石。它的建成速度和竣工后人们所看到的那种皇家风范让当地人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国际水平”。

亚龙湾到了正式向世人亮相的时候了。

1996年1月1日，中国首届度假休闲会议在亚龙湾中心广场开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钱其琛、国务院外办主任刘华秋和国家旅游局、海南省领导及中外宾客、新闻记者、三亚市民等5000余人出席了这次掀开中国和海南度假休闲游序幕的大会。而此次大会，同时也标志了三亚作为国际热带滨海旅游城市，全面进入以旅游产业为主导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全新历史时期。

当时有媒体预测：未来10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旅游的热点。因其地域和资源的特殊性，海南在中国旅游业引领着度假游的潮流，而三亚将是海南旅游的重中之重。

1996年3月29日和30日这两个日子，对三亚来说，是需要记住的。

这两天，胡锦涛同志来到了三亚，这是他第一次到三亚，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这位心怀人民疾苦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来到三亚，便提出一定要去比较偏远的贫困山区百姓家看一看。30日，胡锦涛同志来到天涯镇文门村，走进一片低矮的茅草房，逐户看望了这里的黎族群众，并与乡亲们亲切交谈。后来，胡锦涛同志来到了当时的羊栏镇桶井村委会的凤凰村，当他看到这里一幢幢的新别墅时，便问该村党支部书记董文明：“你们村的农户是不是都住上了这样的楼房？还有多少贫困户？”村书记说：“还有个别没住上楼房。”“那你们打算怎么办？”胡锦涛关切地问。“我们通过党员联系户，帮助和带动那些没有致富的农民脱贫，争取让他们早日住上新楼房。”胡锦涛同志听了很高兴，同时对三亚的领导干部们说，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关心贫困群众，一定要努力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三亚自升格地级市以来的历届领导，也正是这样做的，并且不断取得工作的成效。许多去过三亚的人其实并不清楚，在这个美丽的热带滨海城市的50万人口中，有七成是农民，这30多万农民中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又占了多数，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下。

1998年2月，三亚迎来了一位年轻的书记，他便是王富玉。王富玉的到来，给三亚带来了一阵清风、一片激情、一个新的时代……

王富玉之前的三亚市委书记是洪寿祥，这位人称“文人书记”的洪寿祥在三亚待的时间并不长，只有9个来月，但他留下的政绩不少。三亚人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大手笔”，是洪寿祥书记开始了有“椰风走廊”之称的三亚湾开发。

洪寿祥同志的功绩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便是在他任职时积极推进南山佛教文化区的建设与完善。他个人在研究佛教文化方面颇有造诣。洪寿祥离开三亚后出任了海南省委宣传部长。

钟文书记和王永春市长是1997年5月同时调离三亚的。

1997年和1998年，三亚市的领导层调换频繁，可以说有些超乎寻常。三亚作为旅游城市，直接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加之当时海南房地产出现泡沫，面临“崩盘”的严峻形势，三亚的经济陷入了最低谷……

王富玉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中共三亚市委书记的。副书记和市长是陈孙文。那一年，王富玉44岁，是省委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位。之前，王富玉在琼山市任市委书记，他还当过海口市副市长，来海南之前他是石家庄市的副市长。现在他是贵州省省委副书记。这位有着十年副省级职务经历的高级干部，对海南和三亚充满了感情。党的十七大召开期间，我去采访他，请他谈谈在三亚的经历，他对我说：“我到三亚后一看，面临的问题要比我想象的严重：一是土地资源处于枯竭；二是遍地都是烂尾楼；三是财政没钱，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发不出工资，处在初一收入税、初二发工资的状态；四是旅游市场严重不足，酒店就吃春节那几天的生意，一过初八，酒店、宾馆就没有人了。全市上下，有相当多的人不安心工作，对三亚缺乏信心。我对上面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主要是干部队伍不团结，城市建设定位不正确，没有好的环境，硬的软的环境都不行。怎么办？团结问题在党代会上得到了基本解决，日后又处理了几个爱闹事的人，又提拔了一批事业心强的同志。其次是抓城市建设定位。我提出：‘环境是生产力，环境是生命线，是三亚发展的后劲。环境是三亚的生命、三亚的饭碗、三亚城市建设第一位的工作。谁破坏了环境，就端掉谁的饭碗。’在当时提出‘环境第一’，把环境提到如此高的位置是很不容易的。而后来我们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和科学发展的思想进行三亚城市建设的。”

王富玉可能是所有三亚市委书记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而且又是最有争议的人，因为他的一声“炸楼”，使他名扬全国，同时又引来许多争议。有关“炸楼”的是与否，历史已经作出结论。这个结论是：王富玉的“炸楼”把三亚“炸”美了……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对一件颇有争议的事果断处理的。如今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的违章建筑、违反规定的“开发区”、违反环境治理条例的项目，中央早已三令五申，可动真格的有几个？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又很复杂：这些违规和违法的背后，都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都有各种各样的权与利的交易，即使有心想“公事公办”的好干部、好领导，也未必能摆平这样的事。但王富玉做到了，三亚做到了，而且在十年前他们就做到了，可以说三亚是全国率先做到并获得全胜的城市。

这一段历史是严酷和沉重的，同时也是十分艰难的。

在三亚，有位干部给我讲了王富玉刚到三亚时做的一件事：“1998年2月23日，省委宣布了王富玉的任命，两天后，王富玉就到了最偏僻也是最穷的农村——东方红村。哪知王富玉在山上等了一天，东方红村的支部书记就是不愿见他。理由是：我们几十年不是一直在唱‘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吗？可我们东方红村咋就没有亮过？村支书说的是他们村从解放到现在，一直没有电，没有电老百姓就只能一直黑灯瞎火地生活。没有电，就不能办学校，就不能看电视、听广播、搞农业生产……等了一天，最后这个村支书终于‘接见’了一下王富玉这位市委书记、省级领导，可也没有好话说给他听：日本人来了没有电，国民党来了没有电，共产党来了几十年也没有电，我和村里的百姓就是这个态度：你们要能解决我们的电，让我们村亮起来，我就喊‘共产党好’，否则，你就是来再大的官，我下次再也不会出来理你们了！这位村支书的话，给王富玉的震动非常大。后来在全市干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目标：不摘贫困帽，就摘乌纱帽。他提出用四年时间，当时市四套班子干部全都有任务，每个领导干部承包两个最差的村子。我们的公安局长背着枪，卷着裤腿，汗流浃背地帮百姓盖房子、铺泥路……那阵子，许多老百姓看到干部们这样帮助他们，都十分感动。王富玉书记亲自监督，他还让法院院长带头去这个村蹲点——三亚当时很穷，弄点钱来帮助农民很不容易。法院院长本事不是大一点嘛！所以王富玉书记就让法院院长去东方红村蹲点。在王富玉书记的关心和法院同志的辛勤帮助下，东方红村后来建了一个小水电站，有了电后，家家户户就亮了起来。通电那天，全村百姓喊了一天‘共产党万岁’，唱了一天‘共产党好’，那个场面太感人了！”

但王富玉到三亚后面临的更大问题还不是像东方红村这样的穷的问题，而是三亚当时严重的经济落后以及市场与环境的极端混乱。症结在于满目疮痍般的烂尾楼——上世纪90年代时的海南（当然主要集中在海口和三亚两市），到处是残垣断壁般的“烂尾楼”。对一个旅游城市，尤其是对一个靠美转换成物质财富的城市来说，“烂尾楼”太损害城市的形象了！

“烂尾楼不清除，三亚就没有出路，就永远不会有人进来再投资，游客也不想再来了。我们被逼到了非动真格不可的地步。但真要动真格时，一桩桩难题、怪事，简直多得出乎你的想象……”王富玉说有的楼盖了半拉子，大门一关，你敲不开它；有的楼盖一半扔在那里，你好不容易在工商注册那儿找到了主人，人家根本不承认是他的，可你真要动他一块砖时，他们会一下子冒出几十号人，非砸断你的腿不可！啥样的事都有。只有一件事情没变：你不动真格，“烂尾楼”仍然安安稳稳地竖在那里，让三亚丑态百出。

“后来我们按照中央的精神，开始强硬处置烂尾楼。先发通知，限时令业主来与政府有关部门商议处置办法。这样解决了一部分烂尾楼，但仍然有相当多连人都找不到。当时遇到的问题是：就是那些找到业主的烂尾楼，你还得有一个最终的处置结果吧？政府总不能去把所有烂尾楼全部重新建好吧！哪有那么多资金嘛！于是想出了个办法：拍卖。但拍卖的做法一出台，就引起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反对和争议……”王富玉说。

王富玉的传奇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他的下一个大动作是要炸楼——把那些拍卖不动、无法处理，业主不服从处理又想硬顶，或者严重影响三亚城市规划和美观的烂尾楼，统统地炸掉！

“炸！”一个“炸”字，惊天动地！一个“炸”字，让王富玉成为了全国著名人物。这其间，他差点也被别人“炸”得粉身碎骨……

“我们炸了大东海那个地方的两栋楼，其中一栋楼的业主是我的熟人，他们不理解我们的行动和做法，怎么做工作都做不通，最后只能跟他们翻脸了。另一栋的主人很硬，一直不理会我们的好言相劝，动真格的时候，人家就明的暗的都来了。我不怕……”王富玉回忆起当年，仍旧一腔热血，“有些事，老实说到现在还不太好说。因为到三亚建房，有正常经营的房地产商，有中央和全国各地政府机关来盖疗养院和各种培训基地的，还有各种背景下的别墅等等，你谁都得罪不起。我们的压力由此而来。当时我才真正了解了啥叫别无选择。我告诉这些老领导、老朋友，三亚要发展，要发展就得大家一起来付出代价。这就叫别无选择。我告诉他们三亚不是我王富玉的，也不只是三亚人民自己的，三亚是全中国人民甚至是全世界人共有的一块美丽之地，谁破坏了这块美丽之地，谁就是罪人。”

十年过去了，现在的三亚已是如诗如画，我们再也看不到那种满城伤疤的“烂尾楼时代”了，也无法感受到当年王富玉他们经历的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有一位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城市的活力，是从健康的科学的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开始的。三亚的真正腾飞，也可以说是从“炸楼”之后的新一轮房地产开发热起始的。

1998年12月18日至2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来三亚视察，先后考察了崖城镇坡田蔬菜基地、天涯镇文门村的庭院经济等，也参观了三亚著名的风景区，包括亚龙湾。这位素有“铁面总理”之称的总理，除了在视察农民家和普通百姓在一起的时候脸上堆满了笑容外，与干部们在一起的时候，那面容一直是威严的。朱总理这次视察期间，给三亚干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三亚的城市建设“城不像城、村不像村”！

“我看你的名字应该改成‘王美玉’——三亚不建设美，你这个书记也富不起来！”这是朱镕基对王富玉书记说的话。

像朱镕基这样严厉的批评是来三亚的那么多中央领导中少有的。而这话也着实让三亚的干部们的头脑清醒了不少。

“那时三亚的城市建设确实不太像样，毫无章法。王富玉来后，从钟文、洪寿祥等前任手中接过‘大三亚’后，开始朝着‘美三亚’的目标迈进，发展和推进了新一轮的三亚城市建设工作……”一位“老三亚”说。

“我在任期间很荣幸请到了全国政协主席、城市建设的行家李瑞环同志为我们三亚城市建设支招。如果说三亚后来的发展和建设能够做得比较好，李瑞环同志的功劳首屈一指。”王富玉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2000年2月，李瑞环同志到三亚视察。这位平民出身、对三亚充满感情同时熟悉城市建设的领导人，在王富玉等人的盛邀下，结合自己三次来三亚的观察和感受，于2000年2月10日，与三亚干部们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关于城市建设的对话，以一位行家的身份为三亚把脉、支招。一位国家领导人对一个地级城市专门发表讲话，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

2000年底，李瑞环同志又来到了三亚。这一次他到了三亚不少地方，而且看得很仔细，最后他满意地笑了。在接下来召开的会议上，他对三亚的领导说：“从2月上旬到现在不过十个月，三亚城市建设动作很大，变化很大，势头很好。可以肯定地说，三亚市委、市政府，三亚的广大群众，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时，也可以肯定地说，海南省委、省政府，青林、啸风等省领导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三亚城市建设抓得富有成效，眉目已经显现，许多地方未来的景象已见端倪。三亚的建设对全国都有影响。新闻单位的报道都是好的，外地人来后的反映也都是好的。令人高兴的是，市里几套班子和广大干部群众，对城市建设思想认识一致，态度比较坚决。希望你们把这种势头保持下去，提高质量，讲究科学，力争创造国内甚至国际一流水平！”

会场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三亚市委在王富玉的主持下，借着李瑞环“支招”的东风，针对全市范围内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治和新的科学规划，使三亚重点风景区和城市的整体面貌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我们应当记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们应当记住那段流血流汗又流泪的不平凡岁月。

现任三亚市委宣传部长张萍女士告诉我：“其实，那几年为了把三亚的城市品牌打出去、在全国和全世界打响，王富玉书记、陈孙文市长等领导都亲自带头到外面去当三亚形象的推销员。三亚的名声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打出来的！”

其实我知道，三亚市历届领导都十分重视对三亚形象的宣传推广工作，包括海南省历届领导在内，他们都为推销和宣传海南及三亚作出过贡献。

时间轮转到王富玉那届领导的执政期，这种宣传推销的造势，就更显得声势浩大。王富玉的大刀阔斧作风在这个时候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同时又因为与他并肩作战的市长陈孙文、王为璐、吴文学这几员大将，对宣传推销三亚有着共同的认识和激情，所以在跨世纪的那几年中，三亚的对内对外宣传迎来了一个“旺季”。这个“旺季”也使全国以至全世界的人都认识并爱上了三亚……

1999年，三亚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塑造三亚旅游形象”的概念，即要在形象上把三亚的品牌打出去。王富玉书记说的话更狠了：谁砸三亚旅游的牌，就关谁的门，摘谁的乌纱帽！

为了配合“三亚形象”的塑造，这一年的3月1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了城市道路整治与公园建设方案，至此，三亚市一个大规模的城市绿化美化工程开始全面启动。

当年的9月10日，三亚走出了庄严而重要的一步，由副市长吴文学带头，市政府在广州市召开了宣传推介三亚旅游重要项目的新闻发布会和主要景点推介会。

会上，他们向海内外宾客隆重推出了当年度的“九九重阳节”——南山长寿文化节成了这一活动的主角；其次是11月份的“天涯海角”世纪婚礼节，以及迎接2000年新世纪第一缕阳光的“千年庆典”。

后来这三项活动获得了空前成功，三亚的名声也因此大震。

王富玉、陈孙文和吴文学这几位“旅游狂人”不满足于此，他们的目光投向了更远、更大的地方。

有一天，北京人突然发现在王府井大街上正在举行“三亚旅游宣传周”。身穿绿色“岛服”的王富玉在那儿举着高音喇叭宣传三亚如何如何地好，他那幽默而动情的语言，吸引了众多过往的行人，纷纷询问到三亚的有关细节。

“到三亚旅游，保你满意。如果遇到不痛快的事，找我这个书记就是！”王富玉拍着胸脯向大家打包票。

“嘻嘻嘻……我们一定去！有书记在这儿做广告、打包票，三亚一定错不了！”几位东北姑娘被王富玉的话打动了。

书记、市长亲自到全国各地推销宣传自己的城市，这在王富玉时代可以说开创了中国城市宣传之先河。产生的效果是明显的。从新千年的第一个春节开始，到2001、2002、2003这三年，三亚的旅客几乎都是以30%～50%的速度递增。

在进行国内宣传推介的同时，三亚人的目光更多地放在了拓展国际旅游市场上。

南山文化风景区的开发建设其实就是针对日本和东南亚的游客。1999年南山首届长寿文化节和后来的南山寺开光之后的一系列活动，都是为了吸引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游客。尤其是为了打开韩国市场，三亚的多位市长亲自带队到首尔等重点城市去搞宣传活动，甚至把曾当过韩国总理的要员聘请为三亚的旅游顾问。之后，韩国的包机很快就开通了。现在三亚至韩国的航空专线每周都有好几个航班，旺季时每天都有几个航班。

2000年1月6日，三亚凤凰机场异常热闹，气氛格外喜庆。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黎树祥、三亚市常务副市长吴文学早早地来到贵宾道，他们手持鲜花，脸上的神情显得异常激动。

“现在播送一个重要消息：俄罗斯新西伯利亚至三亚的旅游包机航线正式开通，首班包机现在马上就要进港，我们由衷地祝贺三亚这个美丽的城市能走出国门、迎来更多的海内外宾客。”机场的广播响了起来。

“来啦，来啦！俄罗斯朋友们来啦！”顿时，机场迎宾口热闹了起来。不多时，三亚机场的外宾通道口，出现了一大群提着各种旅行包、身穿五颜六色的休闲服、满脸好奇的俄罗斯客人。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手持鲜花和彩旗的三亚儿童们，边歌边舞，机场内外，好不热闹。

这一天对三亚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三亚从此打开了意义深远的俄罗斯市场，而俄罗斯市场的开启，证明了王富玉他们的旅游战略获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