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先开门

命运常常会跟人们开一些并不好玩的玩笑。

1979年5月的一个傍晚。虎门沙角海边。

两三百人的送行队伍黑压压地站成一大片。在无数遍离别的叮咛声和哭泣声中，提着包裹的小伙子们陆陆续续跨进岸边一只简陋的机动船里。

船就要开了，突然，由远而近传来“嘀嘀”的汽车喇叭声，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开了过来。人群躁动起来，公社领导来了。

车还没停稳，虎门公社党委书记黎桂康便跨出了车门，看着眼前这一幕，他扯着嗓门大喊：“不要走！大家不要走……”

江边的空气倏然凝重起来，但很快出现了反弹——短暂的沉寂后是更大的喧哗与嘈杂，此起彼伏的人声淹没了黎桂康的声音，人群那头传来愤怒的吼声：“我们就要去香港！”“我们要到那边去活命！”

焦急的黎桂康走上前，试图拨开人群走到岸边，但几百人的队伍不约而同形成一堵人墙，使他难以前进。黎桂康急得振臂高呼：“大家不要走，千万不要走，我们这边已经好起来了，你们不要走……”然而他的声音很快就被疯狂的嘈杂声给淹没了，连同他那瘦高的身躯……

黎桂康无奈地退回来，钻进车里。他站到车座上，举起喇叭对着大家说：“乡亲们，你们听我说，不要走！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你们一定要相信政府，相信我们的党，我们将来会更好……”

突然，人群中有人发出“少管闲事！”的怒吼，接着，人们纷纷围了过来，情绪激动地挥动着拳头，向他威逼着、诅咒着。不知是谁开的头，转眼间，那辆破旧的吉普车被推倒了……

人群那头，载满五六十人的船在隆隆作响的马达声中，义无反顾地起航了。

长长的白浪一浪一浪地卷过来。波涛声中，黎桂康孤寂的声音仍久久回荡在江面上：“你们会后悔的，你们会回来的！你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浸透着泪水的那一幕，终于随着潮水一起流去了。

时光流逝许多年之后，命运的波涛将当年的逃港者陆陆续续卷了回来。每当他们路过这里，回想起当年那一幕场景时，都会禁不住摇头叹息：人生如戏啊！

马克思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会出现两次，一次是作为悲剧，一次是作为喜剧。

中国，正是改革开放这个历史事变，以一种巨大的伟力，将这幕在浓烈悲剧氛围中开启的剧目，很快演变成一场人皆欢喜的喜剧。

东莞以其独特的历史发展变迁，用30年的时间，完美地充当了这一角色，因此便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具特色和光芒的地方。

2006年夏天至2008年夏天的3个年份里，笔者怀着对这片神奇土地的特殊情感与好奇心，曾一次次地来到这里，感受着所有令人神往的美丽与激情，并亲历了这片经历沧桑巨变之后的崭新天地下那些可爱的人民的每一个表情……

遥望苍茫海域，再回首虎门这片临洋之地，心扉似被阵阵波涛撞击。

中国历史在这里不断出现惊人的巧合——大海的波涛曾在这里两次撞开中国的国门，而且每一次撞击都是惊天动地！

从中国的版图上我们看到：珠江水系出海口有八门之多，虎门竟被历史选中，成为历史之门，虎门因此得大名，成为国之门——中国之门。

谁曾料想，这个被号称为“金锁铜关”的虎门当年曾经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自这扇国门被英国人的炮火轰开以后，中国遭到七次大规模入侵——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战争、中法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华战争……

翻开世界文明史，人们会发现，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不仅始终与世界同步，甚至是长期引导世界文明的潮流，中国文化曾成为世界上的强势文化，中国的文明史不愧几度成为全世界的最高成就。翻开中国经济这部史书，你更会发现，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300年前，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一，即使到了1840年，中国的国民总收入依然占世界四分之一。

那么，这个曾经的世界头号富国，怎么会一步步沦落到挨打割地赔款的境地？究竟是哪一股力量使虎门这道曾经牢固无比的大门被轻易打开，使中国迅速滑向灾难的深渊？

也许，被誉为清末中兴之臣的曾国藩对此总结的那句“大抵在西洋的制造”道出了其中缘由。

这“西洋的制造”则来自于勃兴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在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发展中，西欧列强交替崛起，而我们这个民族还固步自封在农业文明里呼呼大睡。我们并不知道，在沉睡中，门里门外的两个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

也许，腐朽和沉睡了的中国，需要用炮声来震醒，然而这样的代价太大，而且充满着血腥。

在这样的炮火中，虎门也因此成为一块抗争的土地。从林则徐销烟池、威远炮台、沙角炮台等抗英古战场遗址，从抗日名将蒋光鼐的故居，到热血洒虎门的民主革命战士朱执信纪念碑，无不辉映着中国人民不屈的灵魂！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们这个民族依然在救亡求存的严峻环境中苦苦挣扎。

但大海之口毕竟不会永远地消沉与无为。龙的子孙仰望长空，期待崛起，渴望富强——他们在等待机会，等待天晴浪又起。

1978年，中国从动乱的年代中开始复苏。

夜渐明了，太阳从东方升起，世界开始瞩目中国……

英国的《卫报》在2006年曾如此评价中国：1978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东移；瑞典的《哥德堡邮报》也指出：从30年前的“一穷二白”到现在的“世界强国”，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体验了西方发达国家300年才走完的崛起之路；2007年1月3日，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学者卢宜宜在《海峡时报》上惊呼：中国是个“谜团”！

一个大国是如何崛起的？中国又是以什么样的伟力使世界中心得以东移？

欲解开这个“谜团”，我们的目光有必要再次投向虎门。因为正是虎门这个尘封了140年之久的东方大门，在改革开放的波涛中率先打开，从而开启了中国崛起的序幕。

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历史巧合呀！

当我们把目光就近延伸到虎门背后时，你会发现那里光芒四射，那耀眼的东方光芒令人惊讶：中华民族的版图上何时闪出如此绚丽而灿烂的光芒？

是呀，这里何时崛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这不是昔日贫穷落后的农业县吗？

是的，正是这个昔日的农业县，在短短30年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走完了西方国家300年才走完的崛起之路。如今，她屹立在珠江之口，以万众瞩目的光芒昭示世界：中国正在崛起！中国无法不崛起！中国的崛起必然光芒四射！

要探究中国这一东方大国崛起的奥秘，我们不妨从东莞这道独特的光芒里寻觅谜底——

1978年7月6日，一个并不特别的日子。然而这个日子对于广东、福建两省来说却意义非凡。这一天，国务院特别对这两省制定了《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企业补偿办法试行条例》（东莞人称此为“22号文件”）。1979年国务院又将该试行条例变为正式条例。

“22号文件”引发出一个叫“三来一补”的名词，正是这个极具浓厚争议色彩的名词改变了东莞的命运。可以说，东莞改革开放这扇门的打开就是从这个“22号文件”开始的。

也可以这么认为：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吹响中国伟大时代改革号角的话，那么，东莞人则是在这个号角下走在最前列的那群勇敢的改革先锋！

然而，在30年前的那个岁月里，这种开创历史的承载者角色，连东莞人自己也没能清醒地意识到。仅有的记忆是，饥饿着的你我他都在寻找黎明前的那束曙光。

有这样几个历史镜头——

1978年7月30日下午，太平公社农民李玉龙在路上碰到村里的一个老光棍，悄悄告诉老光棍一件事，说他今晚要去东南角。

李玉龙所说的东南角指的是海那头的香港。那年头当地人不敢直接说“香港”，都习惯称“东南角”。晚上，人们只要站在家里的窗口处，就能远远看见东南角的上空，一片红光。那片红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天堂。

向老光棍打听清一些事后，李玉龙沿着太平公社那条窄窄的路往回走，心情不知不觉沉重起来，今晚不知能否走成，凶吉未卜，这两天母亲一直哭哭啼啼，如一切顺利，这一别不知何年才能相见……走着走着，迎面走来3个男人，一看就不像本地人，其中戴眼镜的高个男人尤为引人注目，40岁模样，从衣着上看，没准是“东南角”那边的人，他正琢磨着，那人冲他走过来，问起路来，打听太平服装厂怎么走。

李玉龙给他们指了指路。看着这3个人的背影慢慢消失后，李玉龙这才慢腾腾地往家走。

那天晚上，天黑下来不久，李玉龙就出发了。

2007年11月15日，时光消逝近30年后，年近五旬的李玉龙在长安镇的一家茶楼里向笔者详细回忆了那晚的惊险偷渡：“我们是晚上11点左右开始出发的，我们就往香港发电厂那个方向划，划了大约六七个小时之后，也就是5点多的光景，我们的船就到了香港。下了船我们分开走的，我和另外一个人沿着一条山路往前走，没想到刚走了不到半个小时，突然冒出好多香港警察。在香港被关了两三天后，就被遣送回来了。回到这里又关了一段时间，先在广州三河收容站关了7天，然后又转到东莞樟木头关了几天，接着又是在大朗，前后关了一个多月才放回来……”

李玉龙被放回太平没几天，在路上又见过两次向他问过路的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一打听，果然是个香港人，现在和太平服装厂做起了生意，开了一家叫“太平手袋厂”的企业。

这个香港人叫张子弥。

事实上，如果没有“22号文件”，张子弥很有可能破产变成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然而，一种叫命运的东西却使他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国“三来一补”的第一人。

当时的张子弥是香港信孚手袋有限公司的老板，手下有两三百号工人。这一年来，张子弥焦头烂额，正深陷因香港人工成本提高公司面临破产困境的时刻。他每天绞尽脑汁，挖空心思企图摆脱困境，也曾把心思动到内地，只可惜内地大门一直紧闭。当张子弥在1978年7月中旬无意中听说内地出台了“22号文件”，规定广东可以试点搞“三来一补”时，他突觉绝处逢生，意识到自己咸鱼翻身的机会来了，于是乎，他在听说“22号文件”的第二天便匆匆跑到广东打探情况。打探得知，对于国务院“22号文件”，广东省委、省政府已快速作出反应，将东莞、南海、番禺、顺德、中山5个县定为试点。

张子弥心花怒放，他立即通过广东的华润公司找到广东省轻工局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也巧，广东省轻工局接待他的工作人员正好是个东莞人，便引荐他来东莞发展。

天下的事情竟是这般地充满偶然性。

在东莞考察几处后，张子弥这天来到了太平（该地于1985年和虎门合并为虎门镇）。在这个到处是农田的地方，他一路打听下来，终于找到一个叫太平服装厂的小作坊。

1978年9月，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在虎门成立。

自国务院“22号文件”出台后，东莞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更不必说，他们也在紧张而热烈地研究商讨如何进一步落实文件精神。

这年12月18日，决定中国前途、命运和方向的重大历史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标志着我们的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中央全会的权威形式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此刻的东莞领导热切地关注着这一切，他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及有关讲话中兴奋地意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

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有真正的出路。东莞县的领导深深明白这些道理，他们清楚迅速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但他们更清楚眼下的东莞有什么样的家底：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设备，没有人才，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这一切谈何发展？

时代，迫使东莞必须尽快做出一个重大抉择，杀出一条快速发展的“血路”。

东莞眼前的这条“血路”就是“22号文件”所带来的“三来一补”。

为了抓住“三来一补”这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县领导们很快达成共识：所有的来料加工，东莞一律来者不拒！东莞敞开大门，不设任何门槛。不仅如此，还要动员全东莞的干部群众们全民出动，去联系香港的亲朋好友，说服他们回来投资。为了解决眼前一无资金二无厂房的困难，县委还提出了几个充分利用：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充分利用劳力资源；充分利用各种祠堂、饭堂、会堂，以及各种仓库等现有资源……

1978年12月21日，北京正在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结束，东莞县委便发出了本县的27号文件，从县委和县政府各职能部门抽调出48名精兵强将，组成东莞“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主管全县的“三来一补”工作和合资洽谈业务。

为了提高办事效率，他们在全国率先推出了行政审批一条龙服务的措施。港商在这里签个合同，往往只需个把钟头，这在中国其他地方到现在仍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即使是广州，也要盖几十个章跑几十天。当时的东莞，所有行政单位都增加了一项新的职能：一切围绕着招商引资这个中心，审批手续一律从简。甚至在码头的人群中，也开始走动着东莞工商管理等部门的人员，银行、邮电局等部门紧随其后，紧急修改制度，延长工作时间……总而言之，只要能为“三来一补”服务的，一路开绿灯！

东莞这样的作风和思想解放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显然远远地走在了其他地区的前列。

在全民出动的东莞大招商中，东莞各个村镇的弹丸之地，都雨后春笋般丛生出了大大小小的作坊。一时间，飞红万点，各竞其秀。截至1979年年底，东莞的来料加工企业已有140家，对外加工签订协议205宗，全年加工费234万美元，净收外汇218万美元。此后不久，东莞便成为全国最大的加工基地。从1978年到1991年，东莞共引进资金达17亿美元之多！

一个曾经将自己大门紧闭拒绝世界又被世界拒绝的人群，在此时以从未有过的勇气打开大门，去体验、吸吮从门外吹来的阵阵狂风。

悲喜大逃港

在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978年7月30日逃港的太平农民李玉龙后来的人生命运。因为谈广东的开放，不可能回避“逃港”人的前后命运。

李玉龙1978年逃港未遂后，又逃过两次，最后一次终于如愿以偿，于1980年10月4日成功逃到了香港。但后来在香港的命运并未如他所梦想的那样，工作不好找，断断续续干过一些建筑工的苦力活。倒是长安这边的弟弟先是搞运输，后来开公司做生意，很快发了财，10年前就在长安盖了幢四层小楼。李玉龙在1999年便从香港回来投奔弟弟，给弟弟打工，目前帮着照管弟弟在长安南城边上开设的一家洗浴中心……

听着李玉龙这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笔者在想，有一点，李玉龙可能一生也不会意识到，那天在太平公社惟一的窄道上，他和张子弥擦肩而过的那一刻，是充满了怎样的戏剧性——在中国改革开放这道无形的国门中，一个正往门里迈，一个正往门外挤。

其实，这个场景又何止发生在李玉龙和张子弥身上。

门外的人往里走，门里的人往外拥，这种颇有戏剧色彩的情景竟成了东莞这扇门刚刚打开时的真实写照。

在香港人纷纷进来办厂的同时，东莞进入了又一轮的逃港高峰。《东莞志》的大事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979年上半年，全县又出现逃港高潮……”

好日子即将开始，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管理最开明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疯狂大逃港？假如说是因为贫穷，但这种贫穷并非一日之寒，为何在1962年第一次大逃港的17年后再次出现一个逃港高潮呢？那是如何一个让人困惑和忧愁的谜呀！

原东莞市文联副主席邓慕尧，在本地是个颇有名望的文化人，他帮笔者解开了这个谜：1978年，中国打开国门后，那些去香港多年没回来的人可以回来了。他们这次回来探亲，一下子把大家的心给搞乱了，尤其是第一次大逃港出去的那批人去香港十多年，很多都挣了钱。他们回来后大包小包的，有的带回了电视机，有的买部货车送给村里。大家看到这些事后，突然发现香港实在是太令人向往了。

水往低处流，人往外域游。疯狂的大逃港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心理状态下形成了。眼前一幕幕情景就像一本本活生生的教材灌输给他们一种全新的认识——香港即天堂。东莞人性格一向务实，敢于冲锋，此刻他们不再相信理论上的说教，在他们认为，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榜样的力量像巨大的波涛强烈地冲撞着人们的内心，使他们从心底深处突然涌起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和渴盼。于是，从心底深处涌起的波涛很快便酿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酿出一场比第一次逃港更执著更义无反顾的疯狂大逃港。

这一次，干部们千方百计的围堵、苦口婆心的劝阻说服完全失效。眼前摆着一个个鲜活的教材，谁还会相信干部们空洞的语言？

没人相信。理论太苍白了！

他们带着改变命运的梦想开始了重寻人生价值的航程，尽管他们没人知道，在到达黄金彼岸前夕，是否会被暴风、骤雨、旋涡所吞噬。他们无所谓这些，只要能逃走就行。逮住之后遣返回来，再逃，周而复始，只要有一口气，他们就要逃往天空上方红光光的东南角。

大逃港一发而不可收。这次出逃的大多是年轻人，仅长安公社在1979年前后就一下子跑了4600多青壮年，占全镇总劳力的一半，丢荒土地5000多亩。

1979年5月初，一则谣言将大逃港推向疯狂。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于是闻讯后的人们匆匆赶往深圳。仅1979年5月6日这一天，来自东莞、惠阳、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不能不说是一种命运的巧合，也许，历史老人于冥冥之中让东莞就在这样一块浸透着苦难和血泪的土地上艰难起步，踏上改革征程……

如今，逃港早已成为一段历史。

当年大逃港的那些人很多都回来了。他们发现，命运跟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们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代价，怀揣梦想奔向天堂，殊不知，天堂就在他们出发的地方。

虎门也是邓慕尧先生的家乡，他现在就住在虎门，身边有不少人是当年逃港回来的。“现在很多虎门人都拿着香港居民证。他们回来开个小店，做点小生意，因为他们在香港没法呆，连一些香港本地人也跑到虎门来安居。你现在去问问虎门人，问他们愿不愿意去香港，他们的回答肯定是不愿意。实际上，70年代末走的这批人到香港后，大多数都没发上财，日子都不好过。”

正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当年第二批逃港人的命运充满了戏剧性——他们奋力游向梦想中的黄金彼岸，谁料，彼岸的黄金正悄悄移向自己出发的此岸。在奔腾激荡的波涛里，在诡谲莫测的风云中，他们与梦想失之交臂！一念之差，一河之遥，一转身之间，他们却走进了与初始愿望完全相反的境地。

不能不感叹命运的力量。

这股命运的力量正来自于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多少年之后，也许他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戏剧性命运的脉络图：在他们纷纷拥出国门后不久，中国以一股强劲的伟力，吸纳了世界产业大转移的浪潮。在这股浪潮中，无力承载高劳动力成本的港商纷纷将企业转到东莞等地，于是他们梦想中的金矿也随之移到了中国。

时空交错，天地移位。命运就这样跟他们捉起了迷藏。他们误以为幸福在彼岸，他们怎知，幸福的天堂就在中国！

似乎幸运女神特别眷顾东莞这块土地。因为在这里，即使一滴滴苦难的泪水，在时间的河流里，也能慢慢凝结成一颗颗闪亮的珠宝。

谁曾料想过，1962年那个长长的浩浩荡荡的逃港队伍，在16年后竟会化成一座从这头到那头的桥梁？！

这是一座通向世界的桥梁！这是一座通向富裕的桥梁！

正是这些生死以赴的逃港人群，在中国国门打开之后又反回身来参与家乡的经济发展，为东莞的辉煌铺就了坚实的基础。

透过历史的时光隧道，你听，他们在1962年匆匆逃港时悲怆的脚步声，和16年后东莞改革发展前进的足音重叠在一起时，合成一首何等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啊！

水激则旱，矢激则远。然而，记忆依然是沉重的。关于1962年5月东莞那场大逃港的高峰场景，许多亲眼目睹的本地人曾向笔者描述过——

据说为了庆贺英国女王诞辰，香港将打开边境大门，听到消息的东莞人已经来不及走山路了，直接蜂拥到通往宝安（如今的深圳）的公路。匆匆赶路的人们大多头上还戴着种田时的斗笠，个个面无表情。他们彼此陌生，互不相识，但他们心里清楚，他们有着共同的梦想，有着共同的前程，他们匆匆赶往的将是同一个目的地：宝安出境口。一路上，不时有各个公社的手扶拖拉机急匆匆地开过来，公社干部们扯着嗓门吼着：“虎门的人跟我回去！”“长安的人跟我回去！”但路上没人理睬，人们把斗笠尽量压低，脚步迈得更快……

在这条长长的人流中，有一个瘦弱的身影，这个瘦弱的身影昨天还坐在虎门中学的课堂里。夹杂在疯狂的逃港人群中，这个17岁的少年内心充满惶恐和不安，他不知道他匆匆的步伐奔赴的将是怎样的一个前程，也不知道他未来的人生命运将怎样地变幻莫测，更不知道又一个17年过后，他将成为中国农村“三来一补”的第一人，为他家乡的经济发展写下极其浓厚的一笔。

他的名字叫张光。

作为一个逃港人，能改变自己命运已属不易，改变别人的命运更不易，改变许多人的命运想都不要想。然而这些想都不要想的事却偏偏在东莞发生着。谁敢想象，这次疯狂的大逃港居然也能改变东莞后来的命运。

2007年7月，笔者来到了张光的家乡——虎门镇5公里之外的龙眼村。由张光投资的中国农村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就在这里诞生。

笔直宽敞的水泥公路干净整洁，街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道路两旁树木葱郁，绿草鲜花点缀其中，工业区、住宅区、商业区、文化教育区等井然有序，超市、学校、银行、剧院、医院、游泳池等公共设施应有尽有，一幢幢农民别墅、高级公寓正在拔地而起。在龙眼村村委会，笔者见到了龙眼村副主任兼城建办主任张志伟。说起龙眼村当年引进第一家“三来一补”时，他提起了龙眼村的老书记张旭森：“龙眼村能有今天，老书记是有着很大功劳的。”

1978年底，龙眼村书记张旭森听说县里面正动员大家拉香港的亲戚回来办企业，他也为了此事琢磨上了。琢磨来琢磨去，张旭森想到村里的一个人来，他叫张细，张细的姐姐弟弟在1962年都跑到了香港，听说小弟弟张光在香港还发了大财。于是在一个晚上，张旭森敲开了张细家的门。张细一听，觉得村书记心诚意诚，便欣然点头，答应一定劝弟弟回家乡投资。弟弟张光在1978年5月就回来参加广州春交会，与广州轻工局签了两个合同，在番禺投资了两个厂，所以后来张光回广州时，张细也特地赶到广州，把村里的意图跟张光讲了，说东莞也开放了，你可不可以回家乡投资？张光说可以是可以，只是怕村里有意见。

从广州回来后，张细便将张光的顾虑如实告诉了张旭森。张旭森当即向张细保证说，你就放心吧，只要张光肯回来投资，其它的事我来处理。

没想到，张旭森处理这件事时很是费了一番工夫。村支部开会讨论这事时，会上就引起一番争吵，副书记坚决不答应，认为这是政治问题，风险太大，其他干部也思想不通。最后，党支部讨论没能通过。消息传出后，村民们更是态度激愤：“在外面有钱了回来剥削我们，绝不同意！”张旭森为此愁得一夜没睡，连夜赶写汇报材料，又花一天时间舟车劳顿赶到广州，找到正在省委党校开会的虎门公社书记黎桂康。此时的黎桂康正在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其中就有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他意识到这件事情的特殊意义，当即表示支持。

1979年3月，由张光投资的龙眼发具厂开工了。这便是中国农村第一家来料加工的港资企业。

对于龙眼村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之后又引进来一大批“三来一补”企业。1988年，龙眼村引进了全市第一家台资企业。如今，龙眼村的台港企业已有一百多家，连李嘉诚都把工厂办到了这里，龙眼村自己也办起了好几个加工厂。

当天，笔者见到了张光的哥哥张细。张细已年近古稀，但交谈起来，你能发现他是个性格爽朗的人，其言语明了且没有一丝晦涩，也许这正是东莞人大度豁达的性格所显露的印记。那天，张细向我们敞开心扉，以一种轻松的语气讲起了那一段并不轻松的往事：“我是1938年出生的。5岁那年，我父母双双离开了我们。我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1952年划成分时，我们家被划为地主成分。这样，当兵、读书都跟我们无缘了。没有出路，只好跑。1962年，先是我大弟弟顺利地逃到了香港，后来我又赶紧让在虎门中学读书的小弟弟张光和我姐也走。本来我想等他们走后我也过去的，不料海关的大门很快就关上了。我小弟弟张光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到香港后一开始先帮人家织手套，后来他发现假发很有市场，就开始琢磨这里的门道，渐渐掌握了其中的一些技术，后来就慢慢做起来了。中国改革开放了，我让张光回家乡投资。在龙眼投资的发具厂，刚成立时就在龙眼张氏祠堂那里，祠堂后面当时有一所小学，我们就租用小学教室作为生产车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50多名工人。后来虎门几乎家家都在练习做假发，可以说，我们的工人遍及虎门的每一个家庭。那时一个月可以生产8000至10000个假发，然后通过香港公司销往海外，生意十分好。到了第二年，我们就赚了很多钱……”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如今的张细在香港和南粤大地已拥有多家公司。

改革开放成就了张细的今天，但张细也没有忘记家乡对他的养育之恩。1997年，虎门成立了香港虎门同乡会，张细被推选为该会的会长。在这10年间，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联系组织当年逃港过去的虎门人，让他们为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目前，香港虎门同乡会已拥有会员2000多人。

这2000多会员，为家乡的经济发展搭建了一座腾飞的桥梁。

在与张细的半天交谈中，对当年的贫穷日子，老人家并没有过多描述，但虎门人当年曾经经历过的那种饥饿感，笔者相信这里每个50岁以上的人还都能记忆犹新。正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大饥荒，促使他们背井离乡，踏上了逃亡者的路程。据文件记载：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通往宝安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伺机进入香港。每天傍晚，从各地拥到宝安边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达八千多人……

1961年至1963年，香港新增移民16万人。

在如今的香港人中，每10个就有一个是东莞籍人。

东莞半数以上的“三来一补”合同就是与当年的逃港者签订的。而今，当我们再回首那一幕幕充满苦难的往事时，谁还会说那是悲剧呢？

不可否认，正是他们当年悲剧性的逃港预示着东莞喜剧的提前到来，正是他们当年不顾一切地奔赴天堂，预示着更多人将走向天堂。

啸傲神州的领头虎

历史终于演进了21世纪。

今天的虎门，只要你稍一深入，便可发现什么叫“藏富于民”。虎门镇党委书记钟淦泉曾以一种幸福和自豪的神态向我们介绍：“虎门老百姓的存款是以年均20%至30%的比例增长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达到了近300亿。如果用数字人口来算这300亿，那就是人均25万存款……”

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数字！仅凭这笔账，我们就能明白虎门为何在全国“千强镇”的排名中能名列榜首。那一刻，我们除了羡慕，更多的是对虎门人的敬意：他们真的了不起！

历史上曾与草根外贸紧密关联的虎门镇，在改革开放之初也仅有两个裁缝店，和服装毫无渊源，为何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服装业却成为了虎门的支柱产业？

说起来，还是和当年的逃港有关。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大门打开后，虎门人很快就敏感而迅速地行动起来，一部分人带着对彼岸新生活的梦想开始了义无反顾的大逃港，而留下的人也开始了他们的行动。

他们把逃港亲人带回来的东西摆起了地摊，有服装、尼龙布、尼龙袜和尼龙伞，还有照相机、录像机、手表等新鲜玩意儿，慢慢发现这买卖可以赚钱，于是便开始天天跑沙头角，把那里的东西买回来卖，赚其中的差价。这种地摊在民间迅速像力点一样开始扩散，于是虎门的大街小巷，密密麻麻摆满了地摊。渐渐地，精明的虎门人很快将全国版图都纳入了视野，能敏锐地发现各个地区商品的盈余短缺，准确地捕捉瞬息万变的市场信号，可谓“买全国、卖全国”。一传十，十传百，全国的生意人都知道到虎门拿货。其间，虎门人感觉到服装行业的利润较高，供不应求，便有人专门做服装生意。虎门服装市场和产业的萌芽由此而生。

面对服装生意红火的形势，有人又开始从服装贸易转向自己开店加工服装，很快走上前店后厂的服装制作之路。与此同时，那些进入“三来一补”服装厂打工的工人们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服装业并没什么精深学问，自己也能做。于是乎，本土服装厂便发展起来。如今，虎门民营服装企业就有800多家，年销售额100多亿，其中出口40%，内销60%。

虎门当家产业的发家史竟如此简单！当年小小的摆摊一不留神居然弄出了一个中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基地来。

可别小看这一不留神，实际上，这其中付诸了虎门领导的一番心血和才能。

关键时刻，虎门领导清醒地意识到：手工业生产如果不进入现代化的体制性工业革命仍然无法摆脱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虎门自发式的工业革命必须要上一个台阶。

我们徜徉在虎门的商业区，眼前车水马龙，人流穿梭。据介绍，虎门拥有大型专业服装批发商场20多个，商铺一万多家，各类面料辅料批发市场8个，国际面料交易中心1座，商铺4000多家，这些大型商场主要集中在富民时装城、虎门国际布料交易中心周围近两平方公里的两个集聚“中心区”内。

环顾四周，虎门因服装产业而带动的服务业、物流业、旅游业显出处处生机。街道两旁高楼林立，星级酒店越开越多，感觉完全身处一个繁荣的城市。想象一百多年前的硝烟炮火，再想象20多年前的拼死大逃港，不禁神清气爽，今天的虎门终于笑傲江湖了！

富民时装城总经理孙俊才向我们娓娓道出虎门服装产业再上一个台阶的发展过程：“1990年之前，虎门的服装大多还属于摆地摊的形式，全国各地都知道来虎门拿衣服，但这种散乱的地摊形式使卫生、交通各方面都很乱。虎门政府觉得这一块儿应该有更好的引导，于是就成立了个体管理委员会，把摆摊的集中在一块儿。后来镇政府有了一定经济实力之后，决定搞一个商场。1993年，富民城开业，当时全国没有比我们更大的服装城了，1300个商户进驻。富民城的开业又带动了很多香港服装厂往这里迁移，后来日本、韩国的服装厂也进来了，现在这些香港、日本、韩国在虎门的服装厂就有300多家。”

“那你们又是怎么想起举办‘中国（虎门）国际服装交易会’的？”笔者问。

“当时大连有个服装节，1995年我们第一次去参观，回来后也想把虎门做成中国服装名城。这样的想法统一后，我们觉得首先要从做品牌开始，于是我们去大连一下子拿了200个牌子回来。后来我们又开始商量，为什么我们虎门不能搞一个服装节呢？于是我们就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把交易会给办起来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交易会就没有今天。交易会是一个平台，也是一针促进剂。虎门服装能做到今天的规模，我认为主要是政府引导得好，扶持得好。现在我们富民城年销售额100多个亿了，以前这里一个商铺卖3万块，现在光转让费最高的就达900万，月租金达9万元……”

后来我们知道，像虎门这样独辟蹊径、富足百姓的板块在东莞有32个。虽说虎门在这些镇区中起步略早，但其他镇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招。这32个镇区宛如32只老虎，虎虎生威，正是这些生龙活虎的“虎”们你追我赶，众虎同心，才造就了东莞如今的辉煌，啸傲神州。

实际上，东莞的许多专业镇的发展模式和虎门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从某一产品的销售做起，再利用对行业的了解转向生产，渐渐开始特色产业，再通过一些会展加速自己的发展马力，渐渐形成极具竞争力的专业镇。

我们曾经采访过的大朗镇，其产业发展也是极有意思。该镇本身不产羊毛，却成为全国最大的毛织市场，这一切令人惊叹！叶锦河镇长向我们讲述了大朗的发展奥秘——

大朗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进来时是在1979年，叫大朗毛织一厂。该厂的中方厂长姓谢，原来当过村书记，脑袋很灵活。谢厂长干了一段时间后，看到厂里有接不完的订单，感觉到这个毛织市场需求很大，便鼓励工人们出来自己干。当时干毛织行当无须太多技术，也无须很好的设备，花上一万元买台毛织机便可。于是1983年前后，便有一些工人在谢厂长的鼓励下出来搞起了小作坊。谢厂长也帮着接单，交给他们生产，合格的给钱，不合格的返工。

这便是大朗毛织业最初形成的源头。

“1988年，我们本地人的小厂在巷头村注册。这也是我们大朗镇第一家注册的民营企业。1989年，有一位俄罗斯客人找到这家工厂，要求加工2000打产品，这是大朗毛织的第一笔国际交易。因为价格差价大，这个厂一下子赚了很多钱，大家也从中受到启发，纷纷外出找客户，把产品直接卖到国外去。到90年代初，我们的很多厂就都具备了设计、生产、销售一条龙的功能。当时整个大朗，上上下下都在搞毛织，大家都希望通过毛织赚点钱。镇政府也想了许多办法去扶持他们。到了1995年，大朗已经小有名气，为了进一步开拓市场，我们开始在推介、宣传上做文章。2001年，我们开始搞大朗毛织产品展示会，让世界认识大朗……”

有了影响，就会有更好的发展，产业影响力也将更上一层楼。这几乎是个不变的真理。如今的大朗镇有5000多家毛织企业，其中上规模的企业有100多家，已形成了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原料辅料、机械设备、洗水印花、物流贸易、人才培训、科技服务、信息咨询等一条龙产业配套，整个产业市场年销售量超过12亿件，60%出口意大利、美国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细细推敲大朗这些年走过的路，再纵观东莞，以及东莞各镇、村这几十年的发展，都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走着走着，到了一定阶段，突然一下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这种升华，既是多年基础上的厚积薄发，同时也是东莞各级决策者结合自身实际、发挥地区优势、挖掘自身潜力的英明领导的结果。

脚下的地在变

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东莞县悄无声息地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说“惊天”略显夸张，说“动地”未必过分。正是这件“动地”之事，把大学问家于光远给惊动过来，时值1985年。

于光远来东莞的这一天，东莞市委书记李近维碰巧有要事缠身，他吩咐别人带着于光远下乡考察。

晚饭时分，李近维还在紧张的忙碌中，他正在整理向于光远汇报的材料。

先前，李近维让人给于光远放一段介绍东莞发展的录像，估计时间差不多了，李近维这才抱着一大堆材料匆匆走进于光远的住处。

看到李近维怀抱的一大沓材料，于光远微微一笑，朝他摆摆手说：“李近维，你把材料先放一边。我今天跑了一天，还有点感冒，身体不舒服，所以我今晚不能听太久，你汇报5分钟就行了。”

李近维愣住了：“5分钟？于老，5分钟您让我汇报什么？”

于光远说：“来东莞之前我听说了很多，今天来你们这儿我也看到了很多，看到你们农村盖了许多新房子，刚才的录像我也看到老百姓增加了很多存款，也就是说，你们这几年的收入增加很多。现在你就用5分钟的时间给我讲清楚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就行了。”

李近维为难地说：“于老，我一下子没有准备。您让我5分钟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啊，我怕自己准备不了。”

“对！就是要你没准备。你越是没准备就越真实，你做了准备的，那就有很多加工的成分喽。”

“好！于老，如果您让我5分钟内把这笔钱讲清楚的话，那我只能跟您讲两笔账。”李近维天生对数字敏感，在东莞呆了这么多年，东莞的每一笔账他都了然于心，“第一笔，东莞有117万亩耕地，我们腾出了30多万亩耕地改种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同样一亩地，改种经济作物，可以增加收入近2000块钱。30多万亩地，一年便可增加收入六七个亿；第二笔账呢，由于落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积极性，农村劳动力开始过剩，东莞有50多万劳动力，我们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转移了20多万的劳动力去搞工副业，以人均月工资200元计算的话，一年的收入又增加了四五个亿。仅这两笔账，我们一年就可以增加十几个亿的收入，再说我们已经干了好几年，这些钱不断转化为新的投资，又得到更多的收益。盖房子的钱也好，存银行的钱也好，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启动的钱也好，都是从这些钱来的。”

听完李近维的汇报，于光远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点点头说：“这样好啊！我们今天晚上算达到目的了。你们做得非常好！”

那个晚上，于光远并没有很快休息，他兴奋地拉着李近维谈了很久，浑身的疲劳和不适之感似乎一扫而光。

说起来，东莞农业商品化最早还是受了黄江镇北岸村的启发。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几位北岸村农民便偷偷尝试着将一块山沟地栽种上了橙子树苗。3年过后，那些橙子树上竟缀满了黄灿灿的果实，像一个个鲜艳的小灯笼悬挂在林间。他们悄悄将橙子摘下拿到附近集市上去卖，一个季节下来，他们的腰包竟也鼓实了不少。

从这个举动中，村里人发现了一些门道：同样的土地，换了品种来种，收入却相差一大截。很快，其他村民也买了树苗种上了。

大伙心照不宣地悄悄做着这一切，村领导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惟一能做的便是招呼大家别将这种事声张出去，千万不能传到上面去。

然而，不知咋的，事情还是传到了县上。

县里的领导听到此消息，眼前顿时一亮。好事啊！现在已是“春到人间草木知”，中央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刚刚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所有权；二是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农民的收入。前者可谓“松绑”，后者堪称“让利”。仅这两条，足可以使大家欢欣鼓舞了。农民的好日子要来了！

这个政策就像一股清新的春风，拂到了东莞领导们的心里。此刻，当他们听说下面群众已经干出了更好的经验，精神一振，这不正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好办法吗？换种思路，把结构调整一下，同样的土地，改种不同的植物，那产生的经济效益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如同一场及时雨呀！

又是春风，又是春雨。欧阳德、莫淦钦、李近维、郑锦滔等东莞县领导兴奋地围坐在一起讨论开了。李近维脑子灵，立马算出：“一亩水稻，收300块钱，改种橙子，收益为两千元……”相差这么多？！大家一个个茅塞顿开，似乎突然间发现了一块广阔的新大陆。

领导班子进行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觉得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哪种赚钱就种哪种！说干就干，经过认真的调研考察后，1979年起，东莞县委县政府开始对全县各乡镇进行政策引导，对土地作了相应的结构调整，尤其把大量不适合种水稻的地方都改种水果。

农村几千年搞单干，生产力却总是上不去，总是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折腾来折腾去，穷了山穷了水，也穷了农民们的积极性。但眼前的神奇一下子给农民们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象空间。在对新生活的渴盼中，农民们积极性空前高涨，纷纷引种经济作物。

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变换一下机制，土地就能生钱、长钱、钱上滚钱。

这一切现在看似简单，但一下子打破沿袭多年的以粮为纲的农业格局，这在当时的中国，不得不说是一个思想大突破。

笔者在翻阅当年的一些背景资料时，也陷入沉思，东莞最初的农业商品化改革确实在全国先行了一步。先说1979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给东莞农村自发先行继而政府引导的农业经济商品化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保障。然而此后不久，中国迅速进入一个调整阶段。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中国改革总体思路进行了重大突破性的发展，终于在前几年“收”与“放”的徘徊中选择了后者。

笔者惊叹的，也正是于光远感到欣慰的：从1981年到1984年之间，在中国改革大方向不甚明朗的状态下，其他地方无所适从，大多采取“开而不放，改而不革”的观望态度，东莞却没有停止改革探索的步伐，率先走在改革前端，大胆在农村改革上进行了尝试。

发生在东莞农村土地上的这场改革不仅使东莞的百姓收获了实惠，也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创富神话。一个又一个万元户在东莞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新时代的朝阳已经升起……

霍福华就是东莞大地上农业商品化改革的受益者之一。

霍福华今年44岁，沙田镇穗丰年村人，上有两位哥哥。他这个老三排行很不沾光，大哥读完初中，二哥读完高中，轮到老三读书时，家里已是越发贫穷，刚念初中就被奶奶做主辍了学，才十二三岁便早早体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那时候的小福华啥都不懂，天生一副东莞人任劳任怨的优良美德，每天埋头干活，能吃大苦肯出大力。

霍福华记忆中的沙田贫穷无比。这块土地一百多年前还荒无人烟，当年珠江两岸一些水上人家靠着一条破船，沿江漂流，漂到了沙田，渐渐地，沙田便汇集了四面八方的穷人。这些穷人在这里住下后，也将贫穷的种子种进了这块土地，多少年来，贫穷就像生了根似的越来越深地扎在沙田。即使到了上世纪80年代，沙田人别说去北京，能去趟莞城都已了不起。霍福华第一次去东莞时都已经22岁了，来回用了整整一天时间，那时沙田去东莞还没有路，得坐船。

霍福华向笔者回忆说：“后来我出来在一家国有企业找了一份打捞员的活儿，一个月能有三四十元。记得有一次从香港那边过来一条船，在交界处卡住了，天气特别冷，在海里一呆就是半个小时……”

生活的严酷也铸炼了这个东莞人的吃苦和坚忍。3年后，东莞的农业商品化的改革大潮将霍福华从“苦水”中拯救出来。“当时我承包了几十亩地，学着种莲藕。最初承包几十亩，后来越来越多，最多达一千多亩。第一年赚了几千块，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后来扩大生产，第二年赚了一两万，一下子成了万元户了。那时候万元户可不得了了，以前做梦也都不敢想的事。做莲藕挣上钱之后，我就拿着这笔钱去做生意，开始老失败，但我总是不甘心，不肯轻易放弃，所以就咬着牙继续往前走，继续努力，终于有所回报，再后来就慢慢做大起来。”

东莞很多企业家成功后，往往热衷于回报社会，霍福华亦然。1989年至今，霍福华先后在教育上捐款近千万元，刚刚又投建了两所小学。他还为沙田镇引进20多家外商企业，投资8亿港元，为沙田的经济建设立下大功。

回想起自己的人生，霍福华似有隔世之感，他感慨地说：“我后来跑过很多国家，再回过头来看家乡，觉得东莞是最好的。东莞这几年来真的很了不起，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发展得相当好。我一直没有离开东莞，没离开沙田，就是觉得自己家乡好，我们这里的水土好啊！”

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一部农业发展史。多少年来，中国世世代代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用血汗养育了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然而，他们却永远无法改变贫穷的命运。正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打破了沿袭了几千年的农村生产模式，从而使得中国走上快速走向富强的发展之路。因此，像沙田这块被贫穷深深扎根的土地也开始流淌出金子。

工业之花盛开田野

左拉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在于不断地增加更多的知识。李近维对此深有感受。在他看来，探索未知，不仅是生活的全部意义，更是一种责任。

李近维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东莞又是一个农业县，所以他对社会的观察点更多落在农村和穷人上。长期以来，他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人力是一种资源，但东莞农村人口过多，都挤在有限的土地上，实际上是一种隐性失业，这是农村贫穷的症结所在。通过计划生育把人口降下来总要有个过程，当务之急必须先把人口多这个包袱变成财富，让农民富起来。那么，如何变？

1984年，李近维终于琢磨出自己的一套想法。

是年8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来东莞视察。李近维赶紧不失时机将自己的这些思考向任仲夷和盘托出。

任仲夷边听边点头，他深知中国农村历来有着“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的传统观念，然而，生得越多就越难富裕起来，老年人多了，社会负担就越严重，文盲、半文盲多了，社会发展就难以前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多了，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中国农村的人口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任仲夷问李近维有什么想法。

“想法是有。我觉得关键是两条：一是增加就业机会，二是提高人口素质。如果人口素质不高，当然难以富起来，但就当前来说，就业机会更重要。一个小学生就业，十年八年后有可能是个车间主任、厂长，是个人才；一个大学生毕业五年没有工作干，就可能是个废材，因为知识会老化，人也会衰老。解决农民就业，这是眼前最实在也是最迫切的问题。”

“嗯，那你打算怎么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任仲夷往前欠一欠身，目光盯着李近维，来了兴趣。

“还是在劳动力和土地上做文章！”

“好，你往细里说说！”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拓宽生产领域，不要老是把农村人口束缚在农业和有限的土地上，应该拿出一部分土地来作为工商业用地，把农业中多余的劳动力逐步解放出来，发展二、三产业。东莞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我觉得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书记，您觉得呢？”

任仲夷一边听着，一边不时地点头，听到这里双目炯然一亮，他也有些兴奋：“农村工业化？好！好想法！”

“在今后几年内，我们的目标是从农业转移出70％以上的劳动力搞工业和服务业，逐步实现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

“很好，你们就这么搞，我支持你们。”任仲夷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他说，“希望东莞发展得更快一些，东莞要争取成为‘东冠’！”

1984年9月，在中共东莞县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刚刚出任东莞县委书记的李近维代表市委作了题为《改革、开放，向农村工业化进军，促进经济建设全面高涨》的报告，正式提出了东莞“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思路……

笔者写到这一节时，始终处于一种无法理解的惊叹中：究竟是哪一种神奇的力量给了东莞人一双能够看清未来的慧眼？

想当年，毛泽东曾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设想，在农民的推动下，这一宏伟设想终于得以实现。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么多年里，中国却始终采取着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工农业的剪刀差”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然而，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这一重要转折，给了东莞改变自己贫穷落后命运的历史性机遇。怎样彻底改变东莞农业县的命运，改变东莞农民的命运，东莞原来是从解决穷人问题、农村问题和恶性循环问题着手，一步一步地试着把人口包袱变为财富。也可以说，东莞的工业化构想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开始的，进而夺取全面城市化的胜利。

在这个关键时刻，“农村工业化”的决策是多么具有前瞻性！没有站在历史高度的人是不会有这等视野和决策能力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5800多亿元，发展到2002年时已突破100000亿元，这样的巨大变化令人惊叹。然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却速度缓慢，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步伐。更为突出的是，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却不尽如人意，很多专家呼吁：中国以这种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来替代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必须以一种历史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农民工问题。

实际上，这一切可以归咎于一个根源性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即如何通过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关键一点，农民留在本土就业，还是拥入城市。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选择的大多是后一种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外流，这便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这种畸形的转移方式所产生的诸多矛盾已日渐明显，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问题。

透过沉重的现实背景，让我们把目光再回转到20多年前的东莞，当我们重新审视东莞当年提出的“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时，便再一次感觉到了这10个字那沉甸甸的分量——东莞当初转移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在土地上就业，在家门口就业，这是一项多么具有历史眼光的决策呀！难道东莞人有先见之明，提前预测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将产生的难以化解的一系列问题，便提前做出令人惊喜的尝试？

笔者心存疑惑。

20多年之后的2008年初，李近维解答了笔者的疑问：“东莞在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种植业结构之后，农业中富余的劳动力一下就凸现出来了。当时我们在想，让这批农村剩余劳力去大城市就业，不用说大城市本身就业的压力也很大，即使能够安排，我们也要把这些青壮年留在家乡，因为财富是人创造的。如果农村只剩下‘6138部队’（儿童和妇女），连我们的农村干部也留不住，那农村的发展不是更落后吗？所以，我觉得与其让他们到大城市就业，不如就地创造就业机会，离土不离乡，把家乡建设为城市。”

可不！只需细细琢磨，人们不难发现：正因为把工厂建在农村，才使得东莞的工业化路径富有特色。中国的很多地方其工业化模式大致相同，都是将工厂建在城里或城郊，即使建立在农村，但跟当地的农村经济也并无太多关联。东莞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在实行农村工业化过程中，一开始就是让农民们“洗脚上田”，从而让农村经济插上了真正的腾飞翅膀，这也给东莞后来的全面城市化奠定了根基。

说到城市化，中国人印象中的城市化大多是在城市里建设城市，至多也就是将城市向外扩张，但农村永远还是农村，城乡之间永远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最快的是城市，受益最多的是城市，农村的田野因为没有工业的滋润，难以生出富裕之花，这也许便是最早包产到户的小岗人至今尚未摆脱贫困的根源。也因此，城乡差别、贫富悬殊越来越明显。

在东莞采访，我们去过不少镇村。每到一处，绿带秀景、柏油马路、高楼林立、人流穿梭，很难找到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的感觉，常常会有一种“幸福的迷失”。不得不承认，东莞的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是全国最小的。有一些数字极能佐证上面的说法：2001年，东莞仅镇村两级可支配的财政收入为122.6亿，而整个广东省同期74个县或县级市（不包括顺德和南海），加在一起预算内财政收入才94.6亿，东莞镇村两级可支配的财力相当于全省74个县或县级市预算内财政收入总和的1.3倍。之所以东莞的经济如此厉害，主要来源于镇村集体经济收入这一块。

值得在此插上一笔的是，在东莞的发展历程中，县改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特别是东莞的行政架构很独特，东莞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后，只有市镇两级行政架构。这样的行政设置目前在中国只有东莞和中山。

“我听说当初把东莞设置成这样的市镇行政，就是您最先提出来的。当初这样的想法在全国可是前无古人的呀。您怎么会有这样独特的构想？”笔者问。

李近维回答说：“当初我之所以向省委提出这个要求，是这样想的：改革开放，百业待兴，处处都要用钱，要加快发展，必须降低行政成本，减轻老百姓负担，提高行政效率。在机构的设置上，我认为最好是纵向减少层次，横向扩大分工。按当时的经济总量，要多养几个县级的四套班子，行政成本有多高？群众负担有多重？而且层次越多，办事就越难，效率就越低。所以我当时说，市委书记讲话，你讲给32个镇委书记听和讲给四五个县委书记听，你所花的力气是一样的，何必中间多一级行政机构呢？再说，那么几个县，那比赛的气势就不够，你看我们现在是32个镇在那里你追我赶，多有气势呀！”

东莞人就在这样的发展思路下，以坚实的步伐向农村工业化进军。

让土地生钱的高招

1984年12月，东莞县委召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东莞“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和具体措施。

别看“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10个字这么简单，要使一个地方发生如此大的逆转是多么艰难啊！令人惊讶的是，10年之后，东莞果然实现了这个目标——1985年，东莞有80%的人在农村，20%的人在城镇；1995年，这个比例正好相反，80%的人过着城市化的生活，只有20%的人在农村。现在的比例是多少？市委的同志告诉笔者：东莞现在真正靠种田为生的可能不足5%，大多数人都成为了城里人。即使那5%左右的种田人，他们要不就是种田大户，要不就是特色农业的“农业工人”。

东莞的城市化程度早已位于全国的前列。

与虎门一样，有过“中国第一镇”之称的长安镇，如果不是有人事先介绍，所有的外地人来到这里，你不可能相信这是一个“镇”。这里有大城市应有的高楼与马路、热闹与繁华，当然还有大城市所拥有的百万以上的人口——长安人告诉我，在他们的镇上，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加起来的数字应该不会少于120万人。

很难想象，长安当年曾经是东莞市最穷的一个人民公社，8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寸水泥路，滩涂纵横交错。即使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农民们辛苦劳作一天，工分也只有8分钱。能逃的都逃走了，留下的人们只能生活在各自的狭小天地里，每天劳作在那块曾流淌了几千年汗水和血液的土地上。

当时的长安曾流传着一首打油诗：“青年逃光，田地丢荒，老人心慌，干部难当。”

这首概括长安当年凄凉状况的打油诗是现为东莞市财政局长安分局局长的李卓安编出来的。2007年底，笔者在他办公室里，听他讲述了长安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史：“在东莞各镇的发展中，长安的起步是属于较晚的。1985年时我们这里还没什么发展，不像虎门那时已经初具规模了。其实长安人的商业头脑不比虎门人差，1981年前后，长安人也开始把香港亲戚带过来的尼龙布料、电子手表之类的洋货拿出来卖，那时候这些洋货缺，很快被一抢而光，他们一看这个能赚钱，渐渐就跟香港那边联系，多搞点进来，后来看到虎门做得挺好的，就贩卖一些商品到虎门农贸市场去卖。政府也跟着做一些这样的生意，赚了一点钱。”

但这毕竟不是正路，眼看着可以生财的来料加工厂纷纷落户到虎门、大朗等地后，长安镇的领导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1982年初，为了引进“财神爷”，长安公社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出动了，据说当时在深圳罗湖口岸，许多张面孔时常出没。他们带上干粮和一大缸子茶水，站在岸边，望眼欲穿地搜寻着从香港那边入境的人，一见到商人模样的人就立刻迎上去介绍长安公社的情况，劝说人家到长安走一走，看一看。

招商难，难于上青天！尽管长安的每个党员、干部都施展了浑身解数，下足苦功，可谁料到，收效甚微呀。

是年年底，长安公社书记肖灼全又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肖灼全这人有胆量，有魄力，人称肖大胆。会上，肖灼全先问大家：“我们的招商引资工作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老板们来我们这里看过的也有不少，可为什么就是没人肯来投资？”

这个原因谁都心里清楚：“我们是东莞的西伯利亚嘛，人家看我们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周围环境又不好，地域条件又差，主要的是又没有一个厂房，说这里根本不具备办厂的条件，当然没人肯来了。”

等大家抱怨完了，肖灼全这才开口：“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种方式了？”

“换方式？”大家莫名其妙地看着肖灼全。

“你们大家也知道，人家嫌我们什么呀？最大的问题不就是没厂房吗？我们以前的思路是希望老板进来投资，买我们的地，然后自己投资建厂房办企业。现在我们也都知道了，他们这些人也很精啊。他到你这里投资办厂，也是有很多顾虑的，万一你们政府发生政策变化怎么办？万一在你们这儿投资亏损了怎么办？要是换作我，我也不愿意跑到一个地方掏出很多钱来盖厂房的，这个风险的确太大了，何况很多老板又都是没多少经济能力的小老板，他们也处于创业期。”说到这儿，肖灼全顿了顿，扫视了大家一眼，接着说，“所以，我有个想法，我们自己先建一个厂房起来，租给他们，这样不就解决没厂房的问题了吗？”

听着听着，大家开始兴奋起来，热烈地讨论实施细节……

为了不让群众有意见，肖灼全等党委班子成员决定把厂房建在一个废弃的小山坡上。接下来的一切都很顺利，先是顺利地搞来了贷款，又顺利地把厂房建了起来，接着又很顺利地引来了港商。

从最先的几家到后来的10多家，从一个村起步到村村动员，长安镇就这样在艰难中蹒跚起步了，开始了从农业化乡镇转型为工业化城镇的历史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