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秀丽的画卷，它的色彩之美，画中人常常不能自辨。关于重庆，重庆人自己似乎就是这种感觉。

新重庆的色彩绘制者已经奋力拼搏了10年，并且成为一段正在继续行进的历史，我们再回首看去，呈现在眼前的竟是一段金色组成的时光隧道——

1.90年相距，胡锦涛与孙中山的目光聚焦在同一地方……

2007年3月8日，这对重庆直辖市的今天和未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北京人民大会堂重庆厅内的灯光格外明亮，气氛更不一般。市委书记汪洋和市长王鸿举等几位重庆市领导站在大厅门口，欣喜地等待历史性的一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神采奕奕、脸带笑容地出现在重庆厅……

“总书记好！”

“同志们好！”

顿时，63位重庆籍全国人大代表和胡锦涛相互握手致意，其乐融融，激动人心。

3月的北京，阳光明媚。人民大会堂的重庆厅内洋溢着浓浓春意。没有拘谨，没有客套，胡锦涛坐定后就亲切地招呼代表们发言。

“总书记，我先讲！”来自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刘中慧代表抢先举手。胡锦涛向她微笑着，鼓励着。于是，刘中慧的眼里放着光芒：过去，我们石柱中小学是“清朝的房子、民国的桌子、共产党的孩子”，1998年一年，全县发生教室垮塌就有8次，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现在，石柱最漂亮的房子就是教学楼，我们还清了‘普九’欠债，中小学在校生人数也翻了一番！”刘代表的声音越说越高，深深地感染了总书记，只见他时而注目倾听，时而提笔记录。

谈起重庆的变化，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争着发言，生怕遗漏了心头横溢的那份激情与喜悦，其情其景，恰似三月春潮……

“同志们，很高兴到重庆代表团和大家一起讨论……”日理万机的总书记带着平和、认真的神色在听完10位代表发言后，开始了一段长达数十分钟的讲话。那洪亮而高亢、深情而期待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金色大会堂内外：“今年是重庆建立直辖市10年。经历10年的建设，重庆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建立重庆直辖市的决策是正确的。当前，重庆的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希望重庆的同志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宝贵机遇，进一步完善思路、真抓实干，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为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哗——”掌声、热泪……重庆人这一天有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许多人彻夜未眠，沉浸在总书记为他们描绘的未来之中……

于是，此时此刻，有人突然惊喜地发现一个历史的巧合：90年前的1917年，一位伟人也曾把锐利的目光停留在中国第一黄金水道上游的一座山城，并且正是因为他的关注，从此改变了这个城市的命运，甚至从此改变了中国以后的行政区划蓝图。

这个人就是孙中山——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

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

1917年夏。在这莫利爱路29号的一座花园洋房内，一位矮小而灵活的中年人，手持放大镜，双膝跪在宽阔的地毯上，身子近乎伏在地面……他在干什么？噢，原来他在看地图。

那地图好大，大大小小有14张。细细看去，哦，原来是可以拼成一体的《中国全图》！

放大镜下，看着看着，他眼睛里射出异样的光芒。

在那地图上，他看到了横的是一座座桥梁，纵的是一条条铁路，圆圈的是一个个大港……然后再把这纵的与横的和圆圈连结成网，这网覆盖整个地图，网中的纽结，便是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交通工业、印刷工业和铁矿、煤矿、油矿和机械制造、港口码头……

他的目光顺着那条横穿东西的大江，从地图右方一直向左移动……突然，他的目光在大江的宜昌至重庆段停下了，并且久久不曾移开。

“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此处两岸岩石束江，狭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寻（三十六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寻者。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中年人独自口中念念有词许久，突然间，只见他直起身子，一步走到桌前，即挥笔写下这样一段话：“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而内地直通水路运输，可自重庆北走直达北京，南走直至广东，乃至全国通航之港无不可达。由此之道，则在中华西部商业中心，运输之费当可减至百分之十也。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

妙啊！当我们的巨轮顺着长江的黄金水道，有一天能“下起汉口，上达重庆”之时，中国的中部和西部经济，怎会永远地贫乏与苦难呢？到那时候，“益人民者何等巨大”！“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

中年人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一遍又一遍地高喊着！一次又一次地欢呼着！

振臂高呼者正是我们的孙中山先生。这一年，他把上面的话写进了他那著名的《建国方略》之中。孙中山因此成为第一个提出要在三峡处修大坝的中国人，并在五年之后的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时明确说道：“像扬子江上游的水力，更是很大。”“拿这样的电力来替我们做工，那便有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可以变贫为富的！”

都说重庆直辖市因三峡工程的建设而诞生。而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更深远的另一层意思：因为在伟人的眼里，三峡工程建设之后的重庆，还将成为中国的西部经济的中心。

90年前的孙中山，将三峡大坝修建的重庆地段，视为“中华西部商业中心”。90年后的今天，胡锦涛要求把重庆直辖市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

伟人的目光，总是同样的高瞻远瞩，高屋建瓴。

重庆，你是幸运者！百年来，总有伟人在为你的命运导航定向。

2.“8”是毛泽东恩赐给重庆的吉祥数

在追溯重庆的历史时我发现，一个吉利的“8”字似乎与这个城市的命运总是相连在一起，比如重庆直辖市的挂牌时间是1997年6月18日。其实，最早把“8”这个数字与重庆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第一次到重庆是1945年8月。这个“8”字是毛泽东第一次与重庆有缘的开始。

“重庆谈判”在中国现当代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当然在这历史性的一笔上毛泽东最出彩。

在毛泽东与重庆第一次“亲密接触”中，除了他以非凡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气魄迫使蒋介石在和谈协议上签字外，诗人毛泽东还给重庆和中国历史留下一首著名的诗篇，这首名曰《沁园春·雪》的词作当时传遍了山城，并成为一时的佳话。

事实上，六十多年前毛泽东挥写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样无与伦比的美誉之词，配予谁最合适呢？想想，当下的也只有重庆人了！

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毛泽东，其实时时挂念着重庆，印象中最深刻的当算1954年了。那一年毛泽东流泪了：长江中下游因特大洪灾，受灾人数达1888万人，光淹死的就有33000多人。中南重镇武汉因长江“荆江”段决堤，被数米高的洪水淹没数十天，尸体遍地，惨不忍睹……

那场洪水之后的毛泽东，经常在中南海彻夜盯着横穿中国地图东西的那条大江以及大江沿途的一个个城市与乡村，其中目光停在宜昌与重庆江段之间的时间最长、最多。

1956年，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年份。这年年初，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搞的秘密报告，让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预见到一场非同小可的政治风暴，在与秀才们一起处理完对付苏共二十大的“笔墨官司”后，毛泽东抽身再次亲临那条让他心惊的长江江畔，驻足于武汉重镇——他要完成另一件时刻挂在心头的大事。

或许是1954年大洪水的那一幕惨景依然留在这位国家领袖的心头令他隐隐作痛，也可能是以为高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还不到时候，毛泽东这回没有来到重庆，而一直停留在武昌的东湖宾馆内。

然而毛泽东的心却在不停地奔跑着，直至跑到宜昌，跑到重庆。那双深情的目光不时地抚摸着三峡江段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并常常思绪万千。

这一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毛泽东像小孩过节似的异常高兴地一口气游了124分钟，游程达13公里。爽！毛泽东一生爱好游泳，尤其爱与大风大浪搏斗。

时隔一天，毛泽东再次向王任重提出要游长江，而且这回是换了一个方向。当时的武汉正在长江上建大桥。毛泽东很想看一看建设中的壮丽场景，却又怕影响工人施工，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奇妙的行动——在长江里游泳穿过大桥观赏施工美景。夏日的汉水，桀骜不驯，入江口的水情很复杂，然而毛泽东根本没有将湍急的江水放在眼里，一游就是14公里。

毛泽东太喜爱长江了！几天的搏浪畅游，使其神驰意荡，心潮澎湃，思绪涌动。这一天夜里，毛泽东的房间内灯光彻夜长明。一双伟人的目光紧盯着地图上的扬子江，由东而去地缓缓移动着、移动着，从荆江逆向宜昌、万州，直至重庆。然后，只见毛泽东挥动大笔……

这首《水调歌头》，气势恢弘，堪称词坛极品，记载着一位卓越诗人神思飞越的超凡才华，更闪耀着一位杰出领袖的经济建设战略的精美折光。许多年过去了，当今天我们这些有幸看到三峡大坝真的成为“当惊世界殊”的奇迹而挺立在天险长江之上的现实人，再读一读伟人毛泽东的这首佳作时，那“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图画已不再是诗人的畅想了。

毛泽东是诗人，但更是为人民造福的圣神。他的这首《水调歌头》，其实是用超凡的智慧和远大的胸怀所描绘出的宏伟蓝图，特别地赐给了重庆。因为高峡与平湖、神女与巫山，都在重庆。

重庆人难道不感觉毛泽东是那么的格外厚爱你们吗？

如果说，1917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第一次提出在长江三峡处“筑坝”是伟人对重庆的第一次关顾的话，那么毛泽东的《水调歌头》中所言的“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则是使重庆日后成为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的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决策和实施开端。

为了让这个造福重庆、恩惠中华的伟大战略决策得以有进一步的实质性进展，毛泽东又一次选择了一个吉利的“8”数日子，再次光临重庆。这回来到的日子里有两个“8”数——1958年3月28日。

这次重庆之行，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决定上马三峡工程的一次落笔之行。我们可以从日后的史料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在几天之后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里，一次次地把王任重和“长江王”林一山叫到他身边，并且吩咐林一山专门写一份他所担心的在三峡上建坝后可能出现的库区泥沙淤积问题的报告。林一山在后来很快写完了《关于水库长期使用的初步探索》报告，经周恩来之手送达毛泽东手中。

可惜这份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时，他已经无暇研究三峡问题了，因为南边的越南正在和美国大兵苦战，而北边的“苏修”也不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线上屯兵。

1966年3月，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并且作出了一个对重庆具有特别意义的决定：三线建设。

毛泽东的这次“三线建设”指示，让重庆得益匪浅。可惜因为下达“最高指示”时，没有与“8”这个吉祥的数字连在一起，因而“三线建设”并没有给重庆带来命运的改变，而只是输了些血而已……

但，重庆应当始终不能忘却毛泽东的恩情，因为这个伟人对重庆从来就怀有诗一般的激情。他的诗，就是重庆建设的宏伟蓝图。

3.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谋划建重庆直辖市……

重庆原本的光芒曾被淹没了许多岁月。

重庆人的压抑感源于重庆本有的历史重镇地位。从19世纪80年代英国商人立德乐驾驶的“固陵”号轮船从长江口驶入嘉陵江的那一天起，重庆的开埠便意味着它作为中国西南门户的桥头堡，掀开了历史性的一页。然而，重庆的开埠是带着列强侵略者的浓浓血腥味，它基本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耻辱的标志。

辛亥革命后的新一轮中国地区势力范围的调整，再一次催生了重庆的脱胎换骨。1929年之后的重庆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概念。之后，蒋介石给了重庆一次扬眉吐气的国家级的“战时首都”机会，重庆人因此表现出巨大的爱国热情，让全世界为之震动。然而，重庆所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惨烈，它承受了日本侵略者长达五年半的狂轰滥炸……

1949年11月30日，在蒋介石从白市驿机场仓皇逃离，不到8个小时重庆便在邓小平、刘伯承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炮火下获得了解放。但随着全国的解放和建设的需要，195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中央从适应国家计划经济建设、加强中央集中领导及解决中央机构这一级干部不足的困难等考虑，决定撤销各大区机构，重庆直辖市的地位一下被降为四川省辖市。

从“陪都”，到中央直辖市，到省辖市，仅十几年间，重庆市的地位发生了连续三次的“降格”，这对重庆人的心理上是一次次的冲击。重庆人梦想再度崛起，再度成为称雄一方的直辖市的话题在之后的若干年里，私下有议论，但却始终没有改变现实。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点的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之后的岁月里，是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掌着国家的命运。

说话很少、只干实事的四川人邓小平，这个时候似乎有千头万绪的国家大事要处理。拨乱反正工作之后，他先抓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搞农村土地承包，再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之后又是一场又一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大讨论；这样的讨论还没有了结，有人就搞起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了；科学的春天刚刚开启，教育改革的一系列问题又摆在面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才提出，姓“公”姓“私”的争论又很热闹……此时，另一件重要事情也摆在了他的面前，即香港、澳门的回归和台湾问题。

1997年，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年份。这一年他期待自己的宝岛香港能如期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年，他想亲自去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可1997年，“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没能活到亲眼看到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香港上空的那一刻，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其实，1997年还有一件事与邓小平有直接关系：他生前惦记的关于成立重庆直辖市的大事，也在这一年交给全国人大表决通过。邓小平以对香港回归的同样心情，期待看到人民大会堂里那隆重而热烈地表决，然而操劳过度的老人家仍然遗憾地没能看到这一历史时刻。

重庆人民要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与世长辞。

1997年2月19日这一天，中国国务院迅速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把邓小平生前的最后一个心愿——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提交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历史如此巧合而神奇：重庆的命运与邓小平的生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实际上，重庆的特殊地位一直留存在这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心里，他在等待重新确定重庆地位的时机。这个时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越来越广泛深入，中国经济发展的迅猛和国家实力的越来越提升。

与重庆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是三峡工程。

1979年开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由武汉“长办”的林一山主持召开三峡大坝选址会议，这就意味着以邓小平为首的决策者已经同意和考虑三峡工程上马的问题从一般性的口头议论进入实质性的决策阶段。时过不到一年，邓小平查看了三峡坝址，并召集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等到武汉研究三峡工程问题。至此，三峡工程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与布置下，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全面开始运作……

1982年10月，万里副总理率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副秘书长田纪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候补书记郝建秀、水电部副部长李鹏等一行23人，对三峡地区进行了考察。而此次国务院牵头的庞大考察团，将决定政府对未来三峡工程的意见。当时万里等经过实地考察得出两个方案：一是高坝方案，即三峡大坝200米高程，回水一直到重庆；建好后的三峡发电能力2200万千瓦；二是低坝方案，即三峡大坝高程为165米，正常水位150米，搬迁移民30万人，只淹没万县等。

1983年5月，以国家计委名义召开的三峡可行性报告审议会上，多数人同意按低坝方案建三峡工程。

“不行！那样太可惜了。我们重庆为三峡工程已经牺牲了许多利益，如果水库蓄水不能让万吨轮船到达我们重庆港埠，这对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是个巨大的浪费，我们不希望是150米的蓄水位。我们希望中央考虑重庆的发展需要，是否以建蓄水为180米的中方案为宜……”重庆人对低坝方案纷纷提出反对意见。

重庆人提出的“中方案”，得到了多数专家的赞同，认为这个方案兼顾了重庆利益，同时对在三峡工程建成后所能产生的综合经济效益表示乐观，更为重要的是180米正常蓄水可完全控制长江中下游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灾害。而这样的蓄水量可获得年发电装机量增至2000万千瓦。

但是“中方案”也有不利一面：首先是移民要增加到100多万，还有万县至宜昌段的所有县城都将被淹没，距重庆一百多公里的涪陵市也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要淹掉。二是整个工程的投资有很大增加。

3个方案，到底选择哪个方案，“拍板”权到了邓小平那儿。重庆人和所有期待三峡工程早日上马的人都在等待总设计师的最后定夺。

1985年1月19日，这个日子并没有特别意义，但这个日子对重庆人来说，又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就在这一天邓小平第一次正式开口要把重庆从四川省里划出来，成为中央的直辖市。

这一天上午9时45分，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广东核电投资公司与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合营建设我国第一个核电站的合同签字仪式。当时，一颗政治新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携夫人朱琳一起参加了此次签约仪式。

于是，一个历史性的话题开始了——

邓小平：今天我们先谈谈建三峡的问题，你谈谈是怎么安排的。

水电专家出身的李鹏副总理，立即回答道：三峡工程需要3年准备，总工期17年，11年后第一台机组开始投产。目前对工程主要的争论有两大问题：一是泥沙的淤积问题；二是坝高的问题……

邓小平点上一支烟，目光直盯着李鹏：中坝方案移民增加多少？

李鹏：中坝方案按180米蓄水考虑，移民大约增加到100万，或者可能还多一点。

邓小平：你们考虑怎样安置移民？

李鹏：过去搞安置性移民，把农民迁移到别的地方。现在准备用安置移民的钱，开工厂、办农场等。移民可以种植经济作物，特别是柑橘，四川柑橘品种很好。而且用移民的经费，发展乡镇企业，搞商品生产，增加收入。

邓小平点点头：这个方法对头。100万移民也是有办法安置的。可以发展乡镇企业嘛，也可以搞第三产业，搞旅游嘛！三峡这个地方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在听取李鹏详谈“180米方案”的相关投资与建设等工程问题后，邓小平用浓重的四川话缓缓说道：三峡工程是特大的工程项目，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要考虑长远利益。过去四川人不赞成把坝搞高，现在情况变了，四川人，主要是重庆人同意“180米方案”。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以后可有意识地把国家重大工业项目放在三峡移民区嘛。

李鹏：国务院正在考虑专门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这个行政区的力量来支持三峡工程建设，做好淹没区的移民和经济开发工作。

邓小平听到这里，原本眯着的眼睛似乎一下张大了：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另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今天的重庆人应当永远记住“1985年1月1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就是在这个日子，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以伟大的战略家目光，提出了将重庆从四川省划出，单独成立直辖市。而正是这一历史性的决策，重庆才有了今天如此迅猛的发展，几乎彻底改变了旧命运的伟大新时代。

4.1997年3月14日，江泽民拍手笑了

1989年7月21日，这是一个并不特别的日子，但这个日子对长江三峡的命运却意味深长。

这一天，新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离开了北京的中南海。这也是他从一个直辖市的“一把手”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一把手”的第一次离京记录。

当时有人猜测，他的第一次出京，会是回上海，回上海的意图人们可以预想。也有人猜测他会出访，比如到欧洲或者美洲，如果那样的话，意图也很明朗。但这些地方他都没有去——江泽民做出了一个作为中国人民领袖的明智决定。

江泽民总书记到了长江三峡。这，让许多形势观察家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有一个内情以前我们并不知道：那一年正值长江大水。有一天，江泽民打电话给总理李鹏：你是水利专家，你对长江发大水怎么看，我很担心哟。李鹏便说：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不妨建议你到湖北一段看一看，并亲自考察一下三峡工程。好好，我对三峡工程也是很关心。江泽民说。

江泽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早在1980年，他作为当时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参加了接待以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主席弗里曼、陆军工程师团莫里斯中将、垦务局局长希金生为首的三峡考察团。1989年3、4月份，江泽民还是上海市委书记时，他再次比较深入地研究了三峡问题。因为这年的3月份，全国政协副主席、也是中央指定的协调三峡工程论证的4位负责人之一的王任重同志来到上海，向江泽民和上海政协的同志详尽介绍了三峡工程的情况。江泽民从王任重那里获得了许多关于三峡工程的现实和历史的情况。

该上马了，几代人的伟大梦想，该到我们这代人手里变成现实了！三峡人民该有一种实实在在的企盼了！4天的实地考察后，江泽民总书记说了这样一段非常坚定的话。

时隔不久的1990年春，“两会”按惯例在北京召开。这一次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收到了一份由当时的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转来的几位政协委员联名的提案，题为《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王任重在附信中向总书记建议，希望“中央常委能抽出几个半天时间，听听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

江泽民总书记迅速对此作出批示。之后的“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便开始了实质性的工作，并由此成立了以国务委员邹家华任主任，另3个国务委员王炳乾、宋健、陈俊生为副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后3人分别还是财政部部长、国家科委主任和国务院秘书长，可见三峡工程的分量！

1992年2月20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此召开。议题只有一个：讨论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会议一开就是两天。最后，常委们一致同意将国务院上马三峡工程的议案提请全国人大代表讨论。江泽民在总结时用非常凝重而响亮的话说，此次常委会正式决定，中央同意建设三峡工程方案是非常慎重的，他将亲自到即将召开的“两会”党员干部会上做工作、作动员。

3月6日，江泽民打电话给李鹏：小平同志建议三峡等项目要有专人抓。

李鹏回答：我是跑不了的，国务院也会有人具体抓。

江泽民表示同意。第二天，李鹏又接江泽民的电话，说他写的在“两会”上对党员干部的讲话稿请李鹏同志看看，主要是动员支持三峡工程那部分。江泽民又说，小平同志非常关心三峡工程的事，要求在“八五”期间就有所作为。“因此我建议，三峡工程这个项目，由你总理牵头，田纪云、陈俊生、肖秧和李伯宁协助。”

李鹏表示赞同。田纪云是副总理，陈俊生是国务院秘书长，肖秧是四川省省长，还有个特殊人物李伯宁。

李伯宁，河北人，“老八路”出身，一个特别有性格的“倔老头”。本来在水利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得好好的，偏偏因为三峡工程把他“逼”到了“火坑”上——据说凡是与三峡工程沾边的人都因复杂的事端而随历史的发展被褒贬过。1985年，国务院因筹备三峡工程，在李鹏建议下，正式任命李伯宁为三峡省筹备组组长。新中国从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从来没有对省或直辖市的行政区作过调整，诞生一个新的省或直辖市非同小可。伟大的三峡工程催发了一个重大的动议，而这动议首先来自移民工作对中央决策层的压力。后来，中央决定修正三峡大坝的高度，由“低坝方案”改为“中坝方案”后，移民工作的重点倾到了重庆这一边，关于成立“三峡省”的问题也随之越来越暴露出来。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6年5月4日，正式发文撤销了三峡省筹备组。

4月3日，争论了近40年的兴建三峡工程的表决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现场——人民大会堂进行。

当主席台两侧的巨大荧光屏上显示出《长江三峡工程表决》的字样时，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同志起立宣布：现在表决，请代表们按表决器。

很快，会议大厅里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长江三峡工程决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个人未按按钮的结果，获得通过了！

那场面太令人难忘和激动。无论是主席台还是大厅的普通坐席上，许多人相互击掌庆祝，有的紧紧拥抱在一起，有的在兴奋地抹着泪水……

在欢呼的代表中，重庆籍的代表也许最为热烈和激动，因为他们都知道：三峡工程的上马，意味着重庆的地位会加速提升！

三峡工程和移民工作，紧联着重庆建市。人们常常在说：没有三峡移民就没有重庆直辖市，这个道理其他地方的普通百姓可能不是特别清楚，但重庆人一定非常明白。因为中央对三峡工程的高度重视，尤其是百万三峡移民，仅这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和争论，就将对重庆直辖市建立的进程带来变数。中央高层也因此所费的心血可谓巨大。

时至1997年，关于建立重庆直辖市的所有事宜已全部具备，现在只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通过的东风了！

2月19日，中国人民的儿子、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去世当日，李鹏总理让秘书将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送达人民大会堂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处。

3月初，举世瞩目的“两会”召开。

3月14日下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式上，《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提交代表们表决。其结果是：出席代表2720人，赞成2403票，反对148票，弃权133票，未按表决器36人。

委员长宣布：“通过！”

人民大会堂内顿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特别显眼的是重庆的人大代表们，个个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他们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而欢呼起来。尤其是张德邻和蒲海清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主席台上，江泽民朝坐在一边的李鹏总理微笑着挤挤眼，然后轻松地转过头，冲着会场的全体代表，与他们一起鼓起掌来，长时间地鼓掌……

这是值得记载的历史时刻！

全国人大的表决是下午3点55分，而4时许的重庆市内已经鞭炮齐鸣，市晚霞秧歌队的20名老年秧歌队队员成为第一批欢呼的队伍走上了大街……重庆沸腾了！

3002万山城人民在这一历史转折时刻，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1997年的6月18日，重庆各界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挂牌揭幕仪式。

山城在回荡。大江在呼应。天地在颤动。重庆人在热泪盈眶中高唱《祖国颂》，高唱“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

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的历史从此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