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第一章里，笔者曾经提到过在1949年10月28日的那一次所谓的“公审”中，除了涂孝文外，还有一名也是身份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叛徒蒲华辅。这位蒲华辅，被捕时任川康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在组织系统上是与川东临委平行的地下党组织，白公馆和渣滓洞庭洞的难友多为川东临委组织系统的，所以一般都不熟悉蒲华辅。蒲华辅被捕后，特务同时抓捕了他的妻子，连同两个小孩，一家人一起被关押在白公馆，未与其他难友同室关押过，其他难友只有在放风时间有可能与他接触。据《红岩》作者罗广斌回忆，难友们与蒲华辅性情上不是很投缘，觉得他对人“不大说话”，“态度一直很矜持”，接触很少，所以我们掌握的关于蒲华辅言论、思想情况的材料很少。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存有一份1950年制的蒲华辅《被难人士登记表》(档案号：B674)，上面记载了关于他的零星信息：

姓名：濮正应，化名：蒲华辅；男，36岁；铜梁人，上海中国公学肄业。1926年弃旧学入铜梁县中肄业，1927年加入中共，积极活动，被开除，后入上海中国公学，一年后返铜梁县中任教，领导该县土桥事件。1930年于渝被捕，囚3年余。1937年返县任教，1939年任江北县委书记，1940年在万县工作，下半年又去泸县整理组织，1941年起工作于成都7年之久。 中共川康工作委员会书记。 著作不少，精于地理，被国特收括一空。

在整个“红岩故事”中出现的几个叛徒中，蒲华辅的年龄最大，党龄最长，党内职务最高。他的叛变经历类似涂孝文，也属于“先软后硬型”。他被捕叛变后，交出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特务在成都等地逮捕了数十名地下党员，其中韩子重、齐亮、马秀英、张学云、韩秉炀等被送押重庆并杀害。

蒲华辅被捕，是由刘国定和冉益智共同出卖而造成的。刘国定叛变不久，就向特务交代认识川康特委负责人，外号叫“郑眼镜”，住在成都，但不知道“郑眼镜”的真实姓名和住址。当时特务先忙于破坏重庆地下党组织及镇压华蓥山武装起义，没有立即追查这条线索。到了1948年11月，特务认为重庆地下党组织已经被打垮了，决定把破坏活动向川西推进，但苦于找不到进一步深入的线索。一天，特务雷天元与冉益智闲聊时，说到刘国定出卖的“郑眼镜”的情况，冉益智马上说：这个人呀，我认识，我们还一起工作过!“郑眼镜”真名叫蒲华辅，本名叫蒲文昶，是铜梁人。特务雷天元一听眼睛就放光了，因为雷天元也是铜梁人，他早就认识原来叫蒲文昶的蒲华辅，雷天元和蒲华辅还是铜梁县中学的校友。

真是无巧不成书。有这么个线索，使徐远举兴奋不已，当即他飞到成都亲自摸底，然后成立了一个“川西特侦组”，并任命刘国定为组长，雷天元为副组长，同时任命另一位叛徒骆安靖为书记员，到成都具体执行破坏川西地下党组织的任务。徐远举的这项特别任命，让雷天元感到不舒服，因为他根本不把刘国定放在眼里，而且有事都是直接向徐远举报告，所以实际上雷天元才是“特侦组”领导。刘国定解放后交代说：“12月20日前后，徐远举由渝来成都，决定派雷天元(二处专员)、骆安靖(叛徒)来成都与我共三人建立一个小组，准备设法破坏成都党。1949年1月2日，雷天元、骆安靖二人来成都，正式成立川西特侦组，名义上我是组长，雷天元是副组长，骆安靖是书记，实际上雷天元又代表徐远举处理一切，怕我不积极，故弄个组长来压在头上。”

雷天元到成都后，找到成都的驻地特务机关，请求协助。成都的一个特务与雷天元是同乡，也认识蒲华辅，还在街上碰见过，只是过去不知道蒲华辅的身份。特务们一商量，决定采取“大海捞针”的办法，天天上街转，大街小巷搜寻。特务知道蒲华辅是条“大鱼”，决心抓到他后立功受奖，就不辞辛劳，每天上街。直到1949年1月13日，成都一个认识蒲华辅的特务在一个茶馆里把蒲华辅抓到了。蒲华辅在成都叛变后被押到重庆。据难友们观察，他后来“逐渐镇静”，没有再进一步出卖组织，而且还拒绝了徐远举让他参加特务工作的要求。

蒲华辅是罗广斌《红岩》中的“甫志高”的主要原型人物之一。其实蒲华辅是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与其他叛徒还有所不同，相对而言，他是属于党内的知识分子那一类人，他们在投身革命时或者在革命工作中，一直充满激情和理想，而且蒲还是个理论方面很专长的人。他的个人生活上也有很浓重的知识分子色彩，清高、自命不凡，遇事头脑易发热。一方面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容易被激发革命热情，另一方面真碰上敌人严刑拷打下又经受不住皮肉之苦，而当他“痛定思过”后，又表现出坚强不屈的精神来。他与家人一起关在白公馆10个多月中，受到其他地下党人的影响，后来一直没有向敌人屈膝投降，还以自己是“党的高级干部”和有知识、有修养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说得俗些，那种骨子里的知识分子臭架子一直放不下来，难怪连陈然、王朴这样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看不惯他。

1949年10月28日，蒲华辅和涂孝文与陈然、王朴等一起被押到大坪刑场公开枪杀。在赴刑场的整个过程中，据目击群众讲，蒲华辅与其他烈士的英勇慷慨就义没有什么不同，表现得“非常共产党”。

蒲华辅十分可悲：这样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如果他也能在敌人的严刑面前咬紧牙头，不吐一个字，那么他不也就是另一个“许云峰”了吗？然而，蒲华辅不是，他在最关键的原则立场问题上，他叛徒了党和同志们，他的名字因此不能刻在红岩“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只能在党的史书中被标上两个永远耻辱的字：叛徒！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同样的结论：无论你以怎样的理由，只要你成为背叛者，你就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李文祥，“红岩”中另一个与所有叛徒表现很不一样的叛徒。这位生于1919年，1939年入党的“老革命”，被捕前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城区区委书记，主要负责地下党农村武装工作的联络、干部输送、人员转移及武器药品购置等，据说是位骨头很硬的“地下老武装”。他是被刘国定出卖的，于1948年4月22日和他的太太一起被敌人抓捕。被捕之初的李文祥，饱受重刑，几度晕死过去，但他没有背叛党。他与特务们采取了“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应对策略：说远不说近，说大不说小，说死不说活，说上不说下，说虚不说实，特务们因此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收获。而徐远举等特务分子对被捕后的共产党员判断其是否“投诚”，基本上有两个硬指标：一是有没有交出所掌握的地下党组织系统，二是加不加入他们的特务组织，参不参加特务活动。故对李文祥一番审训后，特务们就认为李文祥“不老实”，属于重案犯。但特务在审案时，发现李文祥对太太的感情很深，因此特务们就把李文祥作为重犯关押在白公馆，将他的太太关押在渣滓洞，而不像白公馆的一些囚犯那样夫妇同押一处。

在关押白公馆期间，一般难友对李文祥的印象还比较好，认为他“一直表现得不坏”。李文祥与陈然接触较多，陈然发现李文祥实际上情绪很低落，就劝他利用坐牢的时间好好学点理论，李文祥却不屑地说“懒得读这些理论东西”，相反，他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和冉益智一起眉飞色舞地大谈两性关系。李文祥反倒经常对陈然喋喋不休地说他有10年以上的党龄，当过县委书记，为党的工作苦了多少年，一点享受和报酬都没有，结果还要被捕，想想真是太不值得了，要是不出问题，解放后起码会怎么怎么样。陈然是位胸襟开阔，又见过世面，知道一个人要在长期的刑讯、关押中通过考验，坚持到底很不容易的，就更主动地找李文祥谈心，不断激励他、鼓舞他。可时间一长，李文祥对陈然的话便不以为然了，哼哼哈哈应付一下照常想他心里那点事儿。

就在同时，特务们则正按计划一步一步地“引导”李文祥。每次提出李文祥审案时，都特地把李文祥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去，且都要有意或看似无意而实为有意地安排李文祥与他太太见面，所以一次审讯案，能让李文祥对太太的思念之情增加十分。太太见面时，李文祥都会痛哭一场。李文祥的太太也是个地下党员，但没有对特务承认身份，看到李文祥这样痛苦，反过来不断鼓励和劝说丈夫，要他坚持住!但李文祥的感情和精神状态越到后来越处于崩溃的边缘。每每痛哭过后，他就会想：我这样苦熬到底是为什么？为了革命胜利？革命确实快要胜利了，但真到了胜利之日，我还活着吗？为了党？我已经为党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工作了这么多年，我得到了什么？为了天下人的幸福？古人说“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我如果死了，连太太的幸福都不能给，我还能给天下人什么？陈然为了挽救李文祥，甚至对他说：“你要是去向敌人‘自首’，我就跳楼自杀！”可李文祥却这样回答：“几个叛徒不会影响中国革命胜利”。终于，一次审案后特务威胁说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李文祥感觉天都塌了，他再也不敢想象自己就这么完了，他再也不能忍受不能与太太相见的痛苦。入狱8个多月、在特务的鞭子与老虎凳上没有背叛，却由于忍受不了牢狱之苦和对前途产生动摇的李文祥，于1948年12月14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主动要求“坦白情况”。几天后，他向特务递交了一份《关于策反计划的报告》和一份《悔过书》，表示自己愿意交出组织，愿意参加特务工作。他向特务出卖了何伯梁、程谦谋等16名共产党员的情况。

李文祥叛变了!

叛徒自有叛徒的嘴脸。跟其他叛徒一样，李文祥后来也为自己的叛变行为找了如下理由：

（一）我是被人出卖的，是一个受害者，但我还是在狱中坚持了8个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那些跟我有关系的地下党员按规定早都应该转移走了，我把他们供出来，特务是抓不到他们的，如果还不走，他们被抓了是不能怪我的。(二)我为党的事业、为党的工作苦了这么多年，眼看就要胜利了，我如果不屈服，是看不到这个胜利的，这样的人生太惨了，而且比我重要的干部都叛变了，这说明重庆的组织已经完蛋了，就算不叛变能活下来，今后党还认不认我们？现在二处徐处长给我的选择是这样的尖锐：要么为他们工作，要么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帮助，参加特务工作，也绝不会影响胜利的到来，我已经没有政治前途，只能为个人来打算了。(三)我太太的身体太坏，这样下去一定会拖死在牢里的，为她着想，我也只有选择为二处工作。

狱中难友后来总结，李文祥入党动机和思想不纯，是他最终叛变的本质原因。

李文祥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被委任为上尉，带着特务四处抓捕地下党员。由李文祥出卖的何柏梁、程谦谋、伍大全等地下党员被捕牺牲。重庆解放后，李文祥做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先后参加过征粮、教书等工作。但党组织和新的人民政府并没有放过这位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的叛徒，公安机关于1950年将其逮捕归案。1951年，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等叛徒一起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

一切背叛者都没有好下场，这是历史和现实的共同结论。人们之所以憎恨这样的败类，是因为他们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在整个“红岩故事”中，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一度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前后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城区被捕的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133人中，被敌人杀害的有53人，下落不明(大多为秘密杀害)的35人，释放和“11·27”大屠杀脱险的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4人(如蒲华辅、涂孝文等)，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的8人。

在短时间内，一个重要城市的组织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以及有那么多共产党员先后被敌人逮捕和屠杀，这在中共建党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红岩》故事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让我们党内很多同志深深地铭记，与这样惨痛的教训有直接关系。

在这惨痛的教训中，党内出叛徒，党的组织中的主要领导干部当叛徒的教训，无疑是最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今天，我们党的领袖们常告诫全党：中华民族的兴衰，关键是看我们的党，而党能否保持永久的执政地位，关键看党的领导干部。又说：现今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腐败问题，而党内腐败主要出在党的领导干部身上。

党的领导干部能否清醒地认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这其实是检验一个执政党能否长久执政的关键所在。可惜的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坐在领导高位上的党的高级干部并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这些，他们在纵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同时，也在纵容自己身边的人，包括纵容自己的家人与亲属，他们以为天下是他们的，所以他们的一切都可以“瞒天过海”……

所以，在经过白公馆、渣滓洞狱中斗争的共产党员们通过血和生命的惨痛教训，以自己的生命代价，给党提出了“八条意见”，其中第一条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领导机构腐化”问题，并给出了“这种从上而下的腐化，是四川地下党斗争失败的基本原因，所以狱中一般反映认为下级比上级好，农村干部比城市干部好，女干部比男干部好……”的结论。

狱中的共产党人们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组织被敌人毁灭性的破坏，看到自己的同志最后也包括了每一个同志自己的生命被敌人轻而易举地葬送的惨痛代价，因而也向党忠诚地提出建议：“严格的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的发现问题的根源，而且经常注意党的教育，实查工作，决不能允许任何非党的思想在党内潜伏。”据说，上面这句话是坐了十年牢狱之苦的许晓轩坚决要求写入“八条意见”中的其中一条。

假如山崩地裂，

假如是天要跨下，

假如是一动就会死，

假如是有血才有花。

只要能打开牢笼，

让自由吹满天下，

该去的就勇敢的去吧！

有代价就不用惧怕。

这首诗是烈士古承铄给我们留下的。笔者想对全党的同志说，假如你已经加入我们的这个神圣的组织，我们便有了入党时宣誓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和信仰，既然我们向党旗承诺了，因此无论在任何复杂、任何艰难的情形下，我们都要想一想不管你选择了对党的忠诚还是背叛，这种选择的代价将对你生命和生命之后的声誉都将具有不可逆转的最终裁决，所以一定要想好了再付之行动，否则历史将对你永远是无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