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下半年，蒋一苇、刘镕铸、陈然、吴子见(刘是党员，陈是1939年入党，1941年失去组织关系，蒋、吴是党培养的积极分子)几位同志和一些进步的青年积极分子，经常在一起讨论、研究、学习，他们策划办一个杂志来吸引青年开展革命活动。

1947年元旦，一个公开的刊物《彷徨》在重庆市面上正式问世。关于这本很特别的地下党的进步刊物的创办过程，创办者之一的蒋一苇在解放后有过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道：

抗战期间我在广西和党内的一些同志有接触，虽受他们的影响，但他们都没有公开身份，我没有能解决组织问题。1944年，湘桂撤退时，我下决心到重庆，因为重庆有《新华日报》，可以找到党的关系。

到重庆后没有任何关系可以介绍，我就“毛遂自荐”，写了一封万言长信，说明自己的经历和愿望，用蒋国栋的化名寄给了《新华日报》。不久，《新华日报》登了一则代邮：“国栋兄：请于×月×日来化龙桥本报编辑部一叙。”我如约前去，接见我的是林默涵，当时化名林军，是负责编《群众》周刊的。以后我每个礼拜去找他一次，也很天真，就提出要求入党。他还不了解我的底细，哄我说，与国民党有协议，在国统区不发展党组织，但可与他们经常联系，所以我就替《群众》周刊写稿，保持联系。这是1945年初的事。以后比较熟了，林默涵说：“你经常到化龙桥来，太危险，我另外给你介绍一个人，就不要往这里跑了。”于是把我介绍给刘光，由刘光与我联系；刘光之后是张黎群(张佛翔)；张黎群之后是周力行，直到和谈快破裂，内战实际已经打起来了，周力行决定解决我的组织问题。刚刚写好自传，周力行调到南京“军调部”去了，他走前说：“你的关系交给了张友渔同志。”等我去找张老，张老说：“你的工作关系交来了，党的组织关系，周力行没有说，也不要紧，我们马上打电报到南京去问。”没有过几天，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我和党的联系就断了。

张友渔同志说的工作关系是什么呢？那是在抗战胜利以后，组织上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办一个刊物，叫《科学与生活》，目的是通过这个刊物来团结与联系一些科学技术工作者。当时估计“和谈”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成功，可以动员一批科学家、技术人员到解放区去。《科学与生活》的社长严希纯，是一位秘密党员，很老的同志，一直到死都没有公开党员身份，后来作致公党的秘书长。这里提到《科学与生活》，是因为这时的《科学与生活》，与后来的《挺进报》有某些间接的关系。如成善谋烈士，就是《科学与生活》的编委，是严希纯介绍来的。《科学与生活》是1945年秋天，“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开始筹备，1946年元旦创刊的。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郭沫若等，都为刊物撰稿，积极支持这个在白区第一个党领导下的科学刊物，这样搞了一年，“和谈”破裂，这个计划不行了。经党组织研究，为了长期隐蔽，要深入社会底层，要我改办另一个刊物，叫《彷徨》，工作对象是社会职业青年，面目是灰色的，竞争对象是黄色刊物。《彷徨》于1947年1月创刊。这刊物筹办时还是周力行领导我们，周力行走时把我交给张友渔，这就是张老所说的“工作关系”。赓续，张老派何其芳来领导《彷徨》。何其芳更明确指出，这个杂志一定不能暴露，一定要按“灰皮红心”的原则来办。他亲自担任为《彷徨》写“书评”的工作，第一篇是《评“北极风情画”》，第二篇是《评“姨太太外传”》，由此可见当时要求这个杂志保持的特色。杂志的内容，讲的都是失学、失业、失恋之类的问题，面目是灰色的，但思想是健康的。另外则通过“读者信箱”和发展“社友”等办法来联系读者。对重庆的读者，我们以“《彷徨》社友”的名义，组织了一些小型读书会，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当时这个杂志在职业青年中很受欢迎，很畅销。

《彷徨》这个颇为“海派”的杂志，却很得《新华日报》的支持。就在创刊的时候，1947年1月3日，《新华日报》在刊头下免费登了一则大幅广告，广告上是一个大“？”，下面说：“你在彷徨吗？你感到苦闷吗？请试读《彷徨杂志》——它将给你解答和鼓励。”这幅广告很新颖醒目，当时《新华日报》很少这样处理。过了两天，《新华日报》又在刊头下登了《彷徨》第一期的要目。同时，在“《中央日报》”、“《扫荡报》”上也照这样登广告。

这时，参加办《彷徨》的人比较多，核心分子有三个：一个是陈然，管“读者信箱”，联系读者；一个是刘镕铸，因他在开明图书局工作，就兼管发行；再就是我，和过去办《科学与生活》一样，是主编。此外，有吕雪棠负责美术装帧，还有吴子见(原名吴盛儒)也参加了编委工作，他是周力行介绍来参加《彷徨》的。这几个人都和后来办《挺进报》有联系。此外，如向洛新等也是编委，后来他们成为市委机关刊物——《反攻》的骨干分子。其他还有搞会计、出纳、校对等等工作的，都是由“《彷徨》社友”中的积极分子来承担。

《彷徨》出了两期，到1947年2月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封闭撤回延安去了，我们和上级领导断了关系。怎么办呢？我们商量，反正《彷徨》是“灰色”的，上级叫我们长期隐蔽，我们就按原方针坚持下去。当时，我们通信是在邮局租的信箱，不用地址。3月间，从信箱内收到一卷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发的油印新华通讯稿。这时的重庆一片乌黑，尽是“中央社”、“《扫荡报》”消息，延安也失守了，悲观情绪很重。看到新华通讯稿讲解放区战场如何如何取得胜利，大家可高兴了。我们几个核心分子互相传看后，刘镕铸主张把它翻印出来往外传。但通讯稿太多，也不好都翻印，就由我来摘编。这种通讯稿也不是经常收到，有的被邮检检掉了，据说当时香港新华社对所有公开报刊，不管进步的，反动的，一律都寄，这样不像是专门寄给我们的，可以避免敌人的注意。有时我们收到的是夹在香港黄色报纸里寄来的，到后来连《群众》周刊也偶尔收到过。每收到这种“通讯稿”后，就由我摘编、刻印。这时，这个“小报”没有名字，印得很少，我只留几份，给吴子见等少数几个可靠的熟人传看，其余都由刘镕铸设法散发出去。这是1947年上半年的事。

由于《彷徨》同党的《新华日报》有秘密的关系，更在于这个刊物本身具有“灰皮红心”的内容，所以它的发行量在短时间内就大增。原因是，自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撤走后，重庆地下党组织及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的共产党员们，面对严峻的形势，有人苦闷焦虑，有人痛苦彷徨，也有人一时失去信心。针对上面的种种情况，陈然等几位办刊人大声疾呼：越在此等形势下，更要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经过几天讨论之后，陈然疾书了一篇题为《论气节》的文章，作为“小论谈”在《彷徨》杂志上发表。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革命同志间引起强烈反响，它给予那些苦于听不到战场声音，听不到党的声音的地下工作者巨大振奋，革命同志们如在黑暗的大海里行船，突然看到了指路的航标一样，如饥似渴地读着陈然的《论气节》。陈然在这篇文章中如此论述气节：

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精神。

什么是气节？

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这种磅礴天地的精神。

也就是《礼记》上所提出的“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的这种择善固执的精神。

中国知识分子凭着这种精神，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中，尽了他所应尽，所能尽的责任。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这样地歌颂着：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锥，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这一连串光辉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许多先贤用头颅、热血、齿、舌，在是与非、黑与白、真理与狂妄、正义与罪恶、善良与暴戾之间，筑起一座崇高的界碑!

这界碑指引着历史走向进步的一边!

气节，是个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

许多人在平时，尽管修身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地步；尽管如何标榜“为圣人立言，为天地立心”的大志；尽管如何养性、敦品、慎行、守信……但是一遇到“富贵”就瘫痪了；只好闭起眼，昧着良心去升官发财了。

许多人在平时都是英雄、志士，谈道理口若悬河，爱国爱民，一片菩萨心肠，但到了“威武”面前，低头了，屈膝了，不惜出卖朋友，出卖人民以求个人的苟安；再不然做一个缩头乌龟“闭门读书”去了。

叛国事敌的汉奸和那些卖身投靠的政客们，不都是些“修养有素”的一时俊杰吗？到了是非黑白的斗争最尖锐的时候，到了生死存亡的决定关头，他们变了，他们抖着双手，厚着面皮，装着猫哭耗子的慈悲，向盛满血污的盆里去分一杯羹了，汪精卫就是这类“英雄”们的一个典型代表。

他们也是知识分子，但，却是知识分子里的败类……

利欲熏心的曾国藩，替这些败类留下一条格言：“大丈夫能屈能伸。”是的，见利忘义，屈伸自如，正是这类士大夫们讲究修心养性的成就!

……

只有那种“舍己为人”、“舍身取义”、为万民、为真理与正义的气节，才是值得我们宣扬和继承的。这种例子在古今中外太多了。——像《正气歌》里面所歌颂的先贤们，像辛亥革命时慷慨就义的烈士们，像为科学真理而牺牲的哥伯尼、伽利略、白鲁纳；为“不自由毋宁死”而上断头台的罗曼夫人……我们试冥目想想，一部社会斗争史有多少这类可歌可泣的光辉例子!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不妥协、不退缩、不苟免、不更其守!固执着真理去接受历史的考验!这种气节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以至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这种精神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它需要培养!然而这培养又不是“修心养性”，用主观的“毅力”、“决心”之类来驾驭自己的行为所能办到。因为气节并不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上。

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情感是倾向欲望的，当财色炫耀在你的面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得起考验的重担。

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夕，罗马教皇把伽利略召到“宗教异端裁判所”严刑审讯，要伽利略承认“哥白尼的地动说是错误的。地球是如《圣经》所说，不动的”。然而伽利略忍受了刑法和终身监禁，却始终坚持地说：“地球还动着呵!”

伽利略的倔强，并不由于他的性格使然。在他被审讯的时候已是一位六十多岁、心意平和、气力微弱的老头儿了，他那坚强而执拗的意志，完全产生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的。

是什么高度的理性呢？

——那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悖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种真正伟大的气节。

陈然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充满革命豪情和英雄气慨的文章，是与他铁骨铮铮做人品质和他内心所拥有的共产主义信仰和远大理想有关。也正是他把共产党人的个人视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所以他才有可能当敌人将他押赴刑场时还能一边高声吟颂着“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的“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这般豪气冲天的光辉诗篇。

因为《彷徨》与《科学与生活》社址先后设在重庆市枣子岚垭72号蒋一苇家里。同时，分别还在邮局租用信箱。一天，一件“意外”的事情让陈然等几个办刊人立即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

“1947年6月的一天下午，蒋一苇来到民生路‘开明图书局’三楼我的住处，笑嘻嘻地从提包里取出一卷东西交给我，并说：‘这是《彷徨》信箱收到的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编印的油印新闻稿，我和陈然都看过了，现在给你看，以后收到新闻稿，先让你看。’当天晚上，我将新闻稿反复读了好多遍，几乎全部文句都能背诵了，还爱不释手，犹如重逢久别的亲人。”当年《彷徨》的办刊人之一的刘容铸回忆说：“读着新闻稿，我想到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要是把新闻稿翻印若干份，秘密散发给群众，让群众知道我军在东北、华北、西北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该多好呀!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凡是有利于革命的事，就应该挺身而出。但又想到，党组织对这项工作又是什么态度呢？我没法向组织上汇报，更无从听取组织上的指示——当时我的组织关系已由赖卫民转给王焕新，“二二八”后，王焕新一直没有来找我，因而组织关系还未接上。当晚，我一夜没有入睡。翻来覆去地思索的结果是，我认为，翻印党的新闻稿，把它散发给群众，以揭露国民党的无耻谣言，扩大党的影响，不仅没有错，而且非常必要。当然，这要冒很大的风险。我是组织上用党费抚养成人的，现在，革命需要我去冒风险，难道我能畏缩不前吗？于是，我决定一个人先干起来。或许组织上看到这份无名小报，猜出一些线索，会立刻派人来找我联系。这很有可能！第二天，我找做镜框的工人制做了一个能放进半张蜡纸的木框，代替油印机，削了一块楠竹片代替滚筒，当夜就动手刻写蜡纸。我把新闻稿刻印成16开大小的小报形式，字虽然写得不好，却还清楚整齐。经过通宵工作，无名小报出版了。发行的准备工作也完成了。天刚麻麻亮，我用提包装着百多卷写好地址的邮寄印刷品，从民生路出发绕遍全城，沿途投寄，然后回店，在路上，我边走边想：如果这份无名小报又转回我的手中，说明没有人怀疑我；如果没有一张转回来，那可就要小心了。这证明，这份‘无名小报’可以幸运而生了……”

转载新华社新闻的“无名小报”发出的第三天晚上，陈然抱着四卷新闻稿，兴冲冲地跑到刘容铸、蒋一苇面前，又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油印小报，指着上面的文章，说：“你们看看，有人已经抢在我们前面了，这张小报上的新闻全是新闻稿上摘录的。然后他兴致勃勃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也该办一张这样的报纸，专门转载新华社的电讯。老刘，你赞成吗？”刘容苇内心窃笑，心想：自己的“无名小报”竟然连陈然这样聪明的人都瞒过了，证明非常成功。“好是好，可风险太大，不出事也罢，要一出事，可就是剃头匠掷骰子，要输几个脑壳的。”陈然一听便急了：“老刘你啥时候变成胆小鬼了？”刘容铸这时更装得一副害怕的样子，说：“我反正是光棍汉，大小了进敌人的监狱也没啥牵挂的，陈然你和老蒋可不一样，你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你们得三思而行啊！”陈然更急了，红着脸：“你老刘这是不相信我们是吗？”这时，书店正好有人来找刘容铸，于是他便推说要事先走了，临别时表情怪怪地对陈然说：“你可要想好了再做啊！”说着便到了家住枣子岚垭72号的蒋一苇那儿去了。不一会，陈然也随后而到。在这里，几个《彷徨》的办刊人正式就办一份油印小报问题进行了磋商。

“商议结果：小报定名《读者新闻》，暂定每周出两期，每期印8开版面一张或两张，确定蒋、陈负责开信箱取新闻稿；蒋负责编辑和刻蜡纸；陈负责印刷，在未掌握印刷技术之前，由我带徒弟；我负责筹集经费购买蜡纸、油墨和纸张。”刘容铸回忆说：“一切商妥后，陈然说：‘我们三个人现在都没有党组织关系，最多只能算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共同创办《读者新闻》，总得有个规矩，还得有个头头。’蒋一苇说：‘老刘有秘密工作的经验，我提议老刘当头头。’而我却推选陈然当头头。陈然说：‘还是你当比较合适，少数服从多数，不必推辞了。’我说：‘既承两位信任，甘愿效劳。不过，丑话得说在前头。办地下刊物，随时都有杀身之祸。我们切不可将中统、军统都看成饭桶，他们的反革命嗅觉还是灵敏的。俗话说：未曾行兵，先寻败路，我们得有精神准备，以便临事不惊。’为了严守秘密，我们三人还订出几条约束的纪律：一．未经三人商量同意，不得将《读者新闻》的事告诉任何人，即使是亲生父母、结发夫妻也不得透露；二．三人中一旦有人被捕，只要敌人没有拿住证据，就坚决否认与《读者新闻》的关系，如果敌人拿住真凭实据，个人就承担一切责任，决不牵连别人；三．小报的编印和发行，一定按共同商定的办法办理。因为各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各人寄送的读者姓名和地址，彼此互不过问。”

小报的事就这么定了下来。末后，陈然一把拉住刘容铸的袖子，问：“老刘，我有一句不该问的话，可否领教？”刘容铸佯装惊诧地说：“什么事？问吧。”陈说：“外面流传的那份无名油印小报，是不是你搞的？我断定是你。”刘问：“有何见得？”陈说：“理由是：今天我给你送新闻稿，拿出那张小报，你处之泰然，毫无惊异的表情，我就猜出了几分。后来跟老蒋一琢磨，更加深信不疑。来，我们马上对笔迹。”刘容铸知道事至此时，再也瞒不住聪明绝顶的陈然了，便做了个投降状：“不用对了。真神面前不烧假香，我认账就得了。”“好你个狡猾狡猾的老刘啊！” 陈然气得真想挥拳“揍”一顿刘容铸。不过，最后还是和老刘与蒋一苇彼此哈哈大笑了一番。

“今天我好高兴，证明‘英雄略见所同’还是有的。”临别时，陈然依然沉浸在兴奋之中。

《读者新闻》出版了两期，一天，蒋一苇从太平门取新闻稿回来，路过在开明图书局的刘容铸，跟他谈了两件事：一是他和陈然推荐吕雪棠和吴盛儒（后改名吴子见）参加《读者新闻》，征求刘的意见。二是想把〈读者新闻〉的报名改一下，“缺乏战斗力，最好改个更有战斗力的报名”蒋一苇说。“吕和吴都是进步同志，他们都是我们《彷徨》的热心作者，尤其是吴盛儒，他在〈彷徨〉上发表的那篇《我俩走向结婚》的文章很不错。我对他们俩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没意见。改报名嘛，我也同意。”刘容铸建议道。“那就明天下午到我家时开个会吧。正好我把俩位新同志介绍你认识认识。”蒋一苇说。

其实，蒋一苇与陈然之所以动议改报名，是因为在这之前，吴盛儒曾把一期的油印小报《读者新闻》给了好友、共产党员刘国鋕看了。刘国鋕当时就指出最好把报名改一改，这样更突出其内容在敌占区的战斗力。同时刘国鋕还指出了不能在报上注明出版日期，那样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容易被追踪。

第二天下午，陈然、刘容铸和新加入〈读者新闻〉的吕雪棠、吴盛儒准时到了蒋一苇家，就改报名展开了热烈讨论。吴盛儒首先提出了刘国鋕的建议，“我建议改名为《挺进报》，因为‘挺进’二字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用以纪念我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刘邓大军飞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恰似一把钢刀插队在敌人心脏；二层是我们都是革命者，应当挺起胸膛向前进，任何敌人都无法阻挡我们向前挺进的步伐。”吴盛儒其实是重复了刘国鋕的意见。

“好，《挺进报》这个名字好！”陈然第一个赞同。

“我也赞成！‘挺进报’很有战斗力。”蒋一苇等都表示同意。

“吴兄，你的隶体写得好，我们《挺进报》的刊头由你来完成。”蒋一苇提议道。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吴盛儒笑笑，欣然提笔，随即写下了“挺进报”三个大字。

“我认为还有一件事特别重要。”陈然一边踱步一边忖思道：“我们应该给这份报纸找个‘靠山’。”

“是应该有个‘靠山’。”吴儒盛立即附和道。于是众人纷纷点头，因为他们都知道陈然说的“靠山”，就是指党组织。

是的，可党在哪里啊？这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忧心的事。自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撤出重庆后，我地下党组织一直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几乎没有什么活动。多数共产党员几乎都处在无组织的“自由”状态。他们多么期待党组织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

然而，党在哪里呢？

山城重庆的春季，总是雨雾茫茫。陈然他们在蒋一苇家开完会十来天左右、《挺进报》出版二期的一天，在大明书局门市当店员的刘容铸正忙着整理书架时，突然有人拍拍他的肩膀。刘容铸回头一看，见一位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头顶咖啡色礼帽的“绅士”站在他身后。

“你是刘容铸先生吗？”“绅士”礼貌地问。

刘容铸默默地点点头。

“我们学校图书馆准备买一批图书。”对方在说暗号。刘容铸明白了，便警惕地与其对暗号：“书单带来了吗？”

“刘先生可以另找一个地方吗？”

暗号已经对上。

“请上楼。”刘容铸将“绅士”带上阁楼。

“你们办的油印报纸，每期我们都收到了。组织上认为你们做得对。我叫彭咏梧，市委委员，今天，特地来找你接组织关系。”“绅士”脱下礼帽，放在写字台上，然而慢条斯理地说。

“请拿来!”刘容铸突然严肃地对“绅士”说。

“拿什么？”

“拿组织关系。”

“要是拿不出呢？”“绅士”看看刘容铸，脸上淡淡地一笑。

“那就不接。”刘容铸的表情立即沉了下来。

小阁楼上的气氛马上紧张起来。

片刻，“绅士”站立起来，有些激动地：“镕铸同志，你是清楚的，‘二二八’以后，留下的同志都疏散隐蔽了。为了找你，我们费了很大劲。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刘容铸稳了稳情绪，说：“咏梧同志，我相信你是市委委员，也相信你是党派来找我接组织关系的。可‘二二八’后，我同党中断了联系，早就希望接上。《挺进报》的几位朋友也委托我找党组织，我们多么盼望党来领导《挺进报》啊!但是，就凭你的一句话，还不能接关系。”

被叫作彭咏梧的这回情绪稳定了一下，问：“那么，要怎样才能接关系呢？”

“‘二二八’前夕，领导我的同志对我说：‘今后可能由别的同志来同你联系。目前蒋管区形势日益恶化，一定要提高警惕。’他叫我在我的名片上亲笔签了字，交给他，言定凭名片接关系。你没有带名片来，怎么接关系呢？”

“好，我们就谈到这里，下次再来。”彭咏梧戴上礼帽就出去了。

三天以后，彭咏梧又来了，仍然没有带名片。但他说出刘容铸原来的组织领导人王焕新的社会身份。前面这位党派来接头的领导同志是无疑的了。刘容铸心想。

“如果我不凭名片，是否可以同你们《挺进报》的几个同志接关系呢？”彭咏梧问。

“不可以。”刘容铸摇摇头，坚决不同意。在白色恐怖条件下，这是起码的组织纪律。

“那好吧。这个先放一放。”彭换了一个话题。说：“根据中共重庆市委的精神，你们的《挺进报》需要进行组织改造，办还可以由你们几个办，但得归市委领导，发行也有市委统一安排，你们这边可以留一部分发给原来的读者。你看怎么样？”

“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见。彭委员……”刘容铸依然很倔的样子，摇头道。

“这是为什么？”彭咏梧的口气有些重了。

“你既然是市委领导，你当然知道为什么。”刘容铸没有客气。

“哈哈……我明白了。好，今天就说到这里。”彭咏梧突然大笑起来，说着，拿起礼帽出了书店。

组织关系没接上，刘容铸当然不同意任何事情。他看着远去的彭咏梧，又想喊住他，可铁的组织纪律告诉他，必须这样做！

过了四五天，“绅士”彭咏梧再次出现在书店门市部。这一回，他见了刘容铸，就笑容满面地说：“刘经理，我们的那笔交易，今天大概可以‘落盘’了。”

“彭先生请——！”刘容铸带彭上了楼。并给他沏上茶。

这回，彭咏梧坐下后，从容地将手插进口袋，然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刘容铸，问：“这名片是不是你的？再仔细看一下，那名片上的签字是不是也是你的笔迹？”

“是！就是我的！上面的笔迹也是我的！”这次特别的激动，轮到了刘容铸。只见他迅速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彭咏梧的手，连声道：“老彭，我们终于找到组织了！终于找到组织了！”

“你们辛苦了！党没有忘记你们，也知道你们的情况。”彭咏梧也有些激动地。

“根据形势需要和重庆地下党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宣布市委的几项决定：一．《挺进报》从现在起将作为市委的机关报，由市委直接领导，具体由我来负责并与你们联系；二．报纸的印数要尽可能增加，印刷质量也要设有所法提高，报纸印出后全部交给市委发行，可留下一部分交经办人员处理；三．办报所需经费，目前组织上无力支付，继续由你刘镕铸同志负责筹集，但不得以党组织或《挺进报》的名义筹措经费，唯自愿捐助者可以不必拒绝；四．《挺进报》的编辑方针和内部人员分工不变。”彭咏梧开始以市委领导的身份，向刘容铸宣布道。最后，他又交代了几件事：“目前《挺进报》只有你是党员，你要挑起这付重担，组织上相信你能完成任务。我们今天的谈话，可以全部告诉陈然和蒋一苇。吴盛儒今后不来了，你们也不要去找他。他已经做了他应该做的事。”

刘容铸马上明白，当初吴盛儒进来参与《读者新闻》，肯定也是“组织行为”，便笑问彭咏梧：“是不是你派老吴打进我们《挺进报》的？”彭咏梧笑笑，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说了。”

彭咏梧前脚刚离开书店，刘容铸立即收拾了一下书店门市，便飞步赶到枣子岚垭蒋一苇家，将找到“靠山”的事告诉了蒋一苇，并说：“这么好的消息，你一定以最快的速度告诉陈然，他会高兴死的！”。

“我马上就去。”蒋一苇说。

一份地下的“无名小报”，竟然被收归为市委机关报，这是陈然等开始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找到“靠山”后，这件事就这样迅速被确认了。

“我们几个朋友合办的《挺进报》，现在居然成了重庆市委的机关报，并由市委直接领导，这对我们来说，的确做梦也没有想到。”刘容铸激动地回忆道：“由于无法抑止的兴奋，也出于对革命工作的责任感，之后，我们立即聚集在一起讨论了市委的指示，按照原来的分工，对刻、印工作的每道工序，分别提出措施和要求：负责刻写蜡纸的蒋一苇，逐步争取刻出老五号大小的仿宋字，落笔轻重适宜，漏墨均匀。钢板要经常刷洗，刻好的蜡纸要小心收卷，勿使产生拆叠痕迹；负责油印的陈然，从蜡纸上墨到印完，都要细心从事，防止擦破、挂破。如发现蜡纸出现裂缝，要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尽可能增加印数；负责采购材料的刘镕铸，要尽可能选购优质材料，如蜡纸以戴高乐牌为佳。纸张质量要细、薄而富有韧性，纸面无光泽，吸置。油墨要细腻易干。经过同志们的努力，报纸的印刷质量显著提高，每张蜡纸的印数增至500份左右，受到市委表扬。”

不久，彭咏梧又向刘容铸他们传达了市委的两项新决定：第一，建立《挺进报》特别支部，由刘镕铸担任书记；第二，可以发展党员。刘镕铸接受新指令后，立即着手在《挺进报》内部建立党的组织。其实，陈然和蒋一苇早已是党员了，但由于特殊的经历，他俩的党员身份都已中断了。陈然是1939年春就入的党，那时他才16岁。后来因为一度离开了重庆而脱离了组织关系。现在他要恢复党籍，必须接受组织的重新调查考察。或者重新提出申请。蒋一苇，则在当时属于组织之内准备入党的先进青年。正当陈然和蒋一苇准备接受党的进一步考验时，彭咏梧同志被调到下川东(万县、云阳一带)领导武装斗争，《挺进报》的工作改由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维嘉代为负责。李维嘉到任不久，便传达了市委的决定：批准陈然重新入党，并指定他担任特支组织委员。几个月后的1948年春，市委又批准蒋一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挺进报》特支的宣传委员。

为了达到市委提出的印刷指标，陈然、蒋一苇刻苦钻研刻写、印刷技艺，使报纸的质量逐步提高，印数也逐期增加。陈然经过反复试验，摸索出预防蜡纸自然裂缝的措施和破裂后的贴补办法。他还经常练习刻写蜡纸，经过一段时期的刻苦琢磨，终于能刻出老五号大小的仿宋字。准备在必要时接替刻写工作。以后吕雪棠、古承铄二人也参加过《挺进报》的刻写工作。

组织的建立，便得陈然等一批年轻人像一团团火焰般的热情投入到了办《挺进报》的工作中去。那时条件非常艰苦，又是地下工作，风险极大。根据分工，蒋一苇负责刻蜡纸，陈然负责油印，刘容铸负责材料供应和筹措，吴盛儒负责发行，吴随彭咏梧离开后，发行由刘容铸兼担起来。他们的上面有专人负责把抄录的新华社新闻稿传递，这一工作，在相当一段时间是由彭咏梧的爱人江竹筠（也就是“江姐”的原型人物）负责。而在江竹筠上面还有一个地下党的“特支”，即专门通过电台收听新华社新闻消息的“电台特支”，程途为这个特支的书记，成善谋等人是专门收听电台新闻消息的支委。市委书记刘国定直接领导这个电台特支。出于地下工作的保密需要，两个“特支”之间都是单线联系，相互不认识，或认识也不知道各自干什么的。

在十分艰苦和白色恐怖条件下办这样一份革命报纸，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比如刻蜡纸、油印，固然艰苦，也有风险，但毕竟是一个人关着门干的活，暴露的机会要少一些。运送和发行就不同了，它要经过很多人的手，通过若干关卡码头，既要考虑发行人和传送人的安全，更要保护收报人的安全。就说陈然把报纸印刷完后，就得考虑如何把印好的报纸送运送出去。这个难度很大，风险更大。他得每期将在家里印刷好的上千份《挺进报》，先包装好后，再渡长江，有时还要绕渡嘉陵江，然后经朝天门、小什字、夫子池，最后才到民生路开明图书局。过轮渡时，要上下趸船，趸船上有军、警、宪、特盘查过往行人。稍有不慎，便会险象还生。然而陈然却从未出过纰漏。

之后由刘容铸负责的发行，就更需要机智和周密的考量了。因为报纸送到他手后，必须立刻发出去。留在手上时间越长，危险也就越大。发行人员除了严密的保密意识，还得有高度的时间观念，要精确安排和严格遵守时间，避免取报人互相见面，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另外发行时间缩短，对发行人的安全更有保障些。当时《挺进报》的发行采取委托转发和邮寄两种方式。拿刘容铸经办的发行环节来说，一般先从他手中直接、间接取报的人就有二三十人。有的只取几份，有的要取数十份或者上百份。刘容铸不能用笔或其它方式登记取报人的姓名、份数，只能靠牢牢记住他们的相貌与服饰及领取的份数来确认。

《挺进报》发行的对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人群：一是那些具有进步倾向的读者和有统战关系的读者，给这些人发报相对安全和好办些。另一类对象就比较困难和危险了，那就是些特别“读者”——国民党的军、政官员，这是地下党为了瓦解和粉碎敌人嚣张气焰而精心精心安排的对象。通常做法是，将〈挺进报〉装入那些印有“重庆警察总局”、“中央银行”等官方部门的信封套。这些信封套则是陈然、刘容铸名正言顺以《彷徨》这样的公开杂志社名义去某些印刷厂索取或买来的，也有他们平时收集和储存起来的。这样做的好处是，敌人和特务机关一旦发现想追赶查，也找不到任何线索。

进入1948年，盘踞在重庆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越来越日落西山，然而正是这一垂暮的景况，使得敌人对共产党的镇压更加疯狂。作为“剌向敌人的一把尖刀”的《挺进报》的工作更加困难重重。这时，重庆地下党的形势也十分严峻。特支书记刘容铸被调出重庆市区去从事新的战斗工作，陈然代为挺进报的特支书记。这位年轻共产党员几乎以全身心的革命热情投入到办报工作中去。他的战友对他当时的工作情形有过如下描述——

7月，重庆山城炽热如火。陈然利用住房旁边的一间储藏室，用厚纸把板壁糊住，在窗后挂上毯子，再用黑纸作了一个灯罩，布置成为一个印刷间。他再把刻好的蜡纸，一头用图钉固定在桌子上，削一根竹片来代替油印棍子，蘸上油墨刮印。印定之后，把蜡纸一烧，竹片一丢，不留任何痕迹。

经过一夜奋斗，按照市委要求的8开4版，印刷300份的第一期《挺进报》，在黎明时分印成了。陈然心急如火，不顾疲劳，立即带上报纸，赶到江边。这时，轮渡尚未开航，他雇了一条小船，横渡长江进城，直接送到市委负责联络的同志那里。

但是，第一期报纸的印刷质量却并不理想。一张蜡纸印不到六七十张，字迹就模糊不清，只得换刻一张蜡纸再印。就这样，连续刻写三张蜡纸，又连续印刷了一个通夜，方才达到市委所要求的报纸数目。

……又是连续3个夜晚，陈然坚持精心印刷。一本印刷精良、装订精致的重要文件，终于赶制出来，总数达到3500份。

由于隆冬严寒，劳累过度，陈然病了，高烧达到39.6℃。但是，他很兴奋，因为目前形势已经达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的确，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

这时，除了编写和刻字仍由蒋一苇负责外，陈然的担子更加重了。和上级联系，采购油墨、纸张，取电讯稿，输送和投寄报纸，全都落在他的肩上。此时，为了防止意外，李维嘉已不直接到陈然家来，而又改为定期在外面找地方约会。因为，重庆的环境已十分险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斗争更为艰巨、复杂。然而，陈然的斗志却更加旺盛。他采取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方法。以投寄报纸为例：他为了不致被“邮检”扣留，放弃集中投递的办法，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分别到南岸、江北多点分散投寄。他收集多种形式的信封，运用多种笔迹，一次又一次地和敌人“捉谜藏”。一次，他故意利用一些官僚资本开设的大商号的信封，就在商店附近投邮。这些报纸很快就被守候着的特务发现，他们根据这些线索，对这几家商号，进行搜查。吓得目瞪口呆的大老板们，乖乖接受了搜查人的敲诈勒索。又一次，他在几所被三青团分子把持、一贯压制进步同学的学校附近，故意集中投寄了一批《挺进报》，这就引起特务怀疑，对学校当局作了一番彻底的清查……

《挺进报》在陈然等同志的努力下，除了刊登新华社的消息外，还有一些小的言论评论以及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关于开展地下斗争活动的原则，开展地下斗争活动的思想指导方面的文章，特别是有关解放区的消息和战场方面的报道最多，这对鼓舞白色恐怖下的重庆市民和地下党的同志来说，仿佛在黑暗中带来光明的一盏明灯。而同时，《挺进报》也从不放松对敌展开攻心工作，适时刊登那些令敌人心惊肉跳的文章和新闻消息。比如《挺进报》发表过一篇由一位老者写的题为《劝告蒋军军官》的文章：“……蒋军中的士兵大都是无产阶级中人，自然知道天下穷人是一家的道理。在这穷人要翻身的时候，不仅不让翻身，反要替蒋介石卖命。所以我不必劝蒋军中的士兵，只劝蒋军中的军官。我来现身说法：我出身法律界和教育界数十年，可算知识阶级中人，愚夫妻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也可算有产阶级中人。然而我以年已六旬之人，却一反以前不问国事的态度，实在是为正义感所驱使，看到了蒋介石祸国殃民20多年，以前弄得国家快要亡，现在弄得人民都要死，以为凡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不应只顾自己安富尊荣，须念及同胞水深火热，而替蒋介石打内战的军官们更要想到自己是犯了弥天罪恶，一定迟早命都不保，为解放与革命而死是有价值而且光荣，为卖国与独裁而死是毫无意义而可耻。”

从现存的档案馆看到的一份第十六期的《挺进报》，那报眼的左右是两个加框的口号，左边为：“蒋区人民武装起来，抗丁抗粮，分田废债!”右边是：“蒋管区官兵们，不要替贪污土劣打仗！”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再如一篇题为《蒋军士兵好消息——放下武器可以分地》的文章内容，对国民党士兵也极有鼓动性。

《挺进报》上发表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更是对敌占区的民众以极大的鼓舞，同时对反革命阵营也具有毁灭性的精神打击力量。

《挺进报》在重庆的影响越来越大，令国民党反动政府气急败坏。

原以为在中共四川省委撤离重庆和《新华日报》被封闭后可以安然大睡的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有一天竟然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的一只“朱绍良主任亲启”的信封中取出了一份《挺进报》，这位行辕大人立即目瞪口呆地傻在原地好几分钟。因为那张用油墨印制的纸上有一排大字：“审判战争罪犯!准许将功折罪!”

朱绍良瘫坐在椅子上，久久没有缓过气来：难道共产党真是斩不尽，杀不绝？

“徐远举处长，你给我马上过来！”朱绍良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抓起电话，疯一般地对着话筒大叫起来。

现在的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145)材料中，有徐远举交代当时这一情景的文字：

朱绍良在西南长官公署办公室打电话叫我去，一进门就熊了我一顿。朱绍良素以儒将自诩，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交给我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他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提笔就给我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

那天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军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等重要头目都参加了。出席的有重庆市警备司令萧毅肃、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警察局长施觉民、社会局局长赵冠先、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和我本人，等等。朱绍良一上来就提出《挺进报》的问题，训了一顿，接着责令军警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并说：不要以为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就平安无事了。然后命令我与有关机关会商，限期破案。反动头子们面面相觑，会议一散，一个个腆颜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