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余秋里，你那边有没有点好消息呀？”又是毛泽东的声音。
◆“报告主席，从目前勘探情况看，这回我们真的找到了一个大油田！”
◆“啊，大油田？”
◆“是的，主席。”余秋里回答得很肯定。
◆罗瑞卿大笔一挥：自己人，三万官兵给你了！
◆调兵遣将，黑土地上雄师呼啸。
◆挥师北上，和平会战史无前例。
“首长！首长您醒醒呀！”警卫参谋已经在301医院高干病房的走廊里睡了十个月了。他还像过去一样时刻不离首长。现在首长从来没有离开过病榻，而忠于职守的警卫参谋仍然身影不离着首长，因为首长的安全是他唯一的也是全部的工作责任。
但现在的首长不再用他马前车后的奔跑了，甚至连叫他一声的可能已经没有了。
“首长，小周我在您身边！天天都在您身边！您叫我一声，哪怕就像以前您临去开会忘了一样文件让我奔跑回办公室取我也时刻准备着！可您说嘛！啊首长，您咋这么长时间也不说一声。我、我憋的慌呀首长。
“什么？您说您还要睡觉？噢——那首长我不打扰您。首长您一生太累，是该睡个好觉。就像您过去对我说过的，睡极时您说要睡它个天昏地黑！哈哈哈，那时您多么爽朗。说睡就睡，说起就起。
“什么？您说您还要做个长梦？嗯，你说什么？您又见到毛主席啦？”
病榻前的警卫参谋立即肃然挺身而立——那是神圣的时刻。
1960年1月7日。上海。锦江宾馆。
还是一年前毛泽东问他“四川的情况怎么样”的地方。那次是余秋里一生中少有的一次在最高统帅面前显出窘相。
时逝365天，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锦江宾馆没有什么变化，这不能不让余秋里联想到去年的窘境。这回他是有备而来——因为他刚从松辽前线回来，那边的情况他心里有底，虽然不能保证已是“日出东方”，但石油曙光却已喷薄而出了。
余秋里在等待毛泽东的发问。当然是问石油的问题，石油部长嘛，该汇报的自然是石油。他知道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对石油问题越来越着急和关心。自打他余秋里来石油部后，虽然摘掉了“完不成任务”的黑帽子，但就全国的石油紧缺仍然形势严峻。就拿刚刚过去的1959年来说，全国石油消耗总量为505万吨，而国内自产的仅为205万吨，自给率只有40％多一点点。国家依然不得不消耗大量外汇购置进口原油和成品油，那时国家受西方封锁，外汇少得可怜，甚至有时不得不拿出国库里的黄金通过香港等友人转手套些外汇回来。可是国家建设各行各业都在蓬勃发展，哪个地方少得了外汇呀？石油一家却用掉了国家外汇总量的6.7％，为此中央着急，毛泽东更着急。
毛泽东着急的不仅仅是用掉外汇的问题，他有更大的担忧：南边的印度一直在擦枪，北边的苏联赫鲁晓夫看来是铁心想跟中共决裂了，台湾岛上的“老蒋”也不消停呀！
仗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是要准备打大仗了！毛泽东一直在对自己的助手们这样警告着。
一打仗，就得动炮动飞机吧？那时用油可是海去了！石油部的同志们啊！得“革命加拼命”噢！
余秋里身为军人出身的石油部长，他耳边不时传来那些老帅和军委总部的老领导们对他的一声声提醒和催促。这样的提醒和催促，对他余秋里来说其实就是命令，其实就是批评，他是军人，他懂得这样的提醒和催促的分量。
在余秋里之下的石油部的同志是不会有这种感受和体会的，就连康世恩也不是有太多这种感受和体会。只有当过新四军“财务一支笔”的李人俊副部长可能还比较理解和同情将军内心的这种巨大压力。他们同是军人，而且都是会算账的军人。军队统帅人物中除了那些指挥作战的司令员外，还有会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委，再有一种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保证供给的算账人——部队用语叫作后勤部长。军队机关按司、政、后分就是这个道理，这三种大员少了谁也不行。三种人才合起来就能打赢仗。而中国军队里能一人兼有三种军事才能的并不多，余秋里可以算一个，是非常杰出的一个。这也是我们的独臂将军为什么在解放前的战争中能得到毛泽东、贺龙、彭德怀的特别赏识，到了和平建设时期他又从解放军总后财务部部长、总后政委，到石油部长、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岗位。
这是后话。
现在，余秋里仍然在等着毛泽东问话。他从李富春副总理的口中得知，1960年国家对石油的需求更厉害，得1000万吨以上。余秋里原来跟部里的几位副部长商定新一年的石油产量目标是：争取在1959年基础上再翻一番。可再翻一番也就是400多万吨，到不了国家需求总量的一半。这事咋弄嘛！
余秋里急着在元旦前四天赶到松辽实地考察和布置战局，有一个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是：新一年石油部的产量怎么样跟中央要求统一起来的问题，这是大局，包含着政治内容的大局。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棋盘上要考虑进去的“车、马、炮”嘛！
以为国家的部长就这么好当啊？嘁！
“余秋里同志！”嚯，毛泽东终于问话了！
余秋里“噌”地站起来。
“你看过那篇文章吗？”不是问石油呀？是的，毛泽东这回问的是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刊于三天前的《人民日报》，有两个版面，是专门评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苏联暗中支持下对我西藏边界一块四万平方英里的面积抱有野心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存有企图。如此重要的信号，毛泽东当然一直在关注，而且这样的文章必是经过他和周恩来之手认真推敲后发出的。这是当时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态势。但说老实话，那一段时间的《人民日报》上几乎三天两头有重要的长篇文章出来。领导同志们都看过没有？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重大国内国际问题，你高级领导干部要了解，不看报还成？所以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会的“前奏曲”是他毛泽东特有的提问式——
“昨天睡得很好，今天上午就抓紧开会吧。”毛泽东点上一支烟，显得很愉快轻松的样子开始发问：“我问你们一个事：前几天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评尼赫鲁的一封信，你们看过没有？”
会场上鸦雀无声。别看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这些平时个个能把天都压得塌的巨人和领导们，可他们在毛泽东面前经常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因为毛泽东一是最恨说慌话的人，二是最恨玩阴谋的人，再就是你什么事都没主见的庸人。
“柯庆施同志，你看过没有？”毛泽东像上课的老师似的，开始点起名了。这一招更令在场的与会者紧张万分。毛泽东才不管你是谁，他照样会对刘少奇、周恩来点名，问同样的问题。你以为他点点名，你说一声“看过了”就完事了？大错特错！毛泽东说不准冷不防追问你“哪段那儿讲了些什么”之类的话，你没看过想蒙他麻烦就会更大。
但还是有人怀有侥幸心理。大人物也是人嘛！他们也是从逃学的小学生开始成长起来的，再说他们都是日理万机的人，又不都是像陈伯达、康生式的整天抱着书本的理论家，也不像柯庆施这样善于看毛泽东喜怒行事的人，他们难免像没有做完作业的小学生。
“吴德同志，你看过没有？”
“看过。主席。”吴德确实看过。
“×××”后面的人毛泽东不再另说“看过没有”这样的提问内容了，只点名。
会场变成考场一样，静得出奇，只有毛泽东和另一位被提问到的人的声音。
毛泽东的点名很随便，既有台下的，也有坐在他身边的。想点哪个就是哪个。让你没有心理准备，当然也有人怀着侥幸心理想逃脱提问——那些没有看过这篇文章的人。余秋里就没有，他哪有时间看嘛！元旦那天他还睡在货车的麦草里，之后两天急赶慢赶的几乎一直在路上，那时火车也没有提速一说，从哈尔滨到北京，再从北京到上海，少也得要三四天时间！再说他的心思天天盯在松辽那边勘探井的事，这中间他在哈尔滨还检查了几个炼油厂，4号赶到北京，5号那天开了一天党组会议，指派康世恩同志上哈尔滨准备筹建下一步大规模行动的事宜。6号他余秋里又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说实话，3号，其实还不止3号的《人民日报》，他就根本没来得及扫一眼。
等着吧！听天叫问吧！
毛泽东真的点到了余秋里。
余秋里直挺挺的站起来，这会儿那只空洞洞的袖子一点儿都没有声响。会场上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聚在他身上。
“报告主席，我……我没有看过。我还在路上……”余秋里像做错了事的小学生，偷偷看了一眼毛泽东，然后低下头，等待着“老师”的一顿克——因为会场上刚才点到的人他们都回答“看过了”，只有他余秋里说“没看过”——而且去年的庐山会议才开了不足半年，什么时候有倒霉的事落到自己身上，除了毛泽东自己外，谁也心里没个底。有人比余秋里更紧张，因为他们坐得离毛泽东更近，越近的人越紧张，一旦风暴刮起，先吹倒的肯定是那些在风暴中心的人。
余秋里在等待，眼巴巴的站在那儿。他抬起眼再一次看了一下毛泽东。发现毛泽东在示意他坐下。他坐下了。毛泽东说话了：“都说‘看过了’‘看过了’，其实真正有几个人看过了呢？我知道，你们许多人是没看过的！”
会场上顿时响起一片轻松的自嘲。大家都在笑，毛泽东也在笑——今天他显得很高兴似的。
“余秋里啊，你可是给我帮了大忙啊！我也没有看过嘛！”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聊坐在余秋里旁边，低着头，用肘子捅捅余秋里的右胳膊，窃窃偷笑着。
会议正式开始。毛泽东则一直没有问起石油的事。
余秋里不行啊，他的心时刻惦记着松辽那边，几乎半天就要往那边打个长途，好像就他忙似的。
“喂喂，今天有什么新情况？”七号晚饭后，余秋里又关上房门，给松辽那边挂长途。
“余部长，情况好极了！‘葡7井’今天试油，用了3毫米至7毫米四种规格的油嘴系统测试，分别日产达到9.2吨至39.66吨啊！”康世恩的声音。
“好么！这可比松基三井高产多了！”余秋里解开中山装的风纪扣，脸上像开了花。
“松基三井也有新情况，他们换了一个与上次不一样的油层，结果你猜怎么着，也喷油啦！”
“好好好！继续观察其它井！有情况马上给我来电话！”余秋里这一天心头实在高兴，出房门时嘴里还哼了几句“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江山人民保……”
晚上继续开会。这是毛泽东的作风。在他那个时代，部长以上的领导们谁想晚上12点前睡觉，那肯定是会坐不稳太师椅的。毛泽东逝世后，这个作风仍然保持了相当长时间，不过后来慢慢的好了许多，但晚上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是经常的事，所以高级领导们仍然保持着这样的习惯，只是深夜开会的次数比毛泽东时代少多了。这就让一些人麻痹起来。余秋里的助理员小陈给我说过一件事，说在余秋里同志当中央书记处书记时，已经有些日子没有深夜开会了，那天他觉得也不会再有事了，便在12点前让首长服了安眠药——许多年来余秋里睡觉前都要服一定量的安眠药，而且都是在12点以后才服的。这一天小陈提前了几十分钟给首长服药。也巧，安眠药刚服完几分钟，红头电话就响起了，说请余秋里同志马上到中南海开紧急会议。
“你看看，我说等一会再服药再服药，你说没事没事！这下好！”首长一脸怒气。年纪大了，又吃了安眠药，开会时睡着了这不是误大事嘛！余秋里从出家门到上车子时，一路生气。
助理员小陈知道自己做错了，心里忐忑不安地等着首长开完会回来批评。
几个小时后首长回来了，进门时脸色比出去时要好得多。见了助理员小陈，有些幸灾乐祸地喃喃着：“今天王震副主席也肯定服过药了，我看他开会没多长时间就眼睛都睁不开了……”
小陈如释重负。
“你以后再别在12点前催我吃药了啊！”余秋里突然声音很大地冲小陈说。
“是，首长，今天是我不对。”小陈牢牢记在心里。
现在我们继续回到1960年1月7日晚的上海锦江饭店。
会议内容没有改变，毛泽东和他的助手坐在主席台，一个一个地听各部门、各省市主要负责人汇报各自的情况和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有些像“侃大山”似的，谁愿意先讲就先讲，毛泽东还不停地插话，气氛非常和谐。只是余秋里没有抢在前头，他的心里一直在想着松辽油田那边一个接一个的喜事。他有些闷不住了，毛泽东怎么还没有问他话？
“好，今天的会就到这儿结束！明天继续！”毛泽东宣布散会。
与会者纷纷起身，准备离开。余秋里跟着站起。
突然主席台上有人大声叫道：“余秋里同志……”
余秋里一震：是毛泽东的声音！
那些准备退场的人也跟着站住了。
“你那里有没有一点好消息呀？”毛泽东的问题终于提出了。
余秋里这回心里很爽，声音也变得很敞：“主席，好消息还是有一点的！”
“噢？怎么样啊？”
“从松辽勘探的情况看，这回大油田我们是拿到手了！”余秋里的话让会场气氛活跃。
“嘿，是真的吗？有大油田？”毛泽东欠欠身子，兴奋中似乎还有些不太相信。
“主席，不光是大油田，可能还是世界级的特大油田嘞！”余秋里今天的底气很足，因为他刚才从长途电话里已经得到松辽那边的确切情况，特别是葡7井出高产油喜讯来得及时，而且好戏还在后面呢！
“好哇！这是个值得注意的好消息！”毛泽东这回从椅子里站起身，满脸笑容。一天的会议，余秋里最后的非正式汇报是毛泽东今天最高兴的事。
新年伊始，石油部高兴的事接二连三，有点顾不暇接。
继葡7井1月7号喷出高产油后，葡20井、葡11井、葡4井等共有六口井相继喷油，且都是稳定在日产10吨—24吨的高产井，基本都大于松基三井油量。此外，还有正在钻探之中的7口井也相继钻到了油层。而仅这13口井所控制的油田面积就在200公里左右，粗略估计，地质储油量达到一亿吨以上，相当于克拉玛依规模。
“老康，你把技术人员召到你身边，你们一起好好研究讨论一下，看看松辽那边的情况到底优点是哪些，问题是哪些，然后你回北京，我们要商量后面的大事了！”余秋里在上海的会刚开完，就令正在哈尔滨的康世恩迅速作好大战前的技术准备。
康世恩遵嘱立即把松辽一线的翁文波、李德生、张文昭、杨继良等主要骨干召到身边，夜以继日地展开了讨论。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松辽长垣石油勘探目前的结果有16条有利因素和一条不利因素，它们分别是：油田大；构造平缓完整；储油层多；生油层厚；盖层好；储油层物生好；油井产量高；油层压力高；储油层埋藏深度适中；油井可以自喷；油层温度高；电测对油、气、水解释准确；地层可钻性好；地层自造浆；有丰富的地下水；地势平坦、交通便利。一条不利因素是原油油质有三高：含蜡高、凝固点高、粘度高。
“16条有利因素，好么！你们是说这个大庆油田哪方面都是得天独厚？”余秋里看了上面这些分析，十分惊讶地问康世恩。
“是的。从现在勘探和出油的基本情况看，大庆长垣构造属于整装砂岩油藏，其有‘教科书式’的穹隆背斜构造的特点，总之比世界上像巴库等大油田的地质情况还要简单。可以说是上帝给予我们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好油田！”康世恩很专业地回答说。
“那你说说这一条不利因素什么意思？是我们的油质不好？”余秋里接着对油性的“三高”非常警惕。
“噢，这里说的三高并非我们的油质不好，而是油性有些不利于开采开发。”
“怎么个不利于开发？”
康世恩想了想，还是用个形象比喻来回答吧，于是他说起了那天张文昭在现场向他汇报的葡7井出油后的情景：“那天张文昭他们告诉我，说葡7井喷油时，外面寒冷，那喷出的油一会儿就凝成一个个黑豆粒似的从天上掉下来，大伙儿踩上去就像踩在软皮筋上一样。油滴落在脸上也会自己滚下来，不粘皮肤……”
这有趣的故事，余秋里听了却脸色很不好看：“你是说这油稠得很啊？”
康世恩点点头：“是这样。所以下一步炼油厂建设的问题要抓紧，再有我们在开发时如何保证原油从地下喷出后能够顺利地储运也是个重要问题。”
余秋里若有所思地：“这事老康不能马虎，得想点办法。”
后来在余秋里和康世恩等人的亲自关注下，堪称石油战线“五朵金花”的攻关项目迅速上马，为大庆油田的原油开采和成品油生产提供了技术保障。如当时大庆油田发现后，原油滚滚而涌，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喜气洋洋。可是原油从井里喷出来后不是马上就能用的，尤其从原油变为成品油，还有很多工序需要进行。大庆当时没有炼油厂，原油只能运送到大连炼油厂等地方去。过去大连炼油厂炼的油都是进口苏联库页岛油田的原油，凝固点很低。而大庆油田的原油凝固点在20度以上，加上那一年送到大连石油七厂炼的原油季节也正好是冬天，七厂的装置、设备和生产技术是很不错的，可他们对大庆油田的油从来没有碰过，被凝固度高的原油弄得狼狈不堪。据说从火车站卸车那儿开始，一直到数公里外的炼油厂车间，没有一处不是“油毯”铺盖着的——原油到处洒落在地上，生产只能停停开开，工厂上下一片埋怨声，于是“大庆油不好”、“无法炼”的话到处传开了。余秋里知道后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是你们的本事没到家，却怪大庆的油不好！”正巧七厂的厂长姓苏，名得山。余秋里的火就更大了：“就是因为你们厂的厂长姓苏，你们就迷信苏联的油一定比我们的好啊？”这顶帽子够吓人的，从此再没人敢乱说 “大庆的油不好”了。不过批归批，说归说，但大庆原油的“三高”确实也就像现在人们常得的“三高”富贵病一样，不是那么好治。余秋里后来专门派了生产技术司司长孙晓风和专家侯祥麟等人进行技术攻关，并经过反复试验，最后“五朵金花”终于绽放，朵朵开得鲜艳多彩，成为石油史上一景。此是后话。
松辽前线的勘探工作可以说已经基本摸清了地下情况，大油田信手可得，现在是怎么个开发的问题了！面对如此空前规模的大油田，怎样把它拿下来，这对余秋里和整个石油部来说是个全新的问题，即使对毛泽东和周恩来领导的中央政府来说也是个全新的课题。那是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全面封锁，中苏关系已经日趋恶化，“老大哥”的专家已经基本撤光了，依靠外援已无可能。只有一条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艰苦奋斗好说，可怎么个自力更生法？自力在哪里？余秋里掰掰手指，算算石油部自己的力量少得可怜呀：松辽那儿总共只有20多台钻机，不足5000名职工。不过从全国石油战线看，还是有些力量的：老的新的加起来有17万职工，钻机嘛也有300多台，再加上国家一年给的总投入10个亿。应该说打一场战役基本具备。
干！要干就得痛痛快快干！
“我们搞石油勘探，跟打仗很相似。要勇于解放思想，敢于在情况基本搞清楚的情况下作出果断决策。有充分根据而不敢作决断，就会贻误战机，就会一辈子落后！”党组扩大会议上，余秋里挥动着独臂，慷慨激昂。“现在国家迫切需要石油，松辽的资源又比较可靠，地质情况也搞得比较清楚，是到了下决心的时候！我们要准备从全国调集力量，组织石油大会战！改变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就在此一举！”
“我们必须下定决心，背水一战，全力以赴拿下这个大油田！”
“松辽石油会战，只能上，不能下！只准前进，不准后退！”
“就是天大的困难，也要硬着头皮顶住！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水平，把这个大油田勘探、开发建设好！把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
石油部大楼，此刻春雷滚滚。那只呼风唤雨的右胳膊在挥舞中掀天覆地，那只空洞洞的左袖子也幻化成疾风劲雨……
“余秋里同志挥动胳膊的神情和这番荡气回肠的话，我们记了一辈子！每次回想起来，都十分激动！”康世恩活着的时候几次说过这样的话。我在采访中也听到许多老一辈石油人说过同样的话。
余秋里不是演说家，但他一旦激动起来，那讲的话极富感染力、鼓动性，能把一颗颗冰冷的心扇乎得热血沸腾！能让本来已滚烫的火星熊熊燃烧起来！
余秋里不是理论家，但他一旦作起报告时，便会出口成章，而且把最想表达的主题用最明了、最准确的语言，形象而生动地表达到位。能让那些本不在意的人迅速进入一个巨大磁场般的境地，然后身不由己地跟着他去赴汤蹈火，去冲锋陷阵，且丝毫不感后悔，反之无上荣光。
“富春、一波副总理：从2月1日到2月5日，我们部党组对东北松辽地区的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部署问题，反复进行了讨论……”夜深人静时，余秋里叫上笔杆子、机关的宋惠同志，一句话一句话地记录下来。这种习惯是余秋里几十年军旅生涯养成的，那时打仗激烈时，他都这样一边说一边让作战参谋记下战事报告和战斗通知的。现在松辽地区的油田大战役即将开始，余秋里完全又重新进入了战时的那种状态。
东方欲晓时，给中央两位主管工业的副总理的报告已经写好。余秋里让秘书端来一盆冷水，擦擦脸，说：“上班后马上跟中央办公厅联系，我要面见李富春、薄一波副总理。”
哎呀秋里啊，这是啥时候嘛？别的部门都在下马，你们却要上马，而且是大上马！这么个大行动，我说了怕不算数，你得找小平同志，他是总书记。厚道、实在的李富春以长者的身份对余秋里说。
那我就找小平去。余秋里便夹起“报告”，带着“石油部铁算盘”李人俊副部长找到邓小平。
邓小平仔细看完报告，又让余秋里说一说。
“松辽大油田已经摆在面前，国家又那么需要原油。我们是想在今年搞出些大名堂，但力量分散是不行的，所以想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在松辽地区开展一场勘探开发石油的大会战！”余秋里说。
邓小平吐着烟气点点头：在力量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路子对头。我赞同。这样吧余秋里同志，你给中央正式打个报告。
好的，总书记。余秋里悬着的心落定了，他从邓小平那儿明白了中央的态度。
真是马不停蹄。2月13日，石油部给中央的报告正式报送中南海，报告的题目是《关于东北松辽地区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具有历史意义，是余秋里一个字一个字地定的稿。我们现在摘上几段一读，仍然能感受到一个伟大发现之前的那种激动人心的气氛：
中央：
最近，我们对东北松辽地区的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作了反复的研究和讨论。从现在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可以说形势很多，来头很大。目前，已经在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庆（原名大同镇）地区，探明了一块200平方公里储油面积的大油田。初上估算，地质储量在1亿吨以上，大体上相当于新疆克拉玛依油田……整个大庆地区，从地质资料上看，是一个很大的适于储油的构造带，面积达2000余平方公里。现在拿到手的这块油田，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边界尚未摸到。看来，储油面积还会有大的扩展，远景非常乐观。这个地区的石油勘探工作进展迅速，收效特大。我们和地质部一起，在黑龙江省委的大力支持下，进入了大量的系统的地质调查。1959年9月26日我们打的第一口探井出了油。此后，我们就迅速地抽调一批较大的力量，加强了勘探科学研究工作，打了22口探井，并取得了大量的地质和试油试采资料。从开始较大规模的钻探，到找到这块200平方公里的大油田，仅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像这样的大油田，全世界也只有20多个。它又处在工业发达、交通便利的东北地区，这对加速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
大庆地区的石油勘探工作，虽然经过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但总的来看还是一个开始，要想把油田全部探明，并投入开采，还需要作更大的更艰苦的工作。根据这个地区的情况，我们认为应该下一个狠心，用最大的干劲，用最高的速度，迅速探明更大的油田面积和更多的新油田。为此，我们的部署是：
……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我们打算集中石油系统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会战。从玉门、新疆、青海、四川等石油管理局和其他有关石油厂、矿、院、校，抽调几十个优秀的钻井队和必需的采油、地质及其他工种队伍，加上2000多名科学技术人员，参加这个大会战。抽调的人员都要精兵强将，在现场大搞比武竞赛，掀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鼓足气地拿下这个地区……
石油工业部
一九六零年二月十三日
中央对石油部的《报告》很满意，仅七天时间就给予了批复。并向华东局、黑龙江和其他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地质部及其他有关部委的党组作了批转，总之一句话：中央对余秋里的“大庆会战”一路绿灯。
“有人说我们的军队干部打仗可以，不能搞经济建设。我就不信！你们看，余秋里在搞石油大会战嘛！”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颇为得意地对人这样说。
中央批示下达，石油部有了打大会战的“尚方宝剑”。可战前余秋里还有千头万绪的难题需要解决。
第一个问题就是资金缺口。那几天余秋里跟李人俊俩人反反复复、东抠西卡，弄出了一个会战的账目，可怎么算俩人还是直叹气：得至少有2—3亿资金和几万吨钢材设备没地方出来。报告再打到中央，李富春一听就跳起来：秋里呀，以前别人跟我争项目争钱，你在边上不吭声，我说你好话。现在你倒好，动不动就狮子大张口，我这个副总理兼计委主任真是没法当了。国家这么个一穷二白的摊子，我哪来给你弄这么多钱嘛！你啊，还是找小平去吧！
余秋里只好硬着头皮，再和李人俊又去找邓小平。
邓小平爱抽烟，余秋里上前先敬烟。烟雾中，余秋里让李人俊把缺口的“账目”给总书记递上。
就这么多了？邓小平一边吐烟，一边眼睛盯着余秋里和李人俊，意思是说，你们别没完没了啊！
就这么多！其他的缺口我们自己解决！余秋里口封得很紧，回答得也干脆。
邓小平在石油部的资金缺口“账目”报告上大笔一挥，嘴里还喃喃道：大庆会战是大事，国家再穷，也得支持这个事嘛！总书记不愧大将风度。
余秋里与李人俊偷着乐。第一件难事办得利索。
第二件难事是战斗人员问题。
年初，余秋里在主持开党组会时，大家就提出：如果搞大会战，遇到的首要问题是人力不足。
“松辽环境恶劣，任务又这么艰巨。我看只有采取用部队的办法。建国初期，石油师成建制的改过来为我们石油系统所用是个好办法。这回我们还是争取中央支持，调退伍的部队来！”余秋里又开始挥洒用兵之道。他对副部长周文龙说：“老周，你跟总参谋部关系熟，你给他们写封信，先给几位总长报告一声。”
周文龙接令后立即给罗瑞卿总长和张爱萍副总长写信恳求道：“……最近在东北大庆（大同镇）地区发现了一个大油田。远景非常乐观。我们已决定在最近时期内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会战，一鼓作气地拿下这个地区。会战中各种技术工种队伍及几千名石油技术干部的配备，我们已组织调遣中，但由于这个地区非常辽阔，又是平地起家，一切基本建设、道路、电讯以及后备力量的补充，需要工人的数量很大，我们实在无力解决，特请求您设法支持我们一下，在今年转业军人中酌拨2至3万人，以解决目前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困难。争取在夏秋两季就把这个大油田拿下来，尽早投入大规模开发。”
信写得既激情，又恳切。
但余秋里还是不放心，便找到周恩来总理。
“好啊，这个想法很好嘛！”周恩来一听，非常赞同。突然他对余秋里说：“主席正在广州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你快到广州去！”
“好喽！”余秋里谢过周总理，直飞广州。
下飞机后，见到军委的第一个人是总参谋长罗瑞卿。
三万人？就你余秋里真想得出，一要就是三万部队！被毛泽东叫出名的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长子”，这回瞪大眼睛瞅了将军部长足足一分钟，然后嘿嘿一笑：好好，三万就三万，只要你能干出个大名堂，我给！
总长你要给三万官兵，我就能在几年内干出大名堂！将军部长挺直身板，说。
总长笑了，心想：你余秋里是谁？毛主席都那么信任你，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总长嘴里说：好了好了，反正都是自己人，这事就这么定了！
谢谢总长！
谢什么！哎，你说说，这回到底是不是一个大家伙？总长高高的个头，一把拉住将军部长的一只胳膊，让其坐下，并让警卫员：快给余部长沏茶。
将军部长听了总长这样的问话，内心是痛苦的，甚至可以说有几分耻辱感。为啥？当然还是为了川中油田那桩事。
将军在当石油部长前，是执掌人民解放军总财务部部长，后来总财务部与总后勤部合并，他当了总后的政治委员。之前，他奉彭德怀老总之命，率部队出征西南、西北的解放战役。
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将军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一军副政治委员。刚上任，老领导贺龙就让他南下指挥作战。
那年他35岁。已在我军队伍里赫赫有名。
也不知怎么搞的，毛泽东、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诸位开国元勋们在对这位红军团长、政委出身的将军似乎有种特别的器重：哪个地方战役打得越加艰难惨烈，他就被召去指挥攻击敌人的顽强抵抗；哪个地方的非军事战斗的难题出现时，他又被召去打开局面。而他呢总是又完成得让毛泽东和几位老总满意称道。
什么叫爱将？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无愧。
拣近的先说。共和国已经成立后的1950年贺龙带着几十万大军解放西南的战役，如利刀破竹。国民党残余军队溃不成军，我人民解放军连连接收解放后的各地城池。但那时农村基层政权尚未建立，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突然之间几十万部队涌进一个城市，吃饭成了大问题。如当时刚解放的成都市内，我军正规部队有10余万人，周边国民党起义投诚的有20万人，再加上十几万旧政府的公职人员，四五十万人一天的口粮就像一座小山似的。不解决这事插上五星红旗的共产党天下还能立得住？
跨马挥刀的贺老总从来没被前面的敌军难住过，时下倒被饿肚子的部队找不到粮食难住了。
“征粮嘛！西南这儿好天好地又好水，跟我老家洪湖地区差不多富饶，还怕没粮吃？”贺龙拿着烟斗，有些怒气地对部下说。
部下一脸阴沉地：“已经下去过几次，但派出去的同志死的死，伤的伤，大多又回来了……”
“粮食征上来了啊？”贺龙更生气了。
“不多，还不够部队每人吃饱一顿的。可部队兵员损失却很大。”
贺龙气得直敲烟斗：“笨哟！笨哟！”老总的眉睫打了结，魁梧的身子在小木楼里来回走动。突然他眉飞色舞起来：“找余秋里来！他有招！ 快，召他到我这儿来。”
此时的余秋里刚从医院养病回来。贺龙找到他后，问：“病养得怎么样了？”
余秋里回答：“好了。老总让我干什么？”
贺龙满意爱将这样干脆直接的回答，便说：“找你来就是为我解难题的。刚才你一路来时没看到城里城外都是队伍嘛！这么多人吃饭的事愁死我了。派出去的征粮队伍又收获甚微。地主、富农们到处叫喊着‘负担过重’。其实他们是存心让我们挨饿。我想派你带工作组先到新都县搞个试点，你看行吗？”
“行，我马上出发！”
贺龙看着还像当年跟自己转战湘鄂边界的他，心头无比高兴，用手示意让余秋里坐下再说。“这次下去不仅任务艰巨，生活艰苦，而且也有很大危险。现在土匪活动很猖狂，不断袭击我们的征粮队伍。你要去的新都那边也很乱。我给你派一个连怎么样？以防万一。”
余秋里“噌”地从椅子上坐起：“不用。我一个班都不带。只要一辆吉普车，两个警卫员！”
贺龙笑了，“那你也得小心些。”
“是。”
爱将走后，贺龙理了理小胡子，重新点着烟斗，终于将心思收回到下一步进军西藏的问题……
再看往征粮征程上行进的余秋里。风风火火，腰上别着盒子枪，坐在吉普车上，那只空洞洞的衣袖边是警卫员兼司机正全神贯注地将车行驶在崎岖颠簸的小道上，后面是持枪警惕巡视着道路两边的警卫员小张。
余秋里往后看了一眼，笑问：“小张，别那么紧张。几个土匪真有那么可怕？”
小张擦擦额上的汗珠，说：“首长，你可不知道，我原来的营长前些日子也是出去征粮，他们还是全副武装地住在一户贫农家里，结果有地主半夜向土匪通风报信去了，后来他们把我营长他们二十多个全给杀死了，而且还将尸体挂在村口的树上示众，扬言说谁要给共产党和解放军送一粒粮食，他们就要谁家的一颗脑袋。”
余秋里听后没有说话。
到达县城后，听取当地县委领导汇报情况后，有人问：“首长你住哪儿？我们保证给您找个安全的地方。”
余秋里跳上吉普车，问：“你们说这儿哪位地主的名气大？我就上他家住。”
随行人员不解其意，惊恐万分地：“首长您的安全我们可要负责啊！”
余秋里没有说话，坚持道：“你们领我上大地主家就行，别的不用管。”
住进大地主家后，县委领导怎么也不放心，非说要派个武装排来保护首长。
余秋里生气了：“我是来征粮的。你们团团把我围住了我找谁要粮食去？”他又转头问大地主的房东：“你对他们说说，我住你家，还用得着他们派队伍来吗？”
老地主毕恭毕敬地：“不用不用，我、我这儿也有几支枪，保护首长的安全还是能起点作用的。”
县委领导无奈，只好撤出，临走时把大地主叫到一边，严厉地：“放明白点：要是我们的首长出了事，你们全家人就得全见阎王去！”
老地主吓得连连称“是是”。
几十年后，小女儿晓阳看了父亲回忆录中的这段往事，问父亲为什么这么胆大？
父亲笑呵呵地说：这叫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嘛！你们不想想，我住在老地主家，他老地主能不想想现在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我们住在他家，如果一旦出了事，他负得起责吗？这不。我住那个地主家，他后来不仅天天亲自布置自己的家丁负责我的安全，而且再不敢向附近地区的土匪报信说他们家、他们村有征粮的共产党队伍了。相反还要不停地派人到周围地区探听土匪活动的情况。地主老财才真正怕出意外呢！
原来如此。
事后贺龙听了爱将的汇报，笑呵呵地称赞不已。可不，以前派出去的征粮队伍，他们一般都住在贫民家里。一住下，反动地主就偷偷给周围土匪送信，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同志经常惨遭杀害。
余秋里的这招治得地主老财们有苦难言。西南征粮食工作因此由被动变主动，半年功夫，整个川西征粮工作进展顺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为稳定部队和当地的民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也为大部队继续西进备足了物资。
当年10月，西南军区军政大学成立，余秋里被任命军校副政委，校长和政委是刘伯承。不多时，刘伯承奉命进京城筹建陆军大学，这边的军政大学有余秋里全面负责。当时他手下有两大要员，一位是教育长徐特立，一位是政治部主任刘华清。
40岁那年，余秋里被一纸调令，调往北京的中央军委主持财务部工作。第二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一时刻对军人们来说是难忘的。
次年，余秋里任军委总财务部部长。
又次年即1957年5月，总财务部与总后勤部合并为总后，余秋里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后政委，时年43岁。总后部长是洪学智上将。
作为解放军三总部的首长之一，余秋里与罗瑞卿也算是老交情了。现在就看交情深不深了。
“余秋里啊余秋里，你一下就要改编我们的3万部队呀！”罗瑞卿摇晃着他那高大的身躯，不停地用手指着余秋里，又是摇头，又是笑声：“就你想得出来！你可真会找窍门啊！”
“总长，我们有困难，是实在没得办法呀！”余秋里解释，一脸真诚和恳切。
罗瑞卿一挥手：“没问题，自己人嘛！我去向主席报告一下。”说着，就进了毛泽东住所。
余秋里还是不放心，又跑到贺龙和刘伯承房间。
贺龙笑眯眯地嘴上叼着烟斗，眼睛半眯着朝余秋里直使眼色：你还不向刘帅说话。于是余秋里就赶紧向刘伯承汇报来龙去脉。
“对头嘛！打虎要靠亲兄弟，出征还得父子兵！我赞同你向部队要人去！”刘伯承连连点头。
余秋里听了喜从心头涌。他看看贺龙元帅，元帅正理着浓浓的小胡子朝他挤眼呢！
“报告二位老总，主席请你们到他那儿去。”有工作人员进屋说。
“余部长，主席请你也一起过去。”工作人员补充说。
原来毛泽东是想了解松辽的情况呀！余秋里进了毛泽东的会客厅才知道。
机会难得。余秋里知道今天的汇报直接关系到军委主席毛泽东及几位军委副主席给不给他3万部队的大事。于是他用简单而明了、有力而急切的口吻讲了几十分钟时间，尽可能地把松辽油田的现在情况和未来前景及组织大会战的事让毛泽东和元帅们听后产生深刻印象。
“好……好嘛！这很好！”效果达到。毛泽东不停插话，一脸满意之色。“听说你们有个报告，要搞会战。好哇！准备上阵喽！”
元帅们频频点头，一片附和声。
有戏！余秋里站起身，向毛泽东一个敬礼：“报告主席，我可以走了吗？”
“好，上阵吧！”毛泽东笑眯眯朝余秋里扬扬手，然后问老帅说：“你们看他的事行吗？”
“很好。就得这么干！”老帅们异口同声。
“谢谢各位老帅！谢谢各位首长！”余秋里又向元帅和军委领导们敬礼。
正是一路东风劲吹，大地到处春光明媚。
从广州回到北京时，周文龙副部长向余秋里报告说，总参谋部张爱萍副总长已经在给他的信上作了批示，同意从军队里拨2至3万人给石油部。
余秋里喜上眉梢。
2月22日，中央正式下达了“关于决定动员3万名退伍兵给石油部”的指示，之后军委又决定给大庆分配了3000名转业军官，他们中不少是党团员，有的还是刚刚从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中央考虑的要比石油部自己想到的还要周全。
余秋里仿佛感到自己又重新回到了那个指挥千军万马的战争年代。
那段时间里，石油部大楼就像大战前的总司令部，一份份调兵遣将的命令和通知，发往全国各油田、矿区、院校和研究机构……
“我去！”
“我们队全体报名！”
“请批准我吧，我已经把铺盖都卷好了，只等坐火车了！”
“……”
在石油部“开赴松辽前线，迅速拿下大油田”的战斗命令下，各地石油人无不以最高昂的战斗姿态，投入了紧张的会战行动。真是了不起！真是一群和平建设时期“最可爱的人”。各地石油人个个以参加会战为荣，人人都像战士上战场一样摩拳擦掌地争着到松辽去。从干部到工人，谁都生怕自己掉队。许多单位从动员到出发仅两三天时间就登上了北去的列车。他们纪律严明，完全是军队的作风。从西北来的队伍，必经北京换车，多数人是第一次到北京，连上天安门广场照个像的难得机会都顾不上就搭上了北去的列车。石油部机关则组织了以老红军、行政司司长鲍建章为首的迎送队伍，在火车站又是敲锣打鼓，又是送饭递茶，北京火车站一时间成了“石油人”的天地，好不热闹！
我采访在北京站附近住的一位老人，他风趣地回忆说：那会儿北京站上，今天是一批批头戴羊皮帽的人上上下下；明天是背着辣椒、扛着凉席的一群群人进进出出；后天是那些抬着锅碗瓢盆、举起红旗的队伍又是唱歌又是呼口号的人在站台上蹦蹦跳跳，嘻嘻哈哈，我们还以为要去解放台湾的部队呢！可看他们手里又没拿枪，没拉炮，又觉得不像。有人悄悄告诉我们说，是到北边去抱“金娃娃”的。那时大庆油田还是保密的，石油工人们很神气地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工作是保密的，不能随便告诉人呢！
干保密工作的人那时特别吃香。石油人的自豪劲儿难以言表。
再看看“总司令部”的石油部机关：部长余秋里和副部长们一派作战姿态，各种地图、战斗命令，电话铃声，甚至相互指责和骂声不绝于耳……
“报告部长：玉门局的先头队伍已经到达松辽的安达！”
“报告部长：新疆局的队伍今天已从嘉峪关抵达北京！”
“报告部长：四川局的同志说明后天就可以全部到达目的地……”
“北京石油学院的师生们问他们什么时候启程？”
“研究院的几十名教授请求部里让他们到最前线接受任务！”
好么好么！老康，文龙，还有人俊，你们分别给他们布置一下各自的战区位置！大会议室里，余秋里右手叉腰，左边的那只空袖子则随着他走动的身子在来回甩动。
好么好么！“拔萝卜”、“割韭菜”、“切西瓜”好！独臂将军不停地甩着空袖子，嘴里喃喃有词地说着。办公厅的人听不明白他们的部长在说些什么？康世恩就在一边笑着告诉他们：拔萝卜，就是从老油田那儿抽调一些标杆钻井队；割韭菜，就是把原来的队伍成建制的调出；至于切西瓜嘛，是把原来的队伍一分为二，调走一半，留下一半。
“嘻嘻，真是老农民打仗！”有人听后吃吃暗笑。
有什么可笑的？中国的几千年历史靠什么推动的？还不是农民们？！共和国缔造者还不是农民们？建设社会主义照样还得靠农民嘛！农业大国不靠农民靠谁？别忘了经过马列主义灌输的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农民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他们的意志、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素质，是中国人中的精英和豪杰！也许他们还保持着农民的生活习性，农民的纯朴，但这无妨他们领导全中国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光明走向更加灿烂、更加辉煌的伟大抱负！他们是中国农民中的代表，也是农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更是农民们实现理想的领路人。
余秋里是这样的一批人中的其中之一。毛泽东是更突出的典型者。
现在是战斗！是千军万马投入战斗的大战役。
战斗和战役只有懂得军事的人才能指挥。
这是中将余秋里得心应手的事。
首先要明确任务。会战初期的三大任务是石油部向中央报告的：第一，在松辽2000平方公里的面积上甩开勘探，争取打200口左右的探井，迅速探明大庆油田的真实地下情况，目标是找到10亿吨的可靠储量；第二，选择已经探明的有利地区，打出200口左右的生产试验井，进行油田开发试验，实行早期注水，当年生产原油50万吨，年底达到日产4000吨水平和年产150万吨生产能力；第三：在大庆长垣以外的附近地区，进一步开展地震勘探，完成细测4万公里，争取再找到更多的“金娃娃”……这是余秋里他们最初的目标，而这个会战目标后来随着不断出现新的更大的油田前景而被迅速调整。
既然叫会战，就得按军事行动进行。一个油田目标，就是一个战区。因此长垣几百平方公里便被按照已经出现的油田显示划成五个战区，它们分别是：葡萄花战区，太平屯战区，萨尔图战区，杏树岗战区和高台子战区。每个战区有一个地方石油局负责。
因为是会战，还得按照军事行动来进行。余秋里下令：所有参加会战的队伍，不管来自何方，工资关系、人事关系、粮食关系还是在原单位！物资调配、任务安排则全部由会战总指挥部统一决定。
会战前期的时间安排：3月份调动人马，4月份开始动手，5月初正式打响。所有参战队伍包括附属单位必须在3月15日前完成集结，就是说要到达松辽会战现场！
真的是打仗了！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过军事行动的地方职工，在大踏步奔赴松辽的途中，情绪格外亢奋，他们在激动中第一次感受着军人的那种战斗作风。
就是打仗嘛！那些刚刚摘下军衔标志和符号的转业军人们和“石油师”的指战员，则像重新回到了雄赳赳气昂昂的战斗部队。他们似乎想通过自己的精神风貌来证明曾经的辉煌和与众不同的军人性格。
所有的人都在寻找自己能够意气风发的闪光度。
指挥员们毫不例外。“既然叫大会战，那么我们的指挥就得搬到前线去。为此我建议：石油部党组要成立大庆会战党的工作委员会和会战总指挥部。而且所有前线指挥人员必须到第一线去。从现在开始，石油部的工作将以前线会战为一切工作的重点。”将军的建议在党组会上立即得到全体党组成员的赞同。
会战“总司令部”即刻宣告成立：部长余秋里任会战工委书记，副部长康世恩任会战总指挥；石油“余康”从此并肩共同挑起了新中国石油事业的艰巨重任。他们身后还有一大批优秀的指挥员，如周文龙、孙敬文、李人俊、徐今强、张文彬、唐克、宋振明、焦力人、李荆和、吴星峰、李荆、陈烈民……等等。
嚯啊，了不得！从3月初调兵遣将令发出，到3月15日止，松辽结集地的安达这块地图上还不易找到的方寸之地，一下已经到了1.7万余人！其中部队转业官兵11000多人。而后续的队伍仍在源源不断地向这儿开拔……
“那人哪，多得老去了！”安达站的一位老信号，抖动着双唇不知如何形容。
“就像当年解放军进攻沈阳……”一位志愿军老兵看着排山倒海似的人群从一列又一列火车上往下跳时，张开的嘴半天合不上。
人头攒动的队伍中，一辆苏式嘎斯吉普车左拐右拐地驰向前方。里面坐着一位头戴狐皮帽、身着军大衣的中年人，目光不停地在四处扫射，不时有人向他高喊 “政委——”、“政委好——！”
“同志们好！”中年人频频招手，脸上露着自豪和欣慰的微笑。
就在这时，车子里又探出一个中年人的脸来。他戴着单薄的列宁式棉帽。
“副师长好——！”
“同志们好！”列宁式棉帽的人频频招手。
“看到了吧！我们石油师的同志们又可以在松辽战斗中一显身手了！”两个中年人显得异常激动地攀谈着。
“是啊，忠良，你要是也能带参加会战该多好！我们这些老战友又可以聚在一起痛痛快快大干一场。”
“有点可惜。四川情况你是知道的，去年那会儿没打出油来，到现在工作还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不过这次已经决定让李镇静和李敬带队伍来与你老政委汇合。” 列宁式棉帽的中年人说。我们细细一看，原来他是前面我们早已提及的四川石油局局长张忠良，石油师老副师长，红军老战士。
坐在他前面的正是石油师的老政委、现为新疆局局长张文彬。
同在57师南征北战的老战友今天在松辽重逢，俩人百感交聚。尤其是看到自己的部队仍然那样雄纠纠气昂昂的情景，他们既自豪又感动。
“老政委，松辽会战，全仗你把我们的部队再振雄风了！”张忠良从吉普车上跳下的那一刻，久久握住张文彬的手，似乎有千言万语要诉说。
“放心，老伙计：石油师的官兵不会在大庆丢脸的！”张文彬伸展双臂，将老战友紧紧搂在胸前。
雪地里，两位石油师首长留下了难忘的一幕离别情。
但更多的石油师官兵却因松辽会战又重新相聚在同一战场。新疆局来的有800多人。他们中有许士杰、陈烈民、张瑞清、王瑞龙、张云清等等；玉门局的也有近800多人，他们中有宋振明、程国策、王思文、张会智等等；四川局和青海局少一些，但加起来也有四五百人，他们中有李敬、段兴枝、刘安时、孙荣福等。石油师的官兵不愧是新中国第一代军人转型过来的石油人，他们用自己顽强拼搏精神和战斗作风，在大庆会战中建立了卓著功勋，名留千史。他们中涌现的共和国政府部长、副部长的就有10多个！
大庆无疑是所有献身共和国建设事业者的大舞台。而在这个大舞台上表现最出色、功勋最卓著的无疑是余秋里，还有康世恩、李人俊他们……战幕拉开，形势开始瞬息万变。
“余部长！好消息！好消息……”那一天，余秋里的腿刚刚迈进家门，只听康世恩一边喊着一边就到了他的跟前。
“老康回来啦！辛苦辛苦。”余秋里见康世恩浑身上下雪水融融，赶紧让过身子，让秘书倒上一杯热茶：“先暖暖身子。慢慢说。”余秋里笑呵呵地看着这位从哈尔滨回来的战友，几乎是头挨着头看着康世恩喝下第一口热茶。
康世恩笑了，心想：你这架式哪是让我慢慢说，分明是恨不得立马抠我嘴巴掏话嘛！“大好消息：萨66井出油啦！”
“多少？”
“现在用的6.5毫米油嘴管，日产56吨！”
“可比松基三井大多了！”余秋里乐得合不拢嘴。
“你不知道，我在现场时，他们用9-14毫米油嘴试时，你猜达到多少？”
“有80吨？100吨？”
“哈哈哈，不对。148吨！日产！”康世恩像孩子似的在余秋里面前高兴得转起圈来。
“148吨啊！日他个娘的！这简直跟油库里倒油没啥区别嘛！”余秋里猛地将右掌往木椅上一击，身子从地上蹦起。
“可不是像油库里倒油嘛！”康世恩手舞足蹈地在余秋里面前绘声绘色地讲着他在现场看到的萨66井喷油的那一幕令人欣喜若狂的情景——此刻他依然欣喜若狂。
余秋里大步在会客厅走动着：“这不行！这得修改我们的会战行动计划了！得马上修改！秘书！秘书——”余秋里突然立住脚步，大声喊着秘书。
秘书过来：“首长，有什么事？”
“你马上通知各位副部长和全体党组成员，让他们到我这儿来参加紧急会议！”
“是。我马上通知。”秘书跑步去打电话。有几个党组成员住在秦老胡同的秘书，干脆是跑着去将他们叫过来的。
这一夜，秦老胡同将军家的灯光彻夜通明。时间是1960年3月14日。
余秋里：同志们，形势变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啊！老康从前线带回的消息，让我坐立不安。这萨66井如我们先前所料，出大油了。它证明长垣北边确实有大油田！比南边的葡萄花构造还要富油！
周文龙：你的意思是我们要调整战局？
余秋里：对！必须立即调整，否则错失战机，更加被动。
康世恩：余部长的意思是，趁现在队伍还没有全部到达安达一带，就位的也是少数，要往北行动现在就得下决心。
李人俊：这笔账应该是合算的，早调整比晚调整好。
孙敬文：可是南边葡萄花构造已经有多口井喷油了，而北边现在只有一口井，是不是也像南边把握大呢？
余秋里点点头：敬文同志提的意见是对的。但葡萄花的情况现在看基本上是我们捏在手心里的东西了。这里的油肯定我们不能放弃，但我们不是为了抓大油田嘛？抱大金娃娃嘛！萨66井出如此高产油就证明北边的情况大大好于南边，富油区在那儿无疑！这是个新情况，说明形势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更加有利于我们找油田、搞大会战的形势！既然形势变了，我们就要当机立断，调整部署。否则，当断不断，就会贻误战机，就像刘伯承元帅讲的那样，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孙敬文开始点头。
余秋里：既然是抱大金娃娃，那我们就先肥后瘦。在对整个长垣进行勘探的同时，把勘探重点从南部转移到北部，先控制住萨尔图、喇叭甸子构造的含油面积，并着手搞生产试验区。
康世恩：萨尔图那边交通方便，有利于快速调动队伍。
余秋里一挥手：因此我建议部党组立即作出修改会战方案，立即将主战场从南部转移到北部！
李人俊：我同意。
孙敬文：我没意见。
周文龙：一着好棋，我完全赞成！
余秋里和康世恩相视一笑。
好，就这么行动！明天发通知，命令后天16号全线队伍向北转移！余秋里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茶杯摇晃了好几下。
这是中国石油史上著名的“挥师北上”行动！
关于这一幕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石油大军的战略大转移，我在大庆采访时，许多老同志一提此事，都会眼睛发亮，都会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一大通，如果有时间他们可以讲三天三夜……
实在是太宏大了，太壮观了！是松辽大地上从未有过的那种铁流滚滚的大迁移、大行动！想想看，四五万人的队伍，几百、几千台铁塔、钻机和车辆组成的钢铁队伍，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齐步奋进，那阵势北大荒上有过吗？没有。那阵势，黑土地上祖祖辈辈住着的百姓见过吗？没有。
天，没见过这排山倒海的人流；地，没听过这隆隆作响的战车。云，停下来观看；雪，在融化等待……
“同志们，拿出干劲，拿出力气，向萨尔图进军——”
“同志们，脱下棉衣，挽起裤腿，向萨尔图前进——”
萨尔图？萨尔图是什么地方？真的很惭愧，在写本文之前，我不曾知道过这个地名。而到大庆后，我才知道原来今天的大庆市区所在地其实就是过去的萨尔图。萨尔图作为一个地名，今天还在大庆市区的许多地方仍然保持着。比如大庆市现在最大的一个区就叫萨尔图区，大庆的火车站过去就叫萨尔图车站。大庆油田没有之前，大庆这儿就叫萨尔图。
这个听起来像是外域的地名，其实还真有些神秘。蒙语里的“萨尔图”，其意是“月亮升起的地方”，或者说是“有月亮的地方”。而到了满语里却很不一样，称它为“多风沙的地方”。截然不同的解释恰恰印证了这个神秘地方它既有月亮又有风沙，既有温柔美丽一面，又有寒冷严酷一面。
传说在上上个世纪的某一个夜晚，一位蒙族兄长和一位满族阿弟带着家人游牧到这里，他们抬头望着刚刚升起的满月，沐浴着习习春风，各自对身边长满丰盛的大草原发出不同的感叹：一个说：“啊，月亮，多么美丽啊！”另一个说：“啊，风，多么强劲啊！”于是“萨尔图”便成了两种不同解释。但无论何种解释，萨尔图确实既美丽——美丽是因为它有宽阔无边的大草原，又令人恐惧——恐惧它荒无人烟和零下几十度的严寒。
萨尔图有自己真正地域上的名字意义，应该从上世纪的1901年沙皇俄国修筑东清（中东）铁路铺设至此，萨尔图才在地图上标了这三个字。过去的萨尔图是什么样，今天已经无法见到一点影迹，只是大庆的同志告诉我：现在大庆油田最富油的一块地方，就是火车站为中心几平方公里的那个地底下。
余秋里当年统率石油大军“挥师北上”的目的地就是这一地带，即以萨尔图火车站为中心的地方。这里距当时打出高产油的萨66井仅5公里。
“同志累不累啊？”铁流滚滚的行军途中，一辆绿色吉普车飞驰而来，一个中年男子身影从吉普车前座探出身子，不停挥动着那只有力的右手。
“呀！是余部长啊！”有人惊呼起来。
于是，整个几十里的行进大军欢呼起来。
“余部长好！”
“余部长辛苦啦——”
“同志们好！”
“同志们辛苦——”
这一呼一应，如同一次盛大的阅兵式。是阅兵式，是余秋里将军在检阅他的石油大军！将军的脸上严峻而神圣，他的目光一直在注视着迎他而来的钢铁队伍。尽管这些拖机拉车的队伍比起正规军显得少了些神气，但他们的步子一样坚定有力，一样铁流滚滚……
这让余秋里欣慰和自豪。
“会师萨尔图！拿下大油田！”
“同志们，前进——”
突然，吉普车来了一个180度转向。余秋里猛地竖起身子，奋力将手挥向前方，喊着震天动地的口号……
“会师萨尔图！”
“拿下大油田！”
“前进——”
口号声、脚步声、车轮声……汇成一片惊天动地之声。这不是导演的电影，这是1960年春天在东北大平原上发生的真实一幕。我曾对几个著名电影电视导演说这样的话：仅凭这一幕，你们就可以拍出新中国建设史上最精彩感人的一部惊世之作。
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优秀导演。而现在我书中描述的松辽石油大会战中“挥师北上”的宏大场景，其“大导演”是余秋里。他所导演的这一出戏已经成为新中国建设史上的经典一幕而载入史册。
历史的真实常常比艺术的真实更具魅力。我们的领袖和人民经常教导我们“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之深刻意义就在于此。让我们在伟大的历史时刻面前虔诚地学习和感受吧！
“啊哎！那劲头呀，我是描绘不出来的！”时任行政处长的刘文明感受也许最深。他是挥师北上中负责财物的一位处长——其实是个“光杆司令”。
3月16日那天，刘文明和十几名处、科级干部接到挥师北上的命令后，立即乘卡车从高台子村出发，前往萨尔图报到。他是行政处长嘛，大小也是个官，也有车坐。可北大荒的1960年3月，仍然大雪纷飞，一路寒风刺骨，一百多里路，停停走走，用了大半天时间。到萨尔图时，他的腿冻得半天伸不直。那时萨尔图啥都没有——除了传说中的“月亮”还在脚底下睡觉外，什么都没有。石油大军能找到一间牛棚便是好运了。
“老刘，你来啦！太好了太好了！”三探区指挥宋振明见自己的老部下出现，欣喜万分。他往四周一指：“你看看，这儿乱成了团，我快急死了。哎，你来当我们三探区的行政处长吧！”
“行，你给我多少人？几间房子？多少东西？”刘文明听说有活干，挺高兴。
“人有一个，就是你自己。房子和东西一样也没有。”宋振明说。
刘文明拍大腿了：“我的老天爷，你不是要我命嘛！这人山人海的都呆在雪地里，要吃没吃、要睡没地方睡，你让我当行政处长，人家不把我皮都要扒掉嘛，宋指挥你干脆让我上吊去吧！”
“少啰嗦啊！五天之内，你要准备出五千人的吃和住。完不成任务，我再找个牛棚让你去上吊！”宋振明人高马大，双眼一瞪，说完就忙其他的去了。
刘文明愣在雪地里想哭都没地方蹲下身子。
“听说部里唐克司长现在在安达，你赶紧去找他。”探区党委副书记李云过来悄悄对刘文明出了个点子。
刘文明一听，没多想一下，立即赶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到安达的票。听到石油部的会战领导们就住在离火车站一二百米的第二马车店，刘文明没费劲就找到了唐克司长。
“找我干啥？”一头埋在办公桌上正翻阅着堆积如山的各种报表和材料的唐克司长见面前有人站着，便问。
“我找你要锅、碗、瓢、盆，还要帐篷。”
“那你看着我这儿有什么你就拿吧！”唐克头也不抬地说。
“这哪够？我要五千套呢！”
唐克一惊，抬头颇为怒气地问：“你是谁呀？你把我的拿走不就得了，怎么要那么多？”
刘文明赶忙自我介绍：“我是三探区的行政处长，宋指挥刚任命的。他让我五天内要保证五千人的吃住问题。”
唐克明白了，直直腰杆，说：“东西是没有，可倒是有点钱，我让财务的同志开张支票先给你们拨点。”
刘文明连连点头，眼睛又不觉落在唐司长办公桌上的一个茶具：“还要这个。”他用手指指。
唐克一愣，继而笑了：“行，你再把这屋里的两个暖水瓶也拿去吧！”
刘文明伸开双臂，“呼啦”一下把唐司长的几样家当全都卷跑了。
回到萨尔图，刘文明立即着手支起行政处，他和宋振明又派来的几个同志一起在牛棚的一角设了一个办公室和一个仓库。又兵分两路：一路上哈尔滨、齐齐哈尔购买物资，一路则在萨尔图火车站旁负责接待参加会战的大队人马。
来的人太猛了，前五天就一下上了六七千人。开始是一个锅做饭，从早到晚的做也只能供每人吃一顿，不少会战人员只能到火车站的几个小店里买干粮吃。那萨尔图才有几个小店嘛！两天就把所有的小店存的东西全部吃了个精光。刘文明他们只好后来又架了三大口锅，仍然整天整夜的烧啊烧……到底一天烧了多少锅，给了多少人吃，刘文明他们都搞不清。反正有两点他们是清楚的：吃饭的人都是来参加会战的，全是自己人，因为当地基本没有老百姓；二是说好了凡是路过这儿的下属队伍，行政处接待点只管一人一顿饭，常在萨尔图的机关人员一人吃两顿。那会儿人的自觉性高，不太可能有人多偷吃一顿。当然，吃饭是不用付钱的。
掌握会战物资大权的刘文明他们挺会动脑筋，凡看到披羊皮的，就知道是玉门、新疆和青海那边来的，给他们的物资就是帐篷和锅、碗、瓢、盆；凡是看到穿工服单薄的，就知道是四川来的，除了上面的物资外，还另加一条毯子和一件棉衣。人群中更多的是那些头戴军帽、身穿军装的转业军人。他们最好对付，给一顿饭吃，再说一声“向解放军学习”，就完事了。
会战大军来到萨尔图，不管怎么说，多少还有人管他们一顿饭，可当他们再往战区的工作点落脚时，才发现真正的困难还在后面呢！
那是啥工作点嘛！一片荒原，除了冰天雪地，什么也没有！
薛国邦可能是运气最好的一个。他的采油队一到萨尔图，指挥部就把接收萨66井的任务交给了他——老薛是玉门油田的全国劳动模范，萨尔图眼下就一口出油井，他能得到这样的任务是挺光荣的事。老薛他们3月18日到的萨尔图，大伙儿没在萨尔图歇脚，第一天就步行到了井场。那时行李和工具啥都没有到，原来的钻井队基本搬完了东西，只留下一间值班房。老薛他们就凑合过了夜。第二天钻井队连值班房都搬光了，整个萨66号井成了一处光屁股井，还有就是周围的一片荒原。白天，老薛赶紧上萨尔图指挥部领到了一口锅和一袋粮食——刘文明他们告诉老薛：“你们可别再来领东西啊！这已经是特殊照顾你们了！”意思是再来领也不会有啥东西给你们了。
饭总得吃嘛！大伙儿从荒原上捡了些柴草，总算开了两顿饭。白天日子好打发，夜间可就惨了。十几人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寒冬下，一无房子，二无被褥，老薛他们只好抱成一团，围在一堆柴火前跑着圈子取暖。实在再吃不消，有人就干脆张开嗓门，来一段秦腔，那一夜他们把周围的狼群吓得不知是咋回事地蹲在地上不敢靠前一步。这是第三天。
第四天，老薛有些着急了，这样呆着不是事，好不容易在井台周围发现了钻井队遗忘的一把管钳，于是他分组让同志们轮流修理起油井，以保证继续出油。其他的人则跑到萨尔图去要回了一顶帐篷。这一夜大伙儿说是来松辽后过的最幸福一夜：他们把帐篷铺在地，当做大被褥子，铺一半盖一半，人就在中间睡着……
第五天行李和工具终于到了。大伙儿高兴得跳起来，一大早就上萨尔图火车站搬运东西。指挥部的人说，没有车给你们拉东西，你们自己想法吧。这不算什么事。老薛他们连背带抬将工具和行李运回井场，下午大伙儿就把帐篷一支，行李还来不及打开，便开始忙着采井前的准备。哪知，突然老天变脸，一阵狂风刮来，并且越刮越猛，刚支起的帐篷，被卷起跑了好几米。十几个人手忙脚乱去逮住帐篷，可就是敌不过狂风。
老薛火了：“我们到大庆是来干啥的？参加大会战的呀！可连顶帐篷都支不住，还拿什么大油田？”
队员们不言声了，憋足劲，说啥也要把“家”安住！十几人也不知哪儿添来的猛虎下山之劲。
“一二三！拉！一二三！拉——”
“一二三！拉！一二三！拉——”
狂风中，帐篷终于立住脚。这个时候东方已露晨曦……五天五夜，这是老薛他们上松辽的初历会战的日子。薛国邦是后来大庆“五面红旗”之一，南战北征的他，为中国石油事业鞠躬尽瘁，屡屡负伤积疾，现今他仍在大庆安度晚年。那天我说要采访他，大庆的同志说老人家肯定现在说不了多少话，限我采访他半小时。哪知我到他家后一谈起当年的会战，几个小时里老人家就没有停过话。
比薛国邦晚来几天的玉门石油大军中还有一个人更了不得。他一下火车，拔开双腿就奔到一片大草原上，“扑嗵”跪下双膝，用力抠起一把土，然后仰天大喊： “这下咱们可是掉进大油海里啦！甩开膀子干吧！”
这个中年男子，个头不高，说起话来，震地动天。他瞅着车站上人山人海的都挤在那儿不是找队伍，就是向接待处的人问这问那，便火冲冲地大步流星般的跑到那个牛棚改的指挥部，也不问谁是领导谁是管事的人，劈头盖脑吼道：“我们的井位在哪儿呀！钻机到了没有？这里打井的最高记录是多少？”
顿时乱哄哄的指挥部里被这吼声震得静静的，人们回头一看：嘿，这不是玉门的老先进王进喜吗？
王进喜来啦！王劳模好！
大伙儿有人见过他，有人听说过他，这王进喜原来果真厉害啊！指挥部的干部和前来领东西接受任务的人都向他围过来。
“我是来问任务的，你们快告诉我吧！”王进喜瞪着三角眼，只对指挥部的干部说话。
指挥部的同志只好笑言相答：王队长，你们1205队第一口井是萨55号，在马家窑附近。王进喜一听，转向就出了那个牛棚。
“哎王队长！让你们队的同志在这儿吃一顿饭，我们准备着呢！”接待处的同志在后面拼命叫喊着，王进喜像没听到似的，直奔他的队伍去。
全队30多个人在马家窑井场住下后，钻机却没到，怎么办呢？第二天一早，王进喜冲大伙儿一挥：走，上火车站去！
火车站干啥去？
帮着卸货呗！没看到车站上忙成这个样？王进喜将鸭舌帽往额边一拉，跳上货车就干了起来。队员们没辙，谁让自己在全国劳模的井队呢！
王进喜和井队的30多名同志就这样，一到松辽便先当了七天义务装卸工。第九天，他的1205队钻机到了，全队人欣喜若狂，七手八脚便搬运起来。当时整个车站上只有4台吊车，成千上万的货物都在等待排队，轮到1205队还不知何年何月。
王进喜急得直拉羊皮帽，问打过仗的指导员孙永臣怎么办？
孙指导员说：有一次他和战友们守高地时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跟敌人拼。
王进喜大喜：“对，我们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人拉肩扛也得把钻机运到井场！”说着，他就让大家去找棕绳和撬杠，自己又在车站的人群中穿来窜去的，不知从哪儿弄来一辆“解放”牌汽车。
这回齐了，王进喜让汽车倒在火车皮的旁边，架好跳板，于是全队37个人，你吼一声，我吼一声，硬是用了近一整天把几百吨井台的设备靠人拉扛从火车上搬了下来，然后又像蚂蚁搬骨头似的一点点往井位挪动。似乎现在读者们看我的笔下很简单，其实王进喜他们干这活费老力气了！你猜猜，光两台泥浆泵，每台就有七吨半重，四吨载量的“解放”被压得轮胎“吱吱”乱叫，那儿会超载不是什么事，而且应该说越有本事。王进喜他们就是靠这本事硬将自己队上的所有装备弄到了井位。这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经典作风。后来余秋里听到王进喜这句“经典语”觉得很好，就在大会上到处讲：咱们为国家找油田，就这个么条件，国家穷呗！等行吗？不行！那怎么办？就要学王进喜的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
话从部长嘴里一出，就是行动的命令了，就成战斗口号了。说多了，有些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在嘀咕：这有条件要上没说的，没有条件也要上是不是有点违背科学规律啊？于是有人悄悄把这话反映到余秋里那儿。
余秋里一皱眉头，猛地一甩右手：这样吧，我们就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
好！这就完整和科学了！其实在那个年代，即使说没有条件也要上也没错到哪个地方去。就像王进喜队上的指导员说的那样，跟敌人打仗子弹打完了，不也是属于“没有条件”了呗！可人家战士用石头跟敌人拼去！那也是既可称没有条件也要上，也可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没有条件也要上”里包含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发挥人的能动性的精神，一种藐视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精神，其本身就是在科学地争取条件过程，因此笔者不认为余秋里和王进喜他们最初的原话有什么缺陷，相反更真实、形象和生动。
王进喜是了不得！别人到萨尔图后看到人山人海乱哄哄的一片，也不知打哪儿干起，或者等着上面分配任务，安排工作时，他早把队伍和设备拉到了井位。第一口井五天零五个小时完成了钻井任务，而他本人五天零五个小时没离过机台。还记得他下火车后跑到指挥部吼着问领导那几句话吗？其中最后一句就是“这里打井的最高纪录是多少”？他王进喜奔的是要在大庆会战中争头挑战绩。1959年——也就是他来大庆时的前几个月，他的井队在玉门创造了年钻井71000米的全国最高纪录。这个数字相当于旧中国有钻井史以来42年的总和。
你说王进喜了得吗？他在松辽出现仅短短十几天时间，就把几万人的钢铁大军震得全都对他又敬佩又羡慕。你看他整天一身泥一身油的没日没夜摸爬滚打在机台，受了伤、拐了腿，一跛一拐地照常在风雪飞舞的井台上冲锋陷阵。钻机刚转起来那会儿，附近没有水。王进喜一吼，端起脸盆就往水泡那儿去，一边端着水，一边拐着腿说：“余部长说了，我们来这儿是拿下大油田的，早一天拿下大油田，就早一天向毛主席报喜！没水就难住我们啦？呸！老子就是尿尿也要把井打了！”
房东赵大娘是第一次见王进喜这样没命干活的人，感动得直对1205队的同志们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一个铁人啊！”
“铁人？！这个名字叫得好！对，王进喜就是王铁人！我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搞大会战，就得有千千万万个王进喜那样的铁人！向王铁人学习——”余秋里在一次干部会议时听说这事后，很受触动，于是经他这么一振臂高呼，“王铁人”的名字就传遍了整个松辽大地，后来又传遍了祖国大地。
没看出来？余秋里和王进喜都是天生的语言大师！他们的话生动——生动得每个字都似乎在你面前蹦蹦跳跳的；他们的话形象——形象得你听后不由哈哈大笑；他们的话有力——有力得能调动你全身的热血去沸腾、去燃烧！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这是王进喜的话。
余秋里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把贫油的帽子扔进太平洋去！”
我在采访那些曾经与王进喜一起战斗过的同志时，他们给我讲的许多故事，让我认识了生活中真实的王进喜：他绝对是个“大老粗”，可又绝对不是个“大老粗”。他的语言和行为生动得不用导演。我们后来看到的许多关于王进喜跳泥浆池、振臂高呼“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那样的镜头，都是后补的——是周总理批准让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人拍摄纪录片的。导演们与王进喜交流后，用不着多说几句，王进喜立马“进入情况”，且保证能令导演们满意。
王进喜的个人魅力、个人形象、个人语言，是在松辽的石油大会战中得到磨练和开始完美的。能使这位中国工人阶级形象达到完美程度的“艺术大师”，既有会战生活的本身，还有便是余秋里等人的功劳。
余秋里22岁时失去了一条胳膊，但在他一生的工作和战斗中从来没有少过与他并肩奋斗、争取胜利的左右手。石油战线几十年，他得到了康世恩这样的左右手，还有就是他树立起的王铁人这样的标兵与标兵队。有过军旅生涯的人应该都能知道，部队中还有一面旗帜，叫“硬骨头六连”。这面旗帜就是余秋里在军队工作时借以让指战员们学习奋勇杀敌、所向披靡、夺取胜利的一面旗帜。六连出名是在1940年余秋里担任八路军某支队政委时，那一次他领导的部队所属七团三营官兵们跟日本鬼子打得极其惨烈。为了保证大部队安全转移，六连在指导员张会田和连长指挥下，几度击退敌人进攻，把日本鬼子杀得尸体遍野。小鬼子也急红了眼，靠着比六连强几倍的兵力，在山炮、机枪和掷弹筒的支援下，连续五次向六连阵地反攻。紧要关头时，指导员张会田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跃出工事，一声“同志们，跟我上！杀啊——”战士们跟着指导员冲出工事，如飓风般的扑向敌人，杀得敌人溃不成兵，而指导员张会田和许多六连官兵也壮烈牺牲了……余秋里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上，喊出了威震山河的“向六连学习！消灭小鬼子——”的口号。“硬骨头六连”的名字从此在人民解放军队伍中传遍，直至今日。2004年5月，我专门到驻守在杭州的“硬骨头六连”拜访，在那个光荣的连队荣誉室里，我知道了他们是全军所有连队中荣获最多荣誉的“全军第一连”。毛泽东和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对 “硬骨头六连”就像对铁人王进喜一样珍爱。
独臂将军在他灵魂和精神世界里从不曾缺过胳膊。他余秋里一生树起的这两面旗帜就够我们亿万中华民族儿女们好好学习和继承几百年、几千年的。“硬骨头六连”所铸造的军魂和王进喜身上体现的民族魂，已经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余秋里对此功不可没。
罗斯福有句名言：政治家的作用，就是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有个正确而明了的方向，并为之自觉奋斗。对此，有人总喜欢把余秋里归为那种善于发现典型、善于宣传鼓动的政治家。其实看看余秋里一生走过的战斗强有力，我们会很难断定他到底是个杰出的政治家还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建设事业领导者)。因为他在这两种不同角色里都有非凡的业绩和贡献。
毛泽东欣赏余秋里也许正是他既能武，又能文。文武全才者，在高级领导者中不是很多，余秋里理当是其中的佼佼者。
第二次来松辽时，余秋里是以会战工委书记的身份而来。既然是前线大会战的一员，他就不喜欢别人再用部长的规格来迎接他。这回他下车的地址不是上回的大同镇，而是“挥师北上”之前就定下的会战指挥部所在地——安达县城。100年前的1903年，安达这个北国小镇才从俄国人手中回到祖国怀抱。之前这儿虽是中国的领土，但俄罗斯人却远远多于中国居民。到1909年有记载的史料上说，当时安达的中国居民是7户，俄罗斯人则有75户。
不过余秋里带着他的石油大军来这儿时，安达已经与俄罗斯人的时代完全变了样，但这儿的建筑则最像样的仍然是俄罗斯人建的。特别是那个并不大却很讲究的火车站及火车站旁边的那栋两楼层的铁路俱乐部，十分别致和突出。这些建筑在今天我去安达采访时，仍然感觉它的风采照人。
上世纪60年代的安达，俄罗斯人留的这些建筑几乎可以盖过安达小城里的全部风光。余秋里他们的指挥部没有设在俄罗斯人留下的那栋豪华建筑里，而是在距火车站一两百米的那个县政府财务局小楼里。安达县城再找不到第二处这样的中国建筑了。其实这小楼也是可怜得很，最多也就像北京城里我们以前经常看得见的那种烧锅炉用的临时建筑罢了。但当时的安达只有这个条件。会战机关的干部和科研人员一律住在民房。至于一线的队伍不用说了，能有间牛棚、马厩、帐篷住就算是天堂了。即便如此，对当地政府和百姓来说，这已经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有一次，个别机关工作人员嫌自己住在牛厩里气味不好、虫子咬人，便嘴上带出了几句牢骚。余秋里听后勃然起怒，桌子一拍：“若在北京你发这么个牢骚，我会向你检讨，因为是我这个部长没当好。可是在这儿，你要再说一句这样的牢骚话，我就把你开出石油部！你看看四周：荒无人烟，有几个当地百姓？你想住什么？有牛厩住算是天堂了！”
余秋里后来没过一个月跟着队伍也从安达搬到了萨尔图。他跟康世恩等会战领导也住在马厩里。雨季里，大部长住的房间里竟然到处漏水，秘书给余秋里挪床铺一夜挪动了六七次，最后还是没有办法。“算了算了，我站着吧！看这雨滴还能把我淋成落汤鸡不？”余秋里在会战时有过这么精彩的一幕。
这一天，余秋里跨进会战指挥部的自己办公兼卧室时，一眼就盯上里面摆着的那张三人沙发。他的眼睛瞪圆了，一声高吼，便把行政负责人叫过去狠狠训斥一番：“对你说了：会战的同志们住什么我就住什么！你把房间里的沙发马上拿走！立即拿走！”
行政处的同志吓得只好把沙发给了正在筹建的会战医院。
当下，余秋里向会战全线干部和机关发出一道“圣旨”：所有会战一线的干部和机关人员，一律“约法三章”：一，不准买卧车；二，指挥机关不准有沙发、地毯之类的高档商品；三，不准为领导干部建单独的宿舍。这三条“政策”实在太具体了，具体得令下面有些人想“灵活”也不知从何下手。于是大庆从1960年会战开始，一直到十几年后的1978年前，这个后来已经有几十万人的石油城，竟然没有一栋楼房！有人说都是余秋里“约法三章”给“约”的，赞成的说这种作风就该代代传下去，反对者说这样城市还有啥可发展的！但谁也不能否定一点的是：余秋里在会战时作出的“约法三章”实质上就是后来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的大庆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还是把目光投向会战大军吧：
翌日，余秋里乘坐那辆嘎斯吉普车，再度“检阅”起他的“挥师北上”队伍。这会儿从安达到萨尔图的沿铁路50多公里线上，余秋里所看到的情形让他吃惊万分：这是什么战场呀！到处是乱堆乱放的物资，绵延几十里人都无法插足！再看看会战的队伍：那些找到落脚点的支锅搭棚开始起火露宿，再仔细瞧瞧他们的生活：做饭用的是脸盆，吃饭用的是脸盆，洗脸洗脚用的还是脸盆——他们多数人全部的个人生活用品就是一只脸盆。有人讲究一点的，做饭用的是脸盆，盛饭则用头上戴的铝盔帽。那些不讲究的人干脆不洗脸不洗脚；那些没找到地方的钻机队，几十人几十人的排躺在露天雪地里做“冻肉卷”——用被子或毯子裹着身子露宿；再就是一些还在等待分配单位的部队转业官兵，则坐在铁道两边拉破着嗓门，一遍又一遍地在那儿唱着有气无力的歌……
“我得到的总印象是，队伍上得很猛，地面、地下各种矛盾突出。比我想像得要严重和复杂得多！”几十年后，余秋里在写自己的回忆录时，仍然对会战初期所见的一幕刻骨铭心：“铁路线上，每个站台都下人、卸货，铁道两边堆满了各种设备、器材、行李、货物。由于缺少起重运输设备，这些物资怎么也疏散不开。有些火车皮几天卸不下货，有些卸下的设备材料几天运不到施工现场。不到现场，很难想象会如此的混乱……职工们一无房屋，二无床铺。吃的也很困难，少粮缺菜，连锅灶、炊具都很不够，不少职工用铝盔盛饭，脸盆煮汤。施工现场没有工业水源，靠农村的土井连生活用水都保证不了，生产用水只能到水泡子里破冰取水。公路不通，电话不灵，组织指挥生产常常要步行。在这种情况下，职工队伍思想上也存在不少问题。部分干部对组织会战心存疑虑，有的担心靠石油部有限的人力、物力，能不能把这场会战打赢；有的到了现场之后，面对着艰苦的环境、困难的条件和种种非常规的措施、办法，感到这里的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埋怨会战不正规，不像个搞工业的样子。有不少同志怕艰苦，怕受累，挑工种，讲待遇。个别干部一下车，不管队伍，不问设备，不关心工作任务，先打听中灶食堂在哪里。还有人干脆开小差，当了逃兵……”
更让余秋里预想不到的是：“对于油田地下情况，当时我们还了解得不多。长垣南部已经打了二十多口井，经过初步分析，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有些情况一下子还说不清楚……”
以最早出油的松基三井为中心点的南部战区，会战的队伍已经到位，可真要甩开膀子大干时，技术人员竟然拿出的那些标着红点点、黄点点、蓝点点的图纸时，连自己也解释不清到底哪儿该打生产井，哪儿该打勘探井！
“队伍开到了前线，敌人也就在眼前，却不知道仗怎么打！这是什么事嘛？”余秋里面对如此混乱而毫无章法的战役，真的感到有些束手无策。
这可怎么办？他把康世恩叫来。
康世恩也抓着头皮直嚷：“怎么弄怎么弄嘛！”
余秋里气得无可奈何，“嘭”地关上门，把自己反锁在屋里。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们在外面瞅着，谁也不敢上前去敲一声门，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个小窗口里冒出一股股浓浓的烟雾……
许久，门突然开了。余秋里右手叉在腰际，冲工委副书记吴星峰：“通知所有会战指挥部领导上我这儿来学习！”
学习？学什么？
“学两论！”
两论？两论是什么？
“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你都不知道？”
噢，这样啊！
吴星峰猛然省悟，拍着脑袋转身去通知各位领导上将军这儿来。
那些处在一片混乱中的会战领导干部们被“请”到余秋里面前，他们不敢正视自己的部长，因为谁都知道他的脾气——“不打肥皂刮胡子”，这也是碰到一般问题时，眼下是大大的问题了！队伍乱七八糟到有点失控的地步……干部们只敢用眼睛的余光看着将军那只空袖子——空袖子一甩，麻烦和噩运怕就轮到头上了。
奇怪，这回空袖子没甩呀，而是听到一个非常温和的口吻在说：“同志们，你们先放一下手中的活，关起门来，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用它一个星期时间……”
干部们抬起头，面面相觑，有些不敢相信。有人轻声问道：“那外面的事管不管了？”意思是说队伍乱成一片，就不去管了？
“不去管，让下面的人顶着。”余秋里一字一顿地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把主席的这两篇文章学好、学透！”
这是前线指挥员们所没有想到的。居然在大战和恶战出现难以收拾的时候，他余秋里居然一改往日雷霆万钧的暴脾气，让高级指挥官们跟着他天天关上门静静地坐在小桌子和炕头上看起书来。
你瞧，他比谁都认真：每天必有半天什么人都不许去打扰，坐在那儿除了抽烟就是翻书，再便是站在窗口前久久沉思……另有半天，他便上技术人员那儿，盘着腿，听他们没了没完的讲，讲地质、讲钻井、讲取岩芯的意义。
干部们见这景况，也只好硬着头皮坐下来翻“两论”。开始时，大家脑子里依然是外面乱哄哄的情形，慢慢地乱哄哄的情形消失了，变成了一条条清晰的思路：是啊，这么大的会战，谁也没有经验。没有经验怎么办？不跟没吃过梨子一样嘛！咬上一口尝一下，不就知道梨子的滋味了吗？实践的意义原来就是这个理哟！这不，过去一直说松辽、说中国不会有油嘛！可我们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现了大油田？不就是用革命的精神和非常的手段嘛！在地质理论方面也是这样，靠的是从实际出发，重视大量实践、大胆探索才产生和证明了陆相生油的理论。在勘探方面，我们既学习外国经验，又不受外国经验之束缚，从松辽的具体地质情况入手，以最短的时间，打出了油，控制了油田面积。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已经证明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和用最短时间、用有限兵力最大可能地达到战略目标的战术思想。中国的石油工业落后，条件和设备差，人少力薄，进行必要的大协作，大会战，不正是为了创造条件实现早日扔掉中国贫油帽子的伟大目标吗？是的，我们谁也没有搞过世界级大油田的开发，地上的和地下的矛盾错综复杂，而这么多矛盾应该怎么抓，抓什么？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解决好了这些矛盾，我们才有可能胜利实现会战的目的。
哈哈，毛泽东的“两论”原来都把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通过辩证法和唯物论，都给解释得一清二楚了啊！领导干部们合上书本，纷纷来找余秋里：部长，我们现在明白了应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干的过程中出现了新问题又该怎么处理了！
余秋里笑了：你们说我们现在的会战怎么个干法？地上的问题和地下的问题怎么处理？
干部们：得抓主要的。眼下主要的问题是要任务清楚，岗位到位。地上的问题虽然很严重，但地下的情况掌握好了，地面上的问题才会不乱。
余秋里笑得更爽了：对头嘞！哎，学了“两论”是不是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
干部们：可不！前几天看着队伍这个样子心里着急，越着急心里就更乱了，这我们当干部的一乱，队伍就更乱了。哎部长，你当年指挥打仗是不是也经常碰上这样意想不到的事？
余秋里：那是。打仗的时候，瞬息万变，意想不到的事每时每刻都会发生。指挥员就得根据情况，随时调整战略战术思想，才能做到无往而不胜。
干部们开心地讨教：那个时候你也学毛主席的“两论”？
余秋里乐了：学毛主席的“两论”是周总理在前些日子对我说的。他说大庆会战会遇到极大困难的，你们应该用毛主席的“两论”，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解决好各种矛盾，才能夺取会战的全面胜利。
原来如此！
好了，现在我们集中起来，开会！余秋里的空袖子又甩动起来。
开会的结果，会战面临的矛盾一个个被解开：
不是队伍混乱吗？那就先抓明确战区、明确任务，明确指挥者。于是，余秋里的麾下迅速呈现一个司令部、三个战区的战役布局。他们分别是：司令部，即会战总指挥部。总指挥康世恩，副手唐克、吴星峰。康不在时唐、吴代理。张文彬，负责总部常务工作，并兼管总调度室、工程技术室、规划室、钻井指挥部、运输指挥部、水电指挥部等部门；焦力人，负责地质室、采油指挥部、运销处、研究站等；陈李中、王新坡、只金耀，刘少男四人以陈李中为主，分别负责基建处、油建公司、工程指挥部、建筑指挥部、设计院；党务和行政机关方面，李荆和在吴星峰回部开会时负责党委全面工作，并管人事处、石油学院等部门；宋世鉴负责供应指挥部；杨继清负责保卫处、技术安全处等；宋世宽负责计划处、财务处、卫生处、行政处、办公室等；李镇靖负责党务日常工作和群众运动……
“司令部”——会战总指挥部，统一服从石油部党组。部长兼党组书记余秋里拍板一切重大决策。
三个战区：第一战区，以葡萄花、太平屯、高台子、升平杏96号井以南一线的南部地区。其工作由最先在此作战的松辽勘探局负责，李荆和局长和副局长宋世宽领兵；第二战区以杏树岗、龙虎泡杏96井以南一线北杏16井以北一线之南地区。由四川、青海局负责，李镇靖和李敬、杜志福、郭庆春等领兵；第三战区以萨尔图、喇叭甸、林甸杏13井以北一线的北部地区，由新疆、玉门局负责，宋振明和李云等领兵——第三战区后来是会战的主要战场，惨烈的战斗和最辉煌的战果几乎都是在这儿产生，今天的大庆市就建在这个战区之内。
好了，指挥系统已建立起来。可仗怎么打呢？
去动员？去一个个钻井队挥着鞭子督促？这自然要的，但队伍分散在几百公里长的战线上，每个战区也有几十里的范围，干部下去，到一线指挥当然必不可少。但所有井队、所有部门，都面临着吃没吃的、住没住的，如此情况下怎么个干法？
“部长，1205队跟其他的队不一样，他们一到这儿不是在等，而是自己想办法，钻机没到的那几天，他们主动上火车站当义务装卸工。钻机一到，他们立即自卸自运，把几百吨的家伙，硬是靠人拉肩扛弄到了井场！”身材颇为高大的三战区指挥宋振明向余秋里举手反映一个情况。
“这个好嘛！他们的队长是谁？”余秋里最爱这样的有自己脑筋、敢于在困难面前不畏惧并冲锋陷阵的队伍。
“王进喜。”
“王进喜？”
“就是在克拉玛依跟1202队队长抢话筒比打擂的那个！”张文彬说。
余秋里拍拍脑袋，哈哈大笑起来：“噢——是他呀！”
“这人可不简单，他们队到萨55井后啥也没有，他就说，为了早日甩掉中国的贫油帽，有要上，没也上！争取早日开钻多打井！”
“嗯，人拉肩扛。有也上，没也上！好嘛，我们这次大会战就是在啥也没有的条件下进行的，我看这个口号叫得好！”余秋里连连叫好。
“王进喜到这儿后，整天没日没夜的干，腿伤了也不休息，天天起早摸黑，使不完劲似的……房东赵大娘见了，感动得称他是铁人。”
“铁人？！铁人王进喜！”余秋里的拳头又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大声叫好：“好，铁人这个名字好！我们石油工人就得有这样的铁人！大庆会战就得有千千万万个王铁人！”
“吴星峰，你们政治部得好好抓一抓这样的典型。”抓典型、树红旗、以点带面，是余秋里一生从事政治、经济和军事工作的一大工作艺术特色。王铁人无疑是余秋里抓的又一个最成功的典型。
“可听说这人有历史问题。”有人在下面轻轻嘀咕。
“什么历史问题？”余秋里追问一句。
“听说他是国民党的注册党员。”
“注册党员？噢，那玩艺我知道。国民党员垂死挣扎的时候，为了扩充所谓的党员力量，硬拉强扯地把一些人弄到了他们的党员队伍去了。有的人连自己都根本不知道。哎，王进喜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余秋里认真地问。
“是。他们玉门油田有不少人都是这么稀里糊涂入了国民党的。”
“王进喜他本人在解放前是什么情况？”
“他是个穷娃子，十五岁便到了油矿当童工……”
“这样的同志是我们的真正工人阶级嘛！”余秋里放心了，又问下面的同志：“这人还有什么情况？”
“这人还能写诗呢？”
会场一片哄笑。
“写诗？”余秋里也笑了：“写什么鸟诗呀？”
“他们队到松辽后，大伙儿在雪地里施工，非常艰苦，又刮着北风，王进喜为了鼓动大家，就编了一首顺口溜：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山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
“哈哈哈……”会场又一片哄笑。
“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余秋里喃喃地重复着。“好！有气概！这种敢于藐视一切困难和敌人的气概不简单！”
得到鼓励下的一位干部越说越来劲了：“王进喜还会叫号子呢！人拉肩扛抬钻机时，他的号子一叫，大伙儿力气倍增、干劲冲天！”
“你来学一段嘛！”有人怂恿道。
于是那位干部拉开嗓门真的学了起来：
咱们干劲大呀！——嗨嘿！
再难也不怕呀！——嗨嘿！
大家齐用力呀！——嗨嘿！
底座往前搬呀！——嗨嘿！
工人干劲大呀！——嗨嘿！
困难咱不怕呀！——嗨嘿！
这个动弹了呀！——嗨嘿！
步子可挺大啊！——嗨嘿！嗨嘿嘿哟啊！
“哈哈哈……”会战部的小楼里热闹到了极点。
余秋里和康世恩也快笑出眼泪。这样的气氛是余秋里最喜欢的，他要的就是在大敌当前、困难面前他的战斗人员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后天我们要开首次油田技术开发座谈会，你把那个王进喜也叫来。”余秋里悄悄对刚才那个吆喝的干部说。
后天是4月9日，大庆会战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在安达火车站旁的俄罗斯人建的那栋别致的两层楼铁路俱乐部召开。会前党组已经研究决定，号召会战全体人员掀起学习毛泽东“两论”的热潮。
入夜，安达财政局的小楼里彻夜通明。余秋里把机关党委副书记宋惠和秘书王倍恩叫到自己身边，他们正一字一句地起草学习“两论”决定。
“不行。太长了！”第一遍，厚厚的十多页纸，余秋里瞅着就打了回来。
第二遍，压成七八页。“不行，还是太长。”又被退了回来。
第三遍，余秋里干脆让宋惠到他住处，俩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
宋惠是石油部颇有名的才子，又是1935年入党的老革命知识分子。余秋里挺信得过他，每次重要文件差不多都得让他起草。但宋惠“不怕枪不怕炮，就怕给余部长写报告”。这回又碰上了嘛！余秋里有个工作特点，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建设年代，他总是特别重视党委和政治部门的作用。过去在军队里当纵队政委时，他会兼任政治部主任，有人暗里说他“独臂将军”哪是少一只胳膊嘛！而是一只胳膊插到底，谁想偷懒也没门。余秋里到石油部后，身为党组书记、部长，可他偏偏还兼任机关党委书记，这在国家部委中可能是从没有的事。但余秋里就这么干。部长何以要兼一个区区机关党委书记小职？余秋里有自己的独到想法：眼皮底下的事，更要抓到实处。大庆会战也是如此，他干脆让石油部机关党委搬到了会战一线，主事会战全线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他还是这个党委的书记。
这不，学“两论”的决定是以机关党委名义发布的。机关党委副书记宋惠现在执行的就是起草决定。起草就起草呗，反正是决定和通知一类的东西，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无所谓。
“那不行。我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余秋里有多少文化？不知道，只知道他小时读过几年私塾，再后来上过抗大军政大学。但他能把一个个为他写报告起草文件的大知识分子折腾得纷纷“缴械投降”。
宋惠体会最深。大庆会战前线正式发出的第一个决定，不足450个字，却是他和余秋里磨了差不多一夜才最后定稿。
“我们正面临着会战——大规模的生产实践。在会战中，把别人的经验学到手，但又不迷信别人的经验，不迷信书本。我们要勇于实践，发扬敢想、敢说、敢干作风，闯出自己的经验。同时，我们在实践中要不迷失方向，就要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武器，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包括正确认识油田规律，使我们的实践具有更大的自觉性。
“为此，部机关党委决定立即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号召非党职工都来学习这两个文件，用这两个文件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组织我们大会战的全部工作……”
1960年4月10日，大庆会战前线每个班组都得到了一份散发着油墨香的《战报》，在这份创刊的《战报》头版右上方，全文刊出了以石油工业部机关党委名义的〈〈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共和国历史上掀起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其实不是林彪在文革搞的那种花架子，而真正的第一次群众性学习“毛选”活动，是在石油部、是在余秋里主持下的石油大会战的大庆找油战斗中。这是真正的一次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群众活动。它的形式、它的内容、它的意义可以同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史联系在一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是余秋里发明的一次管用的学习运动。后来大庆人和石油人常说的“两论”起家指的就是这个。
一场伟大而空前的经济建设，一场谁都不知道怎么打的世界级大油田开发战役，一场又在特别困难年代展开的特殊战斗，中国石油人在余秋里领导下，举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和分析问题、解决和处理错综复杂的矛盾，而且始终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并赢得伟大而全面的胜利，这在新中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同样的例子。或者说，如果共和国的历史都能像石油人这样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依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我们不知要少走多少弯路，也不知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是不是已经进入了2050年时我们期待想实现的水平？！
历史无法设想，现实才是真切的。我们进行思考和某种参比，可以从中得出谁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为什么他能成为永恒的值得人民纪念的结论。
在一部并不完美的电影《创业》里，我们看到过大庆会战的干部职工们在荒芜人烟的草原上、油泥斑斑的钻塔上、在低矮潮湿的帐篷内挑灯夜战学习毛泽东“两论”的镜头，让现在的小青年们看了觉得似乎很可笑和滑稽，但那却是真实的一幕——既不做作，又非形式。学习“两论”对当时的会战上上下下所起的精神作用和物质作用都是巨大而实际的。人们解除了对困难的恐惧，理清了对付复杂地下情况的思路，更增添了战胜艰苦条件和开发大油田的信心与勇气。
这绝不是空话。
在我们进入网络时代的今天，年轻的朋友们可以通过英特尔实现生活的虚拟化，也可以通过资本动作一天之内发大财，他们也许根本不信或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先辈们靠一条拐棒和几支破枪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去饿着肚子走雪山草地？他们或许不信或许根本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要过好日子的时候有人却在红岩渣子洞里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去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很多人不明白他们的先辈为什么这么“傻”，“傻”到现在还在宁可自己不吃不喝也要希望子女们上个好大学、有个好工作？
在大庆采访的日子里，我看到这个现代化的城市中的一幕所吸引和震撼：那便是一台台无法数清的“磕头机”——油井抽油机，它们每天24小时地在自己的岗位上不停地一点头、一磕头，几年、几十年天天如此，但似乎谁也没有把它们当作一回事。该骂骂咧咧的照骂骂咧咧，该对现实不满并张口脏话“操”这“操”那的依然大有人在。但是似乎唯独忘了他们身边的那些“磕头机”，忘记了是它们给予了这块富饶的土地和这个美丽的城市。
而从大庆回到北京后，当我看到一幢幢更高的高楼和立交桥、看到更加繁华的街道和更加如潮涌动的车水马龙时，我听的和看的骂声更刺耳，有人直着脖子喊着更高的“操”声时，我更强烈地想到大庆城内城外那些“磕头机”……
“磕头机”在干什么？为我们在输油——把地下源源不断的油输出来供大家生活和发财，幸福和快乐，憧憬和理想。可是北京有几个人知道大庆那儿有5万多台 40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地在为我们送来汽车可以转动的油料、做饭可以开启的液化气和身上穿得如此美丽的化纤衣料？全国还有多少人知道40多年前中国北方的荒原上有一群饿着肚子、捧着两本“毛选”、用肩膀和裂着鲜血的双手在为共和国的昨天和今天做着一件惊天动地的事的人？
我想知道的人不会多过知道刘晓庆的人数、也不会多过知道“小燕子”的人数，更不会多过知道肯德鸡和麦当劳的人数。
以为我因此悲哀？不！恰恰相反，我坚信我写此作和我所歌颂的主人公绝不会如同几个时髦明星、几样快餐品牌那样昙花一现，过去若干年后再也不会有人提及。我叙述的事件和人物他们终将成为历史长河中永远闪耀的星星，他们在月夜和严寒的帐篷里手捧“两论”的情景也绝不比身怀亿万资产的慈善家捐出百万千万那一刻所闪动的光芒低卑什么，黯淡什么。
“两论”对几万石油会战大军而言，他们每个人都可以为此写下一部感人至深的史书。这是因为，“两论”让困守在冰天雪地荒原的共和国建设将士们获得了一种信念和实现信念的指路明灯。
今天的大庆人曾不止一次如此自豪地告诉我：40多年来，大庆油田共相继有27个油（气）田总计1885平方公里的含油面积投入开发，建成年产原油5600万吨的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累计生产的原油占全国陆上石油总产量的近一半。特别是自1976年起至2001年，连续实现了25年产石油在5000万吨的水平，创造了世界陆相非均质、多油层砂油田注水开发的最好水平。如此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靠的是什么？“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油田历届领导带领广大职工，以毛泽东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指导，针对非均质、多油层砂岩油田的地质特征和开发特点，坚持实事求是，勇于科技创新，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符合油田实际的科学对策。”大庆人如此说。
文行此处，笔者想起了余秋里老秘书给我讲过的一则故事：1963年底，余秋里向毛泽东汇报大庆会战情况时说道，大庆石油会战是靠“两论起家”的。毛泽东听后有些惊异地问：“是哪‘两论’啊？”余答：“就是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笑了：“我那两本小书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作用大着呢！”余秋里说。
将军部长的感慨绝不是为了讨好毛泽东，他是从那场史无前例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伟大建设战役中涅磐新生后的有感而发。
难道不是？
有一个会议对那么多参加过大庆会战的人记忆特别深刻。这就是余秋里亲自主持的第一次五级三结合油田技术开发座谈会。所谓五级三结合是参加的人员由小队、中队、大队、指挥部和会战指挥部这五级的干部、技术员和工人参加的会议。这是余秋里抓油田开发或者说抓经济工作的一大发明——他总喜欢发动群众——这个群众是多层面的、多层次的各类人员参加的“诸葛亮会”。“五级三结合会”后来在大庆油田建设乃至全国的石油开发工作中成为一种制度而被固定下来，直至今天仍被教科书般的沿用下来。
第一次“五级三结合”油田开发技术座谈会三天时间，于4月9日至11日在安达火车站附近的那栋俄罗斯建筑的铁路俱乐部里举行。开始180多人，后来扩大到500来人。
那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诸葛亮会”。按照余秋里的要求，会场不设主席台，中间只放几张桌子，桌子不是为了领导而摆，而是为了摆放图纸所用和发言者能以图说事。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围着桌子而坐，每个人都可以发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能说废话，但寻寻开心，活跃活跃气氛可以。这是余秋里的作风。
会场很不规范，这与参加的人员有关，大到部长，小到以前连局长都没见过的普通工人代表。但进了会场，人们发现所有的人都一样：会抽烟的可以随便抽，想喝水的随便倒。可以跟部长握握手，聊上几句闲语也没关系。胆大的偷偷从余秋里那儿要支“大中华”叼在自己嘴上。胆小的开三天会却没敢让部长们在自己的小本本上签个名。
好了，现在开会。主持人余秋里宣布。
既然是技术座谈会，专家们讲的自然更多一些。
先是摆问题。问题多啊！可最后大家认识达到了统一：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这矛盾那矛盾，社会主义建设等油用是最大的矛盾。
接下去是由专家讲述如何开发油田问题。那专家就是有水平，一讲话又是图又是表的，在那儿比比划划，他们不少人戴着眼镜，上去一讲就像课堂的老师，这 “构造”那地层，这浅层那深波，“学生们”竖着耳朵听着，耳朵不够眼睛凑上……可是，“学生们”听着听着，似乎越听越有些糊涂。这这，这是怎么回事？
“不行！”突然，会场中央有人大喝一声。“学生们”定神一看：是部长余秋里。
余秋里低着头，板着脸，大步流星在会场空隙的过道里走着。当走到那张标着“红点点”、“黄点点”、“蓝点点”的地质图前，他停下脚步，强压怒气地责问一位专家：“你们凭什么说这口井位是日产十吨油的高产井，那儿是很少出油的低产量或是没有油只有水的枯井啊？”
“这个……”专家支支吾吾地说不上来。
“不行！”余秋里再一次大声喝道：“这样没有充分根据的仅凭主观意识来说事太粗了！老康你说呢？”
康世恩有些坐不住了，皱着眉头捏着下巴，连连摇头叹息着：“是太粗了！太粗了！”
余秋里猛地扯下一张地质图，又在会议代表的空隙间边走边大声说着：“不把地下情况搞清楚，光在地面上戳窟窿，我们吃这样的亏还少吗？同志哥啊，你们得知道，我们千辛万苦找到的这个大油田，一旦搞坏了，比川中不知还要难收拾多少倍呀！到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向党和人民交待？”
方才还有人叽叽喳喳的会场上顿时一片寂静。
那些技术人员个个后背直发凉。干部和工人们这回也领略了将军部长的厉害：“你们搞钻井的、采油的，都是指挥员派出去的侦察员，侦察主攻的对象，是地下的油层，因此必须把油层的孔隙度、渗透率、压力等各方面的情况侦察得清清楚楚，有半点马虎也不行！”
是啊，这部长可是不比两年前刚来那会儿了。现今你想再有人糊弄他，那就等着他“不打肥皂刮胡子”吧！
“大庆油田，一个世界级大油田。这是铁板上钉钉子的事了。可怎么开发这样的一个大油田呢？”余秋里收住话，用目光问在场的每一个人，没有人敢回答他的问题。
还是他来回答：“我看至少要先弄清楚这么些地下情况吧……”余秋里伸出惟一的那只右手，习惯地扳起指头：“你得弄清楚录井资料吧？得弄清楚测井资料、岩石资料、储油层岩性资料、储油层厚度资料、孔隙率资料、透渗率资料，还有油层温度资料、油层压力资料、井口压力资料、产量资料、储量资料和生油层资料吧？这已经是十几种了？十三种了嘛！”独臂将军如熟诵军事术语一样如此娴熟地数列石油地质专业术语，令在场的专家和勘探队干部职工代表感叹不已：乖乖，余部长什么时候也成石油专家了？！
“还有饱和压力资料、流动压力资料、油气比资料、原油性质资料、天然气资料和地层水性资料等等。”康世恩补充道。
“对啊，而每个大项下面是不是还应该有几个小项？”
“有。像原油资料下面就应该还要掌握它的比重、粒度、原始油气比、压缩系数和体积系统等好几项资料。”康世恩又补充。
“是嘛！我们每一个参加会战的干部和技术人员都要把这些情况时时刻刻、千方百计地去想法掌握好。这是我们搞石油的人的责任！我们石油工作者的岗位就是在地下，我们的斗争对象是油层。这一点务必要牢记！”余秋里铿锵有力的话在那栋俄罗斯建筑里阵阵回荡……
“岗位在地下，对象是油层。”余秋里又说了一句中国石油人的经典语。
“老康，你让李德生他们立即动手把需要掌握的地质资料和数据整理出来，越快越好，并且形成文件，发到每一个机台上。要大家照着它一项一项资料、一个一个数据给我落实，谁要马虎，谁就是对党和对人民犯罪！”余秋里的最后一句话说得特别重，特别严厉。
康世恩不等余秋里坐下，便站起来接上话：“余部长刚才的话非常正确。大家知道，油田的油层是在地下，看不见，也摸不着，它是一个巨大的、极为复杂的非均质体。因此发现油田之后，储油层的岩性和物性变化往往是评价油田的重要条件之一。这就更加要求参加会战的各探区对油层的每一个油砂体都要研究清楚，对比清楚……”
近500名参加五级三结合的代表们一眼不眨地看着他们的部长，每一双耳朵都竖得直直的，生怕漏听了一个细节。后来有人把安达铁路俱乐部会议说成是引领新中国石油开发正确方向的“石油遵义会议”，这是因为在此次会议上根据余秋里的力主意见，后由专家组李德生起草、康世恩定稿的被日后的石油界捧为“石油开发法则”的“20项资料72种数据”的油田开发调查纲要。这一“石油开发法则”，用中科院院士、石油专家李德生的话说，它使大庆石油会战实现了“树立地质工作的科学态度”，“一切科学分析要建立在大量数据资料、大量事实上的基础上”，“要做一个自觉的乐观主义，不做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从而掀起了一个取全取准各项地质资料的群众性活动。
李德生说：“过去我们在工作中仅仅依靠很少数地质人员搜集资料，取资料与生产常有矛盾，工作中困难很多。有了这个会战技术规程以后，加强了党对地质工作的领导，掀起了以‘四全’、‘四准’为目标的群众性搞地质资料活动。
“四全是：1，录井资料要全；2，测井资料要全；3，取芯资料要全；4，分析化验资料要全。
“四准是：1，测量压力要准；2，油气水计量要准；3，各种仪表要准；4，各种资料样样准。”因而这一“石油开发法则”的确定和实施，成为了大庆乃至后来整个中国石油开发事业有了科学规范的技术依据和行动准则。
“那时候民主气氛真好。别看余部长脾气大，说话嗓门也大，但他对油田开发技术方面的问题又细到针尖尖的事都一点也不放过，就连康世恩、翁文波这样的大专家也被他追问得一愣一愣的。他对我们一线的技术人员意见又特别重视，他觉得在像大庆油田这样谁也没有经历过的大油田开发，来自实践和第一线的意见和经验是最宝贵和重要的，因此他格外尊重和注意倾听我们下面人说的话。如果我们说的十句话中有一句话他认为是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他会盯着你不断追问，直到问得你水落石出方肯罢休。我们看部长这么尊重和民主，也就放开了胆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你一言我一语的，三个臭皮匠就凑出了个诸葛亮。”一位当年参加安达技术座谈会的当事者这番感慨万千的话仿佛让我亲历了那个载入史册的“石油遵义会议”——
“会战的战幕已经拉开，每一项工作都不能马虎……”余秋里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以其灼烈的光和热，感染和影响着所有与他并肩战斗的将士们跟他一样腾起团团火焰。“总之，我们每个队、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要有革命战争时期那种敢于冲锋陷阵、英勇牺牲的精神和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压倒的气概！”
瞧，那只空袖又开始“嗖嗖”生风，随之飓风雷闪，惊天动地。这是那些跟随余秋里南征北战的将士们最受感染、最受鼓舞、也最容易激情澎湃的时刻！那一刻，独臂将军的一声令下，他们便会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安达会议的最后时刻，余秋里挥动着有力的右臂，一边走一边高声鼓动着。突然，他收住脚步，一转口吻，目光炯炯地向会场的四周扫射——“王进喜来了没有？”
蹲在边角一张凳子上的一位瘦弱黝黑、嘴唇干裂、胡子老长的中年男子瓮声瓮气地移动着身子，一副憨傻的样儿站了起来：“来了，余部长。”
“哎，真是王进喜哪！”会场上那些认识王进喜的人叫了起来。
余秋里笑眯眯地绕过脚跟前的几排人，走到王进喜的跟前，然后转向会场：“这就是王进喜，大会战中的第一个英雄，我们的王铁人！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叫王铁人吗？他来到这里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最高纪录是多少。钻机没到时他带领队友上火车站干义务工。等钻机一到，没有吊车拖拉机，他领着队友人拉肩扛，硬是把钻机抬了上去，立了起来。为了工作，他连续五天五夜没离开井场，把自己买的摩托车用来跑配件，这是工人阶级的高度觉悟！房东大娘因此叫他铁人！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称号。会战指挥部号召参战的全体职工都要向铁人王进喜学习！”
“向王铁人学习——”突然，余秋里挥起那只握紧的右拳，振臂高呼。
“向王铁人学习——”会场顿时一片口号声。
余秋里哈哈大笑，他所期望的目的达到了：被激动和感染的几个领导上前抬起王进喜，嘴里吆喝着口号，绕会场整整走了一周。本是严肃而紧张的技术座谈会最后结束时，竟然是众志成城、气氛活跃、斗志昂扬的热烈景象。
这就是余秋里。他是将军，他的指挥艺术里有个显著的特色是：每一场决定性的大战之中，他总是要培养一个甚至一批“跟我上”的冲锋陷阵先锋。他一生坚持认为，一个民族要有民气，一支队伍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而要树立这三气，一要靠领导以身作则，带头往前冲的精神，二要靠有个好典型来带动大家。大庆会战中，余秋里一方面自己身先士卒，与会战干部职工们同在一线战斗；另一方面他抓住了王进喜等这样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了国家扔掉贫油帽子的先进分子和先进团队的榜样，从而使整个会战的千军万马，始终处在高昂的战斗情绪之中。
1960年4月29日这一天，会战大军的战斗情绪达到了高潮。由各路人马参加的“万人誓师大会”在萨尔图的那片荒芜而辽阔的草原上隆重召开。
原定是“五.一”召开的誓师大会，康世恩在三探区检查工作时，见探区指挥宋振明他们已经提前把会场准备好了，于是请求余秋里是等“五一”开还是提前开。
“别等呀！开会本来就不是为了形式，同志们既然想早一天投入会战，那就开吧！”余秋里说。
通知下去，相距几百里的会战队伍的代表们，举着红旗、擂着战鼓，从四面八方向萨尔图中心会场处集结。那一幕，大庆人始终念念不忘：什么叫人如潮、什么叫歌震天，什么叫威风凛凛，什么叫盛况空前，这一天他们都看到了——
看，穿红棉袄包着羊肚毛巾的陕北秧歌队来了；
看，两三百人组成的东北“二人转”队伍来了；
瞧，骑毛驴、划旱船、踩高跷的也都上了……最引人注目的是由16个小伙子抬着两米直径的一面大鼓，4个壮汉子使劲地擂动，伴随6个东北大汉擎着三尺直径的大钹而打出的成套鼓乐，声震天地，那非凡的气势，似乎一瞬间把荒原的千年沉寂一扫而光！
嚯哈，简直是一出万人的狂欢！万人的歌舞！
主席台上站的独臂将军看着台下红旗招展、拉歌时此起彼伏的场面，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站在他身边的戴着眼镜的一向文绉绉的康世恩显得异常激动，不停地用右手的食指抬抬眼镜，看得出，他敬佩余秋里这位“石油事业大导演”，更庆幸自己手下有这么一支斗志高昂、气贯长虹的战斗队伍。
上午十时许，在齐鸣的锣鼓和礼炮声后，余秋里健步走向麦克风：
“同志们，今天的大会是来自全国石油战线的各路英雄的会师大会，又是检阅我们力量的誓师大会！”将军的声音通过麦克风的扩音，以十倍高的声响在草原上回荡。
“我们集中石油战线各个方面的精兵强将，进行大会战，就是为了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这标志着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因此我们要猛上！快上！坚决地上——”
“猛上！”
“快上！”
“坚决地上——”
整个上午，余秋里在台上不时挥动拳头，台下便掀起山呼海啸般的回应。
总指挥部康世恩被深深地感动了，轮到他走向麦克风布置任务时，这位石油儒将竟然也像余秋里那样不断挥动起拳头，激情无比地：“同志们，英雄手下无难事，现在就看我们志气大不大了！气魄高不高了！我们的队伍，是转战祁连山、昆仑山、天山和峨嵋山的英雄好汉，打遍了长江和黄河之间，现在我们在这里会师。同志们，大好的时光，大好的油田，正是英雄好汉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干吧！”
“干——”
全场的各路英雄奋然起立，振臂誓师。
“会战检阅开始——”独臂将军并不因此想收住这激动人心的誓师场面，他又以独特的军事指挥家的高超艺术，将与会的每一个人推向表演的主角——而他则以一个老军人的风度，直挺挺地站在那儿注目着一支支钢铁队伍在身边走过……
身边，他的助手、会战指挥部的其他领导学着他的样，精神抖擞地站成一排，以同样严肃和神圣的注目礼，检阅着自己的英雄队伍——
呵，这个队伍看上去有些滑稽可笑，穿着也各不相同，比起整齐划一的解放军检阅队伍要差得多，但他们的精神斗志则一点也不逊色。瞧，最引人注目的队伍来了。哇，是五匹高头大马呵！那大马上面分别坐着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他们骑坐的马都由一个探区的领导牵着，他们是三探区的党委书记李云——他为王进喜牵马；副书记张云清为段兴枝牵马；副指挥孙文燕为薛国邦牵马……这就是闻名大庆、闻名石油战线、闻名全国的“五面红旗”。
“五面红旗”，披红戴花，在五位领导人的引领下，骑在五匹大马上接受余秋里等领导的检阅，又在万众欢呼和簇拥下绕场而行……这一幕永远留在北大荒的记忆里，也永远留在那个时代的全中国人的心目中，当然也永远留在共和国建设的史册上。
誓师大会的最后一刻，余秋里又一次带领万人高呼：“向王铁人学习！”“人人争做铁人！”
“轰隆隆——”一道闪电和霹雳，划破千里荒原。
1960年——人民共和国最困难的时刻。松辽大地上却响起了一声震撼世界的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