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雨润的故事，还有很多，如果不是惜纸，还可以再写出如此多的文字，但我想结束本文，免得让读者们感到疲乏。只是在采写完他的事迹后，我觉得有不少心头的感慨非说不可。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字多少的问题，而是关涉到我们党千秋执政大业和根基能否岿然不动的大事。

有个道理大家兴许都知道：和平时期，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有无数与战争年代完全不同的事需要去做，这中间最重要的当然是领导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实现从贫穷中脱离出来，朝现代化的目标前进的任务。简单地说，就是推动社会发展，即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这样的问题，其实对一个执政党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任何一个成为了统治者的执政党，其执政后的基本任务几乎都负有这样共同的责任，离开了这一点，也就无所谓执政了。但为谁而执政，为谁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的社会生产力又是为谁服务和为谁谋利益，这是共产党执政者与其他执政者的区别所在。中国共产党人在以前的几十年间，能够取信于民，能够取得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就在于实现了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宗旨与目标。然而今天在一些地方、一些地区的人民中间为什么对我们的为官者有那么多微词，那么多过激的行为，问题就出在一些为官者忘却了自己为官到底应该为谁谋利益？怎样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人民和百姓是最少讲大道理的，但他们也最懂得基本道理的。那就是你说得再好听，唱得再优美，你只要不是在为他们服务和谋利益，你这样的官和政府他们就不欢迎，他们就不满意。

现在有不少领导者，他们对百姓的疾苦了解甚少，或者知道了也不愿多去费心。正如梁雨润所说，也许你会为老百姓、特别是农民们办一百件好事实事，解决他们百个千个难题，但也未必比得上认识一个管用的领导，因为一个“管用”的领导一句话可以使你飞黄腾达。再有些干部他整天浮在水面上，搞那些“形象工程”，却对群众真正期望的实事则不问不闻。另一种干部看起来他们的工作毫无可挑剔之处，他们有章有法，循规蹈矩，貌似忠于职守，把自己的职能搞得井井井有条，而当那些百姓寻路无门的难题愁事找到他们时，则面孔一板，或者佯作同情之状地说一声“此事不属于我们管”而一推了之。这样的官当得四面玲珑，八面逢源，到头来，该评先进的照常“先进”，该升官晋级的照样升官晋级。而老百姓的事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细细看一看本文主人公梁雨润遇见的那么多闻所未闻的奇事怪事或者平常事，哪一个不是因为我们的一级级领导和干部们你推我推，最后让农民们有冤无处申，很难找着一个管用的部门，针头般的纠纷也酿成了你死我活的悲剧，那些原本不应激化的矛盾更是落得不可收拾的地步。怨谁？当然得怨那些拿了国家俸禄，头顶戴着共产党招牌而不为民办事，整天只知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官僚衙役。可眼下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出在此处，要命的是：你好心好意去为老百姓办了实事，做了好事，却反被那些不干事的人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视为“超越职能，不该多管”的不好行为。

我本文的主人公梁雨润就遇见了这样的“待遇”。自他的事迹在百姓中广为传颂后，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都进行了宣传，他还被邀请到各地讲演自己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验体会，有一次在同行的纪委干部会议上，梁雨润作了学习汇报后，马上就有人在台下窃窃私语起来：这老梁确实不简单，可咱纪委干部要都像他这么干，不就成了信访办工作人员了吗？咱是办案的，老百姓有那么多事咱能管得过来吗？

带着同样的疑虑，我不止一次问我的主人公。这也正是梁雨润这几年在基层为农民办事中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他这样向我掏出心窝窝里久积的话：我们党在夺取政权时期，与百姓是鱼水关系，只要人民需要，不管谁都会去做，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新中国成立了，党成了执政者，人民群众成为被执政者。而执政者随着各式各样的体制机制的建立，关系错综复杂，条条块块，形如蛛网。似乎成为缺了谁都不行，可常常又缺了谁都没关系的局面。久而久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泛滥成风，遇事推诿扯皮成了家常便饭，论功行赏时则你争我夺，好不热烈。这样的结果，倒霉的则是那些需要真正解决难题和难事的人民群众，他们举冤无入门处，下跪求不到神仙，最后只得冲天骂娘，揭竿而起。梁雨润说到此处，感触颇深道：我这样职务的干部在农村和基层也算是个“大官”了，天天会遇到各式各样农民群众的事，按照体制条块分工，百姓的事都是你可管可不管的事，假如你认真负责地去过问和处理了，天大的难事也可能就迎刃而解了。相反你躲着避着，谁也说不出你什么，可针尖儿的小事可能酿出了巨大冤情，人间悲剧。

梁雨润说他因此常想着这样一个问题：老百姓特别是农民们的事会有多大？有多难办？说白了，无非是些土地纠纷，邻里矛盾，对干部作风和司法不公等问题看不惯，比起我们一些干部关心的职位升迁，妻儿工作安排，孩子上学问题要简单得多。为什么我们的干部对自己的事处理得那么投入，那么游刃有余，而到为群众办事时就那么讲究“分工”，能推就推，即使火烧眉毛的事也麻木不仁？说到底，就是没有把人民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看待，对人民群众缺乏基本感情。

是的。梁雨润的话其实替我回答了广大读者追觅他本人为农民群众办了那么多好事难事的“内在动因”，而这也正是我探究他为什么能成为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实践者的“思想根源”。

在夏县的日子是梁雨润参加工作30多年里的短暂一站，然而他在百姓心目中所树起的共产党干部形象的那座丰碑已经牢牢地根植在晋南大地上。今天我们再到夏县这个昔日的“国家级贫困县”走一走，你就会发现这儿的农民们早已不再愁眉苦脸，他们的心境变得阳光灿烂。这里不仅村风村情起了质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农民们的致富门路更加宽广。其中最惹人耀眼的要算几乎家家户户都引以自豪的“蔬菜大棚”了。说来叫人不敢相信，如今让夏县农民走出贫困奔小康的好似仙女散花般的遍地“蔬菜大棚”，竟然与梁雨润这个纪委书记有关，而且农民们这样说：“论功，梁书记头一份。”

这不由引起我的好奇。

农民们告诉我，在1999年前，夏县这个远近闻名的蔬菜基地上从没有过能“四季生钱”的“大棚蔬菜”，因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昔日曾有过的蔬菜基地美名的夏县最终还是戴上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1999年开春，夏县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身为纪委书记的梁雨润阴差阳错地被指定为抓全县日光温室蔬菜棚建设的负责人。对这份“兼职”，梁雨润不敢轻视，他利用“主业”纪委工作的间隙，跑了一趟山东取经，回来就大刀阔斧干了起来。现今已是夏县农业开发委主任的吕全印，当时在禹王乡当党委书记，老吕一谈到梁雨润抓蔬菜棚的事大为感慨，话匣子像倒了个似地往下滑——

这老梁，他抓蔬菜棚建设，就像抓案子似的那么雷厉风行。我记得清楚，那天早晨也就五点来钟，我还在梦中，突然他打电话来，说他已经到了我的乡党委办公楼门外。我问他有什么急事起这么早？他说你快起来，我们一起看哪个地方能适合搞蔬菜大棚。我被他逼得没办法，只好钻出热被窝，跟他到了一块荒丘上察看地形地貌。当我们认定那儿的土质和地势能建蔬菜大棚后，老梁挥动镢头就带头干了起来。可建一个大棚就得7000来元，全县推广1万亩这样的日光温室大棚，就得7000万元。咱夏县是贫困县，哪来这么多钱？看我们有些心灰意懒，老梁便说：这还不好办？上边要一点，银行贷一点，群众拿一点，不就齐了？说归说，可真正想筹到钱在我们这样的贫困县可是比登山还要难十倍的事。那阵子，可苦了老梁，他一面忙着纪委主抓的抽一百个人，办一百件群众急需解决的大案的“双百会战”，一面心系蔬菜大棚建设。我听说仅为了到省里向有关部门“磕头要钱”，他老梁就去过不下好几回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地上太原城。一部分的钱筹到了，试验大棚也建起了一批，可老天不作美，那年夏季暴风雨特频繁。有一个星期日，老梁他办完县里的事晚上9点刚返回到老家芮城，突然暴雨交加。老梁还没同年迈的父母说上一句话，就令司机把车往回开。从芮城到夏县有三四个小时的山路行程，当老梁一身水一身泥地冒雨赶到大棚基地时，菜农们感动极了，说梁书记你咋这个时候到蔬菜棚来了，都12点了呀！老梁说：下这么大雨我担心棚子会不会塌嘛！老梁就是用这种精神使全县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发展和推广了十几万亩这样的日光温室蔬菜大棚。如今我们夏县的农民们已经将经营大棚蔬菜当作致富的一条重要途径，占农业总收入的30％以上。

夏县的蔬菜大棚发展，给农民们所带去的丰收与致富的喜悦，使我看到了什么是共产党干部的“份内事”，什么是群众真正的根本利益。

我因此把这样的一件事放进本文，作为对梁雨润事迹介绍的最后补充，是因为期望所有共产党干部们都能深思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是否也应该用自己的热情和干劲，真心实意地、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去做些服务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好事，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