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问题让农民最忧心？什么事对农民来说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没在农村呆过，没有干过农村工作的人，是绝对想象不出来。

我当然知道。因为我在农村呆了很长时间。农民做梦都想得到的自然是土地，因为土地是他们赖于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衡量财富的唯一尺度，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都是这样过来的。即使到了世界已经开始进入知识经济的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推行的第一项政策就是满足农民们对土地的渴望，“分田到人，包产到户”使几乎贫困到边缘的中国八亿农民重新获得了解放，并且在之后的一二十年里走上了致富的道路。至今，我们中国的社会，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科技战线，或者是教育文化界，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土地意识与经营土地的理念，一直主宰着我们的思维与行为模式。这不单是一种封建意识，把这样的土地意识简单地视为封建文化，是狭隘的。中国人的土地意识是这个农业大国与生俱来的，即使我们跟着整个世界的步伐全面实现了现代文明，也无法抹去我们对土地深厚和浓烈的感情。

过去在农村我听父辈们讲过许多很有意思的事：说有一个农民，祖辈三代一直给别人当佃农，后来到第四辈时，这户人家积存了几十块银洋，那时蒋石介的统治快要完蛋了，有些富人害怕共产党，就在逃离大陆时很便宜地将土地卖给了佃农。这家佃农趁此机会买了40多亩地。当祖辈四代第一次在属于自己的田地里干活时，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40亩地靠全家几个劳力干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些老佃农就找到这家户主，说过去我们都是佃户，现在你家有田了，可以当地主了，我们租你们几亩地种种如何？这户人家说不用，说我们自己能种。可到他们买回这40亩土地整一周年时，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了大江，江南一带全解放了。之后紧接着便是土改，划成份。按照当时政策规定，40亩土地可以评为一户富农了。负责划成份的乡干部过去与这户人家的主人都是地主的佃农，便悄悄跑到老朋友家透消息，说你也是吃苦人家出身，买的这40多亩地也是血汗钱换来的，不易啊。可现在社会变了，按政策规定你家这么多地就该是“地富反坏分子”了，但我不忍心见到你们一家划进阶级敌人的那一边。怎么办，最好还是你们主动把土地退了，那个地主老财家不是还有个老家伙没到台湾去嘛！你们把地一还，啥事就都没啦，与我们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新主人了！老朋友走了，这户人家聚在一起商量了一宿，最后还是决定不将地退给地主家，说啥都可以不要，但这地已经是我们家的了，就不能丢掉，就是扣一顶富农帽子也不在乎。就这么着，这一家祖祖辈辈给地主当牛作马的劳动者，在土地改革后，不仅全家的40多亩地归公了，而且从此戴了30多年“阶级敌人”的帽子，害得第五代人没有一个读完初中。

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曾经是我笔下的人物。他是一个在二三十年代就在上海与鲁迅先生等人一起笔伐蒋介石的人。抗日战争开始，他以开明地主的身份，为共产党新四军出过大力，那出家喻户晓的现代京剧《沙家浜》里，本应该也有他的身影：因为当年这批驻在沙家浜的新四军和主力部队里许多枪支弹药都是经他之手弄到的。不仅如此，他还一次又一次变卖自己祖上留下的地，为新四军筹枪筹粮筹药。到解放战争时期，他把上千亩祖上留下的地一块块变卖成共产党队伍的军用物资，最后到土改时，他仅剩下了100多亩地。可就这100多亩地，使这位革命功臣的后半辈子蒙受了奇天大耻，直到他83岁时才被摘下了“地主分子”的阶级敌人帽子。这么一位过去只会靠笔杆子革命的红色书呆子，却因为土地的缘故，使他那副文弱的身躯足足在最繁重的田野里当了50年农民。去年我回老家时才知道他不久前已去世。老人家的后人对我特别友好，因为我是第一个著文为这个革命功臣平反，并且使他的传奇事迹见于报端，广为传颂的人。

土地对中国农民来说就是命根子。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归了国家所有。农民拥有的便仅是那块生活的宅基地。

而由于大片的土地不再属于自己，农民们便视自己的宅地是一块神圣不可侵犯的王国。农民对自家宅基地的看重，一点也不亚于我们对国家领土的重视程度。

在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面前，你无论怎么的辱骂和嘲讽他，他可能只朝你瞪一眼，或者干脆就躲得你远远的。可假如你说尽好话，又悄悄想霸占他的一寸宅基地，那他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与你斗争，甚至付出生命也绝不会吝惜。

这就是中国农民对自己宅基地“奉若神明”的信仰。

但有人偏偏对这样的神圣视而不见，并粗暴地践踏。梁雨润接到的一个案子，就是关于村干部没能妥善处理好农民宅基问题，结果使那位农民上访长达18年，与村干部积怨甚深。

这个农民叫王典才，老伴叫周爱仙。他们是夏县裴介镇朱吕村人。

到裴介镇朱吕村采访时，我不由想起一个典故：晋朝名士介子推的故事。

那天梁雨润说要到一个叫裴介镇的村子去。在镇的东面，有座已经荒芜的坟墓，而坟前却树着一块高大的石碑。我走近一看：哇，原来这里便是晋文公侍臣介子推的故里！关于介子推这个人物，现在的年轻朋友可能知道得不多，但读过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介子推这么个了不起的人物。在春秋战国时期，晋献公死后，儿孙们争夺王位，酿成内乱。次子重耳因受其兄排斥和后母骊姬的迫害，逃亡到了国外。途中由于连日奔波，饥寒交迫，侍臣们离的离，亡的亡，所剩无几。唯介子推等人一直护卫其左右。一日，重耳一行来到一个叫羊舍的地方，正值赤日炎炎之时，一路走来的重耳一行人困马乏，个个口干舌燥，饥肠辘辘。公子重耳想起往日在宫中吃不尽的山珍海味，而今连粗茶淡饭也无处寻觅，不由连声唉叹，泪水涟涟。侍臣们见主子如此凄凉，很不忍心，便四处寻找食物。然而在这荒野之地，终无所获。介子推看着几近昏倒的君主，心里十分难过。他避开众人眼耳，用利刃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然后煮成羹汤，给主子端上。重耳忽闻如此鲜美的肉味，伸手接过连声称道：“好香的野味，是哪位爱卿猎来的？”可是众臣听主子的问话后，谁都不敢应声回答，相反一个个低头避之。重耳颇觉惊诧，他随众人的目光看去，只见介子推此时正颤颤巍巍地站在那儿，脸色苍白，下衣沾满鲜血。重耳什么都明白了，上前跪在介子推面前哭道：“介爱卿，来日平定天下后，我定当报你的大恩大德。”后来，在外流亡19年的重耳回晋都继承王位，并大宴群臣，封赏随从。然而在受赏的群臣中，已是晋文公的重耳却忘了有恩于他的介子推。老臣们很不服气，便在皇上的门上挂起书帛，写道：“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同流天下。龙饥乏食，一蛇割股。龙返于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号于牛野。”晋文公见后连连说：“我何以忘了介爱卿？罪过罪过！”随之传旨速请介子推。但此时介子推由于看到晋文公初登王位就没将心思放在改善百姓生活上，而是迷恋宫中华丽奢侈生活，便伴老母隐居到绵山。晋文公知后派人请介子推出山，但介子推终不愿回宫，并让人转告晋文公“和睦待人，不忘根本，同心协力，图强社稷。”晋文公听后更加感动，便亲自前往绵山。介子推闻讯后隐居到更深处。晋文公见请不回爱卿，便对手下人说：“分三路把山上的草木给我统统烧了，惟留一路给介子推母子下山所用。”晋文公心想，这样你介子推不就下山了吗？但在火焚三日之后，山上的草木皆成烟炭，却仍不见介子推母子下山。晋文公急了，派人全山搜寻，最后发现介子推母子相抱成焦尸的惨景。晋文公见此失声痛哭，后悔莫及。为感念介子推的救命之恩和忠言相谏，晋文公封绵山为“介山”。

我的主人公王典才的家就在介山脚下。

1982年，村上为了建一个供销社，看中了村中十字路口最好的王典才家的宅基地。村上把这个决定告诉王典才，并说村里安排了两处风水上好的新宅基让他任意挑一块。王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听既然是村里的安排，便答应了。可真到挑地准备盖新房子时，发现那块上好的新宅基已经被一名村干部的弟弟占了。王典才夫妇觉得自己被人耍了，就决定不搬了。王家的老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有些年头了。如今王典才的儿子也渐渐大了，也要准备娶媳妇，所以王家决定在旧宅基上翻建四间新房子。村里干部看到了就派人阻挡。王家不服，说这地基是我家祖辈传下来的，凭什么不让我盖？村干部说：村里要发展经济，供销社是村里决定的一项“利民工程”，谁阻碍这样的事谁就是改革开放的“绊脚石”，是“绊脚石”就得搬走。王家又说，村委会的决定也得根据政策来定呀，你们不能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于是一头要盖，一头不让盖，矛盾就激化了。

王典才家要盖房子有自己的道理，因为是在自己的宅基地上，所以他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村里也有招，你不是要盖房子吗？那好，你盖房子用的电是从村上的线路上走的，我掐断了不让你用。王家第一回就没盖成。第二回王家找到了邻居家，说了个情送了点礼，用电线路问题解决了。村里一看电断不了，就搬出乡土地办的人来说，因为不管你是在自家老宅基翻盖旧房，还是在新宅基地上盖新房，没有土地办的批准你就都算违法，王家第二次盖房又不得不停了下来。王典才的老伴周爱仙不甘心，跑了一次又一次，给乡土地办和乡干部说理，人家觉得没有理由不让王家盖房，就批准了。王家又开始了第三次盖房，这回王家理直气壮了，有乡里批文看谁还敢拦咱们盖房？村委会也不是一帮尽吃闲饭的人，几个干部一合计，你王家不是找了乡土地办嘛，那我们就找管乡土地办的县土地局领导，还是不让你王家盖房。王典才夫妇都是地地道道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大字不识几个，以前也没有去过县城，可为了这“头等大事”，他们不得不往县城跑。王才典去了两趟县城，结果连县土地局的门在哪儿都没找着，还白花了二十多块路费，老伴数落了他一通，自己又跑了一趟。人家到底是县领导，你说个理出来，那县里大干部就是通情达理，说你们王家在自己宅地盖房子没有错，村里想用你家的宅基又不落实政策，错在他们那儿。王家有了这“官话”，便像吃了定心丸，立即回去又动工，而且是把县上的“官话”转告给不让他们盖房子的村干部。这村干部毕竟经常跟上面的官打交道，说你王家到上面说的仅是一面之言，既然你们可以去说，我们也同样可以向上级反映。村干部就跑到县土地局去闹：你县土地局同意也行，但我们全村百姓经济上不去，没了饭吃，我们就领着大伙上你们土地局来要饭吃！县土地局领导一听朱吕村的干部这番话，连连摆手，你们的事我们管不了了，也没法管。村干部便得意洋洋地回了村。可回村一看：王家的新墙都砌到能放窗那么高了！咋，真反了？各家出一个劳力，到王家给我把他们砌起的墙给扒了！村干部火冒三丈。可动员了半天竟然没有几家愿去扒王家墙的。好好，你们都不愿出劳力不碍事，我出钱雇人来拆。村干部让人到外村叫来30多个人，说好了每人干一天30块钱。这回非常奏效，外村人与王家无亲无故，加上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人家给30块钱干这么点小活，于是来王家拆墙壁的人特别卖力，一会儿功夫就把王家新砌的墙“稀里哗啦”给平了。王家老小怎么拦也没用，村干部在一边偷着乐。王家的气自然无法咽下去。从此便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地上访，但这么一档子事王家有王家的说法，村里有村里的说法，结果让上面感到左右为难，干脆拖吧。这一拖不要紧，可是苦了王家。村里干部也心里不舒坦，觉得很丢村委会的威信，就又研究对策：你王家不是会上访吗？不是凭着两条腿一张嘴巴到处把咱村里说得一塌糊涂嘛。好，那我们也不让你过上安静日子。有一次，王典才的老伴上访跑出了病，住了院。王典才去医院陪床，家里几个孩子也没在家。村干部们瞅准是个机会，亲自动手，上到王家的五间旧房子屋顶，将上面的瓦片掀了个精光，意思你王家不是厉害吗，不搬也行，那你们就这么着“凉快”着吧。

这一下王家的日子可就难过了。王典才回家一看，气得卧床不起。老伴住在医院不知咋回事，提前出院回家，刚到家就又气得旧病复发，老两口就从此再也没有能力与村委会的干部们斗了。王家的大儿子原在市重点中学读书，准备考大学，听说家里的老房也给人扒了，跑回家提起一把镢头，气冲冲到支部书记家，砸了人家的临街厨房的小窗户。这下可就惹怒了“太上皇”了。支书觉得面子大丢，找到派出所，硬要人家将王家的儿子抓起来，并提出要赔偿6000块钱。王典才老两口急得火烧眉毛，一是小儿子是全家将来的全部希望，真要给人家整了以后的前途就彻底毁了，二是这么多年为房子的事折腾了多少冤枉钱，还哪有钱赔人家！一个小窗户本来就不值那么多钱，明摆着是要讹你嘛。王典才夫妇拖着病体，上支书家求情，支书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后来总算托了个远房亲戚——也是支书家的沾亲带故人家，左说右说，算是同意让王家把砸坏的厨房窗子修好，但对方还是提出要赔5000元钱的“名誉损失费”。支书说，我堂堂一村之主，不这么整，以后村里人想砸我家房就可砸了？5000元不多！

王家觉得斗不过人家，便无奈送了500元过去，想了结此事。但支书那边不干，你不赔“名誉损失费”不要紧，我找人治你家小兔崽子。有一天晚上，支书知道王家的大儿子在家，便找了几个村上的小痞子，说今晚我支书包你们酒足饭饱，条件是你们给我整一下砸我家窗子的王家的那个小兔崽子。那帮好吃懒做的小痞子们第一次得到支书的“重用”，满口将此事包了下来，他们酒足饭饱后，便醉熏熏提着棍举着刀来到王家。王典才的儿子一看这阵势，吓得拔腿就跑，长期不敢回家，从此神经兮兮，行为也同正常人不一样，更不用说考大学了，连上中学都不得不放弃。王家一挫再挫，不仅再也没有能力盖新房，连旧房子都住着艰难。1996年夏，极少下雨的夏县连续下了几场暴雨。王家一家老小不能呆在上面没有瓦的大房里，只得躲进一间做饭的厨房。黄土垒的墙，哪经得起暴雨泼浇？一日傍晚，王家老少几口子躲避的小厨房内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异常声响。“不好，这房要塌！”没睡着觉的王典才赶紧叫醒全家，从小屋里逃出，站在屋外的大雨中。小儿子不愿出来，痴傻傻地对父母说我就死在里头吧！急得老两口连拖带抱地将他总算拉了出来，当全家人刚刚逃出小屋，突然“轰隆”一声，小厨房倾刻间化为平地……王典才一家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家园，五六口人不得不东借西凑住在亲戚和邻居家……

“天下哪有此等道理？为村里发展经济想办点事这应当，可不能不管别人的死活啊！”有一天，王典才的老伴周爱仙大妈上梁雨润的办公室声泪俱下地诉说了18年来这桩事情的前因后果，令这位纪委书记也唏嘘不止。

“大妈，我知道这些年你们一家受罪了。虽然现在村里的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即使再难办，我也要把你们家的事解决了。你先回家，我会马上到你们那儿去的。”梁雨润望着一步一回头的周大妈，心中涌起万千感慨：一个农民，就因为村干部的工作简单化，使得全家几口人几年无家可回，如果见了这样的事不心疼，还算是共产党的干部？梁雨润觉得不能再让这些确有冤屈，又无权无势的农民百姓再抛家舍业地往咱政府和干部的办公室喊冤叫屈了。

当日下午4点，梁雨润放下一个会议，叫上县土地局的刘副局长一起来到了王典才所在的朱吕村。

通过调查了解，得出结论：村里要在地处村中央地段的王典才家宅基地上建蔬菜批发市场，符合全村经济发展需要，应予支持。但决不能让需要搬迁的王家遭受损失而获得不到相应的补偿。有了这样解决问题的基调，梁雨润就把村委会干部和王典才两口子叫到一起，进行谈话。王家提出腾老宅基可以，但村上应该补助3万元钱。村干部则不同意，说可以考虑给一块好的宅基，但这么多补偿费不能给。

梁雨润是抱着既来之必决之的信心到朱吕村的，他觉得拖了18年不该再让王典才一家人流离失所；可朱吕村又是个穷村，村上的经济建设也要发展。所以梁雨润是铁了心要解决问题。可是双方谁也不让步，身为纪委书记面对这样的纠纷，他是不能像办重案要案那样向嫌疑犯拍桌子瞪眼睛的，只能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工作。

就这样，梁雨润一会儿跟村干部们谈，一会儿又回头找王典才一家谈。最后王家答应只要15000元补偿费。梁雨润和土地局刘副局长也觉得王家比较通情达理，实事求事。可哪想到村干部还是嫌多，坚决不同意。

此时“谈判”时间已到深夜11点。看架式当事者的双方都没有退让之意，这可把梁雨润急得坐立不定。他这才深知这么一件并不大的事为什么要一拖就拖了18年的原因了。怎么样？再放一放？不行。梁雨润知道，如果再放一放，也许可能又是5年8年或者说不定是再一个18年，那王典才一家可就害惨了，而且对这么个穷村也不利啊！

“我说老王你睡了吗？刚刚睡下？那也不行，我就在朱吕村。你马上过来，今晚我们一起必须把王典才的事解决了，否则再拖一天我们这些身为父母官的干部就多一份对不起老百姓的罪过。你赶快过来，越快越好！”梁雨润拿起手机，又搬来了裴介镇的党委王书记。

十几分钟后，王书记到了。梁雨润与王书记分兵两头做工作，村干部那边有王书记负责，王家就有他出面谈。又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梁雨润和王书记碰头，结果是王家说看在梁书记的面上，同意再让一步，只要1万元补偿费。村委会那头意见却“铁板一块”——只同意给7000元，多一分也不给了。

“啥，7000元？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们不搬了，一分补偿费也不要了，我们要你们逼得我们全家几年无家可归的损失费！”。

村干部也不是好惹的，“你们不搬房也行，那就把户口搬出我们朱吕村！”

“凭什么？”

“凭你们不为全村人着想！”

“你们为我们着想了吗？”

“……”

王家和村干部又斗上了嘴，谁都不让谁。

王书记气得浑身发抖：“你们看看，闹了18年了，还想再闹18年呀？”接着，他又惴惴不安地给站在一旁出粗气的梁雨润端上一碗水：“梁书记，您可千万别生气，这些人哪，都不是省油的灯。快喝口水，您从下午来了到现在连口水都没有顾得上喝，这些人也太不抬举人了。要不你还是回城吧，日后我们再慢慢调停，你看行吗？”

“不行！”梁雨润脸色异常严肃地在屋里来回踱步。那“咚咚”作响的沉重脚步，使得方才还吵成一团的当事双方静了下来，十几双眼一齐聚集在梁雨润身上……

“好了，今天算我来你们村做‘生意’赔了！刚才你们一方同意给7000元，一方要1万元。不是差3000元嘛？好，这3000元由我们纪委出！王典才家的问题已经拖了18年了！我们不能让老百姓白跑18年！怎么样？你们双方还有什么意见？”梁雨润说完，用目光扫了一下全屋子的人。

方才还是个个怒发冲冠的双方当事人，仿佛像冰山一下被强烈的阳光所融化。

“梁书记……我们听您的。”王典才和老伴周爱仙“哇”地一声，哭了……

“梁书记，我们也没有说的……”村干部们的眼眶里也早已湿润了。

这回轮到梁雨润笑了，“那好……你们，你们现在就，就签约吧……我看着，看着你们签……”他用烧着火般的嗓子，断断续续地说道，当他摇摇晃晃地坐下用手端起那碗茶水时，竟然没有拿住，瓷碗“哐当”一下落在了地上……

“梁书记！梁书记——”众人赶紧围过来。

“没事没事。”梁雨润定了定神，说：“今晚我在这儿看着你们签完协议后再回城。”

深夜一点半，朱吕村村委会和王典才一家有关动迁和动迁补偿的协议签定完毕。双方代表在上面签字划押，各执一份，镇党委书记也留了一份。

这时梁雨润站起来，一手拉着王典才的手，一手拉过村长的手，然后将这两只手握在一起，动情地说：“干部和群众本是一家人，我希望你们永远好好地手牵着手，心连着心……”

这里有个关键的细节——就是当他看到王典才一家和村委会干部们为差的3000元钱争执不下时，断然说“由纪委出”这一情节。在采访时我特意问过梁雨润：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勉强，因为纪委是党内监督机关，如果遇到同类问题都要靠纪委这样的部门或者你梁雨润来出钱，恐怕不太合适吧？梁雨润也无奈地摇摇头，说：其实这是个无可奈何的事，但在基层工作有时是非常具体和实际的，特别是一些久拖不决的老大难问题，有时就是因为某些具体的细节永远解决不了。他说处事有个原则：作为党的干部，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去为老百姓着想，尤其是在处理农民问题时，你得把最大的难处往自己身上揽，而不是推到农民身上。我当时看到像王典才这样一个并不大的宅基地问题，弄了一二十年没解决，心里非常难受，觉得它有损于我们党的形象，所以那天我是抱着非解决不可的决心去的。最后矛盾的双方为了3000元僵持不下，我一着急，就说了‘由纪委解决3000元’。当时拖了18年的纠纷马上达成了协议。当然我回到纪委机关大家对我这么做有些不理解，这我完全谅解。我们纪委既非慈善机构，又非创收单位，只有一些公务事业费。但我把要千方百计为农民的利益服务和提高纪委处理问题的能力等道理向纪委机关的同志们一讲，大家终于明白了，那就是我们是共产党人，是共产党组织的机构，如果不努力想法为人民解决问题，把一些难题往外推，这看起来自己是省事了，但却是对人民的不负责。当然，我在处理王典才一事时使用的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梁雨润朝我苦笑道。

从王典才家出来，梁雨润回到城里时，已见东方红霞满天。他刚上县委大楼的二层——这是他的办公室所在处，突然有人高喊：“快快，梁书记上班来啦！梁书记上班来啦！”

梁雨润抬头一看，只见与他办公室一墙之隔的一个平台上，聚着十几位群众。

“你们都是来找我的？那就请到我办公室来吧。”

自从梁雨润铁拳重击夏县“黑势力”，惩治几起腐败案和为群众办实事的事迹不胫而走后，县委大门口和他的办公室的楼道里，天天都会有数十名百姓群众跑来找他。有的群众为了能同梁雨润当面诉说心中的苦和冤，不惜头天从几十里的乡下赶到城里，然后整宿整夜等在县委大门口或梁雨润的办公室旁的那个平台上。

面对如此众多的农民兄弟进城叫屈申冤，梁雨润深感肩负的重任，于是为了尽可能地满足大家的需要，梁雨润把自己的办公室变成了群众来访的接待室。而在这接待和倾听农民们的一件件申诉中，他发现了许多无法想象的农民疾苦和人间的不平事。正是这些想都想不出的农民疾苦，使梁雨润心头更增添了共产党人的责任。

这天一早，在众多上访人员中，一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一边哭跪在地上，一边举着一套满是血痕和窟窿的衣服，泣不成声地对梁书记说：“梁青天啊，你一定要帮帮我啊，我都上访告状了32年啦！我已经老了，跑不动了，可，可他们还霸着我家的地，占着我的宅……”

梁雨润赶紧扶起老大妈，端水让座。“大妈，你慢慢说，等我弄清楚了问题，一定想法帮你解决好。你把事情慢慢说给我听听……”

原来这位大妈名叫崔良娟，家住该县埝掌镇上董村。崔大妈年轻时嫁给张保谋，张保谋是农家出身的知识分子，技校毕业后一直在太原钢铁厂工作。崔良娟一个人带着孩子在村里守着老宅，伺候年老的婆婆。因为丈夫长年在外，家里的事就靠崔良娟支撑着。那会儿像夏县这么个穷地方，谁家有个吃“商品粮”的，肯定是宽裕户。所以她家日子一直过得不错。崔良娟长得娟秀，干活又麻利，祖上留下的宅基地也很宽敞，难免招村上人嫉妒。“文革”开始的第二年，也就是1967年，村上有人喊着要筑一条“万年幸福的金光大道”，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倒她家后院的一垛墙，一条集体用的“金光大道”侵占了她家的宅院两米多宽，还说这是考验她是不是甘愿“走社会主义道路”。

“凭什么占我宅基地？这是我们男人家祖辈传下来的。再说你们也事先不打个招呼，既然都讲大公无私，那你们为什么不把‘社会主义大道’先从自家院里通过？”崔良娟把气出病的老婆婆送上医院后，找到大队“革委会”主任责问道。

“你家男人是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你家不带头贡献谁还带头？要我说，别说是大队修一条金光大道占了你们两米宅基地，就是道路筑到你们院子的中央，你也该有个好觉悟嘛！”

崔良娟心里不服，第二天一早，她就告到了公社。

公社的一位干部告诉崔良娟说我们只管“革命”大事情，你这个人的私事我们没时间管，也不会管的。说完继续写他的大字报。

“这怎么能说是我个人的私事？再说我家又不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凭什么推倒我家的墙，占我家的宅基地？”崔良娟原以为公社都是些明白道理的大干部，哪想会碰到这样的只讲大道理而不明白民情世故的人。她气得在那位公社干部的办公室里直打转。

那时崔良娟才32岁，在别人眼里她丈夫在外面吃“商品粮”，每月会给家里寄几十块钱回来，日子一定好过得很哩。外人哪知崔良娟的苦处，她上要照顾八十多岁的婆婆，下要拖带四个娃儿，供她们吃喝穿着上学。丈夫虽然在外，但一个男人啥事都不会料理，所以崔良娟还要时不时到太原去帮丈夫收拾收拾，尽尽做妻子的义务。那会儿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年代，你如果经常旷工，也算是觉悟问题。好在崔良娟那时年轻，里外都不耽误，不过这份苦只有她自己知道。崔良娟给我讲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那会儿她得一个来月上太原一次，男人三十几岁，正是需要女人热被窝的年龄，而且生活也需要女人打理。所以为了每月能上一次太原，她可受大罪了。家里孩子小，婆婆年纪大，都需要人照顾。四个女娃儿，上学的，吃奶的，排着队缠着她。而生产队里的“农业学大寨”活动中，女人们个个被搧惑得像疯婆似的，整日整夜里抢活干，不知死活，不知时间，也不知劳累。拖得崔良娟一回家就想倒在炕上呼呼大睡。但她不行，娃儿们和婆婆还等着她做饭吃呢！于是她只好支起散了架似的身子，在院子里忙碌。怪也就怪在这儿，村上的男人和女人们见这里外忙得几乎是四脚朝天的崔良娟，不仅从没倒下过，那成熟少妇的样子还越来越招人眼。有吃商品粮的男人在外工作，有热热闹闹的婆娃整天围着乐哈哈，有宽宽敞敞的大院子。农民嘛，这些就是顶好的理想了。她崔良娟全有。说不出什么道理，反正村里人觉得你崔良娟家占的好处太多，就该在什么地方作出点“牺牲”，也好让村里其他人心头出口气。

事情就这么个理，虽然摆不上台面，但有人心里头就这么想的。

崔良娟哪知道这些理儿？她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嫁给上董村的张家来，就要操持好这个家，不能让张家的院子少一寸地。

但现在村里修路，没动其他任何一家的宅基地，偏偏将她家的院墙推倒了，而且令人气愤的是竟然没有一种通情达理的说法。崔良娟觉得自己的男人不在家，而自己在家里却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老宅基地占了一块，这份“罪孽”重啊！她找公社没解决问题，便跑到县上找领导。找县领导比找公社干部难上好几倍，更何况，那是“文革”打砸抢和揪走资派最激烈的时候。有一次她好不容易打听到一位县长在某个地方，她便去了，可一上那儿就被几个造反派逮住了，问她干什么的？崔良娟说我家里有事找她。造反派说县长已经是走资派了，你这个女人还要找他？造反派左瞧右瞅，总觉得这个俊少妇跟当走资派的县长有什么关系。“搜！”几位女造反派，也不管崔良娟的叫嚷，把她通身摸了个遍，查出了她身上带的四根自己做的麻花。崔良娟说是自己做的，准备“上访”期间吃的。造反派不信她话，说肯定是那个当走资派县长的什么“亲信”（那会儿还不叫情人一类的词，但意思差不多），这四根麻花很能说明问题。然后又说，现在是“伟大领袖”指引下全国上下一片红的时候，你一个女人出远门搞什么上访，这本身就是反革命活动。抓！崔良娟就这么着被稀里糊涂地关了一夜。大概第二天造反派给崔良娟所在公社打了电话，才弄清了她并非是“走资派县长”的什么人，这才把她放了。回到家，她还未踏进院子，就听院内传出孩子们悲伤至极的哭喊声：“奶奶，奶奶你别离开我们呀……！”“你别走啊，好奶奶——！”

崔良娟顿时双腿一软，瘫坐门槛上。婆婆的死是与宅基地被占有关的，医生证实，当时老婆婆住院时一则气虚，二则她的胳膊有积血。前者是婆婆看到自家的宅基无辜被占后气的，后者是那次村里来人推墙时，婆婆上前阻止时被人扯着胳膊拉扯了好一阵。婆婆年岁本来就大，哪经得起这折腾。其间又听到儿媳妇到上面反映情况遇到的坎坷，这一气一忧，结果带着未愈的伤势和冤屈离开了人世。身为媳妇的崔良娟为之打击巨大，更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作为张家的媳妇，在男人没在家时，自己既没守好宅基，又搭上了老婆婆的命。崔良娟这回豁出去了，她并没有马上把老母亲的死讯告诉在太原工作的丈夫，而是先找到公社干部，想用婆婆的死来换取上级领导的公正说法。公社干部一听事情到了这一步，赶紧派人来崔良娟家做工作，说无论如何先把老人的后事给解决了，其它的事好商量。我们是代表公社的，是一级政府哩！得相信我们。崔良娟是老实的妇道人家，公社干部立下的保证她能不信？在这种情况下，她才叫回丈夫，擦着眼泪将老人入了土。

可崔良娟发现，等她把婆婆的后事处理妥当后，公社对她家的宅基地问题却没有任何动静。她找那个曾经拍胸脯包她解决问题的领导，公社干部告诉她那位领导已经调走。那就找新领导吧，崔良娟不得不又从头说起，新领导说一定过问一下。可他的这一过问就没了“下回分解”。等十几天后崔良娟再去找到那新领导，人家说这事还得找村里的干部。崔良娟发现，自己磨破了几双鞋，结果还是转到了原地。

“你去上面告呀？别看生产队队长官儿最小，可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话，要办的事，还得最后落在我这个生产队长头上。你崔良娟脚踩的是咱们上董村的地，你就得接受咱队上的领导指挥。告状没用的。”生产队长抖着“二郎腿”，一副可以领导中央的架式。

崔良娟不服，她不相信共产党领导的天下没有能说理的地方。从此这位年轻的农民少妇便开始走上了一条漫漫的上访之路。

尽管那时还在“文革”期间，但崔良娟不信邪，因为她心里装着两个“保佑菩萨”：一是自己的成份是贫下中农，二是丈夫是工人阶级。但虽有这么硬的“菩萨”保佑，仍不起作用。崔良娟跑了几十回县里、省里，那时大家都在“闹革命”，没有人理会她，倒是岁月的痕迹在这位少妇的脸上留下了几道皱纹。

“四人帮”倒台后，改革开放了，农村又来了新政策，包产到户，联产承包，热火朝天。可令崔良娟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年后院被占去的两米多宅基地问题不仅没有解决，1982年，村上又在她家的前院门口划去一块宽3米，长17米的地方，说是在这儿要修一条新路通过她家门口。村上的交换条件是：顺着这条线，她家的宅基地往后移动同样大的一块地方。崔良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虽然“文革”中的那档子事还没有了结，可现在毕竟是改革开放年代。那时她三个大的娃儿都在上学。四娃儿还在她怀中吃奶。丈夫写信来希望她到太原呆一段时间，好多腾出些时间为厂里技术革新多做贡献。临走时村上干部找到她，向她再次催促关于在她家门口修路和往后移宅基的事。

“这回村上事先打了招呼，我服从统一规划。”崔良娟通情达理，去太原前将院子的大门钥匙交给了一名村干部。

可是半个多月后回来一看，崔良娟拍着大腿喊屈：前院已经按村上筑路要求给刨走了一大片，本该往后挪移的地方却被住在后院的邻居李某家高高地砌上了一道墙，并在此墙靠崔良娟家这边又挖了一条深深的沟壑，凡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村上规划中让崔良娟家后移的地盘，后院人家却不准她后挪一寸。

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嘛！崔良娟不能不急了。回头就找村干部说话。村干部为难地说，不是村上办事不公道，而是你后院住的几户人家心里一直妒忌你家。他们眼红，认为你崔良娟和孩子虽然全是咱上董村的人，但你男人在太原工作，你家又是四个女娃，又都是读书人，将来一出嫁，谁还会回这驴子都嫌穷的黄土丘来？将来你崔良娟老了跟着你男人到太原享清福，老宅基不就成了空院嘛！言外之意，我们占你崔良娟家的宅基，在情理之中，说透了，你崔良娟家这块风水宝地早晚也是我们的。哼，现在不跟你说透，我们先占着用又有何妨？

崔良娟好不生气，心想我娃儿多大？男人和我也还有几十年可活，人家却如此给我们料理“后事”呀！村里解决不了，她跑到乡里、县里。三级政府意见一致：崔良娟的宅基应当按集体占用的面积后移，后面的住户不得擅自占用她家的新界宅地。1984年，乡镇政府法律服务站调解三户占用崔良娟家的邻居倒墙还地。但由于这三家邻居仗着他们的家族在村上人多势众，拒不还宅腾地。案子交到县法院，法院很快也作出了同样内容的判决，责令那三户人家按时退地。有政府支持，又有法院判决，崔良娟觉得自己有了定心丸，哪知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法院规定的日期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人家照常在她家宅地上搭房修棚。更气人的是其中一户姓张的邻居仗着当过多年村干部，现在又在镇政府工作，镇上县上认识的人多，不仅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而且变本加厉地在崔良娟的院子里建厕所，倒垃圾，并且每天将十几头牲畜赶到她院子。崔良娟实在没法忍下去，便上镇里县里告状。哪知她每告一次，回来得到的是更多的报复：不是这不见了，就是那被扔出了院子。更可恶的是一次她带着小女儿到太原看病，几天后回到家一掀油罐盖，油不见了，里面尽是粪便……当她含辱洗刷干净油罐后，划火点柴准备做饭时，突然“乒乒乓乓”地响声大作，一团团火星儿直朝她身上窜来……等到她从惊恐中回神过来，瞅着自己衣裤被鞭炮烧焦的一个个窟窿和表皮上渗出的血迹时，不由伤心得抱头大哭。而此时，她的耳边，是从后院传来的阵阵狂笑。

欺人太甚！崔良娟又重新走上过去十余年的上访路，并在这条路上走得不屈不挠，年复一年。而在这条漫长的上访路上，由于我们的一层层干部和办事人员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和态度，使这位当年标致的年轻少妇，成了一个满头发白的老太太。

32年啊！在人的生命里能有几个32年可活啊？而崔良娟这位普通的农家妇女为了守护属于自己的一块宅基地，整整走了32年上访路。

今年春节前一个星期天，我见到了这位年已68岁的老人。当她得知我是从北京专门来了解她的事情时，不由又一次老泪纵横起来。她拉着我的手，坐在她家的炕头上，然后拿出一个布袋，“哗啦”从里面倒出上百份各式各样的纸和信封。崔良娟告诉我，这都是她在32年里上访、打官司留下的“纪念”。我拿起翻了翻，有县“革委会”的介绍信，有地区“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出示的公函，更有镇政府、县政府、省政府和这些政府下属的法院、土地管理部门等单位的“信访处理意见书”。而在这叠起一尺多高的信函中，我看到特别多的是县长、副县长、市长、副市长、书记、副书记……的一份份批复，那些批复虽然字迹各式各样，有龙飞凤舞的，有中规中矩的，圈儿有画得圆的，有画得鸭蛋似的，但他们的内容却惊人的相似，如“此事一定得解决”，“请某某部门阅办”，“为什么她的问题拖延如此长久？不能再拖了！必须速办！”我见的一个个领导者批示的“阅办”，“速办”，“必须办”的字眼是最多最醒目的，但就是在这么多层领导年年关注下，年年批复下，崔良娟的事就一直拖到梁雨润来夏县工作之前的1998年还没有解决。

当我请崔大妈谈谈上访的经历时，崔大妈突然双手紧紧地抓住我，我先是一惊，但马上明白过来：崔大妈的心又开始流泪了——

“我哪想到自己这辈子啥万元户、五好户都没当上，却被人戴上一顶上访专业户的帽子！”老人长叹一声，说：“我到现在都一直不明白，从第一次上公社告状，找到公社的最大领导，看他白纸黑字地写给大队书记让他退回我家的宅基问题开始，我看了不知多少领导写过这样的话，批过这样的条，下过这样的指示，但我弄不懂为啥有这么多领导为我说话，为我抱不平，可到头来咋像黄河里撒网，总是打水漂漂呀？我一个大字不认的农民，又是女人家，弄不明白是咋回事。就以为我找的官不够大，公社书记解决不了后，我想就找县上领导，县长说话再不算数我就找省委书记。那次我到太原，省委书记还真给我批示了，我高兴得想这回再不会有人敢不退还我的宅基地了。因为省委书记的秘书当着我的面说省委书记托话转告我，你崔良娟的问题再解决不了我省委书记就把夏县分管土地工作的县长给撤了。那回我回到家里，等着好消息。后来，果真县委书记都派人来我家，说一定要解决我反映的问题。我盼啊盼，盼了一月又一月，还是不见问题解决。我就又到县里找书记。县委书记知道后也生气得很，朝土地局的局长拍桌子。我当时在场，那局长看上去也挺可怜的，人家这么大的官，50来岁的人了，被书记训得像孙子一样，只会点头，其它的啥都不敢说。我知道县委书记对我的事是认真抓的，我老伴的一个同学是省里的组织部副部长，专门找过这位县委书记请他过问我家的事。但书记桌子拍了，土地局长孙子也当了，可我家的问题就是没解决。我始终搞不明白，那么多的领导，一个比一个大的官，他们可以建设好一个大城市，让几百万几千万的人过好日子，咋到我这儿就说话一点不顶用呀？芝麻大的事，牛刀，铡刀，全用上了，咋还够不上劲呀？我左想右想，就是想不通。后来有一次我看了电视《杨三姐告状》的故事，心想我可能差就差在没有找皇上，没有到北京找中央去告状呀！对，我一定要上北京去。那儿是毛主席住的地方，邓小平住的地方，党中央住的地方，天王老爷也没有比北京的官再大了。丈夫和孩子们不让我再折腾了，我就瞒着他们跑到了北京。你们北京可真大，人也好，一问到哪儿就会有人马上告诉你。那些部长那么大的官，亲自接待我，当着我的面给下面打电话。不像我们山西有些地盘上，我站在一政府大门口想向领导递个状子，他们就出来个保安啥的，也有公安局的，啥也不问就说你是盲流。我有几次被他们无故无缘地当坏人抓了进去。六七十年代时，我还没老，一个女人家自己就出来了，到城里告状，有些衙门里的人坏着呢，一听说你是找他们来上访的，就眼睛溜溜地在你身上打转。你急死人问他啥时能见某某领导，他嬉皮笑脸地问你，帮你找领导可以呀，但你会给啥好处呀？我心想穷得连上访的路费都没有，还有啥好处给你呀。便说：我可以给你打扫办公室。人家一听就冲我哈哈大笑，说乡下农民就是傻。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们所说的‘傻’，我来个以‘傻’装傻。后来我再出来时就带上四娃儿，就很少再碰上这类事，他们一看到我的娃儿哭，马上态度就变得凶狠起来。等我年岁大了再出来告状时，那些官不大脾气却很大的人就更多了，常常我的腿还没有迈进衙门，人家就一句‘疯婆子又来了’，便把我架到收容所啥地方去了。苦啊，天底下恐怕再苦也苦不过上访人……那是别人不把你当人看待的那种苦。可这样的苦对像我这样一心想解决问题的人来说，又算啥？我想能把被占的宅基地要回来，我也对得起死去的婆婆，对得起远在太原工作的男人，也对得起几个娃儿。你问我为啥不死心跑了那么多年？啥不死心，我不知有多少回死心了。可每回死心后又回过神一想：咱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老百姓的天下，总有说理的地方。毛主席、邓小平、江泽民总书记，不是总在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每回死心后，一想到这儿我的心就又活过来了……”

崔良娟说到这儿松开了我的手，埋头整理起那堆记录她32年上访之路的公函与材料。

望着这位银发满头的农家老太太，我说不出自己的心头有多少感慨：32年！谁会有这样的毅力？谁会带着某种不息的希望和信念，能维持如此漫长的岁月，只能以屈耻与下贱、乞求与讨好的行为来感动他人。仅仅是一块宅基地，仅仅是需要收回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她付出了32年的岁月与尊严！

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

这就是被士人们称之为天的中国农民。

一个以百姓利益和幸福为已任的政党，如果不能代表这样的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们的根本利益，那这个政党必然早晚失去对这个国家的统治与领导地位。

梁雨润所以要接崔良娟的这件事，正是从这个深层然而又是最基本的道理上考虑的。

按理说，像这种宅基地等民事纠纷，又是不被人待见的陈年老帐，一般可以不列入纪委所辖工作范围，但梁雨润用恰恰相反的态度来对待和处理这样的事。

“你又要接这碗夹生饭吃？”信访室主任老胡一见梁雨润拿着崔良娟的状子来找他，便知这位年轻的上司又要做什么了。于是摇摇头，又笑笑。

“咋，你又要好言相劝了？”这回梁雨润也朝自己的得力干将笑笑。

“我知道劝是劝不动的，但作为比你在夏县多呆几十年的老同志，我有责任尽可能地帮助自己的领导尽量不陷入困境。”

“这个我爱听。”梁雨润搬来一把椅子，几乎是脸挨着脸地请老胡把话说完。

老胡知道梁雨润不抽烟，便只管自己点上一支烟，然后说：“据我所知，崔良娟老太太这桩事，已经有几任县委书记都插手管过，但至今没有解决，我想肯定里面的事情不是一般的复杂。当然我说这话正好有点像激你似的……”老胡说到这儿，朝梁雨润瞅了一眼，“我知道你好啃那些别人认为难啃的骨头。所以……”

“所以这件事我是一定要管到底的。”梁雨润站起身，拍拍老胡的肩膀，对天长叹一声：“你老胡知道我为什么对这样的事特别急着上手吗？”

老胡仰起头，想听听这位年轻上司那种坚韧不拔专啃硬骨头的动力所在。

“你想想老胡，一个连字都不认得几个的老实巴交的种地人，到底为了啥要一次次跑到县城省城和北京去上访告状？而且一上访就是几年几十年啊？你我行吗？不行！肯定不干了，说不定跑几次没结果就再不跑了。不跑了心里又在想什么呢？肯定是灰心丧气了，或者根本就不相信谁了。我说的对不对？可人家庄稼人都实在，他们为啥跑了那么多次没有啥结果后，还一次次、一年年地跑啊？为啥？就是因为他们心里装着对我们党的信任，对我们这些共产党干部还有一丝希望，他们相信天底下虽然有不公平的事，但总会有人给他们主持正义，为他们服务呀！你想想，他们不惧任何困难，不畏任何耻辱，甚至敢用一生的时光，全部的生命，来找回这种对党、对政府，对我们这些干部的期望和信任，你说比起他们的这种执着和牺牲精神，我们还有什么可顾虑和担忧的呢？还有什么架子不能放弃？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认认真真地、实实在在地为他们化解矛盾，平反冤屈？其实农民们上访几十次几百次需要我们帮助他们解决的问题并不难啊！可为啥老没有得到解决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当干部的当领导的，不能像为自己的子女安排工作，晋升职务那么认真去做，去动脑筋而已。说句良心话，老胡你讲我说的是不是这个理？”

此刻，老胡的两眼已经湿润润的。“梁书记，听了你的这番话，老实说我感到很惭愧，而且我觉得感到这种惭愧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应该有相当多的人。不说了不说了，处理崔良娟的事，你给我安任务吧，我请求参加。”

梁雨润欣慰地笑了。“行，你算一个。另外我想这件事可能比较复杂，解决起来难度大，所以纪委再派一名常委带队，会同法院同志一起去。你们下午就到上董村去，这事不能再让百姓等了，一天也不能等了！”

“是。”

工作组进驻崔良娟居住的上董村后，果然发现这件拖了32年的宅基地事件解决起来难度不小，根本的原因是与崔良娟宅基相连的三家邻居中那位张某，当过几任村干部，现在又在镇上工作，所以崔良娟告了几十年，法院也判了三四次，但没有一次可以付诸实施。张某当着村干部的面不止一次扬言：领导批示法院裁决能顶啥用？就是皇帝下圣旨他也管不了我脚跟底下的事。

梁雨润派去的工作组找到张某谈话，张某百般狡辩，无理强占三分，依然一副天王老子也管不了他的架式。

张某也算是个“官”，太知现今官道上的奥妙了。你说一个省长县长管得了天塌地裂的事，管得了千万人的苦与乐大家都相信，至于能否管得了几户农家发生的宅基地纠纷？好，你管行啊，你法院判也行啊，中央发文件我都不怕哩！我早晨拎着裤子一泡尿撒他家墙根里，晚上睡觉前一泡屎拉在邻居的院中央，你是派警察还是让军队来天天看着我？哼，老子啥不怕，你省长部长，这个“批示”，那个“速办”，到我这儿呀，啥都得听我的！老子想咋办就咋办！看你们能怎么办！

工作组成员气得说找你们村长、镇长来跟你谈。

张某更得意地说：行啊。这儿的村长、镇长哪一个上台没有我的推荐？你们把他叫来，看谁听谁的。

工作组成员说，这次你别再想拖着不还崔良娟的宅基，否则我们就进驻你家一直到你退出为止。

张某一听哈哈大笑：那我巴不得呢，热烈欢迎你们进驻我的家来，我正愁着盖了那么多房子不能像城里人一样出租呢！嘻嘻。

看着工作组成员气呼呼地像所有曾经来过的无数个工作组一样双手空空地返城时，张某的脸上堆满了得意的阴笑。

“呸！你告，再告100年也没用！”张某路过崔良娟家时，操起一根树枝，“唷唷唷”地将几头猪崽往崔良娟家的院子内赶着。熟门熟路的猪崽在主人的吆喝下，摆着尾巴，晃晃悠悠地遛进他人的院子。

“难道就真的没法让这样的无赖就范了？”梁雨润听完工作组的汇报，思忖着对付张某这种人的办法。

“那张某什么也不在乎，该占人家的地照样占着，而且可能会变本加厉。”工作组的同志说。

“法律也治不了？”梁雨润又问。

“嘿，法院已经先后判过三四次了，到他那儿等于一纸空文，啥都不顶。”

梁雨润点点头，说：“张某这个人可能还懂点法，所以他这么多年一直胆大妄为。不过他再聪明也还是差了一点知识。”

“啥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规定，凡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可以对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对仍然拒不执行者，可以采取拘留等强制手段……”梁雨润手里捧着的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通则》。

“太好了，这么说我们是可以通过法院手续，对张某进行强制拘留处理？！”

“立即行动！”。

当日下午，法院和工作组的成员，持着拘留张某的手续，再次来到上董村。当着众村民的面，向张某宣读了法律“拘留文书”。

“你们不能抓我，我儿子还在北京当武警呢！我要让他回来告你们——！”这回张某急眼了。在临上警车时大吵大闹起来，但一副冰冷的铁铐已紧戴在他的手上……

在拘留所里，张某依然心存一丝希望：只要等儿子从北京回来，看你们放不放我出去。一出去，啥事就是我说了算。哼！

果真，在张某被拘留的第三天，身着武警服装的儿子从北京回来后，立即怒气冲冲地找到纪委，责问凭什么抓他父亲，并指责纪委这是“蓄意打击现役军人家属”，如果纪委不从速放人，他要上北京找某某人告梁雨润他们。

梁雨润得知后不动声色地让人将张某的儿子叫来，然后严肃地对他说：你身为现役军人，又是武警，应该更懂得所有公民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你父亲多年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擅自占据他人宅基不还，对这种严重违法行为，你无论作为他的儿子，还是作为一名现役军人，都有责任帮助他好好认错，并立即服从法院判决，而不是助纣为虐，是不是这样？

张某的儿子带着一腔怒气进的纪委，出门的时候已经心平气和了，他整整警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了。

“儿子！你总算回来啦！太好了，怎么样，他们得把我放出来吧？什么时候放呀？”在拘留所的张某一看儿子，欣喜若狂。

儿子说：“爸，是你不对，干嘛一定要占崔婶婶家的宅基嘛！”

张某一听儿子这话，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头瘫在水泥地板上，逞了32年的威风荡然无存。“你这个傻儿子，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吗？唉，我这几十年折腾啥嘛！”

在拘留所呆到第六天，张某终于痛哭流涕地要找梁雨润书记当面认错。

“不是向我，而是应该向为了从你这儿重新获得尊重的崔良娟一家认错赔罪。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应当比我更清楚，她崔良娟从当年的一个小媳妇，一直上访成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我们是不是心里应该感到罪过啊！”梁雨润语重心长地对张某说。

“我理亏。我不是。我回去马上把建在她家宅基地上的三间房子拆了，退回多占的地。梁书记我向您保证：今后我假如再敢把脚朝崔良娟她家多伸出一寸，我愿受天打雷劈！”

“哎——这你就说错了。你们是邻居，应该友好相处，相互信任和帮助。只是不要再抢占属于人家的地盘和财物便是。”

在张某的带头下，其他多占崔良娟家宅基地的另两户邻居也随后向崔良娟家赔礼认错，归还了多占之地。就这样，这起让一位农家妇女走了32年上访路的民事纠纷，终于宣告处理完毕。

那天，崔良娟一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还不无感慨地拉着我的手，走到那垛耗去了她32年精力的新墙前，热泪盈眶地说：“32年啦！兄弟啊，第一次出门上访时我比你还年轻不少哩！你看看我现在……”

我有些不忍地看看她那张布满刀痕般皱纹的脸和缕缕银丝飘动的头颅，心头不觉阵阵发痛。当老人听说我要写梁雨润书记的事迹时，她便拉我坐在炕头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你可一定要写好他。一定啊！”那天临别时的一幕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当带我前往上董村采访的车子已经发动并走出几十米了，我从反光镜中突然见她朝我挥着手，我赶紧让司机停下，以为出了什么事。

崔大妈迈着颤巍巍的步子，奔跑着过来，伏在车窗前气喘吁吁地双手再一次拉住我的手，说：“梁书记是个好书记，你千万要写好他，啊！”

我默默地点点头，泪水噙在眼眶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但心里在向老人保证：我一定会的。

回城的路上，汽车飞驰在田野上。我的思绪一直被崔良娟老人的话和她在过去30多年的风雨中喊屈叫冤的身影牵扯着，长思不解地想着一件事：如果有干部在32年前就能像梁雨润这样认认真真把事情解决了，那这个崔良娟将是怎么的一个形象？如果今天夏县没有梁雨润书记的出现，那崔良娟这位农家妇女的命运又将是什么样呢？

汽车还在田野上飞驰，我的问题没有答案。

这使得我更想从梁雨润身上寻找更多的东西。

很巧，那天从崔良娟家回城的路上，遇见了另一位得到梁雨润帮助的农民。他叫李卫国，是个残疾人。因为残疾和家贫，天资很高的李卫国没能在高中毕业后继续上大学，他开始自学医书，并获得了一个行医执照，在自己家所在的小镇上行医。李卫国十分注重自己的行医道德，从来一丝不苟。可偏偏有一次出了问题。那是1998年年末的一天，他在给一位农民看病时，开了一副从县医药公司水头批发站买回的药。患者服用后，突然感到不适，副作用极其严重。仔细一看，原来那药已经变质，药丸的外壳出现了裂缝，他便找到李卫国。受害者家属当时说的话很难听，李卫国感到无地自容。其实李卫国也是一肚子冤屈，因为他并不知从县医药公司进的货会出现质量问题。第二天他便拄着拐棍，先到县药检所化验，结果证明确实那药有质量问题，于是他便找到县医药公司索赔——既为经济损失更为名誉伤害。哪知人家并不把他当回事，爱理不理的。李卫国急了，坐在经理办公室不走。药材公司经理恼怒起来，从街头找来两个人，威胁李卫国说，你要再赖在这儿，老子再把你的两只胳膊也废了！双腿残疾的李卫国打小自尊心特强，哪受得了如此屈辱！

从此这位青年农民，拖着一双残疾的腿踏上了寻求伸张正义的上访之路。他到过县上，也到过运城市委，见的领导和干部不下三五十个，但都令李卫国无比伤心和失望。那些领导的门是很难进的，因为他们通常十分注意“形象”，所以一见有人拖着残腿一拐一跛地在自己的门口晃来晃去，就会显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好的听你三分钟话；腻的干脆搪塞说“有事”便让秘书一类的人“接待接待”。这一接待事情就常常变了味。好点的会说：“你把相关的材料留下，人先回去等消息。”恶劣的就不用多说，什么“制造不安定因素”，“闲着没事跑出来想榨油水”云云。开始李卫国还很当回事，对那些所谓的“好点的”，他几次感动得直流泪，甚至在人家已经赶他出了门后，他还傻里傻气地跑到街上买条烟什么的回头再给人家送去。而对那些不把他当回事的“恶劣行为”，李卫国也气得直落泪。可时间一长，见惯了，听惯了，也见怪不怪。然而不管是“好点的”还是恶劣的，最终结果都是一个样：对他要求解决的事，总是石沉大海，有去无回。

有一次印象最为深刻。那是他到县委办公大楼里发生的事。李卫国打听到某某领导正在二楼的办公室，便想求得一见。可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像他这样的残疾人，想直接进领导办公室，结果总是被轰出去。所以这回他等候在一楼楼梯口边的那间厕所内——这里既不会被人轰出去，又便于一眼看到从楼上下来人的模样。从早上8点进厕所，一直等到中午时分，李卫国仍没有见到那位领导。熏人的臭味和饥饿的肚子，让他不得不再次闯一闯领导的办公室。当他拖着残腿一步步艰难地爬着楼梯时——因为水泥地滑，他的一双拐棍不能用，所以只能靠双手和膝盖骨的力量一步一挪往上爬行。你想县委办公大楼是个什么地方？人来人往，忽见楼梯上出现这么个残疾人上气不接下气地爬行，谁见了都会惊讶的。

“怎么搞的，堂堂县委办公大楼怎么成乞丐爬来爬去的地方啦？保卫科的人干什么吃的？”突然，李卫国的耳边响起一个异常愤怒的声音，当他抬起头时，这位残疾青年农民的脸凝固了：这不就是某某领导吗？是他，一副夏县百姓许多人都认得的面孔！！

“……”这就是李卫国盼望了多少个日子渴求见一面的领导吗？然而就在这凝固的时间里，心中装着千言万语的李卫国却说不出半句话来他呆呆地仰着头，眼巴巴地看着那领导从自己身边走过。

“呜——”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李卫国伏在楼梯的水泥台阶上，哭得双肩像拉动的风箱。

“我要是早知道人家领导是这样儿，我根本不会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屈辱，像狗似地用四肢伏在地上爬着楼梯去见他。真的，打那次看到人家领导这么对待自己的老百姓，我的心彻底地死了，从此再也不想为自己的冤屈寻求一个说话的地方了。你想，人家当领导的都这个样，你还能期望那些普通的干部和办事员能为你一个小农民服务办事？更何况我这样一个不招人待见的残疾农民！”李卫国告诉我，那次伤心经历后，他曾有过一个念头：寻找机会，到坑害他的县药材公司，放一把火，“烧他妈的精光，连同我自己一起烧为灰烬！反正我这样的人不值钱。可我想光自己死太亏了，怎么也该把那些不为咱农民办事说话的人一起拉着去见阎王！可就在我准备实施‘计划’时，梁书记出现了，他不仅妥善解决了我与药材公司的纠纷，而且拯救了我的灵魂，唤回了我对咱们党的信念……”

李卫国的话并没有夸张，因为要不是那天正在县委信访室值班的梁雨润，无意间知道了李卫国的事，并且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帮助李卫国重新赢回了他视为生命一样宝贵的“信誉”——县药材公司当面向他承认所批发的那批药材有质量问题，并公开赔礼道歉，也许夏县又多了一起震惊省内外的恶性事件。

“其实根本不是我梁雨润有什么特别能力，只是我觉得像李卫国这样极其需要帮助的农民，我们当干部的只要主动弯一下腰，去倾听他们的呼声，再费些时间和精力去为他们做些本属于我们份内的事，那就会化解一切天大的问题。关键是要看我们对百姓有没有真正的感情和能否将心比心。”其实，梁雨润得民心的“法宝”就这么简单。而这简单的“法宝”，在实际工作中一旦用上，就这么灵验。

残疾青年农民李卫国原先连杀人的念头都有了，可经梁雨润亲自出马做工作，他不仅连当初向县药材公司要求索赔的5000元都一分不要了，而且特意雇了一辆车，敲锣打鼓到县城，给梁雨润送去了一面写着“人民好公仆”五个大字的锦旗。

我见到李卫国时，他给我说了一句发人深思的话：“我们农民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了，别人总不该再骑在我们头上张牙舞爪吧？”

当下我们的一些干部和领导，他们不仅对农民和百姓缺少关心，而且真的常常是骑在人民的头上张牙舞爪，为所欲为，这样的干部和领导者，人民不恨他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