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谁忽略了长江，谁就不可能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主宰者，因为长江主宰着大半个中国兴与衰的命运。

谁读懂了长江，谁就掌握了中国的命运。

1989年7月21日，这是一个并不特别的日子，但这个日子对长江三峡的命运却意味深长。

在这个日子里，刚刚经历了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风波的中国心脏北京，尚处在飘荡不定的非常岁月。按照常规，国家最高领导者恐怕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离开自己的政权中心，去关注其他什么事。

但中国在20世纪末的最后十余年里崛起了一位政治领袖，他注定要做出非凡的举动。

这一天，新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离开了北京中南海。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他的每一个细微行动都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国际上所有的敌我势力都在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有人猜测他去了上海，也有人猜测他出访欧洲或者美洲，但这些地方他都没有去——他作出了一个人民领袖的明智决定。

他先是参观葛洲坝工程，接着又考察了三峡大坝坝址，察看荆江大堤。在从沙市顺江而下的船上，他详细听取了关于三峡工程的专题汇报；到武汉，又参观了三峡水库泥沙模型试验。4天时间，江泽民总书记边看边听边问，从三峡工程效益到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了解得非常具体。

江泽民总书记到了长江三峡。

这是一次没有公开报道的行动。就当时的政治局势而言，为什么首先选择了长江三峡，而不是别的地方？尽管人们可以作出这样或那样的想像和猜测，也可以说有这样或那样的意味深长的政治含义，但有一点在今天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总书记一走上人民领袖的岗位，就显露出了他那卓越的政治远见和治国之道。

巡视长江三峡的意义，在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开始感觉到了。而且可以肯定，随着岁月的继续延伸，我们所能认识的远大意义会越来越明晰和深刻。

该上马了，几代人的伟大梦想，到我们这代人手里该变成现实了！三峡人民该有一种实实在在的企盼了！4天的实地考察后，江泽民总书记说了这样一段非常肯定和坚毅的话。

他心中装的最多的还是邓小平理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事只有靠发展经济，才能有真正的出路。

长江三峡就这样沉甸甸地装在了江总书记的心里。这一装他就再也没有放下过。

“你就放开手，大胆地干起来！”江总书记对水利专家出身的、一心想把三峡工程搞起来的总理李鹏如此说。

“请放心，我一定遵照您和小平同志的嘱托，把这件事办好，让党满意，让人民满意。”李鹏总理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

啊，长江实在太大，大得连任何一位想主宰她的领袖都在她的面前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水利专家出身的李鹏自他出任国家总理后，许多力主长江三峡工程上马的人像是吃了兴奋剂，他们把实现梦想的希望寄托在李鹏任总理的这届政府身上。

你是总理，有权主持如此大的工程；你是水利专家，上马三峡工程让人多了一份保险系数。机遇难得，千载难逢。

李鹏总理能不感到压力？他从小生活在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的身边，那是位深受人民爱戴的总理。可即便是周恩来，在三峡问题上，他所经受的压力也非同小可。有一回周总理在听完三峡工程论证会后，面对专家们的争论和各部门相互之间的指责，周恩来拍着胸口对大家说：“长江上如果出了问题，砍头的不是你们几个人。要砍头，我是第一个。可砍头也不行！这是国际影响问题。建国二十几年了，在长江上修一个坝，不成功，垮了，那可是要载入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啊！”

1990年春，“两会”按照惯例在北京召开。这一次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收到了一份由当时的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转来的几位政协委员联名的提案，题为《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王任重在附信中向总书记建议“中央常委能抽出几个半天时间，听听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

江泽民总书记迅速对此作出批示。之后的“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便开始了实质性的工作，并由此成立了由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任主任，国务委员王丙乾、宋健、陈俊生任副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三位副主任分别还是财政部部长、国家科委主任和国务院秘书长，可见三峡工程的分量！

关于三峡工程的论证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这应该说是中国人做了几十年“三峡梦”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实质性决策。这一决策首先归功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在他主持中央全局工作之后，就把目光投向了三峡。1980年，邓小平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东方红”32号轮，那一路上长江的滔滔之水给我们的总设计师带来了滚滚思绪，面对这条同样养育了他的母亲河，他感慨道：“看来，不搞能源，不上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么困难，也要下决心搞。钱、物资不够，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工业项目。这些小项目上得再多，也顶不了事。”1982年11月，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准备兴建三峡工程的请示汇报时，果断地说：“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针对当时一些人担心三峡工程动起来后涉及面太大而出现所谓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又十分明确地指出：“只要技术、经济可行，对国家经济建设有好处，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话，高瞻远瞩，落地有声！从此，建不建三峡工程已不再是一个争议的问题。可三峡工程实在太大，大到连许多专家左思右想也想不到的问题此刻全都出来了。

1984年2月，第二届国际水利问题裁判会议上，突然出现了一件令中国水利代表团意想不到的事：西方二十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向国际水利组织和本次大会提出了一项所谓中国建三峡工程“造成一百多万移民的人权得不到保证”的提案，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建三峡怎么还出来个“人权问题”？中国人感到莫名其妙。老实说，那时我们中国人还不太熟悉“人权”这个词，更不清楚西方国家的人权概念。不过，三峡移民问题已经真的不再是三峡工程中一个简单的“细节”了，而是一件非常巨大而敏感的超国界的大事！

其实这些年来西方人对中国的三峡工程问题有过分的“关心”。某国家想承揽一项工程，后来投标失利了，他们就发表文章说“三峡工程”一旦上马，如何如何会有几百万中国农民“丧失家园”、“沦为难民”。我在库区采访时，云阳县的人告诉我，那一年某国有几个记者，想拍一组三峡移民不愿离开家园的“悲惨情景”。他们走了一路，没有找到什么“理想”的镜头可拍，后来假扮成中国记者（他们有人会说汉语），叫一个家住山腰上的农村大嫂，让她背一个背篓，里面装了不少东西，赶着一头猪，往山上走，说还必须有哭的样子。那大嫂笑了，说我哭不出来。那些记者就赶紧塞上200元钱给那大嫂，并说这是演戏，哭了才像。

那大嫂看在200元钱面上，一边往山上走，一边抹着眼泪，可就是因为并非“专业”，所以总不像。那几个别有用心的记者的阴谋最终也没有得逞。这还不算，日本有个右翼组织为了污蔑三峡工程有“人权”问题，甚至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指着中国代表团的人员责问，说你们中国人建了三峡水库后会造成污染，你们长江的“污水”就会直冲到我们日本岛上，就会影响我们的吃水问题，这是“太大的人权”问题！中国代表团成员一听就觉得对方在无理取闹，并反问对方：我们中国的长江出海口在什么地方？你们日本国的位置又在什么地方？那几个日本人中还算有一两人有点地理知识，一算，对呀：长江出口处是在中国的上海吴淞口，距日本国还遥远得很呢！再说长江出口处的东海海域的水也不会倒流到黄海海域呀！

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反华势力，对所谓“三峡移民人权问题”的关注更不用说了，所下的本钱已经进入了他们的某些“国家预算”。从20世纪90年代起的历次国际人权会议上针对我国人权问题的一次次“提案”，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三峡移民人权问题”列入其中。他们在三峡移民问题上的奇谈怪论和说三道四，从来也没有停息过。一句话，他们不相信中国人自己能建造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更不相信中国人能在建设如此规模的水利工程中将百万移民问题处理好！

纵观世界水利史，中国的三峡工程确实太伟大了。它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又一次伟大实践。滔滔长江，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的源头至上海吴淞口入海处，全长六千三百多公里，其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沿江汇集支流数千条，其中流域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有437条。全流域年平均降雨量1100毫米，滋润着全国1／5的国土，每年入海流量近万亿立方米，水量无比充沛。落差五千多米，可资开发的水能2亿千瓦，年发电量可达1万亿千瓦时。流域内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养育着全中国一半以上人口，创造着整个国家七成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长江是中国生存与发展的大血脉，影响着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然而长江之水，在造福于民的同时，又因它的不驯性格，致使沿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的人民饱受洪水之灾。

关于历史上的长江洪水带给沿江人民的灾难，史书上的记载足以令人感到惊心动魄。远古的长江洪水史没有记载，只有到了汉朝才有了关于这条大江的灾情记录。长江水利委员会提供的资料显示，从汉代到清末即公元前185年至1911年，在2096年的历史里，长江共发生有记载的大水灾214次。通过这个记录，我们发现一个规律，即长江洪水平均不到10年就泛滥一次。且越到近代，灾害的发生越为频繁。秦代以前，缺少历史记载。前、后汉400多年间，有6次大水记录。魏、晋、南北朝的200年间，有16次记录。到宋代后因为中华民族的统治中心逐渐向长江以南转移，故对长江大水的记录准确性增加了，300年间有记录的大水63次。平均每5年一次。元朝时中国的统治中心回到了北方，此间的长江水情没有被朝廷当回事，记录也随之不见了。到明代，江南经济文化逐渐繁荣，记录的长江大水有66次，平均每4年一次。

清代时基本上将长江的每一次大水都详尽记录，共发生62次，也是平均每4年一次。“荆州不畏刀兵动，只怕南柯一梦终”，这是刻骨铭心的记忆。1860年至1870年10年中出现的两次特大洪水，冲开了南北荆江大堤，两湖平原一片汪洋，百万生灵葬身鱼腹，仅死亡人数合计就达百万以上。发生在20世纪的长江大水，是我们许多人亲身经历过的。像1931年长江中下游发生洪水，淹没农田5089万亩，死亡人数达4.5万，汉口淹水百日；1935年灾害再次降临，仅支流汉江遥堤溃口，一夜之间就死了近8万人，灾难，数不清的灾难，次次把中华民族推到痛苦的深渊。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的武汉大水，尽管人民政府带领沿江人民奋力抗灾，并启用刚刚建成的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分洪，但武汉仍被洪水围困3个月，京广大动脉中断百天，3.3万人死于水灾，直接经济损失百亿元。而1998年的那场由江总书记亲临大堤指挥的“长江保卫战”，更是历历在目。

长江啊长江，你给了中华民族太多的辉煌，你同时又让我们的同胞经受了太多的水患痛苦！

三峡工程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它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三峡工程首要解决的问题是防洪。要解决的一是水患、二是巨大水资源的利用。长江每年有960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白白地流入大海，这对一个总体水量并不充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长江白白流走的哪里是水，分明是黄金、是白银！利用长江三峡大坝的巨大落差进行水力发电，其电力资源可以给中国人每年平均提供846.8亿千瓦时，相当于10个大亚湾核电站的发电总量。

水资源的利用，不仅仅带来巨大的电力资源。与火电相比，三峡水电可使国家每年少燃烧大量原煤，少排放1亿吨二氧化碳、100万吨二氧化硫、1万吨一氧化碳和37万吨氮氧化合物。有人估量仅此环境效益一项，三峡工程带给我们国家的经济效益每年至少有几百个亿。而规划设计的三峡水库在防洪能力上要做到的是确保百年一遇的大水来临时，中下游不受洪灾损失。“百年一遇”是个什么概念？就是100年中有一次特大洪水来临时，长江中下游因为有了三峡大坝而稳稳当当生活与生产，不用再像以往不是“一梦醒来命归天”，就是百万人的“严防死守”了。

有关人员告诉我，在长江有历史记载的洪水中，最大的一次洪水是1870年，那年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唐山大地震多出了几倍。那一年的洪水流量为每秒80000立方米。三峡水库库存的泄洪能力可以保证在每秒102500立方米。如此“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来临时，我们国人可安心酣睡了！其实，长江洪水的“百年一遇”，并不是每100年就有一次水像1870年的每秒80000立方米大洪水从天而降。“百年一遇”是一种概率的表述，用一段通俗的话来比喻：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转动一下，肯定有时正面有时反面，其概率为50％。但并不是说每转两次肯定是一正一背，也许是两正也许是两背。“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也许100年中长江一次也没有特大洪水，也许100年中就连续来了两次大洪水。三峡大坝给我们挡住的就是在一二百年中像1870年那样的大洪水，不管它来一次两次，还是一次也不来，我们都可以放下心来。

关于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显然是整个工程中最突出的方面。它大得连经济学家都无法计算，因为人的生命本不是用多少钱能估算得出的。根据设计，三峡工程建成后，它的正常蓄水位到175米时，其防洪库容应为221.5亿立方米，可使荆江南北两岸，洞庭湖区和江汉平原避免“百年一遇”的毁灭性洪灾。如果非要用钞票来计算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那么按1870年特大洪水来估量，可直接减少农村淹没损失约510亿元，减少中小城镇淹没损失约为240亿元，加上其他淹没损失共可减少800亿元左右的直接经济损失。这中间自然没有包括洪水吞没人民生命所造成的无价损失。总之，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是无法估量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社会诸多方面。

将来“高峡出平湖”后，三峡水库的优势还在于它构筑起了一个效益巨大的长江航行新天地。预期到本世纪30年代，通过长江峡江坝址的单向货运量由现在的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客运约400万人次。届时从重庆到宜昌所形成的660公里的深水航道，真正使我们看到“天堑变通途”的壮丽景象。那时长江的新一段黄金水道将名副其实，足可与世界上内河航运最发达的美国密西西比河以及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相媲美。

三峡就是这般伟大！伟大得让一些敌视我国的人无不感到心惊肉跳。

然而，在三峡工程带给我们巨大效益的同时，毕竟要牺牲某些局部的利益，移民便是其中最重要和关键的一项。

目前世界上排在最前列的大型水电站有巴西、巴拉圭合建的伊泰普水电站，其移民数仅为4万人；非洲的加纳沃尔塔枢纽，移民为8万人；印度的萨塔萨洛瓦水库，移民为10万人。中国人太多，中国人又习惯随江河而居。在新中国建设的数以万计的水库中，移民共超过1800万人。超过30万移民的就有好几个，他们是新安江水库，移民30万人；丹江口水库，移民38万人；三门峡水库，移民40余万人。这一方面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移民工作的卓著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也饱尝了某个水利工程因为没有安置好移民所造成的痛苦。

三门峡水库的移民工作就是一个教训。那既有过去国力贫穷所致，也有决策本身的失误。三门峡水库已经成为历史，因建水库而得名的三门峡市如今美丽如画。我们在此诉说他们的不幸境遇，其实正是想说明水库移民工作的难度，说明今天三峡移民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举国家之力”而进行的又一场伟大壮举。三峡是长江上的第一大坝，而三门峡则是黄河上的第一大坝。长江与黄河一南一北，一个今天一个昨天，两个大坝的移民，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

当年的三门峡水库修在黄河边，那时的移民任务和安置地，全都由国家“计划安排”和“政策决定”的，你去不去那可是“政治任务”，是“支持还是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是大非问题”。为了确保移民工作的全面展开，有关部门将首批到宁夏的移民安排为一个特别的先遣（必须是青壮年），共5208人，出发那天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县乡村上的干部们全部出动，并且动员了几万人的欢送人群。先遣队的移民们个个精神抖擞，胸前挂着大红花。根据文件规定：先遣队的移民必须以党团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为主，中农和上中农基本上没有，地主富农更不在其列。所以当时库区的百姓出现了父子、夫妻、兄弟、姐妹踊跃争当先遣队员的动人场面，有个乡分配的先遣队名额是154人，结果报名的达1087人。有人为了争取当上先遣队员而咬破手指，写血书，表决心。

当移民们扛着铺盖、带着农具，千里迢迢来到目的地贺兰山下的平吉堡一看便傻了：这里挨着光秃秃的贺兰山，为沙漠边缘地带，不是半人高的茅草地，就是光秃秃的一大片望不见边的“石头地”——移民们称那些是沙漠边缘荒芜之丘。“怕啥，再苦也吓不倒我们光荣的三门峡移民！”面对风沙，有人这样豪迈地说。先遣队的移民们再也不吱声了，默默地在荒滩上搭起了几个草庵子。来年春天，他们借得当地人的拖拉机，竟然还种下了40余亩麦子……新的家园就这么安了下来。但一年春夏秋冬过去，移民们辛苦种下的麦子在即将收获的时候，被一场风沙伴着的“石雨”吹得无影无踪。远迁的移民开始逃跑了。一个陶乐县共安置800移民，三天里跑了361人。结果半途被当地基干民兵拦回260人，其余101人杳无音讯。

然而三门峡这边的整体移民工作刚刚开始，更大规模的移民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宁夏方面遣送。有人听说“先遣队”移民的命运后，不愿去。干部说：不去，可以，那你就去跳井！去跳黄河！

移民们不得不走。他们来到贺兰山的新家园是个根本无法生存的蛮荒之地。当地农民本来就吃不饱，像宁夏陶乐县总共人口才6000人，移民却来了一万三千多人。本地农民与移民之间矛盾不断，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政策上的偏激、工作上的简单化和当时国家整体物质生产水平的低下，导致了那个时期水库移民的灾难性后果。

贫穷。无法生存。三门峡移民们经历的那一幕在今天看来是无法想像的，然而它是真实的。几乎从移民们迁移到目的地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踏上了“返库”之路（回到三门峡库区）。从1957年开始到1990年为止的三十多年里，返回三门峡的移民多达一二十万人。他们中大多数是在中央［1985］29号文件下发后迁回的“合法返迁移民”，还有相当一部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迁回三门峡，流落各地，有的则在返回的路上发生了悲剧……

三门峡移民留下的伤痛，像警钟长鸣，无时无刻不在警醒着党和政府的决策者：那就是任何一项重大的水利工程的移民政策在其决定之前，必须充分考虑科学性、现实性以及绝不能动摇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离开了这几点，特别是最重要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将为之付出不可估量的代价。

三峡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过去任何一座水库的移民，甚至是过去几大水库的移民总和。根据规划，三峡工程的全部移民实际超过120万人。这还仅仅是人，须知迁移一个人，就会有随之同迁的物，而物的概念远远比人的数量大出几倍。长江三峡水库建成以后的水位基本稳定在175米，也就是说在这水位之下都属于淹没区。根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1993年向国务院报告的三峡水库淹没在175米水位线以下的实物大致有：房屋面积共为3479万平方米，其中城镇1611万平方米，农村1087万平方米，工矿企业751万平方米，其他30万平方米。

移民除了人和物之外，还有赖以生存的土地，合计被淹的耕地果园等面积就达48万亩。另有工矿企业1599个，码头593处，水电站144处……更有外人并不知情的城镇淹没移民这一大块。三峡库区淹没线以下的市级县级城镇13座，乡级建制镇114个。其中全淹的县城有8个，他们是湖北的秭归、兴山、巴东，重庆的巫山、奉节、万县、开县、丰都。以上这些县城别看它们“在册”人数只有几万十几万人，但它们都是历史名城，而每一个城市不仅供养着固定居民住户，还有相乘数倍的“外来工”。可见，三峡移民的概念何止是一个简单的“百万移民”。实际上每一个移民背上担起的则可能是一个家园，是一个码头，是一条公路，也可能是一座工厂，是一座城市……

1990年在江泽民总书记的亲自推动下，以邹家华为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至1991年8月该委员会通过了新编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即著名的“175方案”。在这之前的1984年2月，国务院曾对三峡水库蓄水到底多高有过方案，当时的方案叫“150方案”，即水库蓄水150米。这个方案差点促成了一个省的诞生——这是后话。重庆市领导们听说“150方案”后提出了异议，说水库蓄水150米就到不了重庆，这对重庆发展极为不利。于是，专家和领导们一起重新商议论证，最后确定为蓄水175米，“175方案”便是这么诞生的。

1991年春“两会”按惯例又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到三峡工程问题。几位力主工程上马的委员不干了，再次联名上书给江泽民总书记。

这里面有几位重量级人物，他们代表着党和国家的崇高利益。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老将军一生铁骨铮铮，此时也被沸沸扬扬的三峡工程搅得热血沸腾。老将军在无数次亲临三峡地区视察和实地调查基础上，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三峡工程“主上派”人物王任重，一起邀来张光斗、严恺、张瑞瑾、杨贤溢等十来位著名水利专家，大年初三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峡工程诸葛亮会”。会上这些水利专家和老将军汇成一个共同心声：三峡工程早上比晚上好，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有能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做好百万移民工作。一定要抓住改革开放好时机，排除干扰，尽快促成三峡工程上马的法律程序。

“这个会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我要给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全体同志写封信，建议他们尽快作出决策！”刚刚送走专家们，王震便抑制不住内心的澎湃心潮，对王任重说。

“好啊，有您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三峡工程，我这个‘主上派’劲头就更大了。王副主席，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愿意在您的信上签上我的名字！”王任重高兴地说。

“还用说嘛，呼吁三峡工程啥时少得了你嘛！”王震乐开嘴巴，用拐杖亲昵地敲敲王任重的腿，“走，现在就写。”

于是，老将军回到房间，铺开纸，提笔写道：“……听了各位专家、教授的发言，我深感有必要大声疾呼，促进三峡工程上马……”

王震的信很快在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小平同志的手中传开了。小平同志的态度非常明确，三峡工程看准了就早上。而其他那些影响中国命运的高层领导们也纷纷响应王震老将军的建议，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想法。

这年9月，水利部的一位资深老领导李伯宁就当时争论的焦点——“三峡移民问题”给王震写信，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更使老将军热血沸腾。

那封信这样说：“……三峡移民由于数量大，是个极为艰巨的任务，要想实现中央提出的一次性补偿为开发性移民所采取的就地就近安置的办法，关键在于早动手、早投入、早安置。如果丧失了有利时机，不及早掌握为安置移民所需要的土地资源，就会重走过去移民的老路，造成移民的极大被动，甚至丧失‘就地后靠，就近安置’的条件，这样三峡就可能修不成了……我们的水利水电专家呕心沥血地反复调查研究和论证了几十年，工作越做越深，论据越来越充分。

“特别是近两年零八个多月的重新论证，集中了全国50多个学科，在国内最知名、在国际上也有重大影响的400多位水利水电专家和权威，对三峡工程所存在的每一个问题和社会上每一点疑问，都认真地进行了客观研究和反复论证，从而再一次得出了‘三峡工程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国力是可以承受得了的，上比不上好，早上比晚上有利’的科学结论。当然，还有少数不同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允许的，绝大多数是好心的、善意的、爱国的，但主要是不了解情况。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水利水电专家那样了解三峡，因此即使三峡再争论100年，也很难有百分之百的赞成……移民工作是三峡工程的关键，因此建议中央早日进行移民工作的准备。移民工作动手越早，移民和三峡工程就越主动……”

是啊是啊，不能再因为移民的事影响三峡工程上马了！王震老将军又一次为三峡的事坐立不定，当即挥毫给江泽民、李鹏写信——

总书记江泽民、总理李鹏同志：

……我虽然没有分管过三峡工程的有关工作，但几十年来接触过许多水利专家、学者，并几次到实地看过。凡是参加过这一工程勘察的专家基本上都主张早日上马。与此相反，没有参加勘察工作的也不懂水利的一些所谓“专家”，则拼命反对。

大江滔滔，日夜不息，每年相当多少万吨煤炭的丰富水力资源付之东流，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如果几十年内再遇特大洪水，那将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和政治损失。

毛主席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我完全相信总书记、总理能代表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下定这个决心，使三峡工程早日上马。我也完全相信，在你们的正确领导下，把这件利国利民、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圆满光荣地完成。这对全党、全国人民将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此致敬礼

王震

9月12日

晚年的老将军，已经很少再像当年开垦南泥湾那样动激情了。但这回为了三峡工程他又一次喷发着“南泥湾”时的那种激情。

中南海。江泽民总书记见王震副主席的信和政协转来的委员“上书”后，会心一笑，立即指示：“看来对三峡是可以下点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

毛毛雨是什么？那是上海话，人们对春天里那种蒙蒙细雨的称谓。总书记通过几番调查考察和听取各界意见，心里已有几分数了。对长江三峡的正面宣传的“毛毛雨”从此开始“下”起来。

中宣部、水利部随即包下一艘游轮准备赴三峡实地采访，回来好在各媒体下“毛毛雨”。不想，大江中部的“毛毛雨”尚未见到，华东的一场特大洪水席卷江浙皖闽和上海等省市，损失惨重。显然，华东特大洪水主要是因为长江的原因，这条大江实在无法顶住上中游的巨流滚滚而下，于是把富饶的长江三角洲淹了个“咯噔咯噔”。这场洪水对华中的湖北湖南来说是小头，但两省损失也不是小数，1000个亿哩！

别说，坏事也有好的一面。原来一些对建三峡工程有些不同意见的人，这会儿转得特别的快。一个月前还明确表示对三峡上马与否要“慎之又慎”的同志，在目睹了洪灾的严重后果后大声疾呼道：三峡工程非常重要，其防洪作用不可小视！迫在眉睫！

总书记笑了：这回“毛毛雨”真的下得恰到好处。

1992年2月20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此召开。

议题只有一个：讨论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交全国人大审议。

会议最后一致同意提交议案请全国人大代表讨论。这就有了一个多月后那次历史性的表决场面。

三峡的命运注定曲曲折折。就在一年一度的“两会”即将召开之际，被三峡工程“主上派”称为“领头羊”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突然病倒。这一消息传出，令“主上派”们心头好一阵紧张。关于王任重对三峡工程上马所作的贡献和努力，在党的领导层内人人皆知。作为20世纪50年代的湖北省省委书记，王任重在任期间，经历了1954年武汉被洪水围困的那场惊心动魄的灾难。所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三代领导人在决策三峡工程问题时，王任重全都参加了，而且他的意见一直影响着三代领导的最终决策。“三峡工程能上的话，我愿意前去担当工程总指挥。”王任重在年富力强时曾多次向毛泽东和邓小平表过态；在他年高体弱的20世纪90年代初，还向江泽民总书记表过这样的态。“三峡梦”是这位坚定的老革命家毕生的追求和夙愿。

据他身边的人介绍，在三峡工程进入最后几年的论证阶段，只要有人向他谈论有关三峡工程的事，身居要职的他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立即满腔热情地给予支持。有位专家说，仅他一人通过王任重之手转给中央领导的有关三峡方面的建议书就不下十几次。每一次，王任重都办得非常认真，直到有回音为止。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比别人早知道这一年的人大会议上要将三峡工程上马的决议提交表决。作为政协的领导，又是三峡工程最坚定的“主上派”，王任重更加激动地期待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然而，就在盼望多年的夙愿即将实现时，他因劳累过度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于“两会”开会前4天突然病情恶化，猝然逝世。在弥留之际留下遗言：“一定要把骨灰埋在三峡工程的坝址。”长江滚滚东流，不舍昼夜。共产党人那份忧国忧民的情怀，与群山峡谷同在。

伟人逝世，举国悲哀。然而历史仍在前进，三峡工程如同已经扬起的风帆，它正以不可逆转之势等待人民代表的审定。

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像三峡工程这样引人注目的表决，因为它太激动人心了，同时又争议得太激烈了。

笔者当时作为中央某机关报的一名记者，有幸目睹了那个表决过程：

当主席台两侧的巨大荧光屏上显示出《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表决的字样时，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同志起立宣布：现在表决，请代表们按表决器——

突然，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响起了一个不同的声音——这个声音来自大厅的西侧。全场所有的人都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

“主席，我要求发言！”老者挺直身板，在万众注视下毫不含糊地面对主席台，高声说道：“三峡工程是一项举世瞩目的大工程，应作为重大方案处理，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通过。怎么能轻率地作为一般方案处理呢？”

那一刻，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一片哗然。

人们等待着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主席的声音。

万里终于说话了：“今天的议程不包括大会发言。请代表们继续表决！”

代表席上又是一阵躁动。在代表们按下自己神圣的按钮时，只见那位要求发言的老者和同一排上的另一位人大代表一起离开座位，退入与会议大厅一墙之隔的宴会厅。后来这两位人大代表虽然对自己的意见在当时没有获得充分表达有些不满，但仍认为在三峡工程问题上，中国决策层是尽了最大可能的民主程序，仅这一点便值得载入史册。

正当这两位代表向记者表达他们的不同意见时，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大厅里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按钮的结果，获得通过了！

那场面太令人难忘和激动了！无论是主席台还是大厅的普通坐席上，许多人相互击掌庆祝，有的紧紧拥抱在一起，有的在兴奋地抹着泪水。梦想七十多年，调查50余载，论证40个春秋，争论30个冬夏，三峡长梦终于成真。

作为那次“两会”的历史性见证人之一，我同样感到激动，但也同样有种感觉：我们的那些决策者中间有相当数量的人仍在担心三峡工程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中，外界都猜想可能是工程技术方面的，其实恰恰相反。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对我们这样一个水利大国和修建水电站非常在行的国家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了。因为在这之前，三峡大坝的不远处，中国建起了另一座大水电站——葛洲坝。由于葛洲坝的坝址地形、地势、河流等因素远复杂于三峡坝址，加上葛洲坝本身也是一座重量级大坝水电站，早在中央决定建设葛洲坝时就提出了要将它作为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所以，业内人士早有定论：既然我们能建葛洲坝，三峡大坝就不在话下。可是三峡工程毕竟是超世界级的人类从未有过的巨大水利工程，技术难题是不得不让人担忧的。可专家们包括那些社会学家们甚至有相当多的政治家们更担心的是移民问题，一百多万人要搬出自己祖祖辈辈的家园，到陌生的地方去生存，这谈何容易！更何况，伴随这一百多万人的还有那些城市、乡镇，那些工矿企业、学校医院……那些你想都想不到的其他！

今天的移民，移的单单是一个活脱脱的人吗？不是。今天的移民，移的其实是堆积成的物质大山，移的是望不到尾的精神列车，移的是见不着底的欲望之海，还有思想、愿望和扯不断的顾虑与怀旧情结……

百万三峡移民因此被称为“世界级难题”。

西方国家不止有十个百个的权威曾经预言：中国也许有能力建起世界上最宏伟的水利大坝，却无法解决百万移民的难题。

移民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其实是难民、贫困、危险因素的代名词。

是你们中国人有特别的能耐？你们以往搞过的水库移民不是已经有过极其惨痛的教训吗？三峡移民人数众多，如今移民的要求也高了，你们经受得起这100万移民可能带来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的巨大冲击波？

我们不仅能经受得住，而且要使百万三峡移民都能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中国领袖们如此说。

“万众一心，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务求必胜！”1994年金秋时节，江泽民总书记再次来到三峡库区，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他以深情和期待的目光，向百万三峡移民发出总动员。

12月14日，李鹏总理在三斗坪坝址工地上，按动了三峡工程正式开工的电钮——世界再次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中国的伟大征战！而当代中国人以充满自信的气概破解“世界级难题”的壮举也全面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