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了解了大学，便了解了我们的目的。

9月10日，是研究生院新生报到的日子。两年前的这一天，江南著名学府南京大学迎来了一位特殊的研究生新生，他叫张宗友，23岁，来自安徽。张宗友的到来，给南京大学引起不小的震荡，原因是他是我国声势浩大的“希望工程”培养出来的第一位研究生。当张宗友在南大中文系研究生报到处签上自己名字的那一瞬间，人们看到他眼泪夺眶而出。是啊，从大学到研究生，这一大步多么来之不易——对一个全靠社会来资助的贫困学生！

张宗友想起了几天前自己离开位于大别山的家乡——安徽金寨县汤汇镇茅畈村时的情景。那是个晴朗的早晨，全村的父老乡亲站在雾霭流岚的村口，燃起串串鞭炮，为山村有史以来第一位大学研究生送行。坐在机动三轮车上的张宗友忍不住噙泪与乡亲们挥手告别。而这一次他是无比幸福的告别，因为有六年前一次完全不同的告别，所以张宗友格外激动。是啊，同一条茅畈河，同一座大别山，但六年前的告别与今天的告别是多么不同——

那是个完全绝望的日子。一场洪水把所有的庄稼与房屋给淹没了，年迈的祖母呆呆地坐在倒塌的房子边等待死亡的日子早些降临，有病的母亲伸着无援的双手扒拉着几个未被冲走的土豆，妹妹上学的路断了，父亲坐在石板上抽着旱烟眼巴巴地望着家门前的一方天空……快要开学了，17岁的张宗友正摩挲着手中的书本，向往着离家100里外的金寨县一中的教室。知道知道，父亲的心里全知道，儿子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孩子，父亲还知道进这个学校的孩子十有八九将来能上大学。可是孩子，你都看到了，咱家就这个样！你不听这？你还想念书去？唉，是啊，穷人家的孩子能有这样的机会难得呀。父亲从石板上坐起，看了一眼儿子，背着双手朝小镇上走去。晚上回来，父亲把两张一大一小的票子交给儿子：这150元是从信用社贷来的，明儿你去县中报到吧！

第二天，儿子出发了，带着异常沉重的步履，沿茅畈河轻轻走动，他怕走得太急会撞痛父亲的心……可是仅一个月后，儿子又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茅畈河：150元钱交完各种费用后所剩无几，随身带的一坛腌菜也很快吃完了，宗友觉得自己的路走到了尽头。

这次是他自己决定的：辍学。永远地与学校告别。

令张宗友没有想到的是学校和县“希望工程”办公室得知后，及时把他重新接回学校，并告诉他以后每学期到县“希望工程”办公室领取60元的特别救助。那时“希望工程”还不像现在如此深入人心，张宗友有些不敢相信这事，后来他发现真的有人每学期那么做。他因此成了中国亿万苦孩子中的幸运儿。

仅仅60元钱，但对一个山里娃来说，已经是可以改变他一生的宝贵财富！1992年夏，最早得到“希望工程”资助的张宗友，接到安徽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入学通知书，成了在全国“希望工程”救助下考上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在之后的四年里，张宗友破例继续得到“希望工程”的资助，并且每学期可以领到400元的资助款。为此，张宗友感觉远方的父亲的腰杆稍稍直了，而他本人则肩负了更重的担子，那就是他必须拿出最优异的成绩与出众的品行来报答社会。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大学的四年里，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1995年又光荣入了党。1996年毕业之际，张宗友面临参加工作和考研的两种选择。前者自然会对减轻家庭负担非常有益，但张宗友深知：我的身后有一支长长的贫困生队伍，如果我考上了研究生，无疑对那些受过“希望工程”救助的弟妹们是一种鼓励与促进。于是他选择了考研究生，并又一次将命运握在了自己手中……

张宗友的到来，使本来就已经热闹的南大校园更加不平静。特别是那些仍在与贫困奋争中的大学生们，他们不约而同地来找张宗友讨教战胜困难的经验与意志。张宗友呢，也乐意同众多新谋面的师弟、师妹们侃侃而谈。一时间，他的那句“贫穷不能抹杀我们对知识的渴求，我心中永远燃起希望之圣火”的话，成了南大校园的名言。

说张宗友是千千万万苦孩子中最幸运的一个，这话没错。他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幸运，有他努力勤奋的一面，再有便是“希望工程”的功劳。据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介绍，自“希望工程”开始至今日，共收到各种捐款多达十几亿元，全国建立“希望学校”4000多所，受助学生有170多万人。毫不夸张，在中国曾经有过的爱心活动中，“希望工程”是最成功的，它的规模、它的影响力、它的运营机制、它的深入人心度、它所维系的时间之长，都堪称全国第一。“希望工程”，是我们新时期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雷锋精神的最伟大的体现。

在中国20世纪末的最后10年里，我们的国家有一项特别重大的任务，那便是自1994年至2000年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在这个纲领性文件里的第一句话如此写道：“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文件里的第二句话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全社会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目前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是共和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沉重的负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本世纪末最艰巨的任务。

“到2000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半个多世纪，经过了两代人的奋斗，如果仍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生活在贫困之中，怎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这些身负重任的共产党人，一想起这个问题就会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共和国总理对此思虑忡忡。

“到本世纪末，我们解决了80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生存权这个最大最基本的人权问题，从此就彻底解决了。这不仅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而且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壮举！”党的总书记如此说。

从1994年到今天，国家的扶贫攻坚计划已经走过了四年多。四年多里我们又已经脱贫了多少呢？2000万？还是4000万？是真的全部脱贫了，还是昨天摘了贫困帽明天更贫困呢？有官方的消息说，至1997年底，各地已有近6000万人口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初步”是个什么概念？“初步”实际便是个可算也可不算的概念。据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副主任高鸿宾在第一线考察后估计，目前一些边远地区的“返贫率”为10％至20％左右。在甘肃，曾有一年统计贫困率下降到45.7％，岂料这年一场自然灾害就又把贫困率反弹至56％。如此预测，中国目前到底还有多少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看来绝不是一个小数。再看一看今年南北大水灾的灾情，受灾人口达2.1亿……

中国广大地区的贫困依旧，这是不容置疑的。

再看一看中国的贫困是个什么概念。这里有段关于朱镕基同志在1995年11月17日考察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时的报道：

……群山环绕，车子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盘旋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了七百弄乡牙外屯。

半山坡一间半截茅草搭起来的破房子，住着村民蓝桂忠五口之家。朱镕基走进昏暗的屋里，打开衣箱，没见到像样的衣服。看看谷桶，只剩下小半桶玉米面。五口人有一床旧棉被、一顶蚊帐。

朱镕基问蓝桂忠：“承包几亩地？”

“两亩一分山地。”

“粮食够吃吗？”

蓝桂忠摇摇头：“今年玉米和木薯加起来，一共才收了400公斤。每年一般要缺四五个月的口粮。”

朱镕基心情沉重地又走进另一户三个孤儿的家。

四面透风、空空荡荡的茅草屋里，摆着几只盛雨水用的瓦盆、木桶。山上吃水困难，这些雨水只够吃两个来月。

十几年前，三个孤儿的父母先后去世。这些年来，他们的生活一直靠民政部门救济。由于长期得不到温饱，三个孤儿如今已是二十好几了，却长得又小又瘦。

初冬，山风硬得透心寒。老二只穿着件薄薄的单衣，还敞开着怀。朱镕基伸手要帮他把扣子系上，才发现整件衣服竟然没一个扣子。

泪水盈满了朱镕基的眼睛，他怜爱地把三个孤儿搂了过来……

这仅仅是总理所看到的情景，至于百姓自己的眼里那就更凄怆了。

回过头我们看看中国的这些贫困对教育事业造成的影响吧。虽然我们已经有“希望工程”等等措施，然而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上学问题仍是个极其艰难的事。据说每年仍有1000万左右的孩子在校门口徘徊。这就是说像张宗友这样的幸运儿仅是一小部分中的一小部分。1998年春，新华社一记者在湖北恩施地区采访，他走访的一个村子上，本来上学的有110名学生，可新学年开学时到学校报到的仅为30多人，老师们分头动员了好几天，大部分学生还是因为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而面临停学。这个村有史以来还没有人上过大学，高中生也寥寥无几。

贫困地区的孩子，与当年的张宗友情况基本差不多，但是能像张宗友走出山村上了大学的，更是百里挑一，千里仅一，甚至万里独一。据中国青基会介绍，挽救这样的一位失学孩子1993年时为30元，后来由于通货膨胀因素，1995年为40元，1996年为60元，现在约为80元。

因为缺少几十元钱，中国的上千万孩子上不了学。

那么，那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几百人、几千人甚至上万贫困孩子中脱颖而出，考上了大学的孩子们，现在他们又面临的是什么呢？

他们面临的不再是60元、80元，也不是100元、200元，而是2000元、4000元甚至更多的每年的高额费用！

目前教育部门提供的数字表明，实行并轨制以后的高校，平均每个学生一年需要个人承担的学费、学杂费和生活费将在4000元至6000元左右。到2000年，每个大学生每年个人承担的各种费用将为10000元左右。

这就是中国高校中约占1／5的总数为100万的贫困大学生们所面临的现实。张宗友成为庆幸地走过这个大山的一位，但他身后剩下的99个贫困生们又能不能走过呢？

他们是溃退还是前进，这便是中国大学所面临的世纪末大挑战。

本来就已经连温饱都难以解决的家庭，几乎是不可能担当起这么一大笔钱。那么无援的他们靠什么来上完大学？即使他们留在了大学，但心头又时刻承受的是什么呢？

1997年3月4日，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在黑龙江某大学发生了：

大学四年级学生曲铭悄然从学校图书馆五楼坠下，等到人们发现时，他的头已经深插在早春潮湿的泥土里，同学们永远无法将他唤醒……

曲铭是个贫困生，但他学习优秀，是“三好学生”，几度得过奖学金。可他在仅有三个多月后便能完成学业时，却选择了与这个世界永别之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后来老师和同学们从他写得十分简单的遗书中找到了答案：“这些年我欠大家的情太多了。今生今世无以回报，只有等来世……”

在遗书中，曲铭特意提到了两件事：一件是他在上学期向班上一位同学借了400元生活费没如期还上，致使那位也是贫困生的同学没能如期交上学费；第二件事是有关一张向他捐助过的人名名单。

师生们反映，曲铭平时很开朗，不属于那种心理有明显忧郁症的一类。至于他的贫困早已众所周知，大家还一直在帮助他。刚入学一个月，学校根据他的情况便将其列入了特困生名单之中。一开始，他就得到了像打扫卫生、整理资料、治安巡逻等勤工俭学机会，并是全系4名有固定岗位的特困生之一。老师说，就在他自杀之前，学校先后给他安排工作有17次之多，每次的特困补助也基本都有他的份。但同学们说，曲铭仍对每年3100元的学费忧心忡忡，特别是在接受别人的帮助后这种忧心不仅没减少，常常反而加重了。1995年秋，在他又一次交不起学费时，同学们主动发起募捐活动。为了不伤他的自尊心，捐款是秘密进行的。等到大家把2935.5元的钱交到他手上时，曲铭好一阵激动，可他一再表示谢绝。直到同学们同意按记名的方式捐款并把名单留在他手上时，曲铭才接受。

这样一位同学突然自杀，校园内的冲击波可想而知。其实曲铭之死原因并不复杂，他在告别人间的前几日曾对一位同学表述过自己的内心世界。他说因为自己上大学，妹妹不得不辍学，连结婚都没结成；在学校，他又成了老让同学们捐款的包袱……

曲铭死于他在接受别人的帮助时内心太重的负疚感。

贫困是一种直感的痛苦。接受社会和别人的帮助是一种具有负担的痛苦。

直感的痛苦加上心理负担的痛苦，这便是贫困大学生与那些接受“希望工程”的贫困儿童，及其他如贫困母亲、贫困残疾人的不同之处、复杂之处、严重之处。

你可以拿50元或100元，就能拯救一个失学儿童。但你却常常难用5000元或1万元拯救一个贫困大学生。

东北林业大学学生李静明说：“我读第一年大学时就靠吃馒头、咸菜过来的，是很苦，是很难。天天开饭时，我总最后一个到食堂，悄悄买点东西就走了。但那时我心里还是踏实的。后来呢，学校和同学都知道了我贫困，于是就都来捐助，我也很感激。可以后总觉得走到哪儿别人都在背后指着我议论说：他就是贫困生，我也给过他捐助！我反而觉得不如自己过去吃馒头、咸菜香。”

中国农业大学女学生李颖说：“开始有人给我们资助，让我们介绍自己的贫困情况还挺觉得是那么回事的。后来一次又一次后就感觉自己像是动物园的猩猩给人家展览一样，那种心理感觉特不好。现在我就不大愿意接受别人的捐助，宁可自己苦一点，倒也落个心里清静。”

这就是贫困大学生的心态。这就是一个完全特殊的贫困群体。

中国大学“希望工程”比任何工程都为之艰巨，因而更迫切。否则走过来的真可能就是张宗友一个，而溃退的也许是九十九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