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春节刚过，像所有大学生一样，英子匆匆地收拾起行李，踏上了返校的旅途。春风拂面的新学年校门内，刚刚从父母身边归来的同学们一个个欢天喜地地倾诉着回家的新闻以及过年的开心事。惟独英子坐在教室的一角默不作声，她的脸上不见半点喜色，反而比放假前多了一层深深的愁云。

“英子，你怎么啦？这么不开心，是不是回家相了个对象分手几天就害相思病啦？”同宿舍的女同学拿她开心，想让英子露一点笑容。

谁知，英子不但没有笑容，竟伏在桌上呜呜大哭起来，哭得全身都在发颤。同学们害怕了，远远地躲到一边。大家知道英子有个苦命的家，天下的好事似乎从来就没有降至她的身上。唉——，同学们无奈地长叹一声，方才的那份欢快已荡然无存。

老师走进教室，新学年宣布开始。英子抹去泪痕，与同学们一起打开书本。

“英子英子，快快，你的急电！”

才离家不到十天，又出什么事了？英子的心七上八下，赶紧展开电文，上面明白无误地告诉她：家里有急事，让她务必回家一趟。

英子请了假，从成都连夜赶上火车，直奔千里之外的那个偏僻的老家。一进门，英子迎面看到的是母亲那双含着泪水的眼睛。

“妈，出什么事了？”英子急促地问。

“孩子，妈对不住你……”母亲还没开口，就呜呜地先哭个不停。

“说呀妈！”英子用力摇晃着母亲的双肩。

母亲终于抬起了泪眼：“英啊，前些日与你定亲的那个小伙子不是你的真对象，他是你定亲对象的哥。”

“啥？啥啥？”英子眼前一阵晕眩。随即，她定了定摇晃的身子，抽身出了家门，直奔那个媒人家。

“骗子！骗子——！”此时的女大学生英子像头发了疯的怒狮，一边骂着，一边举手奋力向那媒人的脸上狠狠抽去……

“天哪，我为什么这么苦命啊——！”面对苍天，英子失声嚎哭。

英子是成都某大学的在校学生，不应该有对象，更不应该发生定亲一类的事，然而英子却真的有了一个在广大农村普遍公认为“既成事实”的已经走完相亲定亲程序的婚约，且这个“既成事实”才刚刚发生于她新学年开学的前十来天时间内。已是大学三年级的英子，已是受现代高等文化教育的英子，尽管死也不想记住这个日子，但那屈辱无奈的一幕又使她无法忘却这个日子：1997年2月14日。

这一天，异常料峭的寒风肆虐着英子的家乡。父亲江泽高和无主张的母亲忙里忙外地张罗村上乡邻和亲戚们在院子内胡吃海塞着“定婚酒”，在他们心里似乎在里屋那哭得死去活来的大学生女儿英子根本不存在一样。哭吧，英子，你本不该放假回来，你更不应该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答应一桩为了学费而牺牲青春、牺牲前途的草率婚约。哭泣中的英子此时更没有想到在这桩无奈的婚约中还隐存着一件比眼前的“定婚酒”更让人气愤的事……

英子哭，她哭自己的命。父亲老实巴交，但老实得叫人有时拿他没有办法。英子有一个姐，一个弟，一个高龄的奶奶和一个多病的母亲。能为家里帮个忙的大姐远嫁后，父亲便一个人背起全家生活的沉重负担。好学上进的英子从小学到初中，在班上的成绩始终名列第一。本来为解家庭困难而考中师、中专的英子在考试时大病一场，最后只得到县上念普通中学。但只读到高一的英子因见父亲数天借不到学费而忍着心酸办了停学手续，装上几本书籍，带着仅有的10元钱，只身闯到成都打工，以求日后挣得学费再进教室。

打工妹的辛酸可以用泪作书，而一心想重返学门的英子打工岁月则可以用血撰书。一天，英子在一家个体纺织加工点织毛衣，别人忙里忙外正在搬运货物，老板娘李姐找不见英子，左喊右叫，最后在厕所里发现英子正如痴如醉地在看书。

“你这个不要脸的！别人都忙出尿来，你却躲在尿堆里看臭书！我让你看！我让你看——！”老板娘愤怒地抢过英子手中的书本，撕了个两半，狠狠地扔在地上。

英子望着破碎的书本，心也跟着碎了。

是夜，经规劝后的老板娘李姐来到英子的宿舍，默默地把自己动手撕坏的书擦了又擦，然后从口袋里拿出300元钱，对泣不成声的英子说：“妹子，姐刚才做得不对……你，还是回去读书吧，这打工不合你的心境。先把这钱拿了，以后有难就找我李姐。”

这是英子所没有想到的。她要跪下给好人磕头，但被李姐扶了起来。

入夜，英子左思右想，300元虽是个不小的数，但还是不能供自己读完一年的学业呀！于是英子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拿这本钱，做点小买卖。就这样，1993年春节一过，英子满脸笑容地重新走进了高二的课堂，这回她自豪地告诉同学和老师：是自己打工挣来了学费。

1995年，英子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曾经洒过她泪水的成都某大学。在接到入学通知书的那天，英子满面春风地向西南方向的那座遥远的城市深情地遥望了许久，她心里在一次又一次对那座城市说：成都，这回我可以昂着头向你走去，我不再是以一个打工妹身份去请求你的施舍，而是以一名光荣的大学生去拥抱你！

春风中，英子笑得那样开心。而此时，远天正掩着一股浓重的阴云向她刮来……

父亲江某这一夜也很兴奋，但兴奋之后他掰了掰手指：一年3000元学费，三年就是9000元哩！这还没算其他日常生活啥子一大堆费用呢。老江发起愁来，他推醒一旁的老伴：我看英儿考上大学也太不易了，咱再穷也得让她上这个学。是喽，老伴说，要不把圈里的那几头猪给卖了，凑凑。老江说，行。

第二天天黑时，老江回到家，见老伴便说：猪儿卖了，这回英子上学的钱差不离了。说完便伸手去口袋里掏钱。这一掏不要紧，老江的脸一下灰了：呀，我的钱到哪儿去啦？钱，我的钱！钱到哪去啦？！

老江跳了起来！老伴闻讯更是吓得惊惊颤颤地围着老头子直转你咋整的么！咋整的么呀！

顿时，哭声、嚷声、嚎声，震荡了整个小山村。英子看着绝望中的父亲和母亲，突然大声吼道：“你们、你们不要吵了！我、我不上大学了行不行？！”说完，英子冲出院子，消失在无边的夜幕之中。

江老汉丢钱的事后来传遍了四方乡邻，农家女子英子姑娘刻苦求学的精神也感动了乡亲们。一位好心的乡干部以自己的房子作押，帮江泽高家贷了2500元款。这回受感动的是英子，她带着父母和乡亲们的重托与亲情日夜兼程赶到成都，就是这样的速度她还是比学校规定的开学时间晚了整二十天，是全校新生最后的一名报到者。老师和校长听了英子的诉说，没有多余的话：“你的情况特殊，什么事都别提了，进教室上课去吧！”

英子终于走进了大学圣殿，这是她做了多少年的梦，当她坐在明亮的教室时，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同学们很快发现英子常常在课余时间不知去向，甚至有时星期天节假日整天无影无踪。同寝室的同学问她上哪儿去了，英子不是推说上亲戚家便说探访好友什么的。然而同学们对她的特别行踪总是放不下心。一日，英子离开校门向外面出走时，几位同学悄悄跟在了后面……“秘密”终于被发现了，同学们感到震惊的是，英子这位农家弱女子竟与一群壮小伙子混在一道当起了卖苦力的搬家工。

“英子，那么重的家具你当心啊！”望着瘦小的同窗好友吃力地搬着沉重的家什一步一步挪动在楼梯的情景，躲在后面“侦察”的同学们不禁心疼地喊出了声。

“是、是你们呀！”英子听到熟悉的声音，转头一看是自己的同班同学，顿时全身一阵抽动，手中的家具顿时脱落而下，重重地砸在了脚上……

“英子——！”同学们呼喊着英子的名字，等将倒在地上的英子扶起时，楼梯内已是一片泣不成声。

学校得知了英子的事，很快为她在校内安排了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业余在图书馆管理图书，每月20元。20元对一位普通的城里姑娘来说，就是多吃或少吃一两个冰激凌而已，但对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大学生英子来说，可就意味着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至少，一天可以让肚子能进上一汤半勺呀。英子在艰难与感激中读完了第一学年，但新学年开学不又要交3000多元吗？要强的英子暗暗下决心：利用暑假狠狠地挣它一笔。她把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暑假打工之上。英子心里明白，如果不打工不赚足钱，就等于失去重返大学门的机会！

这是一个穷家学子的命运生死战。

英子为了赢得这场“命运生死战”的胜利，真是急红了眼。这时，她正好碰上当年一起在成都的几位打工妹欲南下广州“挣大钱”去。

“我也去！”一听那边有大钱挣，英子义无返顾地跟着姐妹们搭上火车。

辗转多日之后，凭着大学生的独特优势和熟人介绍，英子终于在一家电子加工厂有了一份工作。老板不错，每月出薪1000元，另加30元的生活补助和提供简易宿舍。

这对外出打工的英子来说，就等于遇见了“焦裕禄”。正当英子好高兴好卖力时，她抬头看了看日历牌，一下愣了：距开学只有十多天时间了！咋办？英子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左思右想也寻觅不出一个好办法，最后她一横心：挣足了学费再说！

干起活来的英子不要命，而老板也格外欣赏这个山西妹子，便提升她为车间班长，薪水更优于别人。

正当英子卖苦力欲挣大钱之时，远在千里之外的江老汉家突然接到成都那所大学来信，询问英子为何不去上学。“这鬼丫头，上哪去疯了？”江老汉夫妇差点急出毛病，左打听右打听才知道原来“鬼丫头”上广州打工去了。有病的母亲一听更是一卧不起。医生诊断说如不及时治疗，就有终身瘫痪的可能。

江老汉跑了几里路，给远在广州的英子发去一封急信。

接信的英子见母亲的病讯，心如火焚，上老板办公室乞求着提前要回了自己的工资，星夜兼程赶回山西老家。一进家门，英子见了二老，立即掏出自己的血汗钱：“爸，快去请最好的医生，一定要给妈治好病！”

卧在床头的母亲老泪纵横：“英啊，妈妈不中用了，你爸他年岁也大了，你把钱留着还是去成都上学吧，啊？！”

英子两眼溢满了泪水，但她强忍着没让它流出来。她安慰妈：“妈您啥都别想了，看病要紧。”不知是英子的孝顺感动了老天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母亲的病情真的缓解了。

成都。某大学。

班主任黄君蜀老师正在又一次寻思着英子的事，一位农家老妇突然出现在面前。

“您就是那个大恩大德的黄老师？”老妇人这话让黄君蜀一惊。

“正是。我就叫黄君蜀。您是……？”

“我是英子她妈，从山西赶来的。”老妇人说。

“啊哟，大娘您快坐，快坐。”黄老师忙让坐、倒水，“英子呢？她怎么没来？”

“老师哪，英子她命太苦。都是我们家穷，害了她呀……呜呜，呜呜呜……”英子的母亲再也忍不住地痛哭起来。她用最简单的语言向老师诉说了自己那个穷家和英子为挣学费而南下广州打工的事。

“老师，我求求你，行行好，千万让我英儿再来上学，她太爱读书了，不让她上完大学我和她爸这一辈子就别想心安了。”英子妈屈下双膝，要用她所能做到的大礼求老师对她的女儿开恩。

“别别，快起来，快起来。”黄老师赶忙将她扶起，“我马上向学校汇报，你先等着。”

学校领导听了黄老师的汇报，十分同情英子，决定破例恢复她的学籍，降一年级。

还有什么能比重返大学更好的了？英子妈满口言好。当把这个好消息带回家时，老人家没有料到一件比她千里迢迢上成都求黄老师给英子恢复学籍更难的事正等待着她。

原来，英子那21岁的弟弟前些日子相了门亲，姑娘家这一日突然托人带信说要5000元彩礼，扬言说否则要断了这门亲事。贫苦的农家娃相门亲不是件容易的事，江老汉一听这就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英子妈正是这个时候从成都回的家，她不知其情，只顾先把英子能重新上大学的事给家人说了。本来这几天就发愣的儿子为女方退亲一事愁眉不展，一听娘说姐还要在大学念三年书，他原本想全家咬咬牙兴许能想个办法把5000元的彩礼给凑齐了，这回完了，姐还要念三年大学，光凑姐的学费都不够呀。英子的弟弟一想这，两眼一黑，趁家人不备，拿起一瓶剧毒农药就往嘴里灌……好在发现得早，这位可怜的娃儿没出大事。

但江家老两口可就作大难了。江老汉成天长吁短叹。英子的妈看着一家人这个样，横横心，来同英子商量：英儿，前几日有个媒人来说有个男娃家里挺富有，自己也一个月挣1000来块，还说只要你跟他定了亲，不但能供你上大学，还能给一笔彩礼，你看……

英子一听差点跳起来：“妈，我是正在上大学的学生呀！就是不读书，也不能做这样荒唐的事呀！”

母亲无奈地哭泣起来。父亲异常烦躁地指桑骂槐发脾气。弟弟成天低着个头，偶尔抬起时那目光里积满了怨恨。

英子在全家人面前感到了彻底的绝望。倔强的她，泪流满面地对父母说：我同意见见。

老人一听，赶紧找来媒人。第二天，“对象”来到了江家。小伙子一米七的个头，言行举止还算得体。英子偷看了一眼，心想命虽苦，倒还没有苦到尽头，于是点了点头。

那什么时候定亲？

“你们急啥？我还要念完大学呢！”这回轮到英子大声说话了。

行行，既然是一家人了，啥事都好商量，好商量。“对象”很开明，并且不无气度地一挥手，说：英子上大学的学费，还有生活费，我全包了！

英子就这样带着满腹的苦涩，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大学。然而她万没想到好不容易刚刚重新踏进校门，又一件痛心的事正等待着她。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一幕……

英子可能是千万个穷人家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中的最苦命的一个。她后来回到学校，愤然提笔同男方解除了这桩荒唐的婚约，抹干眼泪，勇敢地接受了贫穷带给她的人生挑战。但英子不是贫困生中最可怜的一个，因为在发生这件事时，她毕竟在大学已经走过了三年时间。

一天，北京某校的李老师被请到派出所。

“你是某某校的老师？”警察仿佛把她也当成嫌疑犯似的审问道。

不用说，李老师毕恭毕敬地掏出工作证。

“你们堂堂大学教师，平时都怎么教的？”

“怎么啦？”

“你说怎么啦？”警察的声音拉得很长，“像她这种人已经偷了不止几十回，差不多把北京城大大小小的百货商场都偷遍了，你们就没有见她平时有什么异样？”

“真没注意。我们只知道她平时似乎很富有，穿着很讲究。”

“那当然。不用花一分钱，想要什么就伸手，当然很‘富有’了！”警察不屑一顾地盯了李老师一眼，然后冷冰冰地说，“回去把这女学生的情况写个详细材料来，越早送来越好。快啊！”

李老师走出派出所时，要求看一眼自己的学生。这个要求被允许了，可李老师在见到她的学生时，差点气晕。“你、你怎么会……”她想怒斥一通这个不要脸的女学生，可就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后来李老师调查清楚，这个一向“很富有”的女学生原来家里穷得连一头猪崽都养不起，父亲是个跛子，母亲很早就改嫁了。她上大学是乡里贷的款。到了大学后，她经受不住大都市的物质诱惑。有一次，当同宿舍的女同学的父亲来京看望，带着她一起上“赛特”一趟，她看到那父亲给女儿买了一大堆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一件的衣服和物品时，她惊得目瞪口呆。之后她才惊呼道：这才是父亲！这才像生活！那次她不可能也从“赛特”买回时装和饰品，虽然那同宿舍的女孩的父亲执意也要送给她一件意大利裙子，可她当时回答说：“我爸过几天也要从深圳来京……”她的老爸不可能来京，来京一次就等于扒他老人家一层皮。但同宿舍的女同学们确实发现过了一个星期后，她真的在那个周末的傍晚回宿舍时，向同学们展出了她也是从“赛特”那儿“买”回的高级时装。“哇，你穿这一身真是太漂亮了！简直就是‘中国梦露’！”她本来长得就比较美，这时的她真是光彩照人。那一夜同学们的艳羡，似乎使她第一次发现了她自身的“价值”，而这“中国梦露”是需要不断更新换装才显出无比魅力的，于是她就开始经常出入京城的高档百货商场——她从不带钱，但却总是满载而归。

这样的日子有大半年，终于有一天她被“请”到了派出所。“中国梦露”的劣迹，不仅让教她的李老师料想不及，更使所在学校一片惊诧。

“想不到她父亲穷得连条裤子都穿不起，可她倒好，当起三只手来了！”

“啧啧，这些穷蛋蛋，真给咱大学生丢脸！”

……

大学生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如果是男同学，我一定狠狠抽他几巴掌。女同学们则说，打谁呀？你们就没想想她如果有钱还用得着做“阴阳两面人”嘛！

一个没有结论的话题。

一个充满痛苦的话题。

在又一个喧闹、喜庆的校舍里，同学们正在为有个当“公司总裁”的同学买回了一台IBM新电脑而欢呼、庆祝时，那个平时被同学们讪称“木头”的男生，怏怏地离开了这热闹的场面。不多久，屋里那位“IBM”主人突然惊呼说自己的钱包怎么不见了！

“搜身搜身！”在场的同学们嚷嚷着说不能白受冤枉。于是不管男生、女生，一律互相“净身”，结果没有发现“嫌疑”。忽然有人说：“哎，刚才‘木头’不是也在场么！”

“对，这小子平时就很蔫，说不准是他干的……”有人这么一提醒，事情就八成铁钉锤棺材——死稳了。

有人第二天开始“侦查”，发现“木头”的那张饭卡上的钱数猛涨，而这个时候学校的“副补”至少还有十来天才能打进去。“准是这小子干的好事！”同学们顿时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而这一天从不吃荤的他不知何故也竟然在开饭时要了个三块钱的鱼香肉丝。这一下麻烦就来了——

“你吃这肉丝就不感到像鱼骨刺嗓吗？”

“谁说你‘木’？你其实一点也不木！来，把肉丝端过来，让我们一起品尝一下什么叫‘耻味’！”几个同学当众三筷两夹全给消灭光了，随后他们抹抹嘴，哼着小调出了饭堂。

“木头”眼巴巴地看着那朝了天的饭盆，两眼一动不动……

上课了，老师发现“木头”没有在座位上，派人去找时，他竟依然坐在饭堂的那张桌前，不同的是那双眼睛在看人时变得发怵了。

后来他被送进医院。后来那个“IBM”主人也无意中在自己的床底下找到了那只曾经“失踪”的钱包，当他和同学们去医院看望“木头”并一再道歉时，“木头”哭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他说：“我饭卡上的那钱是我连续几个星期上城里的一家澡堂给人家搓脚挣来的。那天吃饭时我想对你们说明白，可我怕你们更加嘲讽我……”

在场的同学们抱住“木头”痛哭了一场。事后有人说“木头”真该早把真相说出来。一位贫困生愤怒地冲着此人斥道：你晓得个屁！

确实不是所有人都懂得和明白那些身负经济压力的贫困生们的行为与心理。也许你是一句无意的话，可在他们听来可能是一个不容宽恕的罪过；也许是一次好心的关切，可在他们看来这种恩赐是对其人格的羞辱。在他认为你们之间缺少平等时，你任何想走近他们的举动，都可能被他们理解为冒犯；至于你没有经得他的事先同意而贸然做出一件你认为的好事，有可能他会勃然大怒地与你生死决斗。

他们惧怕别人过多的打扰。即使你认为是众所周知的事，他也认定你的打扰是充满敌意的，是带有破坏隐私权式的。他们拒绝交往，特别是与那些洋洋得意、挥金如土的有钱人交往，他们甚至认为这种交往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一种挑衅。

最要命的是你的言行和眼色。当心，任何一种稍稍的高傲与斜视，你就有可能深深地伤害了一个青春，甚至毁灭了一个活脱脱的生命。

绝不是耸人听闻。陕西省某市的一所民族学院里就有这样一个学生。

他姓蒋，我们暂且叫他蒋永吧。蒋永是这个学校的95级行管班学生。该同学来自边远的贫困家庭。在开学的第一年里，他勤奋学习，样样课程学习都在别人前头，一度被学校挑选为“精神文明督导员”。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却经不住别人一句话的刺激。有一次他看到班上的几个同学在校门外的小吃夜市喝酒划拳，他便上前劝说。

“滚滚，你这样一个连裤头都不知从哪捡来的穷蛋蛋也来管起我们！有本事跟我们一起喝几杯才是好汉！”那几个酒兴正酣的同学用不屑一顾的目光和挖苦的话狠狠地损了他一通。一向在别人面前不低头的蒋永当时脸色涨得似猪肝，他想到酒店老板那儿包它一桌给这几个“王八蛋”看看，可当他摸摸那只穿破的裤袋时，他的自尊心变成了一摊软塌的稀泥……

蒋永感到自己受了大辱。“喂，借点钱给我。”他第一次开始向要好的同学伸手，“50块太少，能不能多来点？”

五张“大团结”出手，蒋永觉得还是不够派，比起人家划拳一个赌就是一张“工农兵”来，自己依旧脸上无光。于是就由50元借款升到了100元、200元，最后直到上千元；于是就一个星期上一次大街，到后来一天不上街腿脚就痒痒。他已经顾不得把向别人借款当做一件丢面子的事，只要“场面”上不丢份就够派！他因此也不再把那么来之不易的学业生涯当回事了，只要不被那些有钱人瞧不起就足够——他的人生目标完全沦丧。然而，更可怕的事还在后头。

一天，被师生们称为“校花”的赵某正和一名男同学有说有笑旁若无人地从他身边走过，那一瞬间，蒋永心头顿起醋意，望着赵某背影骂道：不就是喜欢“傍大款”嘛！我倒要看看你小妖精跟不跟我走……

“哼，也不照照镜子自己是什么德性！”那天，赵某独自走在校园内的小道上，见蒋永死皮赖脸地跟在后面要和她“交朋友”，赵某就没有好气。

“啥？日娘的瞧不起咱！”蒋永对自己初次出击的失利怀恨在心。回到宿舍，他真的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妈的，确实先天不够“发达”，这都是他妈的穷得叮当响的老爹老妈带来的结果。先天不足何所惧？只要有钱就不怕天下的美人儿不向你走来。于是他又开始大举借钱，这回的数目可就今非昔比了，在姑娘面前特别是漂亮的妞面前不是花钱如流水、如开闸是绝不行的。他坚信“有钱人终成眷属”。

“说吧，你到底愿不愿意同我交朋友？”他变得蛮横而又无耻，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场合，只要有机会就缠住赵某，并且不厌其烦地重复提出那些无聊的话题与要求。

又是一天，被堵在宿舍门内无路可走的赵某，实在气恼不过便对蒋永说：“你追吧，追到100个姑娘，那101个便是我！”

“这话可是你说的。我们一言为定！”蒋永那张早已扭曲的脸顿时露出一团光芒，他当着赵某的面，把手指向屋顶，说，“我发誓照你的话做。”

从此，这位学校的“文明督导员”，一下变成一个臭名昭著的“女人追猎者”。那之后的半年多里，他像一条疯狗似的在校内外不断寻找“猎物”，凡是能成为其目标的他都不放过，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他竟然一连追了56名女人！有一次，他喝完酒，借着酒劲，擅自闯到女生宿舍寻衅闹事。学校终于出面对这个疯狂之徒做出了“留校察看一年”的处分。然而就在学校对蒋永的错误进行调查处理期间，他竟发展到连续两次持刀闯入赵某的宿舍进行威胁，从而震惊全校。

1997年12月19日，学校作出决定：开除蒋永的学籍。

事隔半年后的今年6月初，在我到该校采访时，系党总支书向我讲述了蒋被开除后的情况。这位老师说：“后来我们派两名老师护送蒋永返回原籍。他的家在云南曲靖县，那是个山连着山的真正边远地区，我们下汽车后又整整在山里步行两天才到达蒋永的家。原来学校虽然也知道这个学生家庭是个贫困户，但那时对贫困概念实在极为模糊。到了蒋永的家一看，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他的家仅有一间破木板钉成的小屋，里面黑黝黝的连盏小油灯都没有，除了一张用木板垒起的床以外，就是一只木箱和一条连上面印什么样的花纹都看不清的被子。蒋永的父母亲根本不知道我们带他们的儿子回去是为了什么。当我们说明情况后，穿得破旧不堪、满头白发的老两口‘扑通’一下双双跪在了我们面前，老泪纵横地乞求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将他们的儿子开除出大学。我们当时都流泪了，说句心里话，看在这对可怜的老人面上，看在这可怜的家的面上，也想过如有可能重新把蒋永带回学校，但那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我们更感到心痛的是，就在这时，全寨子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在门外跪着。那个村长告诉我们，蒋永是他们寨上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叫我们看在老天的面上也要想法帮一次忙，宽恕他们几年来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儿子——蒋永的错。我们无奈，除了向这位村长摇头外，别无选择。而这个时候，像是刚从噩梦中惊醒过来的蒋永也突然跪在地上双手紧抱着我们的双腿不放，一个劲地哭喊着：‘老师，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爸妈……’可为时已晚了，我们能做的便是给他和他家留下身上所带的几个有限的钱……”

蒋永的行为和结局，真叫人难以料想。

或许，这也是许多贫困大学生的精神误区之一。

1997年10月25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会议。由团中央和全国学联联合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大学的近百名贫困生代表，接受恒安集团赞助1000万元设立的“恒安济困奖学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和团中央、全国学联领导向出席此次会议的贫困生代表发了奖学金。这是团组织进行的最大一项济困奖学金，所以能得到这项荣誉的都是些家庭特别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大学生。会议请来了50多位外地学生代表，他们是那些优秀特困生中的佼佼者。这对正在采访此一主题的我来说自然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因为全国的高校1000余所，再加成人高校1000余所，我不可能也没办法全部跑到。学生们参加领奖仪式后只有一天时间，我在团中央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向50多位贫困大学生代表散发了一份书面采访信，期望他们能把自己的心扉向我这个写作者敞开一下，以便我了解更多的第一手材料。但时过半年，我仅收到了三位学生的回信，其余均杳无音讯。可以肯定部分学生可能是由于学习紧张，但大多数则完全是拒绝式的没回信。我之所以这样肯定，是有足够例子证明许多贫困大学生极不愿意接受别人的采访，特别是新闻记者。他们不愿自己的贫困与生活的难堪被别人当做“好素材”去炒。有位贫困女大学生对我说，本来她在学校就可怜巴巴，吃饭躲在别人后头，集体活动从来不敢参加，平时干什么都低着头，你要是再向社会一说我是贫困生，我就没法再直起脖子走路了。有位团委书记告诉我，某大学一位才貌出众的女学生，平时瞒着学校在大都市的一家豪华歌厅当“三陪小姐”（其实据我对几个大城市的大学和娱乐场所实地采访，有些姿色的女大学生偷偷出去当“三陪小姐”，甚至直接从事淫乱的也非个别。京城一些影视艺术院校的女大学生不住学校住别墅，一个月挣万儿八千的也不是一个两个），她的收入自然也算丰厚，故而在同学面前衣着花哨也十分体面。在她大三那年，一位记者在一篇专题报道中把她的父母为了供她上大学和养活家里另外的四个娃儿，每天只能沿街收破烂为生的现状“曝光”后，这位女大学生差点投河自尽。后来自个儿办了转学手续，从此不知去向。

谁都有自尊，贫困大学生正是因为他们有较高层次的知识和文化，因而也有很强的自尊，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们的自尊心比普通人的自尊心要强烈得多。中国人好面子，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愿将自己最可怜、最见不得人的一面亮在公众面前。这不仅仅是勇气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和几千年所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和校园内确实也存在着歧视贫困生的现象。

在清华大学，我遇见这样一位学生，他对我说：“如果你何先生不是单独来采访，我是不会坐到你面前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别看我平时学习优于别人，在入学时也是全省‘状元’，但只要我一参加学校为解决我的经济困难而安排的勤工俭学，拿起扫帚在教室里劳动时，马上就有人趾高气扬地在我面前吹起口哨。那神情明显是在说你小子平时牛得很，这回也该老老实实低下头了吧！”这位同学说，“我从小一向自尊心特强，看不惯也受不了别人用另眼对待自己。可我又有什么办法？上大学前走过的路可以说不堪回首，现在上了大学，过去的事可以不去想，然而面对无法逾越的经济困难的现实，我不低头也得低头。那是一种什么滋味你何先生知道吗？不瞒你说，那时如果有人在我面前做得稍微过分一点，我想杀了他的心都有！”

“有这么严重？”我很是震惊。

“绝对是这样。”这位学生说，“我始终没有那样做，是因为每当这时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在高中时也是因为我同欺负我的一个同学打架，我母亲跪在地上乞求老师不要开除她儿子学籍的可怜情景……我妈和爸太苦了，他们为了不让我在别人面前受委屈，丢面子，几乎把做人的所有自尊和面子全丢掉了。前年我父亲送我到北京报到，交完学杂费后总共只剩下二百来块钱。父亲把它全塞在我口袋里，说你要上学吃饭。当时我心想二百元我能花几天嘛！可我先想到的是另一件事：爸那你怎么回家呀？他说你就不用管我了，现在好人多，总会有办法的。身无分文的老爸头也不回地走了。可我当时实在想不出没钱的他怎么能回到几千里外的老家呢！后来我放寒假回去才知道，老爸离开我后就到了车站，连续几天站在进出口处当起了向行路人讨钱的乞丐。可那还不够，老爸说最多一天也就讨来十几块，于是他便到了一个建筑工地，正好那个包工头是老乡，便给了一份苦力。就这样，老爸起早贪黑整干了一个月，不仅有了回程的路费，而且还挣了三百来块钱。他一到家就把这些钱寄到我学校。你也许想象不出来，我这个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一下感到在自己的父亲面前变得那样脆弱渺小，着着实实跪在父亲跟前磕了三个头。”

“真羡慕你有个了不起的父亲。”我也被他的故事所感染。

“可是你不知道，在自己父亲面前做的事，在别人面前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他说，“我永远受不了别人哪怕是无意的一点点蔑视，尤其是因为我是穷人家的子弟而对我另眼相待。有些城里同学对像我这样学习特别好而家庭经济又特别差的同学，内心又嫉妒又瞧不起，总想从我们身上找回些平衡。金钱和物质是他们惟一可以击败我们的手段，一些这样的同学存心在我们面前刺激我们，伤害我们，装出可怜我们的样子甚至来施舍。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从来不要，宁可不吃不喝，饿着肚子。我不排除许多同学是真诚地向我们伸出友善之手，但我也拒绝接受。”

“这是何苦？”

“你不知道，有一次学校里把社会上一笔赞助分发给了我们几个贫困生。我刚拿着这笔钱吃了顿饭，有同学就在一边阴阳怪气地说这回某某某也有嘴短的时候了。当时我肺都快气炸了，心想干吗，我在班上一切都是最好的，干吗为了几个钱就非得比别人短一截？不，绝不！从此我就再也不要任何资助了。”

真是个太要强的大学生。然而我知道这种学生的内心深处却比一般的同学负载更沉重的难言之痛。北京某高校还有过这样一件事：首钢的一位工程师赞助了这个学校的一名贫困生。这种“一对一”的捐助，按照有关约定，受助的学生应经常把自己的生活与学习情况向捐助者进行汇报。这个首钢的工程师打捐助后就一直没收过受助者的回信，起初他也并没在乎，因为他说我捐助本身又没考虑什么回报。话虽这么说，但每次辛辛苦苦把钱邮出后就想知道一下对方到底收到了没有。这位工程师做了一两年的好事，却始终见不到学生的一封回信，也没任何其他音讯。这位工程师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说虽然我捐助不求啥回报，但如果我捐助的对象连最起码的人情味都没有，我干吗要捐助这样的人啊？学校老师知道此事后赶紧找到这位受赞助的学生，问他怎么回事，说你至少也得给人家回几封信吧？这个学生低着头，半天不说话，最后从抽屉里拿出13封未曾寄出的信！老师一看，这些信都是写给那个工程师的，内容写得也极其感人，可就是没有寄出去。老师问他为什么不寄，学生说，我就是不想寄。到底为什么，看来只有这位学生自己心里知道。

上面说到了我曾经进行的一次“书信采访”，三位给我回信的同学中有一位坦露了他自己作为贫困生的那份内心世界——

建明先生：

你好！

我一直想，过多地倾诉或被曝光关于自己的“不幸遭遇”，实在是男人的不幸：男人，特别是小农意识浓重的男人，总爱无休止地夸大自己的沧桑。

因为以上原因，因为各大媒体接踵而至而我不得不配合，我感到极度厌倦的同时自我地封闭。事实上如果经济这玩艺儿赏脸，我实在更愿意就一包烟、持一瓶酒独自消化这些贫困和尴尬——随着官方的关注和媒体的长驱直入，我日渐被洗劫一空。而从前，尽管我穷得叮当响，我依然穷其心力来守护和经营自己的心灵家园。家园里生活的我有好高骛远的愿望，有张扬坦荡的个性，有锐利锋芒的思想——最主要的，我有正常的随意的生活作风或生存方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心灵的家园破败不堪：言行举止，都得像个特困——自强——优秀的“人”所必备的气息。

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适合那种模式；我为此活得很痛苦，我为此直至今日方给你提笔。

我家庭贫困的原因主要是家道中落：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家中顶梁柱的哥哥因车祸去世，接下来大姐、大哥的女儿和一生勤苦的老母相继因急性传染病或车祸罹难，从此家中赤贫。贫困程度简直难以言表。柴米油盐中的油是奢侈品，主菜长期是腌咸菜、腌西瓜皮之类。记得五年级的时候没钱买内裤，而我某一天穿的是哥哥留下的外裤，这条外裤的拉链又是坏的。尽管我极力掩饰但还是被一个调皮的同学发现了。他在班上指着我的裤裆当着全班男女同学的面说我没穿内裤，肯定是昨晚尿了床，引来一片嘲笑……我上了初中，在南国的海南，在炎热的夏季，仍有长达一个学期没有内裤穿。建明先生，“内裤事件”是迄今为止我的心灵家园惟一没让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海南新闻报》及我校校报摘走的最后一个果实。我双手敬奉给你的笔端，若兴之所至随你笔走龙蛇——我将不想用“死猪不怕开水烫”来解脱。

打工回来后我自学考上了大学。这部分的情况请参阅《中国教育报》×年×月×日三版和《中国青年报》×年×月×日二版。有劳。

上大学后，由于贫困所带来的生活窘事时有发生。但在媒体及官方“入侵”之前，这种贫困造成的“心灵与心理上的痛苦”我尚能勉力应付，因为我有强大的心灵家园做后盾，所以这些痛苦就变得远不及“内裤事件”来得深刻而尖锐。

我现在惟一想的是考研，其原因是我迫切想尽早离开目前的环境而再不愿去适应它。本来就眼高手低的我眼下最想做的事是重建自己的心灵家园。难有勇气去想象没有心灵家园的我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建明先生，我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痛苦，虽然我内心没有理由怀疑你们这些记者、作家探望贫困大学生的动机有任何不好，然而作为贫困生的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依然是保持那种“虽然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的心灵拥有整个世界”的近乎阿Q式的“精神富有”的乞丐。

但愿这迟到的汇报能对你有所帮助。谢谢你的看重。祝你工作愉快。

此致

×××

1998年元月8日

我所以没有把这位现在就读于海南某校的同学的真名署上，因为这封属于我们俩人之间的私人信件是未经他本人同意在这里发表的。我很遗憾至今仍没有机会见到他。这位同学不仅是个非常坚强的青年，而且很有才华，他随信寄给我的一篇他写的散文《流浪如逝》，读后叫人回肠荡气。后来我查阅《中国青年报》上有关介绍他靠打工、流浪上大学的事迹，令我一夜未眠。

那是一个真正的苦孩子。

谁还能记得十来岁时的事？幸福的孩儿是记不得的，只有从苦水中泡大的孩子才能记住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那年这位同学的家里一连几个重要成员惨遭不幸，十来岁的他，从此像大人似的开始与有病的父亲一起支撑那个支离破碎的家。他跟在成年人身后，同他们一样地犁田耕作、一样地插秧播种、到十几里外的地方砍柴担水。在这种情况下念书似乎已不可能，然而小小年纪的他一次次坚信：再苦、再累，书一定要读下去。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离家几十里外的县重点中学。可刚上一个学期，家庭的贫苦又使他面临辍学的危险。正在心急如焚中的他听人说学校旁边有个猪场想找个晚上能守夜的人值班，于是他赶忙找去接下了这活，什么条件他都没提，只对人家说能给个地方睡就行。而仅这一句话的应诺，他就在猪场的草堆上整整睡了三年——这正是他上大学之前的三年高中学习时期。后来他考上了大学，在接到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刻，父子俩好一阵欢欣。可紧接着便是更多的苦恼，父亲为了给儿子凑学费，一次又一次地出外借钱，但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空手而归。开学已经半个多月了，这位同学的学费却仍无着落。无奈的他不得不痛苦地放弃好不容易争得的上大学机会，含着抹不干的眼泪，揣着从朋友那儿借来的一点钱，告别父亲，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打工生涯。他先是到了广州，在那儿呆了一个多月，可以说一无所获。他又到了武汉，在码头、火车站干起了最苦最累的搬运工。之后又浪迹至郑州、成都。在“天府之国”的首府，他身上只有5元钱时，像一个彻彻底底的乞丐似的谋得了西南交大附近一录像店的一份差事，尽管店主苛刻得比资本家还厉害——令其一个人要干三人的活，每月只给100元，且不包吃住，但这位流浪的青年还是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打工的日子里，那上大学的念头一直困扰着他：在这需要知识的年代，难道自己就甘心这样了却一生？不，决不！求知的愿望使他顽强地重新拿起书本，在幽暗不堪的工棚内重新点亮了青春的希望之光。这期间，他为了能适应边打工边复习的环境，屡屡换地方。也正是此时，有位姑娘爱上了他，可是为了高考，他又不得不与恋人挥泪告别。三个月后，他以第一志愿考上了海南某大学。然而就在开学的前几天，父亲突然病重被送进医院。父亲的病不仅花光了他打工苦苦积攒下准备上大学交学费的1000多元钱，又欠下了一笔不小的债务。两年前的命运又一次痛苦地摆在了这位苦孩子的面前，所幸的是这回他咬着牙下定了上大学的决心……对身无分文的穷人家孩子来说，能上大学是件近似登天的事，但踏进大学门后的日子仍然不轻 松。他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终于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他成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学校《女大学生报》主编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无数磨难面前从不绕弯的同学，却依然不愿向外人吐露自己贫困的真实一面，可见他们的心理负担是何等的沉重！

几乎每一个贫困生身上，都有一篇催人泪下的苦难史。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进行这部作品的初期采访时，我还对贫困生们一个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心。但越到采访的后期，我越感到自己的心情沉重。毫不夸张地讲，之后的每一次与那些因缺钱而挣扎在生活最底层的学子们面对面地坐下来，听他们讲述自己的不幸时，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残忍的刽子手，因为我总是在无情地剥露这些同学深埋在心底世界的那部分最不愿意让人知道的，或者就根本不想再重提的隐痛，并一次又一次残忍地让其向公众抖搂。这种采访谁说不是一种犯罪？可我依然必须那样做，且得认认真真。

有一次在华北工学院，学校把一位壮族女学生介绍给我采访。在采访之前我知道这位学生的家境极其困难，她在学校的学业也处在无法想象的那种境地。但这位学生坐在我面前一直不愿先讲，直到其他同学都走后，她才开了口。可她一开口就让我感到意外。

“老师，我能不能不说？因为我……”她刚说这几个字就已声泪俱下，那双惊恐和企盼连在一起的目光一直盯着我。

不知怎的，我的眼泪跟着夺眶而出。我说：“行，你……可以走了。”她真的如释重负地走了，而我同样感到心头如卸泰山。这样的情况，在我对几十所大学的采访中时有发生。有时极想得到“非同一般”的素材，而常常又庆幸被某个同学拒绝采访，这种矛盾几乎一直交织着我完成这部作品的整个过程。

贫困生们不爱向外人坦露自己的物质贫困真情，是个普遍现象。这里面既有他们自尊的一面，也有社会和别人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们的因素。中国人历来好面子，它既有积极的一面，同样也有消极的一面。正是这种沉重的心理负担，使得一些学校和团组织想伸手帮助这些贫困生，可反而工作特别难做。如政府和社会每年给予学校一定的贫困补助，但有些贫困生你怎么追他（她），他们就是不写申请，弄得学校和团组织无可奈何。这种结果常常使一些本来十分需要帮助的特困生反而不能得到应有的资助。可是这些贫困生又怎样说呢？

有位女同学对我说，她宁愿少吃少穿，就是不愿意让人知道她是贫困生或者特困生，那样就等于当众把她的衣服给扒光了，她无法忍受，无法再抬起头走路。

我问这是为什么。

她摇摇头，说这种心理感受旁人是无法体味的，说也说不清。

我想可能。

一天，我在某省采访一位师范学院的贫困生，这位同学在讲述自己的往事时，坐在一旁的那位陪我出来采访的省学联主席某小姐突然失声哭泣起来，当时我不知所然，直到房间里剩下我们俩人时，这位女同学才对我说，她其实也是个贫困生，而且其程度应该列入“特困”行列。在我一再恳切要求下，她简单地给我讲了自己的经历：她也生活在一个贫困地区，父亲是当地乡干部，因为父亲懂得让孩子读书的道理比其他农家人多些，所以父亲一直支持她和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上学。可就是因为要供三个儿女上学，他们家后来变得比别人家更贫困了。她说她当乡干部几十年的老父亲没有穿过一件毛衣，现在身上的那件是做女儿的她得了第一笔奖学金后给买的。家里没有一件家电，是她毕业后到了团省委当驻会学联主席每月有300元补助后刚给买了一台小彩电。她说她家开始一直认为她的哥哥能考大学，可是哥哥考了三年就是没考上。她女儿家一个，开始家里并没有把她和妹妹读书放在心上。她说她上学时一直很自卑，上高中时要到离家七八十里外的地方，每次从家出来，先得走四五里路，再搭别人的煤车，跟司机横说竖说还要帮助人家干活才能上得了煤车，颠颠簸簸好几个小时才能到学校。当时她心里十分清楚，上高中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什么苦都不在乎。上大学时因为家穷，她便报了农大。起初到大学时就很自卑，后来看看周围的同学跟自己一样穷，于是慢慢自己有了些信心，也当上了班干部、入了党。可苦日子还得过，在大三时，妹妹和一个表妹也到了农大上预科班，她们没有补助，于是姐妹仨就吃她那张饭卡上学校发的每月90块钱，所以只能天天吃些馒头，菜根本买不起。她们就自己隔一两天上学校门外的小摊上买回一棵圆白菜，放入小铝锅内煮，没有一滴油，就这么着三人过了一年，直到她毕业……这期间她也打过工，但平时因为她是学生会主席，社会活动很多，只能在假期里出去做工，只要有钱赚的活什么都去干，沿途做小买卖什么的她都做过，只是这些事她从来没有对人说过，就连每天一起工作的省团委机关的同事都不知道她的这些经历。她说我是惟一知道她“阴暗面”的人……

这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事例。这位省学联主席小姐仪表娇美，穿着整洁，给人感觉丝毫没有半点贫困之气，但她不仅昨天是个标准的贫困生，就是在团省委当驻会学联主席一个月拿300元补助的今天，仍然可以说是一个“贫困族”。她说她现在是在省直机关工作，又几乎天天出头露面，一天忙到晚，穿着总要像个样吧，再打工去是不可能了，而出头露面总不能穿破破烂烂吧，还有，家里、妹妹那儿得支持点吧，你说我这300元够什么用？

她苦涩地朝我笑笑。

那几天虽然我天天忙着不分日夜地采访，但这位学联主席小姐的事一直十分“典型”地在我脑海浮现，并期望进入我未来作品中。可就在我结束采访离开省城时，这位小姐很不好意思地走到车窗前轻轻对我说：“你可不要把我写进作品中……要写也不能说我的真名呀！”

我点点头，答应了她。

事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连一个具有相当素质的学生干部也对别人将她的贫困坦露出来而感到难为情呢？这恐怕说明，所有贫困的大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更多地比常人看重人性中最起码的自尊。其实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贫困这两个字已经司空见惯了。成千上万的下岗人员从社会的最底层向这个世界浩浩荡荡地走来，他们擦着泪水，毫不隐瞒地真诚地向社会亮出自己是贫困的一族，同时去接受生活的挑战，去端回自己的饭碗；8000万中国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农民们，不仅自己早已把干枯而颤抖的手，伸向政府，甚至伸向联合国，而且许多地方在吃了几十年“救济”后再不愿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因为“贫困县”这顶帽子实际上已成了某些人手中赖以向政府索取更多资助与挥舞某种权力的金字招牌。那些牙牙学语，连裤子都穿不起的山里娃娃背起书包，走进“希望小学”时的喜悦，更没有半点因自己贫困而感到不光彩。然而，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大学生们则截然不同，一旦“贫困”两字压在他们头上，那种精神枷锁就变得异乎寻常的沉重。许多貌似在贫困面前不屑一顾的学生，其内心深处隐积着的那种恨不得重新分割这个世界甚至毁灭人类的如火山岩浆般的强烈意识与潜能比别的人高出几倍，只是他们为了求得最终能改变自我命运而暂且放弃或者自我克制罢了。

在校园内有句十分流行的话，叫做“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怕”。现实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方某市一所著名大学的学生会主席王小姐，现在已经毕业分配到省直机关当一名干部。王小姐长得漂亮高雅，有着白嫩清纯的肤色，以及省委书记都跟她很熟的社会地位，你不可能想象得出她曾经因为在同学过生日时掏不出5元“凑份子”钱而差点一气之下退了学。

“你知道现在大学生中过生日风是很流行的，几乎每月都有一两桩这样的事。”王小姐说，“我在读大三时，被学校选为学生会主席，后来又因为我们学校是市里名牌大学，我又被推举为市学生会主席。由于经常要参加一些大型社会活动，平时我不得不注意些自己的穿着仪表，所以在那些不了解底细的同学眼里，我算得上是个比较体面的大学生吧。可是我自己知道，大学几年里，我自己没有买过一次化妆品，每次上台主持会议或参加社会活动时，有时脸上也抹一下妆，可用的都是一个要好的同学扔下不用了的东西。不怕你寒碜我，有一次我出席省团代会上台作报告前，知道电视台要摄像，当时刚洗完澡不久，头发乱蓬蓬的，可口袋里又没钱去美容一下，临上台前我一直不敢出厕所。你知道这是为什么？说出来笑掉你牙。因为我的头发正用水浸着呢，时间一长就会干，一干就不好看了。为了怕影响形象，我只能算好时间，等快要轮到我作报告时就提前两分钟从厕所里出来。因为时间短了不行，可能会误了作报告，而太长了也不行，水一干头发就变原形了，所以只能是提前两分钟左右走到主席台上。这个时间里，头发上有水定着型，等我往话筒前一坐，开始一作报告，那些电视台、报社的记者们劈里啪啦一通闪灯，等他们照完，我头上的发型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王小姐的话就差没把我眼泪笑出来。

“你先别笑，哭的还在后面呢。”她说，“我家也在农村，而且是个十年九不收的大山区。我在学校的全部生活费就是学校的那点补贴。说起来我这个学生会主席在同学中间也算是个有身份的人物，平时同学们一起出面的集体活动如春游啊秋游啊什么的我不能去扫大家的兴，可出去一次没一二十块钱是不成的。同学们每次出去玩后高高兴兴，有说有笑，从心底里冒出那欢乐的笑。我也要笑啊，也要乐呀，可我是皮笑肉不笑，因为出去这样玩一次，我就得饿上几天。你又问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我花的钱都是从饭卡上省下来的，把饭钱玩完了，我就只能几天少吃不吃呗。而且我还不能当着同学们的面儿无故不去食堂，我就在开饭时推说自己要到什么什么地方先去开个会办个事。只有我的肚子知道是在自己骗自己。有一回，同班的女同学又要过生日了，像以往一样，大家都得凑份子。这回我实在再也拿不出钱了，便推说有事不能参加。谁知那个过生日的女同学偷偷派人跟着看我到底干什么去了，后来她发现我根本没去办什么事，而是一个人躲到了校园内的一个小树林里。这同学不干了，第二天当着众人的面，说我这个学生会主席避开同学自个钻进小树林里去干见不得人的事。当时我气得浑身打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好冤呀，她哪知道我一个人饿着咕咕叫的肚子，像贼似的蹲在黑乎乎的小树林里几个小时是啥滋味？而就在这几个小时里，我差点被一群小流氓……”

王小姐再也说不下去，而这回我感到自己的眼里有一股苦涩的液体咽进了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