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到2020年，也就是10年之后，计划要变成与纽约齐名的国际金融中心。

这个目标，自然要靠人、靠人才去完成。相比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纽约有77万金融从业人员，其中华尔街就有40万人，而伦敦仅金融城内的金融从业人员就有30万。但是，上海全市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只有区区20万，金融人才缺口巨大。

如何尽快填上这个大窟窿？上海最快想到的方法，就是设立金融人才奖，给金融高管们塞钱。但这个钱一开始就是用税收的形式，从金融人才们的口袋里堂而皇之地掏出来的，如今却要以奖励的名义塞回去一些，并希望人才们因为上海的“借花献佛”而深受感动，以致心甘情愿地跑来给你卖命。这就是上海揣着2020年的小九九，打着的如意小算盘。

减税，加人

“和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最大的差距可能就在于税收偏高。”在被问及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短板”时，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李晶不假思索地回答。

按中国现行税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2000元，分为九级，最低一级税率5%，每级递增5%，最高一级为45%。收入动辄百万的金融高管，几乎都适用于最高一级税率标准。

“按照现在的税法，我们高管收入中的40％都要掏出去缴税。”注册在上海的一家银行高管说。

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之一的任仕达，于2010年4月8日发布的“国际金融中心人才吸引力指数”尖锐地指出，虽然政府在政策上支持国际金融人才来华工作，但上海在税收、福利、生活、医疗、教育等软环境上可能落后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

根据任仕达国际金融中心税收环境指数显示，香港位于第一，纽约其次，上海位居第三，伦敦排后。

根据其调查，起征点和税率结构对于中高收入者的影响最大。香港税率有4级，最高一级17％，中高收入者的平均税负仅为15％；美国税率有5级，最高一级为35％，对于中高收入人群，其平均税负小于30％；中国内地有9级，最高一级45％，对于年薪过百万的人而言，其平均税负约40％。

据KCS凯誉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国业务发展主管张宝玲介绍，即便是外籍人士，只要在中国工作超过183天，就得按照中国的标准缴税。“虽然目前内地为外籍人士提供住房、教育等五个方面的税收抵扣优惠，但如果和香港等城市相比，内地税负确实要重很多。”张宝玲说。

凤凰卫视曾在2009年8月4日播出《解码陈文茜》栏目中，以“双城争艳，金融海啸后上海香港竞争金融中心”为题，讨论上海和香港两座城市各自未来十年的战略发展格局，并认为“上海的重新定位，某个程度威胁最大、竞争最大的就是香港”。

“香港最大的优势是法治，人才，金融监理为亚洲翘楚，还有货币自由兑换，这些上海短期内都追不上。”

汇丰（HSBC）、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和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高管已经迁至香港，而摩根大通（JP Morgan）也于2010年3月宣布该公司从纽约派遣了其高层私人银行家，以利用亚洲的发展机遇。

他们表示，与其他西方地区相比，香港的财富不断增加、居民的投资倾向更强，并且能够从全球经济低迷中快速反弹。但是，在所有这些正儿八经的理由后面，还发生着另一件诱人的事：据管理咨询企业Hay（合益）集团称，香港也是亚洲劳动者实得薪水最高的地区。

没错，收入！同样是快速发展中的金融中心，既然付出的劳动相等，得到的回报，在香港比在上海多得多，那有何理由选择可爱的东方之珠？

Hay（合益）集团完成了对管理人员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国家的年度排名，它综合了工资、住房补贴和保险等其他形式的薪酬，以及当地生活成本和税负（甚至包括额外福利指标，如员工获得的汽车类型和品牌）。Hay（合益）集团的PayNet分析师利用标准方法衡量56个国家的工作范围、薪酬和福利，进而收集资料。

Hay（合益）集团最新的“全球高层薪水报告”（Global Management Pay Report）显示，就员工购买力最高的亚洲地区而言，紧随香港之后的是泰国、新加坡、韩国和澳大利亚。中国内地位居第八。

在亚洲，香港名列榜首。尽管这座被誉为“东方之珠”的城市因高房价而保守争议，但住房通常也包括在薪酬福利里面，因此香港管理人员的消费能力通常比美国管理者高出40%。

Hay（合益）集团香港办事处主管William Lo表示：“香港是金融中心，必须吸引大量的人才，因此工资相当高。由于税收也低，因此消费能力较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西方国家落后于香港的原因。税收无疑是香港和其他地区名列前茅的首要原因。”

在“人才战”依旧激烈的中国和东南亚等地，比较薪酬选择非常重要。“这些地方的发展趋势是第三世界的新兴市场，这里高级管理人才紧缺，必须透过高薪来吸引人才，”Hay（合益）集团薪酬资讯服务总经理Nidthia Chelvam说。

显然，税收仍是吸引人才流动的重要砝码。因此，为了跻身国际金融中心之列，上海市政府于2009年出台了《上海市集聚金融资源，加强金融服务，促进金融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其中提到，按照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金融人才队伍的要求，对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出显著贡献的金融人才，市政府给予金融人才奖励。

上海市金融办一位官员说，目前香港个人所得税15％，上海最高一级达到了45％，因此上海希望降低个人所得税25％左右。不过由于地方政府难以改变税收政策，因此，他们通过设立金融人才奖的方式予以返回。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坦言：“对内地的金融行业而言，我们觉得这些金融人才的税负可能有些过重，所以说，上海会在未来进一步降低这方面的税负。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来上海工作。”

愿望是好的，方向也是对的。只不过要真正落实，想要在金融税收方面有大动作，除体制因素外，还面临不少细节上的难题。“如果最终方案是：上海决定对这些金融高管超出国际水平的税收部分进行财政补贴；那么针对补贴的部分，国家税务总局会不会再次征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说。

过去上海一些区级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对个别金融企业实施了财政奖励，以弥补高税收的影响。

任仕达市场总监朱宁透露，一家国有金融企业曾经向政府申请，将部分个人所得税以财政奖励的方式返回给高管，这种优惠的有效期为两年。“但实际上，申请优惠大部分是招商引资的土政策，大部分是一事一议，政策不透明也不公开。”朱宁表示。

将区级政府的“土”政策上升为金融中心的全面政策，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虽然金融人才奖提出已久，但金融人才奖针对哪些机构、哪些级别的高管，目前仍没有对外公布具体实施细则。

“我们还没有收到类似信息，也不知道是否对我们上海本地金融机构实施。”一家上海银行高管表示，预计该政策实施仍有一定的难度。

显然，能否真正将已经进驻或打算为上海效劳的金融才俊们的“高税”梦魇击退，吸引更多人才入沪，是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之都的关键任务，但也任重道远，至少目前“减负”也只停留在嘴皮子上。

小白领的大烦恼

高税收对金融高管们的影响最大，也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但在全上海的20万金融人才中，小白领才是主力军。他们和这座城市之间的“鸡毛蒜皮”，同样关系到上海伟大的2020年目标的实现，难道不是吗？除了高税负之外，这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实际上对他们的影响更大。

2010年二季度，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人均GDP却只有日本人均GDP的1/10，只有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第105位左右。而按照中国人收入1300元的贫困标准线，全国还有4000多万人没有脱贫。

上海的“金融城”，小陆家嘴地区，集聚着逾500家金融机构，10万多金融从业者。在这座“金融城”里生活的金融人，同样面临着巨大的“贫富差距”。

2009年《解放日报》曾对金融城内的150位从业人员进行调查问卷。结果发现，陆家嘴金融从业人员的月收入水平从3000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不等，上限与下限相差很大，收入水平集中在1至3万元之间，占比约为41.2%。按照《2009上海统计年鉴》，2008年上海职工平均月工资为3292元，第三产业职工平均月工资3849元。有超过70%的金融从业者，收入水平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不过，薪酬虽高，金融行业人员的流动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被访者中，有68.2%的人工龄超过5年，而在金融相关行业工作超过5年的人数，刚刚达到50%。这也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从业者“转行”自其他行业，也从侧面说明了金融行业准入起点相对较高，需要有相当的工作经历。

调查中，70年以后出生的人占到95.9%，70后、80后几乎各占半壁江山，80后一代在金融行业已经成为中流砥柱。在目前从事金融行业的人员中，学历水平大多集中在本科和硕士水平，分别占到54.3%和39.2%，博士这一学历层次在金融业所占比例并不高，仅0.7%。从分析来看，大多数金融从业者的学历越高，所处的职位也就越高。硕士在中层领导岗位上占比较高，70后则是目前银行中层岗位的主力军。

陆家嘴金融城聚集了上海最多的金融白领，他们大多供职于名气响当当的金融大企业，身穿面料挺括、做工考究的衣裳穿梭于这座城市最集中的高楼之间，是大多数人眼中令人羡慕的一群。但对于他们而言，上海的“昂贵”依然是个问题。

的确，在《解放日报》的调查中，仅有6.8%的受访者对陆家嘴的满意度投了赞成票。而更多人认为有缺憾，需要改变。金融白领们最不满意什么？首选答案是交通出行，有56.1%的人将不满意的目光投向了陆家嘴的交通问题。

每天，陆家嘴金融城都早早“醒”来。

清晨7时多，居住在城市四面八方的金融白领，开始向这里汇聚，开始了一天的陆家嘴生活。金融城的第一法则就是准时准点。于是，金融白领的每一个工作日，都得“赶早”。

供职于陆家嘴某基金公司的张兴华，有两点“与众不同”。一来坚持在家吃早饭，而且“自给自足”，为了赶在8时30分前到达办公室，家住浦西的他往往需要更早起来；二来选择以“公交+摆渡”方式出行，他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不确定的拥堵，保证“准时准点”。上述，也是为了更省钱。

陆家嘴“金融城”的生活，难逃压力的困扰。在《解放日报》调查统计的8项产生压力的因素中，上下班费时费力这个因素被选了82次，在所有出现的因素中占22.2%，有56.6%的在陆家嘴从事金融工作的员工由于这个因素而感到有压力；生活成本高被选择了81次，在所有出现的因素中占21.9%的比例，有55.9%的在陆家嘴从事金融工作的员工考虑了这个因素。

在众多压力和烦恼的来源中，住房的压力不容忽视。

调查发现，住房开支在收入中所占比重较高，给大部分陆家嘴金融白领带来压力。在被调查者中，有35%的人住房开支占收入比重低于10%；35.8%的人住房开支占收入比例在10%-30%之间，23.6%的人住房开支占收入比重在30%-50%之间，有5.4%的人住房开支占收入的50%以上。

伴随着收入的提高，金融业从业人员对住房质量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因此尽管陆家嘴地区的收入水平总体不低，但上海高昂的房价，让他们同样感受到住房带来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