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战场

《苏联援助中国东北抗日游击队内幕》的作者戈尔布诺夫，说他见到了一份文件，1939年5月30日，第2独立红旗集团军司令科涅夫、政委比留科夫，在伯力与赵尚志会面的谈话记录。“从会议记录不难看出，双方都相当客气。集团军情报部门负责人阿列申少校也出席了会见”。

会议内容是讨论赵尚志提出的建议，包括如何进入伪满洲国、今后怎样开展工作及保持与苏联的联系。同时，苏方建议赵尚志首先与活动在松花江流域的旧部建立关系、组成联军、设立强大的司令部、整肃队伍、开除那些革命意志薄弱的成员。由于日本间谍给游击队造成了重大损失，必须成立反谍处。

赵尚志队伍的任务是逐步巩固和壮大伪满洲国的游击队伍，为此，必须对日本警备部队发动若干大规模突袭，以鼓励队员士气。

苏方非常看重赵尚志丰富的游击斗争经验，承诺今后继续保持联系，并就会上讨论到的所有问题，给予全方位的帮助。

赵尚志的所有请求都得到了满足。会面的最后，他再度被告知：“我们认为，您是伪满洲国游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我们将通过您就所有问题下达指令。与此同时，我们还将与活跃在中苏边境的其他游击队保持联系。”

苏方对赵尚志的指示是：“您本人不必亲自指挥袭击。不要忘记，您是整个游击运动的总指挥，而不是一支游击队的队长。您应该领导破坏敌军整个体系的斗争，而不是个别的部队或是小分队。”

赵尚志是6月底率队回国的。动身前一天，一位苏军中校来送行，对官兵讲话，说苏联支援中国的抗战，祝愿你们取得胜利。又说赵尚志是东北抗联的总司令，大家要尊重他、爱护他、保护他。

过界点，苏联这边是个叫拉滨的小村庄附近，对岸是萝北县的太平沟，荒山野岭，人烟稀少。星空下的黑龙江，一艘苏军炮艇划过江面，把百余人的队伍顺利送抵西岸，在东岸准备掩护强渡的苏军，各式火力也就一声未吭。

差10天左右就是一年半，“过苏联”时冰封雪裹，归来时一江激流，夏意正盛。倘是冯仲云，定会触景生情一番，而赵尚志留下的文字不多。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他周身都灌满了激动，那颗久抑的心是怎样地怦怦跳动。

上岸后，这支清一色鬼子装束、装备的队伍，即向西南方向疾走。第二天上午进入佛山县南部，看到10来个赶着马驮子的伪警察。这些伪警察挺懂事，枪一响一动未动，也就毫发无损。一问都是乌拉嘎金矿的，问什么答什么，赵尚志当即决定攻打金矿。

乌拉嘎金矿是北满重要金矿之一，管事的当然是鬼子，有30多人的伪警察队。晚上，部队摸到金矿大院，首先解决哨兵，占领要点，枪声中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伪队长和几个亲信很顽固，被击毙，战斗很快结束。

除枪弹外，一座金矿的各种缴获，自然不会少。又在矿工食堂的大棚子里召开群众大会，陈雷、于保合和赵尚志先后讲话。得知这个声音洪亮的小个子，就是鼎鼎大名的赵尚志，当即有20多个工人要求上队。

在赵尚志指挥的难以计数的大小战斗中，这归国第一仗的乌拉嘎之战，实在算不得什么，却成了他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祁致中之死

赵尚志率领的这支除司令部外，编为1个教导队、2个中队的部队，百余人中有3军的、6军的、7军的、11军的，可能还有其他军的，是由陆续过界的队伍合编的。眼下，这支部队不属于东北抗联3个路军的任何一路，比较准确的应该是路军之上的东北抗联总司令部及直属队。我们这样说可能有人不同意——留待后叙。

除总司令外，干部任命是归国前一天由赵尚志宣布的。戴鸿宾为参谋长兼教导队长，祁致中为副官长兼1中队长，于保合为组织科长兼电台台长，刘凤阳为2中队长。

于保合老人在回忆录《风雪松山客》（笔者见到的是尚未出版的铅印本）中说，打乌拉嘎金矿前，祁致中就跟他的老部下叨叨咕咕的，说赵尚志让他当副官是不信任他。打下乌拉嘎后还跟我叨咕，我说你不要这么想，咱们都是干革命。攻打乌拉嘎，赵尚志命令戴鸿宾带人攻打西院，打响后又命令祁致中带人攻打东院。祁致中说我过去指挥别人，这会让我“送死”，我不干。赵尚志对传令兵大喊，让副官长快攻上去，祁致中仍是拒绝执行命令，赵尚志指挥队伍冲了上去。后来，祁致中总对他的老部下说，赵尚志叫我上去，我没上去，犯了错误，赵尚志要害我，我没好啦，怎么办？这话也跟我讲过，还问我赵总司令能不能处分我？我说都是革命同志，犯错误能改就好。这些情况不断有人反映上来，支委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李在德老人说：

赵尚志感到问题严重，决定召开支委会。他是书记，我是副书记，他怕他在场大家不好发言，让我主持会议，他先不参加会议。他也没说明他的意见，就是让支委们讨论、发表意见。

参加支委会的，有戴鸿宾、陈雷、于保合、刘凤阳、韩相根和我，韩相根是机枪手。我简单介绍一下党员汇报的祁致中的问题，戴鸿宾首先发言。他说祁致中早就跟赵总司令闹矛盾，反对赵尚志，在苏联时常和赵尚志争得面红耳赤，现在又抗拒命令，散布这些言论，这个人挺危险，不能留着。

当时大家都感到不安，对祁致中心中没底，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讨论结果，一是他可能带领老部下逃跑，分裂革命队伍；二是可能杀害赵尚志，然后占山为王，或者投降日寇；三是经过教育，回心转意。大家都觉得第三种可能性很小，对他没信心。

这时谢文东已经投降、叛变了，宋一夫早就投降、叛变了。那时叛徒多呀，把人弄得心神不定，最怕出叛徒了。祁致中是山林队出身，那时那人或多或少，都觉得胡子出身的人不大可靠，反复无常。可杀掉他缺乏证据，等到有了证据那又晚了，后果不堪设想。那时许多人都是这么处死的，环境逼的。像7军军长景乐亭，就是这样。我提议是不是把他送去苏联。马上有人反对，说怎么送？他能去吗？半道跑了呢？

我向赵尚志汇报，大家的基本意见是处死，我的意见是送苏联。赵尚志跟戴鸿宾意见一致，说这个人反复无常，搞阴谋，很危险，不能留。

最后，支委会一致决定，处死祁致中，开除他的党籍。

参加了支委会的陈雷老人的回忆，也基本如此。在《征途岁月——陈雷回忆录》中，也说“戴鸿宾积极主张将祁致中处死，以正军法”，“大家一致同意戴鸿宾的意见”。

下面是1940年2月22日，《戴鸿宾关于赵尚志倾向问题向省委的说明》中的“关于祁致中问题的详细说明”：

我们在一起被押时期，尚志和致中同志有口角斗争。斗争的内容：三军和独立师关系和独立师的发展，独立师对省委的关系和总部的领导问题。×（为缺损字——笔者）期斗争中，没有得到好的解决。原因是尚志同志认为独立师的发展，没有赵尚志正确领导，决不会得到发展的。致中同志认为不是那样，固然三军在政治上和行动上，独立师有了好的影响，对独立师有部分的帮助，不是独立师发展完全依靠三军。致中说三军在尚志直接领导之下，并不是发展怎么样不得了的程度。在这意见当中，双方有了抵触，在两个人英雄心理之下，更进一步保留着很多的称（成）见。尚志同志对（认为）致中同志实（始）终是胡子，而不过是挂着反日招牌，为自荣耀和发财，谁知你这些年给家邮多少大洋呢，利用反日名义，不挑片子，发展你个人的私利。致中同志否认这一点，致中说我以前是胡子不价（假），自从一九三四年谢文东在土龙山起事后，我就上（往）反日道路上转变，你恳（肯）定说我是胡子，我也太曲点啦。最后长期斗争的结果，由于致中同志理论不过尚志同志，勉强表面上接受他的意见，不是真正的从心里愿意接受他的意见。在三八年秋季时期，致中同志在疑（议）谈中提出一个错误意见，胡子的游击战术也能赶上共产党的游击战术。当时尚志和我给他一个批评，对他说明我党的游击战术，绝不是根（跟）胡子学习的。最后致中同志承认他的错误，说我们批评很正确的。不价致中同志在某种时期，还有部分的土匪思想反应，这是他的很少缺点，还有不服人思想，认为自己是很大的创造家。另外，我认为致中同志有很多的特长，他对共产事业是相当信仰的，在政治上相当进步。过苏联后的致中与东北的致中各方面大不相同，有了很多的进步。读了我们的很多文件，可能做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民族英雄。自三九年五月时期，苏联与我们三个上课，有一天晚间致中同志向尚志同志问，我过去以往工作到（底）是不是胡子呢？尚志同志对他的回答：你过去以往工作完全是胡子的行为，决定没有什么说的。最后尚志同志对致中同志用污骂的行为回答，尚志说他自己是东北党代表，我站在党代表的智（资）格开除你党籍。回东北不允许致中同志带手枪，叫他当队员。同时又说，你不要想回东北当大官当十一军军长去。这种情况之下，我和尚志同志恳切的要求一件事情，对于致中同志他将来工作分配上我不提，对于他党籍开除问题，不要这样盲目的决定，一个共产党员党籍是他的政治生命，开除与不开除回东北解决。如果就开除，使他在政治前途上失望。我的意见党籍先不要开除，还须要与致中同志留改正错误的时机，如果将来再不改，党对他怎样处分我没有意见。我这一提意尚志同志允许啦，可是他还提出在党的纪律一定要处罚，规定一个时期留党察看，叫致中同志写恢（悔）过书。

在回国途中尚志同志分配致中同志担任总司令部付（副）官责任，当时致中同志提出意见不愿意担任付（副）官责任，愿作队员工作。这一提意当时，被尚志同志很严厉的污骂一场，说你不要添美，还想做你过去的美梦不行。在这个纠纷中，致中同志痛哭一场，我在当中担当调解，最后致中同志勉强的担任付（副）官责任。

过界后（回东北），尚志同志对致中同志一切的态度，完全是污骂行为，使致中同志非常难过。在我们解决乌拉嘎河金沟那天早晨，我们卡敌人全鞍马十七匹，经尚志同志分配骑，不发给致中同志马匹。我向尚志同志提意，可以分配他马，原因他是一个幼稚同志，还有我们带来的一般队员群众对致中同志还有好的影响，同时苏联对他还有信用，这样对待他，对颜面上太过不去。我这提意尚志同志始终否认我的提意，在过午后，我又向尚志同志二次提意，应该发给致中同志一匹马。二次提意后，勉强发给一匹不良的马，走几里后致中同志被落马二次，致中当我痛哭一场。致中同志说我永远也没有骑过这样的马，也没有背过大枪。他同时说尚志同志拿我当敌人看，我这几年的革命工作，虽×（缺损字）成绩，也不应该遭受这样的悲痛结果。在这种情况×（缺损字），我向致中同志做了许多解释工作，劝他不要悲痛，忍耐一个时期，我们很快就能见着党，关于你的问题能求得解决。到午后黄昏时期，准备军事行动，致中同志冒险队的先锋，在前防（方）领导缴械，已经解决敌人的第一堡垒，得到完全胜利。在这当中致中同志说过去三军司令部少年连队员尚久兴同志打致中同志二匣子并没命中，打到衣服上啦。致中同志当时发生一个错误，他向尚志同志交枪，尚志同志当时给他一个污骂，我步（布）置队到上边解决了第二个堡垒。到第二天上午我们准备退出金沟以前，分配致中同志步（布）置金沟工人抗（扛）面的工作，命令是一百五十人抗（扛）三百袋子面。在他执行当中，他曾经有二次要求工人抗（扛）二袋子抗不动，尚志同志不允许。最后致中同志允许工人每人抗（扛）一袋子面工人剩一百人，这是致中同志一个错误。退出金沟后，第三天，尚志同志站总司令的智（资）格，召集模范战士会议，庆祝军事胜利，叫模范战士随意便发表意见，讨论胜利中缺点和优点。致中同志想发表意见，尚志同志对他回答，这个会场没有你说话的必要。同时又说你对这军事行动，罪大恶的祁致中，当场下令解（除）致中同志的武装。第四天又召集党会议，致中同志的问题，在党讨论最后的决议，开除致中同志党籍，他以后工作问题，会场并未决定。最后尚志同志参加会议，党的会议左右之下，他坚决主张（将）致中同志处死枪决，他致中最大的阴谋家，赶早处死，一勉（以免）后患。在这无斗争能力的党会议，结果跟着他意×（缺损字）跑啦，立刻将致中同志处死。

最后戴鸿宾谈到“我与尚志同志斗争不够”的原因：

对祁致中事件发生时期，我那时期的立场有心坚决斗争，那一些下级党同志都是拥护赵尚志，不能拥护我的意见，我想如果要做坚强斗争，恐怕我做祁致中的第二，我当时在这怕死条件之下，避免了斗争。尚志同志对我怀着许多诚（成）见，主要的是在东（北）三、六军的纠纷问题和在一起被押交换意见当中对我抱着不满的情绪，我不能遭受致中同志的结果，是我过界后，在意见之下转移，不反对他任何主张。另外我向他三次提意，我代（带）兵，愿做别种工作。因为这些原因，对我的生存问题，才有了保障。当然对这些问题，我极大的错误，我既然是革命者，就不应该怕死，眼看着别的同志被处死，维持我自己的生就不敢作斗争，这是革命者最大可耻的错误责任。这一错误希望党给我批评，帮我改正。关（于）我与尚志同志一年多经过事件就此结束。

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当戴鸿宾写这些“说明”文字时，赵尚志已经被“永远”开除党籍了。

六十多年后，有老人告诉笔者，有个老刘交通，五十来岁，中溜个，大圆脸，挺壮实，跑交通到我们那儿，说祁致中让赵尚志杀了。我们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呀？老刘交通说打乌拉嘎金矿前，赵尚志给了祁致中三个绝的（任务）。一个是乌拉嘎有60多鬼子、150多警察，得全部打死；二个是不能开枪，全用刺刀挑死；三个是抓200个小背，每人背两袋面。这三个任务怎么完成？结果跑了5个鬼子，就要杀人。祁致中说我就一个要求，给我“两毛五”（1颗子弹的价钱），让我死得痛快点儿。

1938年2月15日，《王效明给二宇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独立师天元部下之韩团长投降该镇，现被缴械。祁致中之事（祁过界被扣留），应速设适当办法，自彼去后，全部异常动摇，如无适当办法，将来恐成问题，祁某非完全了解之同志，应抚慰之而安其旧职。

按照支委会分析、讨论的三种可能性的第一种，如果祁致中可能带领老部下逃跑，极大的可能性是回自己的老部队。自11军没了军长，从下江到西荒，就是北满洲省委称为“下江的勇士”的1师代师长、师长李景荫在那儿撑着，而他还要强力支撑着自己那病病歪歪的身子。许多事情祁致中能想象得到。在异国被羁押和重获自由的整整一年半里，11军应该是他魂牵梦绕的所在。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呢？祁致中不就是因为这种可能性被处死的吗？

无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都不能不把祁致中之死放到当时抗联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进行分析。

一个战士拿了老乡一双鞋被处死，那是执行纪律。要回家的“背小树”，除夕篝火晚会上抱枪打盹的“背小树”，这是惩治叛徒。准确地说是防止出叛徒的措施，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笔者早已提醒读者，不能用今人的目光看抗联，是因为采访中不断有老人这样提醒我。这个人想家了，或是流露出一种被视为动摇了的什么情绪，就危险了、紧张了。可即便开小差被抓回来，说他叛变，也没证据。怎么办？关起来审查，或是送上法庭，判他几年，“天大房子地大炕”，怎么关押？绑在树上，冬天冻死了，夏天喂蚊子了。今天这儿，明天那儿，带着他们怎么转移？战斗随时可能打响，枪一响，就算被冤枉的，被这么一折腾，也可能逃跑。如果还有几个同党没被发现，这支部队就更凶险了，随时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景乐亭之死，与祁致中有许多相似之处。

只是景乐亭被误杀后，又被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予以肯定，认为是对的。而祁致中被误杀的同时，也把赵尚志毁了。

后来“迷”起来的戴鸿宾

1940年2月10日，《姜信泰给黄玉清同志信》中说：

我们听老百姓说三军赵尚志归来把日本打得落花流水，是否确实？

1939年11月30日，《金策给张寿篯的信》中说：

最近据通河交通员报告，大界民众传言说是下江萝北县一带赵司令过来带领不少的队伍与日满军已数次抵触，战情非常猛烈，这是旧九月的消息。最近又说是赵司令和戴军长带来不少队伍在汤旺河嵯付岐一带行动云云。九月初兰生由叛徒黄仁秋传来的信里（这个信是韩大黑傻子转送来的）说，赵司令由苏联过到乌拉嘎河一带，将满军缴械不少等等。那么，乌拉嘎河究竟在何处呢？找不着这个地方。

此前的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当我在松江下游时，听到尚志同志由祖国率队回满洲了。并且没有经过抗联三路军指挥部，及北满省委应有的组织手续和通知，要将三路军的一部分队伍，编归到尚志领导的部队系统中去。当时我负责的一部分队伍，我因为尊北满党及抗联三路军，注意到布尔希维克应有的组织手续和路线，没有允许和交出。我到远东来后，听着祖国同志说：尚志同志是共产国际打发过去的，任命他为东北总司令。并说尚志同志是归祖国直接领导，要他回到满洲归编队伍。

现在尚志同志既然是东北总司令，那末是否取消北满党，或者上级决定北满党归赵尚志同志直接领导，或者他还是北满党的一个党员。同样三路军指挥部是否取消，抑或归尚志同志领导和指挥？这需要中央和国际之答复，以便可以进行工作。尚志同志是归祖国直接领导，或国际直接领导，那末北满党及三路军是否也是这样呢？我想吉东党、南满党、一、二路军也会同样发生这一问题的。而且这些问题是亟待解决的。

12月15日，《金策给张寿篯的信》中说：

二十来天以前，由下江尚志同志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名义，给岭西各抗联部队负责同志的信，该各种信件及传单转送你处，希查收后，应急给各部分发为要。

我相信，尚志同志决不能冒充总司令的名义。他通令中写道：“奉令”等，我认为不能是他随意用过去北满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的名义，我认为中央正式任命的总司令的名，我相信中央对他的过去倾向和错误不是不知道的，而更详细知道的，中央对他决不能马虎，对东北反日运动更是关心与准备。那么，我们在目前历史时期，不能与中央命令相对立，应尊重上级的命令与指示。我们应当，如果尚志同志仍未纠正旧的观念和倾向时，必须站在布尔什比克基本立场上，在组织原则上，在两条战线斗争原则上无情的作斗争，批评、帮助他，使他彻底转变，成为健全的布尔什比克的战士。不能以为他是固定不变的认识，这不仅违背上级，而且东北运动上极有害的。我这样说法，并不是屈服了自己的基本态度，也不是违背省委的原则立场，而是组织上，整个利益上的原则态度。我现在向你要求，我们对他不能采取无条件的一贯态度，这不是说取消对他的斗争，而更应发扬起来。所以，我希望寿篯同志见信后立即前来，万不要躲误。我拟今与亨植赴总司令部，越快越好。

12月26日，《中共北满省委给各独立游击部队党委、支部的通知》中说：

中央为了彻底转变东北抗日民族革命运动的新阵容，和肃清进步开展中的困难条件，正式任命赵尚志同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之职。

下面是同一天，《张寿篯给解光海的训令（第3号）》的全文：

为令尊事。案奉总司仿部第十六号通令内开：奉令着由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所有三、五、六、七、十一各党军均须接受指挥领导命令，遵此仅于六有底宣誓就职，执行工作，等因。奉此，除分令处，合亟令仰该指挥部即便转饬所属一体遵照奉行，并一致拥护总司令之命令，诚恳接受领导。勿违，切切。此令。

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篯

有老人说，赵尚志“过苏联”蹲了一年半“洋笆篱子”，就弄了个“东北抗联总司令”，这叫什么“总司令”？他有文件、任命书吗？那上面盖的什么章？不是拿萝卜疙瘩抠的吧？

今人容易立刻想到的，则是苏联远东军凭什么任命中国的东北抗联总司令呀？

1962年，黑龙江省委党史资料研究室的同志访问戴鸿宾，戴说：“我们在回国之前，苏联边防军一个少将在伯力江岸设宴招待我和赵尚志、祁致中。在那次会议上，苏联边防军负责同志说，共产国际决定，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

7.令我回东北去领导三军、五军、六军、七军、十一军的事，如决定错了，也不是我冒充，而冯仲云等人或北满党没有接到中央指示，也不是我的责任，因为长官没有交给我中央的字据，我不能造一个假的字据，他们说这是紊乱了组织系统，似乎不该由我负责。

1940年1月22日，《赵尚志给敦斯基的信》中，提出22个“请求（苏联方面——笔者）彻底解决”的问题，上面引文为第7个。前面引用过的俄罗斯历史学家的文章，说得就更明白了。

1936年初成立的、后来改称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赵尚志那总司令是选的、推举的，这次是任命的。这任命无论来自共产国际，还是远东军，也无论今人怎样怀疑它的法理性，在当时都是被认可的，也只能被认可的。否则，88旅的成立及军官任命、军衔授予，是不是都成问题了？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非个例。而且，抗联对此也并未提出质疑，有人只是说“1939年Ｃ方误用赵矣”——你远东军不是不可用人，只是用错了人，不该任命赵尚志当这个总司令而已。

（本章及下一章的一些引文就不注明出处了，请读者原谅。）

但是，冯仲云的疑虑，绝对是冷静的、理智的、客观的、现实的。

远东军固执地称抗联为“游击队”，没错。但这支叫“抗联”的游击队，从一开始就是有组织、有系统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现在，虽然没了满洲省委，地方党也基本都上队了，三大战略区各自为战，依然如此。东北抗联需要统一领导、指挥，这是共识共赢的事情，可这如果是一个任命就能解决的问题，也早就用不着“阶级祖国”操这份心了。如果说这种行为在客观上显现的傲慢，已使人不快，任命赵尚志这样一个争议人物，则难免激怒一些人。经历了1938年2月以后的“批赵”，北满已经建立了稳固的党和军队系统。而赵总司令的突然出现，可能引发地震的当然不只北满系统。

关于陈绍宾的问题，远东军没有给赵尚志字据。任命东北抗联总司令这样重大的问题，也没有字据，也没有通知北满、吉东方面。无论远东军怎么想的，这都是造成赵尚志的悲剧的原因之一。

但是，这一刻，在金策的说服、推动下，起码北满不成问题了。

但是，戴鸿宾和陈绍宾来了。

毫无疑义，听说赵尚志回来了，正在浴血苦战的广大抗联官兵，像姜信泰一样感到鼓舞、振奋。

毫无疑义，赵尚志雄心勃勃要大干一场。

乌拉嘎战斗后，赵尚志率队南行，在小兴安岭西梧桐河活动，发现一支有20多伪警察保护的日伪测量队。晚上中队长刘凤阳带人摸进敌人帐篷，一枪未放，将其缴械。不久，又以同样方式解决了又一支测量队。远东军来电，要求将缴获的测量仪器、绘图资料送去苏联，赵尚志即派刘凤阳等5人背扛着这些战利品“过苏联”。

夏末，在小兴安岭西南岔一个“趟子房”，偶遇原3军留守团团长姜立新和几个人，赵尚志看到了北满临时省委的一些文件，了解到他“过苏联”后“批赵”的一些情况。

从陆续过界的官兵口中，以及与远东军的接触中，赵尚志应该知道东北抗战局势已经不是他离开时的情景了，还可能多少听到点“批赵”的情况。重获自由和即将重返战场的激动、兴奋和忙碌，或许会冲淡对“批赵”的不快。但是，现在，他肯定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严重性和此行的艰难，而他必须面对、解决。

首先是派戴鸿宾率主力去唐里川袭击看管筑路队的白俄警备队。姜立新告诉他，日伪正在小兴安岭里修铁路，已经修到唐里川了。“集团部落”把抗联与老百姓隔离后，坚持抗战必须极大地发挥地利的优势，尽力阻止、迟滞敌人进入小兴安岭腹地。

然后，致信省委和金策，召集党军主要负责人的紧急会议。

9月28日，有《赵尚志关于反奸细斗争及工作任务等问题给戴鸿宾的信》、《赵尚志关于整理抗日队伍及划分活动区域问题给金策等同志信》、《赵尚志关于整顿东北抗日队伍给三军指战员同志的信》、《赵尚志关于召集东北党政军负责人会议问题给金策的通知》，9月31日有《赵尚志关于召集紧急会议给金策转西方各党委负责人的通知》，9月31日后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通缉令（第15号）——通令缉拿谢文东等投敌分子》。而在此前的9月18日，有《东北抗联总司令部委任令（第11号）——委戴鸿宾为第六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命令（第12号）——关于废止第三路军的组织及取消西北指挥部问题》、《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命令（第13号）——关于第六军编制问题》、《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命令（第14号）——调张寿篯来总部另有任用》。

1939年9月中下旬，应该是赵尚志留下文字最多的时期之一。从这时到年底，赵尚志最迫切的，就是召开一次北满党军主要负责人的紧急会议。争议最大，并成为赵尚志要捕杀北满党军负责人重要证据的，就是9月28日给戴鸿宾的那封信，也与这次会议有关。

离开东北一年半了，一切都与当初大不同了。身负重要使命归来，是不是都会想到召开一次会议？这想法是不是在苏联就有了？

让我们看看9月18日赵尚志给金策的“通知”的开篇：

亲爱的金策同志：

从一九三五年别离后，永久没有与你相会，在这样比较长期的、艰苦的东北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听说你还存在，这真值得我个人的高兴以及大家的称庆。现在我又重返东北，我想为得革命工作利益以及转变东北的新形势，顺利开展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在目前很快的时期内，有必要召集东北党政军一切负责人员参与会议讨论一切问题。

在那个落叶纷纷的季节，写着读着“听说你还存在”，那是都会怦然心动的。应该说，自踏上东北那一刻起，赵尚志最想见到的人就是金策了。而金策那样迫不及待地要找到乌拉嘎河在什么地方，昭示的又是什么？他知道赵尚志不可能冒充东北抗联总司令，那就是中央任命的，那就意味着与中央的联系，还有中央的指示——这不就像在漫漫冬夜里摸索着，突然感受到了太阳的光芒和热力吗？

如果金策等人去下江开会了，应该说会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因为北满省委和3路军总部已经表态了。

但是，冯仲云的疑虑是绝对有道理的。而且会尚未开，赵尚志已经连连出手了。任命戴鸿宾为6军军长、废止3路军、取消西北指挥部、整顿队伍、划分活动区域，等等。对于赵尚志的突然归来，如果说有人难免恐惧的话，那么对于这些动作和可能行将到来的其他动作，又会作何打算？应该说，这回不可能有人再遮遮掩掩的了。像《金策给张寿篯的信》中说的一样，在《中共北满省委给各独立游击部队党委、支部的通知》中，也讲如果赵尚志依然坚持旧的错误倾向，就要做无情地斗争，批评、帮助他，使他彻底转变。

那么赵尚志又会怎样呢？

让我们先看看1939年10月16日，《总司令部给第六军司令部的信》：

“满洲国”统一了“讨伐”指挥机关（军警机关合并，组织治安部），军事上放弃各县军警联防讨伐，制定五省联防“讨伐”计划，由大黑河到吉林省城，甚而到南满，连亘数千里的敌人封锁线。这一封锁线的主要作用，是阻止东北抗日军向西开展，和步步为营向里包围，缩小游击范围，使抗日军驱于依东一隅，以便一举歼灭之。很明显事实，最近宾县三军二师、巴木东各县三军六、七师都遭受了日贼封锁线内的严重压迫，其形势表现出绝对明显的，就是不突破封锁线，则想维持旧活动区域、则谓不可能。活路只有一条是：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最近牡丹江沿八、九军后防全部被日贼破坏，全部退出遮蔽地带，沿江封锁更形吃紧。这些事实都是说明，敌人由西而东、由南而北的向抗日区内推进的姿式，这些情形的反映，都是告诉我们那（哪）是活路……我们的活路，敌人不会给我们留一条活路，是要我们自己去争取；这一个活路的争取，这是奠定东北民族革命战争的命运好坏的一年。如果今年不能突破西方封锁线，开展这一新的局面，东北整个民族革命战（争）将受到严重损失，或能部分遭受溃灭。

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利益高出各军中的某一军的利益，东北抗日军是在总的运动中扩大，某军不能离开总的形势而单独胜利，各军都失败了，某军不可（能）单独多活几天。

偏有许多糊涂的革命者、自私的党人，他愿违反这些历史规律的原则，一味孤行，醉心于敌人的圈套，“瓮底游魂”。

总司令部站在自己责任上，坚决要实现自己的革命使命，最近一定发出紧急密令通令各军远征，执行总的计划。

应该说，这是重返战场的赵尚志，对东北抗战战略的总思路。而他所说的“活路”，当然不仅是指给北满抗联的，也是这次会议将要讨论的主题之一。

赵尚志是自信的，也是实际的。他说的是“召集东北党政军一切负责人参与会议”，实际只是北满地区的会议。他知道什么是他能够做到的，知道目前应该做什么。他甚至可能想到他的“东北抗联总司令”的脆弱性。虽然都是老部下，可“批赵”一年多了，让人们的脑子一下子再转过弯来，接受他，那么容易？他肯定会想到会议上有许多不同的声音。他最乐于听到并容易接受的，首先应该是金策的。他们彼此了解，他信赖金策的品格和原则性。

会议上有争论，甚至争论得很激烈。一些误会、偏见、问题，应该在争论中消解，另一些可能达成妥协。即便有人好走极端，有人情绪激动可能说过头话，有金策压阵，应该也不会出格。如此，当然是赵尚志，也是北满抗战的幸事。

倘若如此，并继续发展下去，2路军主力也挺进西荒，而且苏联的政策也未发生变化，那么东北抗联是不是就不用“过苏联”了？

但是，戴鸿宾和陈绍宾来了，一切就只能是今天已知的结果了。

北满省委听了戴鸿宾（现任吉林市政协副主席）、陈绍宾的报告，认为赵尚志一九三九年秋，企图以开会为名来捕杀整个北满党的领导人，于是一九四○年一月十次常委会上通过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

自然，1982年6月8日，黑龙江省委决定撤销42年前北满省委的这个决定，恢复赵尚志的党籍，也是因为这个罪名并不成立。

戴鸿宾率主力去唐里川，在七号桥将白俄警备队击垮。敌人铁路输送大批援军，将戴部包围、击溃，戴鸿宾负伤，在汤原北部山里一个“趟子房”养伤。陈绍宾带队伍来了，二人即率队西去海伦找北满省委。

依照前面引用过的戴鸿宾的“说明”，在杀祁致中时，即“恐怕我做祁致中的第二”，这回打了败仗，队伍垮了，是不是又罪加一等，更不敢回去见赵尚志了？“说明”中还说到在苏联羁押期间，“尚志同志对东北干部评论和认识”，“他认为冯主任同志是北满党的奸细领袖”，“他对张寿篯同志认识也是奸细”，“对保仲同志恳（肯）定说也是吉东党奸细的领袖”，金策“有奸细可疑”，许亨植是“对奸细路线积极拥护者”，张兰生“也往奸细路线迈进”。

赵尚志眼里没好人了——等待着他们的不就是祁致中的下场吗？

逝者不能说话，可祁致中之死毕竟还有几位见证人。而赵尚志在“洋笆篱子”里究竟如何论说上述领导人了，在下江那边等着这些人来开会，也在等着戴鸿宾的报告的赵尚志，根本不知道海伦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插不上嘴，说不上话，这边也就只能听着戴鸿宾怎么说了。而他现在是唯一的“狱友”，无疑也是最有发言权了。

如果说事隔半年多（“说明”是10个月），或者记忆有误，或者误解、偏见，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戴鸿宾说的写的难免有不准确、错误的地方，那么《赵尚志关于反奸细斗争及工作任务等问题给戴鸿宾的信》，白纸黑字，可都是赵尚志自己写的呀！

这份5000余字、频繁出现“奸细”字样的文件，首先说明奸细的存在、危害，应该“在那（哪）些方面来解决奸细问题”，约占1/3的篇幅。然后说明“奸细危险是目前我们的主要危险”，用1/3强的篇幅分析侯启刚的“奸细理论”，即不缴满军械、反满抗日不并提、等待大事变、劝群众归屯等等。

被视为“捕杀整个北满党领导人”的主要“证据”，应该是接下来的这样两段文字：

更重要的却是现在仍然混在党和队伍内继续活动（者），是革命致命危险。首先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其次是张、冯等人嫌疑最大，所以你见到我给你这封秘密信后，应该切实注意考察之。

你可以将许多问题详细解释给金策同志听，要他真正的了解他们的错误，并为了革命利益立即前来开会。张寿篯、李熙山、老包（即张兰生——笔者）等人也希望你和金同志转告他们立即来部开会，内中如有人借故不到，则你或金同志可以详细考虑其内容，必要时可强迫派送来部或监视考查之。

应该说，赵尚志心中有数，知道有的人不想来开会，可又必须来，怎么办？那就只能“强迫派送来”，强迫不来就“监视考查之”。须知，这是一封有点儿像悄悄话似的“秘密信”。“给你的信，金策可以看。”他对戴鸿宾和金策是深信不疑，没有任何戒意，不设防的。而戴鸿宾是经历了处死祁致中的全过程的，什么都知道。倘若赵尚志想杀人，那就明示“就地处决”，还用“监视考查之”吗？

那么，来开会的是不是就要杀掉呢？“要求每一个团或师的党派一个人、每一地方特支或县派代表一人前来，干部活动分子都可参加”，还有随行的警卫人员，有的还有向导，这得多少人？而戴鸿宾带主力走后，刘凤阳又带人“过苏联”送缴获物资，还分兵出去打给养，赵尚志身边就剩十几个人，怎么杀？杀得了吗？分批分期地杀？来一批杀一批？或者有选择地杀？金策能允许？赵尚志能一点儿也听不进去吗？再说，把这些人一网打尽了，在远东军或共产国际那边，又怎么交代呀？

1940年6月20日，《金策同志给戴鸿宾同志的答复信》中说：

如果尚志同志不蠢笨利用巧妙方法来完成他的计划的话，北满这些负责同志，都已变成第二个祁致中的命运。

同一天，《金策给赵尚志的答复信》中说：

现在我们对尚志同志问一问：尚志同志去年在下江以总司令的资格，调吉北负责同志到下江召集会议的意思何在？我（尚志）为的讨论与解决许多重要问题而调的。尚志同志！你与“奸细”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呢？难道这个会议不是捕杀“奸细”吗？

如果开会是个阴谋，蓄意诱杀这些人，或是有选择地捕杀某些人，对于这样一个堪称抗联史上绝无仅有的血淋淋的大阴谋，赵尚志是不是应该不动声色地小心翼翼地精心策划，绝口不提“奸细”2字，把这些比日寇还可怕的奸细哄骗来？3军到下江就跟6军一起战斗，在“洋笆篱子”又跟戴鸿宾朝夕相处，“傻老赵”再缺心眼儿，不会琢磨人，对戴鸿宾也该多少了解些，那“悄悄话”能那么说吗？岂不是送上门去白给了吗？“打”字当头的赵尚志，在对敌斗争上，是从来不缺心眼儿的，是非常爱动、也会动心眼儿的。

如果是在苏联就动了这个心思，那他还能处死祁致中吗？

金策与赵尚志五年未见，时间与空间的距离，酿蓄着醇酒般的战友情。他迫不及待地要去开会，戴鸿宾、陈绍宾来了——形势陡变，正负40度，赵尚志从天堂跌进地狱。

六年多的情谊，而且是在血与火中建立的情谊、形象、印象，竟会如此脆弱，不堪一击？

“奸细危险是目前我们的主要危险”，“是革命致命危险”，这可不是两个人之间的“悄悄话”，而是当时人们的共识。“谁也未行（寻）思任永富抱有狼心狗肺，真是令人惊骇”，“对革命事业有历史忠诚干部也使之企图动摇”。金策跟张兰生说的“谁也未行（寻）思”，其实是不确的，3军1师副师长任永富并不是奸细，但这种“惊骇”却是经常会感受到的。昨天还一起打火堆，今天就把敌人领来了，刚才还在一个盆里舀饭，这工夫把枪口对上你了。

在这种“起叛徒”的背景下，妖魔化一个人是很容易的——即便冷静、成熟如金策，即便是对于赵尚志。

而“精老赵”也好，“傻老赵”也罢，还在那儿傻呆呆地等着人们来开会。从落叶纷纷等到冰天雪地，穿着单衣断粮了，依然在那儿等着，一直等到1939年底。

上面引用的《金策同志给戴鸿宾同志的答复信》中说：

鸿宾同志给金策同志的信上写道：“……关于尚志问题是谁向党作的报告？是鸿宾不是别人。”

从祁致中之死，到赵尚志被永远开除党籍，因率队过界被开除党籍、撤销6军军长职务，又被赵尚志重新任命为6军军长的戴鸿宾，都是起了作用的，而且是举足轻重的。

同年2月16日，《×××（笔者隐去姓名）给金策同志的信》中说：

戴鸿宾同志，他在六军负责时期是敌视党，在党内开展反“左”倾关门主义斗争中，他抱定“你们是算你珠河党的陈账”，我不参加你们的漩涡的打算，这狡猾而粗率的无原则的思想，完全失去了列宁主义者的应有态度，这次赵尚志公开计划杀害党的干部，破坏党的组织，瓦解抗日联军的阴谋的时候，我们戴同志是不是沉睡着呢？当然没有沉睡，相反的他由××回来就知道的清楚，他是不是作斗争了呢？是没有的，他是与赵尚志同流合污，附合这种反党的阴谋计划，仍抱着“作（坐）山看虎斗，不参加斗争漩涡主义”，戴同志单独领导队伍活动很久，为什么不积极找党的组织关系呢？当然他不想找组织的，这次西来，他见绍宾的当时，他惋惜自己的不幸说：“我本抱定宗旨不参加这斗争漩涡，现在我见着你（指绍宾同志）又把我卷入这个旋涡。”

在珠汤联席会上，我们几乎只看到珠河中心县委和3军的人在那儿争论，汤原中心县委和6军的人好像集体失语。或许是受了老军长夏云杰的传染，在争论更加激烈的省委扩大会上，好像也没听到戴鸿宾的什么声音。我们看到的这个“半拉子”出身的军长的智勇才华，是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闪光。或许天性如此，不善争论。或许自觉马列水平不行，参与不了。其实以他的聪慧，更可能的是清醒地就想置身事外。敌人那么强大，抗联就这么些人，最需要的就是团结了。值得地、不值得地争得面红耳赤，伤了感情，对谁有利？可看看两边的角色、架势，他站到哪边也解决不了问题，站到中间也当不了和事佬，有人好像还乐此不疲，就尽量躲得远些，别被卷进那旋涡里吧。

无论如何，戴鸿宾也算得一种代表人物了。

但是，这次不行了，身不由己，结果一下子就把赵尚志的党籍弄没了，而且“永远”。

而他自己呢？

同年6月3日，《金策给张寿篯的信》中写道：

我和冯同志重新讨论十二支队的干部问题的结果，由戴鸿宾同志为十二支队的支队长，由许亨植为十二支队的政委，同时仍为三路军总参谋长之职。这样的话军政上都能领导十二队的工作，我和冯总政委共同决定许亨植同志担负政委工作，比别的政委职权不同，并不是军事负责人有最后决定权，而是政委有最后决定权。

有老人说，12支队打下丰乐镇，在宋站被敌包围，突围后转移时，戴鸿宾带好多钱和金子开小差了。这事大伙都知道。听说他在沈阳郊区什么地方“迷”起来了。“八一五”光复，他去找冯仲云，说我没投降，也没暴露。冯仲云挺生气，说你带钱和金子逃跑，什么影响？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戴鸿宾说我知道错了，金子没动，我带来了，都交给组织。冯仲云这人心善哪，那时又缺干部，让他去军政大学学习，重新参加革命了。

当时和后来，都说戴鸿宾开小差是动摇，这是没错的。而他看多了党内斗争，又被卷了进去，是不是也有点儿寒心？敌人本来就那么强大，自己人再这么折腾，还有什么指望？

这回正好有了钱，找个地方“迷”起来，娶妻生子过日子吧。

10月31日，《冯仲云给海路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我虽再三关说，但是尚志之许多事实在戴鸿宾同志之证明下，在下级已有广泛深刻之认识和了解。

因此，到底还是不能通过恢复尚志党籍之提案。

由戴鸿宾带那么多钱和金子潜逃，联想到他在“说明”（冯仲云所说“鸿宾同志之证明”）中说的“绝对无有贪图私利求荣辉的思想”，“以上所说的种种问题，完全是实，并无一点自造和自添，这是我将来向党负责任，不但现在而且永久负责”，是不是就有点儿可疑了？

虽然离开东北近一年半，但戴鸿宾对北满上层人事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他说他在赵尚志身边有许多言不由衷处，那么在离开赵尚志后呢？

尚连生的供词

赵尚志和总司令部十几个人，在梧桐河上游李把头碓营等人来开会，也是等戴鸿宾的报告，结果等来了陈绍宾，差点儿打了起来。

刘凤阳带人“过苏联”，送去缴获的测绘器材后，又被派去绥宾活动，相机成立绥宾游击团，碰上陈绍宾的队伍，被缴械。刘凤阳等人徒手过界去苏联，苏联远东军电告赵尚志，要他防备陈绍宾。

陈绍宾带的40多人，从东边对李把头碓营形成了半月形包围。李在德和李敏，这对从梧桐河模范学校出来的小姐妹，这工夫一个在赵尚志这边，一个在陈绍宾这边。这工夫如果有人沉不住气开一枪，接下来可就不是擦枪走火了。

李敏老人说，缴刘凤阳械，他们就几个人，也没想到陈绍宾会动手呀。刘凤阳那支枪让我拿着，我心里寻思这是刘队长的枪呀，我怎么能拿刘队长的枪呀？不好意思。刘凤阳瞪我一眼，气呼呼地说：多好的枪呀！拿着，打日本子！打日本子好办，瞄准了往死里打，可这奸细怎么对付呀？我们小兵知道个啥呀？真的假的，对了错了，那不就是领导一句话吗？寻思起来也真挺后怕的。

李在德老人说，那时到处都是“讨伐队”，我们经常转移，又不能走得太远，开会的人来了找不见怎么办呀？陈绍宾带人来了，赵尚志非要去见他不可。你想想，一个“口信”把他弄去苏联，这口气都憋了快两年了，好歹有这么个机会，他能不去当面问问陈绍宾吗？那天他要是去了，八成就打起来了。我们坚决不同意，他寻思一会儿，让陈雷、于保合和我去见陈绍宾。我是从6军出来的，老人都认识，于保合也在6军待过，认识些人，陈雷是地方干部上队的，跟陈绍宾没有任何恩怨。赵尚志又让我们带些狍子肉和半袋白面，假装什么不知道，去慰问他们。

陈雷老人说，我们先自我介绍一番，陈绍宾说赵司令的人，欢迎，欢迎。这个人瞅着跟你嘻嘻哈哈的，很精明。听他客套一阵子，我说赵司令挺想你的，请你去司令部见个面。他说我们是去找张总指挥，不知道赵司令在这儿，今天天晚了，不过去了。于保合也跟他这样说，他也不去。那我们就回去吧，陈绍宾立刻面露凶相，周围的枪口都对准了我们。我说陈师长，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们都是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不能革命打革命！又对着周围的那些人大声喊道：我们是奉赵司令的命令来慰问你们的，不是来打仗的。我使劲拍着胸脯喊：要打就往这儿打吧！我们有思想准备，这工夫也真豁出去了。这么一喊，还真起了作用，一个杜指导员命令战士们把枪放下。那架势也是胆突突的，心里没底，害怕革命打革命呀。陈绍宾铁青着脸，不知道心里合计什么。“过苏联”后，我见个叫车庭兴的战士，他说我们走后，陈绍宾派他和个姓阎的战士，去梧桐河向敌人报告赵尚志的去向。他俩一合计，怎么能干这种事呀？也不敢回部队了，就“过苏联”了。

李在德老人说，剑拔弩张要动手时，有人喊打死赵尚志，要我们交出赵尚志。有的问为什么杀死祁致中，还要杀金策、张寿篯、冯仲云。陈雷、于保合跟他们解释，尚连生说：我能作证，我亲耳听赵尚志说要杀金策、张寿篯、冯仲云。看到他，我挺奇怪，他不是和刘凤阳在一起吗？怎么跑这来了？那时我们对这个人不了解，唯一有点儿印象的，是派刘凤阳“过苏联”送缴获测量队的东西，他主动要求去，挺积极的。

有篇《绍宾等人给冯、高主任的报告》，写作时间“一九三九年”后有个问号，似难确定。笔者判断这个年份没错，具体时间应在上述时间之前。

由陈绍宾和周云峰（3师师长兼政治部主任，1940年被俘叛变，外号“周大屁股”）“同启”的这篇报告，说：

赵尚志同志现无组织关系，并未改左的路线，近又变本加厉，恶匆匆（狠狠）的屠杀反日的将士，过火的执行反日战士无条件的拆编，拉扯有组织的党军，威胁了北满高级布尔塞维（克）的省党，决非草芥亦非皮毛。我们如果采取退守政策，忍坐以待亡，引颈受刑，恐被缴后不免屠杀领袖、拆编队员。如果水落石出，我们葬送于反动派别手里，是否沉冤海底，有口难分，为组织所痛恨，为革命人士所笑骂。退守者灭亡之道，就不如采取前进策略为上。

下令三、六军有系统的队员马上归队服务，若（如）果拉拢赵尚志不归者，以叛徒看待。

报告近1/3篇幅，是“尚连声同志”的“供词”：

我们得到尚连声（生）秘密的报告赵的阴谋黑幕的供词，现已揭露了。尚连生同志说：我往昔不知赵的问题，被他欺骗在怀，今听绍宾言之不谬，特献忠诚于党军，出脱赵的迷魂阵。供词如下：

我参加老赵的会议旁听，出席者座中有卢（阳春）副官，有保和等。赵说阳春同志过去受了绍滨的欺骗，归他拉拢，你知绍滨和日本接头数次，并受江东布哈林派的领导，今后再不要和他接头了。其次张寿篯、冯仲云、周保中、谢文东、他（李）华堂等皆参加托洛茨基派专反对打日本子的赵尚志。现五七军八、四军塌台投敌的只有冯群寿篯，我一定逮捕割头。给尚连生的任务，说你到冯云处说有中代表中（原文如此——笔者）由草地过来请冯云同志接头，把他欺骗来，千万不要提赵尚志的口号，这就是你的成绩。尚某到此后，见冯夏（云）同志表现要自动去和赵接头，并要求尚连生过江带信寄给高裕民，并把他所带任务完全破露了，就是回赵处，因我工作错误，不问而杀。我尚某本是青年有志救国，临死只得说革命万（岁），清泪滴沥，非常惨痛。今闻听师长谈话方才猛醒，敬献忠诚，并希指点迷踪。

又一个怕回去被杀头的人。只是尚连生与戴鸿宾又大不同，他是具体接受了赵尚志的“秘密任务”，专门谋害冯仲云的。虽然“所带任务完全破露了”，可经他这么一搅和，“赵尚志阴谋捕杀北满党军领导人”的罪名，就更加板上钉钉了。

尚连生，生卒年、籍贯不详，有资料说1937年8月任中共绥宾区委宣传委员。“供词”一番后，这个可疑的角色，在陈绍宾任支队长的9支队当秘书，还有说是宣传科长。证据确凿、没有疑问的，是这小子1940年10月叛变投敌，致使讷河县委被破坏，党员、救国会员180余人被捕，县委书记任子奎和小孔等人被害。

问题在于“供词”之前，这个十分可疑的角色，是不是就是潜伏在赵尚志身边的奸细、特务？

陈雷老人说，后来冯仲云告诉我：我们上了尚连生的当，他1937年被捕过，当时就叛变了。

我问有证据吗？老人说，我只是听冯仲云这么说，这个人说话，肯定有谱。

一些老人说，那时日本鬼子怀疑个人，可以到处调查、取证，平时可以培训、派遣特务、奸细，可以利用叛徒，它有系统的特务机关，还有各种各样的敌伪组织。咱们有什么呀？特别是1938年后，怀疑一个人，相信一个人，通常都是出事了，才能恍然大悟，大吃一惊。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知情人都在。可一场“文化大革命”，别说冯仲云们了，连省市县的一些党史工作人员也跟着受牵连：你们这不是为叛徒、特务、胡子歌功颂德吗？

永远开除党籍

1940年1月28日，《中共北满省委关于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中说：

北满省第十次常委会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巩固党的本营，以铁的党的纪律一致通过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并号召北满全党同志，无情的开展反对赵尚志的反党反革命的行为和企图，反对他极端忌妒主义的英雄——赵尚志的斗争。

正在苏联参加第一次伯力会议的赵尚志，不知道自己的党籍已经永远地没了——他是近两个月后才知道的，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

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因为我参加党作革命斗争已将十五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的一生的任务，我请求党重新审查，同时我认为党不能把我从党的队伍里清洗出去，那将是同使我受到宣布死刑一样，我万分的向党请求党的审查，给我从组织上恢复党籍。领导我的工作，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党也不要一天放弃对我的领导。

5月31日，已经是2路军副总指挥的赵尚志，“再一次向省委请求”：

以前由冯同志转去的请求书我希望党组织应予检查和解决，我请求检查后迅速改变以前的决议，并通知吉东党组织和我，这是我急切盼望的，并希把与我有关连而被开除出党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决。

6月20日，《金策给赵尚志的答复信》中说：

北满党大多数同志重新讨论决定：只取消“永远”的字样而改为“开除赵尚志党籍”，其他不可能减轻的，现在金策同志代表北满党通知尚志同志希知照。

《中共北满省委关于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中，说赵尚志“屡次受过党内处分”。在赵尚志三十四岁的人生中，无论受过多少什么样的处分，比较巴彦游击队失败后那次同样是错误的开除党籍，同样强烈地希望、请求恢复党籍，有两点不同。一是那次开除与恢复更像一笔糊涂账，赵尚志“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当时省委执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那是个初始的幼稚的朦胧的时期，正值贯彻北方会议路线，巴彦游击队失败了，而执行中央路线是不可能失败的，就牛头马嘴地硬往路线上对。这一次，无论开除、还是要求恢复党籍的理由，都是明晰的、具体的。二是那次赵尚志拒绝承认、检查错误，公然找省委领导理论，言辞激烈，一年多后满洲省委准备恢复他的党籍了，仍然不依不饶似的不满意。而这次，显然冷静、理智、成熟多了。

单立志老人说，第一次伯力会议后，赵尚志到我们2路军当副总指挥。1940年夏，总部派我们几个人送赵尚志去苏联，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这个人一点儿架子没有，一路上跟我们唠嗑，有说有笑的。问我哪年参加革命，多大年纪，家在哪儿，有什么人。他说你都二十九岁了，赶走日本子，得赶紧娶个媳妇了。我听着不好意思，大家都笑，他也乐呵呵的。那时我们都觉得他心情挺好。后来再想，可能吗？

在第一封“请求书”里，赵尚志说：

开除赵尚志的根据，现在还没有见到决议全文，据个人所了解到的是：1.根据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以前我在东北所犯的错误。2.根据我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所犯的错误。（3.是否曾有怀疑赵尚志是奸细，或认为是叛徒，我不知道，所以不能加以具体辩护。）

就是说，除了主要是蹲“洋笆篱子”、未能打鬼子的近一年半，在东北都犯了错误——这自然也是没错的。

（我的祖辈在抗战中是没犯过错误的，因为他们没抗没战。）

前面说过，第一次伯力会议形成3个文件，即《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讨论总结提纲》、《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和《北满党内问题讨论终结——关于负责同志个人估计的意见》。

从题目中已不难看出，吉东、北满之间的党内斗争问题和北满党内问题，这回终于算是终结了，这实在是可喜可贺、令人欣慰的事，可具体到赵尚志呢？

前者说1936年至1937年间，北满党执行的路线是“反对党的正确路线”，“制出反党的路线的决议案”，“左倾关门主义继续发展”，“派别斗争分裂党”。中者在党的头等任务、斗争策略上，则放弃了“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中的一些提法，认为“必须排除那些无根据的再等更大事变的机会主义的观点”，“绝不可依照机械公式照旧说积蓄力量的空话”，承认“抗日反满不并提”，是“把伪满汉奸走狗作用模糊过去的右倾观点”。“在将归屯未归屯的农村，看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来决定领导农民群众反归屯斗争，同时准备被迫归屯以后的秘密组织工作，游击队在有军事重要意义上，可以有胜利把握的去袭击有守备的集团部落”。长期以来，困扰北满党和北满党与吉东党的矛盾、分歧、争论，主要的不就是“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的这几处硬伤引发的吗？这不是赞同了赵尚志一直坚持的意见吗？那么前者的观点还能成立吗？可后者的“个人估计”，肯定赵尚志“在革命斗争中有坚强性，有过艰苦工作和重大意义的斗争成绩”，但是他有“为党所不容许的”重大弱点，“带有急躁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性”，“带有许多诡辩论的思想观点”，“带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和狭小的猜忌心理”。“自1936年珠汤联会以后，赵尚志同志不自觉地走向使群众运动与党内斗争问题的派别倾向。1937年7月扩大会议前，及其以后发展了派别斗争和分裂党，在党的政治路线上执行表现了左倾机会主义，有脱离群众，脱离党的严重倾向。实质上在斗争条件改变下，易走到取消主义方向去。反对‘王康信’及‘中代信’、‘吉特补充信’。对反对奸细问题欠确实性，更易助长奸细来破坏党，尚志同志应受布尔什维克党铁的纪律处分，以至讨论他的党籍问题。”

实践证明你反对对了，可你还得戴着那顶帽子——赵尚志能服气吗？

可他在文件上签字了。

关于“2.根据我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以前所犯的错误”，他在“请求书”中写道：

因为我没有同北满负责同志会面，而听到了许多路线策略上的问题，以及其他原因，我过份估计误会以为有奸细问题，至于对陈绍宾同志也曾发生很大的严重的误会。现在我对北满负责同志及陈绍宾同志的怀疑，已经消除。

直到赵尚志牺牲前一个多月，他还在不舍不弃地寻找陈绍宾和戴鸿宾，欲与他们当面对质，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以他的性格，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魄，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痛苦和无奈？

“我没有同北满负责同志会面”——无论赵尚志说这话时意没意识到，会不会面都是至关要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赵尚志怀疑周保中是奸细，源自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我过界就被关起来，你为什么来去自由？对冯仲云等人，则主要是因为看了省委一些“批赵”的文件。周保中前面说了，冯仲云则从得知省委决定开除赵尚志党籍那一刻起，就不遗余力地做工作，希望能够保留、恢复赵尚志的党籍。虽然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没能看到这一天，可在他的极力推动下，哈尔滨道里区新城大街改名尚志大街，珠河县改称尚志县——前面已经说过了。而一位非党人士，能享得此等荣誉，在我党历史上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太罕见了。

冯仲云也曾疑惑过。他派高禹民“过苏联”后，在萝北等候高禹民时，陈绍宾来了，告诉他赵尚志杀了祁致中，还说省委领导人是奸细。陈绍宾、周云峰那篇有“尚连生同志”“供词”的报告，也是写给冯仲云、高禹民的。空间的距离拉远了心的距离，听风就是雨，误解会让人越想越歪。冯仲云要去见赵尚志，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刚要动身，高禹民从苏联回来了，就“过苏联”了。可他和周保中在伯力见到了赵尚志，把话谈开了，就释疑了。

如果金策等人错过了那个时空，比如已经动身去下江了，没有见到戴鸿宾、陈绍宾。或者见到了他们，又在某个时空中，纯属偶然地见到了赵尚志。或者干脆让赵尚志像陈绍宾那样，无处不在，谁都能见，那会怎样？还是那句话：“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当面锣，对面鼓，敲呗。老战友了，有什么谈不开的？结果却是所有的巧合好像都串通好了，一概与赵尚志为敌。该见到的谁也没见到，不该相见的都走一块儿去了。似乎该见又似乎不该见的，还差点儿兵戎相见，到了也未能再见。

有老人说，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是已经浮出水面的尚连生，是不是早就叛变了？是不是还有比他更重要、更隐秘的角色？在东满，日本鬼子“最成功的是宣传‘共产党内已潜入民生团员’”，让你自相残杀。在东满干得那么漂亮、得意，在北满、吉东它就不宣传了，只是悄没声地制造矛盾、分裂，让你斗来斗去，它在那儿偷着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就是抗联内部的权力斗争。而敌人的阴谋能够得逞，是不是多少利用了这种权力斗争？

关于前者，1940年11月27日，《赵尚志对被开除党籍问题的申诉意见》的最后一个自然段，明确写道：

（六）日寇有无可能派遣暗害分子或奸细分子混入东北游击队和党的上层，有没有不很明白的干部或群众受暗害分子陷害、挑拨，而混乱了真假，掩盖了事实？辨别好坏发生困难？

关于后者，在当年的文件中，偶尔也会露下头。而在后来的各类作品中，则一概拒绝涉及这个问题——这也真是个难以言传的问题。

无论如何，冥冥中就像有只无形的手，推着赵尚志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

尚志同志的个性中充满了独裁，独占和垄断；猜忌，狭隘没有远见，革命的急躁性，暴躁，谩骂，神精过敏等立三路线残余盲动，命令，高慢的宗派主义等一切过“左”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和行动。英雄主义是非（常）浓厚，无政府的工作方式，空的计划，而不顾及实际问题。忽视客观形势与斗争力量的对比，忽视群众的觉悟程度，不以列宁主义的群众工作方式来进行工作。他不了解过去的一切工作成绩是党的工作成绩。他以为自己代表了党。

自1938年2月，即赵尚志“应邀”“过苏联”个把月后，这类文字开始出现在各种文件上。待到被永远开除党籍后，字句、口气自然更加严厉了。

这可不是天上掉一个雹子也能砸到他头上了，更不用说有个雹子还是他自己砸的了。

看看下面一段文字，就不难想见当时赵尚志是种什么处境了：

以东北抗日救国会名义出版小册子内尚还把反党和做反革命阴谋活动未被裁处的赵尚志的名字列入，我回×去一定要追究这事。你们要依照党组织的决定，以后凡遇有赵尚志的三字某种旧的书报中或不是真正满洲党组织出版中，把赵尚志的罪恶名字除取抹去，如果有不明来历而胡乱宣传，应追查其来源而予以驳正。

“做赵尚志反党尾巴之倾向分子”

前面说过，赵尚志在第二封“请求书”中，“希把与我有关连而被开除出党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决”，第一封中写得就更明确了：

于保合、陈雷、刘凤阳本身并无被开除等类处分的必要，党应该重新审查改变决议，而同时同样事件的个别同志也应加以恢复，黄成植同志的错误虽有，但不必开除出党，现已牺牲，可否予以恢复。

1938年5月14日，在×××关于北满党的路线斗争等事给周保中、宋一夫及2军、5军全体同志的信中说：“在纠正错误中，必须即刻撤销尚志、熙山、小黄的工作。”这个“小黄”，就是下江特委书记黄成植。

前面说过，在赵尚志“过苏联”后的“批赵”中，北满党和抗联师以上干部，有3人被严重警告，10人被撤职，12人被开除党籍并撤职，黄成植为1/12。检查错误的，有的被认为态度诚恳，有的被认为态度不好，不肯检查就不用说了。黄成植不但不承认、检查自己的错误，还认为“批赵”是错误的，跟人理论，并要向中央报告，找中央告状。有人劝他别犟了，老人古语讲“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你犟不过。他说这怎么叫犟呀？《国际歌》唱“要为真理而斗争”呀！

黄成植，通河县人，朝鲜族，二十一岁，下江特委书记，北满最年轻的师（地）级干部。中等个，挺白净，像个书生，性格开朗，能歌善舞，是个“活跃分子”。妻子黄碧蓉是6军的，瓜子脸，一头天然卷发，十七岁，1938年夏战斗中负伤被俘，在狱中牺牲。他听说后，默默垂泪。

被开除党籍撤职后，黄成植上队到6军。一个蓝布兜子，1米多长，2尺来宽，里面好多马列著作，有空就看，说他越看越发现自己坚持的是真理。部队“打火堆”宿营，他站那儿讲为什么不能劝群众归大屯，“反满抗日不并提”错在哪里。也没人让他讲，因为他什么都不是了，他的任务是反省自己的错误。

1938年秋，在饶河县雁窝岛，一天清晨，突然听见哨兵喊“跑了、跑了”。大家爬起来，大雾中，两个人影向北边林子里跑了。黄成植拎着匣子枪望一阵子，说：同志们，现在是最艰苦的时候，就像黎明前的黑暗，我们一定要经受住考验，我们一定会胜利，胜利属于每个坚持到底的战士！

就在这个秋天，黄成植背着那个大蓝布兜子离开部队，孑然一身奔乌苏里江了。他要“过苏联”，去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找真理”。

后来听渔民说，在江边见到他的遗体，身中数弹，身边散落好多弹壳。

黄成植是与赵尚志同一天恢复党籍的。

1940年4月7日，《刘凤阳给中共北满省委员会同志信——关于自己被开除党籍事》中说：

三、我认为一个革命者的唯一生命是党员的党籍，开除一个党员的党籍，比宣布肉体上的死刑还为重大。

四、我很痛苦，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可以被党开除出党的错误，我根据党员应有的权利，向北满党提出我的意见，请求重新考查改变决议。

五、我认为北满党组织或许是听了一些不十分正确的片面的报告材料，所以我有简单的申诉和辩白，陈绍宾绑我送××（原文如此，即“苏联”，下同——笔者）方的问题，实际上我没有犯错误，而是陈反抗上级指令，并且，我领导的队伍被陈强行编去，我始终没有同意陈的反上级的行动。我直到现在认为我是做对了。因此××方认为我是（忠）实可靠，并检查后，重新派我仍去赵司令处接受赵的领导。并不是同赵有任何私人关系，我是认为上级的决议必然正确，所以我是（以）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接受赵的领导，同时我没有发现赵有反革命反党的行为。

刘凤阳，1906年生于辽宁省盖平县（今盖州市），1936年参加7军，1937年经毕玉民介绍入党，曾任军部警卫团长。1940年夏，和陈雷率小部队回国侦察，完成任务过界时，被苏军哨兵误伤牺牲。

陈雷老人说，过界前跟苏军联系了，过界后有个苏军瞭望台，我们就往那儿走。刘凤阳这个人有点儿大大咧咧的，那人也是连饿带累迷迷糊糊的，反应迟钝。苏军哨兵喝问口令，让站住，刘凤阳回答了，还往前走，被一枪打在腰间挂着的手榴弹上，下半截身子都炸没了。我抱着他大哭一场，回到伯力又大哭一场。没等我汇报刘凤阳牺牲的事，领导正式告诉我，刘凤阳、于保合、李在德和我被开除党籍了。刘凤阳死得那么惨，这回连政治生命也没了。

老人说，我至今还记得，文件上说我们是赵尚志的“同帮”，我还是赵尚志的“尾巴分子”。（笔者见到原文是：“尚志同志及其同帮——陈雷、于保合、李泽德等。”“以前作赵尚志反党尾巴之倾向分子陈雷。”）我长期做地方工作，这次随赵尚志回国前才见到他，之前没有任何关系，怎么就成了“尾巴分子”呀？刘凤阳原是7军的，他说他跟赵尚志没有任何私人关系，这话一点儿没错呀。说我们要杀这个，要杀那个，我们能杀谁呀？赵尚志能杀谁呀？我上队前就听说“批赵”，想不通，大家都打鬼子，赵尚志是有名的抗日英雄，为什么还要反对他呀？这回好了，把我也弄进来了，把政治生命也弄没了。

于保合老人在回忆录中说，有人（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给我写信，说我没有站稳党的立场，没向赵尚志的反党倾向做无情的斗争，要我痛改前非。我回信说我反对王康指示信中的一些错误提法错了吗？是不是因为我反对你的错误路线，你才撤我的职？

李敏老人说，听说赵尚志他们要杀北满省委领导，吓了一跳，就想这是真的吗？那时杀害领导人的，许多都是叛徒，杀了人就逃跑投敌了。可文件中从没说他们是叛徒、奸细，领导也没这样讲过，那他们为什么要杀人呀？这是怎么回事呀？就算别人不了解，李在德能干这种事吗？当初他们一家人豁出命来保护冯仲云，这回连冯仲云也要杀？打死我也不信。可架不住听得多了，还是领导讲的，文件上讲的，那人就忽忽悠悠地有些晕乎了。

李在德老人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赵尚志说成是比日本鬼子还坏的“杀人犯”，陈雷是“大刽子手”，帮着赵尚志杀人，乌拉嘎战斗后一次就杀了120多人。把我们这帮人都杀了，也没这么多人呀！黑龙江省的一些红卫兵到北京，找我和于保合调查情况，我们给他们讲怎么回事儿——唉，你说红卫兵知道什么呀！

胡真一老人说，抗联出了许多英雄，可歌可泣，自己人整来整去也挺厉害，到现在一些人还是不行，像抱谁孩子下枯井了似的。

有老人说，抗联内部不团结，是公开的秘密。抗联打鬼子打红眼了，有的跟自己人也斗红了眼，不共戴天的样子。赵尚志牺牲后，鬼子让李华堂确认是不是赵尚志，李华堂看了，说是，就把脸扭一边去了。一个叛徒，在英雄面前尚觉无颜，咱们有的人说什么？说赵尚志是咎由自取。（笔者见到原文是：“他的死应该说是咎由自取，完全出于异想天开的个人野心。”）要说根子在哪儿，我说就在王明、康生那儿。撤销满洲省委，东北党和抗联群龙无首，误会、分歧也来了。分歧什么时候都有，在抗联那种斗争环境，误会也难免，有上级领导调解、裁决不就行了吗？结果王明、康生拍拍屁股走人了，扔下抗联跟鬼子打，内部再进行“两条路线斗争”，都觉着自己正确。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恩恩怨怨，不也是从那时候来的吗？无论王明、康生在东北抗战中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在这上头他们都脱不了干系。

一些老人说，抗联的事太庞杂、复杂，许多问题搞不清楚，像掉进了迷魂阵。最难办的是一些人的恩恩怨怨。都是英雄，都不是神仙，都有缺点、错误。个人的缺点、错误可以不写，可像赵尚志被永远开除党籍这样大的问题，怎么个来龙去脉，能不说道清楚吗？说道清楚了，能不挂碰到什么人吗？挂碰到谁了能高兴？多少年来就说对抗联宣传不够，怎么宣传？弄不好就进了地雷阵。

“工作房子”何工作？

没能参加第二次伯力会议的赵尚志，也不仅是被开除了党籍。

陈雷等人被开除了党籍，依然还是抗联的人。抗联教导旅，即88旅成立后，陈雷被任命为相当于指导员的政治副连长。虽然连级军官军衔应为上尉，起码也是中尉，陈雷只是个中士，可他有工作，能战斗呀。而赵尚志呢？这位“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既不是3路军的人，也不是88旅的人，什么也不是了，用有的人的话讲，“成了孤家寡人”。

被一个“口信”弄来苏联的赵尚志，在伯力的拘留所关了16个月。这回什么也不是了的赵尚志，在伯力的一间“工作房子”待了10个月。

蹲“洋笆篱子”时，北满“批赵”，“赵尚志”三个字后经常带着“同志”，这回没了。他有的、没有的错误，乃至“罪行”，乃至把它们放大了再糊到他身上，怎么说都行了。因为这个连日本鬼子都不能不怀着敬意的人，已经被打倒了。

关于尚志之党籍必须解决而通知我们，以便向尚志同志申明之，吉东党委所给他的工作（任2路军副总指挥——笔者）估计非常好，所以我们绝不要来损失我们之老干部，他对我们之将来有莫大之功用。

或当面说明，或写信，或电报，远东军代表王新林，一再向北满、吉东党领导人表示上述意见，而且“必须解决”。在“肃反”中杀自己人毫不手软的苏联东产党人，对别人的事情似乎倒看得挺明白。如果说拿掉“永远”两个字，多少算是给了点“阶级祖国”面子，那么会不会正是因为苏联方面的这种态度，才使得有人对苏方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强硬，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呢？

得知远东军允许赵尚志率小部队回国侦察，有人坚决反对，说赵“有反革命叛徒行为”。王新林说“赵系政治错误，不能视为反革命叛徒”。有人“指出赵之反革命阴谋事实甚伙，若在东北人民面前，赵早应就显戮”。王新林说“派赵只限于特殊简单之小范围不与游击队及地方群众有任何涉及”，“为工作要求必须利用一切”。有人“坚持反对，并说明赵去东北实系恶贯满盈，且其人乃鼠装猫样毫无作用”。

无论赵尚志的那个“永远”有多远，他都没有看到受他株连的战友恢复党籍的那一天，而他的处境更是越来越艰难了。

无论时空的距离有多远，我们都很难走进赵尚志的那个“工作房子”的世界。虽然我们可以循着历史的轨迹尽力地走近些，但是事实呢？

2500余字的《赵尚志对被开除党籍问题的申诉意见》，可谓通篇都是问号，名字出现最多的是陈绍宾，并明确指出陈绍宾和尚连生“有奸细作用”。这份“申诉意见”，显然是为第二次伯力会议准备的。乐颠颠地“应邀”过界，在远东军眼里却成了不速之客，甚至是无中生有、自作多情、自说自话的说谎者。归国重返战场是东北抗联总司令，再过界后竟变戏法似的连党籍都没了，甚至连话语权都没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在那历时10个月的“工作房子”里，这能不是他的“工作”之一吗？

与“申诉意见”的落款时间为同一天的，还有《关于东北抗日游击队过去与现在的略述》和《关于布置和建立东北游击队的报告》。两篇各约两万字的文件，分析了游击战争在东北抗战中的地位、作用，总结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论述了游击战争的组织原则，发展的必要条件、战略战术，并对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和军事部署提出具体建议。

显然也是为会议准备的，而且主要应该是在赴会前的东北写的这两份文件，赵尚志为何署名“向之”？身为2路军副总指挥、《东北红星壁报》主笔，仅仅是因为与“尚志”谐音吗？而在那伯力的“工作房子”，已经成了光杆司令的曾经叱咤风云的大英雄，心向往之的除了率军驰骋疆场外，还能有别的吗？

在“洋笆篱子”里，他质问苏方那个“口信”，要求去见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回国。怒发冲冠，无处发泄，他冲看守咆哮。张寿篯用整整10天与祁致中个别谈话，而他有近16个月的时间，可两个人除了口角，好像没别的。虽然都是戴鸿宾的话语权，毕竟留下些可供思考的东西，那“工作房子”呢？

比起那张嘴要笨拙些的笔，在“洋笆篱子”里尚能写出《关于“抗日反满”问题的意见》，就相信他在“工作房子”里会留下更多的东西。而自那个“口信”后，就霉运连连的那些连环的系列的疑团，无论他的结论怎样缺乏证据支撑，也能给后人提供一些破解的线索。可已有的小册子什么的，尚且要“把赵尚志的罪恶名字除取抹去”，就能明白除了回国后亲自背着的一包文字材料外，这“工作房子”的10个月，为什么只能是一片空白了。

有人早就为赵尚志的“今后实际工作环境之适当要求甚费考虑”了，其一是“参加工厂和集团农庄一年以上生产工作，然后给以一年以上党教育，再回东北或其他派遣工作”。

《赵尚志给敦斯基的信》中说：

蒙天天很好的招待，吃、穿、住都特别好，我很感谢，可惜是我没有什么工作成绩，真觉抱愧，所以我请求还是可以减低一些招待，或者由我自己劳动。

这时赵尚志当然不在“工作房子”，可根据前面陈雷老人的叙述，那“工作房子”里的衣食住能很差吗？

陈雷老人说，“工作房子”里没厕所，要到外面的公共厕所去。时间长了，被住在楼东头的一个姑娘盯上了，一次还从公厕上方投下一封信，把他吓了一跳。因为那个每天来看他、安排他的生活的小老头少校，告诉他苏联也有外国特务，不让他接触外人。他把信拿给女主人娜嘉看，娜嘉连说带比画地笑着告诉他，这是好事。怎么个好事呀？小老头少校来了，看了，去楼东头跟那姑娘谈过回来，说她要跟你散步谈恋爱，我已替你回绝了。几天后，那个姑娘竟闯进来，幸亏娜嘉在家，把她推了出去。陈雷站那儿手足无措，弄出一身大汗。

巴彦游击队失败后被开除党籍，父母就劝他结婚。而当时赵尚志已经三十二岁了，在那个年代，这个年纪有的已经当爷爷了。从珠河游击队队长到3军军长、联总司令，赵尚志从来就是士兵吃什么他吃什么，从不吃小灶。他不适应“天天很好的招待”，可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住好的还不好学吗？任何时代都有雄心壮志者，因为诸种不如意而心灰意懒，躲进温柔乡的。即便在那“天大房子地大炕”的环境中，不也有人因为恋爱，不愿与组织上并未批准同意结婚的异性离别，不服从组织派遣的吗？

倘若如此，那还是赵尚志吗？

他是龙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