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县委

1934年5月5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给人民革命军党部的第二次指示信》中说：

你们半年多八、九百里的活动中，没有帮助和领导群众斗争，对这工作是白跑了。若是游击队和群众不配合起来斗争，有多少诸葛亮的游击战术也不会好的。

游击队的活动不是上山脉地势好的问题，是依靠群众夺取群众的问题。

请读者牢记这两段简短的引文，它们道出了东北抗联得以生存、发展、壮大，以及最终不得不退到苏联的根本原因——后面将详细叙述。

能在1934年春作出这等深刻的指示，磐石中心县委着实是有眼力、水平的。

潘国权要当红军没当成，被杨靖宇安排回家不久，仙人洞就来了一对“夫妻”。

男的叫李明山，二十五岁左右，高个儿，脸稍长，大眼睛，皮肤白净，谈吐文雅，一看就是个读过不少书的人。那时那人对读书人高看得很，有的读书人在庄稼人面前也把自己看得很高，这个挺英俊的读书人却不。不管多穷的人家，进屋大叔、大婶叫着，炕沿上一坐，庄稼嗑一套一套的。

李明山本名孙永焕，曾任第一届兴京县委书记，又在清原从事秘密工作，有丰富的地方、地下工作经验。1军成立后，调任独立师3团政治部主任。为开辟桓仁、兴京抗日根据地，杨靖宇将他调来担任桓兴联合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人们都叫他“李县委”。时间长了，一些人也像“工作同志”一样叫他“李同志”、“老李”、“小李子”。他左手少两根指头，有人叫他“八个爪”，他也一样答应。

女的叫朴金华，化名赵淑英、曹同志，以至于后来也“张同志”、“李同志”叫惯了的庄稼人，不免好奇地问她：曹同志，你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呀？

朴金华端庄、秀气，当时只有十九岁，却是个老革命。她是龙井县水帘洞人，十一岁读小学时参加革命活动，被日本领事馆警察署逮捕，关押一年。十五岁参加东满游击队，扛支不比她矮多少的步枪，在长白山打游击。她原是2军的，因1军女同志少，调来1军，担任桓兴县委宣传部长兼妇女主任。为了隐蔽身份，便于开展工作，组织上让她和李明山假扮夫妻。两个人都是朝鲜（族）人，说一口流利的汉话。

桓兴县委受通化中心县委（原海龙中心县委）领导。因1军经常在桓兴地区活动，就直接在杨靖宇领导下工作。

两个人的县委，很快在老秃顶子山周边地区打开局面。党团组织和反日会、妇女会、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又名“小孩队”）等等，陆续建立起来，工作扎实而又活跃，抗联官兵说这回咱们有家了。

两个人的县委，成绩如此斐然，有许多因素：杨靖宇在那儿掌舵，两个人的勤勉、经验、干练，抗联不断打胜仗的影响、推动，等等。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配合。而比之磐石、东满、珠河等老游击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这些新区没有之前打土豪、分田地的经历。

在磐石等地，由于搞土地革命，有钱大户不用说了，就是有头脑的穷人，也觉得红军又打日本子，又打大户，这么干不是个办法，难成气候，也就不想靠近你。而且，许多穷人与大户沾亲带故，“是亲三分向”。1933年8月27日《中共南满中心县委决议》中说：“在最近玻璃河从前所谓好的群众，在现在当红军游击队来的时候，藏起来粮食，以后盐也没有，房子也没有等语，来对队员引起恶感和不好的影响。”有的游击队到哪儿不敢说自己是红军，因为“北方会议”把红军的名声搞坏了。待到贯彻执行“1·26”指示信了，你说你不抢粮分田吃大户了，那人一时半会儿能信吗？就得看你一阵子，就有种夹生饭的感觉。而东边道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老百姓称人民革命军为红军，也欣然接受。因为他们看到的红军，就是一支从未看到的最想看到的军队。

还有，如果是在那种中国同志成了宝贝的地区，就算李明山和朴金华的汉话说得再好，这两个人的县委也难立足。可在绝大多是为汉族的老秃顶子周边的桓兴地区，人们没有“高丽胡子”的概念，除了少数走狗外，朝鲜（族）人与汉族人也没多少不同。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他们就是共产党，领着老百姓抗日救国的共产党。

像当时所有的县委一样，两个人走到哪里，人们就说“县委”来了。老秃顶子周围的大小山村嵌满了他们的足迹，也留下了人生最壮丽、美好的记忆。1989年，被落实政策为“抗日老战士”的朴金华，这位身上还嵌着两颗子弹的没了党籍的农村老人，去世前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撒在那里，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桓兴县委有一个区委、三个支部、三个小组，党员三十多人。

1军独立师到桓仁不久，家在高台子的青年农民姜东魁，就在村里参加了抗日工作，两年后的6月10日入党。头天下午，李明山让人捎来口信，让他第二天上午去海青伙洛（“伙洛”为满语，即山沟）老栾家后山冈梁去。他按时去了，到那儿的除了李明山和后来的第一任区委书记张永奎外，还有孟广尧、王广林、遇文海，都是像他一样的穷苦农民。六个人在树丛中坐下，李明山宣布开会，说今天是要介绍你们入党。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姜东魁老人在“回忆材料”中说：

入党当时没有什么正式手续，给一张二寸宽的纸条，在上边填上出身、历史及亲属关系，交给介绍人，盖上李明山的章，就算入党了。李明山在同我们谈话时说：“做个党员要事事带头，要不怕困难，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都要好好干，在敌人面前要死不投降，决不卖国。”接着他又让我们表表决心，我们挨个站起来举手表示：“死不投降，决不卖国，坚决抗日。”然后李明山又告诉我们：“现在的党员都是秘密的，绝不能暴露身份。党内的联络暗语是‘西皮’（CP）或‘一九三六年’。今天就是你们入党的日子，你们一辈子也不要忘记。”

从此，就像自己的生日一样，姜东魁记住了这个日子。

当时住在兴京县岔路子的刘明山，在“回忆材料”中说自己入党：

张永奎先是一边问一边给我填了一张表，表上填写姓名、历史（从八岁往上）、亲戚等。填完后他告诉我，这个表得报上去，以后革命成功有你一份。接着他跟我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打日本保护穷人的。红军的总头是朱德、毛泽东，他们都在关里。这伙军队里还有一个真正穷人的共产党。穷人可以入党。”

自己入党了，还得培养别人，入党条件主要看行动。给抗联筹粮，人家筹到200斤，你就弄来100斤，这就比出先后了。有人干别的胆挺大，却天生不敢走夜道，住家过日子没人管这个，让你给抗联带路、送情报，这就不是不去的理由，入党就是个问题。抗联打仗，生死不惧，你连个夜道也不敢走，怎么行？

姜东魁发展三个党员，并在川里建立一个党支部。

桓兴地区第一个党支部，是张永奎在海青伙洛建立的。他是两个人的县委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此人三十来岁，中上个头，右腿髌骨坏了，走路一瘸一拐的。有老人说若不是这个毛病，他早跟杨靖宇走了，这人有能耐呀。他的弟弟张永林，给杨靖宇当传令兵，后来牺牲了。

“中国地”

仙人洞几十户人家，来个生人很快就都知道了，更别说李明山、朴金华这样的“夫妻”了。潘国权就想，他们是不是杨司令派来的呀？只见两个人这家出那家进的，唠得挺热乎，朴金华主要是跟妇女唠嗑。没几天，村子里组织反日会、妇女会、农民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潘国权、樊万林就报名参加了青年义勇军。

农民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是地方农民武装，受在当地活动的1师领导。农民自卫队要求年龄在二十岁到五十岁之间，青年义勇军为十六岁到二十岁，共同的任务是维护根据地秩序，打击小股日伪军和小帮胡子，有时也配合主力作战。1935年成立“桓兴反日农民自卫队司令部”，由1师师长程斌兼司令。与农民自卫队不同的是，青年义勇军还是抗联的主要兵源，像1师4团就主要是由青年义勇军改编的，还有一些参加了1师少年营。当时东北各地的抗日根据地，都有类似的脱产、不脱产、半脱产的农民武装，日伪称之为“半农半匪”。

有一首歌谣《苦日子过不了另打算》：

天上没雨地下旱，

苦日子过不了另打算，

白天还是庄稼汉，

黑夜背枪变抗联。

潘国权老人说，那时俺们干得最多的是给抗联弄给养，主要是粮食。那时穷人不缺粮，有钱大户也捐钱捐粮，咱们保护他们不让胡子绑票。再就是抓走狗、送情报，有时还拉（锯）电线杆子。一伙十来个人，天黑看不见人了，扛上老洋炮，带上锯，就走了。有放哨的，有拉的，两人一组，半袋烟工夫放倒一根，就够小鬼子忙活一阵子。送情报最急人了，有时晚一会儿就白跑了不说，更误了大事。刮风下雨，没膝大雪，连宿大夜地赶吧。抗联打了胜仗，咱也尽了点儿力，高兴啊。可一看人家手里那家什，就觉得自己矮半截子。那时俺们大都是老洋炮，有几杆快枪是抗联的“下剩”（剩余的），老掉牙了。

老人说，归屯后就难了，抗联不能常来常往了，俺们也活动不开了，日本子看得紧呀。俺奶奶、姑姑、妹妹和堡子里一些女人，假装上山采山菜、弄山货，把点粮食、干粮藏着掖着，给抗联送去。后来俺当了保甲兵，赶车去沟里送东西、拾柴火，这样能偷偷地多送些——这工夫抗联已经不大行了，要走了。

抗联的弹药主要靠缴获，还得买。有时在战场上就跟伪军交易，再是通过地方关系到敌占区去买。这活姜东魁干得最多。这是干不好就可能掉脑袋的事，这位小青沟乡政府主席在“回忆材料”中，却说得挺轻松。

我先后到铧尖子警察署袁印民、都督伙洛警察署长袁某、县街品字降队等处买过近百次子弹。事先联系好，他们把子弹弄到一个地方，我到那两手一换。手枪子弹每发一元，“水连珠”八角，“七九”四角，“三八”二角。每次少者二、三百发，多者四、五千发。有时把子弹卷在行李里背着，扛着锄头装成找活干的庄稼人。有时装在盐包里，还有布匹、鞋帽什么的，都是给抗联买的，赶车往回拉。有时装成个货郎，用货郎担子往回挑。碰到胡子没事，说是给红军买的，他们怕红军，不敢抢，碰上警察就麻烦了，这帮东西“勒大脖子”（勒索——笔者），就得花钱免灾。

从1935年春天起，老秃顶子山周围的仙人洞、高俭地、海青伙洛、川里，和尚帽子山周围的外三保、铺石河、大地、二道沟、三道沟，均为1师占据，成了有名的“红地盘”——当地人更习惯地称之为“中国地”。这种更具抗战特色的称谓，用笔者采访到的当年“中国地”的老人的话讲，是俺们这疙瘩是中国的地场，不是日本子弄出来的“满洲国”。

“中国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抗联和反日会、妇女会及地方农民武装可以公开活动，民主政府颁布的政策、法规，受到群众拥护、支持。

同年夏，南满特委曾在金川县河里召开民众代表会议，成立了“南满特区人民革命政府筹备委员会”，虽然最终未能如愿，但在东边道一带的“中国地”内，建立了15个乡政府、56个区政府。

让我们了解一下窟窿榆树特区政府。

窟窿榆树位于桓仁、兴京、本溪、宽甸四县结合部，又分属伪奉天、安东两省，偏僻闭塞，是俗话中那种“三不管”的地方。这是个大村，辖大小十余个堡子，这沟几家，那沟几户，大山里有块比较平坦的甸子，就能聚拢几缕、十几缕炊烟，都是老实本分的庄户人家。

1934年夏的一天上午，杨靖宇率保安连从桓仁县翻越草帽顶山，出现在窟窿榆树时，正在山坡上铲二遍地的人们，第一反应是拔脚就跑。用当年老人的话讲，叫“抓山挠岗”（拼命往山上跑）。后来当了特区政府主席的张德山也不例外，浑汤林子里正与一个士兵撞个满怀。跑不了了，要命一条吧。杨靖宇过来了，让官兵们把枪都背起来，说别吓着老乡，坐地上和他唠起来。

张德山原名张锡祯，张德山是入党后的化名。这个庄稼院的全把势，这年三十岁，未读书，不识字，却是精明干练，讲义气，善交际，在乡间颇孚众望。

特区政府成立时，杨靖宇特意赶来祝贺，让号兵吹号欢庆，还亲自陪着7名政府成员吃了顿饭。

特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外号“姜六子”的姜润川，是兴京县头号大地主，张德山就先拿他开刀。据说姜六子家有多少土地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政府派人逐村调查，决定凡在“中国地”租种姜六子地的佃户，收获粮食一半自己食用，另一半交特区政府。姜六子不干，就给他写信，要他遵守政府法令。1935年，仅此一项，就为抗联征收粮食180石。

在张德山领导下，窟窿榆树地区群众为抗联送军需、情报，养护伤员，先后有100多人参加抗联，60多人在抗战中牺牲，其中包括特区政府的3个成员，还有张德山的弟弟张锡鸿。

1947年土改运动中，有人挟私报复，将张德山打死。

“俺们的杨司令”

军长老杨——他的履历，中央知道的很清楚。他的政治水平工作能力，不仅在南满首屈一指，在全东北也是最强的一个。

自他到南满以来，工作有很大成绩，始终毫不懈怠的努力。在队内、地方、党内、南满人民中，信仰威信均极好。自己一举一动，个人的行为，亦为全体所钦敬。在忠实于党及坚决执行党的决定这一点上，比特委书记更要强些。

在运用游击战术方面，一年来也有很大进步。这表现于：已经不至于作冒险的战争，对于保护干部上也已充分注意。开始自动的学会运用机动的战术。不硬攻实打，不死守旧区，南满各活动部队相当能互相呼应。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书引用的当年原汁原味的史料，有些仅为一己之见。由于各人认识能力不同，加上环境限制，难得从容调研，也就难免有误。但是，上面摘自1936年7月26日《小洛关于南满情形的报告》的这些文字，不在此列。

在东边道采访，笔者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人对杨靖宇的敬仰。有老人说，一些被1军收编的山林队，也一口一个“俺们的杨司令”。

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前后，对外宣传的重要话题之一，就是揭露国民党不抵抗的罪行，山林队都能接受。杨靖宇的河南口音，山林队的人听着不大习惯，反倒更让他们觉得亲近。张学良不抵抗，唐聚五等人抵抗一阵子也跑关里去了，这些坐地户把东北扔给日本子，也把他们扔了不管了。而杨靖宇这样的共产党大官，却抛家舍业从关里跑来打日本子，人家图的啥？就凭这一点，他们就信服杨司令，信服红军。

凉水河子战斗后，一次与敌遭遇，黑灯瞎火，杨靖宇带保安连5个人走散了。附近的“青林队”听说了，首领立即召集弟兄，说今儿个咱们豁出去这上半截，也得把杨司令接来，不能让他有个闪失。

1936年5月，伪满第1军管区司令官、外号“于大头”的于琛溦，发布告悬赏500元捉拿杨靖宇。在抚松县，敌人还用个假人头示众，说是“共匪司令杨靖宇”。又造谣说杨靖宇从苏联的海参崴领到78000块大洋，自己盖楼买地了。

独立师成立时就没有2团，2团是军部和后来的1路军总部的代号，有时又称营部、大队部，称杨靖宇为营长、大队长。从参军要有保人，到士兵编号、军部代号，1军的防奸保密工作应该是最好的，还是被敌人钻了进来。

旱葱岭伏击战后，部队转移到西河掌，杨靖宇命令参谋长高大山带五个警卫员，将教导3连缴械，不管是谁，胆敢反抗，立即枪毙。3连长正在剃头，高参谋长命令他整队集合，队伍刚站好，就被一支手提冲锋枪和4支匣子枪逼住了。1师3团一个连很快赶到，将这个连看押起来。

参加了全过程的王传圣，只是机械地执行命令，审讯后有人招供了，可把他吓了一跳。原来3连的教官和军部一个姓关的号兵，是敌人派进来的奸细，把3连长、1排长和军部的史号长等等，拉过去十多个人。他们已经密谋好了，准备这天晚上首先杀害杨靖宇，军部这边枪响为号，教导3连即以“抓叛徒”为名包围军部，得手后把队伍拉出去投降。

1938年春节前，军部、教导1团和2军的一个团，被日伪军包围在辑安县四方顶子上。打了一阵子，杨靖宇指着东北方向的敌人，告诉教导1团政委黄海峰：这边可能是双岔河的马营，你去打三枪，看看他们什么动静。

黄海峰去了，一会儿“吧——吧——吧”，三声枪响过后，对面山上以同样节奏回应了四枪——没错，是那个信“家礼教”的马营。

“家礼”即“在家礼”，老百姓称之为“家礼教”，是一种帮会组织，帮规小册子封面四个大字“义气千秋”，其成员遍布各地各行各业。伪军中当然也有。因其师祖姓潘，要了解某人是不是“家礼”人，就道“请问老大贵姓”，答曰“小的在家姓×，出门姓潘”，这就是了，彼此就以“左三老，右四少”的手势行见面礼。如被人欺侮、殴打，高呼“俺姓潘的不是好惹的”，围观者中有“家礼”人，就要挺身相助，无论彼此有多大仇恨，一旦明了是同帮之人，都不能伤了和气。战场上当然也不能自家人打自家人，只是难以按常规辨识，就鸣枪为号，叫“打三老四少枪”。

这个马营的营长是“在家礼”，部下也大多入教，这下子就冲天打朋友枪了。

歪脖子望山战斗，用歌“突破”敌围，四方顶子再用“家礼教”制止敌人围攻。

1939年“野副大讨伐”中，日寇曾利用“在家礼”在东边道和东满地区进行“宣抚”，之后在热河又如法炮制。像其他一些帮会一样，后来还是被日寇取缔了，那是能利用的都利用完了。

无论杨靖宇多忙，每天脑子里转动着多少大事，如果忽略了这类小事，就可能付出代价，甚至吃大亏。

杨靖宇还和一些山林队首领拜把子，认了不少房东大娘做“干妈”。拜把子就是结拜兄弟，一般人都明白，“认干妈”就得说道几句。这是种民间风俗，孩子金贵，怕夭折，从小给他（她）认个干妈，两个妈妈好养活。再就是像杨靖宇这种，老人非常喜欢你，就认做干儿（干女），结成一种非同一般的母子（母女）关系。特别是那种没有儿女的老人，更是视同己出。

据说，杨靖宇曾经犹豫过，特别是对前者，但他还是拜了、认了。

因为王明、康生认为这些都是封建的东西，共产党员怎么能搞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一些老人讲，山林队头头要跟杨司令拜把子，那是真心宾服（佩服）杨司令，要跟他打日本子。在这些人心目中，这是生死之交，是最高规格了。你不干，就是瞧不起他，就会跟你翻脸。那时那人讲究，八拜之交，不是闹着玩儿的。也有背叛的，那人就臭了。连磕头弟兄都能卖了，谁还敢答理这种人？杨司令认干妈，有的老太太可能觉得有这么个干儿长脸，就不会有人欺负他们家了。就算有这心思，日本子要想让她出卖杨司令，那是难上加难。实际上，那时用这些办法跟日本子斗心眼儿的人多了，算个什么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