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强项

1937年7月15日，1军3师安插在清原县城的内线，获知日军冈田少佐、坂本大尉等人，第二天要乘车去兴京巡视防务，即派人连夜将情报送出城去。这时，3师政委周建华、政治部主任柳万熙，正带一个连30余人在清原南部的三十道河子一带活动。天亮后赶到七道河子东松木岭下时，晚了一步，公路上两道挺新鲜的轮胎印，敌人已经过去了。

有去就有回，就在这儿等着，打它个伏击。

日寇集甲并村，搞“集团部落”（这是日寇对付抗联最毒辣的一招，后面会专门叙述），这一带房屋尽毁，空无一人。3师为了不走漏消息，将东松木岭两边公路卡住5公里左右，过往行人一律带到道穴沟里一座破庙待着。官兵们在几间被焚毁的破房框子里休息，岭上和周围制高点放上瞭望哨，只等敌人到来。

第二天上午9点来钟，一辆浅黄色的福特牌汽车，沿着南边弯曲的山路向岭下驰来。满世界绿意，车顶一面飘扬的膏药旗，像只恶狼血红的独眼。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夏日葱茏的山野间格外沉闷，在等待中有些昏昏欲睡的官兵立刻兴奋起来。

到了岭下，车停了，日军跳下车，一个个端着枪，成散兵线搜索前进，汽车在后面缓缓跟着。到了岭上，冈田和坂本手执望远镜，四处观望一阵，冈田一挥手哇啦一句，鬼子复又上车，向岭下驰去。

鬼子被打怕了，碰上这种地形，就要采取点儿预防措施。

两山夹一沟，路在沟下头，官兵隐蔽在岭北路北山根处，观察哨不断报告着敌情。车速不算快，看得见车上钢盔下的嘴脸了，周建华一声“打”，亲自抱挺歪把子的柳万熙，冲着驾驶室一阵猛打，30余支长短枪也同时开火，东松木岭下硝烟顿起，枪声就像除夕夜的鞭炮声分不清个数。司机负伤，汽车歪歪扭扭地停下，并未倾翻。车上鬼子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蒙头转向，有的在车上寻找目标，有的跳下车抵抗，有的一枪未放就被击毙。

19个鬼子，只跑掉个被打掉下巴的。缴获机枪1挺，掷弹筒1具，长短枪16支，战刀6把，还有一些弹药，以及望远镜、地图、服装等。那辆挺新的汽车，被付之一炬。

宽甸县北部的双山子村，是进出宽甸、桓仁、兴京三县的交通要冲，伪安东省“治安肃正”办事处就设在这里，有三个工作班。这种工作班，以刺探情报、网罗叛徒、进行策反为能事，对抗联威胁很大。这里驻有日本守备队、宪兵队和一个伪警察中队，强攻硬打不是办法，怎么办？围点打援，引蛇出洞。

同年10月31日，杨靖宇率军部和1师，进至双山子西北四平村的天桥沟、佛爷沟，以少量部队攻击四平日军哨所。晚上9点多钟战斗打响，日军一边应战，一边向各处敌人求救。通往宽甸、桓仁、八河川的电话线已被剪断，只剩下双山子方向的一条，杨靖宇将主力在路上布置停当了。

夜11时左右，三辆汽车闪着车灯远远驰来。第一辆进入佛爷沟门，埋伏在两侧的官兵喝问你们是什么人，车上伪军心知肚明，忙答俺们是中国人。日本子来没来？后一车全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快跑。好嘞。

第二辆进来了，顷刻间枪声大作，人仰车瘫。

美军作战靠科技。如今一个士兵，从头到脚都被高科技披挂着，更不用说天上的飞机、海上的军舰了。当年是靠强大的火力，倾泻钢铁，这种能力也是高科技。日军就差多了，可比之抗联，又是天壤之别。那时人们的头脑里还没有“高科技”这个词，可像李在德一样明白了鬼子头上的“铁锅”的效用后，在这些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庄稼人心目中，其实也就是这么个意思了。而且，日军的军事素质、战术动作，堪称一流，也顽强。有的军队被打了埋伏，枪声一响，立刻乱作一团。日军通常是就地卧倒，利用地形地物进行抵抗。可是，就算平时演练几十、几百次，训练场也只能是训练场。那种突如其来的爆发，那种对心灵和肉体的捶击，那种掉进地狱般的恐怖，不亲身经历是难以体会的。再顽强，再“武士道”，未等找到北呢，可能连放出一枪的机会都没了。

古今中外，乃至未来，任何强大、训练有素的军队，都抗不住这种打击。

桓仁县窟窿榆树（今属新宾县）警察署长孙海臣，外号“孙猴子”，手下有40多武装警察，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抓捕抗联伤员和交通员，用老百姓的话讲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腔了”。这小子知道自己作恶多端，行动万分小心。警察署在高墙大院里，四角设有炮楼，十分坚固，又在面向游击区的村子东门、南门，各修一个碉堡。白天出来为非作歹，天一黑就龟缩里面不动窝了。

1师到桓（仁）兴（京）后，就想拔掉这个钉子，怎奈不能强攻硬打，那样伤亡肯定很大。几次派老百姓去报告，说东边、南边来了胡子，想引蛇出洞，“孙猴子”就是按兵不动。怎么办？师长程斌心生一计。

自卫队大队长赵文喜带上十几个人，装扮成胡子。1师少年营50来人，装扮成鬼子和伪军。许多官兵穿着缴获的日伪军服装，远远望去，很难搞清是什么队伍。机枪手丁三扮日本军官，参谋长李敏焕扮翻译官，两人都是朝鲜（族）人。不懂朝语和日语的人，容易把两种语言弄混，一些朝鲜（族）人往往还会几句日语。像后来的北满省委书记金策，在宾县特支和珠河中心县委时，汉字写不大好，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有时就夹杂几句朝语、日语。

1936年农历11月10日清晨，1师在冬瓜岭把窟窿榆树通往县城的电话线掐断，给警察署打个电话，以桓仁日本守备队的名义通知“孙猴子”，说大衍守备队长今天上午要去检阅部队，一场好戏就开演了。

傍晌时分，窟窿榆树村外突然响起枪声，赵文喜带人扮演的胡子往后山上跑，装扮成鬼子、伪军的少年营在后面追。地上铺层薄雪，膏药旗和“满洲国”的红蓝白黑满地黄“国旗”格外刺眼。老百姓以为真是鬼子和胡子打起来了，惊叫着四处躲藏。有老人回忆说，抗联进堡子时，还抓了两个“胡子”，五花大绑着，把“孙猴子”那帮鳖羔子唬得一愣一愣的。

“孙猴子”组织伪警察站队欢迎，自己跑步向前行举刀礼。骑在马上的丁三铁青着脸，呜哩哇啦几句，李敏焕赶紧“翻译”：太君说了，你们通匪。

“孙猴子”赶紧道：太君，俺和弟兄们忠于大日本皇军，不敢通匪。

丁三骂声“八嘎”：不通匪，俺们打胡子，你们为什么不出击？良心大大的坏了，统统地把枪下了！

话音刚落，官兵们就冲上去，把“孙猴子”按倒在地，把呆若木鸡的列队警察的枪缴了，一把火把伪警察署和碉堡点着了，把“孙猴子”带回仙人洞枪毙了。

之前的兴京县东昌台之战，也是“皇军”来检阅、训话，未费一弹，就把伪警察分所搞掉了，缴获长短枪40余支。

1军老人说，杨靖宇打仗有“三大绝招”，一是半路埋伏，二是长途奔袭，三是化装袭击。

光天化日下明目张胆的化装袭击，与利用各种天候地理条件的偷袭，在本质上应属于一类的奇袭。其共同特征，都是我在暗处，敌在明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未等敌人反应过来，或是未等组织抵抗，战斗已经结束了，或是差不多结束了。而在使敌人猝不及防地受到突然的猛烈的打击（并不一定都是枪声大作）上，这“三大绝招”可谓异曲同工了。

实际上，这也是东北抗联最基本的战术手段，也是弱者对付强者的强大武器。

游击队的特点，是敌明我暗，时隐时现，机动灵活，不然“三大绝招”就没了“绝”字。敌人来了，老百姓来报告了，或是还未出动，地下党的情报到了。

磐石游击队最初的名称，是“满洲工农义勇军第四军第一纵队”。“为什么称为第四军呢？因为怕人家晓得我们只有一（个）军，觉得力量小，说第四军宣传时说我们的第一、二、三军还在某处某处。”

抗联最多时达11个军，军下通常设师团连排班。有的有旅，为独立旅。有的有营，为军属或师属少年营、保安营。1937年全盛时期，11个军有三万余人，也就是一个正规军的兵力。有的军几千人，有的几百人，后者其实就是一个营。抗联一个师打日军一个中队，或是小队，或是伪军一个连，不知就里，会以为兵力绝对优势。其实，有的师百把人，有的团也百把人，师长、团长实际上就是个连长，连长就是个排长，甚至班长。但是，班长却是实打实的。作为最基层的战斗单位，在东北这种特殊的战争环境中，一个班七八个人，十来个人，最低也不少于五个人，经常是最活跃的也是最基本的作战单位。

正规军的架子，游击队的实体——从赤色游击队到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军，都不可能拉开架势打正规的攻防战。从几千人到几百人的，笔者未发现有集中全军兵力作战的战例。这不是游击战的战法。各军所属师团都是分散配置，在统一部署下随机应变，各自为战。逮住个机会，集中就近部队打个伏击，搞次偷袭。有时几个军的几支部队联合作战，攻打县城，或是镇街，得手、未得手后立即分散活动。兵力聚集一处，是游击队的大忌。游击战不是人多了就能打胜仗，而是靠战术巧妙、灵活机动，使自己处于暗处，袭击明处之敌。调集许多山林队作战，有时甚至成乌合之众。比较实打实的一个班，或者十几个人一个排，这打一下，那咬一口，打了就走，打不了也走，来去轻捷，得心应手。

1933年6月，磐石游击队攻打磐石县东北岔，发射7发迫击炮弹，伪军惊恐异常，让人想到“屁滚尿流”。许多时候有门炮真起作用，可它笨重，不便携带，各军陆续缴获的火炮，几乎都插了起来。重机枪也一样。抗联最宝贝的武器是轻机枪，一个人扛着就跑。

若是像义勇军那样，动辄拉开架势打正规战，抗联有几十个军也早垮了。不是敌人打不垮抗联，而是敌人摸不到抗联，抗联却可以摸到敌人——这就是游击战的诀窍和绝妙。

方方面面对比，都强大得不可同日而语的关东军，也组织日伪游击队，以游击战对游击战。只是这种战法的专利，古今中外，从来都不是属于侵略者的。

游击战不解决战争的最终胜负，它是在不断地袭扰敌人中，消耗、牵制敌人兵力和战争潜力，使其不得安宁——东北抗联十四年苦战的军事价值，也正在这里。

“活动活动”

1937年11月下旬，杨靖宇率教导1团，从宽甸县北部西进本溪县大石湖与1师会合，意在安排1师今冬明春的活动。月底到达不久，敌人即寻踪跟了上来。部队立即抢占有利地势，1师在西边与从赛马集赶来的日本守备队打响，山林队高维国的部队在北边与从碱厂赶来的伪军接火，军部教导团对付从东边跟过来的日本守备队喜多部队。

这年冬天雪特别大，第一场就下了一尺多厚，把山野大地捂了个严严实实。教导团阵地正面是片撂荒地，那雪浅处没膝，深处齐裆，光溜溜的，上面一层薄冰样的硬壳，只余些蒿草的梢头在风中抖瑟。官兵居高临下，趴在岩石、树干后面的雪窝子里，山下杂树丛中敌人一露头，瞄准了就是一枪。

要想通过这样一片开阔地，即便是面对再拙劣的射手，也只能当活靶子。

山半腰一条雨裂沟里，有块半间房子大小的卧牛石，一个鬼子军官趴在后面探头探脑地挥面小白旗，指挥敌人用掷弹筒、六〇炮向山上轰击。杨靖宇指点着，命令机枪手尹夏泰把他打掉。尹夏泰一声“好嘞”，一个点射，小白旗不见了。一会儿，一个鬼子从下边沟里跑到那儿，小白旗又晃动起来。尹夏泰一个点射，又没了影动。隔了十几分钟，又一个鬼子不知死活地往那儿跑，尹夏泰扣动扳机“嗒嗒嗒”，没打着。

杨靖宇又调来一挺机枪，说：沉住气，瞄准打，看小鬼子还有多少指挥官。

两挺机枪同时开火，卧牛石火星四溅，雪粒子飞扬像卷起疾风。一阵雪雾散去，一个黄糊糊的东西从石头后向下滚去。机枪跟踪射击，打得鬼子身上直冒青烟。

从傍晌打到太阳卡山，传令兵不断来去，1师和高维国部的战况也差不多。大家最担心的飞机一直没来。天快黑了，参谋杨俊恒说：军长，看样子敌人要退，是不是追它一下子？

杨靖宇放下手中的望远镜，笑道：小鬼子主动找上门来，咱也别慢待了人家，让许团长带人送一程吧。

团长许国有带两个连就追。队伍冲下山时，一脚浅，再一脚深了，那人就一头扎雪窝子里了，没人拉一把，有时都爬不起来。平地也差不多。这哪是打追击战的火候呀，却也正是火候。比之土生土长的抗联官兵，鬼子那腿功显然差一截子，穿得又多，也就更笨拙。鬼子作战一向顽强，近战喜欢拼刺刀，这工夫累得狗爬兔子喘的，“武士道”就成了“武士倒”。追上几个，枪打刀刺，一会儿就报销了。

照惯例，通常是打一仗，马上就要转移的。杨靖宇说：明天小鬼子肯定会来收尸，它也以为咱们走了，这回咱们偏不走，再打它个伏击。

第二天10点多钟，敌人果然来了，伪军居多。一阵机枪、排子枪响过，官兵从雪地中跃起冲杀，很快结束战斗，缴获40多支步枪，还有1门小炮。

两天两个胜仗，部队转移到桓仁县滴水砬子，得知附近雅河口有个鬼子的兵站，里面全是食品。部队正好没粮了，就打。守敌是20多个伪警察，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举手投降。大米、白面、罐头、香烟，能扛多少扛多少。

有些人是第一次吃到罐头，高兴啊，说杨司令，现在咱们有吃有喝，好吃好喝的，更得“干工作”了，得再干个大点儿的。

杨靖宇哈哈大笑，道：工作有的是，不过可别忘了咱们打的是游击战，光游不击不行，光击不游也不行。这几天的工作干得不赖，响动也大了点儿，小鬼子肯定注意咱们了，眼下就得多游点儿。

一军的战士通常都有一个毛病，若是多日不打仗，就觉得心里有点儿刺挠（痒痒——笔者）。杨军长带队在热水河子一带活动的时候，战士们向军长说：“咱们又好多日子不打仗了，怪难受的，军长！还不找个工作干一下子？”杨军长想了半天对战士回答说：“不过五天就有工作，别着急！”

南满1军官兵管打仗叫“干工作”，动不动就说“找个工作干干”。

北满3军、6军管打仗叫“搞影响”，部队打仗回来了，留守人员就问“影响搞得怎么样呀”？

吉东5军叫“活动活动”，几天不打仗，就说该“活动活动”了。

一到冬天，“活动活动”就成了抗联官兵的口头禅。

行军休息，或是有什么情况停下了，听吧，一会儿连长、排长、班长就喊上了：“活动活动，别冻坏了。”后来就有了一句顺口溜：“跺跺脚，搓搓手，揉揉鼻子和耳朵。”

赵明山老人说，那时抗联的穿戴，刚参军的还是老百姓打扮，戴个狗皮帽子，老兵多数是兔皮的，缴获日本子的。除了棉衣棉裤，还有套袖、套裤。套袖都能明白，套裤跟套袖一样，就是套在腿上，高过膝盖，一般都是老羊皮的。没有“手闷子”（只分出拇指的棉手套），把套袖往下拽拽，也能顶半个手闷子。脚上是乌拉，这东西轻快又暖和，绑上“脚扎子”（一种两个手指宽窄的“”形铁器，下边有四个爪），走冰雪道不跐不滑。还有个东西叫“屁挡”，狗皮的，狍子皮的，獾子皮的，屁股大小，绑挂腰上，累了坐着，冬天隔凉，夏天防潮。那时胡子和常年在山里干活的人，屁股后头都耷拉个“屁挡”。

老人说，行军乏，再出汗，一歇下来就冷，越冷越佝佝，还犯困。“活动活动”，当班长的就得勤喊着点儿，还得推几把，踢两脚，必要时拽起来跑一阵子。一眼没看到，谁坐那儿迷糊着了，那就“悬”（危险）了。一次都到老乡家住上了，5号战士觉得耳朵有点儿疼，一摸，没了。东北人讲天冷，就说“这手冻得跟猫咬似的”，像猫咬似的没事儿，猫不咬了就是冻坏了。耳朵薄薄一层，又是脆骨，冻“硬佝”（僵硬）了，树枝什么的一剐碰就掉了。耳朵掉了没事儿，手冻坏了也将就，脚冻坏了，不能行军就不能打仗了，那人就废了。

丛茂山老人说，大石湖、扁沟、黄土岗子，还有些叫不出名的地方，那伏击战打老鼻子（很多）了。冬天打伏击最遭罪了。趴上个把钟头算短的，有时等上半天，敌人也不来。山顶上有瞭望哨，敌人没来，蹦跳活动都行，上边看到敌人了，就得老实趴那儿了。那时没有天气预报，也不懂什么零上、零下多少摄氏度，现在估摸大都零下20多摄氏度，腊月天零下30多摄氏度挺平常。经常半夜出发，天亮前赶到伏击地，就听“嘎巴嘎巴”响，一人来粗的树都冻裂了，这就有零下40多摄氏度了，就得把枪抱怀里暖着。不然，大拴、“勾死鬼”（扳机）什么的冻住了，枪就打不响了。

老人说，第一次打伏击，俺就穿的空筒子棉袄趴雪窝子里，也没有套裤。行军出汗，裤裆里都“抓蛤蟆”了，透心凉啊。班长不停地喊“活动活动”，活动什么呀，身子一会儿就硬佝了。日本子过来了，班长命令准备了，俺听到了，看见了，模模糊糊的，脑子发木。枪响了，天崩地裂似的，这下子清醒了些，还是有点儿糊涂。冲啊杀啊，大家伙儿冲出去了，这下子明白了。若在平时，别说自己个，就是有人拽，也得拖死狗似的，那工夫还真就冲出去了。到现在俺也说不清哪来的那股子劲头——就是一股急劲。

笔者家乡本溪市有“枫叶节”。每年9月下旬后的个把月间，枫叶就火焰般红透了山野，成为秋色的主调，引来游人不绝。古诗说“枫叶荻花秋瑟瑟”，深秋的枫叶更具一种别样的风采，让人感到生命的强悍和壮美。

而当年的抗联官兵看到枫叶由绿变红，就知道难熬的日子要来了。

住在城里干休所的、在乡间享受老红军待遇的抗联老人都说冬天游击的难处，不在天气多冷，那时那人多么“抗造”（能吃苦耐劳抗折腾），而在于平原没了青纱帐，山林里树木都光溜溜的，站在这山能看得见那山林子里活动的人形，土地爷和山神爷都不站在抗联一边，就有点儿汉奸的味道了。

胡子一到冬天就插枪、猫冬，甚至玩弄手段假投降，固然是由其性质决定的，也是因为这个季节不适合干这种营生。任何规矩能够一辈辈传下来的，总是有它的道理的。

而近在眼前的事实，则是曾被民众寄予希望的几支义勇军的大部队，几乎都是在冬天被击溃的。

1934年10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为粉碎冬季大“讨伐”给全党同志的信》中说：

在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掩护下，这些困难——没有“青纱帐”的掩护，气候的寒冷以及给养的困难——是可能克服的，必须反对“冬天不能游击”的倾向，反对一切插枪等待明年“青纱帐”起后再干的企图。

游击队成立之初，眼见着天气一天天凉了，是难免会想到胡子的猫冬习惯的。青纱帐从倒到起，北满要大半年，南满是半年。认为冬天难以活动，猫冬意味着日寇每年可以有半年时间安然地巩固其统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而自“九一八”事变后，每到冬天，日寇就抓紧有利的自然环境大肆“讨伐”，这冬天在实际上也是猫不了、躲不过的。

后来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野副“大讨伐”，都是10月开始，翌年3月结束。三江“特别大讨伐”，原计划也是要在冬天进入高潮。平时日军高度分散配置，每当树叶飘零，就开始调集兵力了。后面将会写到，无论鬼子的战术怎样变化，这一条基本未变。

按照胡子的老皇历，1军独立师南渡辉发江之际，正该是进入猫冬的时节。可1军挺进东边道就站住脚了，为什么？因为有人民群众的欢迎、拥护和掩护。人民才是真正的青纱帐，只要和群众在一起，抗联就有了不倒的青纱帐。

当然还要讲究战术。

杨靖宇有个“四快”，即“快打、快走、快集中、快分散”。夏日游击，打得赢，打不赢，转身钻林子里就没影了。冬天就不行，就更得突出个“快”字。

抗联的许多好仗，都是在严酷的冬天打的。

树叶关门了

“春风不刮，杨柳不发。”在一阵暖似一阵的南风吹拂中，山野间树木光秃秃、干巴巴的枝条，一天天地光泽油润了，鼓苞发芽了，伸展枝叶了，关东的崇山峻岭和平原大地，就被醉人的绿意遮蔽了、淹没了。

每到这种时候，南满抗联官兵就会说：树叶关门了，咱们的好日子到了。

同样喜上眉梢的北满抗联，则称之为“浑汤林子”。待到秋风渐紧，树叶飘零，大地裸露，满世界复现黄黄漠漠，山林又是清汤寡水般的树干枝条，就是“清汤林子”了，南满抗联就说“树叶开门了”——抗联的苦日子就来了。

有首曲调欢快的抗联歌曲《夏日游击》：

夏日游击，

草木来相帮，

树叶浓，草深长，

到处可隐藏。

不要忙，不要慌，

瞄准找对象，

临阵杀敌要沉着，

才能胜仗。

……

1军3师东松木岭伏击战，能取得那样的战果，老天爷和土地爷帮了大忙。倘是冬季，草枯树瘦，山野雪白，3师官兵即便不被发现，那仗也难得打得那样从容、漂亮。

鬼子发誓要为冈田等人报仇，“讨伐队”在3师经常活动的地区，到处搜山沟。它也不敢掉以轻心，每队少说百把人，一处响枪，都来支援、包围。还强迫老百姓出探，结果许多人都成了3师的探子。

3师的对策是有分有合，合是击，散是游。通常是白天在山上隐蔽、休息，跟鬼子兜圈子，晚上下山到老乡家吃饭。有时鬼子这边进村，抗联那边出村。即便白天也问题不大，钻进高粱地、树林子就没影了。有的“讨伐队”带着狼狗，狗鼻子灵呀，又经过训练，就得格外小心。山沟里大都有水，在河沟里蹚上一阵子，然后躲在下风头的树丛里看吧，那狗就这嗅那嗅地找不着北了。

更多的时候是坐在山上观“东洋景”——其实主要是听。大热的天，林子密不透风，许多时候也一点儿风没有，只听知了可着嗓子聒噪，满世界都被这声音和绿色充塞了。这山那山，这沟那坡，汗流浃背地登山爬砬子，也真够东洋鬼子受的。没等鬼子爬到半山腰，官兵们又到另一座山上坐着了。透过树隙，偶尔可见暗绿色的钢盔在阳光下一闪一闪。有时就听一声惊叫，接着叮叮咣咣一阵响，是钢盔、水壶、饭盒和枪撞击石头的声音，当然更响的还是鬼子的惨叫。有时这边“叽里哇啦”一通忙活还未完，那边“叮叮咣咣”一阵响，又有“滚蛋”的了。

坐在山上吧嗒吧嗒抽烟的，情不自禁哼哼几声二人转的，有的忍不住就笑。有人就会呵斥一声小点儿声，或是闭嘴，说这不是看戏。

有人小声嘟囔：都说“看景不如听景”，也不能光听呀，得“干工作”呀。

看准从山城镇出来的一股比较孤立的敌人，柳万熙将部队隐蔽在一片开阔地后面的树林里，一阵排子枪打倒十几个。后来听老百姓说，当时就打死了三个鬼子，抬回去又死了几个。

一阵急雨似的排子枪，再一阵，顶多三下子，转身就跑，隐入密林深处。这种仗各军都没少打，通常都有斩获，自己则很少伤亡。如果周围敌人很多，就不能打，否则就难脱身了。

丛茂山老人说，敌人来了，你趴在那儿瞄准，有日本子就不瞄汉奸队，日本子中还得找当官的，骑马的，挎指挥刀的。这活领导多数都有安排，让那几个枪打得准的干，不能大家伙儿都打一个当官的，那样浪费子弹。俺就干过这活。右手二拇指钩住“勾死鬼”，瞄着、瞄着，指挥员那枪一响就“搂火”（扣扳机）。有时指挥员那枪还没响呢，咣一家伙，有人“跑排”（走火）了。本来那仗能打九成、十成，这一枪就打去四五成。可你能说他什么，新兵，害怕，从未打过枪，他也说不清那枪怎么就响了，把自己还吓了一跳。

老人说，第一次打仗，说不害怕是瞎话。可一想到日本子杀人放火，恨多了，怕就少了。妈个巴子，俺现在做梦，还常常摸进日本子大营里，把小鬼子都挑了。俺枪打得准，可用枪打不解恨！别看俺个小，俺年轻时可有劲了，跟日本子拼刺刀、摔跤，没吃过亏。

1军军事训练，杨靖宇非常重视射击和刺杀。各军都这样。1军还明确规定，冲锋时打三枪。一是跃起冲锋前瞄准了打一枪，二是冲锋时看准敌人打一枪，三是撤退时打一枪。追上敌人了，近战，能用刺刀解决问题，就不要开枪。抗联打仗，得经常想着自己还有多少子弹，掂量着子弹打仗——子弹金贵呀。

像许多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庄稼人一样，羊倌丛茂山的第一次实弹射击，是直接射向了敌人的。胆量和枪法是在战场上练出来的。平时当然也练，瞄空枪，干部和枪法好的当教官。那时管“米”叫“米达”，许多人不懂，这种洋味儿的长度单位听着也别扭，一些教官也没这个概念，就讲“里”，“半里地”，“一里地”，“两里来远”。比如对空射击，能看清飞机的什么部位，高度就是多少里，提前量应该是几个机身。打步兵，当年的机枪手丛茂山说，敌人冲锋，一里来地，瞄他脚底下，正好打胸脯上。

许多老人讲到胡子，特别是胡子头，枪法特别好，胡子也非常佩服枪法好的人。有的参加抗联了，当教官，领大家训练。一些人那枪法就是子弹喂出来的，有的老师也是原来的胡子头，一代一代传下来，根本不正规。缺口、准星、目标“三点成一线”，有人能讲出这个意思，也没这话。有的为了掏枪利索出手快，把匣子枪的准星都锯掉了，哪还有什么“三点成一线”呀？“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有的是进门就让师傅领歪了，再纠正都难。

抗联真正开始比较正规、科学、系统的军事训练，是从1940年底陆续过界到苏联，成立东北抗联教导旅前后。教官主要是苏联红军军官，结合东北抗战特点，按照苏军步兵操典进行训练。主要是射击、刺杀、投掷手榴弹、滑雪，还有跳伞、空降——在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中，东北抗联是最早掌握这项技能的。

开头，有人根本不信从那么高的空中跳下去不会摔死，那也不能装熊叫人笑话呀，牙一咬，心一横，眼睛一闭，下去了。

抗联老人都说夏天享福，在山上能睡觉，冻不着，饿了有野菜吃。春秋也挺好，天再冷也冻不坏，秋天还有野果子吃。

夏天让人难受的是蚊子、小咬、草爬子。

林子里蚊子、小咬多，吃食又少，一个个饿死鬼似的，见到人就兴高采烈地围上来。你走，它跟着你，头上、身后一团团地嗡嗡着，寸步不离。喘气吸进嘴里，眨眼也能夹住，停下来立即发起集团攻击。那人手里通常都得拿根树枝子，前后紧划拉。小咬专门攻击头发根、耳根、脖子，咬上就是一片包。有种黑褐色的长腿蚊子，个头大，隔层衣服也能叮你一身包。脱裤子解个大手，就更得紧忙活了。稍微麻痹点儿，觉得痒了，伸手一抓，黏糊糊的，都是血。

胡子惩治仇人，冬天把人绑树上，有时还浇盆水，把仇人冻成“冰棍”。夏天把仇家扒光绑树上，一会儿就剩个黑糊糊的人形的东西了，那身上被蚊子叮满了。第二天再看，那人白白的，一点儿血色都没了。

草爬子模样像臭虫，饿着时小米粒大小，瘪瘪的，刮风时像粒灰尘在林子里飘。吸足了血，就像气球似的能胀到黄豆粒大。这东西光吃不拉，据说是一嘴两用，边喝血边把废弃物排泄到人体里，毒性特别大。这怪物嘴上长着倒刺，不知不觉叮进肉里，倒刺立即展开，死死叮住那里，用烟头、香火烧它才肯出来。强拉硬拽，宁可身首分家，也要把脑袋留在人体里，让你痛痒无比，还易溃烂。

有老人说，草爬子能传染一种森林脑炎，治愈率为万分之几。当然，这都是后来知晓的。当年就说是“闹病死了”，再说得具体些，就是“脑袋疼疼死了”，“肚子疼疼死了”。

一到夏天，那人身上就难得见块好地方了。可比之冬天遭的那罪，又算不得什么了。

军部机枪连3排长，一条腿被打断，当时人就没气了。大家以为他牺牲了，用树枝蒿草把他掩盖一下撤退了。当天晚上，一场大雨把他浇醒了，三天后爬了回来。杨靖宇非常感动，说他是“我们抗联的英雄”。

这要是冬天，别说断条腿，就是好好个人，在深山老林里掉队了，十有八九冻死了。

痛打邵本良

1935年4月29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报告》中说：

战斗力最强者为邵本良队，作战时不能任意撤退，并有相当技术。

写于同年、未注明月日和署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几个战斗情况》中说：

邵本良原来是个团长，他在南满一带“剿匪”最出力，也最有名。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被他打个落花流水，山林队没有不怕邵本良的（在山林队中通常发誓就是：如果我做坏事，出门就遇见邵本良）。

邵本良是海龙县人，中上个头，四十多岁，当过十多年胡子，后被东北军收编。此人胆大，有头脑，善钻营，在直奉战争中立下功劳，颇受张作霖赏识，由连长一路升至团长。“九一八”事变后，随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投降日寇。在其后的几年间，伪军有哗变的，有暗中“通匪”的，日本人瞅谁都觉可疑，不放心，对邵本良却青睐有加，委任为少将旅长、东边道“讨伐”司令官。别看有人那官更大，却是虚的，邵本良则实打实。邵旅粮饷充足，装备全换成日式的，这小子大概也恨不能把自己变成日式的了。

从胡子头到东北军团长，剿与被剿，还有军阀混战，那个年代的仗让这小子打全了。还是个地头蛇，对东边道一带地形、民情非常熟悉。因其官兵都挂个“屁挡”，而被老百姓称为“大尾巴队”的这支伪军，胡子出身的也多，一些人还有杆烟枪。一提起抽大烟，人们就会想到哈欠连天，弱不禁风。后面将会写到，胡子抽大烟，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种职业病态。而一些惯匪双枪将，枪法准，有战斗经验，走到哪儿不会迷路，哪座山上有个山洞都有数。

日军行军作战，靠地图。特别是1935年前，离开地图找不到北。比之张学良的东北当局绘制的地图，日军的要精细些，但与实地也往往差距挺大。地形不熟，不懂民情，对抗联的战术也一知半解，因为它是“鬼子”。除了装备好，作战顽强外，再无优势。而这帮双枪将过足烟瘾，或是有烟土作诱饵，上阵也是不要命的，有时比日军还难对付。

1军独立师南下辉发江后的第一仗，对手就是这个邵旅的一个连。虽然将其击退，独立师也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四人，其中包括在南满巡视工作的满洲省委常委金伯阳。

1军要在东边道站住脚，必须严惩邵本良。

位于通化和柳河两座县城之间的三源浦，是东边道中部地区重镇，也是邵本良的一个重要据点，有邵旅的一营伪军和警察队、治安队驻守。金川县凉水河子镇，是邵本良的后勤兵站基地，邵部的军需补给及家眷都在那里，自然也有重兵防守。

权衡利弊，杨靖宇决定声东击西，佯攻凉水河子，奔袭三源浦。

独立师参谋长李红光，找到当地几个农民，让他们到就近的伪警察署报告，说他们看到红军了，红军要打凉水河子。见农民莫名其妙，面露难色，李红光道：你们照俺说的办，就是帮了红军的忙。

11月24日，就在邵本良带两连伪军匆匆离开三源浦后，早已在附近待机的独立师一阵猛攻，将镇子拿下。

正在琢磨下一个目标打哪儿，有人送来一封邵本良的信，是写给驻通化的伪军司令廖弼宸的，说他在东部驻有重兵，要廖部协防，防止红军突围。杨靖宇和李红光分析，觉得东部山高林密，邵本良不可能驻有重兵，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再询问送信人，送信人说信是在路上捡到的，就认定这是邵本良的一个圈套。杨靖宇给尚在磐石的1团团长袁德胜写封信，说他要从西部突围，命令袁德胜率部前去策应，并使这封信也落到邵本良的手里。

假信对假信。就在邵本良自以为得计，在西部布下重兵时，杨靖宇率部长途奔袭，一举拿下了凉水河子。

迅雷不及掩耳的两次奇袭，打得邵本良嗷嗷叫：俺就够鬼的了，杨靖宇比俺还鬼。

东边道的大小山林队拍手称快，都服了，说红军了不得，杨司令了不得。

转眼就是1935年夏，葱茏翠绿的世界，抗联健儿又游又击，大海中的鱼儿般欢快活跃。

8月上旬，杨靖宇率教导1团从金川县（今辉南县）河里出发，连续几天西行，准备偷袭柳河县城。都是夜间行军，到一地立即封锁消息，结果还是走漏了消息，“大尾巴队”一个营提前一天进入柳河县城。邵本良就有这等本事，人熟地熟，耳目又多，别人搞不到的情报他能搞到。这是其他伪军比不了的优势，也是这个胡子头敢在主子面前拍胸脯子“包打红军”，有时甚至不买主子账的资本之一。

柳河城不能打了，“大尾巴队”却像群恶狼似的跟了上来。

邵旅编制3个团，5团、7团邵本良随意调遣，12团就不大听使唤。对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张大帅，东北军官兵崇拜得五体投地，对同样出身的邵本良这样的收编队，就不大放在眼里，特别是从正规军校毕业的军官。而邵本良则认为军校出来的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上阵尿裤裆。三源浦和凉水河子被袭，12团团长是偷着乐的，5团、7团却觉得那是偶尔失手，红军不过是一群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庄稼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现在恶狠狠跟上来的“大尾巴队”，是7团的一个营。7团号称“老七团”，由邵本良亲自兼任团长，是这小子的起家队伍，军官大都是当年占山为王时的弟兄，抱团，为他两肋插刀，骄横、凶悍，一心想要报仇，恨不得一口把眼前这股红军吞了。

来得正好。杨靖宇听着侦察员的报告，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决定在清原县的黑石嘴子伏击敌人。部队隐蔽在路北山脚下半人多高的草丛中，距路边就几米的距离，路南是片大豆地，无遮无拦，第一阵排子枪响后就冲上去抓俘虏。

这一仗毙伤敌人60多人，俘虏10多个。“老七团”挺顽强，有的死不缴枪。

军部秘书长韩仁和给俘虏训话，开口即道：你们都把心好好地放肚子里，俺们不杀你们，马上就放你们回家，还发路费。

坐那儿流泪等死的，一副宁死不屈无所谓样子的，转着眼珠子伺机逃跑的，听到这话都愣了，之后是不信。“共匪共产共妻、群婚乱婚”呀，“让共匪抓去不是活埋，就是割头”呀，这类话听得太多了，虽未眼见，也怪吓人的。而一些山林队捉住“大尾巴队”的人是怎么处置的，倒不陌生，因为他们也那样干。

韩秘书长说：人民革命军打日本子，抗日救国，救中国，你们倒帮狗吃食打俺们，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的良心长哪去了？你们替日本子卖命，能捞到什么好？你们的爹妈和老婆孩子，不也一样当亡国奴，受日本人欺负吗？桓仁铧尖子日本守备队要娘儿们，把警察署警察的娘儿们都糟蹋了，你们的娘儿们就那么保险吗？你们也是中国人，心里什么滋味儿？俺们有句话叫“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今儿个是你们撵着打俺们，是自找的。俺知道放你们回家，有的还会跑回“大尾巴队”去，那也放，共产党说话算数。可你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要想着枪是日本的，命是自己的，别白搭上小命，爹妈和老婆孩子还要跟你背骂名。

9月，韩秘书长截听“大尾巴队”电话，得知7团后勤要从柳河县孤山子移防到八道江，由一个连护送10马车物资，还有一些军官家眷，部队就在必经之地葱岭等上了。当战斗进行到需要顾及到军官家眷时，只见这些女人不知什么时候都趴到路边小河沟里，抱孩子的把孩子死死地护在身底下。那水深处也只没过脚踝，那也不行呀。孩子哭呀叫呀挣扎呀，有的母亲竟然毫无直觉。当官兵们把她们拉起来时，有的孩子已经呛死了。

反应过来，包括邵本良的小老婆在内的这些女人，第一个动作几乎都是伸手去摘耳环，撸戒指、镯子。后来，再听谁讲红军是胡子，这些女人就说：别“扒瞎”（胡扯、撒谎）了，天底下还有给金子也不要的胡子吗？

1936年2月26日夜，1军又端了“老七团”设在通化县热水河子镇的团部。

邵本良“包打红军”的牛皮把自己吹破了。怎么办？以7团为主，配以相当数量骑兵，携带轻重机枪、迫击炮，组成一支精锐而又轻便的近千人的“讨伐队”。同时，要求所到各县的地方武装都要听他指挥，并要提供三架飞机助战，日寇一一应允。这样，天上地下，灵活机动，发现踪影，围追堵截，抓住机会，穷追猛打。

敌人最终在军事上击溃1军的那套战术，就是邵本良的这种战法提供的雏形。

东北十四年抗战，各地都有类似邵本良这样的铁杆汉奸。不过，像这小子这样有三架飞机供其调用的“陆空司令”，还真难找出第二个人，也够牛的了。只是被杨靖宇的伏击打怕了，再恼羞成怒，急于在主子面前挽回脸面，也不得不倍加小心。

把重机枪、迫击炮这样的笨家伙在山里藏起来，杨靖宇带着队伍就是一个字“游”。2月中旬，清汤林子，白天不便行动，就白天休息，晚上行动。看好个地方，就封锁消息等上了。鬼精鬼怪的邵本良看地形不利，空中侦察，地面不动。敌不动，我动或不动，要视情况。有时是派出小部队偷袭、骚扰敌人，有时是走，甩脱敌人，使敌人不知去向。有时还要故意搞出点儿响动，打一下警察署什么的，把“大尾巴队”再引过来，拖上一阵子又没影了。

从2月中旬到4月底，1军出通化，进辑安，然后柳河、桓仁、兴京、宽甸、本溪，先后转了七个县，行程约两千公里，4月30日在本溪县梨树甸子大东沟，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将这支尾随了两个多月的“大尾巴队”大部歼灭。

大东沟两山夹一沟，山大沟深，这种地形邵本良当然是不会轻易进去的。杨靖宇命令各部，将破衣烂衫什么的一路丢弃，尽显狼狈之状。而每天10点来钟就会出现在头上的飞机，则向邵本良报告这支队伍掉队的越来越多。当天上午，三架飞机飞临梨树甸子上空盘旋侦察，未见异常，邵本良就亲自率领一个加强营进了大东沟，子弹就从两侧疾风暴雨般泼泻下来。

这是一个“口袋阵”。等在沟口的是1师6团，中间是军部教导1团和1师少年营，还有几支山林队，守在沟里拐弯处的是1师3团。发现中了埋伏，前头的拼命往前冲，后面的不顾一切往回跑，都被顶住，中间的则被截成几段。突不出去，“大尾巴队”开始向两侧山上反扑。此时树枝刚刚打苞，离树叶关门还早着哩，视野非常好。官兵居高临下，沉着地据枪一个一个地“点名”。几门迫击炮还没架好，鬼子连长菊井少佐就见鬼去了。

一些老人说，沟底有条小河，河沟里的水都红了。

综合上世纪60年代初家乡党史人员调查当事人的资料和笔者采访到的老人的说法，进入伏击圈的500多人，跑掉的顶多不会超过50人，其中包括邵本良。这小子脚后跟中了一枪，在几个马弁拼死卫护下，趁乱溜了。

三个多月后，1军在通化四道江再次伏击“大尾巴队”，毙俘近百人。

梨树甸子伏击战，邵旅日本指导官英俊志雄大佐毫毛未伤，抹了满脸血躺在死尸堆里装死，竟让他混了过去。这次，这个“武士道”又如法炮制，打扫战场时被戳穿“东洋景”，官兵给他一阵乱枪，说“叫你装死”。

梨树甸子伏击战后，“大尾巴队”一蹶不振。

“大尾巴队”死了多少人，日本人当然不会心疼，问题在于曾被无比信赖的邵本良，这时已经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了。如果俯首帖耳听使唤，日本人也许会给他个什么闲差，安然无恙地吃他的卖国俸禄。这个桀骜不驯的胡子头，却坚持说他那套战法没错，那满金一个豆的少将是凭本事干出来的。当然他是和部下弟兄说的，却可能不传到日本人耳朵里吗？而且，有时对主子也来几句横的，那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道江伏击战，这个脚伤未愈就上阵卖命的汉奸，再次逃脱后住进奉天一所日军医院，不久就死了——据说是被毒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