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场就是悲剧

哈尔滨正东、紧挨着哈尔滨的巴彦县，有支东北工农反日义勇军，又称巴彦游击队，创建人是共产党员、清华大学学生张甲洲。1932年4月，受河北省委、北平市委派遣，与在北平读书的东北籍学生张文藻、郑炳文、于九公（于天放）、张清林等人，回东北参加抗战。他们与满洲省委取得联系后，来到张甲洲的家乡巴彦县七马架子，拉起一支约200人的队伍，张甲洲为总指挥，原巴彦县保卫团团总王家善为副总指挥，原巴彦中学校长孔庆尧任参谋长。

如今“清华”二字如雷贯耳，清华学子让人肃然起敬，就更不用说那个年代了。只是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耍枪杆子的事，就没怎么把几个学生放在眼里。队伍初创，几个只搞过学生运动的热血青年，也不知该如何举足投步。不久王家善和孔庆尧带着自己的人马走了，队伍减员一半。张甲洲着急上火，派郑炳文、张清林到安达组织武装，他自己去大烟沟联合胡子队“绿林好”，共同抗战。

6月，罗登贤审时度势，派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游击队，先为省委代表，后任参谋长，意在巩固、发展、壮大这支党领导的反日武装。

这时，队伍又发展到200多人，农民、工人、士绅、知识分子、大排队、胡子，什么人都有。张甲洲的宗旨，只要打日本子，什么人都要。赵尚志赞同这种做法，但他认为这支队伍需要改造。且不说胡子、大排队出身的，就是正儿八经的农民，那种自由散漫的作风也是要不得的。就提出建立“中心队伍”的思想，使之成为旗帜、样板，来影响、带动，乃至改造全队。

张甲洲一腔热血，路子也对，只是一介书生，哪带过这样三教九流的队伍呀？管严了，一些人受不了，跑了，不跟你干了；管松了，扰民，不用敌人打，自己就垮了。他很认同赵尚志的意见。几个党员一商量，从所属的3个大队中，选出20个年轻、健壮、思想品质比较好的队员，单独编成个“模范队”，党的主张，部队纪律，先在模范队中贯彻执行。长官不许打骂士兵，谁也不准打骂勒索百姓，不许抽大烟，不许说胡子黑话，等等。

“老太太，你别惊，过了胡子就是兵。”那些“打精米，骂白面”的人中，还包括腰挂“镰刀鱼”（刀鱼、带鱼，这里指刀）的警察。那时在老百姓眼里，除了胡子，没有比被拆解为“丘八”的兵再臭、再可恨的了，警察则是“警察狗子”、“马路橛子”。在草民百姓眼里，这些扛枪挎刀的人，天生就是对他们施暴的。不打骂、祸害百姓的军队，谁见过？至于当官的打骂当兵的，老兵欺侮新兵，也是世代相传，家常便饭习惯了的。

那时大小当个官，在下级面前就端着架子，弄出许多特殊、不同来，仿佛不如此就不叫官了。后来的抗联领导人，有的也未脱俗，有的还吃小灶。从巴彦游击队的省委代表、参谋长，到抗联3军军长、总司令，赵尚志始终如一，在生活上没什么与士兵不同的地方。

平时，赵尚志喜欢和士兵唠嗑。家在哪旮旯呀，爹妈身板硬实吗，娶媳妇了吗，上队前干什么呀，为什么要上队呀，对队伍有什么不“乐意”（满意）的地方呀。那时的人特别怕官，平时再油嘴滑舌的人，见官也难免舌头发硬。有时几个人唠得正热火，赵尚志过去了，立刻就噤声了。慢慢地就好了，谁有什么想不开的事了，就想找“小李先生”唠唠。

这时，赵尚志化名“李育才”，二十四岁。这一年打下巴彦城后，他和同志们有张合影，十几个人中明显的一张挺圆的娃娃脸（与电视剧《赵尚志》中扮演主人公的演员高强的脸型，正好相反），个子也小（2004年6月，在长春般若寺发现赵尚志的头颅后，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鉴定，根据颅骨测量推断身高为1.60至1.63米之间），队员都叫他“小李先生”，亲切中透着尊敬。没人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小李先生”，很快就会叱咤风云，威震北满，成为日本人心目中的“大大的赵尚志”。这时在大家眼里，这个“小李先生”只是见识广、人缘好，又直性，说话办事特别“隔路”（特殊、与众不同），而且隔路得挺对心思。

1932年11月，巴彦县委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这样评述这支队伍：

在群众工作上建立了士兵会，发展了组织，在生活方面逐渐改善他们生活，衣物鞍马都平均来分配，打击过去个人的自私观念，改正他们的土匪意识和流氓行为，在过去他们不分穷富，乱打、乱抢、打骂庄稼人，现在他们与庄稼人都很和善。

过去土匪吃鸦片的很多，现在几个队伍只有一、二队和洋炮队里有几个，其余少年队和教导队里一个也没有了。

1932年7月，巴彦县城成立伪政权，城外仍是义勇军的天下。张甲洲和赵尚志率队西渡少陵河，到西集镇以北、呼兰县东部一带活动。所到之处，只要反日都欢迎。8月东返时，游击队扩大到800人，全是马队。8月12日，张甲洲和赵尚志就与活动在巴彦县东北老黑山的原马占山所部的才团（因团长才鸿猷姓才而得名。——编者注），在木兰县蒙古山活动的“绿林好”联系，约定鸡叫头遍为号，联合攻打巴彦县城。

8月13日天亮就打了下来，并活捉伪县长。

打下巴彦城，反日军声威大震，才团团长才鸿猷自封旅长，让“绿林好”头子当了团长，又想吃掉游击队。建立模范队，让一些人感到稀奇、高兴，那些抽大烟的，习惯了“打精米，骂白面”的，就觉得受不了，只是没机会。这回才鸿猷封官许愿一拉拢，这些人一串联，呼啦啦都跑了，只剩下以模范队为骨干的不到200人。

两个多月后，这支队伍又发展到700多人，而且更加像模像样了。模范队改为少年队，为培养干部还成立了教导队，队内建起士兵委员会、反日同盟会，还发展了11名党员。

9月，得知呼（兰）海（伦）铁路上的康金井车站来了20多个日本兵。赵尚志和张甲洲等人一商量，决心吃掉这股敌人。半夜时分，100多骑兵将车站包围，同时扒毁铁路，剪断电话线。听说这次是打日本子，官兵摩拳擦掌，都憋着一股劲。哪知鬼子提前走了，结果车站和康金井镇的伪军，被打得落花流水。

10月底飘雪了，筹集越冬物资成了第一要务。

游击队决定攻打东兴县城，很顺利地打了下来。敌人反攻，伪军、大排队、红枪会人多势众，从中午战至深夜，不得不突围出城。伤亡百余人，缴获物资未带出来，携带枪械、用具也丢弃不少。赵尚志在十字路口指挥战斗，左眼被弹片击中，血流满面，从此失明。

东兴战斗失利，对这支队伍的打击是沉重的。

更要命的是，“北方会议”精神传达下来了。

1932年10月，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来到巴彦游击队，传达省委指示，主要内容为：一、将东北工农反日义勇军，即巴彦游击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36军江北独立师；二、成立独立师军事委员会，张甲洲为司令，赵尚志为第一政委，吴福海为第二政委，政委均为省委代表；三、实行土地革命，创造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

7月上旬，“北方会议”结束不久，省委派人来传达“北方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要求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赵尚志和张甲洲认为不能这样搞。他们并不是认识到“北方会议”精神是错误的，而是认为省委不了解下边的情况。巴彦这么多反日的大粮户，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家伙呀？就没当回事儿，仍是过去的老路数，凡是反日的就是朋友，就支持，就联合。

这回仍是据理力争，只是个人意见可以充分表达，省委指示却是必须执行的。

从此，就打起红军的旗帜，打土豪，分田地，边抗日，边进行土地革命。

之前宣传反日救国，许多大粮户出粮出钱出马出枪，支援游击队。现在鬼子、大户一起打，大户们不干了，说小鬼子欺负俺们，共产党、红军也不饶过俺们，没活路了！

本来就在分化、动摇着的有产阶级，迅速成了敌人。

东兴战斗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主武装都成了对头，而且打得很顽强。

原来队伍中有不少大户子弟，最早发展入党的11个人中，还有两个。这回独立师以大户为敌，纷纷离队而去，还带走不少人。

一些原来经常联合作战的山林队，也不愿与独立师合作了。

赵尚志忧心忡忡：好虎架不住群狼，都“起哈子”（合起伙来、一齐起来，“哈”音há）打咱们，还怎么打日本子呀？

有人认为，张甲洲一开始就走的地主路线，要对他发动斗争。以赵尚志为首的党员，则是放弃了党所赋予的任务，忠实地执行了土匪式的地主富农路线。

当时，要让这些在第一线滚打的人搞清这样的“路线”问题，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在实践中本能地意识到，反日不能这么个反法，这样反下去就把自己反得没路走了。可要他们不执行、反对省委的指示，也是不可能的。这道理也像前者一样，是太普通、太简单了。

前面写过的汤原游击队，后面将会陆续写到的各支队伍，其诞生和成长历程，无不得益于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的指导、支持，同样也无不受到“北方会议”的干扰、破坏，乃至摧残。由于各地斗争环境的差异，“北方会议”精神传达的早晚，受其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而巴彦游击队距省委最近，首当其冲，成了重灾区。

张甲洲从北平回东北时没带组织关系，“北方会议”后又被视为执行地主路线，这时省委已不再认为他是党员了。这位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巴彦游击队（现在是红36军独立师）的创建人，虽未公开反对省委指示，但那矛盾、隔阂已是难以消除了。

赵尚志伤愈归队后，见队伍成了这个样儿，在官兵心目中一向都是有一套的“小李先生”，也无能为力。他曾公开表示，省委指示是错误的，省委不了解这里的斗争情况。对于有人主张发动反张甲洲的斗争，他也没有执行。这就招致了11月20日满洲省委《关于撤销小赵同志工作的决议》，认为赵尚志搞了右倾机会主义，执行“富农路线与军事投机军官路线”，持有“北方落后论”、“满洲特殊论”的观点，决定“撤销赵尚志同志过去省委所付托的省委代表任务”，应分配到下层群众中去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一个多月后，赵尚志在泰来县看到这个决议。独立师12月上旬自安达站西进，准备与马占山旧部邓文、李海青的义勇军合作抗日，到达泰来得知邓、李所部已去热河。遂决定向汤原地区进军，到那里开辟地盘，进行武装斗争。

这是一次艰难、漫长、危机四伏的进军。数九隆冬，大雪纷飞，沿途地主武装不断骚扰。尽管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也不能不执行省委决定。打土豪，没法分田地，就分粮食，分车马，分浮财，一些穷人不敢要，就硬给人家送去。

就这么一路折腾着，经林甸、明水、依安、拜泉、通北、海伦、绥棱、庆城，进入铁力县境时，有队员误缴鄂伦春人的两支枪。后面将会写到，日寇挑拨民族关系，收买少数鄂伦春人袭击抗联，北满抗联没少吃亏。可眼下日寇还没来得及做这等工作，而游击队一路不断遭遇敌情，到处都是对头，有些神经过敏，见到扛枪的人就想先下手为强，应属一种擦枪走火的意外。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枪是他们的饭碗和命根子，这下子火了，两百多人围打游击队。官兵饥寒交迫，疲惫不堪，鄂伦春人几乎个个都是神枪手，队伍伤亡惨重。

一个东兴城战斗，一个遭鄂伦春人攻袭，是巴彦游击队成立后两次最大的失利。而比什么样的失利都更难承受的，是“北方会议”后的孤家寡人抗战路线。之前可以白手起家，每次受挫都能迅速恢复生机。照眼下这条道走下去，上上下下都明白，没多少指望了。

这时已是1933年1月上旬，春节将至，离汤原也不远了，大都是巴彦县人的官兵，纷纷要求回家，不得已只好西返巴彦。待到巴彦县骆驼砬子山时，已经溃不成军，带不下去了。

“九一八”事变后，哈东最早兴起的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就这样消逝了。

未打死一个鬼子，先丢了党籍

赵尚志和张甲洲、吴福海等人来到哈尔滨，找到满洲省委。

省委召开几次会议，研究巴彦游击队失败的原因，认为赵尚志右倾，执行了地主富农路线，不讲少数民族政策，是游击队溃败的主要责任者。

省委决定，开除赵尚志的党籍，给予吴福海留党察看处分。张甲洲已不被视为党员，也就谈不上处分了。

省委责令赵尚志检查错误，他不但拒绝了，还找省委领导申辩、理论，有时言辞很是激烈。有人给省委写信，说他“对党的领导机关敌视谩骂以至脱离党的态度”。

1935年1月12日，在《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恢复赵××（赵尚志——笔者）同志党籍的决议》中，说“赵××同志在领导张甲洲队伍中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当时省委执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1·26”指示信（1933年1月26日王明代中央起草的写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提出联合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编者注）已经发表近两年了，省委已认识到自己“左”了，可赵尚志那顶“右”的帽子，是那么回事儿吗？

无论怎么回事儿，在赵尚志的眼里，真理都是简单的。以“反日”为口号，到处是朋友，队伍受挫很快就能重整旗鼓。而在省委领导人的眼里，真理同样是简单的，那就是中央决议是不容置疑的。

从赵尚志二十四岁的照片上看，那张娃娃脸上眉毛挺重，眼睛不大不小。当年曾和他并肩战斗的抗联老人，都说他的眼睛特别亮，有人还说这辈子就没见过那么亮的眼睛，特别是生气、发怒时，剑刃般灼灼逼人。还有，赵尚志的嗓音特别洪亮，而且能言善辩，理论一套一套的。而包括笔者采访时还在愤怒地指责他的人，都说这人性子太直，脾气暴躁。

好不容易搞起来的队伍垮了，党籍也不明不白地没了。就不难想象这个爱咬死理的脾气暴躁的直性子，当他的申述被置之不理时，因负伤而只剩下的一只右眼，那目光会怎样的灼灼逼人，那张不饶人的嘴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这就是赵尚志，一个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的、几乎注定就是悲剧性的人物。

1908年10月26日，赵尚志出生于热河省朝阳市（今属辽宁省）三区王伦沟乡喇嘛沟村。近一个世纪后笔者到朝阳采访，我们的民族英雄的故乡，早已改称尚志乡尚志村了。

赵家为书香门第，赵尚志的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家境比较优裕（赵尚志最后一次被开除党籍后，就有人追究他的“阶级根源”）。父亲赵振铎曾任县自治会副会长、县议会副会长，为人正直、侠义，思想开明、进步，有反抗精神，是当地受人尊敬、颇有影响的人物。《朝阳县志》载称：“晚清附生（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即秀才——笔者），民国五年（1916年）四月创办清乡会，发展会员千余人。以抗苛捐杂税、打击贪官污吏、缉捕匪盗、储粮备荒为宗旨，与朝阳县长孙廷弼发生数次武装冲突，打死警察12人，缴获其枪支马匹。同年六月，孙廷弼调兵血洗清乡会。失败后，携家经北京辗转至哈尔滨定居。”

1934年，赵尚志已是威震哈东的“赵司令”。日本宪兵侦知赵家在道外区16道街附近的集良街，将父亲抓去，让他劝儿子别再反满抗日。赵老先生受尽折磨，坚不吐口。母亲张效乾四处求人借钱营救，有人怕受牵连，闭门不见。张效乾昂然道：你不用怕，俺不会再来了，但俺要告诉你，俺儿没做坏事，他是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后来是把五间青砖房卖了，才把人赎出来。一家人逃去北平，七七事变后又迁居上海、香港、贵阳、重庆、西安等地。

赵尚志兄弟姐妹十一人，他排行老六，二哥三姐一弟四妹。小弟赵尚武，七七事变后参加八路军，曾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音乐队副队长，1943年反“扫荡”中在河北阜平牺牲。二哥赵尚朴，1932年入党，1938年去延安，离休前是哈尔滨市人大副主任。大妹赵尚英，30年代参加左联，抗战后参加抗日救亡宣传队，1948年到东北解放区从事文艺工作。三妹赵尚芸，1932年被组织派往上海团中央受训，之后一直从事革命活动。

赵尚志从小胆大。乡间狗多，小伙伴去谁家，都是他在头里。再凶的狗，见他不叫不咬，老老实实的，连大人都觉得奇怪。

据说，赵尚志在街上玩，碰见三个孩子在那儿谈理想。一个说，俺家都是庄稼人，将来粮满仓，畜满圈，吃不愁，穿不愁，胜过有钱住高楼。一个说，俺长大了要当保长，吃香的，喝辣的，多美呀。第三个孩子鄙夷地瞅着他们，说老子长大了当县长，都管着你们。赵尚志上去薅住“县长”领子：俺就当个打县长的！

赵家搬到哈尔滨后，生活顿显拮据。父亲在一家火磨（米面加工厂）记账，大哥在一白俄家赶马车，不久去苏联打工。赵尚志先给一白俄老板当杂役，后来又到一家首饰店学徒，与二哥做卖面粉、月饼、烧饼的小生意，在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支行道里支行当信差。1925年，大哥从苏联寄回一笔钱，家境好转，十七岁的赵尚志到许公中学读书，先为补习生。他在朝阳县立高小读过三年书，主要是天资聪慧，当年即考入中学。

青年学生敏感、热情，精力充沛，学校又是个新思想流行的地方。赵尚志从小胆大、机敏，善于独立思考，过早的社会底层打磨，又使他比一般同学敏锐、成熟。而这一切迸发出最初的光芒，是在上海“五卅”运动后，迅速席卷各地的反帝爱国风暴中。

6月12日，哈工大、六中、三育、东华等学校代表，集聚普育学校，决定响应哈尔滨市救国后援会的号召，在学生中开展募捐活动，支持上海。赵尚志是许公中学代表，回校被大家推选为学生自治会副会长兼交际股长。在校园，在街头，在闹市，洪亮的嗓门，奔走的身影，怀揣着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世界，热血青年，豪情万丈。

接下来，在声援“五卅”运动中入党的赵尚志，在郭松龄倒戈引发的反奉运动中被开除学籍。

这时正值黄埔军校第4期招生，中共中央通知各地党组织选派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考，为武装斗争准备人才。听说这个消息，赵尚志喜不自胜，党组织也同意他去。一是因为他这个人适合学军事，二是反动军阀到处抓人，留在东北很危险。

从冰天雪地的哈尔滨，来到花红柳绿的广州，赵尚志被广东的革命形势激动着。他的形势可是不妙。笔试文化程度，口试对三民主义的认识，都没问题，在“体格试验”上卡住了。当年和现在，在广东人心目中，东北人都是身高体壮的大汉形象。眼前这个小伙子，倒是一口正宗的高粱米、大子口音，那个头在广东人堆里也只能算小个子。

赵尚志急了：俺就不明白了，这国民革命还怕人多吗？俺大老远来到这旮旯，你让俺去哪旮旯？当“街蹓子”（流浪街头，“街”音ɡāi）呀？俺也没钱了，俺也回不去了，俺也不走了，就在你这旮旯吃军饷了！

在许公中学，赵尚志是个穷学生，也是个好学生。而在黄埔军校的经历，却鲜有记载。很翔实的上中下一套《黄埔大传》连同附录的“同学录”中，甚至找不到“赵尚志”三个字。但是，当这个好像天生就是来这个世界扛枪打鬼子的铁铮铮的汉子，终于感动上帝踏入黄埔军校后，还会有人怀疑他不会竭尽全力吗？

赵尚志的治军带兵生涯，是不时可见黄埔军校影子的。

1926年夏，赵尚志回到东北，翌年3月在长春被捕。

受审时，敌人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他说俺是国民党员。问他信仰什么，他说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信奉基督教，滔滔不绝大讲三民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入国民党者，基督教徒居多，遍及东三省。基督教以舍己救人为宗旨，国民党重在舍身救国，彼此主义相同。三寸不烂之舌，一时间也弄得敌人一头雾水。

在奉系军阀统治的东北，国共两党都处于地下，关系也未完全破裂，共产党员可以跨党加入国民党。党组织派赵尚志到长春，协助长春特别支部负责人韩守本筹建国民党吉林省党部，通过统一战线方式更有利于开展斗争。

鞭子抽，棒子打，坐“老虎凳”，用子弹壳刮两肋和前胸，豆粒大的汗珠从赵尚志的脸上直滚，他一声不吭，只听牙齿咬得咯咯响。戴副近视镜，文弱书生模样的韩守本也不含糊。敌人就把他们押赴刑场。枪声响了，三个胡子应声倒地，他们两个好好儿的，原来是让他们陪决的。开枪前让他们跪下，赵尚志说老子要站着死。没死了，韩守本说尝过死的滋味了，也就是这么回事儿。

1931年12月，经组织营救，赵尚志与18名同志获释出狱。

从1925年夏入党，到“九一八”事变，6年间，赵尚志一多半时间是在狱中度过的。

问题在于敌人抓他、打他是正常的，在共产党内，和自己人怎么也说不清、道不白呢？

风打麦波千层浪，

雁送征人一段愁。

披靡无术，

被屏逐于千里之外。

写给朋友的这首小诗，道白了他的心境。

后面将会比较详细写到的终老本溪的方未艾老人，当时是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赵尚志、杨靖宇、金伯阳，还有建国后的著名作家舒群、杨朔，都是他那儿的常客，赵一曼去的次数最多。不管什么时候来了，有什么吃什么，谁也不把自己当外人。杨靖宇去磐石前，一双鞋不行了，见床边有双新皮靴，一试挺合脚，就穿走了。

1933年春节前后，杨靖宇来了。方未艾说：赵尚志哪去了？好久没见到他了。

杨靖宇说：小赵在巴彦游击队犯了错误，是李立三路线。

过了半个月左右，赵尚志来了，瘦了，一脸疲惫，眼里网着血丝。

两个人唠一阵子，赵尚志道：省委把俺开除了，不要俺了。俺窝囊了这么些日子，也寻思开了。打日本子，不分党员、非党员，每个中国人都有份，谁也不能挡俺。

1932年4月，中东铁路日本军列往来不断。14日夜，根据省委指示，赵尚志和商船学校学生范廷桂，在哈尔滨市郊成高子车站附近路轨埋设炸药，颠覆一列军列。据《盛京时报》报道，日军死11人，伤93人。这应该是东北共产党人直接痛击侵略者的最早战果。说赵尚志未打死一个鬼子，先丢了党籍，显然不妥。只是这位黄埔4期生梦里鼓角连营，渴望的是率军纵马疆场，没想到果真一试身手，竟是这个下场。

这时赵尚志家里最着急的是他的婚事。且不说抱孙心切的母亲，连一向主张婚姻大事儿女做主的父亲，也有点儿沉不住气了。在那个年代，二十五岁绝对是个大男了。街坊邻居那些一般大的小伙子，没有不当爹的了。要是换个人，找个心仪的姑娘，这辈子可能就改弦易辙过自己的小日子了。而且对于愁苦、郁闷的年轻人，这也不失为一种解脱的方法。可这样就不是赵尚志了。婚姻意味着责任，大英雄、伟丈夫赵尚志，承担不起这份责任。

从黄埔军校学习回来，哈尔滨地委分配他负责地区的妇女工作。让这样一个还一身军校气息的硬汉专门做妇女工作，未免不伦不类，甚至滑稽，可他二话没说。开除党籍，省委让他担任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席，这回他拒绝了。

之后，省委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家人也不知道，方未艾这样的同志、朋友也不知道——赵尚志好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独行侠

3月的哈东，北风卷着雪粒子在旷野逞威，枯草的梢头在雪地挣扎，树林子东倒西歪地号叫，天地间灰蒙蒙的。待到太阳出来了，满世界雪亮冰莹，那些出没山野的野兽不知什么感觉，那人就得眯缝着眼睛。

冰天雪地中，一个人手里拄根棍子，在雪野间跋涉、独行。累了，原地站一会儿，或者找个背风的地方歇一会儿；饿了，从胸前棉袄里掏出个包米饼子，朝贴身的一面啃几口。饥肠辘辘不赶劲，就把冻得铅球、铁饼似的饼子在石头上摔碎，一块块捡起来放嘴里嚼着化着。远近不时有狼嗥声，晚上周围闪动着绿莹莹的眼睛，紧赶慢赶也赶不上一户人家，就在雪地间燃堆火，打发掉这个雪夜。至于那一帮一伙的胡子，一言不慎，整死你就像踩死只蚂蚁。有时则完全取决于人家的心情好不好，那一刻是不是想拿你寻开心。

赵尚志这个没了党籍的人，如此“无组织”、“无纪律”地在哈东的冰天雪地中跋涉，是在寻找一个叫孙朝阳的人。

《朝阳县志》载：“孙朝阳（1904—1934年），汉族，本县人，字兴周，因朝阳籍人，绰号朝阳。初以经商为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正行商于吉林阿城，毅然将资本献出作为抗日经费，拉起1500多人抗日队伍，活动于宾县、珠河、延寿、方正等县境内。1932年9月，率众2000余人攻占宾县，建立抗日军政府，翌年4月撤出。此间曾诈降后从军中组织哗变，使日军受挫深重。继在阿城境内活动时与日伪军激战，伤亡惨重。当时赵尚志曾以家乡人身份投靠相助，不久因形势不利而撤走。孙于1933年10月24日，于哈尔滨去北平的火车上被俘，拒不降服。1934年春，被日军杀害于哈尔滨南岭。”

在哈东大大小小的义勇军中，“朝阳队”是支较大的队伍，队员成分也好，反日也坚决。但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赵尚志，去投奔这支队伍，主要的原因，或者干脆就是因为“朝阳”两个字。就是今天在哈尔滨见个朝阳老乡，也要平添几分亲热，更不用说那时候了。倘连慕名而来的老乡都不收留，那就太不讲究、不仗义了，难在江湖上混了。

在宾县东部山里，赵尚志见到“朝阳队”的一支队伍，人家却根本没把他瞧在眼里。

赵尚志那样子也实在太不起眼了。黑裤子黑袄，腰间扎条麻绳，脚上乌拉，头上狗皮帽子，像那两只“手闷子”（只分出拇指的棉的或皮的手套）一样油渍麻花的。这些都没什么，“朝阳队”那人也不比他强哪去，关键是个子小，身板也单薄。那眼睛倒是贼亮，亮得叫人心动，透着股刚劲硬气精神头，左眼眶下却有块月牙形伤疤，那眼珠一动不动，瞎了。

是个独眼龙。有人喊了声，一些人就凑过来，嬉皮笑脸地取笑着。这个说就你这小样儿还要打日本子呀？给日本子垫马蹄子都不够个。那个说俺看行，现成的一只眼，瞄准多方便省事呀？一些人就哄堂大笑。

赵尚志不理不睬，见过来个骑马的头目，就上前抱拳施礼道：这位当家的，俺要打日本子，“朝阳队”是打日本子的，俺要上队，请当家的收留。

头目瞅了赵尚志一眼，面无表情，只管策马向前。

赵尚志一把抓住缰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俺是中国人，俺要打日本子！

如果赵尚志有支枪，或是有匹马，是不用费这番口舌的。不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能从这样一个人口中说出来，而且朗朗上口，这个头目就不由得打量起这个脾气好像挺拗的小伙子。

赵尚志适时地追上一句：俺是热河省朝阳县人，跟你们大当家的是同乡，俺就是来扑奔他的。

头目说：这打日本子可不是“打哈哈”（开玩笑）的事，你能干什么呀？

赵尚志道：只要能为反日出力，干啥都行。

这个头目正好缺个马夫。

有人说，赵尚志这辈子，从零起步的时候太多。

赵尚志到巴彦游击队时，那省委代表是何等身份？任参谋长、第一政委（还有说是政治部主任）时，仍是省委代表。又来个省委代表，他是第一代表。满洲省委认定他要为巴彦游击队失败负主要责任，因为在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中，第一党代表的权力，是超乎一切人之上的。而今在“朝阳队”，他连个大头兵都不是，与火头军差不多，甚至还不如人家。

入党也得从头再来，而且来了一遍，还得来第二遍，直到牺牲还是个被开除党籍的人。

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时，赵尚志在团省委工作，两个人后来都被“永远开除党籍”。刘少奇那个“永远”是11年，赵尚志那个“永远”虽然5个月后被拿掉了，开除党籍却长达42年——不知道这是不是个什么纪录。

马夫的任务，就是喂马牵马遛马管好马。

从江西到陕北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马夫，新中国成立后有的当了门卫。赵尚志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用句现成的俄罗斯谚语，叫“口袋里是装不住锥子的”。

最初的印象，是这个小个子马夫勤快，心肠热，谁有难处就伸手帮一把。平时没事去伙房帮着烧火、做饭，行军牵马还常为别人背点儿东西。很快又发现这人嘴茬子厉害，能说会道，肚里有货，奉天呀，吉林呀，哈尔滨呀，天南地北讲什么都一套一套的。只是讲到广州这时节穿“汗褟”（夏天穿的短袖贴身小褂）还出汗，大家就都有些疑惑。“朝阳队”里，原东北军、破产农民和胡子，约各占1/3，而无论什么出身，根上大都是庄稼人。那时的庄稼人，去趟县城就挺开眼界了，说谁去关里了，就觉得这人这辈子回不来了，得扔那边了。宾州没去过也听说过，这广州在哪旮旯呀？天底下还有这么个地方吗？

在巴彦游击队，“小李先生”再没架子，队员们也不能不仰视他。这回可就倒过来了，任何人的目光都是居高临下的。平时没事见到他，就喊马倌，过来来一段。逐渐地，人们就往他身边凑了，目光也开始向上瞅了。即便仍是喊他过去来一段，那话语中也不能没有一种敬意，觉得这个人挺了不起，不是一般人了。

赵尚志终于一展身手，是指挥“朝阳队”打下宾州城。

准确时间不大好说，大约在春季。像“朝阳队”这样一支千多人的队伍，无论什么时间都不能不使敌人警惕的，有机会就想吃掉它。这次日伪军是三路围攻。孙朝阳得知探报，赶紧召集会议。硬顶不行，一些人说就从没敌人的一面走，一些人说那可能正是敌人设的圈套，等着咱们往里钻呢。孙朝阳拿不定主意，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着急上火。

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赵尚志自然成了会议中心。关系到“朝阳队”的命运，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人们就想听听他们心目中的能人有何见解。

赵尚志已经胸有成竹：打日本子，打日本子，这日本子就得打，硬打硬，打不过，就挑他软和的地方打。哪旮旯软和呀？俺看眼下宾州城就挺软和。那旮旯的日本子和汉奸队，都奔咱这地界来了，咱们就抽冷子把它的老窝端了。

赵尚志边讲边比画，还用草棍在地上画着。

有人就把马夫的退敌之策，向孙朝阳报告了。孙朝阳眼前一亮，重新开会，让这个马夫老乡再详述一遍，当即决定赵尚志为这次战斗的总指挥。并许诺如果此战得胜，就任命他为“朝阳队”的参谋长。

赵尚志以一部为疑兵，在山中牵制敌军，大部做好撤离准备，伺机跳出包围圈。他自己率领一队精锐，利用夜色掩护，直插宾县县城宾州镇，天亮前赶到就打。

宾州距哈尔滨60公里，为哈东重镇，平时守备森严。这时主力都出发“讨伐”“朝阳队”了，留守部分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突然间听到枪声大作，立刻慌了。

战斗正酣，赵尚志下令停止射击，单枪匹马跑到城下大喊：快去报告你们的县长，就说李育才要跟他谈判。文谈，打开城门让俺们进去，那你还是中国人，缴枪留命；武谈，那你们就是汉奸，打进城后全按卖国贼治罪！

敌人也不知来了多少人马，有人知道李育才就是攻打巴彦城的“小李先生”，就更是腿肚子抽筋，就把西城门打开了。

在敌人眼里，“朝阳队”就是帮胡子，实际也真有些胡子的味道。胡子规矩多多，基本都是些封建迷信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无论如何不能走西门——那不是上西天了吗？

敌人也挺狡猾，可赵尚志还管这个吗？

敌人根本没想到对手会来这一手，赶紧回师增援，“朝阳队”顿时转危为安。

马夫当上参谋长，孙朝阳没有食言。

赵尚志这辈子，无论怎样跌跌撞撞，命运多舛，都是凭真本事干出来的。

珠河游击队

还得来句“话分两头”。

为纪念民族英雄赵尚志，1946年改名尚志县（今尚志市）的珠河县，位于哈尔滨东南部。东邻苇河县（后并于珠河），西连阿城县，北与宾县、延寿县、方正县接壤，中东铁路东线东西横亘其间，把珠河县一分为二为铁路南和铁路北两部分，通常称道南、道北。铁路沿线城镇，像乌吉密、珠河街、一面坡、苇河、亚布力等，很早就有外国资本进入。1932年7月13日，《中共珠河特支给省委的报告》中说：“侵入珠河之外国资本，由日本帝国主义之五常采木公司及在一面坡之商店，法美之大粮商。商品之推销，日美法中，日本商店占优势。白党（白俄——笔者）之商铺和苏联之中东路苇沙河之采木公司，及商店在珠河经济上有地位。其他中国城市资产阶级都是在乡村，所有土地之地主同时于城市经营工厂、商店。‘九一八’事变以前，珠河市场主要是日本与苏联之角逐场。事变后，珠河经济陷入不可收拾之混乱状态，必然的城市乡村之劳苦群众更惨苦地破产，使他们土匪化，向城市乡村进攻，恣意掠夺，因此，无秩序的经济更破灭起来。”

1930年8月，珠河县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仅有的3名党员都是朝鲜（族）人。之后改为特支，建立县委，1932年9月扩建为中心县委，有党员47人，活动在珠河、苇河、五常、延寿、方正、宾县等县。

像汤原中心县委一样，珠河中心县委自“九一八”事变后，就致力于创建武装。

珠河地区红枪会的力量非常强大，高潮期曾有几万人，“口号是打胡匪打日（本）”。打胡匪是保家乡、护地面，打日本是保国家，保家保国挺好的。中心县委派人到几支队伍中工作几个月，红枪会溃散后，又试图收拢人员建立反日武装，都无果而终。接着又在土地革命的大背景下，派人收编地主的大排队，结果可想而知。还派人到山林队中策动哗变。总之，凡是能够想到，并觉得可行的，都无一例外地行动了，也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还牺牲了几名党员。

这期间最成功、影响也最大、到了还是失败了的是策动苇沙河伪军哗变。请看抗联退到苏联后写的、应该说比较原汁原味的《抗联三军史略》中的两段文字：

一九三三年三月，我们的先烈——金石魁同志，以坚定的革命工作精神到苇沙河“满”军中组织了三百余名满军哗变。这一哗变不仅鼓起了中东路沿线的民众更汹涌的救国热潮，也不仅鼓起了红枪会及反日山林队的斗争情绪，而且对“满洲国”实力给以很大的动摇。珠河反日总会当时为加强在哗变队伍领导，为胜利进行反日战斗计，即刻选拔张连科、金策等十余名同志到该哗变部队中去工作，把它变成工农革命军的团部，一个营、四个连，在“创造苏维埃红军”的口号之下开始行动着。

我们在这一部队里着手工作不过半个月，与官兵关系逐渐疏远，他们都不愿接受我们的口号和行动方法。这主要因为当时群众只知抗日，不知“苏维埃红军”是什么。就是说，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我们所提出口号不同之故，因而我们同志再不能照旧在该部队里继续工作了，就号召受我们影响下的三十余名士兵群众，孤树起珠河工农革命游击队的旗帜。这样分裂后，不过一个星期，又与在我们影响下的士兵群众发生意见冲突，我们的武装被他们解除了。我们诚恳承认，这种分裂，并不是群众与我们分裂，而是我们因固守北方会议路线的口号所制造的分裂和失败。

“北方会议”把自己的巴彦游击队都搞垮了，在人家的队伍里搞这一套，行得通吗？

“我们的武装被他们解除”的时间是5月1日——就是这一天，珠河中心县委接到满洲省委转达的“1·26”指示信。

这年春天，珠河中心县委又派几名党员到“朝阳队”中工作，与“独行侠”赵尚志不期而遇。可若不是这时已经开始了反帝统一战线的抗战路线，还是“北方会议”那一套，等待着即将正式组建的珠河游击队的，会不会还是巴彦游击队的结局？

“朝阳队”秧子房掌柜的李启东，近四十岁的样子，中等个头，圆脸，挺壮实，沉稳朴实中透着成熟、干练，颇得孙朝阳的信赖。

“秧子房”就是关押人质的地方，“秧子”就是人质，那时都叫肉票。“掌柜的”就是管事的、说了算的人（那时夫妻之间，妻子称丈夫也是“掌柜的”、“当家的”，丈夫称妻子“屋里的”）。胡子的组织结构，头领叫“大当家的”，如有副头领则是“二当家的”，下面分为“里四梁”、“外四梁”。“里四梁”，一是“炮头”，即带队打仗、冲锋陷阵的人，要枪法好，生死不惧；二是“粮台”，管理胡子吃喝的头目；三是“水香”，掌管纪律和站岗放哨的；四是“翻垛的”，即军师，有文化，会掐算，胡子行动都由他推算黄道吉日，奔哪个方向吉利。“外四梁”，一是“秧子房”，胡子的主要活动方式和进财之道就是绑票，因而秧子房掌柜的权力非常大；二是“花舌子”，前面写过了，即能言善辩、在票主和胡子之间往来周旋的人，当然是为后者尽力了；三是“探千的”，抢劫前负责侦查、打探消息的人；四是“字匠”，绑到票后，给票主写信，陈说利害，让其拿钱赎人，由花舌子送去。“朝阳队”虽非纯正的胡子，但也因袭了胡子的一些东西。

李启东是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受县委派遣，与李根植、姜熙善、朴吾德、朴德山等7人参加“朝阳队”，做秘密工作，意在组织党独立领导的反日武装。“秧子房掌柜的”这个角色，本来就挺引人注目，更兼这7个人都是朝鲜（族）人，那汉话说得利索不利索的，三言两语就听得出来。那时各地党组织中朝鲜人居多。赵尚志当然清楚这一点，就不能不留意这几个人。

“朝阳队”中认识赵尚志的，都觉得这个马夫挺神秘的，在李启东等人眼里就不能不画个问号：这人是不是个共产党呀？就有意接近他，同时向中心县委报告。

几十年后，有关党史专家调查采访时，有人说赵尚志在满洲省委工作期间，缺点是冒失。有了两次坐牢的经验教训，这个马夫在“朝阳队”的“地下工作”就显得比较老到、缜密。而且彼此都有意探寻对方，那目光、眼色的感觉，就能碰出火花。待到宾州之战后孙朝阳兑现诺言，这参谋长和秧子房掌柜的之间，虽然难以说道明白是种什么隶属关系，毕竟可以公开地一起研究工作了。及至满洲省委回复了珠河中心县委的报告，就什么都明白了。县委把那个头、形象一说，这人除了赵尚志，还能是谁呀？

出师未捷，先丢党籍，没人说得清赵尚志孑然一身走向那莽莽雪野时，是何心境。孤独？苦闷？悲愤？还是报国有门，可以打鬼子的激动、兴奋、自信？乃至于誓死抗战、马革裹尸的决心？抑或是兼而有之？而我们从这年8月30日《团珠河县委关于朝阳队伍情况给省委的报告》中，却不难感觉到这个独往独来的抗日大侠重新见到党组织时的心情：

关于赵尚志的问题。他现在部队里面，他非常欢迎我们，接受我们的主张。他在朝阳的队伍中有很大的信仰（尤其破宾州计划成功之后）。我在上层中的工作须经过他（非同志的关系），可是对党省委仍然表示不满意，省委应指示我们对他应取什么态度。

“非同志的关系”的赵尚志，非常欢迎珠河党团组织，而对满洲省委则仍然表示不满意。这似乎不无矛盾，他似乎应该说说类似“母亲打儿子”的话——可那还是赵尚志吗？

8月上旬，“朝阳队”联合几支义勇军、山林队，再次打下宾州城。赵尚志认为宾州城不可久留，没收敌伪资产补充部队，应赶紧撤出。孙朝阳和各路首领都不同意，结果遭敌反攻、轰炸，队伍损失惨重，撤进山里。

自马夫献计破宾州后，赵尚志就成了孙朝阳心目中的能人、恩人，器重、信赖，参谋长有职有权。对秧子房掌柜的也是一样。得知他们是共产党后，可就多了个心眼儿。他当然不晓得什么北方会议了，知道的是共产党前一段的所作所为。现在讲统一战线了，他这样的人不是革命对象了，可谁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的呀？

10月4日是中秋节，在苇沙岭大锅盔山中老林的房子里，孙朝阳和他的堂兄“容易”，还有“宝盛”，喝酒聊天。这时的“朝阳队”，孙朝阳的威望大不如昔，赵尚志则如日中天，反对他的人也越发激烈起来。“宝盛”说大当家的，你那个老乡要杀你，咱们得先下手。“容易”说对，先下手为强。孙朝阳不同意，说参谋长能做出这种事？不至于。“宝盛”和“容易”就一边劝酒，一边极力劝说起来。

有个队员叫王德全，正巧路过那儿，听到几句。这人原是巴彦游击队的，胆大，反日坚决，赶紧跑去报告赵尚志。赵尚志和李启东一商量，也觉得孙朝阳不至如此。就决定继续做孙朝阳工作，实在不行，见机行事，组织武装哗变。哪知当天晚上，王德全悄悄进入孙朝阳房间，抱出一挺机枪，来见赵尚志。早就心怀叵测的“宝盛”、“容易”等人，已经有所动作了。

没有证据表明，独行侠赵尚志来到“朝阳队”，是想从中拉出一支队伍。孙朝阳不收留他不仗义，他这个老乡如果这样做，同样是要被人耻笑的。东北沦亡，国家有难，他就是要打鬼子，尽个匹夫的责任。这样理解，显然更具可靠性和可信度。但是，事已至此，没别的路了，当即分头通知其他人，携带枪支离开“朝阳队”。

黑灯瞎火，急三忙四，临时分头通知到六道河子汇合，9个人中少了朴吾德和尹二胖。大家都认为这两个人完了。“宝盛”、“容易”把两个人绑起来，非要杀掉不可。孙朝阳厉声道：人家是真打日本子的，杀人家干啥？

两个朝阳老乡和抗日英雄的缘分，到此也算了了。

1933年10月10日，汤原游击队第一次组建一年后的又一个双十节，珠河游击队在珠河县道南的三股流正式成立了。

全队13人，赵尚志任队长，王德全是副队长，李福林为政治指导员。赵尚志他们从“朝阳队”带出5支匣子枪、5支马步枪，还有1挺捷克式机关枪，县委又送给游击队两支枪，人手一支——人不多，但是装备齐整，兵强马壮。

成立大会上，发表了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成立宣言、斗争纲领，宣读祝贺杨靖宇领导的南满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成立的贺电。最后，赵尚志带领全队官兵鸣枪宣誓：

我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争回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哪怕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死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陆海空军滚出满洲，为中华民族的独斗（立）、解放奋斗到底。

从此就有了后来北满最具战斗力的抗联3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