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学列宁好思想”

模范学校少年们啊，学习要努力，

人人都做模范少年，天天要向上；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模范少年当，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列宁少年当。

模范学校少年们啊，要学列宁主义，

要当列宁好少年，要学列宁好思想；

你也学，我也学，都学列宁好思想，

你也学，我也学，都学列宁好思想。

过渡时期不会长，共产主义不遥远，

那个时候新社会，定是人间好乐园；

要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靠我们，

要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靠我们。

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敏老人，编选了厚厚一大本《东北抗日联军歌曲选》（共403首）。老人说，这首《模范学校校歌》，是她这辈子学会的第一首革命歌曲。

比李敏大七岁、离休前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副局长的李在德老人，新中国诞生后任政务院（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机要秘书，负责保管机要文件、国务院公章和周恩来总理的印章，人称周总理的“掌玺大臣”。1929年唱这首歌时她十二岁，那时她和李敏都住在黑龙江省汤原县梧桐河村。

汤原县位于黑龙江省中东部，哈尔滨市东北面。因一条梧桐河而得名的梧桐河村，正处于松花江下游与梧桐河的汇合口，水土丰美，自然引来人居。村子又分为河东、河西两部分。而无论当年还是现在，“村”字大都是写在纸上的，北满乡间人们挂在嘴上的是“屯”、“屯子”，南满则大都叫“堡”（音pǔ）、“堡子”。

1928年初春，这个清一色为朝鲜（族）人的屯子，来了三个挺受欢迎的陌生人。为首的一个三十多岁，身材魁梧，嗓音洪亮，沉稳干练，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这就是后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这时的名字叫崔石泉（为避免引文中引起混乱，本书沿用此名）。他在朝鲜进行革命活动被日寇通缉，流亡中国，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参加过广州起义。另一个朝鲜（族）人张仁秋，个头比崔石泉还高，外号“张大个子”，黄埔军校毕业。还有一个姓王的汉族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又陆续来了一些人。半个多世纪后，李在德、李敏还能记得的是蔡平、金志刚、李春满，几乎都是朝鲜（族）人，一看就是有相当文化的人。还有两个女的李秋岳、张英华，二十岁上下，留着男孩子似的少见的分头，让屯子里的人啧啧称奇。

他们都是受满洲省委之命，到梧桐河办学开展革命活动的。

朝鲜民族历来重视教育，无论流落到哪里，再苦再穷，只要有十几户人家，就要凑钱办所学校，把孩子送去读书。梧桐河村有几十户，只是难觅一个够格的教书先生，这事也就不得不耽误下来了。这回不请自来了这么多有学问的先生，自然喜不自胜、欢迎不迭了。

李在德当年就上学了，李敏是两年后六岁时背上书包的。

刚建校时只有30多个学生，两年后扩大到200多。连汤原县城，以及依兰、富锦、集贤等邻县，也有人把孩子送来读书。

白天给孩子上课，晚上办农民夜校，学文化，搞演讲。讲马列主义，讲苏联的十月革命，讲中国共产党在南方领导人民闹革命，中国和朝鲜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时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书念，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还教唱歌曲，《红旗歌》、《国际歌》、《红军歌》，等等。一到晚上，屯里人都来了，老人孩子也不例外。许多人听不懂，那也崇拜呀，说这些先生了不得，哪国的事都知道。

如果在奉天、吉林（吉林市，当时的省会）、哈尔滨，不用别的，就凭这些歌，特务或军警早出动抓人了。山高皇帝远，满洲省委的指示来得也晚。1930年已是李立三路线末期，9月中央指示现在进行农民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的条件尚不成熟，汤原县还在积极准备暴动。11月，梧桐河模范学校开办军事训练班，学员是各地选派的积极分子和本校高年级学生，办了3期，每期3个月，培训140多人。这些人大都入党了，“九一八”事变后成了汤原地区党和军队的骨干，其中师团领导就有10多人。他们和模范学校的这些教师，90%以上都在抗战中牺牲了。

在崔石泉领导下，建校当年秋天就发展了第一批5个党员，李在德的母亲金成刚为其中之一。第二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农会、赤卫队、儿童团。赤卫队员都是青壮年农民，武器除了几杆老洋炮外，就是棍棒、农具。李敏的父亲李石远是赤卫队的小队长。李敏、李在德都是儿童团员。为了准备暴动，屯里人炒炒面，做干粮，杀牛把牛肉切成块儿，放在热炕上烘烤牛肉干，把房子都烤着了。

梧桐河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地盘”。

东北民间管“苏区”、“红区”叫“红地盘”。“九一八”事变后，在南满建立了抗日政权的地方，则被称之为“中国地”，生活在“中国地”的人就不是亡国奴了。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朝鲜人在东北的移民史，和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生存状态。

朝鲜与中国仅一江之隔，冬天冰封雪裹，往来如履平地。逢上天灾，或是战乱，就越江北上，进入中国东北。这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初叶。早期移民大都聚集在东边道和东满地区，后来逐渐深入腹地，乃至遥远的北大荒。据民国政府统计，“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境内的朝鲜（族）人为94万，占当时朝鲜海外移民的67%左右，其中加入中国籍的近10%。就是说，30个东北人中，差不多就有1个朝鲜（族）人。“八一五”光复后，绝大部分都加入中国籍，只有少数回了故国。

与我的祖辈闯关东相似的，是早期的朝鲜移民，多因饥馑，属逃荒性质。日本侵占朝鲜，特别是1919年爆发“三一”运动后，移民达到高潮，政治因素也越发明显起来。在朝鲜平安南道介川郡出生的李在德，父亲就是为了躲避搜捕，带着一家人越界来到安东（今丹东）的。父亲和一些同志不时回国执行任务，1922年在新义州被捕牺牲。有了这样的经历，母亲成为梧桐河村第一批共产党员中的一个，也就不足为奇了。

许多朝鲜仁人志士流亡东北，在近代共产主义运动还未兴起前，把东北作为反抗日本、从事独立运动的根据地。一些人还继续北上苏联，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辽宁省兴京县（今新宾县）有个叫李东宁的年轻人，在苏联参加了十月革命，还受到列宁接见。回到兴京后，在东山沟办了个“马列主义学院”。开学典礼上，红旗招展，鼓号喧天，李东宁留着马克思式的大胡子，穿西服，人称“马克思服”。当地民国官员不知怎么回事儿，也跑来看热闹。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有关专家听说后不信，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新宾1918年就有“马列主义学院”了？笑话。

本书将会陆续写到的、后来成为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像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等，都是在东北参加抗战的民族英雄。

而“九一八”事变后，在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其成员大都为不甘忍受日本殖民者统治压迫，奋而反抗的朝鲜（族）人。

1931年3月17日，《中共南满特委工作报告第二号》中说：“现在南满党员共二百人”，“中国人七，韩国人一百九十三”。

1932年9月2日，《中共满洲省委报告第一号》中说：“我们党的基础是建筑在少数民族韩国人身上，所有中国同志还不过一百余人。”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在给中央的《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总计全省党员共有2500多人（奉天、大连除外）”，“中国人40%弱，韩国人60%强”。

毫无疑义，这些朝鲜民族的中共党员，是最初的东北抗战的中坚力量。

与此对应的，是那些为虎作伥、被称做“二鬼子”的朝鲜（族）人。

笔者上个世纪末采访的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提起伪满时期的朝鲜（族）人，都说那时高丽人“打腰”（吃得开）呀。

自1910年“日韩合并”，日本帝国主义将朝鲜完全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后，日本即推行其“皇民化”政策，以所谓“内鲜一体”（“内”即日本本土，“鲜”即朝鲜）为名，宣称日本人与朝鲜人“同根同祖”，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在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当局则宣扬“五族协和”，“日鲜蒙满汉”，侵略者把自己列为五族之首，朝鲜（族）人排第二，培养他们的优越感。方法是任用朝鲜（族）人当官吏，各种配给也优于后三族，学生入学也格外照顾。把满族排到倒数老二的“满洲国”，蒙族满族汉族人被征入伍，是当“满军”；朝鲜（族）人就参加关东军，成了“皇军”。如此“打腰”，当然不是白给的，你得改成日本姓名，忘了祖宗，替日本人卖命，做走狗，当炮灰。

“我来奉天上任之初，曾就此事与田中首相进行过充分的商谈，一致认为，应致力于对朝鲜人的保护与扶持，以作为解决满洲问题的重要手段。”“利用朝鲜人向满洲进行渗透，总比日本人抛头露面更富于隐蔽性。”

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讲这话时，还是“九一八”事变前，所以用的是“渗透”、“隐蔽性”的字样。

镇压，收买，挑拨离间，制造民族隔阂。“隐蔽性”是什么时候都忘不了的，日本人明白利用走狗的好处。对于汉族人，说高丽棒子共产党，和日本子一样没安好心，想占满洲的地盘；对于朝鲜（族）人，说满洲人是胡子，你们不当日本子的亡国奴，帮着他们把日本子打走了，不还是给他们当亡国奴吗？侵略者给予朝鲜（族）人的特殊利益，使一些汉族人的仇日心理不自觉地转移到朝鲜（族）人身上。一些朝鲜（族）人则依仗日本人撑腰，强占汉族农民的土地，打骂汉族人。一些汉族人也以牙还牙。有的山林队不分青红皂白，见到朝鲜（族）人就以走狗论处。

1932年7月13日，珠河特支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中韩民族感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下，相当恶劣。

1935年前后，苏联将居住在远东地区的朝鲜人集体迁移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原因不言自明。

在对应的两端之间，更多的朝鲜（族）人是选择了老实干活、种地。

朝鲜人善种水稻，移民东北，也把种植技术带到东北。那时在乡间看到稻田，就能看到穿着白色衣裤的朝鲜（族）人，就知道是“高丽屯”了。据“九一八”事变前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东北有17余万垧（一垧为15亩，或10亩，故有“大垧”、“小垧”之别，一般北满为大垧，南满为小垧）稻田，90%以上为朝鲜（族）人耕种。朝鲜（族）人之家非常简单，除了农具，一点儿炊具、铺盖外，几乎就没有什么了，连鸡鸭鹅也很少饲养。这是为了迁移方便。所到之处全是荒野，第一年地租全免，第二年开始交租，3年后达到5成左右。加上“二地主”（又叫“二房东”，类似于今天的二次承包人）的盘剥，地租可达七成，拼死拼活干一年，也难糊口。逢上灾年，那就只有继续迁移、逃难了。

那时人们管水稻、稻子叫“精子”，大米叫“精米”。如今东北乡间八十多岁的老人，一些人仍然叫“精子”、“种精子”、“精米”、“精米饭”。笔者小时也这么叫。写这些，是因为后面还将写到“精米所”，在此先做解释。

如今都说“朝鲜人”、“朝鲜族人”，当年的文件上大都是“韩国人”，民间大众则叫“高丽人”，有的还在高丽后面加个“棒子”。不光有“高丽棒子”，还有“山东棒子”。东北为移民之乡，主要是山东、河北两省人，后者被称做“河北老奤（音tǎi）”。像后面将会写到的抗联9军军长李华堂，河北滦县人，就被称做“李老奤”。“老奤”的出处和意味，笔者未能寻得。山东人倔、直，说话、办事不大会拐弯，像棒子似的。朝鲜（族）人性格和山东人差不多，就都被加个“棒子”，不无贬义，却也贬不到哪儿去。1939年除夕夜，金日成和抗联1军老兵文广魁，在黑龙江省东宁县片底子密营，金日成说：你是“山东棒子”，我是“高丽棒子”，咱俩搓包米棒子煮包米粒子，这叫“三棒子过年”——此为后话了。

李在德的父亲牺牲后，在安东待不下去了，母亲带着她和六十多岁的奶奶，老少三代三个女人，北上哈尔滨，又辗转来到梧桐河，也是种稻子。

在梧桐河出生的李敏，父辈的人生轨迹，也和李在德差不多。

李敏老人说，那时他们管中国叫“大国”。有时在屯子里和小伙伴玩，看到东北军来了，就往家里跑，说“大国”的兵来了。

“九一八”事变了。下雪之时陆续见到北撤的东北军，许多是溃兵。谁家有大姑娘、小媳妇都提心吊胆的，有点儿风声赶紧藏起来，平时则把锅底灰抹脸上，再尽可能穿得破烂点儿。而今中国和世界都在选美，那时就是竞丑了。这样，一旦躲避不及，也能降低点儿风险。

“耍正月，闹二月，沥沥落落到三月。”说的是东北人过春节，在吃着“好嚼裹儿”（东北方言，指“好吃的”）的同时，也开始了一年中最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各村镇都组织秧歌队，扭秧歌，踩高跷，二人转等戏班子也空前活跃，走村串镇演出。这样闹腾到3月，锣鼓、唢呐声逐渐息了，庄稼人就开始张罗备耕，为一年的生计忙碌了。

汤原中心县委（中心县委相当于地委，领导汤原及周边的依兰、通河、富锦、佳木斯等地的党组织）书记李春满，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决定组织几支宣传队，进行反日救国宣传活动。

汤原县委以模范学校学生为骨干，组织了一支长征宣传队。东至与苏联接壤的萝北，东南到达富锦，西南深入依兰北部山区，历时40天，行程千余公里。每到一地，锣鼓一响，一会儿就聚拢几十上百，甚至几百上千人。秧歌扭完了，或是正在兴头上，锣鼓家什一停，就开始讲演。能歌善舞的编在表演队，口才好的编在讲演队。讲日本子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马上就要到咱这地界来了。讲日本子占领朝鲜17年，在朝鲜都干了些什么坏事，朝鲜亡国的前车之覆，就是中国的后车之鉴。中韩民族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把小日本子赶出去！

四十多人的宣传队，十五岁的李在德是最小的女队员，这也是她参加的第一次抗战活动。她是表演队的，每天除了扭秧歌、跳舞，就是走路。冰天雪地嘎嘎冷，经常在齐膝深的雪中跋涉。先是脚打泡了，后是腿也肿了，她一声不吭。到个屯子真想歇一会儿呀，可一看到乡亲们围上来，就什么都忘了。

一些偏远地区的群众，还不知道“九一八”事变。这回听说了，都骂“妈个巴子”，说这还了得，可不能当亡国奴，咱们得跟日本子干！

抗联后期名将、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王明贵，离休前为黑龙江省省长的陈雷，就是听了宣传队的演讲后，走上抗战之路的。

李在德第一次见到鬼子的时间，记不大准了。日军是1932年春进占下江（松花江下游）地区的，5月20日占领佳木斯，10师团熊谷旅团仓石联队的一个小队侵入汤原县城，驻在“聚木号”——自然应该在这之后了。

那天早晨，母亲让她去邻村送封信。母亲是汤原县委委员、妇女主任。她常替母亲送信，周围的屯子都跑遍了，十几里、几十里，约上两个小伙伴就走了。

回来快进屯时，路边草垛旁站着四个鬼子。一身黄军装，腰束皮带，脑后背着钢盔，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冲着三个小姑娘叽里哇啦地吼叫着。

李在德兵见得多了。穿着灰不灰、蓝不蓝的军装的东北军，冬天穿乌拉（东北地区冬天穿的鞋，用皮革制成，里面垫乌拉草。——编者注），戴狗皮帽子。还有百姓打扮的，不是兵却扛着枪，祸害老百姓的胡子。这么一寻思，好像也没怎么寻思，心头已明白几分，知道眼前就是他们天天喊着要打倒的日本子。那明晃晃的刺刀怪骇人的，不过让她多看几眼的，还是那钢盔。参加抗联后，她也戴过钢盔，当然是缴获的，平时也那样背在脑后，还用它烧水做饭煮野菜。可这一刻，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挺奇怪，这日本子打仗，怎么还都背口锅呀？

两个小伙伴都比她小，见的世面也少，都吓哭了。后来她想，如果妈妈在身边，她也可能会哭的。这时就想，俺可不能哭，得挺住，一颗心还是突突直跳。再一想，父亲就是眼前这样的畜生害死的，不由就攥紧了拳头。

鬼子大队和一些伪警察早已进了屯子，挨家挨户搜查、询问共产党。好多党团员就在屯子里，大家都咬定不知道，这里没有共产党。红地盘的人，心齐呀。

敌人把人都驱赶到个场院里，四周站上岗，迎面架起机关枪。一个留撮“鼻涕胡”的军官，“叽里哇啦”一阵子，一个伪警察就翻译一阵子，翻来覆去就是两层意思：一是“大日本皇军”是来建设“王道乐土”的，你们不要害怕；二是谁看到共产党的行踪，要马上报告，皇军大大的有赏，知情不报，就死了死了的。

“‘王道乐土’——死了死了的”歇后语，先是出自模范学校学生之口，很快大人小孩都传开了。

见押过来三个小孩，那个伪警察就上前问：你们都是这屯子的吗？李在德说是。伪警察又问：你知道这屯子谁是共产党吗？李在德说：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伪警察搡了李在德一把：共产党就是共匪，不说实话宰了你！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十五岁的小姑娘，这时反倒更加镇定了：俺只见过几伙扛枪的人，进屯子抢东西，把俺们都吓跑了，不信你问大伙。

一个鬼子指着人群前边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咕噜了一句什么，然后用三角眼瞪着李在德。那个伪警察就指着壮汉道：他是不是共产党？

一个屯住着，都认识，不知道名字。就说：他是崔大叔，庄稼人，种地的。

崔大叔确实不是共产党，但她看到了几个共产党，而且估摸着母亲也在人群里。

后来，屯里人一提起李在德，无不啧啧赞叹，说这小丫头真“砬茬”（精明强干、不好惹）呀！

第二年秋天，出了叛徒。就一个叛徒，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组织部长兼团县委书记崔贵福、县委妇女主任金成刚，还有9个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就被日本宪兵和伪警察抓走活埋了。这些烈士和那个叛徒，都是朝鲜（族）人。

从朝鲜到中国，李在德的父母都死在日本鬼子手里。

母亲牺牲前，她就要求参加游击队。她中等个头，端庄漂亮，性情温和，举止娴雅，像个大家闺秀，没人会把这样一个女孩子和枪联系在一起。自那次把鬼子和伪警察糊弄得没了脾气，在鬼子的淫威下展示了她的另一面，这个小丫头就在人们的心目中一下子高大起来。可她毕竟太小了，而且通风报信什么的，母亲身边也不能没个帮手。

现在，县委垮了，游击队已经垮了两次。县委委员夏云杰临危受命，接任县委书记，重新组建县委和游击队，李在德又要求参加游击队。

党员裴成春大姐说：她一个小丫头，留在地方怎么办？到队伍上大家可以互相照顾。

见夏云杰沉默不语，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叹口气，说这丫头太可怜了。

李在德说：俺不要人可怜，俺要报仇！

后来的抗联6军军长夏云杰，摸着李在德的脑袋，声音有些哽咽：好孩子，要你了。

她成了汤原游击队最小的队员。

“创造苏维埃红军”

离休前为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王钧老人，祖籍河北省永乐府乐亭县王家庄子。父亲年轻时闯关东，颠沛流离到了汤原县三道流，1914年他就出生在那里。

5月日寇占汤原，8月松花江发大水，两岸一片汪洋，房倒屋塌，粮食绝收。水落后，瘟鸡瘟狗又瘟人，王钧的两个哥哥先后死去。战乱加天灾，遍地起胡子。一天来了帮报号“傻子”的队伍，把父亲和大侄子绑走了，送“叶子”（“信”，胡子黑话，又称“海叶子”）的“花舌子”（胡子绑到票后，在胡子与票主之间往来送信、联系的人，叫“花舌子”）捎信说，要大嫂的改嫁钱。胡子的眼线灵着呢。晚上又来帮“砸孤丁”（小帮胡子，只有几个人，又称“棒子手”、“小线”）的，进屋用枪把人逼住，把王钧和四弟吊在房椽子上，用枪托打母亲要钱。两个哥哥治病借好多债，那点儿钱都还债了，哪还有呀？几个恶鬼把饭锅拔下来，把母亲绑在锅灶上，下边架火烧。又把五岁的小弟弟抓过来，拽起一只胳膊，用油灯烧腋窝。王钧和四弟瞪眼瞅着，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

报仇！

屯子里来了个货郎，担子颤悠悠的，手中摇晃着拨浪鼓，一路吆喝着“花生烟卷芝麻糖，针头线脑小花布……”见有人围上来，放下担子，手上忙着，嘴里也不闲着：老少爷们儿哪，咱们的东三省叫日本子占了，咱们都成亡国奴啦！小日本子在南边杀老鼻子中国人了，咱们这旮旯也没几天好日子过了。黑金河有个叫宋竹梅的，是红枪会的司令，带队伍去佳木斯杀了不少日本子，那才是咱汤原县的好汉呀。

见人们听得挺认真，货郎嗓门儿更大了：不少屯子都拉队伍和日本子干上了，咱们屯子这么多老少爷们儿，也不能瞪眼等着，让日本子来糟蹋祸害呀！……

王钧对拉队伍感兴趣，就插了一嘴：你说拉队伍的是哪个屯子呀？

货郎看他一眼，低头收拾货郎担子，说俺是卖货的，说说外面的事热闹热闹，人多让大家伙儿多买俺的货。

见王钧有些失望，就压低声音道：老弟真想买货，到后屯刘会民那去一趟就有了。

王钧就去了刘会民家。前后屯住着，都认识。这刘会民人称“刘大哥”，在屯子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的弟弟和大儿子，还是王钧的同学。这天晚上，王钧平生第一次听到“共产党”、“阶级”、“阶级斗争”、“土地革命”等新名词，似懂非懂中，觉得有道理，却又有股说不出来的什么劲儿，好像离他和屯子里的人挺远。

六十多年后，王钧老人说，要是刘会民光讲这些，说不定今天我还在三道流当农民呢。

10月10日叫“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

1932年的这一天，从黑金河到半截河子屯的官道上，急匆匆走着五个年轻人，身上背着麻袋和背包。时令已是初冬，河边结了冰碴儿，庄稼人都在场院里忙活着。

进了屯边一个破土围子，放下东西，为首的赵华瑞和李福臣对视一下，赵华瑞开口道：一会儿同志们就到了。“今儿个”（今天）不同往常，今个是咱们拉队伍的日子。咱们都是管事的，一会儿“自己个”（自己）要说什么、干什么，都再寻思寻思捋一捋，别到时候弄得“秃噜反帐”（啰啰唆唆）、“半拉克叽”（丢三落四）的。

第一个赶到的小伙子，不到二十岁的样子。空筒子棉袄半敞着，黑夹裤上缝了不少补丁，一双牛鼻子傻鞋。进土围子摘掉狗皮帽子，刚剃的光头上热气腾腾。

小伙子从兜里掏出个红布条，不知道交给谁。赵华瑞接过来，看看上面的号数，对上花名册上的号数、姓名，高兴地拍着小伙子的肩膀：你是咱们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队员。

每个队员都有个写着数字的红布条，从1号到45号。这一天，身上揣着红布条到这半截河子屯来的人，就是红军了。都是各区委选送的，其中1/3为党团员，其余为积极分子，当时叫“坚决分子”，朝鲜（族）人占一多半。还有三个女队员，也都是朝鲜（族）人。80%以上为农民，其余的是铁路工人、金矿工人，还有几个猎人。

有两个人没来，一个病了，一个被父母看住了——后来也都参加了。

李福臣喊站队、站队。庄稼人没排过队，有的也不大明白“站队”是什么意思，念过书的明白，就很认真、严肃地乱了一阵子。

赵华瑞讲话：同志们！从今个起，咱们的队伍就拉起来了，大家伙儿就都上队了。咱们不是张学良的见了日本子就跑的奉军，更不是祸害老百姓的胡子，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打日本子、打地主老财和走狗的红军。亡国奴的滋味不是人受的，老百姓都指望着咱们这些人，咱们要保护咱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不受日本子欺负。咱们都是党团员和坚决分子，咱们要给中国人做脸争气，就是让日本子打死了，也不能装熊！

李福臣宣布红军游击队纪律，听从领导，服从指挥，维护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东西，尊重妇女，作战勇敢，关心阶级兄弟，等等。

接着宣布编制为一个中队，中队长李福臣，支部书记赵华瑞，下设3个小队，也都任命了负责人。

李福臣和赵华瑞打开麻袋，开始分枪。

1支俄造连珠枪，1支别拉弹克（一种威力很大的俄造单发猎枪），两支匣子枪，10来支铁公鸡（一种单发手枪），剩下的都是老洋炮。这些枪是“九一八”事变后，县委积攒的家底，有花钱买的，大都是各级党组织收集的。

李福臣说没分到的别生气，咱就这些本钱，有了本钱就能生利。

胡子还有个报号呢，这红军游击队叫个什么名字呀？有的说咱们是汤原人，叫“汤原游击队”。有的说县委讲“创造苏维埃红军”，就叫“汤原红军”。都觉得叫“红军”没错，“汤原”两个字也得有，那也得从全国往下排呀？有人说全中国有多少红军，怎么排的，俺不知道，听说南满有个32军，这么排，咱们就叫“中国工农红军33军汤原游击队”吧。

红33军汤原游击队，就这么诞生了。

近一半人徒手的游击队，向山里进发，去杨家屯缴地主杨发的枪。

杨发家的大院套，青砖围墙两人来高。那时去个屯子，老远就能看到这样的大院套。东北胡子多，民间枪也多，有钱人家高筑墙，养枪养炮手，防胡子。像汤原县太平川姓耿的大粮户，有300多支枪，4支手提式，2挺机关枪，10门小钢炮，炮手能编制一个营。炮手把胡子打死在院里院外，东家赏钱不一样，院里加倍。那时谁家养个有名的炮手，打枪百发百中，就能镇住一方胡子，当然东家是要出大价钱的。一些较大的村屯还组织队伍，有钱人出钱，当头，穷人出人，叫个“自卫团”什么的，民间都叫“大排”、“大排队”。“九一八”事变后，遍地起胡子，连一些县城的有钱人也纷纷组织各种武装，保护地面。

两个壮汉蹲在墙根下，一个更壮的汉子在上面，把块绑着绳子的百来斤的大石头，“咕咚”一声过墙去，一个个就拽着绳子翻过墙去了。

胡子偷袭、抢劫有钱人家，常用这法。没吃过肥猪肉，也见过肥猪跑——这回游击队也“吃”上了。

杨发披着棉袄，三步并作两步跑出屋，黑灯瞎火辨不清进来的是些什么人，点头哈腰地说兄弟们屋里坐。又回头喊老婆：屋里的，快掌灯，给兄弟们烧水。

赵华瑞说：杨发，你听好了，俺们是打日本子的红军游击队。反日救国，人人有责，日本子来了，你的日子也不好过。俺们游击队缺枪使，你老杨那5支枪放着也生锈，先借给俺们用用，俺们打借条，打完日本子就还你。

大兄弟讲得有道理，俺杨发也是中国人，早有心反日。只是这枪是前几年的事了，这两年兵荒马乱的，早叫胡子起走了。杨发点头哈腰地哭穷。

李福臣道：你那枪埋在哪场，俺们早知道，不信，咱们去起？劝你还是趁早放明白些，给自己个留个反日的名声，比什么都好。

那是，那是。这小子还想继续耍赖，李福臣和赵华瑞的匣子枪，就从腰间拔出来了。

有人是舍命不舍财，杨发是要命不要枪，其实哪至于呀。如果就是一口咬定没有了，那也就是翻一翻。没翻到，有人气不过给他几下子，赵华瑞还得赶紧制止。

从地窖里抱出5支三八大盖，包着油布，乌油发亮，大家乐得合不拢嘴。

老杨，谢谢你了，打日本子有你一份功劳。李福臣说着，带队伍走了。

出师得胜，大家兴致很高，继续向山里进发，去创立苏维埃政权。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宋朝理学家绍雍的这首《蒙学诗》，就算是不知哪朝代的何方人士写的，诗中的景象，也肯定与这片生我养我的黑土地无缘。

以很零星的农家形成农村，一般的相隔数里或数十里，有几家或十几家的农村家（聚居的至多十几家）。多半以一地主的土地形成一村，在这一地主之下住有一、二十家佃农。

这是1930年5月22日《张光前关于清原、柳河一带农村状况的调查报告》中的一段话。清原、柳河属南满，南满是东北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北满，人称“八十里为邻居”。而在北大荒就是走上几百里，有时也难得见到一户人家。“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怎么会是这样子呀？因为它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没见过人，不知人为何物，瞅着稀奇，不知躲避，甚至想亲近你，你就棒打瓢舀锅里炖吧。

如今到哪儿要住宾馆，到乡下也得找个小店住下。那时到乡下见到人家就进去，叫“讨宿”、“讨个宿”，主人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不用见外。再穷的人家，大子小豆饭就咸萝卜疙瘩也管够。那时见到个外人稀罕、亲哪。“老客”从哪疙瘩来呀？“老客”通常指生意人，属尊称，类似于今天的师傅、老板。俺从“山东家”来。东北大都是山东移民，最初闯关东的都是俗称“跑腿子”的打工汉，春来秋去，提起山东要带个“家”字。俺祖上也是山东家的，你是山东家哪疙瘩的呀？越唠越近，黑灯瞎火唠半夜。

那时在北满，“到哪儿都能刨两垧地”。从关里来的“跑腿子”，有的给种粮大户扛活，叫“扛年头”、“吃劳金”，有的搭个窝棚，人称“跑腿子窝棚”，开荒种地。看到哪儿冒起缕炊烟，有伴了，高兴啊，跑去看，唠得热乎呀。这家哥几个，认识老大的，就叫那儿“刘老大屯”，认识老二、老三的，就叫“刘老二屯”、“刘老三屯”，逐渐统一为“刘家屯”。或者在当地娶个媳妇，或者回山东家把家小带来，刘家屯就人丁兴旺起来。说不定什么时候，或者一场洪灾，房倒屋塌，或者一场被称做“瘟病”、“瘟人”的传染病，刘家屯就没了。

如今被称为“红松之乡”的伊春，全市行政区划面积32759平方公里，1939年只是汤原县一个行政村的辖区，叫带岭村。如此，读者就不难想见当年那地方是多么空旷、荒凉了。

在数百里荒无人烟的沼泽中，仅有的三五百户的村庄上，建起离群独居的苏维埃。

这是“北方会议”决议中的一句话。北方会议的决策者，对北满的地理性状好像挺熟悉。如今北大荒一望无际的良田，当年大都是沼泽地。而且好像还有实践为依据，因为“九一八”事变前，在那山高皇帝远的梧桐河，共产党人不就建立过自己的红地盘吗？只是“几百里荒无人烟”，“离群独居”，又谈何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建起苏维埃就是目的吗？

但是，中央指示是必须执行的，省委、县委就是这么要求的。现在，汤原游击队就去尝试、实践了。他们不是去荒无人烟的沼泽地，而是到汤原北部小兴安岭的茫茫林海，在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上寻找一块世外桃源，“建起离群独居的苏维埃”。

关于这次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怎么看都是匪夷所思的行动，亲历者几乎都在后来的抗战中牺牲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和活的资料。而无果而终，则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没有人烟，没吃没住的，老天爷也绷起脸色，风雪一阵紧似一阵，继续盲目地走下去，那后果是谁都有数的。

县委决定，继续夺枪，把徒手队员都武装起来。

没枪不能打日寇。枪少，装备不好，各色武装也随时可能吃掉你。

目标是梧桐河福丰稻田公司的保安队，硬打不行，得智取。春节前公司要开佃户会议，选些队员混进去，鸣枪为号，里应外合，一齐动手。

各地游击队成立之初，通常都是对地主武装、小帮胡子下手，几支十几支地夺枪。之后，才是在战斗中从日伪军手中夺枪。

离春节还有一个来月，队员暂时放假回家。枪怎么办呀？回来的路上，有个队员带枪开小差了。就决定把枪收上来，分几捆包好，藏在稻草垛里。

来了帮报号“荣好”的胡子，六十多人，还有机关枪。把青壮年看住，就要钱要肉，不给就到处翻。那时有钱人家，为了防备胡子，平时都把点值钱的东西藏起来。胡子有经验，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在外面用枪探条这里捅捅，那里探探，没找到什么好年货，倒是发了笔意外之财，把枪都翻出来了。

李福臣和赵华瑞恨不能一头撞死：怎么就没防备这一手呀？

妈个巴子。李福臣铁青着脸，也不知道骂谁：利没生着，老本都赔进去了。

假投降变成真叛变

话分两头。

汤原游击队的领导人，中小队干部，或者是有点儿文化的庄稼人，或者一个大字不识的庄稼人，共同的特点是对军事一窍不通。中心县委就不断向省委报告，要求派调军事人才。就在汤原游击队组建没几天，3个人到了。原本是让他们领导汤原游击队的，这时游击队已去小兴安岭建立“离群独居的苏维埃”了，就派3人去依兰做兵运工作，再拉起一支队伍。

王永江、杨树明和张旋风都是行伍出身。王永江当过排长，他和杨树明在“中东路线事件”中作战被俘，在苏联待过半年，回国后加入共产党。王永江三十来岁，大眼睛，细眉毛，单眼皮，中等身材很结实，“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做兵运工作，人称“士兵王”。这人脑瓜聪明，能说会道，张口“马克思说”，闭口“列宁讲”，用当时大家的话讲，“马列主义呱呱的”。那时中心县委以下党内，谁能引用一句马克思、列宁的话，立刻会被高看一眼。大家都觉得这人有真经，出马一定成功。杨树明年纪大些，老成持重，话语不多，心中有数，人们都叫他“老杨”。张旋风年纪最小，读过几年书，心直口快，一口浓重的山东腔。

依兰县的山林队中，有不少是东北军的底子，义勇军失败后啸聚山林的，其中一些既抢劫、绑票，也有抗日愿望和行动。王永江去的是一支报号“仁宇”的队伍，头领孙仁宇原是东北军的连长，两个人挺谈得来，很快成了好朋友。王永江就跟他讲，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男子汉，大丈夫，来世上走一遭，就得轰轰烈烈干一场，留个好名声。你眼下这样子，日本子打你，老百姓恨你，到头来算咋的？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正是好男儿报效国家的时候。

杨树明、张旋风的进展也挺顺利，几支队伍凑成一个团，命名为“哈东抗日义勇军”，有1000多人，10多挺机关枪，还有门迫击炮。

谁当团长呢？张旋风的意见是王永江，或者杨树明。

王永江不同意：俺和老杨当这个团长没问题，可咱们一进门就把人家的家当了，这话好说也不好听呀？俺说还是让孙仁宇当团长。一来他的队伍人最多，别的队伍说不出什么。二来不让他当团长，他心里不乐意，当团长才能好好给咱干。三来能够影响别的山林队，有利于以后拉队伍。这一条最重要，咱们得把眼光放远些，不能就看到眼面前这一个团。

杨树明说：俺看这个人不大地道，怕是靠不住。

张旋风说：这个人旧军队意识很重，俺看“悬得乎的”（不牢靠）。再说了，省委、县委都讲要保证党的领导，把1000多号人交给他，党的领导怎么办？

王永江说：在旧军队撸枪杆子的，谁还没点儿旧意识？他当团长，他听咱们的，这不就是党的领导吗？

张旋风说：你在背后领导他，名不正、言不顺的，早晚是个事儿。

杨树明说：这事得往细里琢磨琢磨。

王永江急了：看你们俩娘儿们家家的，这事就这么定了，出了问题俺兜着！

三个人中，这时上级并未明确谁是负责人。王永江马列水平高，当年在东北军时官也大，处事果断，无形中也就成了领导，他也常把“出了问题俺兜着”挂在嘴上。

转眼就看大雪飘飘了。

东北人讲究猫冬，胡子也猫冬，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更是东北的自然环境使然，老天爷叫你猫冬。南方四季如春，一年种两季，脚后跟撵脚指头地忙活。这东北，特别是北满，一年中半年时间大雪封山捂地，庄稼上场、进仓了，庄稼人就猫冬了。胡子打家劫舍，从春忙到夏，树叶落了，腰包鼓了，就“插枪”（把枪藏起来。把枪用枪油擦拭，或是把蜂蜡融化了内外涂遍，用油布包上几层，装箱埋入地下，几年都不会损坏）回家了，或是寻个地方吃喝嫖赌去了。第二年开春天暖了，再回来重操旧业。较大的队伍有山寨（胡子称“底窑”），胡子头有的在山寨猫一冬，有的也下山花天酒地。当然，也有春夏秋冬连轴转的。东北的冬天太冷，伸不出手。而且大雪铺地，官兵很容易寻着脚踪找到你，危险性大。可若“年景”不好，之前收获不大，连年都过不好、过不去，那也就顾不上这些了。这本来就是个脑袋掖在裤带上的营生。只是眼下兵荒马乱，胡子一帮接一帮的，这营生就不大好干了，老辈子传下的规矩就不大好使了。

“高粱割（音ɡá）了，义勇军垮了。”在当年的资料和如今九十岁左右的老人口中，都能听见这句话。风起云涌的义勇军是被日军打垮的，也是因为军饷无着、衣食艰难，被1932年的严冬击垮的。

孙仁宇是秋天拉队伍上山的，山大王还没怎么当出感觉，那人就一阵阵开始发抖了。几百弟兄的棉衣还没着落呢。这位原东北军的连长，能被王永江说得热血一阵阵热起来，不光因为之前打过日寇，还因为想靠共产党的力量，帮他熬过这个冬天。倘若像那些老山林队那样插枪猫冬，明年春天，这些弟兄还能回来吗？他心中没底，说不定就散伙了。这种心理，在这个团其他几支同样经历的队伍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王永江很急，不断向县委报告、求援，县委也一样着急上火。1000多人的队伍，一半左右没穿棉衣，那种环境、条件，发动群众紧赶慢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干出来的呀！

就在这时，驻依兰县城日军派人送来劝降信，答应保持原队建制，官升一级，还发“奖金”。

“假投降”的意见，不知道是谁先提出来的，反正孙仁宇是极力赞成。

王永江不同意：孙团长，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这种事不能干。

之前一直挺听话的孙仁宇，这回不听摆弄了：不干也行，你说怎么办吧。不抢不夺不绑票，这是你宣布的纪律，那也得有个进项、财路呀！草爬子光吃不拉，人能光拉不吃吗？你说咱们打日本子，抢夺日本子的，这话没错，可弟兄们冻得刚出壳的鸡崽子似的，这日本子怎么打？假投降，糊弄它一把，白捞它一把，有什么了不起的？它日本子不也是一个鸡巴俩卵子吗？去趟依兰城，就得随了它呀？俺孙仁宇也是七尺男儿中国汉，也打过日本子！

能言善辩的王永江，就有些无言以对。

没收日寇、汉奸的财产，用作抗日经费，这是后来的事。那时候有句像口号又不是口号的话，叫“不抢不夺”。不光汤原地区，整个北满，还有南满，在游击队初创时期，都这么讲。红军怎么能抢夺老百姓呀？那不成了胡子了吗？打土豪当然可以，特别是在“北方会议”之后。问题是一些义勇军闹得欢的地方，义勇军失败后，胡子闹得也欢，因为溃散的义勇军，许多都变成了胡子。像孙仁宇这样又抢劫又抗日的山林队，算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就是乡下的有钱人躲胡子，都跑到城里去，没土豪可打了，城里的土豪什么的又打不了。眼下几支队伍凑成的这个团，实际就是乌合之众，不经过一段教育、整顿、训练，是根本上不了阵的。而要挺过这段时间，不想个什么法子，就这么“不抢不夺”下去，迟早是要散伙的。

王永江咬咬牙，决定假投降，骗鬼子一些给养弹药，再把队伍拉出来。

奉系军阀时代，山林队假投降屡见不鲜，只不过这回对付的是日本鬼子。而马占山那段投降又反正的经历，无论怎样千差万别，在眼下一些当事人的心目中，也是差不多的。

杨树明和张旋风不同意，都说这事儿太悬乎了，弄不好假戏真做，那就全毁了。

王永江叹口气，道：那你们说怎么办？

你瞅我，我瞅你，谁也拿不出办法。

王永江说：就这么办了，出了问题俺兜着。

杨树明心头实在不踏实，提议去请示县委。王永江也觉得事关重大，于是两个人去中心县委汇报，张旋风和几个党员留下，随孙仁宇带队伍去依兰假投降。

日伪当局竭尽所能地“欢迎”、“款待”孙仁宇和这支队伍。

先是大灌迷魂汤。识时务者为俊杰，孙团长可是当今的大英雄、大豪杰呀。无论内心怎样鄙视这个没气节的胡子头，带翻译、不带翻译的日本人，都毫不吝啬地将这类语言奉献给他。汉奸、走狗则大讲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以及“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什么的。同时不惜血本地大发“薪金”、“奖金”，成天大米白面，有鱼有肉。对孙仁宇自然更不会亏待，单独一幢小洋房，专门一个做饭的，还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日里夜里伺候着。

比之枪打炮轰死伤人，哪多哪少，鬼子当然会算账。不过，比之同期和后期伪军所受的待遇，这一次确是非同寻常的。据笔者所知，这时如何对待像孙仁宇这类的队伍，伪满最高当局尚没有统一的条条框框，那就是各地随机处置了。而如此“厚待”孙仁宇这些人，意在招揽更多的孙仁宇为其效劳，则是无疑的了。

能在东北军中当个连长，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人上人了。当了胡子头，虽然吃香的，喝辣的，毕竟委身草莽，经常露宿风餐。他未必不会想到日本人只是利用他一会儿，就像那个年代民间大众常用来比喻的揩腚的棍子，我们也不好断言他一开始就想假戏真做。但是，现在那骨头确实在那温柔乡中酥软了，曾经沸腾过的热血很快冷却了。

几天后，张旋风和几名共产党员，还有一些拒不投降的血性汉子，被孙仁宇绑出依兰城南门外。枪声中，有人扑倒了，还在用最后一点儿力气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骂“孙仁宇走狗汉奸”，“俺操你八辈子祖宗”。

和胡子合伙又垮了

鹤岗煤矿矿井队有个迫击炮排，通过党的秘密工作，争取了两个士兵。约定12月底的一个晚上，由他们打开枪炮库，里应外合，夺取武器，得枪又得炮。

两个士兵中有个姓杨的上士，这人不担事，成天算计着动手的日子，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排长姓那，有个弟弟当班长，这小子鬼精鬼灵的，看出杨上士心里有事，而且不是一般的事，就把杨上士拉到个小饭馆里套上话了，结果就套出来了。

到了动手的那天晚上，王永江带人来到矿井队西边围墙的缺口处，刚探头朝里张望，一阵排子枪打过来。王永江知道又坏事了，赶紧下令撤退。

还得夺枪，这回盯住的是黑金河金矿矿井队。当地党组织派进去个外号“张大眼珠子”的党员，发展了几名反日同盟会会员，那天晚上站岗的全是这些人，进去就把矿警队收拾了，缴获长短枪27支，还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王永江抱着那挺机枪，像抱个刚出生的大胖儿子，乐得合不拢嘴，泪流满面。笔者判断，这极可能是东北共产党武装拥有的第一挺机枪。

队伍又像模像样地拉起来了，叫个“汤原反日游击教导队”。50多人编为一个中队，王永江为总领导，杨树明为中队长，戴鸿宾和两个骨干为小队长。

“汤原反日游击教导队”是对内的番号，对外叫“仁和”——一听这名字，不就是绺子（胡子队）吗？

像说道朝鲜（族）人一样，不说道说道东北的胡子，本书许多内容就说不清楚。

东北胡子源远流长，究竟始于何时，笔者请教过一些专家，难有定论。比较一致的见解是，绝对数量不好说，按人口比例，在近现代史上，在东北被称做“胡子”的土匪，应为全国之冠。而且，一位胡子出身的人物能够成为“大帅”、“东北王”，并控制北洋军阀政府，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还有被称为“辅帅”的张作相，以及后来江桥抗战的民族英雄马占山等等，寻到根头，都是胡子。榜样的力量即便不是无穷的，也是很大的。不能金榜题名，那就当胡子，受招安，当大官——这也是东北胡子多的原因之一。

还有日本胡子、白俄胡子。一些日本浪人，有的是追求或向往杀人越货、恣意妄为的胡匪生涯，并幻想以此出人头地，有的是犯了罪铤而走险，有的还有陆军情报部门的背景。他们想方设法加入绺子，也学得一口黑话，与中国的胡子首领歃血为盟，结拜兄弟，有的还当了头目。像报号“红颜龙”的山本重太郎，报号“小白龙”的小日向白郎，报号“铁甲”的根本豪，还有女胡子头“满洲阿局”等。从日俄战争到“九一八”事变，这些从装束到语言都难看出是日本人的胡子，操纵、利用胡子，成为日本政府和军部推行大陆政策的别动队。白俄胡子，即苏联十月革命后逃到东北的白俄匪帮。“九一八”事变后，一心恢复昔日天堂的这帮东西，把希望寄托在日军北进上，死心塌地效忠日本，抗联没少与这帮东西作战。

为什么东北管土匪叫“胡子”呢？有关专家和民间老人说法不一。一说是打家劫舍前要化装，把自己搞得青面獠牙，头发、胡子染成红色。后来有了火药枪，为了防火药、铁砂倒出来，枪口要塞以红缨，作战时将其拔出来顺便叼在嘴上。所以，最初的胡子，据说是被称做“红胡子”的。一说是最初的胡子都留长发长胡子，既能镇骇对方，又可掩盖真面目。虽然有几代为匪的胡子专业户，毕竟多数人迟早还要回家过日子、做好人的。那时没有透明丝袜什么的套在头上，满脸胡子一刮回家了，就是最便捷的整容术了。一说是满清入关后，汉族移民渐多，并带来比较发达的农业、商业，富有阶级就受到抢劫。历史上，汉人称北方少数民族为“胡人”，这些抢劫者就成了“胡子”。还有一种说法，一是顾名思义胡来，胡作非为，二是用“胡子”形容其多。一位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民俗学者，干脆用了这样四个字：“遍地都是”。

“九一八”事变后就“遍地都是”，用老百姓的话讲叫“遍地起胡子”。

有资料称，事变前辽宁全境胡子为1800余人，事变后一些地区一个县就不止这个数。像兴京县，多则几百人，少则十几个，光有字号的胡子队就30多个。

把义勇军一竿子打入胡子之列，显然是错误的，而且属原则性错误。“九一八”事变前，称“山林队”也好，叫“胡子”也罢，就是胡子。当然也有区别，有的只绑大户，有的连穷人也一样祸害。事变后就不同了，各种抗日武装统称义勇军，包括胡子。有的真抗日，有的一边抗日，一边发财，有的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打家劫舍。“海伦经过长时间的义勇军蹂躏”，“他们对于反日军之土匪行为，将有深深的增（憎）恶”。这类文字在当时各地党组织给省委的报告中，不时可见。1933年5月，汤原中心县委在给省委的一份半年来的工作报告中说：“有一次，离鹤岗郊外三里地，一个人空手就缴了四个日军的械和打死了三个日军”。这虽然是个极端的例子，却也让人想见城外是谁的天下。

关东这片黑土地，虽然胡子不断，到了还是难免两条道，或者被剿杀，或者被招安、收编，吃官饭。这招安、收编，一怕缴械，二怕编散。缴械，没了枪杆子，就像老虎没了牙，编散了，弟兄们抱不成团了，那早晚还是一码事。当年王德林啸聚山林，地方官员谁也不敢打他，张作相就是以原班人马一个不动、一枪不缴为条件，将其收编为13旅63团3营的。如今小鬼子也来这一套，嘴上说得好，谁知安的什么心？

汤原地区几十支义勇军、山林队中，较大的是“屠旅”和5团，原来都是马占山的东北军，有的投降了，有的成了山林队，有的拿不定主意。当胡子不容易，投降不甘心，还怕被缴械。有的就跟日本人谈条件，谈成没谈成，投降不投降，暂时原地驻防维持治安，彼此都没底，麻秆打狼——两头害怕。5团投降时，日军到驻地举行仪式，点名，一个营长突然拔枪射击，一些弟兄也纷纷出手，打死4个日本军官，其中少佐、大尉各一，另有10余士兵。鬼子也有防备，机关枪扫起来，打死30多人。5团降的降，散的散，有个连长带几十人上山，报号“忠厚”成了山林队。

胡子都有字号，字号五花八门，都有讲究，大体可分五类。一是炫耀武功、实力，如“双枪”、“打得好”、“打一面”；“三省”、“九江”是地盘大、有势力，其实有的绺子就十几个人，屁股大块地方。二是图个吉利，希望大富大贵，如“常占”、“九盛”、“宝全”，等等。胡子干的是刀尖上的营生，自然希望性命、财富长长久久。三是表示一种人生志趣，“天良”、“君子人”听着和善，“野狼”、“黑风”就凶残，令人恐惧，这也正是要达到的效果。而“九一八”事变后的“反日”、“打日本”、“压东洋”，其政治取向不言自明。四是首领名字，如后面将写到的“朝阳”，其首领就叫孙朝阳。这种情形较少，因为字号兼有保密功能，自报家门，官府找上门去，灭你全家。像“满洲国”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产匪の研究》一书中，谈到同年2月12日在抚松县二道流河召开的一次联军会议，1军军长杨靖宇等人的姓名赫然在列，与会的山林队则只有字号，首领“姓名不详”。五是在字面上看不出什么，如“老疙瘩”、“一枝花”（并非女性）、“青山”等，一般都有出处，大都因其首领之好恶而得。许多字号带有迷信色彩，这一类就更浓。“九一八”事变后还有一种特例，就是“屠旅”、“王参谋长”、“赵团”、“王营”、“刘连”什么的，基本为原东北军的队伍，旅长姓屠就叫个“屠旅”，以此类推。他们瞧不起胡子，就这么番号不番号、字号不字号地叫着，以示与胡子不同，其行径也与胡子差不多。难说有胡子就有了字号，也应该和胡子的历史差不多，有的还成了地名，如黑龙江省庆安县天明阳镇（当年属吉林省）。“天明阳”首领姓张，不骚扰百姓，又坚决反日，后来被俘，押送哈尔滨731部队，下落不明。

“胡子进屯了！”“胡子‘打街’（“街”即镇子，又称街基，打街即攻打镇子，“街”音ɡāi）了！”在儿时听老年人讲的关于胡子的故事中，是不时会听到这样的惊叫声的。来的倘是小帮胡子，在梆子、锣鼓或铜盆什么的敲打声中，青壮年就会操起棍棒和杀猪刀什么的，前去应战。倘是大帮胡子，打不了，那就只有任其抢掠。当然，来得及逃跑时，那就逃跑了。东北人管躲避战乱叫“跑屁头”，躲避胡子叫“跑胡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躲避沙俄侵略者，还“跑毛子”。

可现在，人们不喊了，也不跑了。遍地起胡子，往哪儿跑哇？

1932年（无月日），《中共满洲省委××同志关于华子沟一带一般状况与组织情况的报告》中说：“土匪现在已不像以前了，都是成为正大光明的范围了，成为乡村的直接统治者。”

东北是移民之乡，也是打工之地。那些有几百几千，乃至几万垧土地的大粮户，从春种到秋收，一家就得几十几百上千的农工。还有林业、矿业，也需要大量的季节、非季节性的工人。主要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被称做“跑腿子”的青壮年，春来秋去，就像如今春节前后的民工潮。在通常只有南北一条街的各地县城，都有叫做“工夫市”的劳动力市场，如果有人喊上一嗓子，说明每天的工钱和吃食，就会有一大群“跑腿子”拥上去。那时，无论“跑腿子”，还是已在当地安家落户的，谁当了胡子，即便偶尔为之，“老×家出胡子”，一个家族几代人，都可能被人戳脊梁骨。但是，现在不行了，顾不得这个了，得活命呀！

自日本势力进入东北后，为了攫取这片丰腴的黑土地，鬼子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其中之一，就是卖军火给胡子。哈尔滨大白楼的三菱（或住友）洋行，吉林公主岭的日本租借地，以及其他地区的一些洋行、租借地，都干这种勾当。贩卖军火，牟取暴利，更重要的是怂恿胡子为非作歹，扰乱社会，以便乱中下手，火中取栗。而今，终于天下大乱，遍地起胡子，闹的乱的是日寇一手扶植起来的“满洲国”。

胡子祸害百姓，不容忽视。可他们存在的本身，对“满洲国”就是一种威胁。即便是那种专事抢劫的胡子，走投无路时，也是要跟小鬼子拼命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非常时期，或者说是从义勇军到山林队的过渡阶段。溃散的义勇军，除了过界的、回家的、投降的，大都还未进入山林。这是一个对民间、社会的冲击、损害非常大的时期。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九一八”事变，是先闯进朝鲜、中国，后来又跑去东南亚杀人放火的侵略者的罪孽，他们才是真正的强盗、胡子。而黑土地上这些打家劫舍的胡子，在把枪口对准侵略者的同时，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胡子了。而我对于那种一边抗日一边扰民的战死疆场的先人，也是怀着敬意视为英雄的，更不用说那些只抗日不扰民的了。

当时，在东北的一些共产党人眼里，特别是中上层，对于这类武装是不无厌恶的。具体到需要贯彻落实政策的人那里，则大都采取了一种比较实际的态度。

打着反日旗号的各色武装，或者地主武装，或者与地主有关系。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口号太红，力量又小，四面受敌，就使个障眼法，报个字号。像汤原游击队的“仁合”，仁义和谐，和谁都合得来，便于和胡子打交道，权宜之计，有利生存。

各地党领导的游击队，无论报没报个字号，其经历和生存状态都差不多。

而这次，汤原游击队恰恰就毁在胡子手里。

队伍经鹤岗东北的船房子、烟囱山，向汤原北部山里进发。

叫“汤原反日游击教导队”，是王永江的主意。庄稼人扛上枪就是军人了？得教育、引导、训练，而且得抓紧时间进行军政训练。队伍拉起来就不是儿戏，随时可能打仗。王永江把部队拉到个僻静的地方，安心训练两个月，然后就真刀真枪跟鬼子干了。

队伍走到鸭蛋河区七马架子屯，碰上一帮“九江”胡子。

两下里站定，“九江”头子于九江双手抱拳，先左后右在胸前一晃，道：“西北乾干一座楼，千人万马俺在头，五湖四海访朋友，江洋路上汇成帮。”

东北军老兵大都会些胡子黑话，王永江抱拳还礼道：“走江洋，闯绿林，江洋路上一家人。”

对上了，“仁合”和“九江”就唠上了。

听于九江讲他们也打日本子，王永江就说：人多劲大，咱们合伙干吧。

教导队人多，枪也好，还有挺机枪，不知于九江心里怎么想的，嘴上是答应了。

但有一条。王永江强调：“仁合”只打日本子，不抢百姓，“九江”能行吗？

于九江又答应了，可他的部下还是偷呀摸呀抢的，到哪儿都会弄出些动静来。王永江经常批评制止，也跟于九江谈过几次，这小子点头应着，行动照旧。

老百姓不干了，说这是什么反日军呀？纯粹是帮胡子，不给他们饭吃，饿死他们！

一条鱼腥了一锅汤。王永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了，跟杨树明和刚任命不久的政治指导员裴世铁一商量，请示当地鸭蛋河区委，决定把于九江和几个恶行昭著的家伙除掉。

队伍来到刘侉屯北山里的桦皮营子，有个叫韩占发的“把头”（领头干活的），领几个人在那儿“放耳茬”（把柞树锯倒，经伏雨浇过腐烂了，上边长出木耳来采摘——锯树的过程叫“放耳茬”），都是救国会员，就决定在这里动手。

韩把头刚打只野猪，拳头大小的肉块子，在大锅里翻滚咕嘟着，香气四溢。这天是5月1日，山野间黄糊糊的，背阴处有的地方还残留点脏兮兮的积雪，阳坡上个别抢春的树种枝条油光光的，快要鼓出苞芽了。

一间马架子似的小木房，一张几块粗拉拉的木板钉的长条桌，两边各摆一长条凳。王永江、韩把头和裴世铁坐一边，对面是于九江、二当家的和炮头“老来好”。队伍散在外面吃饭，由杨树明指挥，以打碗为号，一齐动手。

打碗的任务交给了王钧。他就是这次参加的游击队。让他打碗，一是革命坚决，二是精明机灵，三是人长得较胖。如今国人以胖为丑、为病态，忙于减肥，那时正好相反，以胖为美、为健康、为富态、为福相。今人求之不得的苗条，则是穷馊馊的穷酸相。那时人穷，胖子很少，王钧从小就胖，喝凉水也长肉。那时的人多少都有点儿迷信，特别是游击队搞几次都垮了，一些人就觉得倒霉，运气不好。王钧长得富态、周正，让人觉得吉利，能成事。

屋里有酒，外面就是小米饭野猪肉。杨树明琢磨里面喝得差不多了，一递眼色，王钧起身去锅里盛饭，早瞅准地上一根干树枝子，假装绊了一跤，一个蓝瓷大海碗就“吧”地摔地上了。

胡子最忌讳打碗了，碗碎了，吃饭的家什不就没了吗？于九江在里边喊了一声，机枪手已经抱着机枪冲进去了，“九江”的人里里外外都被枪口逼住了。

王永江当即宣布，于九江匪性不改，违抗命令，抢掠民财，祸害百姓，败坏反日军声誉，屡教不改，为严明军纪，就地正法。

枪毙了于九江，又将几个坏分子开除出队，队伍继续向北边的通河县进发。

“老来好”四十来岁的样子，中等个头，赤红面子，有几颗麻子。这小子兵痞出身，能说会道，枪打得准，不然也不能成为“九江”绺子领兵打仗的炮头。两队合并后，瞅着最靠近“仁合”的就是他了，特别是在王永江面前。王永江叫他干什么，从无二话，而且干得利索。除掉于九江等人后，亮出教导队的底细，他还积极要求入党。

杨树明提醒王永江：俺看这人心里藏把刀，咱们得提防着点儿。

裴世铁也说：俺也觉得这人不是“善茬子”（指有能力但不好对付的人，常用于否定句），咱们可得接受教训呀。

王永江道：你们的意见挺好，俺留个心眼儿就是。

在通河训练、活动一个多月，回来已是6月中旬了。去时枝条光秃秃的，这时已经树叶遮天，满世界绿意了。王永江和杨树明挺高兴，说树叶关门了，咱们的好时候到了，该跟小日本子好好干几仗了。

过了汤旺河（汤原县由此得名），到了孙臭嘴子炭窑，就是汤原县界了。王永江说在这旮旯歇两天，洗洗衣服，晾晾鞋子和“腿绑”（指“绑腿”，当时东北人反过来叫），最要紧的是弄弄脚、歇歇脚。

汤旺河，洼丹河，舒乐河，巴兰河，小古洞河，大古洞河，来回路上除了河，就是沼泽。腿脚成天在水里泡着，都白了、木了、没知觉了。扎破的地方都沤烂了，那肉一抠一块，一点儿血色也没有。

回来的路上，“老来好”更积极了，王永江就介绍他入党。杨树明和裴世铁不同意，王永江说俺也品他这么长时间了，这个人没外心，是实心实意跟咱们好。

走得人困马乏，那人睡得香甜呀。几声狼嚎过后，山野间益显静谧。

三个人影闪进王永江、杨树明、裴世铁和机枪手住的小房子，枪声就炒豆般响起来。

王钧老人说，当时我睡得太死了，枪响好一阵子才醒，迷迷糊糊听人喊“挣着了”。这是胡子黑话，意思是“得手了”。枪毙于九江后，王永江就宣布革命队伍不准说黑话，怎么又说上了？是胡子来了？胡子还敢找我们“撩闲”（撩拨、找事），活腻烦了？这么寻思着爬起来，就听“老来好”扯着破锣嗓子，喊什么“大当家的”，俺“老来好”给你报仇了。这下子觉出不对头了，再一看，咱们的人都叫人家拿枪看上了。

“老来好”站在小房子前，黑灯瞎火看不清模样，就听他喊：俺“老来好”没别的意思，就是给俺们大当家的报仇。俺是为抢金元宝回家，不是抢人头回家。俺不杀你们这些“崽子”（喽啰，这里指游击队员），都滚子回家吧。

王钧老人说，“老来好”带人走了，我们跑进小屋子，血腥气呛鼻子，摸哪儿都黏糊糊的。点亮油灯，哪个人身上都中了几枪。摸摸看看，老杨中队长中了八枪，还有气儿。赶紧扯衣服包扎伤口，弄木棒、树条子绑扎担架。那挺捷克式机枪，也叫“老来好”抢走了。机枪手姓韩，是个朝鲜族人，三十多岁，那时都叫他“韩机关枪”、“韩射手”，平时都和领导在一起。那时机枪手不光射击技术好，更得政治可靠、坚定，机枪是游击队最大的宝贝呀。

老人叹口气：好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主要领导死的死，伤的伤，枪也没了，游击队又垮了。把烈士遗体掩埋了，抬着老杨队长走吧，回来了。

买两支撸子再干

梧桐河边的几个地窨子里，藏着60多个党团员。敌人统治越来越严，特务、密探四处活动，越是红地盘盯得越紧，屯子里待不住，猫在这里已经两个多月了。隔三差五，屯子里的积极分子来给送些粮食、土豆什么的，一般都是下半夜来，也是脑袋掖在腰带上呀。进了地窨子，看到人们都兴奋地挤上前来，就不由得摇头叹气。那人眼窝子凹进去老深，男的女的蓬头垢面没了模样。

地窨子里黑暗、潮湿，那人嘴里、嘴角都是燎泡，心焦啊。这“地下党”的日子，熬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了，就这么被动地待着，算是怎么回事儿呀？得跟敌人干哪。要是让敌人寻着踪迹，闻到味儿，岂不是连窝端了吗？

这天晚上，中心县委书记夏云杰来了。

夏云杰三十多岁，山东沂水人，近1.80米的个头，人称“夏大个子”。二十多岁闯关东来到汤原，先在县城打零工，后到乡下种地，农闲时去黑金河金矿做临时工。这人性格坚忍、豪爽，又颇稳重，一口山东话讲什么都有条有理的。

“地下党”们乐坏了，热闹了一阵子，夏云杰给大家讲形势：中央红军已经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南方十几省都建立了红军，估摸着有几十万了。咱东北也拉起好多队伍，南满有红32军，东满有红34军，北满的巴彦、珠河、海伦，吉东的密山、饶河、宁安，都有了咱们的游击队。咱汤原虽然几次都失败了，可咱们还有党、有人呀！在座的60多人，不就是支现成的队伍吗？而且都是党团员，纯粹的红军。

一些人插上话了：没有枪，算什么红军呀？

夏云杰笑吟吟地从腰间摸出两支撸子，立刻就被身边的人抢了去，没等摆弄几下，又到了别人手里。

有当过游击队员的，摆弄几下就说，这一支是坏的，打不响呀？

夏云杰苦笑道：就是脱裤子当袄，也就能买这样两支枪了。

一些人就不由得想起被“老来好”抢去的那些枪，特别是那挺机关枪。

上次组建游击队前，省委秘书长冯仲云来汤原县巡视，在中心县委所在地7号屯附近几个屯子，领导农民开展抗租减租活动，一些农民提出把胜利果实捐出来反日救国。反日同盟会会员在党团员带动下，也纷纷捐钱捐粮。县委以每支6000斤大豆的价格，从地主、溃兵手中买了13支步枪，还有两支撸子，1支“七星子”（一种装7粒子弹的左轮手枪），这才有了游击队和夺黑金河金矿矿警队的枪。

东北胡子多，民间枪也多，只有傻瓜才指望官军能够保护自己。从冷兵器到热兵器，东北民间养枪的历史，应该和胡子的历史差不多。枪是财富的象征，你的枪多，说明你需要保护的财产多。既能体现身份，又具使用价值的是像挺小机枪似的驳壳枪，又称盒子炮，东北人叫“匣子”、“匣子枪”。因其身管长短，又分“长苗儿”和“短八分”，短八分就是比长苗儿短了8分，弹匣有装填10发子弹的，有装填20发的。装20发的又称“大镜面匣子”，“九一八”事变后的市价，一般为30担大豆（如今1担为100斤，当年东北分大担与小担，分别为600斤、400斤）。“九一八”事变前，富家子弟骑匹走马，挎支大镜面匣子，其吸眼球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街上跑辆私家“大奔”。

夏云杰望着大家的眼神，知道那心头都在想什么：咱们要是有钱，买它几十、几百支好枪，那该有多好呀？

夏云杰清清嗓子，握紧拳头：同志们，咱们都是穷人，咱们的党也是个穷党，但是这个党是最有力量的，因为穷人占大多数，因为咱们有马列主义这个最强大的武器。有鸡就下蛋，有人就有枪，夺！咱们还要夺枪，要武装起来拉出去，和小日本子拼个死活！咱们一定要对得起牺牲的烈士们，对得起咱们的先人和后人！

对！夺枪，和日本子拼到底！大家异口同声。

跳动的油灯光，照耀着地窨子里一张张形容枯槁的刚毅、激动的脸。

鹤立镇东二堡，有个十几个人的自卫团，是日寇组织的。伪自卫团的院子挨着个场院，几个庄稼人模样的中年汉子，要买那一垛垛的谷草，指手画脚地在和主人讨价还价。通往自卫团的路上，有两个人拎着粪筐捡粪。太阳热辣辣地烤照着大地，知了在树枝上拼命地聒噪。

路上过来两个人，边走边哼着小调：“松花江的鱼儿大又长呀，江边的姑娘白又胖……”

二十多岁的是团县委书记于永顺，瞅着单薄、秀气，却是机灵，还有把子力气。年纪大点儿的叫徐振江，长得五大三粗的，连喘气好像都一股山东腔，却没人叫他“山东棒子”。山东人脾气犟，他又是个犟中犟，一句话能砸个坑，有人说他“镢（犟）头不是镢（犟）头，是个镐头”，就得名“徐镐头”。

干什么的？门口哨兵冲两个人喊着。

大兄弟忘了咋的？俺是你们伙房大师傅的小舅子，俺娘肚子疼，俺来找他买点儿大烟土。于永顺边走边道。

哨兵说：再来给俺捎点嘎儿吗的（零碎东西什么的，又叫“嘎七嘎八的”）呀。

于永顺大声道：你就等（坐享现成的）吧。

走进院子，进得屋里，南北大炕，迎面墙上挂着一溜步枪。北炕上几个人躺着睡觉，南炕炕头上放张桌子，下棋的，看热闹的，叼烟袋的，抽烟卷的，大都光着膀子，吵儿巴火的。那时的窗户都是上下两扇，上面一扇向里开，用个钩子钩住。

不准动！徐镐头炸雷般一声吼，两只撸子对准南北炕上的人。一时间，自卫团的人呆若木鸡，两个人也不敢上前拿枪，就按原定计划，于永顺开始训话：都给俺老实听着！俺们是红军游击队，来“取”（音qiǔ）你们的枪打日本子。你们都是中国人，是穷人，日本子烧咱们的房子，杀咱们的男人，奸咱们的女人，你们倒帮狗吃食，替日本子看家护院，还叫中国人吗？老老实实让俺们取枪什么事没有，谁动一动就打碎他的脑袋！

见徐镐头和于永顺进去了，捡粪的王钧和翁大成就往哨兵跟前靠近，场院里买谷草的庄稼人也跑过来。未等哨兵明白怎么回事儿，一把匕首就把他逼住了，那支步枪就到了翁大成几个人的手里。两个人三步并作两步冲进院子，翁大成边跑边从兜里掏出一个焚火帽，套在枪口上，跑到窗前就把枪口从糊着窗纸的窗格子里捅了进去。

翁大成和王钧都是老队员了。那个血腥之夜，在收拾王永江等人的遗体时，翁大成从韩机枪手的衣兜里，翻出个焚火帽。焚火帽又叫消焰器，就是拧在机枪口上的那个喇叭状的器件。这是那次游击队垮掉后，留存下来的唯一的“枪毛”。这根“枪毛”这次可起大作用了，而且还将继续起作用。翁大成这人平时大大咧咧的，在这上头可用心了，谁想不到的他都能想到。

真有不老实的，贼眉鼠眼地欠起屁股，就想去墙上抓枪。就在这时，一挺“机关枪”从窗外伸了进来，这小子立刻就傻眼了。

太阳有点儿西斜了，鸭蛋河伪自卫团大门不远处，一个中年汉子和个老头骂骂咧咧地吵架。

老头扯着嗓子骂：你他妈的是个畜生！俺这么大年纪了还欺负俺，几斗麦子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就是不还。你小子不讲理，咱们找高团长评理去。

壮年汉子嗓门也不低：你在俺家白吃白住几年了，还有脸要那几斗麦子，天下还有你这号不讲理的吗？

看热闹的越聚越多，有人就说这不是大老李和他舅舅宋木匠吗？一些人就上前劝架，说舅舅、外甥的，为几斗麦子值不得，叫人家笑话。舅舅跳着脚喊，俺没他这个外甥，抽冷子就是一个耳光子。因个高而被称做“大老李”的李凤林，说你是长辈，俺不还手，你不说要找高团长评理吗？那就走啊，走啊？

这李凤林是鸭蛋河区委书记，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不是党员，就是团员，连个舅舅也是党的积极分子。上次游击队夺了东二堡自卫团的枪，才十几支，还得夺，李凤林就说夺俺们鸭蛋河的。当然还是智取，智取就得有短家伙，才能接近自卫团。上次夺枪后，两支撸子又让县委要回去了，他们也是拎着脑袋到处跑，也得有点儿防身的家什呀？正愁呢，来了帮叫“阎王队”的胡子，区委宣传部长徐光海认识“阎王”，去借。那“阎王”说俺就这俩“跑梁子”（匣子枪），万一有个闪失，那不是把“平口”（饭碗）打了吗？

李凤林亲自去见“阎王”：你不就怕俺给弄丢了吗？这样吧，俺家除了人以外的东西，全都押给你。这事败了，全是你的。成了，枪还你，再随你挑两支最好的大枪，再给你带出来个鸭蛋河最大的财主。

李凤林家是个大家，一个大院10多间房子，养着大骡子大马大车，有点儿钱。“阎王”当然会算账。当即签字画押，借给两支短八分。

门口哨兵拦挡不让进。这舅甥俩表面互不相让，暗中使的一个劲，哨兵如何挡得住？还有个地下党员王居选，假装拉架，也跟着拉拉扯扯地进了院子。

听到外边吵儿巴火的，伪自卫团长高魁一，从屋子里趿拉着鞋走出来，双手叉腰，张口一个“操”：妈个巴子，跑这地界来撒野，找死呀？

高魁一的威风还没耍完，李凤林和王居选的两支短八分，就对上了他和几个出来看热闹的伪兵。大门外围观人群中的游击队员，也各司其职动作起来。翁大成还是上次的动作，边跑边把焚火帽套上去，再把枪口从窗格子捅进去。

再仆再起，五次三番，汤原游击队这次终于站住脚了。

抗联6军的基础，就是这样打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