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歹饭了。

——歹饭了。

——歹饭了。

我的二奶奶，一个身高不到1.60米的小脚少妇，站在我家房山旁的高粱地头，冲着黑魆魆的后山坡，可着嗓子唱歌儿似的一声声呼喊着，要我的太爷爷、太奶奶和三个爷爷、两个奶奶，还有几个姑姑，回家吃饭，同时宣告着一天劳作的结束。

“歹饭”即吃饭。我查遍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和一套《汉语大字典》，也没找到这个“dǎi”字，不得已生搬硬造，弄成了“歹”字，以便保持本书所写的那个年代的滋味。而笔者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上学读书后，才把“歹饭”改成“吃饭”的。至今在东北一些八十岁左右的老人口中，特别是乡间，仍是“歹饭”。张学良在台湾、夏威夷，仍旧管“出生”叫“下生”，管“枪毙”，叫“枪瘪”，到老一口乡音未改。

这里是辽宁省凤城县（今凤城市）弟兄山乡碾子沟。我家的5间茅草房，坐落在个椅子状的山洼里。中间是厨房，东西两头是南北大炕的卧室，两个灶坑里的余火是一条沟里唯一的光亮，大子、小豆饭和土豆炖倭瓜的香气，在夜色中弥漫着。比篮球场还大的院子，周围一圈碗口粗细的原木一劈两半夹起了一人多高的障子，西侧矗着个比房子还高大的包米仓子，东侧靠大门处是猪圈，外面是小山一样的粪堆和比粪堆还大的柴火垛。后面将会写到，我的祖辈固执地认为，就是这粪堆和柴火垛，在冥冥中主宰了我们这个家族的命运。

像辽东大山里层层叠叠的崇山峻岭一样，这里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一派原始的荒莽与生机。据父亲生前讲，我爷爷的爷爷，道光年间从山东莱州闯关东，在鸭绿江口一带上岸后，走到这里就不走了，看中的就是这里荒无人烟，远离官府，没人管。直至“九一八”事变前几年，在离我家3里多远的沟口，才陆续搬来几户人家，逐渐形成一个小小的村落。

我家是个老少三代的20余口之家。这等人口的家庭，在我的童年时代就少见了，那时却不稀罕。农耕生活，原始劳作，把人们紧紧地吸附在土地上，也维系着传统的大家庭。优越性之一，是能够较大限度地发掘劳动力资源。像我家，三个奶奶轮流值班，每人一个月，做饭喂猪，操持家务，还兼“幼儿园长”的职责。里外忙活，不时要瞭上几眼，喊两嗓子，让包括我父亲在内的那些还不能劳动的孩子，玩耍时别跑远了，让虎呀狼呀什么的叼跑了。

我一口一个“我家”，其实是不确切的。因为我从未在那里生活，甚至没有去过那里，连我的父亲也只是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应该说，对于那里的印象和记忆，连我的父亲也不是多么深刻的。

但是，我敢说，我的二奶奶唱歌儿似的喊叫着“歹饭了”的那个晚上，就是那个悲惨、耻辱的“九一八”之夜。

相信读者会和我一样，记住我的祖辈第一次见到日本人的情景。

一天晚上，一辆汽车由远而近，驰来碾子沟。那巨大的轰鸣已使人胆战心惊，把一个小山村和半面山坡都晃照得雪亮的车灯光柱，则要把人唬得魂飞魄散了。还在油灯下忙着什么的人，睡梦中被惊醒的人，都以为是什么“妖物”来了，有的拔脚就跑，有的想跑却硬是拔不动脚。汽车进村了，车灯熄灭了，山野间复归静谧。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先是几个胆大的汉子，接着几乎所有的青壮年男人都跟了上去，手里都操着家什，还有几杆放蚕用来轰赶鸟兽的老洋炮。大家蹑手蹑脚的，大气儿不敢出，唯恐把这个“妖物”惊醒了。不知谁喊打烂它的眼睛，老洋炮“咚咣”一通响，人们拥上去，棍棒锄镢又抡起来一顿砸。

据我的爷爷讲，当时人们认定这是个“妖物”，必须惩罚它，降伏它，起码也要让它晓得这方水土中人是不好惹的，使它不敢兴妖作怪，降灾弄祸。

燃着松明火把的夜色中涌动着一种庄稼人难得的悲壮与雄烈，更多的还是胜利后的激动、喜悦和轻松。

第二天早晨，这个“妖物”却轰隆隆一阵怪叫，又箭一样地跑了。

我的老天爷！山民们大眼瞪小眼：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眼睛瞎了还能跑，还不“掉道”（脱离路面掉进沟里）！

我的三个爷爷都说，是第二天早晨见到几个日本人的，是搞矿山探测的“矿山鬼”（管做生意的叫“买卖鬼”，当警察的叫“警察鬼”，开拓团种地的叫“庄稼鬼”——以此类推）。我的祖辈最初称日本人为“琉球人”，说他们是从琉球岛来的，一个个长得球球蛋蛋的，十有九个罗圈腿。据我所知，这种“矿山鬼”都是有武器的，跑到这辽东大山里，更是非有专门的武装保护不可的。可我祖辈的叙述中，却见物不见人，没一个“琉球人”影儿。那身心和视听，整个都被这个“眼睛瞎了还能跑，还不‘掉道’”的“妖物”占据了。

末了，我的很会“讲古”（讲故事）的老爷爷，却也重重地来了句：那“小鼻子”鬼精鬼灵的，那才歹毒呢，咱中国人可没少叫他们“踢蹬”（整死、杀死、完蛋的意思）呀。

当了十四年亡国奴的我的祖辈，称俄国人为“老毛子”、“大鼻子”，叫日本人为“日本子”、“小日本子”、“小鬼子”、“小鼻子”。

几天后，我的祖辈听“村上人”（村干部）讲：“小鼻子”占了咱们的奉天（沈阳）城！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

且不说肥美的黑土地，怎么会孕育了这样一支悲怆的歌，娩出了“满洲国”这样一个怪胎。先让历史定格在关东军炮轰北大营的那一刻，看看我们能够看到、并该铭记些什么。

1931年的9月18日，为农历八月初七，是上弦月。这个季节的上弦月，应该在晚上8点左右逝去，大地随即漆黑一片。

后面将要写到，我的祖辈并非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特别是在这“三春不如一秋忙”的季节。据我推测，当我的二奶奶唱歌儿似的喊着“歹饭了”的时候，正是日本关东军和守备队利用月逝夜黑，向北大营及各个目标运动之际。而随着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爆炸声，架设在南满车站（今沈阳车站）附近日本守备队院子里的24厘米口径重炮，开始轰击北大营的中国军队时，我的太爷爷以下三代20余口人，该是在油灯下吃罢晚饭，或是在那热乎乎的南北大炕上响起鼾声了。

至于见到那辆跑到辽东大山里，被山民视为“妖物”的汽车时，是不是整个东三省，乃至热河，都早已罩在太阳旗的阴影下了？

他们听不到日军攻打北大营的枪炮声，在睡梦中就当了亡国奴，而且当了那么久竟浑然不觉。他们苦巴苦业劳作一天，那热炕上的梦一定是非常香甜的。他们实实在在就是地地道道的乡野草民，世世代代原本就是过着这样的日子。

我并非为我的祖辈开脱。后面将会写到，提起我的祖辈，特别是我的三个正值青壮年的爷爷，我是不能不有些脸红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些执掌东北大权的人物，那一刻在干什么？

当我的祖辈视汽车为“妖物”时，张学良是不是会开汽车、又能驾驶飞机的“中国第一人”？

对于“九一八”这个日子，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没有比这位少帅再悲惨、再凄苦、再刻骨铭心的了。年轻英俊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国第二号强势人物，那一刻正与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坐在北平前门外的中和戏院的包厢里，欣赏京剧大师梅兰芳表演的《宇宙锋》。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随张学良在北平。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在锦州小岭子老家，为其父大办丧事。

在奉天坐镇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代司令长官荣臻，前一天为其父做寿，事变当日意犹未尽，仍在家中应酬，宾客盈门，灯烛交辉，收礼发财。

算是在职在位的两位大员，一位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一位东北特区（哈尔滨）行政长官张景惠，事变不久即投进日本人怀抱，当了汉奸。

另一位也是很快就认贼作父的，将吉林拱手让给日本人的代行吉林省军政大权的督署参谋长熙洽，正在粮米行街吉长报馆胡同的淫乐窝吉林俱乐部花天酒地。

再看看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的王牌，对奉天防务堪称举足轻重的国防军7旅。

为应对日军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事变前中将旅长王以哲，曾召集连以上军官会议，议定出7条纪律，最后两条为：“（6）各级军官的宿假（回家住宿），由每周三次改为一次，必要时不准回家，在营内住宿。（7）团、营、连的值星官，绝对不准离开岗位。”可事变当夜，从旅长到所属3个团的团长，全回家了。就剩个没有决断权的参谋长赵镇藩，留在北大营看堆儿。

还用说什么吗？

既定方针“不抵抗”

北大营9点钟熄灯。

7旅620团3营9连上尉连长姜明文，这天赶上宿假，却是营值星官，营长于天宏又不在营中，就更不能回家了。熄灯号响过，到各连查夜，回来已过10点。脱衣上床，心神不宁，有种要出事的感觉。随手抓过床头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看到“开门揖盗牛马一生休”一段时，西南方向突然响起爆炸声，接着就是密集的枪声。不好！他翻身跃起，传令全营起床，领取枪弹，紧急集合。

十多分钟集合完毕，姜明文立即指挥各连奔向既设阵地。

事变前，7旅官兵利用营房四周围墙，构筑了一些掩体、散兵壕和半永久性地堡，一旦战事发生，即可进入阵地。另外，刺刀开刃，枪支每天擦拭，士兵每人发200发子弹、4颗手榴弹，机枪弹盒装满子弹，火炮、坦克等重型装备也都保养得好好的，处于战备状态。

队伍未出620团院子，中校团副朱芝荣喘吁吁赶上来，让把部队带回去。姜明文问为什么，朱芝荣说旅长来电话，叫部队不要动，把枪交回库里，士兵回去睡觉。如果日本人进来，由官长出面交涉，日本人要什么给什么，不要打。

姜明文等几个连长强压怒火：“要命也给吗？！”

朱芝荣说：“这是旅长的命令。”

枪炮声中，赵镇藩拼命摇动着电话机的摇把子。

先给在三经街的旅长家打电话，旅长说他去找荣臻参谋长研究一下。

赵镇藩一边命令各团进入阵地，一边又直接向荣臻报告。

荣臻指示：“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枪炮声越来越激烈，赵镇藩抹把脸上汗水，硬着头皮又给荣臻打电话，说明官兵大都在火线上，收枪在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荣臻道：“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荣臻是11点左右赶到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的，5分钟后王以哲也到了。

电话机的铃声，救火车般鸣叫着。

北大营告急：日军已经突破西卡门，见人就杀，打不打？

小西门警察告急：日军攻城，如果不开城门，他们说要用炮轰！

奉天典狱长告急：日军爬城，在城上向狱内开枪！

东北航空处告急：机场有42架待飞的飞机，怎么办？

无处不告急，十万火急！

战事已经发动，怎么办？王以哲望着荣臻。

给北平打电话，请示一下。荣臻边说边拿起电话。

接电话的是张学良的侍卫副官谭海：“副司令指示，要慎重从事，遵照中央的命令，坚决不要抵抗！”

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

震惊世人的“不抵抗”——还是“坚决性”的！

1996年9月18日晚，笔者在离休前为辽宁省轻工厅副厅长的抗联老人单立志家采访出来，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街道上各种车辆随即停驶，鸣起喇叭，整个一座沈阳城都被震撼了。

从1995年开始的每年的这天晚上，沈阳从10点20开始鸣警3分钟，是为了让世人铭记半个多世纪前那个悲惨、耻辱的时日，警示今人和后人。

警示之一，就是对于任何敢于来犯之敌，都要坚决抵抗、誓死抵抗！

北平，十万火急。副司令勋鉴：日军大举向北大营和奉天进攻。如何应付请速示机宜。

接到荣臻的电话和这封没一个“！”的电报，三十岁的少帅那张因患伤寒病刚愈而显得苍白的脸上和怦怦跳动的心头，会镌刻下多少惊心动魄的“！”和“？”？

日本人真的就动手了？！

这一天真的就到来了？！

对于张学良来说，这无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张学良从戏院匆匆赶回协和医院，立即向蒋介石发报请示。

半夜时分，收到回电：

相应处理。

五十九年后，这位“九一八”事变的悲剧主角，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专访时说：

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么做。我以为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日本这么做，不仅是中国的不幸，在国际上日本将受到责难，对日本也不好。我以为日本不应该这么做。后来国民对我的不抵抗有所责难，对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责备我不能看穿日本的阴谋，我承认我有责任。当日我判断：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发动战争，我会与他们拼命的。

“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这话没错。

可东北人那十四年亡国奴的日子呢？

“铁岭事件”；“龙井事件”；“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盛产大豆、高粱的黑土地盛产“事件”，因为关东军需要“事件”，需要把“事件”变成“事变”。

自1881年起，岛国日本就大肆鼓吹“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1895年，首相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提交的《兵制改革》奏文中，明确提出要把“生命线”扩大到中国东北，并由此逐渐形成一条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1927年在东京召开的“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要》，则把“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积极方针”作为日本的最高国策。会后，田中义一首相在向裕仁天皇密奏会议内容时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握有满蒙权力，乃是第一大关键也。”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占朝鲜和中国的台湾、旅大，垄断南满铁路，策划“满蒙独立”，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这一衣带血的历史，张学良不知道吗？

1928年夏，日籍台湾人蔡智堪，通过秘密手段抄录了《田中奏折》，将其转交张学良。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至于日本明里暗里那些紧锣密鼓的动作，通过各种渠道自然也会收集许多。而对于日本文化、民族性格，比之中国各地的大小军阀，从大帅到少帅，理应比较熟悉，甚至可说非常了解的。至于什么人和为什么策划了“皇姑屯事件”，杀害了张作霖，最清楚个中内情的中国人，是不是就是张学良了？

那么，这位东北王是如何应对的？

四个字：隐忍自重。

无论日本怎样挑衅、滋事，都要隐忍、退让，以使日本找不到借口扩大事态，以期能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自1928年7月主持东北军政以来，张学良就着手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官商合办方式投资铁路、工厂、贸易公司，限制、取缔日本人和朝鲜人的非法活动，并取得相当成绩。这当然是对事变的一种从根本上的准备，是长远的战略目标，属大谋。隐忍自重，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只是咄咄逼人的日本，会因你的“小忍”，而放弃他的“大谋”吗？

“一衣带水”这个成语，有段时间我们好像讲得太多了，似乎那血真的已经变成水了。而在那个还没有“地球村”概念的时代，最能体现这四个字的含义的，莫过于大帅、少帅治下的东北了。守着这么个横蛮、强悍、野心勃勃的邻居，黑土地上的中国人凭空多了那么多苦难，却也曾使奉系军阀受益。只是子继父业的少帅，无论想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对这个有杀父之仇的强盗，都不能不怀有戒心。他知道发展经济、强大实力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反倒可能刺激得日本越发急不可耐，那就把黑土地、黄土地和红土地都置于一面旗帜之下。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的动因之一，就是企图以此遏制日本的野心，一旦刀兵相见，能倾全国之力抗战。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却来了个“相应处理”。

“中村事件”发生后，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发来铣电（1949年以前电报发出日期都用韵目代日，16日的韵目为“铣”。——编者注）：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接电后，转知东北军各长官遵照执行，并于9月6日电令臧式毅和荣臻：

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需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而在此前的7月8日，在北平副司令部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报中，称：“如果一旦开战，东北必定要失败。”

7月10日，张学良在给王家祯的电报中，又称：

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所占领则是明显的，所以我方应该避免冲突。

“九一八”事变后的舆论，大都谴责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台湾国民党至今仍把责任推到他头上，大陆则认为他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才不抵抗的。应该说，在蒋介石的铣电之前，因了张学良的“抵抗必败论”，东北军“避免冲突”的“不抵抗政策”，已经形成了。

像所有大大小小的军阀一样，张学良并不是什么都听命于蒋介石的。易帜后和“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前后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倘非如此，中原大战前，蒋介石还用得着挖空心思拉拢张学良吗？下道命令就行了呗。而在东北军中，上上下下，“吃张家饭，办张家事”的“张家军”意识很浓。东北财政收入也是独自处理的，不向中央财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济东北财政。张学良对东北的决策是有相当的自主性的，抵抗与不抵抗，是能自行主张的。

在接受NHK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他也说“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是看情况去办的意思”，“并不是不要抵抗”。

江桥抗战，马占山抵抗了，蒋介石又把他怎样了？

可话又说回来，倘若老蒋咬钢嚼铁一声“打”，少帅能不打吗？

他主张的是“全国抗战论”，前提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接到荣臻的“十万火急”电报后，张学良召集于学忠等高级将领开会时，说：“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他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一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1928年12月29日通电易帜，拥护中央，1930年9月18日发表巧电，拥兵入关，体现与实践的都不无这种主张。结果却是一个悲惨的时日的巧合：一年前的这一天，他率十多万精兵入关，一出手就平息了中原大战；一年后的这一天，日本人一出手就断了他的后路，端了他的老窝。

蒋介石抱定的宗旨，却是“攘外必先安内”。他在发出那封“不抵抗”的铣电时，正在江西指挥30万大军“围剿”红军。

这种矛盾、对立、冲突，终于酿成了“西安事变”。忍无可忍的少帅，没了东北的“东北王”，一怒冲天，以一种舍生忘死的“不抵抗，毋宁死”的英雄气，挥洒出一道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惊心动魄的闪电。

别人可以不抵抗，他张学良必须抵抗，于国于家于他个人都必须抵抗。在中国，他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强势人物，因为他的东北军是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央军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而这一切，都是以那片丰腴的黑土地为根基的。中国的大小军阀都拼命地抓枪杆子，但若没有一方属于自己的水土、地盘，谁也阀不起来，只能当流寇。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离不开土地，喝辽河水长大的少帅，离不开那片生养他的黑土地。失去了那片黑土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先是浮萍样随波漂流，身不由己地为老蒋去打在老蒋眼里好像比日本人还可怕的共产党，后来则像只鸟儿被关进了笼子，被拎去台湾还是只笼中鸟。

可他明白得太晚了。

接到那封“相应处理”的电报，在那决定东北命运的时刻，无论张学良想了、说了些什么，他的行动告诉人们的都是：你老蒋不出兵，让我看情况去办，我看是抵不住、抗不了，那就不抵了、不抗了。

当时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在回忆录中写得明白：“从当夜十一时稍过开始直到第二天拂晓让出奉天城为止，中国方面由省长公署几乎是不间断地用电话向我总领事馆表明中国官民均无抵抗之意，要求我军停止攻击；到十九日凌晨三时左右，又通知说要开放城门，以示没有抵抗我军之意。”

不抵了，不抗了，那就这么拉倒了？当然不是。张学良认为日本会抗不住国际上的压力，关东军能很快撤兵。就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身上，期待“国联”能够为他惩罚日本，伸张正义。

儿时，笔者没少听老年人讲：那工夫若是换成大帅，一声“妈个巴子”，早跟“小鼻子”干上了。比起大帅，少帅差远了，还是嫩哪。不然，“小鼻子”也不会把大帅“踢蹬”了。

2001年5月，笔者在黑龙江省东宁县绥阳镇，采访到一位“九一八”事变的亲历者。老人叫陈广忠，九十三岁，当年为北大营7旅通讯连士兵。事变当夜，一颗子弹从左腮打入，满口牙没几颗了。

老人说，开头听到枪炮声，不明白怎么回事儿，长官说是日本子搞演习。炮弹落大营里了，“子溜子”（东北老话，“子”即子弹，“溜子”即弹道）嗖嗖的，天底下有这么搞演习的吗？有的弟兄伤了、亡了，大家红眼睛了。可上边不让打，叫“原地待命”，什么鸡巴“原地待命”，那不是“原地等死”吗？有的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去仓库拿枪，动作快的就拿到了，有的衣服没穿上就让小鬼子打死了。没接到撤退命令，有些军官就在那儿“挺着死”，军人得服从命令呀！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被俘了，有的是被部下硬架着跑出来的。

老人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上边不让打，养兵干什么？打又不打，撤又不撤，就待在那儿挨枪子，妈个巴子，俺们小兵的命就不叫命呀？

用官兵的鲜血和生命，为那打到“国联”的官司的天平上加砝码。

尊敬的洋大人，你们看吧。这满营的弹坑、弹痕，是中国军队自己打的吗？这倒在血泊中的弟兄，院子里的，兵舍里的，床上床下的，不但手无寸铁，而且许多人连衣服都未穿好。还有这些枪库、弹药库，这些轻重机枪、步枪、火炮、坦克，都整齐地摆放着，没一支一门射击过，诸位先生可以随意查勘、检验。如此，9月18日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一目了然吗？

阅遍古今中外的战事，青史留名的，或者以少胜多，或者以弱胜强；或者不畏强暴，宁死不屈。至于屈膝投降，大开城门的时日，许多国家、民族也都有过。可如此不抵抗，挺着死，引颈受戮、受辱的，有几多？还有吗？

鬼精鬼灵的日本鬼子，可是把什么都筹划得明明白白的。什么“国联”呀，“公理”呀，“正义”呀，他们才不在乎这些嘴巴子上的东西呢。在这个世界上，谁的腰包鼓、拳头硬，谁就是老大，有几多人愿意站在明显的弱者、因而注定是负者的一边？他们信奉的是丛林法则，强者、胜者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因为话语权是永远属于胜利者的。他们要的是事实。而且攻击北大营的日军，开头那枪炮打的都是空包弹，见你不还手，这才动起真家伙。万一攻击失利，那我就是搞演习，黑灯瞎火弄错了地方。管你官司打到哪里，“误会”呀，“遗憾”呀，“下不为例”呀，一张嘴，两片唇，一张一合说去呗！

上起刺刀来，

弟兄们散开！

这是我们的国土，

我们不挂免战牌！

这地方是我们的，

我们住了几百代；

这地方是我们的，

我们不能让出来！

……

这是当年东北军的一支军营歌曲《上起刺刀来》，那守土卫疆、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和气概，是何等凛然、豪迈，就像是专为“九一八”的抵抗之夜写的。

山东抗战，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一和于学忠的东北军打起来，八路军就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东北军一些官兵就不打了，或者是冲天放枪了。而在“九一八”之夜后，东北军如果再唱这支《上起刺刀来》，岂不就是羞辱自己吗？

“日本子打进来啦！”原为对外开放，常有外军代表参观、访问的东北国防军的王牌7旅，官兵逃跑的，挺着死的，去库房砸锁踹门拿枪的，拿不到的叫骂着“妈个巴子”，拿到的叫骂着“妈个巴子”不敢违命开枪的，叫骂着“妈个巴子”还击的，这个赤膊，那个光脚，官找不着兵，兵找不着官。

没有比“九一八”之夜的北大营再乱糟的了，没有比那一刻的东北军再狼狈的了。

用陈广忠老人的话讲：“东北军算是把脸丢裤裆里了。”

“九一八”事变后仅4个多月，日本侵略军就夺占了东三省的主要城市和铁路线。

不抵抗政策的另一个恶果，是极大地刺激了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人在给裕仁天皇的奏折中称：“臣等敢言之，对中国领土，可于3个月内完全占领也。”

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盐泽说：“4个钟头占领上海，24小时占领南京。”

毛泽东说：“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

据说，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得没剩几口气儿的张作霖，临死前曾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好好干吧。俺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我总觉得，在海外的中国人中，最想念这片黑土地的，莫过于这位少帅了。

有段时间，终于听说他要回来了，当年的大帅府已经修缮一新，多少人翘首等待一睹少帅的风采，可这位东北老乡终究还是没有回来。

也是，怎么回来呀？

如果抵抗了

历史没有“如果”。可对于“九一八”之夜，我们不妨“如果”一下：如果抵抗了，会怎样？

事变当时，日军在东北有正规军1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队，约1.4万人，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余人，另有警察3000多人。东北军有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其中仅北大营7旅就7000多人。东北军散在各地，日军也不是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北大营和奉天城，而是在炮轰北大营后，即在南满（今沈阳至大连）、安奉（今丹东至沈阳）铁路沿线10余座城镇，陆续发起攻击。当时日军第2师团，其主力还在辽阳。攻击北大营的，只是第2独立守备大队的600多人。从宏观到微观，东北军的数量都占绝对优势。

战争当然不是“10个打1个”这种简单的数字游戏。从总体上说，装备当然是日军好，但北大营的7旅一点儿也不比日军差。旅属战车队、迫击炮连、重机枪连，有轻型坦克12辆，8.4厘米迫击炮6门，马克泌重机枪12挺。团属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与旅相同，还有个装备4门3.4厘米口径平射炮的平射炮连。每个步兵连有捷克式轻机枪12挺，同式步枪120支，掷弹筒12具。操持这些装备的，许多军官是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毕业生，还有留学英美和日本的，士兵几乎没有不识字的，基本都是高小以上文化。

在构成战斗力的诸多因素中，必不可少的还有士气和精神的力量。在“不抵抗”造成的乱成一团的当口，那么多官兵奔去枪械库踹门砸锁干什么？那么多人执行“挺着死”的命令，虽然不无悲哀，却也说明并非大难临头就炸了营的乌合之众。而620团3营，从起床到全副武装集合完毕，只用了10多分钟，同样说明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

620团是最后撤离北大营的，姜明文率9连在后面掩护。到达北围墙，刚爬上墙头，外面枪声大作，埋伏在那里的日军一齐开火，子弹打得墙头灰石飞迸。官兵立即卧倒，姜明文指挥几门小炮一阵轰击，就将日军火力压制了。

如果北大营的枪炮都能喷射出怒火，那会是一幅什么情景？

请看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是怎么说的：

如果当时奉天军敢于试图公然反抗，则敌我兵力相差悬殊，日本方面的夜袭必败无疑。只有等待次日，即19日由辽阳赶来的第二师团主力的到来，再次发起攻击。那样，战局就将再起波澜，陷于复杂的状态，决不会有几天内便相继占领奉天、长春以及吉林的结果。

当北大营、奉天城和南满各地全力抵抗时，紧急调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部队乘火车南下，一年前进关的精锐当然也要出关。19日天亮后，再出动飞机。这一天，日本驻朝鲜飞行队也到了奉天，可它能来多少架？东北军有200多架飞机（还有说300架），空中仍然是优势。你打炸我的北大营、奉天城和南满、安奉铁路沿线城镇，我打炸你的军队、大营和南满、安奉铁路，以及一切可以打炸的目标。特别是那个第2师团主力，无论还在辽阳，或是北上奉天途中，都要把它打炸个一塌糊涂。日本军队再多，飞机军舰再厉害，也是远水不解近渴。一时间，即便不是把小鬼子打垮了，也把它打住手了。你打不下去了，那就坐下来谈吧。再把“国联”代表，或调查团什么的找来，那就更好了。

再看江桥抗战，数万敌军在飞机、装甲车、重炮掩护下不断攻击，东北军以死相搏，激战16天，光日军就毙伤5000余人。须知，当时东北已是大势已去，马占山独立难支，他指挥的又是黑龙江的省防军、屯垦军，比起北大营7旅这样的国防军，从官兵素质到武器装备都差多了。

事变之际，最需要的是当机立断，抱定打烂坛坛罐罐也要血战到底的决心。因为对东北、东北军和张学良而言，这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最后的斗争了，必须咬牙横心，豁出老命小命拼命了。

可这位当家人有这等气魄吗？

事变第5天，张学良召集高级将领会议，研讨东北对策。

于学忠认为，日军现在东北各地横行，我们虽然避免全面冲突，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哪怕牺牲3个团，也要给敌人打击，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国人。同时建议在北平的吉林、黑龙江两省军事长官，尽快返回防区，掌握军队。

张学良当时同意了，翌日又变卦了。

奉天沦陷，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跑到锦州挂牌办公。这回从蒋介石到南京政府，可不是有点儿含糊其辞，甚至让人觉得不无嫁祸于人味道的“相应处理”，而是命令抵抗了。因“九一八”事变而特设的特种外交委员会，秘书长顾维钧，或个人，或与宋子文联名，一再致电张学良：“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也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切勿后退。”“航空第一队已限3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

12月30日，即东北军全部撤退锦州前两天，日军进占锦州前三天，南京政府还致电张学良：

北平张主任勋鉴：密艳电（“艳”的韵目代29日——编者注），并勘日御敌情形，殊堪嘉许！陈述困难各节，均所深悉。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日军攻锦时，天津或有异动，亦须预先防止。总之，望该主任深体政府之意，激励将士，为国牺牲，是为至要。国民政府，卅亥印。

“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这话是不是已经说到家了？事变当夜，板垣征四郎是以本庄繁的名义下达攻击令的，一步到位。东北军则是赵镇藩、王以哲、荣臻，一级级请示到张学良、蒋介石那儿，蒋介石又把球踢给了张学良。如果说少帅年轻，还缺乏历练，由不抵抗到抵抗，事变当时就让他作出这样的决断，是勉为其难了，到江桥抗战时已经一个半月了，是不是应该回过味儿了？那边江桥受阻，这边再调集精锐出关、出锦州，向奉天攻击，劁猪割耳朵，让小鬼子两头难受，不是挺好的机会吗？

“九一八”事变后的个把月左右，乃至再长一点儿的时期，对东北的命运走势是至关紧要的。日本也在调整政策，它也不是铁板一块，某种程度上也是走着瞧，看你的动向和战场上的态势。各地一些执掌大权的、后来投靠日本的人，也在看着少帅的动作。同样的荣华富贵，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是不愿意戴顶“汉奸”帽子的。至于马占山、李杜、冯占海、苏炳文等爱国将领，盼望少帅率兵出关，打回老家，那就不用说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你把小鬼子打疼了，让它知道辣椒不是巧克力，它就不得不住手了，甚至可能相当长的时间不敢轻举妄动。这与事变前的隐忍自重，可谓殊途同归。隐忍而无自尊、自重，只是一味屈辱地忍让、退避，这不是纵容、助长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把东北拱手让给人家了吗？

即便日本不惜一战，从本土调来重兵，大打出手，东北到底还是沦亡了，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不也能赢得世人的尊敬吗？

“九一八”事变前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希望事态不扩大。现在明白了，对日问题实在没有委曲求全之道，过去这样想，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憧憬。今日我们对日本惟有抗战，决不再蹈前此覆辙。

提起张学良，光说道“九一八”事变显然是不公正的，因为他的名字还与“西安事变”紧密地联在一起。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会继续“剿共”，中国的全面抗战不会那么早，日本军队也就不会那么早地陷于中国战场，日本会不会与德国联手，从东西两线夹击苏联？那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会是什么样子？“西安事变”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还影响了“二战”历史。而人类历史上有着共同文化渊源的最大的一群人，当然也包括笔者和本书的读者，今天的生活、生存状态，也极可能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

可张学良在说这话时，他早已成了“不抵抗将军”，东北军早就成了“误国军”，包括我的祖辈在内的3000多万东北人民早就成了“亡省奴”。

全东北工农兵学联合起来呀，

联合起来跑到火线拼命去作战，

张小胡子国民狗党出卖东北啦！

可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啦！

……

国民党成什么样，

日本子进兵快到长江，

谁也不打仗，谁也不抵抗，

节节退让，退到石家庄。

张学良精兵二十多万，

全不抵抗只会交枪，

好个卖国张学良，

出卖中国许多地方。

……

以上分别为当年东北抗联官兵唱的两首抗战歌曲的第一段歌词，一首叫《东北义勇军歌》，一首叫《无耻卖国歌》。其中的“张小胡子”即张学良。东北人管土匪叫“胡子”，张作霖是胡子出身，是“老胡子”，张学良就是“小胡子”。“西安事变”后，就把“张小胡子”、“张学良”改成了“国民党”，“出卖东北”、“卖国”的字样自然也没了。

也被戴上“卖国贼”帽子的蒋介石，也是有颗中国心的。最初的证据是淞沪抗战中，投入几十个精锐师，死打硬拼了一场抗战中规模最大的、也是伤亡惨重的阵地战。

蒋介石不让张学良从锦州后退，并要派去飞机助战，比之事变当夜的“相应处理”是进步多了。可他能亲临南昌指挥“围剿”红军，为什么就不能去北平督师抗战？倘能坐镇北平，严令抵抗，东北军会那样弃守锦州吗？

“攘外必先安内”，在蒋介石的议事日程上，是有轻重缓急的。他总惦着把国内的反对派收拾了，特别是把共产党打灭了，再去对付日本人。

大敌当前，却有那么多打出来的和没打出来的反蒋旗号，不能不让他闹心。中国本来就贫困落后，再加上四分五裂，这个家换了谁也难当。自鸦片战争后，总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官府的腐败、糜烂，更是源远流长，绵无绝期。这些当然不能都怪罪蒋先生，倒是实在难为了这位恰逢乱世的老大难国家的领袖。只是如此中国，就只有安内才能攘外一剂良药吗？强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你再枪打炮轰消灭异己，把本来就贫弱的国力消耗在自相残杀上，这是安内，还是纵外、帮外？家不和，外人欺。有道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从来都是外敌打进来了，自家兄弟抛弃前嫌，携手对外。有时为了内部的安定团结，甚至不惜对外挑动事端，哪有老将的“攘外先安内法”？更何况你果真就有这等本事，能用血腥和暴力把内安了吗？

在后来的八年抗战中，无论蒋介石表现了怎样的信念和气节，也无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怎样像鹰一样冲上历史的天空，在“九一八”事变这样决定民族存亡、历史走向的关头，他们都不是龙，而是虫。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嫩江水流啊流，流过悲惨的“九一八”，流到不屈的哈尔葛江桥。

洮（安）昂（溪）铁路上的哈尔葛江桥，横亘在嫩江上，是向北进入黑龙江省城龙江（今齐齐哈尔）的必由之路。蜚声中外的江桥抗战，就发生在这里。

11月4日，日军第2师团一个联队（团）从左翼渡江，被潜伏在对岸江边蒿草中的省卫队团击退。傍晚，日军在飞机、大炮和铁甲车掩护下，乘百余只木船、橡皮艇，再次强渡强攻。卫队团官兵待敌将靠岸时，步枪、机枪子弹刮风样射向敌群。

5日，伪军在前，日军在后，又向江北猛攻，又被击退。据日方发表的数字，这一天仅日军就亡167人，伤600余人。

6日，日军增调飞机、大炮，马占山也调派援军，并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从拂晓战至黄昏，日军高波骑兵队伤亡殆尽，滨本联队也几被全歼。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辽吉两省如入无人之境，一个小队（排）就可进占一座中等城市，根本未将黑龙江的省防军、屯垦军放在眼里。没想到这些二流、三流的东北军，一出手就把它打成这等模样，就大叫大嚷黑龙江军队得到苏联军火援助，有“新式武器”，为“大日本皇军”的“皇威”和“武士道”遮羞。而第2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因江桥之战伤亡惨重，1933年归国时不敢面对群众“欢迎”，时称“无言凯旋”。

在敌人绝对优势的地空火力下，黑龙江军队伤亡太大，6日晚主动撤离江桥一线，退守三间房阵地。日军也因伤亡累累，无力再战。12日，多门师团主力和长岛旅团、天野旅团及驻朝鲜混成旅团陆续开到，才重新发起攻击。而黑龙江只有3万省防军，可调兵力越来越少，仍顽强抗击到18日，给日军大量杀伤。19日，马占山率部撤出省城后，多门迟疑多时，派人侦察，确认城内已无中国军队，才敢进城。

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

其开始的重要标志，就是马占山将军领导、指挥的江桥抗战。

马占山，原省防军步兵3旅旅长兼黑河警备司令，强敌压境，受命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即坚定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抗战到底！江桥抗战中，多次亲临前线指挥、督战。省城某团增援三间房迟到三小时，马占山当即将团长枪毙。

辽宁、吉林沦陷后，黑龙江人心惶惶，许多官员争相进关。牡丹江警署署长邓铁梅，也辞职不干了。在马占山之前代其父万福麟执掌全省大权的万国宾，携带家眷和金银细软奔去北平是逃跑，邓铁梅辞职南下辽宁是抗战。

儿时，我就知道邓铁梅是我的家乡本溪县人。老辈子人常叨咕他，一口一个“邓司令”，说邓司令那人了不得，是咱们县出的大英雄，提起“邓铁梅”3个字，小鬼子也跷大拇指的。

邓铁梅曾任多年凤城县公安局长，在当地颇孚众望。他来到小汤沟，当地士绅纷纷来见，出钱出枪。各村屯青壮年背扛着大刀、长矛、鸟枪、土炮、“大抬杆”（一种威力较大的火药枪，需两个人抬，又称“二人抬”）、“快枪”（步枪，因射速比火药枪快，东北人称之为“快枪”）踊跃来投，很快组织起一支4000多人的队伍。第二年3月，邓铁梅直接指挥的队伍已达1.6万人，接受改编的3万人，在濒临朝鲜、旅大的安东、凤城、岫岩、庄河等县，形成了著名的抗日三角区。

12月26日，就在东北军即将退出锦州时，义勇军攻打安奉铁路上的重镇凤凰城。邓铁梅亲率一路主力，首先解决了南大街的伪警察大队，随即分兵捣毁了县衙门、公安局，砸开监狱。日军凭借炽盛火力顽强抵抗，大都是庄稼人的义勇军凭借人多势众和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心，几次冲锋，前仆后继，日军除少数钻入地下室，大部被歼。

此后，这支义勇军攻县城、拔据点、扒铁路、炸桥梁，还曾用步枪打下敌机，经历大小百余仗，搅得敌人日夜不宁。

1934年春，邓铁梅患病，不能随队活动。当时，东北各地义勇军将领大都脱离战场，去往关内了，队伍也就散了。一些部下也劝邓铁梅去关内治病。《塘沽协定》已经签订，邓铁梅的部队只剩下千把人，大气候，小环境，义勇军大势已去，败局已定。但他明白，只要他邓铁梅留在这里，这方天地的反日旗帜就能撑下去。部下扯来敌人悬赏10万元取他项上人头的布告，他看罢，哈哈一笑。

邓铁梅有句名言：“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5月30日，邓铁梅在岫岩县小蔡家沟养病时，被叛徒出卖了。

1932年，日军曾以安奉地区绥靖总队长头衔和20万元编遣费招抚邓铁梅及其部队，先让汉奸送信，不久又派来日军军官劝降。为了彻底断绝某些动摇分子的投降念头，邓铁梅下令，将6名日本军官全部处死。

日本人明白，对这样一个中国人动硬的是没用的，就以礼相待，饮食很好，还让他的夫人陪伴他。一些日本军官也常来狱中与之交谈，对他的气节表示敬佩。一次，一个军官拿把折扇，请他题字。邓铁梅略加思忖，提笔挥就：“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

9月28日，邓铁梅被秘密杀害，时年四十三岁。

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5日沿锦（州）山（海关）公路西犯。锦西县长张国栋召集官员开会，要大家立即赶制日本国旗，一会儿随他去城门欢迎“大日本皇军”。公安局长苑风台竭力反对，无济于事，一跺脚，带上几个部下跑了。

跑去县城西边的龙王庙，去找他多少年的冤家对头、当地最有名的胡子头“亮山”。

身为公安局长，苑风台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剿匪打胡子。他知道一些胡子的去处，晓得其中一些人的脾性，明白眼下打鬼子、保国家还得靠这些中国人。

而用报号“亮山”的胡子头刘存启的话讲：虽说俺们和官衙势不两立，也跟这位局长大人打红过眼睛，可咱们到底都是一个祖宗，不能让日本子欺负咱中国！

当即联络“德全”、“震东洋”等绿林好汉，当晚大败古贺联队，击毙古贺传太郎中佐以下近百人。

邓铁梅任凤城县公安局长时，把胡子剿得七零八落，无处藏身，都往境外跑。胡子中流传一句话：“谁若口不对心，出门让他碰上邓铁梅。”而当邓铁梅树起抗日大旗后，他的队伍中就有当年被他剿过的胡子。

在东北各地的义勇军中，或多或少，都有收编的胡子，有的就是以胡子为主改编的。像辽宁的“老梯子”（高鹏振）、“老北风”（张海天）、“项忠义”（项青山），吉林、黑龙江的“宫傻子”（宫长海）、“双山”（姚秉乾）、“海青”（李忠义）、“天照应”（张希武）等，还成为义勇军的旅长、师长，或某某路军司令。

“老梯子”举旗抗战第一仗，就几乎全歼不破直治大尉率领的一个中队（连）日军，还生擒7人。

“老北风”的第一仗，是活捉了台安县大汉奸凌印青和他的13名日军顾问。

他们在黑土地上呼哨而来，呼哨而去，不大讲战略战术，却是枪准马快（大都为骑兵马队），熟悉地形，善于奔袭、偷袭，连奉天城也敢于攻击。第一次是1932年3月10日，化装成伪军混进城去，大白天把座东北最大的城市搅得沸反盈天。第二次是8月28日，利用雨夜摸进东塔机场，点燃汽油，十多架飞机在冲天大火中烧成铁骷髅。

东北素以多匪著称，张作霖、马占山都是绿林出身。“九一八”事变后，胡子又多打抗日旗号，难免鱼目混珠。但是，作为义勇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中的许多队伍是坚决抗战的，许多人是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像堪称“胡子专业户”的“老北风”，和他的四个儿子全部战死。台安县的“荣山”崔德志，被俘后拒不投降，日寇把他关在笼子里游街，押送刑场，一路大骂鬼子。曾任吉林救国军旅长的“老双胜”祁永全，弹尽粮绝，敌人上山喊话，封官许愿，他宁肯冻饿而死，也不下山投降。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些平日里耀武扬威，能耐大得好像这个世界都盛装不下的、也最该与黑土地共存亡的官们，一夜之间或者没了影儿，或者很快又人模狗样地陪着新主子登场了。而这些被他们逼得铤而走险，哪朝哪代都要被官府打灭的，在黑土地上被称为“胡子”的土匪，却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向着侵略者和这些人模狗样的东西发出愤怒的最后的吼声。

1931年11月、12月，马占山将军率部进行江桥抗战，民族英雄邓铁梅的民众自卫军收复凤城县城凤凰城，揭开了东北爱国军民大规模抗战的序幕。随之，吉林的李杜、冯占海、王德林，辽宁的唐聚五、耿继周、郑桂林，黑龙江的苏炳文等部，义勇军抗战风起云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度收复的县以上城镇达四十多座次，奉天、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这样的大城市也多次受到袭击。

1932年6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上奏军情报告》中说：“自兴兵以来，丧失了将士七百二十六名，出现一千五百余名战伤者和数百人冻伤者，实在为之恐惧不安。”

本庄繁上奏的伤亡数字，当然都是日军官兵——而这时尚属义勇军抗战方兴未艾之际，大数还在后头呢。

据当时的巴黎《救国时报》披露，在日伪当局的报告中显然是被大大压缩了的日伪军战亡人数，实是6541人。

1932年夏，遍及白山黑水的义勇军曾达40万以上，半年后主要部分就被消灭了，再半年后除本书后面将会写到的王凤阁等几支零星武装外，就不存在了。

来得快，去得也快。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的200多架（或300架）飞机，完好无损地送给了敌人。江桥抗战中攻击马占山的部队，以及后来轰炸锦州、热河的飞机，有些就是原东北军的飞机。有老人说，那飞机上的太阳旗，有的红油漆抹得挺薄，低飞时还能看得出底下那蓝色的青天白日。还有仅奉天一地的10余万支步枪，近3000挺轻重机枪，近千门火炮，26辆坦克，以及当时中国最大的、号称“东方克虏伯”的奉天兵工厂；当然还包括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各机关、企业、学校的大量财富，价值达17亿以上。当义勇军为补给愁苦，因缴获一支“快枪”、一挺歪把子而欢欣鼓舞时，又如何当得了不抵抗政策“无私”资敌的财富、武器，更不用说敌人原本就十分强大了。

江桥抗战期间，一位外国记者采访马占山时，有如下问答：

——武器子弹何来？

——有库存。

——库存用完呢？

——民间有枪弹。

——民间枪弹用完呢？

——只有一腔热血！

敌人太强大了，义勇军又不懂游击战，袭用正规军的运动战、阵地战，一经敌人迂回抄袭，就陷于包围。没有统一指挥，各打各的，难得齐心协力，一些将领互不服气，互相掣肘，甚至火并，自相残杀。没有正常、可靠的后勤保障，而任何一支缺乏补给的队伍，都是不可能持久战斗下去的。补给困难，纪律也就不好，特别是一些胡子改编的队伍劣性不改，一边抗日，一边发财，那结局也就注定了。

事变当时，日军只有个多门师团，到1933年已经增至5个。开头敌人只能占据城市和铁路线，特别是江桥抗战，更使其穷于应付，各地义勇军即迅速兴起。待到日军兵力增多，腾出手来，义勇军就难以支撑了。

但是，最根本的还是那个不抵抗政策。

陈广忠老人说，日本子进攻北大营，有人还击，有枪的就跟着打上了。俺们小兵知道个什么呀？那也明白日本子不是打演习，那就得跟他干哪？天亮了，咱们的飞机呢？怎还不起飞揍小鬼子呀？撤出北大营时，有一些弟兄还傻乎乎地问长官，咱们啥时反攻呀？俺嘴巴子挨了一枪，一个多月不能说话，还能听、能想呀！

事变10天后，熙洽声明脱离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宣布吉林“独立”，并通知全省听从他的命令，一切收入要上缴伪省国库。结果吉林43县中，服从熙洽的有10县，服从李杜的也是10县，23县保持中立。所谓中立，就是等待、观望，看看南京政府和张学良的态度、动作，再决定是继续打着青天白日旗，还是扯起膏药旗。

马占山为什么一度降日？俺抵抗了，可你们关内不出兵，不帮俺，俺自己个打不过日本子。他绝望了，还上当了，上了日本人的当，想与日本人周旋一番，俟机而动。

而从马占山到邓铁梅，以及以往难得关心国家大事的胡子出身的将领，支撑着他们浴血奋战的信念之一，就是认为少帅和中国的当家人不会把东北扔给侵略者不管。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ABC了，简直不需要任何人再告诉他们什么。可忙于“安内”的蒋介石，向东北发过一兵一卒吗？国民党政府从未承认“满洲国”，一纸《塘沽协定》却把冀东大片地区划为“非武装区”，等于成了中华民国与“满洲国”的“安全边界”，也就在事实上釜底抽薪把义勇军出卖了。

张学良倒是同情、支持义勇军的，也不光是“旅长”、“师长”、“司令”地发些委任状。可他总担心被日寇用作寻衅的借口，好像不是日本强占了东三省和热河，而是他偷了人家的东洋三岛似的，那支持、援助几乎都是秘密进行的，其能量、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为无望取胜的抗争。

但请记住邓铁梅的那句话：“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描述马上就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义勇军失败后的抗日联军？

没有政府支持，没有军事编制，没有后方，因而也就没有兵员、给养、弹药补充。一句话，作为人、军人、军人生存、作战的一切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这是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上，都属别样的、罕见的，甚至是再难寻觅的一支队伍。而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广袤天地，无论黑眼睛、蓝眼睛，都再也找不到一支武装力量，像这片生我养我的黑土地上的抗联那样，面对那样强大的敌人，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自身的种种缺陷、弱点，全凭人的意志、毅力和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心，不屈不挠地进行着那样艰苦卓绝、悲惨壮烈的斗争。

惟其如此，当年发生在东亚一隅的冰天雪地中的、迄今仍难为人详知的这场可歌可泣的殊死抗争，才爆发出灼目的光芒，也就愈能照亮历史和未来。

只是必须让我们尽力地走近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