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七点半钟左右，复盖着札幌市内的雪，被那刚刚降临的黑夜呑没了。

两辆自行车在南六条西十六丁目一带奔驰着，忽然发出了枪声，其中的一辆倒在雪地上了。另一辆自行车照旧奔驰，过了三百来米就消失在黑暗中。这时收音机正在广播着《三支歌》。

这条大街行人稀少，冰冻的道路上，只零零落落地点着几盏街灯。

接到行人的报告，警察署的车立刻开到了，警察抱起被枪击的人一看，吃了一惊。从脸容认出那正是札幌市中央警察署警备科长白鸟一雄警部，原来骑的那辆自行车倒在鲜血淋淋的尸体旁边。

行人虽然稀少，还是有人目击到出事以前疾驶着的那两辆自行车。其中一个人是北海道厅的职员，他走到附近被烧毁的邮局的遗址时，看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以普通速度从他右首经过；相隔大约六丈远，另一个人从后面也骑着自行车驰来，赶过头一辆自行车。

那个职员并没有特别加以注意，所以事后也想不起骑车的人穿的是什么衣服。他哼着小调，不紧不慢地走着。快到西十六丁目的街上时听到前面发出砰的一声近乎自行车轮胎放炮的巨响。

随着声响，他看到两辆自行车的后影，其中一辆朝西边笔直地驰去，另一辆倒在那里。他急忙走去一看，倒在雪上的人穿着黑大衣，头戴滑雪帽，戴着眼镜，身子俯卧着，嘴和鼻孔里流出了大量的鲜血。

另一个目击者是个五十二岁的妇女。她刚走到十六丁目的半中腰，就看见两辆自行车从身旁过去。其中一辆稍微赶前一点，另一辆在它右边驰着，像是要追过去似的。后面那辆自行车的前轮几乎挨着前一辆的后轮。由于两辆自行车贴得这么近，这个女人还以为他们是一伙儿的呢。

两辆自行车赶过了她，大约骑过去六尺光景。这时只听到啪啪的响声，剎那间，前一辆车上的人，腰下边闪出小爆竹般的火光，随后那人猛然一嗞溜，就像从自行车上滑落下来似的栽倒在路上了。

另一个目击者是个二十六岁的男子，他也是市公所的职员。下面是他的证词：

“我走到十六丁目的半中腰，无意之中回过头去朝左边望了望，只见离我后边二三十米光景，靠左侧的路上，有两辆并行的自行车朝我驰来。我想：当心自行车来了，得躱开啊，就又把头掉过来，朝西走了五六步。

“过一会儿，就接连听到砰砰两声，我一边走，一边回过头去朝左后方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只见刚才那两个骑自行车的，左边的那个好像从车上掉下来倒在路上，右边的那个也不去管倒下来的人，以普通的速度朝我驶过来。

“我又把脸掉过去。走到肉铺附近时，微微听到后边嘶的一声——这是自行车骑得相当快时发出的声音。我就掉过头去朝右边望了望那辆自行车。那个人平伏着腰蹬车，以猛烈的速度从我身边骑过去。他在十七丁自临街的一家当铺犄角上拐了个九十度的弯，越过雪堆，往前一窜就向南边拐去了。

“我听见自行车在后边嘶的一响，回过头来一望，从侧面瞥见了骑车人的脸。他平伏着腰蹬车时，我又清清楚楚看见了他的身形，所以大致知道他的面容和装束。他有二十七八到三十岁光景，没戴帽子，长头发，蓬蓬松松的没有修剪，鸭蛋脸，没戴眼镜，脸色是白是黑可没看清。从背后看来，个子不算小，虽然不胖，我觉得他的体格却是魁梧的。”（旁证人记录）

此外，还有个目击者。那是住在现场附近的一位家庭妇女，《北海道日日新闻》（昭和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上曾登载过她的谈话：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七点钟光景，我站在南六条西十五丁目的书店前面。这时，从东边驶来两辆自行车。我走到路当中，望了望靠我这边的那个人的脸。他的脸色非常苍白，穿着黑大衣，戴着黑帽子。记得另一个人穿的好像也是黑衣服。那时，右边并行的那个人朝着靠我这边的人（白鸟）说了些什么话，但是他没有回答。附近有电灯，我记得照得相当亮。我问那家书店有没有我要的那本书，说没有，我就径直走到十一丁目去买了。

“回来的路上，刚走到十五丁目，就听见酒馆的收音机在大声播送《三支歌》。又走了一段路，看见一个男人躺在地上，自行车就倒在他身旁。

“那里还有两三个人，说：‘大概是喝醉了。’住在角落上第三家的三上大妈这时来了，说刚才砰砰响了两声。有个穿黑大衣的人把手放在那个人的肩膀上，问道：‘怎么啦？’那人回答了一声‘嗯’。那时他还活着。”

在这里简单谈谈被杀害的白鸟一雄警部的经历。

这个警部当时年三十六岁。十五年前，他在北海道当上了警察，在外事股一直工作到停战，在职时还曾被派到哈尔滨学院去学习俄语。

日本战败后，他在警备股任职，被提升为市警察署的警备科长，兼管批准开业的工作。

白鸟以前从事过以镇压左翼运动为目的的特高警察的活动。从昭和二十六年八月到十月，日共一通过“军事斗争”方针并做好准备，担任警备科长的白鸟就将党员一一逮捕起来，关入监狱。日共党员确实憎恨白鸟，把他看成是镇压他们的最凶恶的敌人。

关于白鸟，有着种种传说。被害的那天下午，他的行踪是这样的：他只在警察署里露了一下面，就到市内南四条西四丁目的酒吧间“紫浪”去，接着又到过两家窑子。由于负责管理风纪的关系，在这一带他很吃得开。

“‘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所出版的《白鸟事件》上有如下一段话：

“说到酒吧间‘紫浪’，直到事件发生的头一年，共产党地方委只会的办事处还设在这家酒吧间附近。共产党的这个办事处曾几次遭到成伙持手枪的强盗的袭击。‘紫浪’原是个复杂的地方，强盗的头子们经常在这里和‘反间谍队’里的二世碰头，接受指示。白鸟大概不仅每天和美国的特务机关取得联络，想来他当天还跟这类强盗和右翼特工人员见过面，但是当局对这些情况都加以隐瞒，避免从这一点来追究白鸟的行动。”

“白鸟事件”发生之前，札幌附近曾接连发生共产党员所造成的险恶事件。小樽庙会的前夕，曾经发生有人往担任该地警备的警察队扔火焰瓶的事件。所谓“红灯事件”也暴露了。这个计划是要用红信号灯把运煤的列车停下来，让市民去抢车上所载的煤。接着又发生了这么一件事：由于在市公所前面举行“给我们年糕！”的静坐示威，自由劳动者的党支部和北海道大学学生中时几个活跃的党员被拘留，日共党员展开释放斗争，把几百张威胁性的明信片寄给了白鸟警部以及札幌市长和负责公安的检察官盐谷。

当局认为日共党员的这种“暴力行为”恰好配合了日共中央所提出的“军事斗争”。根据党员的这一系列活动，当局估计枪杀白鸟警部这件事也是他们当中的什么人干的。

侦查当局认为枪杀白鸟警部的凶手是日共党员，决定首先拿自由劳动者支部开刀。

一个在职的警备科长被枪杀了。警察当局感到异常紧张自是不必说了。为了搜捕凶犯，侦查总部闹腾得沸沸扬扬。从事件发生后第三天（二十三日）的早晨起，就像嘲笑他们似的，共产党员也印着《看吧，天诛地灭！》这样一个标题的传单在市内到处散发。

传单的第一句是：“自由的凶恶敌人，白鸟市警科长的可耻下场正是全体法西斯警察注定要遭到的命运。”还说，要正视白鸟被杀害的事件，指出全体市民必须以此为契机，奋起从事革命斗争。传单上署着“札幌委员会”。这就是所谓“天诛传单”。

根据从尸体里取出来的子弹，查明白鸟警部致死的原因。据鉴定，子弹是从三十二口径的一九一二年型勃朗宁左轮手枪发射的。尸体所在的现场附近还落着一只弹壳。

从子弹射穿状态以及沾在衣服和皮肤上的硝烟痕迹也能够推测出凶手是从极近的距离向该警部开枪的。

从这种状况来推想，正如目击者所说，两辆自行车几乎是并行着的；刚骑到现场，后面那辆自行车上的人就从背后狙击了骑在前面那辆车上的白鸟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