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无时无刻地在想着怎么逃走，也在心中制定了很多条方案，但不久又将这些方案一一放弃。我知道，没有别人的帮助，我很难逃出去。而能够帮助我的最合适的人，就是长发了。

然而，长发会不会帮我呢？

我在厨房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给厨师当下手，剥葱剥蒜，劈柴端炭，日子过得很清闲。然而，天气一天天热起来，夏天快要到了，我也该走了。我要写稿赚钱，要打电话给家里，而这么长的时间里，我已经与外界失去了所有联系。

经常来给厨房送菜的是那个三轮车夫，就是那晚接我来的那个三轮车夫，他性情憨厚，见人不说话先微笑，神情显得很谦卑。他一个人供养两个孩子读书，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而妻子几年前患病去世了。他每天很早起床，蹬着这辆破三轮车，到处揽活，每天晚上很晚才回家。即使这样，日子仍然过得捉襟见肘，他不得不也来卖血。现在，全国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没有了孩子的学费负担，没有了各种税费，他的日子应该很好过了吧。

我不知道三轮车夫的名字，我每次都是喊他老哥。

老哥一生受过很多苦，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被父母扔在了野外，后来又被一个过路人捡了，这个人又将老哥送给自己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亲戚，老哥就一直在这个亲戚家长大。所幸的是，老哥来到那个亲戚家的当年秋天，粮食就获得丰收，此后就再没有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

然而，接着“文革”就开始了，农民们兴修梯田，广种薄收，每天是没完没了的检举揭发，斗争批判，学习文件，国民经济和家庭经济都到了崩溃的边沿。老哥说，那时候的苦日子漫漫无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饱饭。农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吃饱饭。

“文革”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老哥说，那时候的农民干劲十足，当年每家每户都有了余粮，他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能够吃饱饭。然后，日子越来越好，家中盖了房子，孩子上了学……

和大多数农民一样，老哥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他只想平安活着，只想孩子一天天长大，他很知足。

我紧锣密鼓地筹划怎么从这里逃出去。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想着，父亲身体怎么样了？母亲身体好吗？我是家中唯一的希望，没有了我，这个家就彻底垮了。我必须活着，而且要像多年后的许三多那样，好好活着。

那一天，我决定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长发，我要告诉他，家中这几年来发生的一切，告诉他我急需见到家人，请求他帮助我逃离这里。我在这里忧心如焚。

然而，长发会答应我吗？我还没有支付血霸买我的那500元钱，我这些天的食宿费用还没有支付，我身上现在只有100元钱。在我临出门的时候，这100元被缝在衣服里，那是我在极度危机状况下的救命钱。

那天，我正在厨房里帮工，一直盼望着长发的出现，这个我不知道底细的青年，是我现在唯一的依靠。然而，中午过去了，长发没有出现；下午过去了，长发还没有出现；一直到黄昏来临，我才看到了长发，他是被三轮车送回来的，他躺在三轮车狭窄的车厢里，像一摊泥，似乎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长发浑身是血，似乎披着一张红色的床单。

一名打手告诉我们说，长发那天和他们一起参加了一场战役，为了争夺血奴。长发被对方的钩镰枪砍伤了，他们几个人身上也都带着伤。对方人多，所以他们大败而归。他们不敢住在医院，害怕对方寻仇，就只能回到这座院子里。

我擦着长发身上的血渍，心中充满了忧伤。尽管我此前已经预感到了血霸血头们会寻仇厮杀，会像一群蚂蚁和另一群蚂蚁一样打来打去，但是我没有想到受到伤害的是长发。

天黑的时候，医生也来了，是镇子上一个开药店的中年男子，他背着一个印着红十字的药具箱，挽着裤管，一个裤脚低，一个裤脚高，看起来风尘仆仆，好像刚刚从田地里回来，放下锄把，就拿起了药箱。听说“文革”的时候，他是村子里的赤脚医生，依靠止疼片和红药水，在江湖上混迹多年，打拼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江山”。至今，他还是使用止疼片和红药水的顶尖高手，不管是肚子疼，还是肩膀疼，不论是外伤，还是内伤，只要喝了他的止疼片，立刻见效。在这里，在这些没有文化的农民眼中，他就是华佗再世，李时珍重生。

他打开箱子，又拿出了他的止疼片，给长发灌下去；又拿出他的红药水，涂在长发的伤口上。长发被药水蜇得龇牙咧嘴，但是他忍着不吭一声。

不一会儿，肉瘤来了，他拿着一管猎枪，杀气腾腾。他的身后还跟着十几个打手，他们手中要么拿着砍刀，要么拿着铁管，一个个凶神恶煞，让人望而生畏。

“把那些狗日的灭了！”肉瘤说。然后，他带着打手们出门了，他们坐在一辆轰隆隆作响的柴油车上，驶向茫茫的黑暗中。

肉瘤临走的时候，把那几只恶犬放了。那几只恶犬就像坦克一样，在院子里轰隆隆地驶来驶去，血红的眼睛就像探照灯，被它照到的每个人都不寒而栗。

我回到房间里，看到同房间的四个人都木然地坐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勺子又从床铺下翻出一个小瓶子，倒出两粒药丸，一仰脖吞了下去。我很好奇，就问：“你感冒了？”

“没有。”

“那你咋吃药？”

勺子笑了，他说：“一月卖血十五六次，不吃药哪里有那么多血卖。”他摊开手中的瓶子，我看到瓶子上印着“硫酸亚铁”几个字。下面的说明是：“本品为铁元素补充剂。铁作为造血原料促进血红蛋白合成及红细胞成熟。”我恍然大悟。

“今晚要出大事了。”一直闷头抽烟的那个人说，“他们都拿着枪和刀出去了，我估计要出事。”

院子外是黑蒙蒙的天空，天空中响起了闷雷，偶尔会有一道闪电撕裂遥远的天幕，又一闪即逝。要下大雨了。

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院子里，看不清他的容貌，只能看到他粗壮的身材。他喊着我的号码，让我赶快到厨房去。

走出房间，我回到了厨房。乡村没有饭店，肉瘤们出门打架了，回来后肯定会很饿，我得和厨师们给他们准备晚饭。我看到老哥也在厨房，他正从三轮车上抱起一扇猪肉，放在案板上。狗日的血头和打手，平时难得在厨房吃一顿饭，要吃就要吃猪肉，而我自从来到这里，还没有吃过一次肉。血奴们也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次肉。

老哥卸完车上的食品，就蹲在房檐前抽烟，火光一明一暗，照着他一张愁苦的脸。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装着若无其事地走近老哥，递给了他一根烟。我悄声说：“老哥，带我出去。”

老哥惊讶地抬头看着我，不置可否。

我说：“老哥，你看，是这么回事儿。我家里有父亲卧病在床，不知道生死，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回去晚了，我担心见不着了。”

老哥沉默了，他大口大口地抽着烟，突然抬起头说：“中。”

我走进厨房里，厨师头喊：“灶膛烧红了，快点把炭添上。”我拿起炭锨，向里面扔了两锨潮湿的炭沫，默默祈祷着，这是我在这里扔的最后两铁锨煤炭。

老哥起身了，他慢悠悠地走向院门。一只恶犬跑过来，用鼻子亲昵地蹭着他的裤管，老哥手中像变戏法一样，多了一块骨头，扔在了地上，恶犬摇着尾巴，把骨头叼在嘴上。其余的几只恶犬看到了，也欢欢喜喜地跑过来，老哥又把几块骨头扔到地上，它们舒服地哼哼着，讨好地摇着尾巴。老哥在黑暗中向我招了招手。

我顺着墙角溜到了老哥身边，一只恶犬发现了我，呜呜叫着扑过来，黑暗中它的牙齿像匕首一样亮光闪闪，我吓坏了。老哥低声喊了一句什么，它立刻温顺了，继续锲而不舍地啃它的骨头。其他恶犬只抬头看看我，便也将兴趣转移在了爪下的骨头上。

我坐上了老哥的三轮车，老哥一路蹬得飞快，耳边风声呼呼刮过，有零星的雨点落在脸上，冰冰凉凉的。黑暗中，我听到了老哥粗重的呼吸声，我说：“老哥，换一下，我拉你。”

老哥说：“你蹬不了，这和自行车不一样。”

一直骑出了很远，直到看不到那座院子的灯光，老哥将三轮车拐上了一条小路，这才放慢了速度，说：“暂时没事了。”

我看着黑暗中老哥的背影，说出了自己一路上的疑惑：“老哥，为什么恶犬不咬你？”

老哥悠悠地说：“狗比人好，比人懂事，它知道报恩。我每回送肉的时候，卖肉摊主都会把肉和肉皮、骨头分离。肉皮和骨头本来是要扔掉的，我不让他们扔，带回来给这些狗吃。你看，它们见了我有多亲。”

一道闪电，像刀光一样划破了天空，照得四野一片惨白，接着，雷声隆隆响起，像巨大的铁球滚过遥远的天边。雨声突然密集起来，像千军万马在衔枚疾走，雨点砸在背上，疼痛蔓延全身。借着电光，老哥看到旁边有一颗大树，就骑着三轮车来到了大树下，我们藏在树洞里躲雨。

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疾，借着闪电，我看到荒原上的野草，像波浪一样翻卷着，又像被梳子梳过一样，整齐地排列着。还是在很小的时候，我在野外度过雨夜，乡间的雨夜充满了传奇和精彩，似乎闪电和雷鸣唤醒了每一个幽灵，千山万壑都在发出共鸣，千万种草木都在发出啸声，那种情景很像多年前大型舞台剧《东方红》序幕的场景。

突然，一道闪电，打在了树上，也打在了我们身上，将我们高高抛起，又轻轻摔下，摔在了几丈远的地方。我惊魂未定，睁开眼睛，看到一绺树皮，从树顶到树根，被揭了下来，掉在我们身边。树身上的那一绺惨白，像一柄蛇形剑，在黑暗中熠熠闪光。

“哎呀呀，树里面有蛇精啊。”老哥跪在地上拜了两拜，“闪电救了我们的命。”

我懵懵懂懂地看着他。

“大蛇成精后，没处藏身，就藏在了老树里面，老树的中间都是空的。蛇精不用出来，每天都能吃饱。老树上会有很多鸟落下来，还会有很多老鼠、田鼠、松鼠跑进去，这些就够蛇精吃了。”老哥一本正经地说，“蛇精死不了，除非让雷电击死。”

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老哥的话是封建迷信，蛇怎么就能成精？又为什么只能雷电才能击死？直到几年后与一位大学教授交谈，我才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打雷闪电时，不能站在大树下躲雨，否则会被雷击。尖尖的树顶会成为招惹雷电的目标，所以，躲在树洞里的蛇就难以幸免了。

然而，树洞里是不是有蛇精，我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正暗自庆幸躲过一劫，突然看到远处灯光闪烁，还有汽车的引擎声隐约传来。坏了！一定是肉瘤他们打架回来了。怎么办？

老哥的手掌一直在额头上抹来抹去，不知道是抹汗珠，还是在抹雨滴。他也没有了主意。汽车速度很快，眨眼间就来到了跟前，雪亮的灯光打在了我们身上，从车上跳下了几个人……

那是一辆绿色大卡车，车厢里坐着十几个人，他们穿着迷彩服，有的手中还拿着短把冲锋枪。

我和老哥被带进车厢里，汽车冲破雨幕，继续向前疾驶。我坐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我知道，到了这辆汽车的车厢里，也就是到家了。

汽车开到那座院子门前时，已有一辆汽车提前到达了。院子的四周都布满了人，院门打开，几只恶犬被厨师长拴在了柱子上，正声嘶力竭地吼叫着，粗大的链条被冲击得嘣嘣作响。这些穿着迷彩服的人从一个个低矮的房间里带出了血奴，血奴们有的呆若木鸡，有的垂头丧气，还有的惊恐不安。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又被装进了汽车里，雨停了，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地开到了县城一座学校里，学校的操场上都是人，站着的、坐着的、蹲着的，从服装和神情上能判断出他们都是血奴。操场的周围站满了穿着迷彩服和制服的人，原来他们是武警和警察。

后来我才知道，当天晚上，肉瘤带着一伙流氓与另一伙流氓打架，两伙流氓都动用了枪支，死亡了三个人。流氓和流氓打架，经常会有人受伤，但是从来不会惊动警察，但是，这次不同了，有三个人死了，而且是被枪打死的。

枪声惊动了巡逻的警察，他们迅速协同赶到的武警，将这些流氓包围了。突击审讯后，警察们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些人都是血霸和血头，他们便连夜突击，将周边几十里的所有血奴控制起来。第二天刚好是周末，血奴们便被带到县城一所中学的操场里。

雨后的操场上，黑压压一片血奴。我没有想到，居然有这么多的人以卖血为职业。

天亮后，所有的血奴都被带到医院里进行血液检查，看是否感染了艾滋病或者其他血液疾病。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向一名看守的警察说：“我是记者，我想见你们领导。”

警察怀疑地看着我：“记者？哪里的记者？”

我还没有回答，旁边一个血奴油腔滑调地说：“你是记者？那我就是省长了。”他的话引来一片笑声。血奴里什么人都有，我曾经听蹬三轮车的老哥说，有些血奴并不是因为生活所迫才卖血，他们是好吃懒做，自愿卖血的。还有些是逃犯，为了躲避追捕，就卖血。

我没有笑，也笑不出来，我对警察说：“我是某某报的记者，在这里暗访。”

“你的记者证？”

我拿不出来，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记者证，上级只分配了报社有限的记者证，全部被领导和后勤工作的那些有关系的人瓜分了，在一线采访的记者很多都没有记者证。再说，即使有，我也不可能出来暗访的时候带在身上。

我说：“我真的是记者。”我走出了队伍。

一名领导模样的人走过来，我再次向他说自己是记者，是来暗访的。那位领导很重视，他让身边一个武警带着我先回去。

来到了公安局里，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单位的电话号码、单位领导的名字、单位地址，一名警察拨打了报社的电话，然后让我在旁边一间小房间里等候。

午饭过后，报社主任来了，随同的还有报社的司机，他们站在门口，惊讶地看着我。我也觉得自己像劫后重生一样，泪流满面。

他们拿着报社的证明，把我领走了。

坐在摇摇晃晃的小轿车里，我的眼泪被颠出来了，那是幸福的泪花。我看着窗外，真切地感觉到了这是回城的道路，是回报社的道路，不是回血奴们居住的那座院子。

后来听说，这些血奴们都进行了身体检查，查出了几例艾滋病，还抓到了一些逃犯。

长发只是外伤，身体没有大碍。那些流氓们都被抓了，还有的被判了刑。

曾经危害一方的血奴群落被彻底铲除了。

多年过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血奴群落，这个群落也不复存在了。